杜詩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蘇軾以文論詩以學論詩杜詩“詩史”批評

論文摘要：蘇軾以文為詩、以學為詩，自后山、易安以還，學界多有論述．但對其以文論詩，以學論詩的批評方法，卻少有涉及．蘇軾以文、學為批評，顯然是出于他一貫的以文，學為詩的學術思維習慣和學術背景．他的以文，學為批評，集中體現在其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上。

后山、易安以還，對蘇軾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甚至以詩為詞的批評、指責甚為嚴厲。后山“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詩話》)之語，易安“句讀不葺之詩”(《論詞》)之謂，大抵是出于“為詞尊體”的目的，其著眼自然在“文體辨正”：張戒“子瞻以議論作詩”(《歲寒堂詩話》卷上)之譏，賀裳“多以文為詩，皆詩之病”(《載酒堂詩話》)之刺，嚴滄浪“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滄浪詩話》)之說，以及船山“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姜齋詩話》)之諷，卻又是出于“為詩尊體”的目的，雖然著眼也還在所謂“文體辨正”。這兩種批評其實都局限在蘇軾的詩詞創作實踐，所謂“本色”、“尊體”等等，未必不是文體辨正，前人就此所論極多；但對蘇軾的文學批評，則多在所謂“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類。以文以學為批評也是蘇軾文學批評的特色，但卻極少有人論及。其實東坡以文、學為批評，本是于他以文為詩、以學為詩的一貫學術背景，只是表現的型態不盡相同罷了。即在創作上表現為以文、學為詩(詞)，在理論上則表現為以文、學為批評。

其實所謂以文、學為批評，并非針對批評對象而言，而只是以為文、為學的標準作為批評的權衡。換言之，即把對文的要求、對學的要求移用、適用于批評對象，以文、學的標準衡諸批評對象。在這意義上，這種批評其實還是一種廣義的文體辨正式批評。

東坡以文、學為批評，集中表現在他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上，但與后來宋人集中在“詩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說不同的是，東坡只就作為整體的杜詩“詩史”品格的極端進行批評，誠如他之贊譽文與可畫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詩批評，亦是胸有“全杜”，即著重杜詩“詩史”的整體風貌，其中發掘某種品格，加以批評和論述。分說如：

論題一：以史證詩

［論文關鍵詞］杜詩詩史儒家風范現實價值

［論文摘要］杜詩具有很強的“詩史”性，源于詩人的儒家風范；杜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凸顯出兩大主題：忠君愛國和民本思想。在“以人為本”的今天，“詩史”性的杜詩煥發出優秀的人文精神而顯示出豐富的現實價值。

一、杜詩的“詩史”性

杜詩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因此其自中晚唐開始，一直享有“詩史”的美譽。稱杜詩為“詩史”，最早見于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必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逸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焙笫兰右匝赜猛蒲?，“詩史”漸成為文學史上的定論，如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奉杜甫為詩宗并開創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在《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山谷詩外集補卷四》）這樣寫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看來，自宋代始，譽杜詩為“詩史”已為世人廣泛接受和認可。

杜甫在詩歌創作中善于反映歷史事件，用現在的話說，最能寫出歷史的真實。杜詩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廣闊的社會面貌的同時，又本著歷史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進行了敏銳的分析和嚴肅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詩里寫出了事變前夕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現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大體上都是反映了事變前夕的階級動態的作品。在事變當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對各階層的生活更加熟悉，對事變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的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反映了各個社會階層的動態，觸及了許多重大的國計民生。中唐元稹倡導新月府運動時《樂府古題序》說過：“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無復倚旁?！保ā端牟繀部酚懊骷尉副尽对祥L慶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詩真實反映歷史的特點和優點?！鞍彩分畞y”中，詩人的《哀江頭》《哀王孫》《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矛盾和人民悲慘痛苦的生活，表現出對國事的極端憂慮和對民眾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詩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風范。的確，詩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憶昔》中曰：“愿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鄙踔?，他還自認是個“腐儒”，如其在《江漢》中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币粋€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篤信儒家生存理念，一個“有志于道者”所必須身體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狀態及其價值取向，在他那個時代獨一無二。杜甫《進鵰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倍鸥Φ南容呏?，杜預是晉初的名將，又是一位精通儒術的人，曾撰寫《春秋集解》；杜預而下的杜耽、杜遜、叔吡、依藝，或是刺史或是縣令；祖父杜審言系高宗咸亨進士，曾任隰城尉、洛陽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杜甫自己說從他的遠祖杜預以來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說他們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傳統，一直是為朝廷服務的。而杜甫也在詩中寫過他自己的志意，他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我們從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對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論文關鍵詞：杜詩詩史當時意向

論文摘要：孟綮《本事詩》言杜詩“當時號為詩史”，對“當時”意向的探討可為詩史內涵的明確提供諸多線索。本文對唐朝杜甫同時或略后詩人對其詩的評價和孟綮前后的杜詩接受作詳細論述，推論出“當時”的意向為：元白新樂府諸人對杜詩詩學特征的開掘；在雜錄中杜詩多被認作真實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詩詩史的價值得到發揮。由此，當時人(晚唐)稱杜詩為詩史。

唐稱杜詩為詩史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詩·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贈二十韻，備述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已多少透漏了“號為詩史”的含義：杜詩紀實。其后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倍鸥敃r自我行程所見所感(包括當時的社會、自然以及自我和當時人的生活)都詳實地記錄在詩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詩中看到許多當時具體真實的社會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記史一般，故稱杜詩為詩史，可見史與詩的聯系發生在紀實的層面上。孟綮將詩人本事按類分別，一著其事?！肮十敃r號為詩史”，知杜詩詩史稱號非由他發明，蓋為當時普遍流傳或孟綮概括之認識，統言之，詩史稱號反映著當時杜詩接受的一個側面。

孟綮的《本事詩》為第一部言詩歌本事的專著，可以說是“紀事”體著作的直接源頭。野史雜著、筆記小說，作者有感于時風，常常談文論藝，或記或議，或今或古，雖是東鱗西爪，甚至語涉怪誕，卻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貴的時代掠影?！对娫挕吩疲骸疤迫嗽娫?，初本論詩。自孟綮《本事詩》出(原注：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卑础侗臼略姟防锏摹氨臼隆币徽Z源于《漢書·藝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左傳》被視為敘錄《春秋》本事的傳記。孟綮敘“歷代緣情感事之詩”(《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的本事，與國史敘《詩》之意相合，也與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如出一轍。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義。孟綮生卒年不詳。但知其在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曾任職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進士第。其《本事詩》一卷寫成于僖宗光啟二年(886)。內容分為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類?！侗臼略娦颉凡徊伞对姶笮颉返奶岱?，說：“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其倡導詩緣情的觀點是很明顯的。由此推之，他記詩本事基本是為了讓接受者知曉詩人作詩時的處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詩之確實旨趣?？梢?，孟綮記載杜詩詩史說完全是出于公論。

我們先就與杜甫同時并與杜甫有贈詩的人來觀察。與杜甫有交游并有贈詩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適、嚴武、任華、韋迢、郭受。他們大多對杜甫贊頌有加，如任華《雜言寄杜拾遺》稱杜詩“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慘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衡陽判宮郭受《寄杜員外》一詩對杜詩在當時的流傳作出了描述，詩云：“新詩海內流傳久，舊德朝中屆望勞”；韶州牧韋迢與杜甫的酬答詩《潭洲留別杜員外院長》，對杜甫詩名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云：“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時已有詩名，其詩在世間流傳，被多數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誕者任華所言具體論述到杜詩的特色，認為氣勢雄闊外，他人只論及杜甫有詩才，未及杜詩的具體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對杜詩的理解接受還只停留于一般品賞的層面上，并未認識到杜詩在當時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唐詩傳播有一特殊現象，就是唐人已經開始自選唐詩，并有明確的選詩標準。今可見者凡十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在《御選唐詩》中對這些選本的詩選取向作了大概敘述，云：“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錄皆富瞻；蓋求詩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贝搜詷O是。他們選詩時間多在杜甫生時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詩類選》、韋莊的《又玄集》才載有為數不多的幾首杜詩，幾種重要的選本都不選杜詩，讓人疑惑，遂引起眾人道說。大致說來原因多在杜詩的風格上。如清人紀昀對《才調集》不選杜詩，分析云：“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采錄。”(《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八六)。在這些選本中，韋莊的《又玄集》選錄杜詩共7首：《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送韓十四東歸覲省》、《南鄰》。并將7首詩置于此集之首，可見對杜詩的重視。韋莊選詩之旨是“但掇其清詞麗句”，所選7首都是杜詩中的名篇，也基本體現了這個主張。唐代已散佚選本中，可以考知選人杜詩的只有顧陶《唐詩類選》一書。該書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書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這是第一部尊杜選本。該書序現在保存在《文苑英華》卷七一四中，其云：“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迥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問?！彼x杜詩，達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書中所見杜甫詩輯目》川及《(唐詩類選)選杜詩發微》中已作詳考，可參看，此不贅述。此外，唐人選唐詩中，韋轂《才調集》雖未選杜詩，但其序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烀?，風流挺特，遂采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眲t其不選杜詩，并非有意排斥。從眾選本來看，杜詩除《唐詩類選》標舉杜詩繼風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價值沒有被深入而準確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見：一、杜詩與當時主流風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視；二、杜詩不可能依靠唐選本得以廣泛流傳。杜詩詩史稱號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層，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論文關鍵詞：明代杜詩詩史

論文摘要：明代詩論家對杜詩詩史說的闡釋有著獨特的視點，楊慎首發其論，駁斥詩史合稱，認為詩不可兼史；而許學夷等依據杜詩本身特色，雖在理論上同意楊說，但對杜詩詩藝的評價從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詩詩史說；王文祿則從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詩史產生最根本的原因。他們推動了杜詩詩史說的發展。

自孟綮《本事詩·高逸第三》以詩史之稱評價杜詩后，這一說法便成為后代詩論家考評杜詩的重要層面。觀孟綮所論，“畢陳”、“推見”、“殆無”表明敘事詳盡，而“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指明所敘事類，由此而論，詩史意應為杜詩詳盡地記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實，接近似《史記》列傳體的詩。晚唐時，李肇的《唐國史補》，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康駢《劇談錄》等書多引杜詩以證史事，如《悲陳陶》、《悲青坂》、觀水漲》、《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古號詩史。”以時事來申述孟綮語“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已將杜甫個人的歷史置換為當時的社會歷史，依據是杜詩多處涉及當時事，且多首杜詩直敘時事，或敘議時事。而史繩祖在《學齋占畢》中云：“……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為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币挕段飨獜恼Z》云：“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此解釋方法發展到極致，便出現了史注杜詩。劉克莊《再跋陳禹錫杜詩補注》云：“蓋杜公歌不過唐事，他人引群書箋釋，多不詠著題。禹錫專以新舊唐書為按，詩史為斷，故自題其書日：‘史注杜詩’?！痹谒麄兊恼撌隼?，詩史的意義變為杜詩中語言的實際可考了。詩史中史義的變遷，可視為進一步闡明杜詩的必然結果，然時事與一人之史差別巨大，且以時事義詮釋詩史，值得商榷。

明人對宋元詩話，多作省悟、反駁。他們不拘泥于前代論述，多有發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為理論基點，對杜詩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博涉世故”、多敘時事的杜詩，比、興少而賦體多，與《風》詩傳統相背，不合詩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對“詩史”說辨證尤力的首推楊慎。他緊承二人路數，對詩史說作了更細致的駁斥?！渡衷娫挕肪硭摹对娛贰吩疲骸八稳艘远抛用滥芤皂嵳Z記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度倨方约s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隋句也?！旁娭钐N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焙沃^詩史?“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史記言，紀事，詩多不紀時事，應各司其職，這是體例的區別要求；且詩以含蓄為旨，杜詩直陳時事，怎能含蓄?這兩點共同奠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基礎。雖然在實踐中，以韻語紀時事的詩已經存在，由于詩不可兼史，后世就不應用詩史之名來稱道和概括這樣的詩，此顯示著詩學理論的規范。然如胡應麟對楊慎此論指出的一樣，詩史不首出宋人，應以孟綮為先。據上分析，孟綮詩史中“史”并非指時事，應指杜甫一人之史，楊慎反駁了宋人之見，但沒有反駁孟綮詩史之義；且他沒有對杜甫詩史詩作細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實質的例證；以“韻語紀時事”概括詩史的意義，顯其淺陋。繼他之后的王世貞對此論述作了修正，《藝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遺’，勸樂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譏失儀而日‘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薄笆銮榍惺隆迸c“韻語紀時事”或“直陳時事”區別顯明，且賦不以時事發之，以此來駁楊慎“詩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楊慎論含蓄，《詩史》云：“《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嘗有……字也”、“未嘗有……句也”可知，楊慎的含蓄意義就是詩中所寓美刺褒貶不應用語言直接說出。這樣的觀點在評論杜詩中也有表現。《升庵詩話》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畹闷浣庖?。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與從仕，女不可輕與許人也”；又云：“‘錦城絲管紛紛，半人江風半人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花卿名敬定，……恃功驕恣，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詩意多采比興手法，以達到諷誡的詩教目的。王世貞認為“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反駁楊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詩皆含蓄”的論斷，又得出了“詩不皆含蓄”的結論，還不能說明“以韻語紀時事”的詩便可以被稱為好詩，且進一步推論為詩可以兼史，詩史之名可以稱論杜詩。不能推翻楊慎第一論點，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論。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能證明詩可以這樣寫，有歷史傳統可依，然與詩史無涉。他僅以單例(賦相對比興言，“語荒”等相對刺淫亂言)反駁楊慎，未能把握楊慎理論核心，故此論還不能為詩史提供深入而恰當的闡釋。

及至許學夷，其《詩源辯體》對杜詩詩史說的論述，為詩史說提供了新的闡釋意向。許氏云：“愚按：用修之論雖善，而未盡當。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等，雖若有意紀時事，而抑揚諷刺，悉合詩體，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蘊藉雖子美所長，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為快，是亦變雅之類耳，不足為子美累也?！遍]詩與史體旨分辨明晰，詩不可兼史固然正確；杜甫詩史詩抑揚諷刺，雖紀時事，然不離詩體，不應將詩與史合稱贊頌杜詩；述情切事為快的杜詩，皆感傷亂離，耳目所及，非史家筆錄史實，為變雅體。他肯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觀點，立論卻與其不同：楊慎認為史主紀事，詩不記事，故詩不可兼史；許氏認為詩能抑揚諷刺，史不能抑揚諷刺，故詩不可兼史?？梢?，許氏更關注杜詩詩的特征。他在《詩源辯體自序》中云：“漢魏六朝，體有未備，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廣；自唐而后，體無弗備，而境無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擬議以成其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瘑韬?，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證予言乎。夫體制、聲調，詩之矩也，日詞與意，貴作者自運焉。竊詞與意，斯謂之襲；法其體制，仿其聲調，未可謂之襲也。”他認為詩應分體與境或體制、聲調與詞意，在論述杜詩詩史說時，自然也將杜詩的體制和詞意區分開來論。“抑揚諷刺”不是詩體，是詩旨，杜甫詩史詩合詩旨，不能以史稱；紀時事詩，為詩人親身所歷又出于感傷亂離，不失《毛詩序》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此而出的詩體可視為變雅體，合詩體，不能以史稱，故杜甫這些詩不應以詩史之詞命名。許氏集中論述了杜詩本身的特征，從詩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楊慎所反對的“以韻語紀時事”的詩，說明它既合詩旨又合詩體，最終認為杜詩不應以詩史來稱，可謂與楊慎殊途而同歸。然而，此論還不能駁倒詩史之名的成立。許氏承認詩史之義應指杜詩紀時事，其合詩旨，合詩體，對這些詩因紀時事引起的爭論作了新的解釋。在杜詩評論上，他不囿于宋人觀點，對詩史名篇的藝術特征作了盡情的發揮。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敘情若訴，皆苦心精思，盡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筆所能辦也”，“子美五言古，凡涉敘事，迂回轉折，生意不窮，雖間有詰屈之失，而無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諸詩及新安、新婚、垂老、無家洎七言律聲調渾純者，為甚精細”，“如《哀王孫》、《哀江頭》等，雖稍人敘事，而氣象渾涵，更無有相類者”，“謝茂秦云：‘長篇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K子由云：‘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其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論，妙絕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獨《哀江頭》也”。杜甫詩史詩多用敘事，涉及時事，但并未傷害詩意的表達，詩藝的創造，其原因一是杜詩皆作者苦心精思所為，非史實錄；二是杜詩皆迂回轉折，氣象渾涵，表現出作者個人高超的藝術技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這些論述具體而充分地闡釋了杜甫詩史詩的詩學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詩人能比。紀時事，“不足為子美累也”，不應構成杜詩闡釋的中心，杜甫個人的語言創作，杜詩的獨特風格才是闡釋的重心所在。許氏的這番論述巧妙地回應和深化了孟綮詩史說的本源意義，有關杜詩的具體闡釋也證實了“以韻語紀時事”的詩皆是“杜甫個人創造實踐”的結論，使杜詩詩史說的討論本然回歸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時事人詩而引起的詩與史的辨證，以及詩與史能否合一問題的討論，許氏沒有作深入的闡釋。

論述詩史說，必須做到理論和實踐的吻合，這是許氏留給后人的闡釋方向。謝肇浙《小草齋詩話》云：“少陵以史為詩，以非風雅本色，然出于憂時憫俗，牢騷呻吟之聲猶不失三百篇遺意焉。至胡曾輩之詠史，直以史斷為詩矣。李西淮之樂府，直以史斷為樂矣。以史斷為詩，讀之不過嘔噦。以史斷為樂，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惡道，莫此為甚。”嗍“胡曾輩之詠史”中的史，相對胡曾輩，已經是過去的歷史，故據上下文可知，“以史為詩”中的史指過去的歷史；“憂時憫俗，牢騷呻吟之聲”指杜甫在詩中表現出來的當時的心境和情緒，前后史義顯然存在矛盾。謝氏的矛盾述說，透漏出了詩史說闡釋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即：“詩史”中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兩《唐書》等史書中史，同形而異義。依孟綮所言，詩史之名的核心是詩，在他的論述中，前半為詩之內容，后半為詩之效果。

論文關鍵詞：詩圣詩史煉字藝術杜詩

論文摘要：杜詩的煉字藝術歷來為學界所推崇。文章重點論述了杜詩煉字的體現、規律及成就、原因。

昔人有云：“詩要煉字，字者眼也。”杜甫作為詩之大家，其錘煉字句的功夫向為學界所推崇。宋代的黃庭堅斷言，“拾遺句中有眼，篇篇有之?！睂Χ旁姷臒捵肿髁藰O高的評價——一句煉一字乃至數字即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讓全句頓生異采，煥發精神。

一、杜詩煉字的體現

（一）煉動詞

1．“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宿贊公房》

論文關鍵詞：蘇軾文學批評杜詩詩史

論文摘要：蘇軾的杜詩詩史批評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老杜似司馬遷；以史證詩；以忠義解杜詩；杜詩用事載人。四個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論說杜詩的主要方向。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他自己對這一點也當仁不讓：“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師友談記》)。當然蘇軾有他自負的資本，不惟在詩詞文幾方面他都是北宋乃至有宋一朝的翹楚，趙翼所謂“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甌北詩話》)云云，即是其謂；而且也可以說北宋的文學批評亦是在他手里形成了自己的系統而集其大成。他曾說：“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詩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也是如此。蘇軾自己對杜詩的批評并不如后來宋人集中在“詩史”品格的分說上，但宋人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的幾端，大抵亦發源于他；而他的批評杜詩“詩史”品格，其實亦大多是他的詩作自況，日為夫子自道未嘗不可。分說如下：

一老杜似司馬遷

《東坡志林》卷十一有一條資料，與《東坡詩話·荔枝似江瑤柱》重：

仆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日：“似龍眼?！弊徒孕ζ渎?。荔枝實無所似也。仆日：“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仆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仆問：“杜甫似何人?”仲游日：“似司馬遷。”仆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論文關鍵詞：杜詩詩史當時意向

論文摘要：孟綮《本事詩》言杜詩“當時號為詩史”，對“當時”意向的探討可為詩史內涵的明確提供諸多線索。本文對唐朝杜甫同時或略后詩人對其詩的評價和孟綮前后的杜詩接受作詳細論述，推論出“當時”的意向為：元白新樂府諸人對杜詩詩學特征的開掘；在雜錄中杜詩多被認作真實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詩詩史的價值得到發揮。由此，當時人(晚唐)稱杜詩為詩史。

唐稱杜詩為詩史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詩·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贈二十韻，備述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已多少透漏了“號為詩史”的含義：杜詩紀實。其后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倍鸥敃r自我行程所見所感(包括當時的社會、自然以及自我和當時人的生活)都詳實地記錄在詩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詩中看到許多當時具體真實的社會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記史一般，故稱杜詩為詩史，可見史與詩的聯系發生在紀實的層面上。孟綮將詩人本事按類分別，一著其事?！肮十敃r號為詩史”，知杜詩詩史稱號非由他發明，蓋為當時普遍流傳或孟綮概括之認識，統言之，詩史稱號反映著當時杜詩接受的一個側面。

孟綮的《本事詩》為第一部言詩歌本事的專著，可以說是“紀事”體著作的直接源頭。野史雜著、筆記小說，作者有感于時風，常常談文論藝，或記或議，或今或古，雖是東鱗西爪，甚至語涉怪誕，卻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貴的時代掠影?！对娫挕吩疲骸疤迫嗽娫?，初本論詩。自孟綮《本事詩》出(原注：亦本《詩小序》)，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卑础侗臼略姟防锏摹氨臼隆币徽Z源于《漢書·藝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薄蹲髠鳌繁灰暈閿洝洞呵铩繁臼碌膫饔?。孟綮敘“歷代緣情感事之詩”(《郡齋讀書志》總集類)的本事，與國史敘《詩》之意相合，也與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如出一轍。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義。孟綮生卒年不詳。但知其在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曾任職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進士第。其《本事詩》一卷寫成于僖宗光啟二年(886)。內容分為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類。《本事詩序》不采《詩大序》的提法，說：“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逼涑珜г娋壡榈挠^點是很明顯的。由此推之，他記詩本事基本是為了讓接受者知曉詩人作詩時的處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詩之確實旨趣?？梢?，孟綮記載杜詩詩史說完全是出于公論。

我們先就與杜甫同時并與杜甫有贈詩的人來觀察。與杜甫有交游并有贈詩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適、嚴武、任華、韋迢、郭受。他們大多對杜甫贊頌有加，如任華《雜言寄杜拾遺》稱杜詩“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慘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衡陽判宮郭受《寄杜員外》一詩對杜詩在當時的流傳作出了描述，詩云：“新詩海內流傳久，舊德朝中屆望勞”；韶州牧韋迢與杜甫的酬答詩《潭洲留別杜員外院長》，對杜甫詩名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云：“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時已有詩名，其詩在世間流傳，被多數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誕者任華所言具體論述到杜詩的特色，認為氣勢雄闊外，他人只論及杜甫有詩才，未及杜詩的具體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對杜詩的理解接受還只停留于一般品賞的層面上，并未認識到杜詩在當時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唐詩傳播有一特殊現象，就是唐人已經開始自選唐詩，并有明確的選詩標準。今可見者凡十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在《御選唐詩》中對這些選本的詩選取向作了大概敘述，云：“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撰錄總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風氣之所趨，隨所撰錄，無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結尚古淡，《篋中集》所錄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覽詩》所錄皆富瞻；蓋求詩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隨取皆給。而所取之當否，則如影隨形。各肖其人之學識?！贝搜詷O是。他們選詩時間多在杜甫生時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詩類選》、韋莊的《又玄集》才載有為數不多的幾首杜詩，幾種重要的選本都不選杜詩，讓人疑惑，遂引起眾人道說。大致說來原因多在杜詩的風格上。如清人紀昀對《才調集》不選杜詩，分析云：“自序稱觀李杜集，元白詩，而集中無杜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采錄?！?《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八六)。在這些選本中，韋莊的《又玄集》選錄杜詩共7首：《西郊》、《春望》、《禹廟》、《山寺》、《遣興》、《送韓十四東歸覲省》、《南鄰》。并將7首詩置于此集之首，可見對杜詩的重視。韋莊選詩之旨是“但掇其清詞麗句”，所選7首都是杜詩中的名篇，也基本體現了這個主張。唐代已散佚選本中，可以考知選人杜詩的只有顧陶《唐詩類選》一書。該書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書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這是第一部尊杜選本。該書序現在保存在《文苑英華》卷七一四中，其云：“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迥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問?！彼x杜詩，達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書中所見杜甫詩輯目》川及《(唐詩類選)選杜詩發微》中已作詳考，可參看，此不贅述。此外，唐人選唐詩中，韋轂《才調集》雖未選杜詩，但其序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烀＃L流挺特，遂采摭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眲t其不選杜詩，并非有意排斥。從眾選本來看，杜詩除《唐詩類選》標舉杜詩繼風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價值沒有被深入而準確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見：一、杜詩與當時主流風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視；二、杜詩不可能依靠唐選本得以廣泛流傳。杜詩詩史稱號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層，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黃希、黃鶴的《黃氏補注杜詩》三十六卷（又名《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集千家杜詩補注》），以其編年之詳細，考證之精而為后世許多注家所采用。作為集注本，其中還保留了豐富的文學史料，成為研究杜詩乃至其他知識的珍貴資料。黃氏注本的文學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文學價值

《黃氏補注杜詩》對杜詩從內容思想到藝術形式都進行了全面、詳細的闡釋。首先，揭示杜詩思想內容。如卷六《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兩句，黃鶴箋曰：吳公以諫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詩以自責。異乎范文正公以讜直去國，而余襄公上疏論救亦貶。尹師魯、歐陽公相繼論說，又皆貶降。此亦見本朝養成士氣，可使沉默偷安者為之愧死也。又如，卷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詩，黃鶴箋曰：唐自天寶之亂，民不得其居處者甚多。公因茅屋為秋風所破，遂思廣廈千萬間之庇。其為憂國憂民之念至矣。再如，卷三十二《東屯月夜》“抱疾漂萍老，防邊舊谷屯”句，黃希曰：公在羈旅中，猶能屯谷以防邊，可見憂國之深矣。以上分析到了杜甫“一飯未敢忘君”的忠君思想和正直無私、仁民愛物的偉大人格。其次，揭示杜詩的藝術手法和風格。杜甫詩藝精湛，各種藝術手法在杜甫手中都能運用得爐火純青，其中比興手法的運用最為后人所稱道。《黃氏補注杜詩》也關注到杜詩中的比興手法。如卷三十《八月十五夜月》：“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句中，黃希箋曰：公于詩中亦多用轉蓬字，偶于此發，公自傷之意耳。杜甫晚年漂轉巴蜀、荊湘間，故常有身世悲涼之感。又，卷三十五《登岳陽樓》一詩，黃鶴箋曰：唐子西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庇嘀^一詩之中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月浮”一聯尤為雄偉。雖不到洞庭者，讀之可使胸次豁達。

短短幾句話就對杜甫此詩的藝術性做了很精到的揭示。再次，鑒賞和點評相結合箋釋詩意?！饵S氏補注杜詩》在箋釋詩意的同時，還對一些好詞妙句進行品評。如卷十九《奉和》“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句，《黃氏注本》引余葵注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后寂寥無聞。’”又如，卷三十《十六夜玩月》“關山隨地闊”句，黃希箋曰：“公于月詩多用‘關山’字，如曰‘關山空自寒’、‘關山同一照’與此是也。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贝送猓饵S氏補注杜詩》注引的文獻資料非常豐富，其中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內容包羅萬象，有經史傳記、百氏雜書、考古博物、山川風土、魚蟲草木、詩詞評論、奇聞怪事、問卜星象等。并保存了大量的文學史料。首先，《黃氏補注杜詩》引用了許多唐代以前的文獻資料，其中有許多的唐前文獻已經在流傳中散佚，即使存者也或多或少的有殘訛，因此黃氏注本所引文獻無論從輯佚，還是?？狈矫娑加蟹浅Ｖ匾膬r值?！段倪x》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魏晉時期的其他文學總集逐漸亡佚，而《文選》的影響越來越大。早在隋代就有蕭該為《文選》作注，發展到唐代李善注《文選》，成為集大成者。李善注一直為后世所關注，也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版本。《四庫全書總目》在李善注《文選》的題解中稱：其書自南宋以來，皆與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選》，而善注單行之本世遂罕傳。此本為毛晉所刻，雖稱從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陸運贈兄機詩注中，有向曰一條、濟曰一條，又《贈張士然》詩注中，有翰曰、銑曰、濟曰、向曰各一條。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獨留善注，故刊除不盡，未必真見單行本也。①其下又引用了很多的例子證明李善注《文選》未曾有單行本，現流傳的李善注本是從“六臣注”中析出整理而成。然而，這種說法并不符合事實。首先，宋代的各種書目，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等文獻均同時著錄過李善注和“五臣注”，而無有“六臣注”。到《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六臣《文選》”，已經是李善注本流行后好幾十年的事了。②其次，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別流行的例證還存在于宋代其他的文獻中。黃氏注本中就分別引用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內容。其次，《黃氏補注杜詩》保存了許多兩宋時期的文學作品。如卷二十七《宴戎州楊使君東樓》“重碧拈春酒”句，洙曰：一作酤。蘇曰：歐陽文忠公曰：“酤”當作“拈”。趙曰：“舊本作‘酤酒’，非也，善本作‘拈’……黃魯直在戎州時，‘王公權家荔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詩，‘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擎千顆青紅肌’?！薄拜p紅擘荔枝”句，鶴曰：“山谷在戎州有《和任道食荔枝》詩云：‘六月連山柘枝紅?！钟小读沃缕剿途G荔枝》詩云：‘能與同此絕滋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蓋本此詩‘勝絕驚身老’之句也?！卑?，以上所引的詩句分別出自黃庭堅的《次韻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之二）與《廖致平送綠荔支為戎州第一；王公權荔支綠酒亦為戎州第一》兩首詩。《黃氏補注杜詩》還保存了許多兩宋時期的文學活動以及文學思想。如卷十八《送蔡希曾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都尉》“身輕一鳥過”句，引余注曰：“《歐公詩話》云：初，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睆拇藯l資料不僅可以得知杜詩在宋代的流行狀況，而且也能了解宋人?？倍旁姷那樾巍Ａ硗猓饵S氏補注杜詩》引用了大量宋代詩話、筆記材料，如蔡啟的《蔡寬夫詩話》、佚名的《漫叟詩話》、惠洪的《冷齋夜話》、馬永卿的《懶真子》、黃朝英的《緗素雜記》、邵伯溫的《邵氏見聞錄》、嚴有翼的《藝苑雌黃》、程泰之的《演繁露》、吳虎臣《漫錄》、胡元受《叢話》等，有些文獻如吳虎臣《漫錄》、胡元受《叢話》等均已散佚，即顯得彌足珍貴?！饵S氏補注杜詩》還保存了宋代其它文史資料。如卷二十《山寺》“鸚鵡啄金桃”句，黃鶴曰：“崇仁饒焯景仲與余言，嘗見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東都事略》所記外國進金桃、銀桃種，命植之御苑，即此也?！别堨虨楹稳?，史無載，也無其它資料可考，但黃氏注本卻保存了關于其人的材料。諸如此類的文人軼事、文壇掌故，在黃氏補注杜詩中還有不少，十分珍貴。

二、文獻學價值

1.?？薄⒖加唭r值。黃氏父子對杜集詩歌作了許多校證工作，而且大多論據充分，考訂精確。如卷七《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一詩，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675）成都時作，以為“成華”是成都、華陽兩縣。黃鶴以為梁權道所考有誤：此二縣，《唐志》故云此次赤，然詩云：“長安苦寒誰獨悲?！庇盅浴澳仙街埂?、“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寶間在長安作。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召試后送隸有司參選時作。疑是與咸陽、華源二縣“，咸”誤作“成”也。黃鶴根據詩中的赤縣、長安、南山之豆、東門之瓜等一系列有關長安的事物，確定成、華為咸陽、華源兩縣，而梁權道的成都、華陽之說有誤，并考定此詩作于天寶十年（751）之長安。卷一《游龍門奉先寺》“天闕象緯逼”一句中“闕”的校勘，黃氏補注本引入宋人?？保和蹁ㄗ⒃唬骸耙蛔鏖啞?；偽蘇注曰：“‘閱’字當作‘闕’或作‘闊’。蔡天啟云古本作‘闚’，王介甫云當作‘天閱’。蔡絛云當用‘闕’?！秉S希綜合諸家，考訂為“闕”，云：《廣記》凡輿地有石者，皆以門名之，故彭州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門，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按龍門本闕塞山，又名伊闕山，則以龍門為天闕無疑矣。黃希的考證為后來注杜者接受，錢謙益《錢注杜詩》箋曰：“韋應物龍門游眺詩云：‘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衷啤耗仙接粝鄬??！思炊旁娔_注也。宋人妄改，削之何疑?！雹鄢鹫做棥抖旁娫斪ⅰ芬惨躁I為是，曰：附考：杜詩各本流傳，多有字句舛訛，昔蔡伯世作《正異》，而未盡其詳。朱子欲作考異，而未果成書。今遇彼此互異處，酌其當者書于本文。參見者分注句下，較錢注、朱注，多所辯證矣。如此詩“天闕”諸家聚訟約有八說：蔡興宗《正異》依古本作“天窺”，有《莊子》“以管窺天”及鮑照詩“天窺茍平圓”可證。楊慎云：“天窺”“云臥”乃倒字法，言窺天則星辰垂地，臥云則空翠濕衣，見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絳及《庚溪詩話》皆作“天闕”，引韋述《東都記》“龍門若天闕”為證，言天闕迥而象緯逼近，云臥山而衣裳涼泠也。朱鶴齡從之。姜氏疑“天闕”既用實地，不應“云臥”又作虛對，欲改作“天開”，引《天官書》“天開書云物”為證，則屬對既工，而聲韻不失。張綖謂“天闕”乃寺門觀，“云臥”猶言云室?！抖乓堋方狻疤礻I”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謂之“天闕”也。王介甫改作“天閱”。舊千家本或作“天闊”，或改“天門”，俱未安。④又如，卷二《麗人行》“珠壓腰衱穩稱身”句，明楊慎《升庵詩話》中載：松江陸三汀深語予：“杜詩《麗人行》，古本‘珠壓腰衱稱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鐙銀’二句，今本無之?！雹莩鹫做椩唬骸敖癜矗簝啥胃魇錇榻缦?，添此反贅。”⑥錢謙益也認為“編考宋刻本并無，知楊氏偽托也，今削正”⑦?？梢娪捎谒卧瘫救ヌ莆催h，更能夠接近作者原文風貌，故在校勘中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一、引言

“見仁見智”的說法最早見于上古占筮之書《易•系辭》，反映的是人們對同一事物“道”的不同理解和接受，它率先從哲學角度為文學解讀的多元性與差異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文學闡釋中，李商隱的《錦瑟》和杜甫的《秋興八首》雖然表征了不同風格，前者以晦澀朦朧、興寄遙深為主要特征，后者以寫實性見長，但二人同樣引起歷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清人畢沅在《杜詩鏡銓序》以杜詩為何“不可注，亦不必注”為例，揭示了“見仁見智”的諸多因素，其曰：“后人未讀公所讀之書，未歷公所歷之境，徒事管窺蠡測，穿鑿附會，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癡人說夢，與古人以意逆志之義，毫無當也。此公詩之不可注也?！瓪飧癯^處，全在寄托遙深，醞釀醇厚，其味淵然以長，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讀詩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詩之不必注也。”［1］1－2“不可注、不必注”，并非指杜詩無法和無需作文字的疏通，而是指其詩內蘊深厚，意旨靈活多變，不同時代的讀者都可以根據自身的學識修養和需要進行“深思而自得”。作者依憑自身淵博的才學，用詩化的語言涵詠情性、抒寫復雜的閱歷，并充分調動各種藝術手法加以處理后，所形成的文本自然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僵死對象，而是一個留下了無數空白點與未定點，有待讀者發揮想象填充的框架。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提出以作品為中心，分別將世界、藝術家、欣賞者聯系起來，“作者、文本、讀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響著意義的形成。對文學的深刻理解只能來自所有這些要求的綜合、所有這些力量的暫時的平衡和協調一致，來自從視野融合的瞬間產生出來的學識和修養”［2］256，諸要素只有達到完全融合的程度，意義才能高度地前后一致，然而文學的本質和作者、讀者自身的主觀性卻決定了各環節間差距的絕對存在，那么多元闡釋成為釋義方式也就不足為奇。

二、文本的開放性結構和作者“原意”的未定性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一書中談到《易》之“象”與《詩》之“興”的密切聯系，并由此提出“象喻性文本”的說法。當讀者在不知文本作者且作者“原意”未能確定時才可相對自由地獨抒己見。作者“原意”難以捕捉，首先在于語言文字表意的局限性。《系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陸機《文賦》亦曰：“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語言表達不管推敲到什么程度，其表意準確性、完整性都只能在一定范疇內相較而言，既然“原意”不可盡數傳達，無形中讀者便會全面搜尋最貼近“原意”的“言外之意”，以期最大限度地把握作者之意。同時表述的受限與語言的不定性、暗示性相輔相成，像“意之所隨者”這類幽微的至理至情根本無法用言語說出來，就無須執著于文字書寫的面面俱到。同時古代詩學以婉轉蘊藉地抒發情志為崇高目標，似言非言的有限字句使作者的意思異化，這也給多種有效闡釋的誕生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文學是語言為物化載體的社會心理的形象化表現，詩在這方面尤其突出，以情感為其生命。作者在想象力的推動下，將醞釀心底的情感、愿望由內向外灌注進一個個可視的文字意象或形象中，形成詩意化的氛圍，讀者從中能體驗到其存在，卻無法把這朦朧飄忽的情愫一一還原為具體的事和物，沈珩說：“竊惟注杜之難，莫難于得少陵一生真心跡。蓋其忠君愛國之誠，憂時傷事之切，羈愁感嘆，一一發為詠歌，筆墨之光，若隱若見。百世而下，大都憑諸臆測，穿鑿傅會，人競所長，不知廬山面目，孰是得其真者”［3］360，又“性情萬變，詩亦如之。試讀《三百篇》，寧可持概而量哉？”（《杜詩箋選舊序》）［4］1，此處的“真心跡”與流動不定的性情是讀者最難以把握的。作者常常運用“興”這種手法加強文字的不確指性，從而延長讀者和文本間的距離?！芭d”義復雜難辨，它和《易》之“象”在意象系統和象征等取象方法上極為相近，都具有“變而通之”的特征和以小喻大、以少喻多的效果等，并最終指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式的理解?！段男牡颀?#8226;比興》曰：“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5］601，孔穎達進一步釋之：“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保?］3“興”代表了“假象以見義”，“以想象體式概念”的創作理念，要求作品要有含蓄委婉的情思。同時“興”預示著抽象意義的相似性，使人讀之深感“文已盡而意有余”（鐘嶸《詩品序》）。杜詩難解以《秋興》為首，正是源于能指（語言文字）與所指（意旨思致）間的不定性、模糊性以及詩歌內涵的豐富性，周樽評論杜詩說：“顧公詩包羅宏富，含蓄深遠，其文約，其詞微，稱名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亦有如太史公之稱屈原者”［1］6。“興”還意味著無意為文的態度，杜甫集中便有不少因情為文之作，陶開虞《說杜》曰：“少陵一飯不忘君，固也，然興會所及，往往在有心無心之間，乃注者遂一切強符深揣，即夢中嘆息，病里呻吟，必曰關系朝政，反覺少陵胸中多少凝滯，沒卻灑落襟懷矣”［7］2338。作者借鑒“象”、“興”手法，用文字符號的象的集合構設出一個留下了無數空白點的文本。世界、作者、文本、讀者的關系如下圖所示：讀者憑借獲知的部分表層信息（意象）調動“目擊道存”的想象思維，設身處地揣摩體會作者之情，盡量捕捉文字背后潛藏的未知物（心象）。然而“一首詩的文、句，不是一個可以圈定的死義，而是開向許多既有的聲音的交響、編織、疊變的意義的活動。詩人寫詩，無疑是要呈示他觀、感所得的心象，但這個心象的全部存在事實與活動，不是文字可以規劃固定的”［8］81，文本不能與作者之思絕對吻合，且經過“興”和其它修辭手法的潤飾，加之字句中流動著復雜的主觀情感，故確指固定的“原意”根本就不存在，語意的線條不斷出現斷裂與空缺，像杜甫、李商隱的部分詩歌都因此而讓人捉摸不透。杜甫《秋興》組詩第七首頷聯“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織女、石鯨均為漢代昆明池固有之物，或以為此聯僅是鋪陳遺跡，并無衰殘之感，或以為盛景襯托衰景，慨禁苑荒涼今非昔盛，金圣嘆更以“織女機絲”喻作“防微杜漸之思不可不密”，“石鯨鱗甲”喻“強梁好逞之徒蠢蠢欲動”，且“東南江湖之間，變起不測”?！疤撘乖隆薄ⅰ皠忧镲L”給人一種搖晃動蕩、凄涼孤寂的真實感覺，若以此景物反襯衰世之悲，并由此連及人主、國難、民生、鄉情諸多方面也未嘗不可。杜詩的妙處正是在現實與虛幻之間形成意脈的中斷，使讀者可言可解而不可言盡解盡，更不能將意義坐實，金氏之解固能引發，然未免穿鑿死板，面對文本的開放結構和“原意”未定的情況，文學必將走上“見仁見智”的闡釋之路。

三、讀者的作用作者待闡注者筆，注者已登作者臺文學意義要受到讀者與文本相遇時再構建作用的影響。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題》），作品一旦創作出來，其意義便由多方共同支配，即“作者待闡注者筆，注者已登作者臺”（程師恭《讀杜詩詳注》）。讀者“見仁見智”的理解包含兩種情況：一是讀者小于作者，由于讀者與偉大作者生活在立體的世界里，任何人都無法對文本的所有組成部分進行全方位的把握，“讀者在此立體世界中只會占到某一平面，而偉大的作者卻會從平面中層層上透，透到我們平日所不曾到達的立體中的上層去了”［9］324，讀者見到的只可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局部影像而已。后人多稱杜詩“千匯萬狀，茹古涵今”，“看杜詩，如看一處大山水”（黃生白山《杜詩說》），又諸家注解李商隱《錦瑟》，有悼亡、詠物、艷情、自傷、自序詩集等看法，便是文本結構的開放性、主體認識的局限性所致。二是讀者大于作者，讀者的解讀盡管不可概全，但含蓄蘊藉的語言卻極有可能啟發讀者的聯想，生發出當初連作者本人也根本沒想到或無法靠語言表達出來的意義，這部分被讀者賦予的意義合乎情理，甚至更好于作者的“原意”。張英《杜意序》認為，“意者，古人作詩之微旨，有時隱見于詩之中，有時側出于詩之外，古人不能自言其意，而以詩言之，古人之詩，亦有不能自言其意，而以說詩者言之”［3］185。從閱讀層面分析，由于闡釋的歷史性，“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及先行掌握構成了籌劃的何所向。意義就是這個籌劃的何所向，從籌劃的何所向方面出發，某某東西作為某某東西得到領會”［10］177，大多數讀者的“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先行掌握”都與當時背景環境不可分割。每個讀者因身世經歷、性格氣質、心理需求、見解學識不同而對文學作品的解讀產生差異。清人金圣嘆、錢謙益、陳沆注杜鮮明地代表了三種互異的風格，金氏承明代鐘、譚等人心解之風，重在從自我體悟領會的角度解杜詩；陳氏用傳統箋《詩經》的方法揭示“比興體”對杜詩的影響與作用，常站在儒者立場介入政治評論，把杜詩視為社會道德的注腳；錢氏則傾向于“以史證詩”，根據歷史資料的記載闡明詩旨，考察當時的典章制度、職官交游、民情風俗，重視周密考證是錢注的突出特點，這與清初大興文字獄，學者們忌諱借題發揮，講求訓詁實學的社會風氣不無關聯。所以，凡杜集中寫景詠物、遣懷一類可歸入寄托比興、難以用史料證明的詩歌，錢氏大都不作箋解。三人的例子說明，讀者在特定的閱讀條件下自由領悟的結果勢必不同。讀者的自我情感定位對閱讀視角、鑒賞取向同樣至關重要。《鶴林玉露》乙編卷二“春風花草”條：“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蛑^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于此而涵詠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什么用”［11］149，閱讀文學作品尤為突顯個體心靈的直觀感悟?！霸娍梢耘d，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王夫之解“可以”二字為“隨所以而皆可也”，又說“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于有詩”［12］4－5，主體的“情”是王氏反復強調的重要因素，不同時代背景中人“情”的內涵變化無窮，從而消融了詩的功能“興觀群怨”之間的絕對界限?！对娊?？關雎》一篇，毛氏認為此乃稱頌后妃之德，而齊、魯、韓三家解作諷刺周康王政衰無德之詩，這表明詩的美與刺會隨著讀者情感的轉向而更改，故“興亦可怨”。同樣是《詩經》，謝玄偏好“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句，身為執政者的謝安自然更喜歡“訏謨定命，遠猷辰告”這類有助于王者統御下民、有利政治統治的語句。在謝安看來，此語有雅人深致，既可“考其得失”，又不乏“增其遐心”、“感發意志”，“觀亦可興”。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凡例》里說：“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后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保?3］1魯訔《編次杜工部詩序》：“若其意律，乃詩之‘六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3］34，此處“隨其性情”、“神會意得”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對各時期讀者以情性解詩、觀詩自得再創造作用的高度重視。

摘要：歷代文學批評家都承認，李商隱詩學杜甫而自成一派。從表現角度而言，杜甫、李商隱二人同樣深于情而長于言情。又都深受儒家詩教的影響，所以詩中的情感都表現得溫柔敦厚、忠愛纏綿。然而二人詩作卻又備具面貌。杜詩用情博大。李詩用情深摯。究其個性原因，杜李二人雖然天性相近，但因生平時代影響。杜甫是典型的政治人格。受屈賈文學影響較多；李商隱則是純粹的詩人人格，更多的受宋玉的感傷主義的影響。

關鍵詞：詩歌情感品質；表現手法；創作個性

杜甫和李商隱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家，李商隱是杜甫的后輩。歷來文學批評都認為兩人在創作上有著鮮明的繼承關系。宋《蔡寬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鼻迦私鹞湎橐仓赋觯骸袄盍x山極不似杜，而善學杜者無過義山。”(《粟香隨筆》)李杜之間的這種繼承關系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來相關的論文比較多。這些文章多采取將同題材詩歌進行比較的方法，如將二人的政治詩或詠史詩拿來比較；或對同體裁詩歌進行比較，如對二人七律創作的比較。目的是找出李商隱對老杜詩歌創作的發展創新之處。然而誠如清李調元所說：“學杜而處處規概，此笨伯也，終身不得升其堂，況人其室。唐人升堂，惟李義山一人而已。”(《雨村詩話》)要知道，李商隱學杜甫不僅僅停留在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筆者認為李商隱之所以學杜甫而能得其神韻，其實質是因為二人骨子里都是天性特別醇厚的詩人。都是深于詩而多于情。“憂樂俱過于人”，發為詩歌，才有著特別強大的感發力量。表面看來。杜、李二人詩歌的主要創作內容和創作風格都不盡相同：杜甫長于寫實敘事。而抒情詩也多是對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映，他的許多詩作被尊為“詩史”，有很強的政治性和現實性。而李商隱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被稱作“無題詩”的愛情詩篇；杜詩沉郁頓挫，李詩深情綿渺；杜詩更多關懷民瘼。李詩主要囿于表現自我。然而通過對作品的深入細致的研讀可以體會到。在表面的題材風格的差異之下，二人詩作有著更深層次的相似。這就是分別表現在杜甫的政治詩和李商隱的愛情詩里的情感品質的驚人一致，它們同樣流露出“溫柔敦厚”的心性和“忠愛纏綿”的態度。

“溫柔敦厚”本是儒家的詩教傳統，最早見于《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教者也。”即要求作家性情和柔，態度“止乎禮義”?！爸覑劾p綿”則是指一種執著不放棄的感情態度，而且這種感情具有一種愈挫愈勇的品質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精神。索諸二人詩集。這種情感品質都有著鮮明的體現。

杜甫“忠愛纏綿”根于心性，又深受儒家“仁”的思想的浸染，因此詩中無論是對國家，對君主，對人民，對朋友，對妻子兒女，對兄弟姊妹，對陌生人，甚至對天地萬物，一蟲一鳥，一草一木。無不飽含深情。杜甫對妻兒感情深摯，詩中多次寫到對家人的思念，如《月夜》：“今夜廓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又如《得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定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杜甫對朋友也是以誠相待，詩中同樣飽含理解和同情：“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不見》)；“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夢李白》)對于偷棗的老婦，杜甫是將心比心，體貼備至：“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又呈吳郎》)甚至他對一草一木都充滿感情：“尚憐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寄題江外草堂》)?！额}桃樹》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睂τ诖嗽?，楊倫評曰：“此詩于小中見大，直具民胞物與之懷”(《杜詩鏡銓》卷一)。以上種種，俱可以感受到老杜博大慈愛的仁者襟懷。無怪乎梁啟超說杜甫是“詩圣”。更是“情圣”。

杜甫的情感之中飽含大仁大愛。尤其體現為對國家前途強烈的憂患意識。早在開元末年，大多數詩人還沉浸在盛世太平的幻想之中。杜甫就已逐漸從以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盛唐詩壇游離出來?？此缭诎彩分畞y以前的詩作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飲中八仙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已經表現出清醒的批判意識。更可貴的是，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他都心系國家人民的命運，直至臨死前的最后一首詩，仍然惦念“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所以宋人總結說“少陵有句皆憂國”(周紫芝《亂后并得陶杜二集》，《太倉梯米集》卷一0、“一飯未嘗忘君”(蘇軾《王定國詩集序》)，這正是對杜詩“忠愛纏綿”品質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