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貧困范文10篇

摘要：根據我國農村反貧困的現實條件，我國應實施人力資源開發規劃，實施有利于生態保護的反貧困措施，加快貧困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體系，發展政府組織的農村反貧困事業，從而使廣大的農民盡快脫貧致富。

關鍵詞：農村；反貧困；對策

Abstract:AccordingtotheactualconditionofChina,thepaperholds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humanresourcesproject,andanti-povertyprotectarevitalto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borforcetransferinpovertyruralarea,improvingruralsocialinsuranceandaid,developinggovernmentalanti-povertyorganizations.

Keywords:ruralarea;anti-poverty;strategy

目前我國的扶貧開發已進入了解決溫飽和鞏固溫飽并存階段,貧困群體處于一個更為弱勢的地位,政府必須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在政策上要向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傾斜,社會各界要給貧困群體更多地關心和支持。就目前我國農村的反貧困而言，可以說仍然任重而道遠。為此我國農村反貧困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實施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規劃

在許多論述中，人們往往把“貧困文化”和“文化貧困”混為一談，但實際上兩者并不能等同。所謂“文化貧困”，主要是指貧困人口擁有的文化、知識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自身發展的要求而呈現知識不足、文化不濟的狀況。它主要是從知識層面上來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疇。而“貧困文化”則主要是從文化形態上來理解，屬于價值理性的范疇。其中的“文化”遠非“知識”所能概括。奧斯卡·劉易斯認為，貧困文化是指一套窮人共有的規范和價值觀，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標簽，是一個擁有自己的結構與理性的社會亞文化現象。從根本上說，貧困文化是長期文化貧困的直接后果。審視貧困文化，必須把它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

貧困文化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文化現象，具有相對性。今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結構更加開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舊意識形態不斷裂變整合，這加速了整體性和同質性社會的解構與重組，社會分化趨勢凸顯。而當多數人均處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時，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園、思想守舊，脫離了社會的主流，從而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出了貧困文化。而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雖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體對土地很崇拜，在物質上也極為貧困，但由于社會分化不明顯，他們并未脫離社會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屬于貧困文化。

但貧困文化并不能與傳統文化簡單地劃等號。臺灣學者林松齡認為，在多數普遍存在著絕對貧窮的傳統社會，卻很少具有貧困文化的非物質文化特性。他更傾向于將貧困文化視作現代社會的一種亞文化。我們認為，傳統文化雖然是歷史的結晶，具有遺傳性，但也往往表現為強烈的現實性和變易性，并不是所有在歷史上出現的文化都可稱為傳統文化。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國情，尤其是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格局等，使得傳統思想意識影響深遠，尤其在貧困地區，貧困文化更多地受到傳統價值觀影響，表現出傳統文化的特色。而在發達國家城市“貧民窟”中出現的貧困文化，則不具備本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及其相關特性。

美國社會學家赫茲拉認為，文化起源于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滿足。劉易斯也認為，貧困文化實際上是窮人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是窮人對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的反應。對長期處于貧困的人們來說，面對父輩們辛勤勞作卻無法擺脫貧困的事實，會產生一種“難逃貧困”的預期，并以此構建他們的思維和價值體系。就如包爾生所言：“在極其貧困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不會具有獲得和占有的欲望。他們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圍，或者即使表現出了某種超出常需的愿望，這種愿望也不過是一種癡想，永遠不會發展成為強烈的意志力量。”這樣，在預期貧困的內外部環境很難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貧困標準，即依據自己過去的經歷和對幸福生活的理解確立自己的貧困標準，并進而執著于這種自認為有理由珍視的生活。于是就出現了“你認為我窮，但我不認為我窮”的主觀不貧困現象。通過貧困文化的調節，貧困者滿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謂的做人尊嚴。但同時，“當這種狀態變為一種習慣，人就會變得沒有遠見，滿不在乎，茍且度日”，形成一種不求進取的價值觀念，使貧困者陷入“自我設限”的藩籬，從而扼殺了其行動的欲望和潛能，使貧困長期存在乃至出現代際傳導。也正因為這樣，在貧困者的價值觀念即貧困主體的精神狀態不發生改變的條件下，單純靠向貧困者提供物質幫助的辦法難以完全消滅貧困現象，很容易發生貧困回歸。

雖然貧困文化作為貧困人口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偏離了主文化價值，且有時由于受其影響，貧困者可能與社會其他群體產生隔閡甚至相互敵視。但一般來說，貧困文化的價值、信仰、規范，并不直接與社會的主文化對抗和構成威脅。況且，貧困文化對社會秩序具有一種保守的力量，因為貧民們不希望維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壞。只有當這種平衡遭到外力嚴重破壞，且無法恢復的時候，他們才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和反對者。也只有在這個時候，貧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種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貧困政策必須適當考慮貧困文化的影響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程度地維持其獨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導其變遷和轉型。

貧困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觀念和心理機制，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文化效應場。特別是其中的文化傳統有著強大的輻射和遺傳力。它常常表現為一種內控自制的慣性運動，使貧困者從自卑到自賤進而自足，并外化為愚昧的信仰和習俗，形成抱殘守缺的固定的心理習性，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特征和效應。

1引言

世界銀行把貧困定義為人們不能獲得最低生活水平。我們常說的貧困主要指經濟貧困，及由此導致的生活水平質量低、購買力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實現了從普遍貧困走向整體消除絕對貧困，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約為97.5%，至2017年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1%[1]。國家統計局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貧困標準計算，2018年末農村貧困人口1660萬人，比2017年末減少1386萬人[2]。報告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整體消除絕對貧困。雖然我國反貧困工作取得顯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萬處于農村貧困線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反貧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因此，研究反貧困是時代需要，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關于貧困原因，社會學和經濟學提供了多種解釋。社會學從結構主義、沖突主義和功能主義角度給予不同解釋。結構主義認為權力、財富以及其他資源分配的持續不平等導致一些人處于貧困狀態，同時認為貧困文化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沖突主義認為貧困是各群體之間利益分配過程中爭奪有限資源的結果，貧困者擁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資源很少。功能主義認為貧困的存在是一種社會必要狀態。經濟學認為，貧困不僅僅是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匱乏，還是一種能力的匱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則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3]。貧困是機會不足、權利不夠和保障不足所導致。因此，2000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就認為，減貧戰略應該是增進機會、促進賦權和增加保障三管齊下。在知識信息時代尤其是大數據時代，人們對信息的擁有呈現地域分化、階層分化和群體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農村地區，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擁有更多信息，社會高層人員比社會底層人員擁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資源[4]。信息分化趨勢導致信息貧困，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信息分化趨勢。與此同時，不同地域和群體間出現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數字鴻溝”現象，數字能力成為知識信息時代的一種重要能力。“數字鴻溝”意味著知識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劇,使那些沒有機會接入信息網絡的人成為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邊緣化人群[5]。數字化貧困是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用于社會主體而產生的一種新的貧困形式[6]，農村居民的數字化貧困往往表現在信息通訊技術使用意識、使用能力和經濟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礙[7]。因此，信息已成為經濟活動中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8]，獲取和利用信息成為當前時代的一種重要能力。信息貧困既包括信息資源缺失又包括信息獲取能力和解讀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呢？文章試圖從信息貧困視角出發，嘗試弄清楚信息貧困對經濟貧困產生的影響及其背后的作用機制，并基于此形成針對性的反貧困方式和路徑，從而為反貧困提供政策依據。正如于2016年4月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可以發揮互聯網在助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更多貧困群眾用上互聯網，讓農產品通過互聯網走出鄉村。”

2文獻綜述

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發展，信息貧困概念衍生出“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相關概念。數字鴻溝、數字貧困與信息貧困并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數字鴻溝、數字貧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發展的時代特征。為便于信息貧困類型的識別，筆者將缺乏以圖書、期刊、報紙為核心的信息貧困稱為傳統型信息貧困，而把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貧困稱為數字化信息貧困。對信息貧困的理解，已有研究從多重維度展開：①將信息貧困看作是一種經濟、技術資源和社會權利貧困[9]；②認為要從物質貧困、信息能力貧困、信息權利貧困三重不同維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貧困[4]；③認為要從信息行為、供給需求和經濟貧困三個角度理解信息貧困[10]；④信息貧困表現為自身貧困與環境貧困兩個方面，其影響因素有自然因素、社會因素和信息者個體因素三類[10]。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表明信息貧困受信息接受主體和經濟、文化、社會規范和宗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焦雪等認為農民工信息需求表達不明確、獲取途徑老化、安全意識低下和信息運用被動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養能力不足[11]；劉亞認為青少年在信息檢索技能、信息評價和選擇,以及從信息中建構和創新知識方面存在的缺陷導致青少年信息貧困[12]；張月琴等人通過對涼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調查發現，當地人的信息貧困主要受價值觀、風俗習慣和宗教文化等社會規范要素的影響[10]。由此可見，信息貧困不僅僅是資源貧困，還是一種能力貧困，受到貧困者自身因素、社會環境、基礎設施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什么關系呢？經濟學研究早已將信息作為經濟活動的一種重要因素。信息經濟學認為，市場主體擁有的信息不對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條件選擇市場行為和進行資源配置，經濟主體行為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學家阿羅曾指出：“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事實證明信息對經濟具有重要作用。隨著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演進，在現代社會中信息資源已經替代了物質、能源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8]，網絡信息資源共享是知識經濟發展重點[13]，互聯網正在改變生產方式，改變資源配置方式，產業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選擇效應[14]。曼紐爾•卡斯泰爾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產業空間和新的服務性經濟根據信息部門帶來的動力組織運行，整個過程最后通過信息交流系統來重新整合。”[15]有研究梳理國內外文獻關于互聯網信息技術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諸種效應、促進農村社會創新的機制及其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并指出農村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擴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著農村社會經濟[16]。實證研究表明，信息強空間和經濟強空間呈現正向耦合性，網絡的耦合程度較高，空間節點的信息化和經濟化相互依賴性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信息富國與信息窮國的“數字鴻溝”正是它們之間“經濟鴻溝”的結果[5]。未來的經濟是知識與信息成為經濟增長主體要素的經濟,貧富的差別主要取決于對知識信息和高新技術手段應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貧困對個體同樣產生顯著性影響。“信息分化”效應導致貧困農戶獲取扶貧信息的能力較弱,家庭收入水平較低的個體農民對扶貧政策的認可程度也較低[18]；城市融合進程中的新生代農民工難以獲得富有價值的信息源、難以通過信息傳輸實現信息的有效獲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約，也難以對信息進行加工與內化，實現信息與其他生產資料的轉化[19]。信息貧困通常與經濟貧困相伴而生，信息貧困是經濟貧困的原因，經濟貧困又會進一步強化信息貧困的結果，兩者互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對信息貧困影響經濟貧困的機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釋，未能明確解答信息貧困是如何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文章以此作為研究切入點，試圖發現兩者間的傳導機制，進而為我國反貧困工作提供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3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

3.1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在我國，信息貧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尤其是農村地區。由于我國信息發展程度不均衡，為便于考察，將對以圖書、期刊、報紙為核心的傳統型信息貧困和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數字化信息貧困分別考察。3.1.1傳統型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根據《2005年度零點中國公共服務公眾評價指數報告》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公共圖書館在農村地區幾乎是空白，普及率僅為5.9%，90.3%的農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沒有任何可供借閱圖書或音像的公共圖書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人均報紙閱讀量和人均期刊閱讀量均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見表1）。從上述調查數據來看，導致傳統型信息貧困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閱讀設施和信息資源，如缺乏公共圖書館、紙質圖書、報刊資源。第二，閱讀習慣導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貧困，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相對缺乏閱讀習慣。閱讀習慣受閱讀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響，同時也與對信息作用的理解差異有關，相對而言，農村居民認為從閱讀中無法直接受益，從而減少甚至摒棄閱讀。3.1.2數字化信息貧困的現狀及原因。數字化信息貧困主要表現為“數字鴻溝”現象。美國商務部把數字鴻溝概括為：“在所有的國家，總有一些人擁有社會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術。他們有最強大的計算機、最好的電話服務、最快的網絡服務，也受到了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出于各種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計算機、最可靠的電話服務或最快最方便的網絡服務。這兩部分人之間的差別，就是所謂的‘數字鴻溝’。”網絡服務的好壞是“數字鴻溝”的硬性條件，但實際上還有更深層次的軟性條件，即處于具備好的網絡服務的群體間還存在掌握信息技術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數字鴻溝”。硬性條件的“數字鴻溝”表現為信息基礎設施的差異。最能反映信息基礎設施的一項重要指標是互聯網普及率，即網絡服務的可及性。根據《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城鎮和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差異較大（見圖1），至2018年底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僅為38.4%，比城鎮地區低近40%[21]，說明城市和農村地區存在顯著性的“數字鴻溝”現象。軟性條件的“數字鴻溝”表現為掌握信息技術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聯網技術、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無法使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搜集和利用信息。《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不懂電腦/網絡（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齡太大/太小（占比11.2%）、沒有電腦等上網設備（占比10%）是導致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這表明個體之間存在顯著性的“數字鴻溝”現象。（注：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第43次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自制圖）因此，數字化信息貧困主要是由于網絡服務不足的硬性條件和掌握信息技術、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軟性條件所導致的。3.1.3信息貧困的原因。從上述傳統型信息貧困和數字化信息貧困可以看出，導致信息貧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貧困類型中表現形式不一樣。一般來說，人們有效獲取信息時要面對從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獲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讀和利用信息（解讀利用能力）三個彼此相關又相互獨立的問題。因此，文章根據這三個方面將信息貧困劃分為信息源貧困、信息獲取能力貧困和信息解讀利用能力貧困。信息源貧困是指無法解決從哪里找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獲取能力貧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解讀利用能力貧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讀和利用信息所導致的信息貧困狀態。信息源貧困是信息貧困中的絕對貧困情形，而信息獲取能力貧困和信息解讀能力貧困是信息貧困中相對貧困情形。具體見表2。3.2信息貧困與經濟貧困存在耦合現象。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是否存在耦合現象呢？數據表明（見表3），互聯網普及率、網民規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關系，即互聯網普及率越高、網民規模越大，相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會認為，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區域差異導致的收入差異，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貧困導致了經濟貧困。其實不然，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內部同樣存在信息分化和“數字鴻溝”現象。經觀察發現，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正向相伴關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經濟富有之間存在相伴關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圖書和報刊資料較多、網絡服務和智能手機等硬性條件較好的家庭，一般經濟狀況也較好。另一個佐證來自于月收入分層的網民群體介入互聯網的參與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數據。數據顯示：收入越高的群體，參與互聯網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見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聯網參與程度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倒U型關系，隨著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聯網參與程度增加，但到達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聯網參與程度在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為貧困分界線，月收入水平低于貧困分界線的網民群體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貧困分界線的網民群體占60.8%。這進一步表明，信息貧困與經濟貧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內容表明，無論對區域、群體還是個體而言，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存在耦合現象。3.3信息貧困傳導到經濟貧困的機制。信息貧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類型。那這3種信息貧困狀態是如何傳導到經濟貧困狀態，其傳導機制是什么？阿瑪蒂亞•森認為經濟貧困本質上是能力不足。3.3.1從信息源貧困到經濟貧困信息源貧困最直接的表現是信息資源缺乏，如圖書、報紙、期刊、電視等傳統媒介資源，公共圖書館以及互聯網資源。這些信息資源缺乏限制了經濟貧困者有效地啟迪智慧、擴展視野、獲取有效的市場信息和最新技術信息等，對處于貧困中的人們擺脫貧困形成難以突破的環境限制。這種信息源貧困導致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夠所引致的經濟貧困狀態。筆者把這種因機會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3.3.2從獲取能力貧困到經濟貧困。獲取能力貧困是指知道從哪里獲取信息，如公共圖書館和互聯網，但由于缺乏閱讀、查找和檢索能力而無法獲得有效信息，這是信息貧困中一種相對貧困狀態。這里信息貧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檢索能力等因素限制，從而未能掌握某種信息獲取技術導致缺乏信息優勢。在信息就是資源和財富的時代，缺乏信息優勢意味著經濟競爭中缺乏優勢，從而導致物質上的經濟貧困。筆者把這種因技術性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技術性經濟貧困。3.3.3從解讀利用能力貧困到知識性經濟貧困。解讀利用能力貧困由于缺乏相應的專業知識而導致信息貧困，如缺乏常識、管理類知識、文史類知識、經濟類知識、社會和政治類知識以及技術類知識。對于這類信息貧困者而言，即使獲取到了信息也無法利用這些信息擺脫經濟貧困，由于缺乏專業知識，仍然無法將有效利用信息轉換為經濟效益。筆者把這種因知識性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經濟貧困類型稱為知識性經濟貧困。需要說明的是，信息源貧困、獲取能力貧困和解讀利用能力貧困3種狀態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疊加存在，意味著存在多重性信息貧困狀態。因此，經濟貧困狀態也一樣，資源匱乏性經濟貧困、技術性經濟貧困和知識性經濟貧困可能單獨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現實中也的確存在區域性貧困和個體性貧困相互疊加狀態，如目前我國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農村區域的貧困者；而東部發達地區和城市區域，單獨性貧困狀況更多。與此同時，信息貧困和經濟貧困是雙向度影響的。信息貧困會導致經濟貧困，而經濟貧困會反過來加深或固化信息貧困狀態。

摘要：根據我國農村反貧困的現實條件，我國應實施人力資源開發規劃，實施有利于生態保護的反貧困措施，加快貧困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體系，發展政府組織的農村反貧困事業，從而使廣大的農民盡快脫貧致富。

關鍵詞：農村；反貧困；對策

Abstract:AccordingtotheactualconditionofChina,thepaperholdsthattheimplementationofthehumanresourcesproject,andanti-povertyprotectarevitalto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borforcetransferinpovertyruralarea,improvingruralsocialinsuranceandaid,developinggovernmentalanti-povertyorganizations.

Keywords:ruralarea;anti-poverty;strategy

目前我國的扶貧開發已進入了解決溫飽和鞏固溫飽并存階段,貧困群體處于一個更為弱勢的地位,政府必須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在政策上要向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傾斜,社會各界要給貧困群體更多地關心和支持。就目前我國農村的反貧困而言，可以說仍然任重而道遠。為此我國農村反貧困應采取以下對策。

一、實施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規劃

本文作者：趙春花何英李維希工作單位：吉林大學

體育貧困人口的判定標準及產生原因

休育貧困人口的判定標準在我國對體育人口的判定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標準即:每周身體活動頻度3次(含3次)以上;每次身體活動時間30分鐘以上;每次身體活動強度中等強度以上。“國際上一般把每周參加7次體育活動、每次活動時間20－30分，為適宜運動強度，稱為經常參加體育人口。把以健康、身心娛樂或以提高運動成績為目標的每周參加3次體育活動、每次活動時間20－30分鐘，適宜運動強度，(中等以上運動強度)稱為積極主動參加體育人口。”［9］根據這個標準我們把每周參加體育活動不足一次的統稱為體育貧苦人口。其中將每年參加體育活動在26次以上或52次以下的統稱為邊緣體育貧困人口，將每年參加體育活動不足26次的稱為絕對的體育貧苦人口。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邊緣體育人口有轉化為經常參加體育人口的可能與需要。因此在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中應著重考慮邊緣體育貧困人口的轉化問題。但受我國當代國情的影響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產生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其組成成分也體現出多樣性及復雜性。由于產生的原因不同導致不同類型的人成為體育貧困人口。在我國由于物質的飛速發展精神的相對滯后，體育貧困人口問題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其產生原因可以說受方方面面的影響，但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體育資源分布與分配不均、傳統思想觀念、教育不平衡、生理因素等原因造成。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我國由于受地理環境及政策的影響導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經濟及沿海和內陸經濟差距十分大。據統計，“2007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31241元，西部僅為13073元，東部是西部地區的2139倍，雙方的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也都差距懸殊。”［10］反映出明顯的不平衡。據第3次全國體育現狀調查顯示“經濟不發達的農村人群構成了不鍛煉人群的主體。占63．0%。而參加體育鍛煉的城鎮人數(64．2%)要比鄉村人數(35．8%)多28．4%。由此可見，在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鄉村人數顯著大于城鎮人數。無疑與城鄉之間的經濟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差異所導致。”［1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體育參與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精神文化。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及欠發達的城鎮，由于受經濟發展的制約體育場地、器材嚴重不足，像在農村一般是關注與糧食生產有關的灌溉設施、住房問題及修路等，只有這些都發展上去才會去關心農民的業余生活方面，在農村體育發展中國家做了很大努力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只要農民收入水平沒有實質性的提高，農民對體育的參與就會大打折扣。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由于我國一直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們的經濟水平差別大占有的體育資源也就不同，因而對體育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導致社會體育水準不斷的變化提高。最終導致越來越多經濟差的人口成為體育貧困人口。體育資源分布與分配不均體育資源的分布與經濟發展程度有直接關系，在經濟發達地區各種體育場館\俱樂部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而經濟欠發達或落后地區體育場館及俱樂部等很少甚至沒有。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結果顯示，體育場地數量最多是廣東省，有77589個，占全國體育場地總數的9．1%;最少的是西藏自治區，有1057個，占全國體育場地總數的0．12%。另外我國長期以來一直貫徹競技體育優先發展的體育戰略方針，將有限的資金大量投入到競技體育中，因此導致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大眾體育發展的結構嚴重不平衡，而且據“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結果顯示，我國體育場地大多數屬于教育系統，占總量的65．6%，而對外開放率較低，僅為29．2$，開放體育場地利用率也不高。”［12］因此廣大農民及很多處于社會邊緣的人如農民工、下崗職工、來年人日、殘疾人，由于受體育資源的限制很難參與真正的體育運動中，因而使得他們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出現不均和不足的現象。基于此體育資源的分布與分配不均是我國體育貧困人口出現的一個基本原因。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成了一種中庸的思想，人們追求一種平穩與世界無爭的狀態，另外受:“重文輕武”“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等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人們把體育一般理解為野蠻的代名詞。因此，在意識中存在一種對體育的排斥。尤其在中小學由于學生的自我意識還不成熟，一方面受家長傳統觀念的影響，降低了其對體育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受應試壓力及體育教師的影響，對體育產生一些偏見，導致學生體育參與的權利受限，最終導致一些中小學生成為體育貧困人口的組成部分。正是受這些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我國居民的體育意識及體育消費觀念普遍較差，因而在我國呈現出一些中青年的知識分子及工人很少進行體育鍛煉，進而也成為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一分子。教育不平衡科教興國一直作為我國的重要戰略，只有人們的科學文化知識素質得到提高，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水平才會提高，只有人們學習了某種文化知識才會具有某種能力。教育平等一直是我們社會所追求的，但由于受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制約，我國教育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況。正是由于教育的不平衡導致一些人的體育知識掌握豐富，技術、技能比較強，而另一些人的體育知識較為貧乏，技術、技能較差。“在針對居民受教育程度的調查中，發現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通常受教育程度較低，高中(含中專)及以上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均明顯低于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初中及以下學歷水平的人群占到了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的75．1%。”［13］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是影響體育參與的一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受教育好的體育參與途徑與機會較多，體育能力強其體育參與意識較強而體育消費一般較高，受教育差的則相反，使得受教育差的對體育產生一種躲避心理，進而與受教育好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達不到社會體育參與水平而成為體育貧困人口。受生理因素的限制受生理因素影響而出現的體育貧困人口在這里主要指兩種，一種是由于受一些先天或后天因素的影響而導致身體殘疾進而參與體育的能力受限的人;另一種是隨年齡的增加其運動能力減退的老年人。由于這兩種人的身體條件限制導致其體育能力較差，雖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一直堅持“以人為本”加大對其關懷，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地區差異大導致很多體育中的弱勢群體難以達到社會體育的水準，進而成為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組成部分。

我國體育貧困人口反貧困的基本措施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出現不是由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觀念、教育、環境等因素綜合造成的。因此只解決一方面的問題無法全面實現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問題，在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中有必要建立一套系統的工程。既要有針對性又要有綜合性，既相互獨立又互相配合，這里筆者主要從物質層面、意識層面、制度層面來討論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措施。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高貧困人口的經濟收入在我國由于經濟貧困而導致的體育貧困人口是我國貧困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這些人應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加大扶持力度，協調區域發展，擴寬就業渠道，保證這些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參與競爭的公平權利，提高工資水平，切實做到縮小貧困差距，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在其經濟收入提高的同時對其進行引導教育，使其認識到體育的功能與作用，增強其健康意識，進而促進其對體育的參與及體育消費，最終走出體育貧困。加大對體育場地、器材的建設、開發及體育資金投入，以保證體育貧困人口參與體育的物質基礎從我國兩次體育場地普查情況的比較分析來看，“調查顯示，‘四普’我國人均體育場地建設資金為31．06元，‘五普’僅增加了117．09元，‘四普’萬人擁有場地基數為5個，‘五普’僅增加了1．58個;‘四普’人均體育場地面積0．65m2，‘五普’僅增加了0．38m2。”體育場地設施不足仍是當前導致我國體育貧困人口出現的一重要原因。從地區分布來看，西部地區是加強體育場地建設的重點。當地政府應抓住機遇積極加強西部地區體育場地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從城鄉分布來看，農村是加強體育場地建設的重點。有必要在政策和融資渠道上向農村給予傾斜，也就是說在農村體育場地經費投入上要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14］針對我國社會上體育場館、器材短缺及功能單一的現狀，國家、當地政府與社會各體育組織應相互配合，根據實地情況合理開發當地體育資源，加大資金投入進行體育場館及器材建設，同時繼續深入開展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的開放，保證人們參與體育的物質需要。針對學校體育場地器材的不足，當地政府及有關教育部門應相互協調加大體育經費的支出，根據《中學體育器材設施配備目錄》和《小學體育器材設施配備目錄》等進行配備，從物質上給予保障，各級各類學校也應大力開發體育校本資源，提高對體育資源的利用。加強體育師資隊伍建設，提高學生對體育的認識及參與水平學生是未來社會的主體，只有其在學校期間對體育有一正確的認識，在其走向社會時才會從整體上提高人們對體育的認識和參與，因而通過全面提高體育教師的素質，進而將體育的先進知識、技術、技能等更好的傳授給學生，提高學生對體育的認識，培養其體育的興趣，最終以養成學生終身體育的意識和習慣，尤其應加強貧困地區的體育師資隊伍建設，據有關資料顯示。“1999年我國中小學體育教師有35萬人，其學歷達標率小學為80．68%，初中為64．08，高中為39．48%，而貧困地區中小學體育教師數量不足，質量也遠未達到這一比例。”［15］因此應加強體育教師的繼續教育與培訓機制的建設，使部分教師的、學歷、職稱、能力等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并定期對體育教師進行集中培訓與學習，使體育教師及時掌握先進的體育知識、技術、技能，以及交流教學經驗與技巧進而提高教師的的教學技術和紀念，最終將先進的體育知識、技術、技能傳授給形式，使學生這一群體騶從體育貧困的行列。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建設，提高居民對體育的認識及參與水平在我國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人們參與活動表現出很強的保守性、集群性、從眾性，因此要使人們參與到體育運動只，社會體育指導員應起到帶頭模范作用。既要做好組織宣傳工作，又要在人們參與體育運動中給予正確及時的指導，提高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保證人們參與體育的熱情以及安全性與科學性。但是由于受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我國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只是擺設，基本處于一種“名存實無”的狀態。因此應與國家政策為導向，實現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職業化，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建設而提高我國居民對體育的認識，提高運動能力，養成體育鍛煉的意識從而消除體育貧困。強大眾傳媒對體育的宣傳性，使人們認識到體育的功能及價值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人們獲得信息更加便捷，途徑更加多樣。“社會調查證明;經常看體育節目的人，其體育參與意識也較強，其體育行為的頻度也明顯高于一般人。”［16］由此可以看出有效運用大眾傳煤有利于提高人們的體育意識及體育行為，進而使人們認識到健康的本質，認識到體育參與是一種健康投資，進而加大對體育的投入，促進其進行體育消費，有利于引導體育貧困人口走出體育貧困。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我國居民的收入基本都用在了看病、入學、買房子等方面，體育消費意識低下，只有解決了居民的后顧之憂，人才會有參與體育的動機和可能，尤其對體育弱勢群體在制度上給予保障的同時加強人文關懷。進一不加強和晚上農民參與體育的法律法規，只有積極建立農民參與體育的補償機制幾鼓勵機制。切實保障農民對體育的參與權利及機會。在國家《全民健身計劃條例》的指導下，各級各地政府制定符合各地體育參與實際的法規文件各級各地政府在制定體育的法規文件時應盡量考慮全面、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等，同時立足本地經濟發展加大對體育資源的開發，切實保障人們對體育參與的權利和機會。各級各地政府應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強學校及機關體育場地對外開放的力度。另外由于我國研究體育法的人數較少，提出質疑及批評的更少，這不利于我國體育法的發展和完善。因此政府應積極組織相關人員加強對體育法的修改和完善，并加大實施監管力度，切實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教育主管部門應加強監督管理教育主管部門應定期對學校體育工作進行抽查，對未能達到學校體育要求的追究其管理責任，切實保證學生對體育的權利。對學校師資、體育資源不足的學校，加大體育經費投入的同時加大對經費利用監督，而且要協調社會各階層力量及當地政府加大學校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師資隊伍建設以保證學校體育的順利進行。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探索著反貧困的道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整體生活水平已基本達到小康，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地區差異大等特點導致我國社會發展出現不平衡現象。在我國體育發展過程中，一直以來注重競技體育的發展而對學校體育、大眾體育的關注較少，而學校體育與大眾體育的發展好壞才是衡量我國體育發展好壞的標尺。另外受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環境等的影響各地體育發展也不平衡，因而體育貧困人口問題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通過上文的分析在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應以體育資源開發與豐富為基礎，以提高人們的體育意識及體育能力為關鍵，以國家政策法律為保障。但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道路還很長，在體育發展中會出現更好的解決辦法，同時也可能會產生新的體育貧困人口問題。總之，體育貧困人口問題是在體育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也應在體育發展過程中解決。

【摘要】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是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根本遵循和制勝法寶，也是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在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統一指導下，各省市區根據實際情況，具體指導扶貧開發工作，成功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成功經驗。在脫貧攻堅這一涉及鏈條非常多的系統性工程中提出的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始終如一地貫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維度，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在當代的總結與升華。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哲學底蘊

貧困問題始終是困擾人類的全球性難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成為我國制定發展規劃、進行國家綜合治理不可忽視的戰略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立足當前我國的貧困問題，深入思考扶貧開發工作，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進行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逐漸形成了以“七個堅持”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作為一個理論品格鮮明的思想體系，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蘊含了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物質觀、矛盾觀與人民觀。

一、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鮮活闡釋

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特征是實踐性，實踐的觀點內含于馬克思主義的整個范疇，是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最核心的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哲學原理的深刻彰顯。脫貧攻堅成就的人間奇跡，充分彰顯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實踐力量，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脫胎于中國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馬克思主義始終堅持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從實踐到認識的過程是循環往復的，具有目的性的實踐活動是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物質世界聯系的紐帶。作為一項緊迫的歷史性任務與復雜的現實性工程，消除貧困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扶貧開發是一項艱難長遠的歷史任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實現和完成的，需要長期努力、耐心工作。扶貧開發工作開展以來，為了解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國家對貧困地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使得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不過隨著扶貧工作的深入推進，新的問題和挑戰不斷暴露，需要用新的理論指導解決。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不是俯身書案上的“靈光一現”，而是在反復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在扶貧工作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建立起來的，最根本的是為脫貧攻堅實踐的特定需要服務，實踐性是最鮮明的指向。回溯其實踐根源，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源于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貧困地區實地調研，切實探究和剖析貧困根源的躬身實踐，并且圍繞脫貧攻堅實踐的需要展開。近年來，總書記就扶貧開發工作召開了多次重要會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論深度和時代高度的思想，闡述了消除貧困的具體措施和根本任務，系統回答了扶貧中“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問題，為帶領人民擺脫貧困指明了目標方向，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基本遵循，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

二、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物質觀的生動體現

2020年11月23日下午，貴州省政府宣布紫云縣等9個縣退出貧困序列，這標志著我國832個貧困縣順利實現全部摘帽，脫貧攻堅的決戰取得了勝利。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致力于治理貧困，保險作為重要的金融工具，在贏得脫貧攻堅這場戰斗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國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10億人，更有大病保險、農業保險等政策性和商業性保險共同為鞏固脫貧成果保駕護航。與此同時，我國的貧困治理工作重心將發生轉移，從原有的消除絕對貧困，逐漸轉向關注相對貧困，并致力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加強返貧風險防控，促進農民內生動力，探索脫貧攻堅有效銜接鄉村振興的道路。自我國脫貧攻堅事業啟動以來，保險在反貧困領域的研究和運用不斷突破，保險扶貧的作用也逐漸得到重視。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中，再次提出眾多與保險相關的政策性建議。然而，關于保險反貧困的具體減貧效應缺少深入分析，并亟需對保險反貧困長效機制的建立進行整體性探索，推動脫貧攻堅對接鄉村振興。本文從保險扶貧的路徑出發，具體分析保險在反貧困的作用過程中產生的三種效應，實證保險在消除貧困的新階段仍可積極發揮作用，并在以鄉村振興為背景的新目標新形勢下構建較為全面的保險反貧困長效機制。

保險反貧困的實現路徑

保險作為風險補償的重要金融工具，逐漸在反貧困領域突顯自己獨有的作用。幾十年來，我國在不斷探索保險作用反貧困的多種路徑和方法，在“政銀企戶保”多方參與及政策型保險和商業性保險的共同運作之下，產生了顯著的減貧效應。結合現有研究，從生活和生產兩個視角來看，可總結為三條主要路徑。一是保險滿足民生需求。我國致力完善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2020年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已覆蓋13億人，但重大疾病仍是低收入戶致貧和返貧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當基本醫保難以承擔醫療支出時，大病救助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及時彌補缺位，對貧困人口實現兜底救助。此外，各種教育保險、住房保險、巨災保險全方位補充保障體系，提高農村生活質量，完善扶貧框架。二是保險保障農業生產。貧困地區多為地理環境差或自然災害多發地區，脆弱的生態結構和自然災害為農業生產帶來風險，農業保險為農村風險保障做出了重大貢獻，可有效分散生產經營風險，保障農戶具有較為穩定的收入來源。同時，商業保險機構可針對地方特色農產品，或農產品價格和設施開發普惠保險產品，促進發展地區內生動力。三是保險結合信貸體系。貧困地區普遍存在資產結構單一、信貸風險高、抵押物缺乏等信貸問題，以至于低收入人口貸款難、貸款貴，是影響農村企業發展、擴大農業生產規模的阻礙。保險結合農村信貸體系，推出小額貸款保證保險、農業保險保單質押等服務或產品，使貧困戶信用等級得以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從而降低貧困戶的貸款門檻，創造自主創業脫貧可能，推動扶貧開發由“輸血”向“造血”轉變。

保險反貧困效應

根據保險反貧困的路徑研究，保險實際作用優勢主要在于三點，一是在基本社會保險難以彌補生活開支時及時補償缺口，二是政府可以較少的保費補貼獲得可觀的保障效率，三是保險業的第三方參與將反貧困的作用點逐漸從事后補償轉移到事前預警。由此，本文概述三點保險反貧困的具體效應為杠桿效應、補償效應、預警效應三方面，并加以分析實證。

一、杠桿效應

摘要：世界范圍內的貧民窟旅游項目往往將貧困、骯臟和暴力轉化為旅游的吸睛點，以滿足一些游客多元性的觀光目的。在審視全球貧民窟旅游研究的基礎上，文章指出，許多城市的貧民窟被利用改造成旅游的觀光目的地。為了迎合游客的窺探心理，旅游企業和政府人員刻意將生活在貧困區的居民視為文化中的“他者”，而忽視了貧困居民“去污名化”的訴求與主張發展的聲音。這種滿足窺視癖的旅游服務項目，涉及到有關權力、不平等、階層互動和地區重塑等問題的一系列復雜現象，因而引發強烈的社會爭議。基于此，文章借助對浙江某一鄉鎮旅游扶貧的成功經驗的文化解讀，旨在表明盡管鄉村旅游能為當地居民帶來一定的利益，但權力擁有者應當傾聽居民的聲音，將他者視為自我，正視并解決貧困地區的問題。這是貧民窟旅游之研究成果對我國精準扶貧的現實意義所在。

關鍵詞：精準扶貧;反貧困;他者;不平等;旅游人類學

一、聚焦貧民窟旅游

自19世紀以來，貧民窟旅游（SlumTourism）的現象就已出現。最初的觀光地點集中在英國倫敦的貧窮街區[1]。彼時還處在英國維多利亞（Victorianera）時代，這些觀光客們從富足、安全與舒適的環境中暫時跳出來，以優越感十足的姿態去探究貧民區人民的生活。這種獵奇貧困環境的旅游后來蔓延到美國，游客們對Chinatown、意大利人街區和非洲裔美國人居住地等“異國情調”社區充滿濃厚興趣。隨著工業的發展和生產鏈的跨國延伸，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涌入城市參加工作。由于居住條件的制約，貧民窟越來越多地出現城市的某一區域。這種現象蔓延至世界各地，比如南非、印度、巴西、波蘭、肯尼亞、菲律賓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等，因而這些國家和地區為貧民窟旅游提供了空間地理條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貧民窟旅游浪潮此起彼伏，先后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南非組織的鄉村旅游，90年代的跨國旅游公司的推銷觀看貧民窟項目，以及2000年之后印度孟買成為最大的觀光目的地。然而，就全球范圍而言，盡管貧民窟旅游備受爭議，但這些地區也的確成為這類旅游的熱門線路[2]。社會各界對此開始逐漸關注，尤其是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Millionaire）的上映，讓這一現象變得家喻戶曉。學術界也不例外，分別在2010年和2014年召開了第一屆、第二屆貧民窟旅游國際學術會議。然而，迄今為止，“貧民窟旅游”的明確定義尚存在爭議。然而，該概念被普遍接受卻與“貧困，骯臟和暴力”[3][4]為特征的區域分不開。之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這一關系型的概念與特殊的政治愿景、經濟利益和社會文化背景相關，以至于這么模糊不清、無法定論，但這并不影響學界對這類旅游現象的研究。事實上，這一社會事實的出現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英國工業革命期間，可謂濫觴已久[5][6]。而學界對此研究卻始于上世紀80-90年代。起先是由地理學的一些學者開始探討城市消費的空間問題，而后社會科學界接踵而來[7][8]。進入2000年之后，貧民窟旅游的研究才走向成熟，而且成果的影響也逐漸擴大。顯然，貧民窟旅游的動機首先被關注。人們往往好奇為什么游客們來到這些地方參觀、探訪。事實上，這部分研究視角不僅已經摒棄以往的推拉理論的觀點，認為的游客出游是由個人的動機與欲望所推動的[9][10]，以及觀光地能滿足游客欲望的屬性所拉動，而且研究者們也不再在包括身體、文化、人際關系和聲望等四種“傘形組合”（UmbrellaGroupings）的旅行動機上下功夫[11]，而是轉向了具有后現代性的道德旅游的動機（moraltourismmotivations）。該理論認為，旅游者完全通過在未開發的農村社區或自然的區域來體驗真實性，以此達到尋求意義的倫理目的[12]。正因為如此，貧民窟游客們更愿意將自己釋放在一個接近“野性”或“原始”的環境中[13]，以此體驗類似前工業化社會更“真實”的生活方式[1]，追求人類的生存意義，并反觀自己在現代社會中的身份和所侵潤的文化，以達到期望中的道德境界。其次，學界開始思考貧民窟旅游是否有助于反貧困（povertyalleviation）。從總體上說，隨著游客的到來，貧民窟旅游可以為生活在貧困地區的當地人民帶來經濟利益，并引起他們的社會流動性。誠然，旅游業的發展不僅能夠直接創造一定數量的工作崗位[14]，而且還間接地帶動諸如食品、住宿、紀念品制作等其他行業的發展與繁榮。與此同時，游客對貧民窟的了解越深，則對以骯臟、暴力和苦難地方的“祛魅”效果越好[15]，有助于消除負面的看法和刻板的印象，為貧民的社會賦權和接受教育提供有利的條件。如果進展順利，那么貧民所掌握的經濟權力不僅可以讓他們擁有社會流動的機會[16]，而且還有可能創造政治資本，并有助于迫使政府承認歷史上被邊緣化的貧困地區，換句話說，即可以幫助外界改變對貧困區的看法，并有助于發展出政治上的認可與接納。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盡管如此，但實際上貧民區民眾能分享到多少的利益仍值得懷疑[17]。由于存在內部的權力結構不平等，旅游帶來的利益常常被很少一部分人攫取，更多的民眾即使獲得了微薄的收入，也常常最終流入到了毒販或幫派頭目的腰包里。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貧困不但是收入低下，更為重要的是其基本能力被剝奪了。換句話說，貧困不僅僅是缺乏收入和資源，還包括被排除在社會和政治參與之外，缺乏身心健康，缺乏安全感等等。因此，一些學者將貧民窟旅游與民生福祉、城市重塑（UrbanRegeneration）結合起來，研究貧民窟人們在旅游產業中被賦權的過程和重塑他們生活空間的可能。在游客或志愿者的支持下，貧民窟居民往往獲取了資源和能力，與當局展開空間爭奪的努力[18]。例如，以往的約翰內斯堡以犯罪、不安全而著稱，但隨著貧民窟旅游的蓬勃發展，人們開始關注城市的文化產業與創造力[19]，并向當局施壓建造各種民生的服務場所，加大各種外來商業投資，欲圖將約翰內斯堡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非洲城市。盡管這些努力遇到重重困難，但類似富裕社區所特有的生活設施和品牌店鋪漸漸出現，并作為多元化和包容性城市已初見端倪[20]。是以，旅游和旅游所創造的空間不僅僅是傳遞信息，還會影響貧民窟居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角色的轉變，并由此開啟重塑城市生活空間的社會變遷。以上這些研究，無論是游客的體驗表征、當地經濟的繁榮，還是社區的重新營造，人們能以視覺化的接受方式得以感知。然而，隱藏在背后更深層次的倫理問題、空間正義、內部的權力結構，以及全球化下的不平等關系等，或許更有研究的意義，因為這涉及到社會的正義和人類的福祉。因而，在巴西的羅西尼奧（Rocinho）貧民區，有研究者涉及了居民對貧民窟旅游道德的現有看法[21]。同時，一些研究者涉獵了貧民窟作為旅游的目的地將如何在電影、文學、攝影中加以道德呈現的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當然，內部的權力結構，譬如游客、導游、志愿者、當地官員，以及居民內部關系等也是研究的關注點。事實上，試圖理解現有貧民窟旅游業的持續生存中的權力結構與倫理道德等問題任重道遠。

二、旅游、全球化與“他者”

作為現代性后果之一的全球化，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來展現它在社會經濟文化中的力量。在此過程中，“人口、物資、影像、信息、權力、金錢、理念和危險全都處于一種遷移狀態之中，它們以難以琢磨的速度駛往未可預見的地方”[22]。在全球體系中，人們生活節奏持續加速，活動范圍超越傳統固定的空間限制，進而與外界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和融合日趨頻繁。而旅游作為一種“跨界”休閑的生活方式，無形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如果從歷史視角而論，由以工業革命為起點的現代性進程，令世界各地成為了工業大生產中的一員，生產所需的勞動力成為了可以買賣的對象。大量人口集聚城市，由此誕生的貧民窟成為了普遍的社會景觀。作為現代性發展后果的全球化浪潮，則將貧民窟之旅帶到了世界城市的各個角落。正如有學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貧民窟為觀光點的旅游業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旅游業之一[1]。那么，如何滿足游客的獵奇或窺探心里成了旅游從業者們的工作重點，他們常常努力挖掘地方特色、民族習俗、偉人事跡、自然風貌和特定歷史來招攬游客[23]。當然，這些具有“特異”的文化自然的景點要素常常不在主流的文化宣傳當中，用以滿足大眾游客的新鮮感和獵奇心理。然而，如何將這些非主流的景觀加以展演，卻很值得玩味。縱觀眾多的旅游景點，“異同尋常”大概是最佳的亮點，因而凸顯當地的“異樣”才是旅游業的存活并持續發展的根本。正如本文所論及的貧民窟，常常不被外界所了解。對于區域之外的民眾而言，盡管貧民窟是存在于他們共同生活的城市某一區域，是該城貧困人口聚集的生活區，但卻對其中人們的居住環境、生活狀況、行為舉止等知之甚少[24]。換句話說，貧民窟生存狀況往往以“貧困，骯臟和暴力”為外界所認識，這與主流社會存在著鮮明的差異，致使界外成員多少生成強烈的好奇心理，這也是旅游策展者和從業人員努力打造和展現的方面。然而，被攫取出來的“差異”被刻意放大，貧民窟的“貧困，骯臟和暴力”業已成為了外界的刻板印象[25]。其結果是，貧民窟的居民無形之中被“污名化”，令其在投資發展、社會教育、設施建設、民生保障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導致一些居民紛紛搬離該地區，以避免遭遇歧視[26]。事實上，貧民窟的存在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政策不無關系，單純將該現象歸咎于貧民窟的居民，政府似乎有推脫責任之嫌。然而，這種刻板印象一旦生成便難以扭轉。可以說，這種過度夸大的“差異”對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也令他們成為了主流文化的“他者”。有學者把建基在對“他者”幻想中的做法稱之為“內部東方主義”（InternalOrientalism）。此概念最初來自賽義德（EdwardSaid）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其基本觀點是，至少11世紀以來，東方和西方的“二元論”就已經借助西方文學、政治和流行話語被創造出來，并在殖民時期達到頂峰。他認為，“東方”作為西方文化創造出來的概念，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工具[27]。西方學者把西方文化視為標準，而將東方置于神秘、軟弱與陰柔的“他者”的地位[28]。這一概念對西方人如何看待“東方”影響巨大。受此啟發哲學家巴基奇（Bakic-Hayden）提出了一個相關的概念，即“內部東方主義”[29]。巴基奇指出，在東方文化中，也有人把東方內部的其他不同的東方人視作遠離標準文化的“他者”。于是，相對“主我”而言，“他者”成了異類。在貧民窟之旅中，外界的游客，不論經濟條件、社會地位還是教育程度等，相對居民而言皆有絕對的優勢，他們居高臨下地“凝視”[30]這些貧民，窺探他們的生活，并以一種優越的姿態和文明人的眼光向世人傳播所見所感。這些憑借文學、影視、照片等載體的第一手訊息在“標準”文化審美的眼光中成了奇異、神秘、不可思議的社會景觀。被一味放大的“異”所誤導的社會后果，讓人不明就里地認為人與人之間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再進一步以為差異是來自某種先天的因素所致。類似這種文化中心主義的本體論式觀點，在人類學界早已被討論、被批判。人類學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Relativism）概念作為有力回擊，認為人類社會的多樣性是來自地理、歷史和文化的長期塑造，而非先天因素所決定[31]。同時，文化相對主義主張，不可使用一種文化的標準去比較、衡量另一種文化孰是孰非。只有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基礎上，人類社會才能和諧有序地進步。正如費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因此，作為貧民窟之旅所生產出來的“他者”文化與知識是有違這一原則的。事實上，居于貧民窟的民眾為此付出很多努力，以此擺脫這種污名化的刻板印象。有學者認為，盡管貧民窟旅游相對來說是一種新現象，但對此的評價褒貶不一，存在很大爭議。通過對貧民窟居民對貧民窟旅游發展的態度的半結構化訪談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貧民窟的居民對貧民窟旅游持負面態度[32]。換句話說，貧民窟之旅對居民的正面影響陳述評級較低，而負面影響陳述評級較高。為此，很多居民做出了行動以盡量消除這種消極影響。他們越來越能夠在社會網絡中定位自己，并利用全球化的影響，在其周遭的環境中實現環境和社會的變革[33]。同時，有學者通過對貧民窟旅游中的當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企業參與者等主體互動研究，開拓了對這些不同行為者如何協商不平等的理解[34]。通過跨文化的了解，居民逐漸意識到賦權的重要性，并將發生在他們身邊的旅游作為跨階級權力和不平等談判的重要場所[35]。這些居民作為旅游業中的委員會成員，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其社區建設與改造，主導貧民區的未來發展。然而，這樣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付出的努力卻是艱辛無比的。在下文中，筆者將簡要介紹我國浙江某一鄉鎮貧困區的改造經驗，來回應世界貧民窟的研究，以期為學術界提供中國樣本經驗，推動反貧困工作的順利開展。

小額信貸利率定價現狀及爭議

小額信貸萌發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旨在為窮人提供信貸服務，幫助社會消除貧困。小額信貸的利率是金融機構和借款人最為關心的問題，它不僅關系到信貸資金的配置，而且還會影響到金融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如何保證小額信貸在服務低收入人群、減輕低收入群體償債負擔的同時，保持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當前，我國金融機構小額信貸利率的確定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以央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二是以國家扶貧貼息貸款利率為基礎；三是以商業利率為基礎；四是以通貨膨脹率為基礎。從利率水平高低與發展模式上看，小額信貸的利率確定方式主要是兩類：一是傾向于政策性扶貧的低利率，即用政府資金或捐款資金彌補因低利率所造成的虧損，維持信貸服務的持續性；二是傾向于商業化運行的高利率，即參考銀行貸款基準利率，以較高利率實現成本覆蓋或盈利，保持信貸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據統計，政府扶貧貼息貸款的利率最低，大約在2.88%~7%之間；國際資助小額信貸機構的利率均值是12.95%；UNDP和世界銀行的小額信貸項目利率接近20%；一些小額貸款機構的市場利率超過20%。學術界對小額信貸利率水平設置存在較大的爭議，其觀點大體可分為兩種：一是放開小額信貸利率有利于瞄準窮人，保障信貸服務的財務績效。小額信貸需要識別窮人、幫助窮人、吸引窮人以及排斥富人，給予窮人進入信貸市場的平等權利。給小額信貸設置利率上限不僅抑制商業性信貸機構拓展農村業務，而且造成信貸資源的“價格洼地”，吸引有錢有勢的富人與窮人爭奪低廉的信貸資源。因此，放開小額信貸利率在短期內能夠排斥富人通過尋租改變資金的流向，使金融資源流向低收入群體，并且從長遠來看保障了金融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湯敏，2003）。二是保持小額信貸的低利率，減輕窮人還款付息的負擔。這種觀點認為具有扶貧性質的小額信貸的服務對象是低收入群體，高利率將加重窮人的負擔，進而違背了其扶貧減貧的初衷。因此，需要為小額信貸利率設置上限，維持小額信貸的低利率，用財政貼息彌補利息缺口。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小額信貸的低利率政策弱化了其扶貧效率。第一，低利率的小額信貸讓貸款戶聯想到政府救濟，不愿意及時償還貸款，使整片地區小額信貸的信用基礎遭受根本性的沖擊；第二，低利率吸引著中高收入群體爭奪稀缺的信貸資源，使得信貸偏離服務窮人的初始目標；第三，低利率難以覆蓋小額信貸的運營成本及風險，進而抑制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拓展業務的積極性。因此，社會各界對放開小額信貸利率限制的呼聲越來越高。盡管社會各界普遍呼吁放開小額信貸利率限制的問題，但是如何確定合理的信貸利率區間還存在爭議。

小額信貸的合理利率邊界分析

（一）市場供求下小額信貸利率的上限小額信貸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狀況是小額信貸資源稀缺性程度與論證小額信貸高利率合理的重要依據。根據統計，我國現有農戶2.3億戶，有貸款需求的農戶約為1.2億戶，其中獲得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的農戶數超過78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33.2%，占有貸款需求農戶的65%（周兆函，2010）。2007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共給農戶發放1.2億元小額貸款，國家開發銀行發放小額貸款508億元，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給農戶發放2100億元小額貸款（杜朝運、范玲玲等，2009）。相比較而言，我國小額信貸供給依然不能夠滿足農戶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此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逐步退出經濟落后、交通閉塞的農村地區，把農村地區的儲蓄資源投入到城市經濟建設中，進一步加劇了農村金融資源的短缺。因此，在二元經濟下，農村地區信貸利率較高是資金資源供不應求的自然結果。作為反貧困的工具，不論是正規金融機構還是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小額信貸利率的上限，應該不能超過本地區資金市場自發決定的自然利率水平。從某種角度上說，小額信貸的利率低于農村的自然利率水平，就是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有利于降低借款人的償債負擔。（二）成本約束下小額信貸利率的下限盡管小額信貸并非以盈利為目的，但是合理的信貸利率水平能夠覆蓋各種成本，保持信貸機構經營的可持續性。我國小額信貸的主要目標就是扶貧減貧，消除極端貧困與饑餓，從而把利率設定在較低水平。但是，低利率勢必造成信貸資金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信貸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隨之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下，后者不得不依賴社會捐助、財政貼息及轉移支付維持生計。事實上，小額信貸低利率設計終究偏離市場均衡，一旦失去外部援助小額信貸機構很快就會陷入財務困境。因此，在保持小額信貸機構財務可持續發展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貧困，是實現小額信貸“雙贏”目標與回歸信貸均衡的必要手段。從這個層面上說，小額信貸的利率下限應該是覆蓋包括經營成本、機會成本、風險溢價在內的各種成本，從而維持信貸機構的盈虧平衡。（三）小額信貸合理利率的確定及相關討論由于不同小額信貸機構或項目的資金來源及約束存在差別，它們的利率設置自然具有較大的差別。政府貼息的小額貸款利率與一部分非政府組織的小額貸款利率是低利息或無利息；民間小額貸款利率的均值大約在20%左右；也有一些小額信貸公司采用“貸款利息+管理費”的運營模式將貸款年利息維持在27.6%~33.6%。農村研究中心2005年對15個省20個市縣進行調研，發現農村高利息借貸發生率達到85%。這種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礎上高額利息借貸行為，既反映出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村信貸資源的稀缺性，也表明農戶對信貸資金具有強烈的需求。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小額信貸合理利率的邊界應該是既覆蓋各種成本，又不超過本地區資金市場的自然利率。值得討論的是，制定高額利息的小額信貸不等同于高利貸，不應該受到道德批判。如果資本的利息不超過資本的盈利率，該高額利息就不能稱之為高利貸。也就是說，只要信貸利息低于農業資金的回報率或農村工業發展的回報率，該信貸利率就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合理利率水平。與政府貼息的小額信貸利率相比較，由市場供求決定且覆蓋各類機會成本的小額信貸利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貸款人的還款負擔，但是具有較好的反貧困功效。首先，高額利息貸款能夠真正地瞄準窮人。低利貸款容易滋生尋租腐敗，將有限的貸款資源有權勢的富人階層，偏離小額信貸的扶貧使命，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高息小額信貸所形成的“價格高地”有助于剔除高收入群體，使信貸資源真正地流到窮人的手中。其次，高額利息增強借款人的還款意識，減低貸款違約率。補貼性貸款容易被人看做是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白送”心理造成借款人不急于還款。這在間接上降低借款人的投資積極性與謹慎性，降低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率。高額利息貸款恰恰彌補了這個方面的不足，增強借款人的信貸風險意識與貸款人監督管理貸款的積極性，從而構筑起農村地區的信用體系。第三，高額利息提高信貸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一般而言，小額信貸所面臨的市場風險、經營成本要大于商業銀行，低利息必然導致小額信貸機構陷入財務虧損，喪失基本運營能力，從而不得不向政府或其他機構尋求支持。高利息能夠覆蓋信貸機構的各類成本，提高其財務可持續性。反過來，在失去或減少外在支援的情況下，小額信貸機構會積極收集信貸信息、設計多元化的金融產品、提高風險防范意識與內控能力。

小額信貸利率對反貧困的影響

在2012年下半年，我們對甘肅省白銀市農村小額貸款進行問卷調查，在4個鄉鎮，8個行政村發放200份調查問卷。剔除未回收與無效的問卷，一共回收151份有效問卷。在被調查的151戶農戶中，129戶農戶曾經或現在擁有借款需求。其中，有83戶農戶向鄰里親親借過錢，占總調查戶數的55%；有45戶農戶向農村信用社借過錢，占總調查戶數的30%；有10戶曾借過私人高利貸，占總調查戶數的6%；從農業銀行借貸的戶數只有3戶，占總調查戶數的2%。農民的天然脆弱性，迫使他們需要通過借貸來緩解因家庭變故、自然災害、季節性收入以及市場變化所引起的貸款需求。根據調查，我們發現農戶的借貸利率高低不一，其分布大體呈現出正態分布的趨勢。借款人向鄰里親友處借貸的年利息主要在18%~24%之間波動。從某種角度上說，此時的利息是由該地區信貸資金市場供求決定的自然利率。私人高利貸的利率大體是在36%左右，而正規金融（如農村信用社）的貸款利息受到政府貼息的影響低于10%。在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戶向正規金融機構獲取低息貸款與私人借入高利貸的比例都較少，主要向親朋好友支付自然利率的貸款。從農戶的借貸用途來看，他們的信貸用途可分為生產性用途與生活性用途。根據調查，有45戶用于農業生產、經營小生意及投資，所占的比重是30%；有35戶借貸用于子女上學，所占的比重為23%；用于建房子與治病所占的比重分別是15%與10%。盡管農戶的信貸有一部分屬于非生產性用途（如子女上學、治病與建房子），但是他們在融資過程中大多用具有相對穩定收入流的種植性收入、外出務工收入以及經營收入作為還貸款項。同時，在調查過程中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礎上、以市場供求決定的自然利率為主的小額信貸使農戶陷入貧困的案例。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將小額信貸的利息作為扶貧績效的考核依據，不能將低利息等同于扶貧或減貧，而把高利率視為剝削或返貧。人為制定低利率的小額信貸制度，類似于建構理性的制度設計，沒有考慮農村經濟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往往違背了市場規律。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即從農信社獲取政府貼息小額貸款的農戶要求延長貸款期限與擴大信貸規模。通常而言，窮人的資金使用方式是較為保守的，側重短期化、小規模以及周轉快的投資項目，以減低各種市場風險。要求農信社延長貸款期限與擴大信貸規模，顯然是為了滿足借款人冒進、規模化的投資需求。只有收入較高的農戶才能選擇這種規模化、投資回收期長與高風險的經營模式。據此，我們判斷農村有權勢的高收入群體正在利用各種手段爭奪本應給予窮人的貼息貸款，并且他們繼續以窮人的名義要求得到更多的公共資源。通過對白銀市農村小額信貸的調研，我們得出人為制定低利率不利于信貸資源流入到低收入群體手中，并且容易降低信貸資源的使用效率。這表明小額信貸的低利率不一定會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達到扶貧的目標。因此，小額信貸利息調整到能夠覆蓋各種成本、不超過由市場供求決定的自然利率水平是比較合理的。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繼承馬克思反貧困思想的基礎上，充分吸收、鄧小平等脫貧理論和我國實踐經驗，創造性地發展形成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開發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精準扶貧思想內涵豐富，提出了扶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扶貧開發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的關鍵是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切實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構建全黨全社會共同關心的大扶貧格局，實行最嚴格的考核制度，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精準扶貧思想的價值和意義重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創新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推動了精準思維在治國理政中的深化，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關鍵詞：；精準扶貧思想；理論品格；時代價值

黨的十八大以來，把精準扶貧事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對精準扶貧作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判斷，形成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開發戰略思想。這是在馬克思反貧困思想的基礎上，繼承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脫貧經驗和理論，創造性地發展形成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思想契合了時代的要求，對打贏脫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促進世界反貧困進程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脫貧思想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高度關注，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進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是對貧困問題現象和本質、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作出理論闡釋的科學學說，理論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私有制是導致貧困的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無產階級的貧困包括“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最終消除貧困。二是發展生產力是減少貧困的重要途徑。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達到或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減少貧困。三是全面自由發展才能真正消除貧困。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最終必須要依靠自身解放，實現自身全面自由的發展，才能夠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貧困理論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將消除貧困作為奮斗目標，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確立了中國共產黨是消除貧困的堅定領導力量，農民是反貧困的主導力量，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反貧困目標的前提和基礎，合作化是反貧困的基本戰略。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揭示了生產力落后是導致貧窮的重要根源，必須從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入手，探尋擺脫貧困的道路，并將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扶貧開發的基本前提，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扶貧開發的總目標。系統闡述了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性質、對象、主體、組織形式、實現途徑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中國扶貧開發理論的基本框架。科學判斷了中國扶貧開發所處的歷史階段，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扶貧開發的總體目標等。可見，經過我國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實踐和經驗總結，逐漸形成了治理貧困的一系列理論，為形成新時代中國精準扶貧的理論體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淵源。

二、精準扶貧思想的基本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