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范文10篇

說明兩點。第一，把組織、老干部、機關黨建、黨史研究和黨校工作會議放在一起開，既是為了精簡會議、提高效能，又是我市多年來堅持的成功做法，也得到了各個方面的贊同和肯定。當然，這樣的會議，雖然叫黨建工作會議，但由于工作分工的原因，并不涵蓋黨建工作的全部內容。第二，本來王國平書記要參加這次會議并作重要講話，但是因為臨時有其他工作安排，不能親自到會。他的有關要求將由我在會議上一并強調，所以，我的講話時間可能會長一點。但是考慮到各部門在今天下午還要抽點時間，分頭進行具體部署，所以，我的講話主要還是側重于提一些原則性要求。

這次全市黨建工作會議，是市委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市委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會前，市委常委會聽取了專題匯報，并提出了重要意見。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總結經驗、部署工作，進一步統一思想、理清思路、明確舉措，以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剛剛過去的一年，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也是我市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預計全年實現生產總值2500億元，同比增長15%；規模以上工業銷售產值4100億元，同比增長31%，工業經濟總量已經突破5000億元大關；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00億元，同比增長1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200億元，同比增長19.2%；財政收入（不含省下劃企業）350億元，同比增長20%；市級外貿出口95億美元，同比增長47%；實際利用外資13億美元，同比增長30%；實際到位內資220億元，同比增長46.6%。與此同時，精神文明建設、民主政治建設等也取得了新的進步，提前一年基本實現“十五”計劃目標。此外，我市在過去一年還獲得了“中國城市總體投資環境最佳城市”、“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2004十大協調發展城市”、“中國十大最具經濟活力城市”、“最具幸福感的城市”等一系列桂冠。

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全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共產黨員團結拼搏的結果，凝結著全市黨建工作部門和廣大黨務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一年來，全市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大力弘揚“克難攻堅、爭創一流、敢于負責、合力興市”精神，想干事、會干事、干成事，為杭州三個文明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全市黨建工作部門和廣大黨務工作者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服務群眾、服務黨員，組織、老干部、機關黨建、黨史研究和黨校工作都取得了新的進展。比較突出的：一是以“三樹一創”教育實踐活動為主抓手，進一步加強了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設。二是以各級黨校為主陣地，大規模開展干部輪訓工作，已經對一半以上的各級領導干部進行了各類培訓。其中，在市委黨校開設的“領導干部講壇”，把理論學習和工作實踐結合起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得到了學教雙方的一致好評。三是以落實全市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為重點，組織部（包括人才辦）、老干部局、機關工委、黨史研究室、黨校以及其他有關職能部門，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推動五支人才隊伍建設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四是以落實中央“5＋1”文件為契機，繼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聯合公選和公開招聘工作取得了圓滿成功。五是以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試點成果運用和各項準備工作為主線，全面推進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在抗高溫、抗缺電、抗臺風以及各項中心工作中，充分發揮了戰斗堡壘和先鋒模范作用。六是以加強效能建設、爭創滿意單位為主載體，標本兼治、雙管齊下，著力解決“辦事難”問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也引起了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社等40多家海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七是以落實市委《關于加強新形勢下老干部工作的意見》為主題，切實加大領導力度，全面落實各項待遇，努力加強思想政治建設，進一步提高了老干部工作水平。八是以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為根本任務，扎實開展黨史二卷的征編工作，著力加強黨史宣傳教育，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效。借此機會，我代表市委，向全市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和黨務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剛剛邁入的2005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切實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開局之年，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鞏固宏觀調控成果的關鍵之年，也是全面實現“十五”計劃、銜接“十一五”計劃的重要一年。做好今年的黨建工作，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意義深遠。下面，我根據市委常委會研究的原則意見，圍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條主線，就今年的黨建工作，講三個問題。

一、以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導，深刻認識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對黨建工作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

**煤礦今后如何發展？如何管理？怎樣有效地組織安全生產，實現效益、效率的增長和職工隊伍的穩定，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認識后，有了以下的思想和方法：

首先，整合思想，統一認識。**煤礦的人員來自四面八方，有來自國有煤礦的、有企業破產買斷或退休待退的、有外地來的農民協議工，還有當地的村民和通過各種人情關系進入礦上的。區隊有礦管隊、還有外包隊，組成十分復雜，素質參差不齊，到礦上的目的也各有不同，想法各異。相當一部分人存在嚴重的雇傭思想，“我就不是礦上的人，到這就是想掙點錢，干不成就走人、跳槽”，這種思想的存在使得大家缺乏了企業主人翁的意識。針對這種狀況，為解決礦上的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問題，必須先要整合各種思想，解決共同的認同問題。所以就引出一個問題：這就是到**礦來干什么？我認為：咱們到**礦一是要把礦發展好；二是要把安全管好；三是增加大家的收入。沒有前兩條，最后一條就實現不了。對外包隊來說，在礦井的發展歷程中，曾經也做出過很多貢獻，現在礦井發展了，暫時還不可能完全取締，但必須明確“你發財，我發展”的雙贏理念，否則，就不可能很好的合作。

第二，明確工作的切入點。“2.14”事故給**煤礦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創傷，如何扭轉安全的被動局面，振奮精神，迎難而上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我們提出今年的工作思路，這就是：安全切入抓管理，抓好管理促發展。具體來講，就是從抓好安全的三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是系統管好抓“三化”。系統管好就是要抓系統達標，杜絕重特大事故。“三化”就是指機械化、標準化、精細化。機械化就是要提高裝備水平，隨著綜采面的安裝試采，礦井已具備大規模機械化生產的條件，落后的生產工藝將逐步被淘汰。標準化是煤礦的基礎工作，是打造本質安全型礦井的必經之路。針對**煤礦的實際，在今年的標準化工作中將按以下思路開展工作。

1、加強對管理人員的學習培訓，提高對標準化工作的認識，使管理人員和區隊骨干成為知標準、懂標準、能標準的標準化人。

2、抓好工作的推進。主要從這幾個環節抓起：

一、丑之為“丑”

丑有自然丑和藝術處理的丑之分，我們要探討的丑是指的藝術行為里的丑。丑的定義不是單一的，并沒有一個確實的定義，但肯定的是：丑與美相比較而存在。幾乎沒有一位美學家不把丑放在美面前，以美為前提來解釋的。如奧古斯丁“美是絕對的而丑是相對的”；鮑母嘉通以“主體的感性認識的完善與不完善”界定美與丑；叔本華以“主體意志的客觀化是否充分”界定美與丑；立普斯以“主體在對象中投射的感情是否有價值”界定美與丑；在蘇格拉底那里，與功用目的相違背的便是丑；在休謨那里，不和諧的，引起人的不安和病感的便是丑的；等等，可以說有多少種美就有多少種丑。總之丑的本質與美一樣是錯綜復雜的，可以說丑：“在一切方面都恰好和我們提出作為美的要素的那些品質相反。”

丑的本質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具有不同的內涵。丑在內容方面的特征是違反社會目的，與倫理學領域中的否定性道德價值“惡”相聯系；背離客觀規律是丑在形式方面的特征，與認識領域中的否定認識價值“誤”相聯系。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丑作為審美范疇，與美相對立，它是美的否定和反襯，是其悲、喜、崇高、滑稽等美感的組成因素。在美學范圍之內丑可以定義為“指某種由于不協調、不勻稱和不規則而引起非快感的令人厭惡的東西，也反映完美的缺失和不可能性。丑有別于畸形和不美”。丑的本質在于，對象以其形式狀貌對主體實踐效果的否定，喚起主體情感對對象存的否定。藝術作品中的丑，可以形成審美價值。

二、“丑”的萌芽

中國文化早期的美丑觀處在美丑善惡交混的混沌狀態，是丑意識的萌芽。與西方相較，中國人更早領悟到美丑共存的辯證關系，先秦時就形成了對美和丑的獨特認知。在儒道互補的文化格局中，形成了不尚思辨而重視社會倫理感情的哲學基調，與此相聯系，中國美學重視的不是實體和對象，強調的是對立面之間的滲透與協調，而不是對立與沖突，因而中國美學的最高目標仍然是倫理性的善，對于美卻不甚在乎，對于丑也就較能容忍，尤其是道家思想中，“得精神于陋形之里”、“齊美丑”等觀點，決定了丑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特命運。先秦典籍中多將丑作“醜”，許慎《說文解字》里解釋為“醜，可惡也，從鬼，酉聲。”從字義上說，丑與“鬼”相聯系，這里透射出中國文化里的生命意識，丑是惡，它具有人生的負面價值。東漢王符《潛夫論·德化》中有“美考終而惡兇短折”，意思是長壽而終是美好的生命形態，而夭壽，兇死則是丑惡的人生了，這就把生命、生活和美丑觀念聯系在一起。

無論儒家還是道家的思想，都把形式的美丑與本質的善惡區分開來。從丑的內容來看，它既表現為形式與內容的不統一，又表現為對象的社會內涵對道德規范的違背。美丑沒有絕對的界限，只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遍布宇宙的道才是絕對的；美丑不過是道的體化而已，只要與道通即是大美。

2004年中國農民發展成績明顯，問題突出。由于政府重視，政策到位，2004年農業形勢好轉，農民收入明顯增加，突破了前幾年的農民收入停滯狀態。隨著政府關注和一系列政策出臺，清理農民工拖欠工資和改善農民工的勞動環境的工作初見成效。以前積累的失地農民問題仍然突出，對農村社會穩定的影響居第一位。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村委會改居委會涉及到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農民土地權益、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問題，需要相應政策進一步完善。

一、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卓有成效

保護農民的合法權利，構成了2004年促進農民增收的核心政策，也確定了三農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中，中國的農民問題涉及三類農民：一是種地農民，二是失地農民，三是“農民工”。2004年保護農民合法權益政策力度大，針對性強，覆蓋了這三個群體。

2004年初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各地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促進農民增收、“多予少取”的政策效果立竿見影，200年農民種糧積極性增加，農業投入增長，糧食生產開始恢復性增長，預計全年總產量將達到4.55億噸，比2003年增產2400萬噸。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1996年至2000年分別為9%、4.6%、4.3%、3.8%、1.9%，2001年出現恢復性增長，也僅僅為5%，2002年為4.6%。在農民收入構成中，如扣除勞務收入，來自第一產業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這一情況在2004年開始改變。

1、2004年糧農收入增加明顯，是近20年中增長最快的一年

種糧農民成為2004年“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的最大受益者。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2004年上半年同比增長7.8％，是近20年中最快的增長。2004年前三季度，中國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2110元，實際增長11.4％，增幅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4.4個百分點，比去年同期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增幅提高7.6個百分點。

1全球服務外包市場潛力巨大

由于服務外包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優化產業鏈、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因此近年來全球服務外包發展極其迅猛。據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未來幾年全球服務外包市場將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長。有資料顯示，2004年和2005年總值已經分別達到3000億美元和5850億美元，2007年全球外包市場總值更是高達1.2萬億美元。

2007年，我國服務貿易為2000多億美元，僅占我國貿易額的10%左右，遠遠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以軟件外包出口為例，2007年我國軟件服務外包的出口額首次突破10億美元，而目前全球離岸外包的潛在市場規模已經達到了4650億美元，到2010年，全球離岸外包的潛在市場規模可望增長到6000億美元。由此可以預見我國在服務外包市場上將大有所為。

2發展服務外包市場的經濟與社會效應

2.1促進產業升級

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業，能夠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眾所周知，盡管我國近年來產業結構變化較大，但是第二產業仍然占據主體地位，三次產業比例同經濟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據國研網的統計數據，2007年美國第三產業比重高達76.7%。而中國僅為41.1%，這一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的69%也差距很遠。同時，第三產業雖然有所發展，但也主要是集中在低端的加工服務，作為現代服務業的服務外包市場在我國第三產業中的比重卻很小。由此可見，積極爭取和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將大大改善我國的產業結構，朝著更加合理和高端的方向發展。

1國外主要港口物流的發展模式

國外港口物流發展大致經歷了傳統物流階段、配送物流階段、綜合物流階段,而今進入到港口供應鏈物流階段。國外港口吞吐量較大的幾個港口,在港口物流建設上,也走在了世界港口物流業發展的前列。

1.1鹿特丹港港口物流的發展模式

鹿特丹港的港口物流發展模式屬于地主型物流中心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港口管理局擁有很大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和土地使用權,由其統一港口地區的碼頭設施和臨港工業以及其他設施的用地管理。通常港口管理局拿出一部分倉庫和堆場開辟為公共型港口物流中心,但其只負責管理和提供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本身不直接參與物流中心的經營。當物流中心建成后再由港口管理局有重點地選擇業務基礎牢固,信譽好的物流經營方加盟,逐步吸納工商企業加入物流中心,便其將原材料采購,配送等職能交由物流中心負責,參與供應鏈管理。一般說來鹿特丹港物流發展模式主要有這些特點:一是由政府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租賃給企業自主經營;二是港口配套設施齊全,儲、運、銷形成一條龍服務;三是港口物流中心規模大,專業化程度高;四是港口工業發展迅速,已形成物流鏈。

1.2安特衛普港港口物流發展模式

安特衛普港的物流發展模式屬于共同出資型物流中心模式。該模式通常是以港口為依托,聯合數家水、陸運輸企業或以股份制形式組成現代物流中心,成為裝卸、倉儲、運輸、配送、信息處理的統一體,開展一條龍、門到門、架到架的綜合性服務。這種模式的優點是一方面可以解決港口資金缺乏的困境,另一方面通過與國內外先進的物流企業進行合作,更快地了解和掌握國際上現化物流中心的經營和管理技術及運作方式。一般來說安持衛普港口物流的發展模式主要有這些特點:一是由港務局與私營企業共同投資;二是有著良好的基礎設施;三是有著暢通的集疏運網絡;四是有著高效的政府管理方式。

中國醫藥學是廣大勞動人民幾千年來防病治病的經驗總結，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中國醫藥學與西方現代醫學構成我國醫學的一體兩翼，在我國醫療衛生事業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來，在省委、省政府領導下，**市圍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充分發揮廣東優勢，整合中醫藥資源，振興中藥產業，發展我省中醫藥的要求，不遺余力，大力推進中醫藥事業發展。中醫事業、中藥產業和中醫藥科技、教育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發展。

一、**市中醫藥發展基本情況

經過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市中醫事業和中藥產業加快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目前，全市共有公立中醫醫療機構20所，含中醫醫院17所，研究所、門診部3所。其中，三級甲等中醫醫院（市中醫醫院）1所，二級甲等中醫醫院5所，二級乙等中醫醫院1所。增城市中醫醫院為國家示范中醫醫院（縣級），花都市中醫醫院為省示范中醫醫院（縣級）。市、區屬中醫醫院共有病床2254張，占全市總病床數的14.11%。共有中醫執業醫師、執業助理醫師1325人，占全市醫師總數的15.0%。在市、區屬醫療機構（含西醫機構）中醫人員中，共有中醫博士11名，中醫碩士65名，主任中醫師44名，副主任中醫師275名；在讀博士研究生8名，在讀碩士研究生95名和參加優秀中醫臨床人才研修項目班20名。**年全市、區屬醫院總診療人次為2552.4萬人次，其中中醫診療798.9萬人次，占31.30%。

“**”期間，**獲得國家級重點中醫專科建設項目1項，省級重點中醫專科（專病）10項、市級中醫專科（專病）23項、市級治療特色診療技術項目9項。有市級立項課題431項，省級立項課題94項。**年，我市荔灣區中醫醫院不孕不育專科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確定為國家重點中醫專科建設單位。**年8月花都區成為全國農村中醫工作先進區。**年11月**市中醫院“腸炎清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的臨床研究”獲中華中醫藥學會科技進步三等獎。**年12月荔灣區通過創建有中醫藥特色全國社區衛生服務示范區的復核評估。

醫藥產業是**重點發展的7大產業之一。全市66戶規模以上醫藥工業企業中，有中藥飲片加工業和中成藥制造業21戶。敬修堂、陳李濟、和記黃埔、王老吉、香雪制藥、中一藥業等中成藥企業在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年，全市規模以上醫藥工業完成工業產值69.39億元，同比增長4.9%，分別占全省行業總產值的28.9%，其中中藥飲片加工和中成藥完成總產值近22億元，占全市醫藥工業產值的31.7%。消渴丸、華佗再造丸、夏桑菊、復方丹參片、板藍根和抗病毒口服液等6個中成藥名優品種年銷售收入超億元。

二、我市發展中醫藥事業的基本做法和體會

促進遼寧旅游購物消費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理論意義

1.宣傳地區形象。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旅游服務基礎術語》(GB/T16766-1997)，“旅游購物是指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購買商品的活動，這些商品一般具有紀念、欣賞、保值、饋贈意義或實用價值。”旅游購物消費的客體是旅游購物品，即旅游商品，它與普通商品的不同之處在于，一般具有紀念、欣賞、保值、饋贈意義或實用價值。旅游商品是一個地區的傳統文化、民族民俗風情的濃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象征。旅游購物消費是旅游商品的流通過程，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旅游地和客源地之間的文化藝術、風土人情等信息交流，起到了旅游地形象宣傳的作用。

2.優化消費結構。依照旅游消費理論，旅游消費結構是指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所消費的各種類型的消費資料的比例關系。旅游購物品銷售收入占旅游總收入的比重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旅游消費結構是否合理的顯性指標，也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游業發展的深度和成熟度。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注重旅游購物的發展，使之成為現代旅游經濟的重要支撐點。旅游發達國家，旅游商品銷售收入占旅游總收入的比重達到了40%—60%。世界旅游購物的平均消費指數是30%，而遼寧省低于這個水平。促進遼寧省旅游購物消費，有利于優化旅游消費結構，有利于旅游業向深度發展。

3.促進經濟發展。在旅游業的六個基本要素中，“購”不僅與商業服務業發生直接關聯，而且還與第一產業農業和第二產業工業都相關聯。而且，由“購”所引發的旅游商品生產與銷售牽動的行業和產業最多，對地方經濟和就業機會增加的促進作用最大。因此，拉長旅游產業鏈，增強旅游對其他產業的促進和帶動作用，選擇促進旅游購物消費作為突破口是最合適的。

（二）現實意義

一、我國古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國的翻譯事業約有兩千年的歷史。佛經的翻譯始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譯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紀來華的西域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30多部佛經。后來月支國人支婁迦讖來中原，譯了10多部佛經。他的譯文生硬，讀者不易看懂，所以從那時起，就有直譯和意譯這一類問題的爭議。他有個學生叫支亮，支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三人號稱“三支”，都是當時翻譯佛經的名人。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有“傳實”、“貴其實”、“勿失厥義”、“因循本旨”的提法，這就是主張注重傳輸原著實質性內容，也就是嚴復所謂的“信”。這一“信”字在唐代譯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譯實踐和理論中長期被奉為圭臬。支謙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他最初不贊同另一譯者將炎的譯法，說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近于質直。仆初嫌其辭不雅。”嫌其譯得“不雅”，說明支謙最初也認為“雅”是翻譯標準之一，后來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見關于“雅”這個翻譯標準即使在當時，就已經在我國譯界爭論不休了。當時與支謙在一起的人主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可見“達”字翻譯標準當時也已經提出。到了符秦時代，在釋道安的主持下設置了譯場。翻譯事業出現了一大進步，成為有組織的活動。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譯失真，主張嚴格的直譯，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譯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譯下來的。在這期間，道安請來的生長于西域龜茲的天竺人鳩摩羅什考證了以前的佛經譯著，批評了翻譯的文體，檢討了翻譯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譯風格，主張意譯，并改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他的譯著表達了原作風貌，譯文生動形象，為我國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08年)譯界巨星玄奘出發去印度求經，17年后才回國。在他組織下用了19年時間譯出了75部佛經，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經由梵文譯成漢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成為第一個把漢文著作向外國介紹的中國人。他提出的翻譯標準“既須求真，又須喻俗”，意為“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二、我國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談到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們不得不談嚴復和嚴復的“信達雅”。嚴復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魯迅曾在《二心集》里說過，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嚴復參照古代翻譯佛經的經驗，根據自己翻譯的實踐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嚴復曾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嚴復最初提出三難，并不是作為翻譯標準提出來的，但在這之后的一百年間，嚴復的“信達雅”說漸漸引起了許多翻譯家的共鳴，對翻譯實踐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對其“雅”宇從一開始便有爭議。他所謂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采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后，激進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將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勢。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場關于“信達雅”的爭論。有人甚至認為嚴復的“信達雅”說，嚴重限制了翻譯

研究的視野，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有些觀點相當激烈。如黃雨石就說：“嚴復在開一代翻譯之風，在著意介紹外國新思想等方面的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這一套翻譯理論，無可諱言，卻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07頁)周篤寶說：“‘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說是‘違心’的，都是不科學的。他翻譯的是當時格物致知的書，代表先進的學術思想，卻為了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先進學理‘刻意摹仿先秦文體’去翻譯顯然不妥。如果說嚴復的翻譯思想有不妥之處，皆失于‘雅’’’。(《中國翻譯))2000(2)，29)由此可見，在對嚴復的“信達雅”說百年來的爭論中，“信達”二字已是人們公認的標準，而對“雅”字卻爭論很大。20世紀20年代我國出現了關于“神韻”的討論。對此我國著名作家茅盾曾發表過見解。他本人始終如一是不妥協的“直譯”論者，連后來出現的介乎“直譯”和“意譯”之間的所謂“順譯”他都反對，理由是“順譯”容易導致“歪譯”。(1984a：351～354)茅盾早期發表過許多關于文學翻譯的見解，針對以前“歪譯”的泛濫，提出一系列的“直譯”理論，以糾正前人的偏差。行文當中，他使用了傳統文藝理論的語言，談到“神韻”時說：“就我的私見下個判斷，覺得與其失‘神韻’而留‘形貌’，還不如‘形貌’上有些差異而保留‘神韻’。文學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還是寓于‘神韻’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譯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韻’，難免要失了許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這段話強調“神韻”，和后來的“神似”沒有大的差別。所以有人說20世紀50年代傅雷提出關于“神似”的討論是20年代“神韻”討論的繼續。

三、我國現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傅雷和錢鐘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分別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譯標準。傅雷先生主張“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國譯界出現了兩大派。一是以傅雷、楊絳、楊必等譯家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在近期的《中國翻譯》上北大教授許淵沖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江楓先生還在該問題上繼續爭論不休。(見《中國翻譯>>2001(3)“新世紀的新譯論”點評)2001年8月份在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舉辦的“英漢翻譯高級講習班”上，筆者有幸聆聽了兩位學者的唇槍舌戰，雙方各持一詞，誰也不服氣誰，誰都能找出有力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對的。繼20世紀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國翻譯事業出現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譯理論開始大舉進入中國翻譯研究領域，不少學者力圖“挽救”、“完善”嚴復的理論。有人干脆說：“還是信達雅好。”于是人們重新提出“直譯”或“意譯”的價值。新一輪翻譯標準的爭論又拉開了帷幕。時代不同了，人們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維方式進行爭論。與此同時，后人對嚴復的“信達雅”已經賦予了新的內容和解釋。他們認為“雅”已不再是嚴復所指的“爾雅”和“用漢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風格”。這期間，我國一些學者提出了“信達優論”、“信達切論”、“最佳近似度論”、“辨證統一論”、“緊身衣論”等翻譯標準。精通英法兩門外語的許淵沖先生把“雅”字歸結為中國文藝學派翻譯標準的根源。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

發展，提出了“三美論”(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島召開的“全國首屆翻譯理論研討會”上，辜正坤教授發表了“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他認為具體的翻譯標準應該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譯標準可分為抽象標準和具體標準兩大類，這兩大標準構成一個互相制約和補充的有機系統。抽象標準具有一元性，具體標準具有多元性。論文一經宣讀，引起軒然大波，幾乎使有關翻譯標準的討論成了大會的主旋律。可見人們對翻譯標準的重視。

四、爭論給我們的啟示本文簡述了歷代譯界對翻譯標準的爭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1．翻譯標準不是永恒的翻譯標準來自于翻譯實踐，來自于當時當地的翻譯實踐。翻譯標準的提出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氣候和人們的意識形態分不開。古代的翻譯是以宣傳宗教為目的，所以以翻譯佛經為主；近代的翻譯目的是“使頑固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的學理”，所以以翻譯科學技術和介紹新思想為主；現代的翻譯目的是為了傳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譯文學作品為主；而后現代的翻譯目的卻是多元的。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的人們抱著不同的目的，把翻譯作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服務手段。其翻譯標準也是各種各樣的。縱觀翻譯歷史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翻譯標準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必然的聯系，任何翻譯標準放到另一個時代都有其適用性和不適用性。翻譯標準不是永恒的。2．目的、對象第一，翻譯標準第二任何人在從事翻譯活動時都是把翻譯目的和對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討論翻譯標準，后根據標準再進行翻譯活動。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對象是士大夫階級，目的是“為了使頑固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學理”。為達到此目的，他拋開自己的翻譯標準而不顧，把文章譯得艱澀難懂，對原文隨意取舍，類似改編。但他實現了自己預定的目標，獲得了中國翻譯史上罕見的成功。嚴復追求譯筆優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階級興趣的翻譯目的。如果《天演論》是專為研究進化論專家翻譯的，作為一個特殊領域的讀者群，他們對翻譯的興趣主要是為了實用，譯文盡量保持原文的原貌，這比譯筆優美更重要。如果選擇學童為讀者，那必須改寫成淺顯易懂的科普讀物。所以，翻譯目的和對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翻譯標準。3．樹立正確的翻譯觀長期以來，我國翻譯界一直存在著“直譯派”與“意譯派”、“神似派”與“形似派”、“藝術派”與“科學派”之間的爭論。大致說來，這一對對派別又可以概括為兩大派，藝術派認為翻譯是藝術，實踐中比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愛意譯，而科學派則認為翻譯是科學，實踐中比較強調形似，大多喜歡采用直譯。從實踐效果來看，“藝術派”的譯文以明白曉暢為特色，容易為讀者所喜愛。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緣故，難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嚴謹的缺陷；而“科學派”的譯文雖以忠實、嚴謹為特征，但容易出現生硬拗口的弊病，讀起來不是十分順暢。作為翻譯工作者應堅持辯證法，樹立正確的翻譯觀，不偏倚任何一派，而是取兩家之長，避兩家之短，使科學與藝術并重，神似與形似兼顧，直譯與意譯并用。堅持對立統一規律，才能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

1園林植物造景涵義和發展

1.1園林植物造景涵義

園林植物造景，就是運用喬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等題材，通過藝術手法，充分發揮植物的形體、線條、色彩等自然美（也包括把植物整形修剪成一定形體）來創作園林植物景觀。

1.2中國傳統園林中植物造景的發展

我國的古典園林發展歷史可謂源遠流長,早在奴隸社會時期就已有造園活動見于文獻記載。古典園林歷經幾千年的發展,已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造園藝術,到宋代就已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清代中葉以后,更是中國園林史上集大成的終結階段,現存的古典園林基本上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縱觀園林發展的歷史,任何一個時代的園林,其目的都是為人服務的,而其形式與風格正是取決于這個時代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取向及經濟技術水平。

上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的遺址發掘中,獲得一塊刻有盆栽花紋的陶塊,可見,早在7000年前我國就有花卉栽培了。然而,園林植物在各個歷史時期,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其的認識和應用也在不斷的加深和發展。我國最早的園林形式是囿,出現在殷商時期,它是將一定地域加以范圍,讓花草果木、鳥獸魚蟲滋生繁育,并挖池筑臺,以供帝王貴族狩獵、游樂;后來統稱園囿,以后則發展為以種植觀賞花木為主的園苑。在長達五六百年的西周至春秋時期,我們從聞名中外的《詩經》中可知此時園林植物主要是為人們提供生產、生活資料,其中桃、李、棠棣、木瓜、梅等已成為眾人喜愛的觀賞花木。據載:吳王夫差曾造梧桐園(今江蘇吳縣),會景園(在嘉興),記載中說:“穿沿鑿池,構亭營橋,所植花木,類多茶與海棠,”這說明當時造園及花木配置已具相當高的水平。戰國時期,屈原《離騷》載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里已明確提到木蘭與菊花已成為觀賞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