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營利范文10篇

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的加速，需要加快社會發展的進程，需要大力推動非營利組織的發育和發展。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剛剛建立起來，國家、市場、社會等三域的功能分化過程剛剛開始，非政府的、民間的非營利組織無論在數量、規模、專業水平還是在法律地位和運行機制等方面，都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成熟的、能夠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媲美的非營利組織幾乎沒有或者說很少。概括來說，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剛剛起步，其發展呈現出如下四大特征：

1、官辦的機構多，民辦的機構少。這種狀況不僅使政府的社會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容易使非營利組織過分依賴政府，獨立性較差。2、學術性的機構居多，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性的機構較少，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服務能力和社會支持能力低下。3、政府行政干預過多，專業化的管理能力較低。4、政府的扶持政策不一，致使官辦的和民間的非營利組織無法平等地競爭。5、普遍存在著專業化程度低、服務水平低和自治自律水平低的問題。

要用改革的精神，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從制度上明確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事務方面的職能和權限。這樣，政府不僅可以降低社會管理過程中居高不下的經濟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還在于，藉此可以有效地創造有利于社會發育和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制度性環境。

要大力實施政府購買服務的理念，重點鼓勵公益性、福利性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政府購買服務理念的實施，意味著政府的角色和職能開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意味著社會服務性事務不再由政府包辦代替或直接操辦，而是通過資金的提供交由各類社會服務組織來辦理。不僅如此，在政策導向上，政府購買服務過程中的“賣主”重點應是公益性、福利性的非贏利組織，特別是民辦的非營利組織。這樣，政府購買服務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成為推動非營利組織發展的過程。

要積極發展職業化與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在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我國香港地區，社會工作已成為令人崇敬的專業和職業，社會工作機構已成為非營利組織中相當專業化、職業化且家喻戶曉的社會服務組織。而我國目前為數不多的非營利組織雖已承擔了若干社會工作職能，但至今沒有形成職業化與專業化，其運作方法基本上仍然是經驗主義的或者是政府行政行為的延伸，故其社會工作的角色和效能并不被社會所認同。因此，政府有必要加緊制定導向性政策，盡快推出職業化與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制度。

要制定和完善在用地、資金、人事制度及稅收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鼓勵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對官辦的非營利組織和民辦的非營利組織，應實施同等的“國民待遇”。除必須保留的少數官辦的非營利組織機構以外，多數官辦的非營利組織應逐步民營化。此外，應制定導向性政策，鼓勵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專業人員向非營利組織機構的合理流動。要確立“在發展中規范、在發展中管理”的指導思想，強化政府對非營利組織依法管理的理念和行為。在社會轉型的今天，政府的這種依法管理作為一種“有限干預權”必須得到制度化。唯此，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才能擺脫政府部門的過度干預。

一、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發展概述

2014年是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舉辦的第五個年頭，從最初2010年第一屆4部話劇18場演出發展到如今61部國內外優秀劇目、二百余場演出亮相，2014年“升級”后的南鑼鼓巷戲劇展演季，南鑼鼓巷戲劇節五年的發展歷程可謂在坎坷中令人看到了民間戲劇節的希望和戲劇的生命力。首屆戲劇節由北京蓬蒿劇場的創辦人王翔發起，北京東城區文化局主辦并提供了五萬元的資金支持。京城戲劇圈內人士大多都了解，王翔是一名癡迷戲劇的牙醫，自創辦蓬蒿劇場起，王翔不斷將診所的收入填補到蓬蒿劇場的每天運營支出，“始終堅持劇場的公益性原則，不走商業路線、不走技術路線，以純文學為根本，重文學、重理性、重靈魂、重靈性”。[1]說其以一己之力撐起了蓬蒿劇場和南鑼鼓巷戲劇節的今天也并不為過。2010年第一屆南鑼鼓巷戲劇節就體現了相較于國內其他戲劇節的鮮明特征，與蓬蒿劇場不謀而合，戲劇節以推出戲劇文學原創劇本為主，支持學院派作品和引進外國優秀經典劇目，不僅提高了南鑼鼓巷戲劇節的藝術質量，而且直接促進了國內外戲劇作品、戲劇家的交流。在第一屆戲劇節的作品中，由蓬蒿劇場出品、童道明擔任編劇的《塞納河上少女的面膜》是一部直接反映知識分子生活經歷的戲劇，從劇本朗讀會到劇目正式公演，由蓬蒿劇場打造出品亮相南鑼鼓巷戲劇節。此后連續三年童道明編劇的作品《秋天的憂郁》《我是海鷗》《歌聲從哪里來》都是由南鑼鼓巷戲劇節資助上演。首度嘗試即獲得不少的贊譽，令王翔為之一振。繼續舉辦戲劇節在他看來都是份內的事。此時，北京東城區政府也看到其帶來的戲劇魅力，從該區的戲劇發展“公益補貼資金”和“產業引導發展資金”兩項政策中撥款80萬元，因此第二屆戲劇節由北京市東城區戲劇建設促進委員會主辦，東城區文委、東城區文聯等多家單位聯合承擔，而王翔的蓬蒿劇場負責執行承辦。相比于第一屆，第二屆戲劇節在劇目和場次上達到了一個戲劇節的規模，40部國內外優秀劇目包括19部邀請參演劇目和21部加盟劇目分別在蓬蒿劇場、國話先鋒劇場等13個劇場演出。戲劇節共計參與人數逾十萬人，創作團隊和觀眾的影響輻射到全國各地。本屆戲劇節帶有較濃的“政府搭臺，民間唱戲”特色，公益演出場次達11場，除專門的公益演出場次外，其他演出場次每場均設有30%以上的公益演出票；在總計1.2萬的觀演人次中，雖然票價低廉親民（成人票60元，學生票30元），但受大多公益票的影響，真正觀眾自己購票的觀眾僅有兩千余人。由于本屆戲劇節有政府的支持推動，在資金方面有一定的支配性，開幕劇目為《哥本哈根》；邀約演出的5部臺灣及國際劇目，藝術內容上乘且分量厚重，因而得到業內專業人士的認可。第三屆戲劇節在前兩屆的基礎上無論在劇目的質量還是戲劇節內容組成上都有較大提升。香港導演鄧樹榮帶來的莎士比亞的《泰特斯2.0》，令人耳目一新。該劇是香港唯一的一部參加2012年在英國舉辦的“世界莎士比亞戲劇節”的作品；同時，在延續第二屆演出與交流相結合的基礎上，增加了劇本朗讀的環節，使得戲劇節規模日趨成熟和規范。第三屆戲劇還有一大亮點，即東城區所屬國有企業“東方文化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與蓬蒿劇場簽約，就舉辦“南鑼鼓巷戲劇節”及常年劇目演出、開發、推廣等一系列內容簽訂合作協議，并給予資金支持，使蓬蒿劇場這樣的公益性文化組織得到支持，為全社會如何支持民間非營利文化機構提供了一條探索之路。[2]這一舉動在當時為非營利型劇場的運營發展如同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北京東城區政府做出了資助戲劇的表率，2012年相繼成立的“東城區戲劇建設促進委員會”、“東城區戲劇聯盟”似乎讓非營利戲劇機構找到了“組織”。然而，好景不長，在經過2013年被王翔定義為“收獲和回歸”的一年戲劇節后，南大學生作品《蔣公的面子》、實驗京劇《情嘆》、以色列劇團的《大嘴＋協方差》，瑞典的《朱麗小姐》等多部有影響力的海內外劇目上演后，轉眼到2014年戲劇節遭遇到了資金的巨大缺口。前四屆的主辦單位“北京市東城區戲劇建設促進委員會”不再“主辦”，改為“支持”。面臨這種突發狀況，王翔戲劇界的好朋友用個人積蓄為戲劇節捐款十萬；而后，王翔以“不行就賣房”的口號在網上發起了藝術眾籌，13天籌集到了232,836元，超額完成了預計的目標。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王翔對眾籌到的資金做了解釋：“眾籌是要回報以戲票的，籌到23萬，扣除票房，只剩10萬?！盵3]在政府減少了資金支持的情況下，通過“藝術眾籌”的方式使得戲劇節獲得“重生”的希望，順利舉辦了第五屆戲劇節，這也是國內戲劇節首次以網絡“藝術眾籌”的方式獲得資助。第五屆南鑼鼓巷戲劇節周期跨越較長，在兩個半月的時間里有8個單元48臺藝術作品，其中34臺原創戲劇作品。眾多演出和工作坊中，最吸引眼球的無疑是首次來華的英國戲劇大師愛德華•邦德、日本第三代戲劇領軍人物平田織佐和日本前衛小劇場運動先鋒人物佐藤信的工作坊及講座；在多臺演出作品中，來自顧雷導演的《顧不上》、孫曉星導演的紀錄劇場《群眾》、上海草臺班創作《世界工廠》等9位青年導演回應社會當下現實的劇作相繼亮相成為本屆戲劇節又一大看點。升級為演出季的第五屆南鑼鼓巷戲劇節在解決資金缺口的問題后，戲劇大師的親臨和青年戲劇導演的成長使得第五屆南鑼鼓巷戲劇節依然不失亮色。

二、非營利戲劇節特征與品牌營銷

下文將主要以這兩個方向為依據分析南鑼鼓巷戲劇節在資金籌措遇到的問題，及走品牌營銷道路的必然趨勢?！捌駷橹?，政府、學術界對演藝機構產權性質和運營性質的不同組合尚缺乏系統的管理，而政府對演藝宏觀管理政策的合理制定和科學實施，恰恰要建立在這種系統的理解與梳理之上。”[5]P97這是導致目前非營利性質的機構沒有完善的配套資助優惠體系的原因，也是南鑼鼓巷等非營利運營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不穩定因素的潛在威脅。著名的鮑莫爾定律證明“根據演出藝術生產效率效益的弱小傾向，虧損是持久的，演出藝術和生命中注定地依賴于一些外部財源的投入，主要采用公立和私人資助的形式（補助、基金、贊助等）”。[6]P402鮑莫爾定律已經論證了各類形式資助對于藝術演出的必要性，非營利性演出更不可或缺。在美國注冊為非營利性藝術表演團體和非營利性演出公司后，可享有免稅、政府津貼、社會贊助等眾多優惠待遇。納稅人給非營利性演出團體的捐款，能抵減一定稅款；此外還給予非營利性演出公司及所屬演出團體廉價郵費、廣告費、購物等方面的優惠。[7]P108戲劇需要資助，這是一個國家文化政策法規設置中包括的內容，并且應建立完善的資助體系。不說歐美我們來看近鄰韓國，韓國大學城有小劇場一百多個，大部分是實驗劇場，座位都不超過三百個。每賣出一張票，國家文化部門會通過四個藝術基金會給予劇場這張票價的三分之一作為補貼。更值得我們學習的日本四季劇團已經形成成熟的巡回演出和企業化經營的模式，由劇團演職人員組成“動員委員會”推廣宣傳劇目的身影出現在四季劇團專用劇場的大街小巷；和大企業合作及“發展基金會”的支持則解決了四季劇團劇場的建設問題。四季劇團的成功離不開創始人淺利慶太和他的團隊的堅持和創新，同時沒有政府和基金會的資助也無法成就如今的發展水平。非營利戲劇節的票房是基礎，但不是目的。美國非營利職業戲劇季票訂購制度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把這個演出季的戲票預先出售給觀眾，這是季票訂購制度的核心環節。如果沒有穩定的票房收入，非營利職業戲劇的運作同樣不能持久。捐贈和票房都是南鑼鼓巷戲劇節亟待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所有非營利演出機構在發展過程中相伴隨而存在的難題。沒有針對非營利藝術機構成熟的資助優惠體系，同時又需要獲得相應的票房保證。那么民間非營利戲劇節必須要“自力更生”。樹立品牌營銷的意識，走營銷推廣的道路是南鑼鼓巷戲劇節等諸多非營利性質的機構的第一選擇?！盎诙ㄆ趽Q演制度的美國非營利職業戲劇特有的季票訂購的營銷方式，體現了美國非營利職業劇院和觀眾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及劇院的社區性和地區性特征?！盵8]P85季票訂購的這種營銷手段，南鑼鼓巷戲劇節也有類似的嘗試。南鑼鼓巷戲劇節從2011年第二屆就推出了套票，但由于公益票和贈票現象，票房收入為11萬；第三屆南鑼鼓巷戲劇節依舊走低價親民路線，并推出五劇聯票260元和工作坊通票500元的優惠政策,但票房收入并不理想。王翔在第二屆戲劇節的總結稿中特意提到：“一次購買了戲劇節全部19場演出的門票的觀眾，并把它們拍成照片，在網上展示。”僅僅是提到一位觀眾購買了所有的演出門票，說明戲劇節的忠誠觀眾只是零星少數。作為一個民營的非營利戲劇節，在打造品牌的過程中，培養戲劇觀眾，尤其是屬于自己的忠誠觀眾是保證票房的根本。這一點，季票訂購理念的傳播者美國芝加哥抒情歌劇院公關經理丹尼•紐曼就有著獨到的觀眾營銷哲學，他認為與其辛辛苦苦地賣給多變的單票購買者，還不如提前把整個演出季套票賣給忠實的季票訂購者。我們與美國非營利職業戲劇成熟的季票訂購制度有著較大的距離?！凹酒庇嗁彽挠^念，是把去劇院看戲變成訂購報紙那樣的一種日常行為。對于觀眾而言，是個挑戰、困惑、驚訝，并逐漸參與藝術的發展、探索的過程，本身便是快樂的源泉，而且也應該是藝術團體在其觀眾發展哲學上的目標?！盵9]P164培養觀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南鑼鼓巷戲劇節應努力打造自身的品牌，優化戲劇環境，以優質劇目吸引觀眾，進而步步培養觀眾、影響觀眾。品牌在今天已成為區別不同產品的最大標識，無論是商品還是文化產品。一個戲劇節的品牌建立、維護和推廣同樣不可忽視。每個事物的品牌在建立形成過程中都有不同的主導因素,作為非營利戲劇節，觀眾自然成為形成品牌的重要區隔點?！耙杂^眾為核心，戲劇品牌的營銷應通過激發戲劇演出內在的文化屬性，構筑品牌的親和力和感召力。戲劇演出在滿足消費者物質需求的同時，也應注重精神文化的需求。初次消費的觀眾一般是物質需求者，多次消費的觀眾則更追求精神文化的需求?！盵10]從對戲劇節的品牌營銷進一步細分到觀眾營銷是民間非營利戲劇節更應考慮的方向，戲劇節只有贏得了忠誠觀眾的支持，通過觀眾口碑的積累、完善戲劇節品牌，這也才符合營銷大師科特勒對于一個戲劇節的定位。他認為，“戲劇節，可以說是戲劇迷的節日。他們經常會置身市場之外，推出深奧的作品，使一般觀眾根本無法參與，并將組織的失敗歸咎于觀眾太過無知和缺乏激情，以至于他們無法使目標觀眾克服止步不前的惰性。”[11]P33南鑼鼓巷是國內唯一以胡同命名的戲劇節，本身就帶有親民的特質，就更應圍繞觀眾需求展開營銷宣傳。同時，南鑼鼓巷地處北京東城區，周邊劇場環繞，是北京劇場最密集和集中的區域；且東城區具備良好的戲劇文化環境，本身擁有一定的觀眾基礎，利用這批觀眾基礎延伸宣傳，這是南鑼鼓巷戲劇節可以將地理優勢轉化為忠誠觀眾基礎的可靠資源保證。以觀眾為營銷核心的同時，營銷視角也可以圍繞戲劇節作品展開，推出戲劇節主要宣傳作品，即戲劇節的“內容營銷”。2014年第二屆烏鎮戲劇節以田沁鑫導演作品《青蛇》為開幕演出，美國劇作家顧德曼劇場作品《白蛇》為壓軸大戲，格瓦拉票務網站專門為烏鎮戲劇節設計營銷策略，最終達到了兩部主要作品在戲劇節開幕前演出票全部售空的良好效果。南鑼鼓巷與烏鎮戲劇節定位不同，雖不可完全同類比較，但嘗試吸收有益經驗也對其運營發展有長效的幫助。內容營銷不僅是針對戲劇作品本身展開，也包括戲劇作品的導演、編劇、劇團等相關聯的營銷點；對于初次觀眾來說戲劇作品所附帶的任何一吸引點都完全有可能成為形成觀眾購買的營銷點，所以內容營銷應該有針對性的根據觀眾層次、購買能力進一步細分。已運營三年的愛丁堡前沿劇展通過引進外國優秀劇目基本實現票房和口碑的雙贏，對觀眾營銷和內容營銷均做到了平衡和側重是愛丁堡前沿劇展收獲雙贏的重要原因。據策劃人水晶介紹“,愛丁堡前沿戲劇展引進的外國劇團，有的會去申請本國資金支持，有的沒有。我們按正常的商業規則做，賣票拿票房，維持盈虧。票價低，但上座率高，所以收入也不差。”這也證實了前文所說水晶做前沿劇展的初衷，“不以賺錢為目的才是非營利”?！皭鄱”で把貏≌箚蝹€戲演出的成本在4萬到5萬，票房收入單場約6到7萬元。全年愛丁堡前沿戲劇展120場次，扣除票務公司費以及各項稅，毛利36萬左右。這36萬，除去行政成本，留給前沿劇展組織者的盈利大概是五萬塊———微乎其微，但是是正循環”。[3]正循環的取得也不是一蹴而就，它來自愛丁堡前沿劇展團隊的不懈努力。他們通過新媒體微博營銷和微信公眾平臺結合的方式建立新媒體公共品牌，愛丁堡前沿劇展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眾平臺在每一部戲演出后都會集中網友觀演心得和劇評，與觀眾建立互動機制，并形成觀眾效應。文藝批評家李靜在評論文章《戲劇2014：多元的世界初體驗》中寫道，“全國巡演的‘愛丁堡前沿劇展’已成為國內愛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饗宴。其審美眼光獨到細致，引進劇目輕盈靈動、雅俗共賞，對于涵養公眾的戲劇審美趣味，功不可沒”。愛丁堡前沿劇展得到了業內相關人士的肯定。臺灣廣藝基金會執行長楊忠衡認為“營銷是一部戲能否成功的關鍵環節之一，所以不要因為經費問題而忽視對戲劇的宣傳推廣。我們知道社交網絡的傳播功能很強，比如微博等。這個時候，其實就是我們充分發揮社群網站傳播功能的時候。以我的經驗來看，如果我們用心經營，只要的訊息是有效可靠的，就能產生不錯的效果?！盵12]楊忠衡的觀點與愛丁堡前沿劇展的營銷理念不謀而合，也是對南鑼鼓巷的啟示。在過往五年的戲劇節中，南鑼鼓巷戲劇節使用最多的新媒體營銷是新浪微博的“蓬蒿劇場”賬號和新浪王翔個人微博賬號宣傳，較為分散和單一的宣傳方式是其沒有達到理想的宣傳效果的原因之一。與愛丁堡前沿劇展相比，南鑼鼓巷戲劇節無論是在前期推廣、舉辦過程中的信息推送，還是結束后的總結都沒有形成品牌營銷規模的持續性，因而失去了公眾對戲劇節的完整感官印象。改變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立足新媒體平臺，形成品牌營銷的持久性，保證新媒體平臺線上線下的互動性，并擴展南鑼鼓巷品牌的深度和廣度。實現這一目標，南鑼鼓巷戲劇節目前最急迫解決的是人員問題。五年來南鑼鼓巷戲劇節依靠王翔及蓬蒿劇場的幾名員工組成團隊。第二屆戲劇節只有三個人，他們承擔起戲劇節最主要的劇目邀演、審核、組織統籌、宣傳、服務接待工作。接下來幾屆戲劇節憑借良好的聲譽吸引了不少戲劇愛好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運營團隊，但這顯然不是長久之計。組織一支穩固專業的運營團隊、保證戲劇節管理的專業性是品牌營銷基礎。而對于政府資金扶持、基金會資助、出臺系列法律和政策等措施已經是眾所周知的話題了，不可否認，這一直是我們缺失的部分。2012年，在《對北京戲劇文化發展的思考和建議及蓬蒿劇場介紹》中，王翔就公益劇場的非營利組織認定、資金扶持與劇場建設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建議。[13]但也一直停留在紙面文章，北京市東城區相較于其他省市在政府扶持力度方面雖已走在了前列，但受各方限制影響，沒有形成一以貫之的穩定常態，因此，這一問題的長期存在也使非營利機構在運營發展的道路中困難重重。南鑼鼓巷戲劇節的問題是非營利藝術機構普遍需要解決的，單薄的組織機構，沒有能力再營銷戲劇節的周邊，這也是我們不成熟的戲劇市場和缺乏配套的資助政策造成的結果。

三、結語

最基礎在于戲劇節的劇目質量。提到英國愛丁堡戲劇節，我們馬上想到《外套》《安德魯與多莉尼》；而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倡導“把戲劇看作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而對國家而言，它是一項如同水、電、煤一樣重要的公共事業”的理念同樣成為無數戲劇工作者內心恒久的聲音。南鑼鼓巷戲劇節在努力打造戲劇節品牌的基礎上，堅持戲劇節的使命，這是支撐民間非營利戲劇節的精神依賴。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認為，“使命成為影響一個機構經營成敗的唯一原因。戲劇節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藝術類基金會必須要明確自身的使命，明確自己是為公眾提供文化服務的，而不是政府服務的”。[14]P127國外非營利機構比我們更重視使命的重要性，非營利劇院也注重使命的獨特性和它的深入人心。紐約市的芝加哥城市劇團的使命是“喜劇即興表演的先鋒，大多數卓有成效的被廣泛采用的戲劇游戲、即興表演結構和形式都源自芝加哥城市劇團”。波士頓的維洛克劇院的使命是“為孩子和他們家庭的生活方式服務，教育和配套戲劇藝術的幼芽，讓有色人種演主角，讓劇院成為所有人的劇院”。[16]一個依靠個人和民間非營利的蓬蒿劇場撐起的戲劇節，是如何踐行戲劇使命？王翔在第五屆戲劇節開幕式致辭中說到：“戲劇的最高功能是什么？說法不一，但我想有三條可以成立。一是呈現美，二是結構認知世界和自身，三是評議社會，把政治上和社會上不好解決的問題，搬到舞臺上來思考、來討論，提前解決、良性解決、建設性解決?！蓖跸鑼ψ约旱呢熑?，和他創辦的蓬蒿劇場、堅持舉辦五年的南鑼鼓巷戲劇節，這原本不是一個公民角色王翔的義務，單兵作戰的他應該引起文化戲劇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并出臺相應的政策和法律文件。首先對非營利藝術機構加以認證，在注冊、稅收、管理等環節上進行與營利性藝術機構的區分，如對得到認證的藝術畫廊、民間劇場等給予免稅政策；其次，制定相關扶持非營利藝術機構的配套資助政策，形成完善的非營利藝術機構資助體系，達到規范資助機制，并納入政府的財政支出計劃中?？傮w而言，南鑼鼓巷戲劇節在五年的發展中，堅持走文學性作品路線，努力為青年戲劇導演搭建展演平臺，不斷推出實驗性的戲劇作品；積極聯絡國外戲劇大師，引進前沿劇目，為推動戲劇交流的持續性做出了努力。我們在肯定南鑼鼓巷戲劇節為戲劇文化的普及和繁榮做出的貢獻時，也不得不看到其問題。品牌營銷是其忽略的最重要一點，營銷力不夠導致沒有形成自身品牌，戲劇節的持續影響力和關注度也在當年戲劇節結束后逐漸失去聲音。作為中國民間非營利戲劇節的代表，南鑼鼓巷戲劇節繼續前行才是多元化的戲劇市場應有的局面。中國第一個以胡同命名的戲劇節在走過五載春秋后，我們依然期待它的下一個五年。

一、基于平衡計分卡體系的財務戰略分析

平衡計分卡體系是當今世界最成熟的戰略管理工具，是對傳統的單一財務指標衡量的完善補充，也是強化醫院整體戰略執行力的有效管理工具。在應用平衡計分卡實施醫院財務戰略的過程中，需要在財務、客戶、內部流程、學習和成長四個層面組織相關目標，衡量財務戰略的實施及執行能否有效改善醫院的經營成果。醫院平衡計分卡在財務層面的業績指標能夠反映醫院的財務戰略和實施是否可以有效改善醫院的盈利狀況，醫院財務目標的設置通常跟其盈利能力有關系，一般來講相應的衡量指標有營業收入、經濟增加值以及資本報酬率等，或者是營業額的提高以及現金流量的提升等。

二、非營利醫院財務戰略目標及規劃分析

非營利醫院在制定財務戰略時需要結合醫院實際情況，將戰略從兩個層面進行合理規劃，即確定醫院的財務戰略目標并科學編制醫院戰略規劃。這兩個層面并不是獨立的，兩者在諸多方面都存在著關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一方面醫院的財務戰略目標是單位實現科學的財務戰略規劃、制定并有效實施財務戰略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科學合理的財務戰略規劃也是醫院組織和實現財務戰略目標的重要保證。因此，在非營利醫院的實際管理過程中，需要將財務戰略目標跟財務戰略規劃有效結合，財務戰略的目標和規劃需要有效結合醫院的實際發展需要和發展階段，明確醫院在運營過程中的市場風險、技術風險以及市場需求等關鍵因素，做到戰略規劃的切實有效，保證醫院的長期、中期及短期財務戰略規劃都能滿足醫院的實際管理要求。

三、非營利醫院實施財務戰略實施要點

（一）醫院財務戰略思維應當積極適應非營利醫院管理體制

本文作者：張永韜工作單位：成都體育學院經濟管理系

我國非營利體育組織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必然性

非營利組織以其獨特的性質和優勢，可以彌補在社會運行中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體制缺乏公平和政府主導資源配置體制缺乏效率的缺陷，具體到體育領域，我國非營利體育組織逐漸參與到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中，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其必然性。順應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趨勢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所帶來的政府職能轉變，需要非營利體育組織承擔部分體育公共服務活動，從而為非營利體育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留下了大量的制度空間。一方面政府開始逐步下放社會資源的支配權，體育資源也開始向民間流動轉移，另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多種所有制結構，使在社會領域出現了大量游離于政府和體育事業單位之外，并具有穩固物質基礎的多元化利益主體。資源的流動和多元化的利益主體造就了我國公共體育產品供給模式也開始從單一主體模式向多主體模式轉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單項運動協會的漸進實體化，到體育健身娛樂業的形成，以及體育中介培訓業的興起，使非營利體育組織發揮了應有的社會服務職能，調動了大量能有效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資源，有力的提升了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水平和層次。因此，非營利體育組織可以有效的緩解“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帶來的矛盾，在政府和市場都不能有效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領域，非營利體育組織卻能夠發揮作用并提高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非營利體育組織提供體育公共產品也就成了必然選擇。彌補政府能力的不足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公共產品的外延被無限地擴大”［2］，政府成為了公共產品供給的唯一主體，反映到體育方面，體育是作為一項福利由政府向社會和個人進行提供。由于長期以來認為我國的體育事業是一項純公益性的福利事業，具有純公共產品的性質，政府是體育公共產品的唯一供給主體，但實際情況是其自身能力所限，致使政府越來越難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多層次的體育需求。以政府體育財政投入為例，我國的體育經費只占財政支出的4．5%，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045%，而西方國家政府僅大眾體育的投人一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2%－0.61%［3］。而我國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經費投人比例:國家投人競技體育相當于人均100元，而投人群眾體育人均1元［4］。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嚴重滯后，體育公共資源無法滿足公眾最基本的體育需求，政府財政資源分配比例明顯向競技體育的傾斜，致使我國的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中政府存在嚴重的缺失。在這種情況下，非營利體育組織則可以在群眾體育訴求表達強烈而政府又無法有效的滿足其需求的體育公共產品領域，發揮自身特點，利用資金動員，項目合作、志愿服務等方式緩解政府在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壓力，從而彌補政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能力的不足。適應新形勢下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的要求當前我國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倒逼社會管理創新，這使大量的非營利組織利用自身特點，進入公共管理領域，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在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中，一方面非營利體育組織不僅可以滿足社會的多元體育需求，并且能夠推動運動競賽、社區體育、健身娛樂等方面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中階層的非均衡化發展狀態明顯，在政府供給體育公共產品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大量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使其體育公共產品的需求就可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而在這些領域，非營利體育組織恰好能夠發揮自身的價值與作用，在政府供給公共產品不足的情況下，為弱勢群體提供相應的體育公共產品。

我國非營利體育組織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模式

目基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就要求非營利體育組織在必要時聯合政府或企業共同提供體育公共產品。本文借鑒Gidron(1992)等學者提出的政府—非營利組織關系的類型學理論和Walter(2003)提出的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合作理論，提出非營利體育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模式:非營利體育組織支配型模式［見圖1(①)］和非營利體育組織合作型模式［圖1(②)(③)］。非營利體育組織支配型模式非營利體育組織支配型模式，是指在政府與市場不能有效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領域，由非營利體育組織獨立提供體育公共產品或服務，主要表現在準公共產品的供給。第一，準公共產品的特性決定了非營利體育組織可以相對獨立的提供體育公共產品，在一些不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領域，由于產品兼具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特點，可以通過社會力量來供給;第二，準公共產品的專業性是非營利體育組織供給的優勢所在。從非營利體育組織角度來講，其專注于某一體育領域公共產品的供給，符合體育類準公共物品的專業性要求。非營利體育組織單獨提供(準)公共產品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實行會員制。對加入非營利體育組織的成員，在收取一定的費用的前提下，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如健身俱樂部、體育培訓機構等。二是提供服務進行收費。為保證組織生存和發展充足的資金來源，非營利體育組織對其向社會提供的體育公共產品或服務進行收費，比如體育健身俱樂部，就主要以收取健身對象的費用為其主要的收入來源。支配型模式是在政府和市場之外，非營利體育組織獨立承擔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一種方式，其優點在于其特定的“公益”宗旨，能有效克服政府的低效率和市場的外部性，從而在提供體育公共產品過程中做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但是，由于我國非營利體育組織發展總體還處于初級階段，要求其以現有的能力大范圍的提供體育公共產品還不現實，因此，非營利體育組織需要尋求市場化的手段，爭取更多的資源資助，努力以企業效率與非營利精神為公眾提供更廣泛的體育公共產品。非營利體育組織合作型模式在合法性缺失和資源缺乏的情況下，非營利體育組織可以與政府或企業合作，主要發揮輔助作用，向社會提供體育公共產品。與政府合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模式治理理論提出的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伙伴關系”理論為非營利體育組織與政府合作供給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了理論借鑒。首先，兩者具有共同的價值理念。政府是以“強制求民生”，而非營利體育組織是以“志愿求公益”，兩者的共同宗旨均為社會公益民生。因此，共同的價值理念奠定了非營利體育組織和政府合作的基礎。其次，兩者有互補的治理功能。依據政府失靈理論，一旦政府出現失靈，非營利體育組織以其自愿性、公益性、非營利性等特征成為政府的一個最好的彌補。非營利體育組織的出現，可以使政府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掌舵”的宏觀層面，而將微觀層面的“劃槳”工作交給非營利體育組織進行管理。目前，非營利體育組織和政府合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可以采取:①政府補助。政府通過給非營利組織資金、免稅或其他稅收優惠、低息貸款等補助條件，鼓勵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產品。②特許經營。特許經營是指政府特許或其他形式，如可以把政府建造的體育場館設施租賃給非營利體育組織等，吸引中標的非營利體育組織提供公共服務。③體育公共服務社區化。政府主動讓渡社區體育公共服務，讓非營利體育組織提供社區體育公共產品，以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非營利體育組織和政府合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模式，政府作為制度政策的設計者，應主動讓渡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承擔起對非營利體育組織運作過程中的監督、引導、評估等宏觀管理活動;對于非營利體育組織而言，需要在保證自身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時，保持與政府的密切合作，通過優勢互補，在實現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多元化供給模式的基礎上，保證體育公共產品高效率和高質量供給。與企業合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模式非營利體育組織與企業聯合提供體育公共產品是非營利體育組織合作型模式的另外一種類型。一方面，企業出于營銷戰略的需要。企業可以在非營利體育組織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過程中，通過捐贈、贊助等方式體現企業的社會公德和社會責任，以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另一方面，非營利體育組織與企業進行營銷合作時，其“志愿求公益”的特征容易獲取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可和信任，進而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關注非營利體育組織和企業的活動。比較常見的非營利體育組織和企業合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方式有兩種:(l)公益項目推廣。通過企業贊助，非營利體育組織將公益項目進行推廣，以實現某一公益目標，企業則通過參與支持公益項目而達到產品宣傳和塑造企業形象的目的。(2)戰略合作。非營利體育組織與企業為了某個戰略目標而達成協議，謀求通過企業的資源支持，共同在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中發揮各自的作用。中國足協與萬達集團就未來中國足球發展所進行的一系列合作就是典型的非營利體育組織與企業合作提供體育公共產品模式。通過與企業的合作，非營利體育組織可以獲取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而企業則可以獲得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因此，對于非營利體育組織和企業來說，二者的合作可以實現“雙贏”的目標。

體育公共產品作為體育公共服務的實物化形態，其供給的水平和效率會直接影響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和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非營利體育組織順應時代要求，成為市場與國家之外提供體育公共產品的第三種選擇，已經在體育健身培訓、社區體育發展等方面發揮出其特有的重要作用。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法律對我國非營利組織所采取的雙重管理體制，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非營利體育組織由“政府選擇”向“社會選擇”的過渡，致使非營利體育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過程中面臨著來自體制和資源的雙重困境。但是隨著我國和諧社會建設和服務型政府構建的推進，政府必將在市場及社會領域留下更多的管理真空，而與此相對應的體制轉型背景下非營利體育組織的完善和壯大，也將成為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一個重要主體，從而推動我國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的完善。

1非營利醫院和企業財務管理的差異

1.1財務管理的目的不同

非營利醫院財務管理需要以社會效益為中心，要堅持對政府醫療政策的堅決服從，不能以營利為目的，更不能進行無序或惡性的醫療市場競爭。而企業財務管理要以市場化為核心，要實現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在目的上與非營利醫院財務管理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1.2財務管理的深度不同

非營利醫院財務管理對于現代化手段和管理方式應用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特別是在結賬和報賬上還存在時候監管的實際，這顯然與企業財務管理工作和方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企業財務管理已經進入到電子化和網絡化的時代，ERP方式的財務管理已經在企業廣泛應用，這就形成了在管理深度上的差異。

1.3成本核算不同

論文關鍵詞：非營利組織公信力建議

論文摘要：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自主意識的提高，社會越來越倡導“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非營利組織成為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組織之一，但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面臨著嚴重的公信力不足，本文在對我國非營利組織公信力不足的原因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通過加強政府的監管力度，建立行業自律，設立專業化的評估機構，發動全社會監督，提高組織自身能力，以提高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促進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政府從計劃經濟時代的統包一切社會經濟事物，到由市場去配置資源，協調經濟的發展，但隨之人們發現市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帶來了社會的繁榮，但是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如貧富懸殊拉大，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這些社會問題不可能通過市場得到很好的解決，這也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政府當然也不是萬能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自主意識的提高，人們更多的想通過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就使得我國的非營利組織作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第三部門”得以迅速地發展壯大。據民政部的最新統計，截止2005年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有32萬個，其中社會團體17.1萬個，基金會975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4.8萬個，這說明我國的民間組織已初具規模。然而隨著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的迅速發展，一些負面的新聞紛紛出現。例如轟動一時的“中國媽媽”胡曼莉等事件的報道使得人們對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提出了越來越多的質疑。

因此，當前，分析公信力缺乏的根源并給出解決這一問題的治理措施與政策建議，不僅對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展，而且對我們整個社會建立信用制度都具有現實意義。本文旨在對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公信力這一問題做出探索性建議。

一、我國非營利組織公信力危機

《南方周末》曾經有這樣一篇報道：上海一家企業老總通過慈善機構對貧困山區的25名失學兒童進行了捐助，但在回信時老總發現，有7個孩子的筆跡完全一樣，都是于2001年7月30日8時寄自同一郵局。后經證實，這些信全是假的，這七名孩子根本沒有得到捐款。此時引起了輿論界嘩然，后經調查，其鄉辦的一名干部私吞了這七名孩子的救助金。

摘要:通過調研，介紹了我國非營利性民辦院校監事制度設立的現狀，并闡述了在非營利性民辦院校設立監事制度的必要性，然后在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非營利性民辦院校監事制度設立經驗的基礎上，從法律視角對監事會的人數、人員構成，監事的任期限制以及工作報酬，監事會的負責對象，職權四個方面提出了我國非營利性民辦院校監事制度的構建方案。

關鍵詞:非營利性;監事制度;構建

新頒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要求民辦學校必須“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在這里并沒有區分營利性民辦院校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可見，不管是營利性民辦院校，還是非營利性民辦學校，都應當建立相應的監督機構。在實踐中，有部分民辦學校打著非營利的旗號，享受著國家的財政扶持待遇，卻變相從事著營利的活動，因此，非常有必要在非營利民辦學校內部設立監督機構，以解決其內部監督缺失的問題，促進其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促使其內部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進而保證我國民辦教育能夠獲得健康、持續發展。但是非營利性民辦院校的監事制度如何設立，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因此，本文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非營利性民辦院校監事制度設立的現狀

通過調研，我國除極個別非營利性民辦院校設立了監事制度，絕大多數非營利性民辦院校并沒有設立監事制度。以陜西省為例，全省18所民辦普通高校只有1所設立了監事會，其他17所學校均沒有設立監事會。在全國少數幾個設立了監事制度的非營利性民辦院校中，其監事會大都依附于董事會，監督效果并不理想。這反映了我國民辦院校的內部管理機制還不夠健全，主管部門和民辦院校的舉辦者以及社會各界對于民辦高校的內部治理還重視不夠，迫切需要加強與完善。

二、我國非營利性民辦院校監事制度設立的必要性

論文關鍵詞：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籌資

論文摘要：文章通過對我國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籌資的比較分析，為我國非營利組織尋找多樣化的資金來源渠道提供參考。

非營利組織的籌資是根據非營利組織的特點和對資源的需求，通過可能渠道依法籌措非營利組織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從而使非營利組織完成某一社會使命的行為。而營利組織的籌資是根據營利組織的特點和對資源的需求，通過可能渠道依法籌措營利組織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從而使營利組織實現營利目的。盡管許多非營利組織正在逐漸擴大收費產品和服務的范圍，但是它們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來自多方面的籌資（包括政府撥款）。因此，如何有效的籌資是非營利組織的重要任務，也是非營利組織面臨的一大難題。

一、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籌資的區別

（一）籌資目的不同

營利組織（如企業）籌資目標具有單一化，籌資的目的就是營利。企業籌資是通過滿足四個方面達到營利的目的：一是實現企業資金流量的增加；二是實現企業擴張；三是調整資本結構；四是保持營利的控制權。無論怎樣，營利組織的籌資都是要滿足企業的生存、發展和營利。而非營利組織籌資追求的是多種目標，謀求組織自身和組織的利益，增加收入，使組織發展壯大，滿足群體利益，最終目標與任務在于造福整個社會。其籌資第一個目的是保證組織的基本運作是非營利組織籌資的最低額度。非營利組織的設立、生存需要資金額度是非營利組織籌資需達到的第一個目標，也是實現籌資第二個目標的基礎?；I資第二個目的是實現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任務。社會使命的完成與否是非營利組織籌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兩個籌資目的歸結點是實現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使命。

摘要:非營利組織在我國是一支新興的力量,它是來自社會的力量,比政府和企業更了解社會,能更有效地調動各種社會資源為社會服務。因此,它的價值是政府和企業無法替代的。非營利組織本身也是一個新興的資源,它需要我們不斷地開發與發展。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政府與社會;價值

非營利組織是指具備法人資格,以公共服務為使命、不以營利為目的、組織盈余不分配給內部成員、并具有民間獨立性的組織。它在教育、科研、醫療衛生、社會服務、環境保護以及文化娛樂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非營利組織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的。近年來,隨著國內和國際宏觀環境的變化,我國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這為非營利組織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1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發展的價值

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源于我國1978年的改革開放。1978年以后,我國相繼進行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改革。我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面臨著深刻的變化與調整。原有的“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被打破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逐漸轉變為相互合作的伙伴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各類非營利組織應運而生。在30年的改革開放中,我國非營利組織在發展經濟與完善社會上做出了許多積極的貢獻。它是我國改革與發展中的重要力量。

非營利組織的價值主要源自于它特殊的角色定位。這是相對與政府和企業而言的。與政府相比,非營利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體系之外的非政治性的民間組織,實行自我管理;與企業相比,它不是以盈利為目標,它是將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資源用于普通大眾,尤其是弱勢群體。這種特殊性使得非營利組織所創造的價值不同于政府和企業所創造的價值?？梢哉f,非營利組織彌補了政府和企業的不足之處。

摘要: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政府是公共事務治理的核心力量,對于政府權力的監督主要來自政府內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政府權力不僅需要內部分工的監督,更重要的是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的監督,而作為社會自治力量代表的非營利組織也就自然承擔了這一角色。本文主要圍繞我國非營利組織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展開探討,深入了解其現狀,提出完善、發展的相關對策,對于構建我國非營利組織對行政權力的監督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政府權力;監督;公眾參與

非營利組織,英文全稱是Non-ProfitableOrganization(簡稱NPO),或者是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簡稱NGO),也叫ThirdSector(非營利組織)。就是我們日常所稱的“民間組織”或“社會團體”。它指的是那些具有組織性、非政黨性、民間性、非營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致力于公益事業的社會中介組織,是介于政府組織與經濟組織之外的非政治組織形態。

國際社會對非營利組織的概念界定有多種不同的方式,從結構運作上界定、從法律法規上界定、從特殊目的上界定、從子類構成上界定,等等。對NPO的各種概念界定,由于其所觀察的角度及側重點不同,可能會導致其所涵概的內容相差較大,那么對NPO認識上的差異就更是在所難免了。綜合學術界的各種不同界定,筆者認為非營利組織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它的目標通常是支持或處理個人關心或者公眾關注的議題或事件。非營利組織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從藝術、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學術等等。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形成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中誕生的新生事物。它們是在我國由命令式的中央計劃經濟向以市場導向為主的混合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在由單一的集權式治理方式向民主化實踐的方式過渡的過程中應運而生并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政府依法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監督,反過來非營利組織又有監督政府的權利,對政府行為進行約束。這種監督方式完善了行政權力的監督機制,促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我國非營利組織監督政府權力的功能性分析

1、促進了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