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經濟范文10篇

摘要：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首要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以對其本身的研究為基礎，而不能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制作簡單對比。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并形成了多層次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商品經濟一方面受政治干預極其強烈，另方面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出發和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并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注：寧可：《中國社會形態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于此。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注：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于篇幅，以下圍繞此文做出分析。

一、內容上的自然經濟觀點

內容上的自然經濟觀點,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傳統經濟思想始終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看成是最理想的經濟生活模式。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經濟思想的基本觀點產生和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盡管地主階級內部當時存在著各種不相同的學派,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作為他們理想社會的經濟基礎。儒家思想后來發展為封建正統思想的主體。儒家創始人之一———孟軻曾這樣描繪儒家的社會經濟主張:“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孟子•盡心上》)這是一個典型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經濟的圖畫。西漢后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以封建正統思想標榜的文學賢良則認為社會經濟生活的模式應該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鹽鐵論•水旱》)這里雖然有手工業者,也有商人,但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圍內,而絕不同外界交換:“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鹽鐵論•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鹽鐵論•力耕》)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是其基本主張。東晉時期的陶淵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會:“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髻,并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稱道的太平盛世,無非是“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史記•平準書》)以及“頻致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通典•食貨七》)這種農業自然經濟的繁榮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許多思想家,包括一些進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張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如龔自珍的“農宗”思想,就主張一宗百畝之田,其中十畝之地為住宅,十畝之田出租稅,十畝之田養佃戶,十畝之田種經濟作物,三十畝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畝所產用來交換手工業品。要求人們“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農宗》)雖然不主張徹底取消貨幣,但仍然主張“衣食之權重”的農村自然經濟。甚至革命農民,并且是近代革命農民,也把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經濟看成自己的理想國。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就主張:“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薄胺捕寮抑刑找蹦臼冉尘阌梦殚L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蓖耆且环爬系淖匀唤洕鷪D景。第二,傳統經濟思想的自然經濟觀點的表現,是它的輕商、賤商和抑商原則。重農抑商一直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基本內容。康有為曾指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他說:“吾國古者首去漁獵,則以農立國,是故分田制祿之經,重農貴粟之論,布滿經史。”(《請勵工藝獎創新折》)這里說的確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實際情況。早在戰國,封建制度產生時起,地主階級思想家就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農業是富國富民的本業,而工商業則是末業。要富國強兵必須重本抑末。國家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大力推行重農政策,而打擊或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比如,商鞅變法就規定:百姓“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史記•商君列傳》)“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通過這種辦法,使“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漢時期,國家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在政治上壓抑商人的地位。西晉王朝規定:“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對商人公然進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這種仇視商品貨幣經濟,賤視工商業者的傳統觀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直到19世紀70-8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有相當發展的條件下,地主階級頑固派還在鼓吹只有“重農抑商”、“務本知儉”才能使中國富強的觀點,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張,仍然認為“自來天下之大計,未有舍本而可以圖富者。”(曾廉:《紡磚樓記》)。在中國歷史上,既使那些重視工商業的思想家,也都難于擺脫傳統的農本工商末觀點。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一條基本原則。封建傳統經濟思想維護自然經濟的特點是不奇怪的,形成這一特點的主要原因是:(1)農業是封建經濟最主要的部門,封建農業本來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自然經濟觀點實際上是封建自然經濟基礎在經濟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貨幣經濟對自然經濟有瓦解作用,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剝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地主階級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贊美、維護農業自然經濟,而敵視、打擊商品貨幣經濟。

也就是說,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決定了封建經濟思想必然維護自然經濟,而敵視商品貨幣經濟。

二、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對各種經濟問題的看法,總是以國家為本位,從國家的角度,從國家的立場,從國家的利益出發。有的學者在比較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和西方經濟思想時,稱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為國家經濟學觀點,就反映了傳統經濟思想的這一特點。中國歷代思想家經濟思想的中心點都是密切聯系如何治理國家問題的,如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國》)以個人為本位,從個人角度談論經濟問題的,不是沒有,但為數很少。古希臘色諾芬的《經濟論》專門論述私人奴隸主怎樣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經濟,而同時期中國的商鞅、孟軻以及其他許多思想家的經濟思想著作,研究的則都是如何富國富民問題。由于觀察問題主要持國家本位主義立場,因而形成了傳統經濟思想如下兩個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上,總是強調政治的首要地位。國家政權是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從國家立場觀察問題,自然也就是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它要求處理一切經濟問題,都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出發,認為政治上的安危比經濟上的貧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認為“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傳統思想的這一特點,集中表現在貴義賤利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長期統治上。中國古代所謂義,不僅是個道德規范,它實質上是一個表示封建政治原則和思想道德原則的范疇。利,則主要指物質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思想史上長期存在的義利之辯,實質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則和物質經濟利益的關系問題,簡言之,也可以說是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地主階級傳統經濟思想一直堅持貴義賤利原則,即要求把義放在首位,謀利、求利必須符合義的原則,服從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則,要求統治者“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四書•大學》)必須“見利思義”,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不能見利忘義,而必須毫不猶豫地舍利取義。由于這種傳統觀念的束縛,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貧樂道為榮,而以置身經濟事務為恥?！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四書•大學》)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封建的義,是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在,貴義賤利原則,實質是維護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原則,它只關心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至于社會經濟、社會生產是否能得到發展,則是次要問題。正是這種貴義賤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輕視生產,鄙薄經濟事務的壞風氣。第二,關于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的理論,成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由于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立場,所以歷代思想家總是從國家角度出發,從封建經濟的全局出發來談論經濟問題。他們談論最多的,主要是義利關系即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農工商關系即國民經濟各部門關系問題,以及國家財政問題、土地問題等,至于個人、家庭、單個生產單位如何處理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則很少有人論及。所以,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思想,而不是微觀經濟學思想,它主要是關于封建經濟全局、或國民經濟總圖景的理論,這是傳統經濟思想國家本位主義立場的必然結果。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產生的原因,首先與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統治有關。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地主階級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白郧厥蓟式y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和西歐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歐國家是封建領主制,一塊土地經濟上的所有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中國則不然。封建地主對農民可以進行經濟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統治,則主要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來實行。在地主和農民的關系中,封建國家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通過封建國家,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經濟關系就不允許有大的變動,任何一個關系封建經濟全局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中國封建專制國家在封建政治和經濟生活中這種決定性的作用表現得十分突出,十分明顯。歷代地主階級思想家都十分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慮經濟問題往往從國家立場出發的重要原因。中國封建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傳統經濟思想的國家本位主義立場這一特點也有關系。由于封建國家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干一番事業,要改造社會,實現自己的抱負,必須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國封建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標是讀書做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他們平時學習,研究的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游說諸侯王公也好,參加科舉考試也好,靠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做官執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國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識分子一生學的、說的、做的都是天下國家的大事,否則他們就沒有出路。所以,他們不談問題則已,一談問題就必然從國家立場出發,政治問題如此,經濟問題也如此,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觀察問題的國家本位主義特點形成的主觀社會原因。

三、理論發展上的停滯與僵化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研究課題，可以從各個方面，多種角度進行探討。我在《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一文中，曾對封建社會農民的自給生產和商品生產有所討論。現在擬對封建地主(包括西歐封建領主和中國封建地主)自給經濟的若干問題，略加論列，作為補充。

(一)

在西歐中世紀領主制經濟下的封建莊園，是封建領主在其領地上剝削農民的基本組織形式。在封建莊園中，封建領主利用農奴勞動組織自給生產。其自給經濟通常包括農田、果園、菜園、葡萄園、家禽家畜飼養場、磨坊、面包房、手工作坊等等。這些生產設施，大都設立在領主的自營地上。此外，還有公用的森林、牧場等等。由于莊園大小懸殊，上述各種生產設施的規模，在各個莊園并不一致，有些莊園也并不齊備。盡管如此，封建領主的自營地生產大都可以滿足領主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在這個范圍內，其自給性是相當完備的。封建領主淖雜乜梢運凳薔哂械湫鴕庖宓淖愿謾?BR>

在封建莊園中，通常有領主自營地，農奴份地和自由佃農份地。因此，封建莊園與領主自營地，并不是同一個概念。我國學術界對封建領主自營地的自然經濟性質，是沒有多大分歧的，但有時卻把它與封建莊園混淆起來，從而過高地估計了自然經濟在封建莊園中的地位，對封建莊園與商品貨幣經濟的聯系卻估計不足。隨著對歐洲中世紀經濟史研究的深入，這種認識近年來已有很大改變，但對封建莊園自然經濟簡單化概念化的認識，并沒有完廓清。我認為，這主要有如下理論認識上的失誤。

首先，封建領主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單位，其生活消費所需的生活資料，按照恩格斯的分-類；應當包括以下三個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資料，這是封建領主家庭成員延續生命所需的生活資料，如糧食、蔬菜之類。一部分是享受資料，這是封建領主家庭成員超越勞動者的生活需要，過養尊處優生活的生活資料，如美食、錦衣、華堂、珍寶之類。一部分是發展資料，這是封建領主及其子女受教育或進修所需的生活資料，如圖書、文具、樂器之類。恩格斯說，人類“一有了生產，所謂生存斗爭便不再圍繞著單純的生存資料進行，而要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1]。封建領主作為一個封建剝削者，正是這樣為生存斗爭而組織自給生產，以保證自己以至子孫的優裕生活。

領主家庭經營自營地，就不僅是—個消費單位，而且是一個生產單位。其消費不僅有生活消費，而且有生產消費。領主家庭的自給生產，不論多么完備，也不可能全部滿足自己生產資料，特別是生活資料中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需要。小者如鹽、鐵、磨石，大者如錦繡珠寶金銀器皿、名貴食品、雕梁畫棟、名馬華鞍之類，是難以完全自給的。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下，封建領主的生活消費品會具有不同的范圍，數量和質量，即具有不同的消費水平?？偟陌l展趨勢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存資料在消費總量中所占有的份額會逐漸縮小，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所占的份額會逐漸擴大。因之，封建領主自營地生產的有限性，和家庭需要的多樣性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還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歐各國，封建國王將土地以封地的形式分封給各封建領主，大封建領主又將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給下一級的領主，都是以各級領主提供軍事義務為前提的。軍事開支是封建領主家計中首要的支出。他們所需兵器、甲胄、車騎之類，并不都能自己制造，而是已較早地成為商品。這是一種特殊消費，也是要列入領主家計簿的。上述這些不能自給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必然會引出對于貨幣和商品交換的需求，從而會引出莊園內部商品生產的出現和發展。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五十年代曾有熱烈討論，近年來又深入一步，論著甚豐。作者因參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的工作，晚近才開始研究這個問題，自屬初學，所見甚短。謹將學習中的一些個人看法，求教于前輩和專家。

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

生于萌芽狀態的東西，本來不易辨識，也不容苛求。不過，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不僅要從微觀上研究，還要從宏觀上考察，才能定性。這里，我想提兩點意見。

第一，資本主義萌芽指的是一種生產關系，而不是一廠一店，因而不能用舉例子的方法來論證。它指的是一種社會關系，而不是個別人之間的關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這種生產關系，是在封建社會晚期，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時產生的。在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會史中許多事物一樣，它會有一些偶發的、先現的現象，但不能因此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這就是說，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必須把考察的對象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中，看這個地方、這個行業有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同時，考察的對象必須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證。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會性是存在于個別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復觀察到的。

唐代何明遠的絲織廠，仙君冊的茶園，即使《太平廣記》是可信的話，也只是一種偶發的、先現的現象。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新的生產關系出現。宋代經濟有很大發展，當時的中國，在農業、基本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許多部門，都居于世界先進水平。我想，單從生產力來看，宋代已經有了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物質基礎。但是，從生產關系和社會條件來看，租佃關系、徭役賦稅和工商業等方面的封建束縛，還未見松弛，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僵硬，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

從十四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云南地區的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積的擴大和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

各民族的經濟發展，都有其悠久的歷史。我們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經濟發展及其特點，除現實情況外，還要上溯其歷史發展。此外，田野的實地調查，文物的比較研究，兄弟民族的傳聞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為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線索。現僅根據身邊能讀到的史籍、史料，對明代云南地區的人口，土地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明代人口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云南

自元世祖率軍渡過金沙江進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藍玉，沐英率軍平定云南以后，內地居民向云南移遷達到了一個高潮時期。據地方志載楚雄的情況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閭右之民以居之，復有宦游商賈入籍，大部南人較多，故俗亦類江南。”其實，不僅楚雄是這種情況，整個云南也都是這種情況。從明至清數百年中，從外地遷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質來看，有以下幾種情況。

1．留戍

元代和明代，對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軍成為云南移民的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尋見蒙古墳和蒙文碑志。河西縣境內的打魚村，全村數百戶，和內地人的風俗語言有所別異，自稱系隨元世祖征滇時留守在此地的。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撫滇，從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的移入。《新元史》本傳載：“賽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別庵伯爾者，西域諸國尊回回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騎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撫滇，在滇六年，建樹極偉?！睆倪@一記載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間阿拉伯人到云南來的必然很多。據《大理縣志》載：“境內之有回教，其來久矣。元時，賽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納速刺丁遷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帥，是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內回教約一千余家，凡姓沙與馬者，皆賽部子孫。”(《大理縣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軍落籍于狙中的情況。

自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廣義政治經濟學以來，這門學科并未獲得多大發展。西方經濟學家通常是把資本主義看成是永恒的經濟制度，根本沒有廣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德國歷史學派雖注意經濟史研究，但如威·桑巴特的“經濟時代”，仍是以資本主義為藍本。西方也有人研究古代或中世紀的經濟理論，但不是以生產關系為主，不成為系統的廣義政治經濟學。

在蘇聯，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商品經濟規律的。這樣，不僅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是自覺地達到目的，不需要研究客觀規律的政治經濟學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由于沒有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不發達，也沒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布哈林有句名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告終”(《過渡時期的經濟》)，到1929年，公開發表了列寧的《對布哈林《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的評論》后，人們才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1931年發表了大衛·盧森貝的《廣義和狹義政治經濟學》，探討各種生產方式經濟理論的異同。但這時，絕大多數蘇聯學者仍是以闡述蘇維埃經濟計劃噸攻策代替經濟規律的研究。直到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批評了這種情況，并肯定了社會主義還有商品生產(但限于個人消費品)，情況才有改變。1941年就開始籌備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幾經周析，到1954年才正式出版。該書從原始社會生產方式講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蘇聯第一部廣義政治經濟學。

廣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歷史上各種生產方式的，這是時間上的廣義。但恩格斯同時指出，經濟發展條件在“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反杜林論》)，這可說是空間上的廣義。

在中國，廣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按照這個空間上的廣義進行的，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三十年代初，人們就感覺到已有的狹義政治經濟學不能解答在中國發生的經濟問題，1938年，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號召(《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王亞南在譯畢《資本論》三卷后倡議建立“中國經濟學”并于1946年出版了他按《資本論》體系寫的《中國經濟原論》。同年，許滌新抱著“使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目的，開始寫三卷本《廣義政治經濟學》。第一卷講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卷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經濟，于1949年出版；第三卷以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為研究對象，于1954年出版。

這樣，就有了兩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范本。一個是蘇聯的，它要求“闡明人類社會各個不同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該書第一版導言)。另一個是中國的，要求“中國化”。不過，蘇聯的雖說研究全“人類社會”，其封建主義部分實際只講了歐洲的領主制經濟，又占一半以上篇幅的社會主義部分基本上是講蘇聯。中國的雖說“中國化”，實際上也講外國，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部分完全是講外國。

統一性和特殊性

摘要：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指導原則包括國家視角、政府占據經濟主導地位、重視經濟信息等三項；在國家干預經濟必要性問題的討論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已經認識到由于生產生活對自然環境的嚴重依賴、商人階層的剝削屬性和出于統治階級統治安全性的考慮而必須對經濟進行干預；封建社會環境下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是政府作為經營者直接進入生產和流通環節，其預期的政策目標是調節經濟平穩運行以及抑制兼并，這也是中國民間工商業資本始終無法積累的一個重要原因。

關鍵詞：封建社會；經濟思想；宏觀經濟；經濟調節；政府干預

雖然從表面上看現在我們采用的經濟調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實際上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子。中國在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孕育出了非常豐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封建經濟并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商品經濟體系。西方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表現在其最小經濟單元為領主莊園，在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中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不需或很少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最小經濟單元是個體農戶，所謂男耕女織，大量手工業產品及非自產消費品都需要通過商品交換從外界取得，因此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歷來都具有商品生產和流通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時間長，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超穩定性，還在于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由于中國政治上大一統政治體系的存在，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管理方式，即國家以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管理和干預經濟。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每當積累到達一個頂點，就以社會組織崩潰，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方式予以暫時緩解，然后進入下一個循環，矛盾因素重新開始積累。盡管封建社會進程中眾多參與者最終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些矛盾，歷朝歷代的當政者還是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因而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經濟思想。歷史不會以斷裂的方式向前演進，作為歷史的后來者不應該忽視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F代社會經濟與封建社會經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仔細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試圖引入現代經濟理論分析工具，分析歷代當政者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梳理出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大致脈絡。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對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選取當政者的經濟思想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其對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有切實的經濟運行結果或效果可以比較，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經濟事物內在的相互關聯關系。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采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2]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征，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占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內容提要】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首要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以對其本身的研究為基礎，而不能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制作簡單對比。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并形成了多層次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商品經濟一方面受政治干預極其強烈，另方面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英文摘要】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However,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人類歷史上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是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史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本文只擬對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若干問題，作點初步探討。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馬克思主義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一、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國民經濟史是一門新建設的學科。幾年來，在這門學科的建設上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別是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部分；隨著這門學科的建設，許多有關的基本問題都提到討論的日程上來了。這些問題，有的已經在公開討論，如對象問題；有的雖未公開討論，但不同的意見都以各種方式提出來了，如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分期等問題。很明顯，這些問題的討論是有助于這門學科的發展的。本文企圖對后一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據近年來發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學校的講義或提綱來看，對于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幾種意見：

(一)把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的經濟發展分成八個時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耙陨系陌藗€時期又分成兩個階段，從1840年到1919年是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從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①

(二)在好幾個學校的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的講義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分期意見，但在講義編章的安排上和內容的敘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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