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經驗范文10篇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正文】

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正文】

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1]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加深的，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不斷完善的過程。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既有需要革命、贊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懷疑革命的一面。對此我們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一認識的正確性很快在革命實踐中得到證實。

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任務。1935年底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所說的統一戰線，其內容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之所以要在統一戰線中增加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基于對其兩重性的深刻認識。由于民族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它有可能參加革命。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正文】

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世界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其中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所體現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仍有重要現實意義。【正文】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一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1]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加深的，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不斷完善的過程。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既有需要革命、贊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懷疑革命的一面。對此我們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一認識的正確性很快在革命實踐中得到證實。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任務。1935年底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所說的統一戰線，其內容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之所以要在統一戰線中增加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基于對其兩重性的深刻認識。由于民族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它有可能參加革命。西安事變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壓力，不得不開始轉變他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開始接受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這種情勢下，統一戰線中僅僅增加民族資產階級顯然就不夠了，有必要起用一個更概括、更一般、含義更廣泛的概念——資產階級來反映新情況。與此同時，還在一般意義上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規律的高度來認識。他說：“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于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2]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資產階級”這一概念。這時他所說的統一戰線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一切贊成革命的分子。與以往不同的是，在這里明確地把資產階級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用“資產階級”取代以往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概念的變化反映著客觀事物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的發展。由“民族資產階級”到“資產階級”在認識論上是一次由具體到抽象的飛躍。對資產階級的認識由抽象再到具體的又一次飛躍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對資產階級有了更具體的認識。這種認識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寫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在這里他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又分為親日派大資產階級和歐美派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就是除了買辦階級即大資產階級以外的民族資產階級。”[3]根據新的認識，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的有關部分作了相應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榮的信中說明了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4]建國初在編輯《選集》的時候還對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作過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對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作了明確區分，并且在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規律性認識中增添了對大資產階級的具體分析，說明了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統一戰線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動性。[5]正是上述對中國資產階級逐步深入不斷完善的認識，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關于統一戰線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一整套策略原則。也正是由于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重性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為中國共產黨應對國民黨后來發動的反革命內戰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線。二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這是中國革命的又一特點，也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不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那時黨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等民眾運動上，并沒有認真去準備武裝斗爭和組織軍隊。其結果，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共產黨不能組織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敗使全黨懂得了一個道理，這就是，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從此，以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堅定地走上武裝斗爭的道路。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不僅學會了開展武裝斗爭的藝術，而且加深了對武裝斗爭的認識。他總結十年土地革命斗爭的經驗，揭示了武裝斗爭的實質。“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6]，因此，在武裝斗爭中必須正確處理黨同農民的關系，必須把武裝斗爭這個主要的斗爭形式與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政治斗爭，與代表農民經濟利益的土地革命斗爭，以及與其他許多必要的斗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這種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斗爭。抗日戰爭初期，將中國革命的武裝斗爭在長時期內采取游擊戰爭的形式這一經驗在理論上加以概括，提出了關于武裝斗爭的總概念。他說：“這種武裝斗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7]正是基于對中國武裝斗爭實質的深刻認識，開辟了一條緊緊依靠農民，組織和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獨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對中國武裝斗爭形式的深刻認識，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和一整套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三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密切相聯的。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系。”[8]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這是大革命失敗后全黨形成的又一共識。對此，1936年底根據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作了進一步論證。他指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將中國革命引向徹底勝利。這一點已經得到歷史的證明。中國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他們愿意積極參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然而由于其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確地領導革命。在中國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組織性，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和成功經驗，因此，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不能不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肩上。“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9]如何實現共產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這個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戰爭中實行國共合作，由于國民黨實際上執掌著全國政權，調動著正規軍隊，擔負著正面抗戰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如何實現自己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至對于整個抗日戰爭的領導，就成為需要說明的問題。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具體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于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以及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實現基本口號的具體目標就無所謂政治領導。第二，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在為基本的政治任務而奮斗的過程中，共產黨員應該做到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多數，得到群眾擁護。第三，在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于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10]其實，中國共產黨在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已經積累了領導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開展革命斗爭，特別是土地革命斗爭的豐富經驗，同時也飽嘗了放棄領導權招致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共產黨在發起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候就清醒地認識到，爭蛔躍醯取領導權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斗爭過程，而實現對廣大抗日民眾的領導也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其中明確指出：“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群眾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徹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11]后來，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將共產黨要實現領導所需要的條件概括為兩條：“第一要率領被領導者堅決同敵人作斗爭，第二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著他又將這兩個條件寫進《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并且指出：“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13]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率領人民群眾為實現這些利益和要求而堅決斗爭，這是共產黨實現自己領導的寶貴經驗，也是的一貫思想。反復告誡全黨：“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14]“領導權不是向人能要來的，更不是強迫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在實際利益上、在群眾的政治經驗上，使群眾懂得哪一個黨好，跟哪一個黨走他們才有出路，這樣來實現的。”[15]中國共產黨正是由于制定和堅決執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幫助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認真地為農民的利益去奮斗，因而才獲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最廣大農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實現了黨對農民以至整個民主革命的領導。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同時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標準，即判定政黨作用的根本標準和判定共產黨人言行的最高標準。他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6]“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17]他堅信，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等政策，一定能夠在實踐中使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獲得解放，也一定能夠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長期艱苦奮斗的經歷，以成千成萬優秀黨員和干部的流血犧牲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成為中國人民最忠實的代言人和最堅強的領導者。他說：“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四加強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應有之義。之所以特別重視這一點，把黨的建設作為三個法寶之一，是基于他對共產黨自身特點和所處環境的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由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發起成立的。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一開始就代表著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聯合他們共同奮斗。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這時農民成為共產黨組織的主要來源。一批批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加入共產黨，他們在壯大黨的力量的同時也把源于本階級的種種錯誤思想和行為帶進黨內，渙散著黨的組織，危害著黨的事業。這種苗頭一出現就引起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說：“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9]從那時起，就十分關注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問題。共產黨的建設是在復雜的環境和艱苦的斗爭中進行的。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了黨的建設18年的歷史經驗。他指出，黨的建設與黨的斗爭是不能分離的。共產黨是在偉大的革命斗爭中鍛煉著自己，積累著斗爭的經驗，加深著對于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對于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以及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認識。18年的歷史證明，當黨的政治路線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系，正確地解決武裝斗爭問題時，黨的建設、發展和鞏固就前進一步；反之則后退一步。18年的歷史還證明，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越深刻，黨的組織越鞏固，就越能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內先進思想和不良作風之間的矛盾；以及一些黨員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卻沒有入黨的矛盾，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共同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然而，正是在應對這種復雜局面，處理各種不同矛盾的過程中，黨的建設得到了多方面發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豐富和發展了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的政治路線。在理論上，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在作風上，創造了解決黨內矛盾，實現自我教育的好形式。1945年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24年的斗爭史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三大作風，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主要經驗。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歷史。實踐證明，這種結合進行得好，黨就前進就勝利；這種結合進行得不好，黨就后退就失敗。在黨的歷史上產生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論與實踐相分離。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當作教條，完全不顧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主義者又把局部經驗當作普遍真理，根本無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兩種錯誤傾向都留下深刻教訓。因此，掌握思想教育，克服錯誤傾向，樹立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這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基礎。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如何是共產黨進行自我評判的重要尺度。黨的歷史經驗證明，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所以錯誤，是因為它超過群眾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自愿的原則；尾巴主義所以錯誤，是因為它落后于群眾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的原則。因此，樹立群眾觀點，堅持群眾路線，教育每一個環節上的每一個黨員每時每刻都不要脫離群眾，這是共產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開展認真的自我批評是共產黨清除黨內的錯誤思想和解決黨內的各種矛盾的有效方法。在共產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共產黨不僅在黨外是處在小資產階級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即使工人群眾和工人黨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上小資產階級色彩。所以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共產黨內常常有各種各樣的表現。此外，客觀存在的新舊事物之間的矛盾也會在人們的認識中反映出來，表現為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開展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共產黨清除各種錯誤思想，維護自身肌體健康的有力武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28歲生日的時候，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已指日可待了。這時，黨的紀律問題再次突現出來。因為，黨所領導的戰爭已經由長期的分散的游擊戰爭轉變為大規模的正規戰爭，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重申黨的紀律。所以在總結中國共產黨28年的歷史經驗的時候首先指出了黨的紀律。他說：“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20]這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經驗的全面概括。收稿日期：2001-03-01

【正文】

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1]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加深的，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不斷完善的過程。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既有需要革命、贊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懷疑革命的一面。對此我們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一認識的正確性很快在革命實踐中得到證實。

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也是這樣,它是應時代的呼喚而產生和發展的,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階級關系、政治、道德、哲學傳統的基礎之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是在革命和戰爭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形成與發展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取得的。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運用的歷史,同時也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初、中期,由于我黨路線的正確以及黨員干部和群眾高昂的革命積極性,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是到了末期,由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當時的黨中央教條式地理解“二次革命論”,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同時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和正在起來的農民革命斗爭,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1927年春夏,國民黨乘機發動“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從而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最終失敗,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指出:“所有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1〕。此后經過1927年的“八七會議”,我黨由于更多地領會了馬列主義理論,更多地學會了將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所以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正確的總方針。我黨不僅締造了紅軍和創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而且學會了領導革命戰爭、和各種政權工作。

紅軍也連續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然而,此后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生吞活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一味從本本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個別結論和詞句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圣藥,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紅軍也被迫長征。認為,“左”傾教條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這仍然是因為他們不去虛心領會過去的經驗,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2〕。只有到了遵義會議以后,黨才徹底地走上了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來戰勝右傾機會主義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斗爭,黨已經從狹小的圈子中走了出來,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黨的武裝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爭中重新壯大起來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更加擴大了。“然而,大批的新黨員還沒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組織還沒有鞏固,他們同老黨員和老組織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區別。大批的新黨員、新干部還沒有足夠的革命經驗。他們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還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們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完全的統一的理解,還相距很遠。”〔3〕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從1942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接著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歷史經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不僅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而且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做好了思想和人才準備。我黨在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下,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歷經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的十年三個階段,終于初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我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這些勝利都是馬列主義的勝利,都是由于我黨一貫的思想原則是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通過1950年黨中央在全黨進行的著重整頓黨的干部的整風學習和1951年至1954年的整黨,我黨馬列主義的思想水平較之以前又提高了一步,但是我們許多同志仍然存在著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提出“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們隊伍中的這些嚴重的缺點”〔4〕。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始轉入長達十年的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期間,既取得了很大的建設成就,又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由于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1957年的經濟工作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后,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加之等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致使經濟工作的“左”傾指導思想嚴重地泛濫,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進一步發展,“”是晚年所犯最為嚴重的錯誤。雖然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也是經常提醒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特別痛惜的是,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

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想是在對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揭露和批判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的教條主義只重視書本知識,而輕視書本知識以外的許多實際知識。經驗主義只重視個人狹隘的經驗,輕視理論,輕視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二者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它們都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它們都違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夸大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因此,它們被統稱為主觀主義。我黨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遭受的各種挫折,都與指導思想上存在主觀主義的錯誤有著直接的關系。歷史經驗表明:什么時候克服了主觀主義,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比較順利;什么時候主觀主義泛濫,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曲折反復,付出沉重的代價。為此,“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5〕。

1927年3月,為了克服當時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同時回答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親自到湖南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以后,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報告》中,他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高度肯定了農民革命斗爭對于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1929年12月,認為主觀主義在紅四軍的某些黨員中嚴重地存在著,“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6〕。在遵義會議以前,我黨曾連續出現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由于穿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更加容易迷惑人。1930年5月,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尖銳地批評了黨內有些人開口閉口要“拿本本來”的做法。他意味深長地寫道:“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其中“中國革命斗爭”、“中國同志”和“中國情況”三處凸現了“中國”的重要性,這顯然是針對有些人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或者盲目照搬蘇聯革命經驗而提出的。1936年12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強調要重視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其鋒芒所向,直指那些來自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1937年6月,在進一步分析我黨“為什么只是‘左’的傳統”的原因時指出,這是由于我黨還只有十幾年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解決問題還不能樣樣帶馬克思主義原則性,還沒有很早地人人都學好唯物辯證法。在我黨內,既有過教條主義的長期統治,也有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泥于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1937年7月、8月,分別寫了《實踐論》、《矛盾論》兩部哲學名篇。在《實踐論》中,他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7〕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教條主義產生的認識論根源。在《矛盾論》中,他進一步論述了掌握對立統一規律以在實踐中具體認識和把握中國實際的方法論。1938年10月,向全黨發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號召,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8〕

【正文】

關于思想形成的標志，一直是學術界爭議較大的一個問題。許德波等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1期發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沒有形成思想》（下稱許文），提出：“1938年9-11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及其決議，是思想形成的標志。”我們感到此說法明顯論據不足，許德波等同志將思想的形成、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等不同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了，我們認為1930年5月發表的《反對本本主義》是思想基本形成的標志。值此《反對本本主義》發表70周年之際，我們特撰此文以為紀念，并求教于許德波等同志。

一、思想的形成與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和思想的成熟具有不同的內涵。

1.思想的形成是指思想的主體部分和“活的靈魂”已經形成。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思想的科學涵義作出了完整和準確的概括。決議指出：“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產物—思想。”“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根據決議的表述，我們認為，思想科學涵義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毫無疑問，思想的理論淵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具體實踐的結晶，它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歐洲形式變成中國形式，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和語言闡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規律，它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第二，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理論來源于實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是思想賴以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而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思想，又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被證明是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第三，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思想主要是的思想，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主要創立者。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思想是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因而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決議還指出：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根據決議的論述，我們認為，應以是否具有思想的基本形態作為判斷思想是否形成的標志。而所謂思想的基本形態，應該包括這樣兩方面：其一，思想的主體部分，包括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分析、綱領和政策的制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與理論上的闡述，以及與之相關的土地革命路線、新型人民軍隊建設和在農村環境中建設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等問題的基本解決。其二，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已經形成。

以上就是思想形成的標志，其中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提出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標志。我們將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集中闡述這個問題。

【正文】

關于思想形成的標志，一直是學術界爭議較大的一個問題。許德波等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1期發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沒有形成思想》（下稱許文），提出：“1938年9-11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及其決議，是思想形成的標志。”我們感到此說法明顯論據不足，許德波等同志將思想的形成、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等不同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了，我們認為1930年5月發表的《反對本本主義》是思想基本形成的標志。值此《反對本本主義》發表70周年之際，我們特撰此文以為紀念，并求教于許德波等同志。

一、思想的形成與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和思想的成熟具有不同的內涵。

1.思想的形成是指思想的主體部分和“活的靈魂”已經形成。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思想的科學涵義作出了完整和準確的概括。決議指出：“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產物—思想。”“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根據決議的表述，我們認為，思想科學涵義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毫無疑問，思想的理論淵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創造性地運用于中國具體實踐的結晶，它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歐洲形式變成中國形式，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和語言闡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規律，它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第二，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理論來源于實踐。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是思想賴以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而在這一基礎之上的思想，又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被證明是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第三，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思想主要是的思想，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主要創立者。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活動，思想是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與建設的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因而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決議還指出：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穿于“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根據決議的論述，我們認為，應以是否具有思想的基本形態作為判斷思想是否形成的標志。而所謂思想的基本形態，應該包括這樣兩方面：其一，思想的主體部分，包括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分析、綱領和政策的制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與理論上的闡述，以及與之相關的土地革命路線、新型人民軍隊建設和在農村環境中建設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等問題的基本解決。其二，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已經形成。

以上就是思想形成的標志，其中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提出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標志。我們將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集中闡述這個問題。

【正文】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不斷的發展中的。這個命題恩格斯早就提出。他在1887年給一位美國女士的信中說：“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注：恩格斯致弗·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頁。）按照這種觀點，恩格斯曾告誡說：“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是一種“誤解”（注：恩格斯1894年為《資本論》第2卷作的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頁。）。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科學，因為它的一切理論觀點都以事實為最后依據，因為它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論隨著實際生活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

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當然不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是不穩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中葉及其后期，站在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所創立的科學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類歷史經驗的總結，并在后來的社會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這些基本觀點包括：以人類對自然的科學認識和社會歷史發展的經驗為基礎而得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對當時在西方一些國家正在成熟起來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的本質的全面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中必然要為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的理論，關于建立能夠擔當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工人階級政黨的學說等等。

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價值，因為它們可以被有效地運用于實際。在后人運用這些原理的時候，當然必須從他們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出發。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必須不斷地以人類社會的新的經驗和新的認識來充實和豐富它的內容，否則它就成為僵死的教條。

因此，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局限于馬克思（加上恩格斯，或者再加上他們的偉大后繼者列寧）說過的東西，不能僅僅以馬克思主義創始者說過什么或者沒有說過什么，來判斷什么是、什么不是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