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范文10篇

摘要：我國自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以來，國債規模不斷擴大。從1994年開始，由于國家預算法禁止財政部向中央銀行借款，國債規模更是迅猛上升。當前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從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居民應債力四個方面做出了分析。

關鍵詞：國債；國債規模；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居民應債力

新中國成立之初，僅在1950年發行過人民勝利折實公債，1954年到1958年間發行了國家建設公債。此后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

改革開放以后，從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恢復了國債融資。1981年7月1日首次發行國債（國庫券）48.66億元。從80年代后半期以來，中國的國債規模明顯擴大，特別是從1994年起，國家實行分稅制的預算管理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禁止財政部向中央銀行借款，從而導致彌補財政赤字的方式只有發行國債一種。于是當年國債發行規模即高達1175.25億元，是1993年的1.59倍，以后更是逐年增加發行量，到2005年國債發行達6922.87億元。

顯而易見，我國國債規模已空前龐大，并且仍在迅猛地擴張。這一現象引起理論界和業務部門的高度關注。中國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有沒有進一步發行的空間？中國的經濟能承受得起嗎？中國會不會由此而債臺高筑，引發債務危機？本文擬談一下自己的幾點看法。

國債規模通常包括三層含義：國債余額、當年國債發行額、當年國債的還本付息額。衡量一國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常用的指標有四個，即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和居民應債力。現分別作以分析。

市委組織部召開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會議，對認真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做好大規模培訓干部總結檢查，建設全市干部教育培訓師資庫和現場教學基地等工作進行了部署。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正局級組織員史紹潔同志出席會議并講話。全市各區縣委組織部主管副部長、市委市政府有關部委辦局干部（人事）處長、全市黨校系統主管教學工作的副校長、部分市管高校黨委組織部長共80余人參加了會議。

史紹潔同志在講話中強調，黨的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明確要求繼續大規模培訓干部，充分發揮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作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質。當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抓好十七大精神的學習培訓。全市各級干部教育培訓管理部門要從全局和戰略高度認識做好十七大精神學習培訓的重要意義，要把十七大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一項主要內容。在十七大精神的學習培訓上要求實效，要大力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把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實到首都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去。

史紹潔同志明確要求要做好大規模培訓干部的總結工作。各區縣各單位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大規模培訓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質”的要求，圓滿完成本輪大規模培訓干部各項任務。市委組織部要牽頭組織好全市開展大規模培訓干部情況總結檢查工作，著眼于運用好總結的成果，對在工作實踐中創造出來的新鮮做法和成功經驗進行宣傳推廣。要圍繞做好新一輪大規模培訓干部工作，不斷提高宏觀管理水平，加強對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分類指導和制度建設工作，做好境外培訓和干部在線學習的管理工作，保證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健康發展。

史紹潔同志明確提出要全力推動干部教育培訓師資庫和現場教學基地的建設工作。要充分利用北京市豐富的教師資源，建設高質量的干部教育培訓師資庫，以有效地規范全市干部教育培訓市場，形成師資準入、評估、管理機制，吸引各方面的高水平師資為全市干部教育培訓服務，不斷提高培訓質量。在建設的過程中，要把優秀師資廣泛納入進來，滿足全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基本需求，不但要廣泛吸收黨校和高等院校的優秀師資，還要吸收黨政領導干部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領導干部，把他們的豐富實踐經驗引入到干部教育培訓中來，促進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要加強現場教學基地建設，充分利用和整合社會培訓資源，進一步增加模擬式、體驗式培訓在干部培訓中的比重，不斷增強培訓效果。在基地建設和發展的過程中，要明確每一個基地的功能定位、教學優勢，不斷深度開發教學資源，拓展和深化培訓內容，把握好內容與形式的結合，探索干部教育培訓新的途徑和方法，使基地名副其實地成為干部教育培訓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使干部通過這些培訓進一步實現內在與外在的統一、素質與能力的提升。各單位要在市委組織部領導下，加強協作、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各項工作，確保師資庫和基地建設工作圓滿順利完成。

參會人員就認真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做好會議部署各項任務進行了分組研討，對做好大規模培訓干部總結檢查工作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首次提出“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發展至今，該指標已成為重要的金融宏觀調控指標。然而，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大量增加，這些都對現有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體系的全面性、準確性提出了挑戰。

一、當前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情況

社會融資規模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部門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當前，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范圍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表內、外業務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和企業債券融資；三是其他方式向實體經濟提供的資金支持，主要包括保險公司賠償、投資性房地產、小額貸款公司等。當前，對區域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主要從金融機構的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的發行方進行。具體來看，以常州市為例，社會融資總量中的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投資性房地產、小額貸款公司貸款等指標可直接通過人民銀行的金融統計系統直接采集數據；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保險公司賠償金等指標分別從市一級發改委、金融辦和保險協會等獲取數據。其中，企業債券中的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直接債務融資工具數據可從人民銀行信貸部門獲得。

二、存在問題

1.社會融資規模制度建立之初，一些影響極小的因素未納入社會融資規模口徑，導致當前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有所缺失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制度設計時，考慮到統計的便捷性和準確性等要求，對一些在當時對社會融資規模影響極小的因素未計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口徑。而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些過去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在當前的經濟金融環境中已經足以影響到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準確性。比如，信貸資產證券化等。信貸資產證券化是將銀行貸款移出銀行體系，導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中人民幣貸款（目前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標的均為人民幣貸款）虛減了該項業務。從實體經濟角度來看，該筆貸款依然存在，是其從銀行體系獲得的資金。而從銀行角度來看，該筆貸款已不在銀行表內和表外反映，相當于該筆貸款已經收回。若按現行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統計方法，會將該筆證券化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中的人民幣貸款項下扣除，導致該筆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漏統計。2.實體經濟新融資渠道不斷增加，使得社會融資規模統計與當前不斷創新的金融市場不相匹配伴隨著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實體經濟越來越多地選擇直接融資方式和各類層出不窮的新型金融產品進行融資。這導致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工作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仍舊按照現有的統計方式，將難以全面地反映我國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一是通過產業基金和城市發展基金、銀行理財直接融資工具、債權融資計劃等獲得的資金未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1）產業基金和城市發展基金。產業基金和城市發展基金是為推動城市化發展、產業化升級，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供給應運而生的一種融資渠道。比如，常州地區自2014年6月成立旅游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以來，產業基金和城市發展基金規模快速增加，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通過產業基金和城市發展基金已累計募集資金189.06億元。（2）銀行理財直接融資工具。銀監會于2013年10月，創新推出了銀行理財管理計劃和銀行理財直接融資工具，其目的是利用“理財直接融資工具”開辟新的標準化投資標的，為銀行理財資金對接直接融資提供渠道。常州地區自2015年8月發行首筆銀行理財直接融資工具以來，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企業通過銀行理財直接融資工具已累計募集資金33.6億元。（3）債權融資計劃。債權融資計劃由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于2015年創新推出，是指融資人向具備相應風險識別和承擔能力的投資者，以非公開方式掛牌募集資金的債權性固定收益類產品。常州地區自2016年6月發行首筆債權融資計劃以來，截至2017年9月末，全市企業通過債權融資計劃已累計募集資金50.5億元。二是“新三板”市場企業融資未納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是繼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之后，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證監會監管的全國性證券交易所，服務對象以創新型、創業型、成長型的中小微企業為主。截至2017年9月末，常州地區“新三板”市場企業融資共計18.55億元，為尚不符合主板上市條件的企業提供了資金支持。而目前，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中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的統計只包括A股和B股籌資(金融企業除外)，不包括企業在全國中小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的融資。關于健全區域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思考陸逸超3.實體經濟跨地區融資情況難以準確反映與全國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不同的是，對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的統計還需要考慮資金的跨區域流動問題。在當前地區社會融資規模中，對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持的統計，采集的數據是依據當地金融機構發生的業務。而當前金融機構的業務存在跨區域經營的特點，比如，異地貸款、票據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信托貸款等。目前，對于實體經濟異地融資數據，人民銀行的征信系統能夠提供一定的統計支持，但因系統間的架構不同或統計口徑差異，統計數據在及時性和準確性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票據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也存在跨省交易的情況，目前暫時還不能及時、準確地統計；信托貸款是當地信托公司吸收的資金，計入當地社會融資規模。但是，信托貸款更多是在全國范圍內配置資金，并非完全用于當地的實體經濟，因而造成地區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存在偏差。

三、相關建議

1對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對政府規模的解讀

長期以來,對于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理論解釋。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說——國民收入的增長會提高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即經濟增長會推動政府支出規模擴大,這一觀點被后人稱為“瓦格拉假說”。而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則正好倒過來,他們認為,政府擴大支出能擴大總需求,并通過乘數效應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簡而言之,政府支出規模的擴大能推動經濟增長。

所以，瓦格拉假說的支持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進而影響國民福利的提高，主張削減政府規模；而凱恩斯主義的繼承者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擴大了總需求的規模，促進了GDP的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政府干預是必要的，應該擴大政府的規模。

尤其是自凱恩斯理論產生以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有了理論依據,政府通過財政、貨幣等多方面的政策來調控經濟,以求實現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在這一背景下,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張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社會產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來越大，有些學者和政府官員便提出了政府規模過于龐大了，應該削減政府規模。國內外的學者對此問題做了實證研究，得到的卻是不同的結論，這也是瓦格拉假說與凱恩斯主義根本爭論所在。

2政府規模的行政生態分析

里格斯認為，各國不同所特有的社會文化以及歷史等諸因素影響并塑造了該國的公共行政，反過來公共行政又影響了該國的社會變遷與發展。政府規模作為公共行政的一個方面，他同樣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應該有不同的規模；在不同的生態環境的下的政府規模又可能會從正反兩個方面影響著政府的內外環境。

隨著機構改革的全面展開和不斷深入，關于政府規模的問題成了一個迫切的現實制度安排問題。我們知道，指導機構改革的理念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呼聲。“小政府、大社會”是一個形象的表述，科學的提法就是限制政府規模，而限制政府規模的價值取向又是出于解決當前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諸如腐敗、政府效能低下、社會能否良性運行、財政負擔過重等問題的要求。可以說，在當前的行政學界，無論堅持強化政府職能立場的人，還是要求弱化政府職能的學者，都認為政府規模過大是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各類問題的基本原因之一。因而，無不要求限制政府規模。其實，限制政府規模是理性的政治學思考必然要提出的要求，因為政府實踐中的非理性主要表現在每時每刻地擴大政府規模，以致于經常性地使行政管理陷入困境。如果沒有政治學關于限制政府規模的理性要求，那么政府實踐中的非理性所造成的政府規模巨型化會使政府不可避免地受到在“災變”中再生的命運所支配。所以，經常地提出限制政府規模的忠告，是一切從事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研究的學者們必須自覺的責任。

一、政府規模膨脹的必然性

自從人類社會有了政府以來，政府規模的非理性膨脹就一直處于一個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中，因為政府與社會的復雜關系不斷地推動政府規模的擴大。

政府就其實質來說，是公共力量的實體化，政府掌握著公共權力和代表著公共利益，不同的政府類型在公共性上的差別僅僅表現在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別。統治型的政府是通過公共權力的行使和公共利益的實現來強化少數人的統治；管理型的政府是在少數人的管理活動中行使公共權力和維護公共利益。政府的這種公共性也就是它的社會性所在，政府是根源于社會的和屬于社會的，是社會的公共部門，與社會有著不可分離的一體性。但是，已有的一切政府又都是社會的異化，是作為社會的一種異己力量而存在的。因為政府總是凌駕于社會之上，作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力量統治著或管理著社會，社會不再是孕育政府的“母親”，反而政府成了支配社會的“父親”。歷史證明，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完全保證公共權力的公共性，能夠完全維護公共利益不被侵蝕。在很多情況下，政府表現為一個獨立的利益實體，有著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愿望，成為與社會相對應的存在物。

既然政府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存在物，那么它就有了自我發育、自我成長的要求，就有了不斷擴大、不斷膨脹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又是根源于它所掌握的公共權力的。由于政府掌握著公共權力，它對于社會的資源配置有著決定權，因而可以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打破資源配置平衡的客觀要求而主觀地使資源配置向政府自身傾斜，通過損害公共利益而實現政府對資源的不合理占有。雖然這會使公共權力與公共利益發生了背離，但政府卻獲得了自我膨脹的物質基礎。所以，任何時候，政府都擁有足夠的使自我膨脹的能力。而且，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節制自我的理性的話，就會不自覺地展示這種自我膨脹的能力。

畢竟政府被創造出來是為了進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哪些是社會的公共事務，哪些是私人事務，是沒有明確的標識的。也就是說，關于哪些事務是政府應當管的，哪些事務又是政府不應當管的，沒有明確的規定，至多也只能做出一個大概的范圍劃分。即使是在社會科學非常繁榮的今天，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也常常成為聚焦的中心，而且幾乎所有的爭論又都是沒有結果的，如果說能夠取得了什么進展的話，那也只是通過舉例的方式劃定一些政府不應當管的領域。例如，說微觀經濟活動的領域是政府不應當管的。個人的私生活是政府不應當管的……對于市場自身無法調節的那些微觀經濟活動中的矛盾和沖突，政府是否應當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個人的私生活總是與他人相關聯著的，當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危及到他人的個人生活時，政府能夠冷眼旁觀嗎？諸如此類，作為科學研究的理論思考都無法理清，要求政府在實踐中明確自己的活動范圍顯然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政府活動的邊界是不明確的，而政府又以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唯一者”的身份出現，那么一切沒有人管或者沒有人能管得好的問題都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要管的對象。從而，形成了政府管理的事務越來越多的趨勢。

1國債負擔率

國債負擔率是指一國的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個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指標。該指標著眼于國債存量，表示國民經濟國家債務化的程度和國債累積額與當年經濟規模總量之間的比例關系。它重視從國民經濟總體來考察國債限度的數量界限，被認為是衡量國債規模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歐盟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各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被認為是各國債務規模的警戒線。近年來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國債負擔率普遍較高，均在50%以上，達到甚至超過了《馬約》規定的最高警戒線。而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的國債負擔率也比較高，都遠遠高于我國的國債負擔率6%左右的水平。這就說明中國的國債負擔率與國際公認的60%的警戒線相去甚遠，不足為慮，國債規模還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國家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流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而我國舉債歷史不長，自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余年的歷史。而隨著國債規模的擴大，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的增長趨勢，如果我國的國債規模照目前的勢頭發展下去，再過幾十年，國債負擔率也會很高，甚至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額的增長率已大大高于實際GDP的增長率，甚至比名義GDP的增長率還要高，這進一步說明，我國在非經濟衰退的正常運行時期，應當注意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

2國債依存度

國債依存度是指一國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財政支出額的比率，是用來衡量國家財政支出依靠債務收入來安排的程度。國債依存度有兩種計算口徑，一是從國家財政角度考慮，以當年國債收入與全國財政支出總額進行比較；二是從中央財政角度考慮，即中央財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債務收入與中央財政支出額之比。根據政策規定，我國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公債，國債全部由中央財政發行、掌握和使用，并負責還本付息，因此能夠準確說明問題的應當是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

摘要：隨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及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我國網絡營銷取得了快速發展。為更好的了解我國網絡營銷發展，本文對近十年我國網購交易規模及其相關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論顯示：我國網購交易規模與手機網民、GDP及居民消費水平高度相關，其中居民消費水平對我國網購規模預測具有較強參考意義。

關鍵詞：網購；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一、我國網購規模及其影響因素

2007年我國網購規模為0.056億元，2016這一數字已增長至4.969億元，十年增幅高達8773%。因此，對網購規模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國網絡營銷發展。通過互聯網發展報告查詢及專家訪談，本文提出了我國網購規模的一些影響因素，具體如表-1所示：Y為網購規模(萬億元)；X1為網民規模(億人)；X2為互聯網普及率；X3為手機網民規模(億人)；X4為移動電話普及率(部/百人)；X5為GDP(萬億元)；X6為居民消費水平(萬元)。

二、數據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個變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數為0.734，其標準化后的α系數為0.994，說明量表信度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為0.757，說明效度較好，可以進行相關及回歸分析。2.相關分析。由表-2可知我國網購規模與手機網民規模、GDP及居民消費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27、0.940、0.958，高于網民規模、互聯網普及率及移動電話普及率三項影響因素。3.回歸分析。由表-3可知，t統計量對應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顯著的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歸方程如下。

一、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我國國債的長。期均衡模型

國債規模的大小在客觀上受到很多宏觀經濟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根據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本文得到與國債規模（C），具有長期的協整關系的四個影響因素，即財政赤字（FD）、信貸規模（L）、居民儲蓄（S）和國債還本付息（PD）。本文采用這四個因素作為國債規模回歸模型中的解釋變量，根據1981～2003年的歷史數據，運用OLS回歸法，建立我國國債的需求模型。

運用Eviews3.1軟件，建立回歸方程，結果如表1所示：

從回歸系數上看，我國國債規模（C）與財政赤字（FD）、信貸規模（L）、居民儲蓄（S）和國債還本付息（PD）都呈正相關關系。其中，財政赤字和國債還本付息的系數最大，是影響我國國債規模的決定性因素，說明我國的國債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和償付國債本息，而不是以宏觀經濟政策為導向的市場主動選擇的結果。

從回歸效果上看，R2＝0.9994，擬合優度較好，財政赤字（FD）、信貸規模（L）、居民儲蓄（S）和國債還本付息（PD）高；F值所對應的概率為0.0，說明回歸模型整體擬合效果顯著；由于模型的觀測個數n＝23，解釋變量個數k＝4，水平α＝0.05，查表可知D.W.的臨界點為d1＝0.986，du＝1.785，而回歸方程D.W.=1.84227，大于1.785，不存在一階自相關；L、S系數的t檢驗值較小，所對應的概率分別為0.1724和0.2041，均大于0.1的顯著性水平，說明L、S對模型的解釋能力不強。因此，我們要對回歸模型進行調整。根據慣例，逐個剔除t檢驗值較低的變量。經檢驗，若單獨剔除L，會使S的t檢驗值所對應的概率顯著增大，回歸方程擬合優度降低；同樣，若單獨剔除S，會使L的t檢驗值所對應的概率顯著增大，回歸方程擬合優度也會降低。因此，應將L、S兩變量同時剔除，回歸結果見表2所示：

近年來，隨著畜牧科技進步，畜禽養殖業迅速發展，飼養方式由粗放型逐漸向規模化、集約化飼養方式轉變。規模化養殖是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加強規模養殖場生產監管，對建立畜禽可追溯監管制度，有效防控重大動物疫病，保障畜產品質量安全，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規模養殖場的現狀

（1）缺乏科學的規劃和選址大部分規模養殖場選址和規劃還不規范，有的建在交通要道的干道邊，有的建在村中，還有的建在河流邊，這些都不符合建場要求。

（2）畜（禽）舍設計不科學，缺乏必要的生產保護大部分養殖場是根據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占地面積，從網上下載圖紙資料作相應參照，自行設計建設，沒有全面考慮風向、坡度、采光、通風、污物、污水排放等。場區布局也不盡合理，部分養殖場，生產區、生活區、辦公區、飼料間、污物處理區不分，沒有相應的隔離。部分養殖場場內主要干道、欄舍內地面沒有硬化，場區四周無圍墻，沒有污物、污水、無害化處理設施，污道與凈道共用一個通道，缺乏必要的生產保護措施。

（3）生產管理不規范，消毒制度落實不到位相當一部分養殖場無完善的生產、經營、管理制度，無章可循。場區大門口未建消毒池，有的有消毒池但長期不更換消毒液或消毒池干涸，也無紫外線消毒室，場內不開展消毒工作，有的即使消毒，也是流于形式，沒有落實到人，也沒有嚴格執行消毒制度，加之衛生管理不到位，少數場臭氣熏天，蒼蠅、蚊子到處飛，特別是離村較近的規模場產生的臭味與污水、糞便使周邊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嚴重影響到周圍環境和居民生活。

（4）濫用抗生素，病死動物處置不當在預防與治療疫病過程中長期、大劑量在飼料中添加抗菌素、原料藥，導致動物體內有藥物殘留，產生抗藥性，產品質量安全得不到保障。飼養過程中，發病和死亡動物隨意處置的現象較普遍，有的為了眼前的一己私利，尤其是疫病流行中，隨意將病豬、死豬銷售，更不做無害化處理，造成動物疫病蔓延和流行，死亡率增高，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危害。（5）養殖檔案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可追溯性許多規模養殖場從種苗的購進，飼料、獸藥的采購、使用，免疫接種和日常消毒、生產等都無祥實記錄，更談不上建立規范檔案。多數規模養殖場進行免疫后不對免疫效果進行檢測，不能隨時掌握動物的健康狀況，這是疫病發生流行的根源。一旦發生疫情也不易找出原因，對疫情控制、撲滅和動物衛生監管帶來困難。

在信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為某種需要而舉債已成為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國債是整個社會債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國債是由財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發行的以人民幣支付的國家公債。發行國債對拉動內需、籌集建設資金和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一宏觀調控工具卻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能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反之就會抑制經濟的發展,加重國家和群眾的負擔。因此,合理的控制國債發行規模,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國債市場發展的簡要回顧

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世界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恢復了國債融資。自恢復國債發行以來,我國國債規模日益擴大,國債政策在拉動投資、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無限制地發行國債是有風險的,也會導致許多問題的出現,在此,本文擬談一下自己的幾點看法。

二、中國國債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評價

國債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它的限度導源于國債的負擔。國債的限度一般是指債務規模的最高額度或指國債適度規模問題。所謂國債規模包括三層意思:一是歷年積累債務的總規模;二是當年發行的國債總額;三是當年到期需還本付息的債務總額。衡量一國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常用的指標有四個:即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和居民應債力。現分別作以分析:

(一)國債負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