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權力范文10篇
時間:2024-02-03 18: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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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權力分析論文
論文關鍵詞:軟權力互聯(lián)網政治權力數(shù)字化信息革命國際政治
一、互聯(lián)網中的國際政治權力轉移
英國政治家兼歷史學家溫斯頓·邱吉爾曾經未卜先知地說過:“未來的帝國是智力的帝國。”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信息革命的到來,“信息”和經過加工提煉的信息———“知識”,已經不爭地成為決定、甚至是界定權力的最重要因素。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zhàn)的結束,是當今國際政治最深刻的變化。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確立了它在國際政治中睥睨群雄的強勢地位。兩極國際政治格局的分崩離析,無疑是世界權力的巨大轉移。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Toffler)早在其1990年底出版的《權力變移》(PowerShift)一書中指出:全球有三個巨大的權力轉移:第一個是“東方陣營的解體”;第二個是“南方國家的分裂”,一部分發(fā)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工業(yè)化國家;第三個是“日本和西歐的崛起,成為美國的對手”?!八羞@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權力轉移,與工業(yè)主義的衰退和新的知識驅動的經濟的產生有關。”托夫勒進而指出:“今天歷史性的力量轉移,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造成了權力的兩個最基本的來源—暴力和財富—愈來愈依賴于第三個來源:知識。由于以知識為基礎的技術推廣和相對自由的思想傳播,美國、歐洲和日本已能在經濟上把社會主義國家甩在后面。但是,同樣的技術也使軍事力量的巨大飛躍成為可能?!薄?〕托夫勒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知識實際上是一切事物的放大器,是未來權力變移的關鍵?!薄?〕
托夫勒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廣泛的贊賞。羅馬俱樂部以最先倡導全球環(huán)境保護的遠見卓識而著稱于世。羅馬俱樂部成員、系統(tǒng)哲學家E·拉茲洛在1992年提交給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決定命運的選擇》中著重指出:“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規(guī)定世界上權力與財富性質的游戲規(guī)則已經改變?!粋€比黃金、貨幣和土地更靈活的無形的財富和權力的基礎正在形成。這個新基礎以思想、技術和通訊占優(yōu)勢為標志,一句話,以‘信息’為標志?!薄?〕
托夫勒出版那本書的時候,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以計算機網絡和通訊技術為支撐的互聯(lián)網還剛剛在美國處于商業(yè)化和社會化的萌芽階段。而后互聯(lián)網的商業(yè)化和社會化發(fā)展日新月異,發(fā)展速度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從而把信息革命推向深入。2000年3月22日,加拿大著名的AngusReid咨詢集團的一項調查報告稱:目前全球互聯(lián)網用戶已突破3億,預計到2005年,這一數(shù)字將高達10億,而1996年全球只有約4000萬互聯(lián)網用戶。不僅如此,互聯(lián)網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個方面,例如,2000年4月美國著名的在線新聞研究公司ZatsoInc.的一項調查指出:23%的美國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通過互聯(lián)網獲取新聞信息,而在1996年這一比例只有3%。這就表明,互聯(lián)網正在逐漸成為美國人的重要新聞信息來源,互聯(lián)網以其新聞信息極高的靈活性和實時性而顯示了它對傳統(tǒng)媒體的競爭優(yōu)勢。
從實質上看,互聯(lián)網是高效地運用、處理信息以及知識的綜合性結晶。它把本世紀70年代以個人電腦出現(xiàn)為標志的數(shù)字化信息革命推向了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階段,從而觸發(fā)了一場新興知識經濟替代傳統(tǒng)工業(yè)經濟的革命。美國及時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實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經濟向“新經濟”的轉變。
國際政治權力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軟權力互聯(lián)網政治權力數(shù)字化信息革命國際政治
一、互聯(lián)網中的國際政治權力轉移
英國政治家兼歷史學家溫斯頓·邱吉爾曾經未卜先知地說過:“未來的帝國是智力的帝國?!彪S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信息革命的到來,“信息”和經過加工提煉的信息———“知識”,已經不爭地成為決定、甚至是界定權力的最重要因素。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zhàn)的結束,是當今國際政治最深刻的變化。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確立了它在國際政治中睥睨群雄的強勢地位。兩極國際政治格局的分崩離析,無疑是世界權力的巨大轉移。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Toffler)早在其1990年底出版的《權力變移》(PowerShift)一書中指出:全球有三個巨大的權力轉移:第一個是“東方陣營的解體”;第二個是“南方國家的分裂”,一部分發(fā)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工業(yè)化國家;第三個是“日本和西歐的崛起,成為美國的對手”?!八羞@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權力轉移,與工業(yè)主義的衰退和新的知識驅動的經濟的產生有關。”托夫勒進而指出:“今天歷史性的力量轉移,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造成了權力的兩個最基本的來源—暴力和財富—愈來愈依賴于第三個來源:知識。由于以知識為基礎的技術推廣和相對自由的思想傳播,美國、歐洲和日本已能在經濟上把社會主義國家甩在后面。但是,同樣的技術也使軍事力量的巨大飛躍成為可能?!薄?〕托夫勒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知識實際上是一切事物的放大器,是未來權力變移的關鍵?!薄?〕
托夫勒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廣泛的贊賞。羅馬俱樂部以最先倡導全球環(huán)境保護的遠見卓識而著稱于世。羅馬俱樂部成員、系統(tǒng)哲學家E·拉茲洛在1992年提交給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決定命運的選擇》中著重指出:“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規(guī)定世界上權力與財富性質的游戲規(guī)則已經改變。……一個比黃金、貨幣和土地更靈活的無形的財富和權力的基礎正在形成。這個新基礎以思想、技術和通訊占優(yōu)勢為標志,一句話,以‘信息’為標志?!薄?〕
托夫勒出版那本書的時候,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以計算機網絡和通訊技術為支撐的互聯(lián)網還剛剛在美國處于商業(yè)化和社會化的萌芽階段。而后互聯(lián)網的商業(yè)化和社會化發(fā)展日新月異,發(fā)展速度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從而把信息革命推向深入。2000年3月22日,加拿大著名的AngusReid咨詢集團的一項調查報告稱:目前全球互聯(lián)網用戶已突破3億,預計到2005年,這一數(shù)字將高達10億,而1996年全球只有約4000萬互聯(lián)網用戶。不僅如此,互聯(lián)網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個方面,例如,2000年4月美國著名的在線新聞研究公司ZatsoInc.的一項調查指出:23%的美國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通過互聯(lián)網獲取新聞信息,而在1996年這一比例只有3%。這就表明,互聯(lián)網正在逐漸成為美國人的重要新聞信息來源,互聯(lián)網以其新聞信息極高的靈活性和實時性而顯示了它對傳統(tǒng)媒體的競爭優(yōu)勢。
從實質上看,互聯(lián)網是高效地運用、處理信息以及知識的綜合性結晶。它把本世紀70年代以個人電腦出現(xiàn)為標志的數(shù)字化信息革命推向了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階段,從而觸發(fā)了一場新興知識經濟替代傳統(tǒng)工業(yè)經濟的革命。美國及時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實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經濟向“新經濟”的轉變。
政治體制改革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傊@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為了推動和預見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發(fā)展,我認為應該提倡和強調“實然”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各方面的現(xiàn)實狀況到底是怎樣的;2.探討這種現(xiàn)實的狀況是怎樣造成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狀況的過程中每一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過程是怎樣的?3.再進一步就是要研究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產生的各種具體的條件和背景如何?4.在實踐的進一步發(fā)展中,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人們可以和應該如何影響這些因素的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并通過這種影響來達到人們的某種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出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揭示出一些規(guī)律來。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顯然和“應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論事。它不但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還需要有駕馭和運用各種理論的高超的能力,并通過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論來。這種研究還要吸收“應然”研究中的某些積極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實現(xiàn)人們的一定目標結合起來。
進行“實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這個問題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洞察力,而且還要有很大的勇氣?,F(xiàn)實雖然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但是人們對現(xiàn)實事物的觀察從來就要受到觀察工具的影響,而在觀察工具背后則又有某些理論在支持著它。這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要想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對現(xiàn)實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觸犯人們某種既成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帶來政治風險。這就需要人們有相當?shù)挠職?。從以上兩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實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這一步,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和這些因素可能的發(fā)展狀況,也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乃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特別是當我們要揭示現(xiàn)實的運行機制時,更是如此。為了要很好地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適宜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宏觀層次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就是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之中不斷地向前發(fā)展的。這種發(fā)展的過程經歷著從量的變化到質的變化,而且循著螺旋形的路線曲折前進的。這種發(fā)展的軌跡是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發(fā)展的動力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對立和統(tǒng)一。這就是我們進行“實然”分析在宏觀上的理論指導。但是,用宏觀的理論直接地分析各種具體的現(xiàn)實事物還不行,因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于別人的個人的理解,其結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錯誤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人們把哲學上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把哲學上的矛盾的斗爭和矛盾的統(tǒng)一簡單地等同于現(xiàn)實生活中具體事物中的斗爭和統(tǒng)一。于是便片面地強調事物的斗爭性,到處人為地設置對立面,用所謂的兩分法去對待一切復雜的事物。其結果便造成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對立,對社會發(fā)展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特別是所謂的兩分法,已成為人們思維的定勢,其危害是很深遠的。它使人們在思考任何事物時都只注意兩端,而忽略了更為復雜也更有意義的中間地帶和中間環(huán)節(jié)。回顧我們多年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所發(fā)生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濫用對立統(tǒng)一概念引起的。這就說明,把宏觀理論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世界發(fā)展的宏觀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缺乏一個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合于一般人分析具體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理論框架。這就需要尋找適合于這個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中、微觀層次的理論框架。
權力為中心構建政治學體系論文
摘要:隨著政治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政治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體系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同的觀點必然提出其學科范疇體系構建的不同思路。文章從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的總體要求出發(fā),以解構政治及政治學的含義為切入點,提出以權力為中心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新的思路。
關鍵詞:政治;政治學;范疇體系
一、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的總體要求
一門學科范疇體系的構建,不可能以個人的主觀隨意性,想當然地去組織、拼合它的體系結構,必須從學科本質的特征出發(fā),依托于一定的理論基礎,遵循相應的組織原則,揭示學科構建的科學規(guī)律。那么,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的依據所把握的總體要求又在哪里呢?
1.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方法論是我們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方法論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為我們正確認識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質提供方法論的指導。要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我們不妨看看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吸收黑格爾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觀點。(1)任何一門科學的思想體系,就是表述這門科學的全部內容的思想過程,這個過程必然是從抽象到具體。這是符合人的認識過程的。人認識一個對象時總是從抽象到具體,科學體系從抽象到具體的安排,最便于人對這個對象的了解。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也是從少到多、從簡單到復雜、從表層到深層、從平面到立體、從現(xiàn)象到本質的過程。(2)一個科學體系的起點應該是這個體系最抽象的東西。如馬克思認為商品是人類現(xiàn)代經濟生活最抽象的東西,商品便成為他的政治經濟學的起點。(3)推動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的內在動力是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每一個原理應符合矛盾運動的形式。
2.學界對政治學研究的豐碩成果是構建政治學范疇體系的基礎。政治研究是一門具有悠久歷史傳統(tǒng)的學問,古今中外人們始終如一地對政治學研究投入巨大的熱情,政治學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科學體系中一門具有獨立地位的重要科學。自1980年中國政治學恢復后,中國政治學界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對政治學的研究和發(fā)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實質性工作,對政治、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疇體系等進行了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探索,并在眾多的研究領域形成共識,拓展了政治學研究的對象、范圍和方向。因而為政治學范疇體系的構建奠定了根基。
權力觀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
任何偉大理論的產生,都有其賴以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都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物,都是根據時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的權力觀也不例外。權力觀的產生,是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為基礎的,是適應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場經濟及其催生的市民社會的逐步確立是權力觀形成的時代背景
自從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以來,我國經濟基礎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結構多元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fā)展)、經濟關系市場化、企業(yè)行為自主化(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宏觀調控間接化、經營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會化[1](P145),這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fā)展又促使市民社會逐步形成。
首先,社會事務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事無巨細均屬于政治問題,幾乎所有的組織和個人都在強大的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下。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fā)展,大量組織和個人逐漸脫離了政治權力的束縛,使大量的以前屬于政治問題的事務和矛盾私人化。這樣,政治系統(tǒng)就可能超脫于繁瑣事務之外,而專注于關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政府順應全球化發(fā)展浪潮的結果。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下,西方許多著名學者,如阿爾蒙德、卡爾•多伊奇、馬克斯•韋伯等的政治思想傳入中國,中外政治文化發(fā)生了激烈的沖撞與激蕩。在這種沖擊之下,人們對外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在社會生活中,個體也不斷打破外在規(guī)范的約束,而努力表現(xiàn)自己。這就是說,政治文化的發(fā)展表現(xiàn)出兩個方向:世俗化和個體化,而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會利益的分化。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促生了眾多的利益單元,使利益表達方式和結構多樣化。當然,多樣化的利益表達方式和結構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會失序的因素,為使社會發(fā)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將各種利益要求有條不紊地納入政治系統(tǒng)。然而,群眾意見的爆炸性增長和領導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傳統(tǒng)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運作方式低效化,這就為政治運作方式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2]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fā)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會的逐步確立,必然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參與意識、政治責任感不斷增強,民主法制觀念逐步提升。這必將在我國政治領域引發(fā)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將深刻地影響我國公共權力建構的歷史取向。這為更加科學的權力觀的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站在時代的高度,敏銳地把握社會基礎的變化,并對之作出科學的分析,及時而正確地回應了市場經濟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會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zhàn)。他的權力觀(例如:政治權力的民主化、政治權力的法治化、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構建都與這一時代背景有關。
政治學研究權利論文
摘要:在論述權力分析的意義之前,我想先談一談目前我國政治學領域中的研究狀況,因為有關權力分析的思考,在很在程度上是由這個問題引起的。我深深地感到目前我國的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而權力分析在糾正這一缺陷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政治學權力地位
那么,我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什么缺陷呢?
一般說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或者說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中,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應然”的方法,一種是“實然”的方法。所謂“應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應該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謂“實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實際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fā)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研究中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但這種相互補充必須要以“實然”的研究為基礎。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強調“應然”方法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傊?,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政治體系改革研究論文
在論述權力分析的意義之前,我想先談一談目前我國政治學領域中的研究狀況,因為有關權力分析的思考,在很在程度上是由這個問題引起的。我深深地感到目前我國的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而權力分析在糾正這一缺陷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那么,我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什么缺陷呢?
一般說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或者說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中,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應然”的方法,一種是“實然”的方法。所謂“應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應該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謂“實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實際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fā)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研究中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但這種相互補充必須要以“實然”的研究為基礎。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強調“應然”方法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總之,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對于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西方的民主,“應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與民主的實際發(fā)展狀況都沒有什么真正的聯(lián)系。
政治體制改革探究論文
一般說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或者說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中,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應然”的方法,一種是“實然”的方法。所謂“應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應該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謂“實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實際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fā)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研究中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但這種相互補充必須要以“實然”的研究為基礎。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強調“應然”方法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傊@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為了推動和預見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發(fā)展,我認為應該提倡和強調“實然”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各方面的現(xiàn)實狀況到底是怎樣的;2.探討這種現(xiàn)實的狀況是怎樣造成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狀況的過程中每一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過程是怎樣的?3.再進一步就是要研究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產生的各種具體的條件和背景如何?4.在實踐的進一步發(fā)展中,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人們可以和應該如何影響這些因素的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并通過這種影響來達到人們的某種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出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揭示出一些規(guī)律來。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顯然和“應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論事。它不但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還需要有駕馭和運用各種理論的高超的能力,并通過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論來。這種研究還要吸收“應然”研究中的某些積極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實現(xiàn)人們的一定目標結合起來。
進行“實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這個問題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洞察力,而且還要有很大的勇氣?,F(xiàn)實雖然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但是人們對現(xiàn)實事物的觀察從來就要受到觀察工具的影響,而在觀察工具背后則又有某些理論在支持著它。這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要想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對現(xiàn)實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觸犯人們某種既成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帶來政治風險。這就需要人們有相當?shù)挠職狻囊陨蟽煞矫婕纯煽闯?,要想如實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這一步,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和這些因素可能的發(fā)展狀況,也就比較容易了。
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論文
在論述權力分析的意義之前,我想先談一談目前我國政治學領域中的研究狀況,因為有關權力分析的思考,在很在程度上是由這個問題引起的。我深深地感到目前我國的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而權力分析在糾正這一缺陷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
那么,我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什么缺陷呢?
一般說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或者說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中,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應然”的方法,一種是“實然”的方法。所謂“應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應該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謂“實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實際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fā)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研究中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但這種相互補充必須要以“實然”的研究為基礎。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強調“應然”方法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傊@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對于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西方的民主,“應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與民主的實際發(fā)展狀況都沒有什么真正的聯(lián)系。
政治體制改革分析論文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傊?,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為了推動和預見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發(fā)展,我認為應該提倡和強調“實然”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各方面的現(xiàn)實狀況到底是怎樣的;2.探討這種現(xiàn)實的狀況是怎樣造成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狀況的過程中每一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過程是怎樣的?3.再進一步就是要研究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產生的各種具體的條件和背景如何?4.在實踐的進一步發(fā)展中,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人們可以和應該如何影響這些因素的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并通過這種影響來達到人們的某種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出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揭示出一些規(guī)律來。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顯然和“應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論事。它不但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還需要有駕馭和運用各種理論的高超的能力,并通過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論來。這種研究還要吸收“應然”研究中的某些積極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實現(xiàn)人們的一定目標結合起來。
進行“實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這個問題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洞察力,而且還要有很大的勇氣?,F(xiàn)實雖然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但是人們對現(xiàn)實事物的觀察從來就要受到觀察工具的影響,而在觀察工具背后則又有某些理論在支持著它。這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要想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對現(xiàn)實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觸犯人們某種既成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帶來政治風險。這就需要人們有相當?shù)挠職?。從以上兩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實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這一步,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和這些因素可能的發(fā)展狀況,也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乃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特別是當我們要揭示現(xiàn)實的運行機制時,更是如此。為了要很好地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適宜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宏觀層次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就是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之中不斷地向前發(fā)展的。這種發(fā)展的過程經歷著從量的變化到質的變化,而且循著螺旋形的路線曲折前進的。這種發(fā)展的軌跡是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發(fā)展的動力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對立和統(tǒng)一。這就是我們進行“實然”分析在宏觀上的理論指導。但是,用宏觀的理論直接地分析各種具體的現(xiàn)實事物還不行,因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于別人的個人的理解,其結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錯誤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人們把哲學上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把哲學上的矛盾的斗爭和矛盾的統(tǒng)一簡單地等同于現(xiàn)實生活中具體事物中的斗爭和統(tǒng)一。于是便片面地強調事物的斗爭性,到處人為地設置對立面,用所謂的兩分法去對待一切復雜的事物。其結果便造成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對立,對社會發(fā)展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特別是所謂的兩分法,已成為人們思維的定勢,其危害是很深遠的。它使人們在思考任何事物時都只注意兩端,而忽略了更為復雜也更有意義的中間地帶和中間環(huán)節(jié)?;仡櫸覀兌嗄暝谡晤I域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所發(fā)生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濫用對立統(tǒng)一概念引起的。這就說明,把宏觀理論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世界發(fā)展的宏觀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缺乏一個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合于一般人分析具體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理論框架。這就需要尋找適合于這個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中、微觀層次的理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