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經濟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楊艷蓉工作單位：云南省地質礦產勘查院

一、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

（一）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方式，指通過何種方式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即怎樣合理安排社會生產中的各種要素，使國家經濟增長持續穩定良性發展。雖然我國一再申明要改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化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便使我國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但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與可持續發展存在一些較為調和的矛盾，使得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仍然難以擺脫粗放型增長的陰影。

（二）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1、我國經濟增長的理念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存在的沖突在我國，只要談及經濟增長，必定是月增長率、上、下半年增長率、年增長率、GDP等具體數據的陳述，由此可見我國對經濟增長總量，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質量意識的欠缺。從實際來看，我國政府盲目追求經濟增長的快速發展，而疏于對環保、節能與產業結構等問題進行統籌考慮。同時，政府出于對政績的考慮，期望借助不斷上漲的經濟增長率來彰顯領導者作出的努力，而忽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形成我國經濟增長的短視行為。我國企業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雖然也認識到環境、資源等問題，但受利益驅使，很難自覺從可持續發展角度規劃企業的經營管理。我國普通民眾則認為自身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難以產生有效影響，很少從自身利益出發，抵制政府或企業一些破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行為，從而造成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2、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受我國現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影響，我國長期以來忽視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低利用率，對我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很多地方由于礦產資源的過度開采，已經在地下形成空層，一旦出現較大的震蕩，都有可能導致“人造地震”發生。另一方面，企業生產中排放的廢棄物、污水不經嚴格處理直接排放，對水資源和大氣質量產生較大危害，在大部分農村已經沒有能夠直接飲用的地下水，我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等，諸多的環境問題，使得我國已經喪失了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3、經濟增長方式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在我國現行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下，我國產業結構嚴重不合理。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生產技術落后，缺乏科學的規劃，導致一旦出現部分農產品價格過高，政府慌忙采取措施抑制，而部分農產品無人問津，農戶做垃圾處理，造成農業產出極低。第二產業的工業發展，多集中在能耗高、污染重的重工業，節能型的產業和新能源產業尚未形成一定影響，造成我國較大的環保壓力。第三產業的服務業，不僅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基本上屬于低污染或無污染產業，需要進一步加大第三產業的發展力度。

二、我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面臨的困難

（一）我國必須盡快進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1、落實我國可持續發展觀的需要從目前來看，我國經濟的高投入尚能獲得回報，取決于我國人力成本的低廉。據專業人士估計，我國到2025年將喪失人口紅利優勢。如果繼續保持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我國的經濟更高投入可能換來負收入，導致我國的經濟發展將面臨停頓。基于此，我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旨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對節能、環保、新能源技術的開發，推行循環經濟，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應對我國資源日益枯竭的必然選擇從我國的資源、能源等的現實條件來看，我國資源能源日益枯竭，如果繼續以高能耗、低產出，高投入、低收入的方式進行發展經濟，我國的資源、能源供應將會產生更大的缺口，如果資源、能源對外依存度過高，可能導致我國喪失經濟發展的自主權。因此，面對我國資源現狀，我國不得不考慮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防經濟發展陷入困境。3、世界經濟增長方式造成的壓力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世界經濟發達國家都經歷過，他們深知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危害。因此，很多國家提出了發展低碳經濟。為了使我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不致被孤立，我國積極響應低碳排放的要求，采取措施應對發展低碳經濟的壓力。

“受到總理近期在歐洲之行中就中國外匯儲備所作講話的啟示，本文討論了外匯儲備如何刺激國內經濟的問題，指出“只能用在國外的外匯儲備也是可以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本文解釋了“為什么外匯只能用在海外”的問題，并論證了外匯對于穩定外國直接投資，防止資本大規模流出的作用，外匯儲備通過推動進口增長來拉動國內的投資增長的作用，以及利用外匯增加石油儲備和資源儲備對于外匯儲備保值的重要性。

總理在最近歐洲之行中提到，中國有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以動用外匯儲備刺激國內經濟。但他也強調，外匯儲備只能用在國外。這些話乍聽起來似乎有矛盾，其實不然，只能用在國外的外匯儲備也是可以支持中國經濟發展的。但是，在提出外匯儲備支持中國經濟的具體途徑之前，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幾個關鍵問題，讓讀者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待最近圍繞外匯儲備使用而進行的爭論。

外匯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匯儲備是央行的“對外資產”，而不是財政部的資產。一方面，外匯儲備是央行的負債。這是由于，外匯儲備是央行通過發行人民幣，從企業和個人手上按照當時的匯率“買”回來的。企業和個人愿意用當時的匯率換出外匯，央行隨時要把外匯兌換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外匯儲備表現形態是“資產”。任何時候動用這些外匯，在國際市場上應該具有銀行發出的人民幣等量的購買力。由此可以看出，外匯儲備對內是央行的負債，對外是央行的資產，不能像4萬億那樣作為財政收入，通過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國經濟運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來投放呢?這就涉及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進入央行的外匯儲備要轉身投放國內的經濟運行，一定要再轉換成人民幣。但是，央行的外匯儲備再換成人民幣進入經濟運行，意味著二次兌換。假如匯率是1美元兌7元人民幣，第二次兌換以后，相當于2塊美元換出14元人民幣。二次兌換帶來兩個可能的結果：如果維持匯率不變，兩個7元錢都要兌換一個美元，結果就會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發生一些亞洲國家外匯儲備幾近告罄的貨幣危機。如果匯率變化，變成14元人民幣兌換l美元，結果就是人民幣大副貶值和嚴重通貨膨脹。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兌換，就可以三次兌換、四次兌換，這種外匯重復兌換行為與央行印鈔票沒有什么區別，每次兌換都相當于央行發出以當時匯率計算的等量貨幣。如果經濟形勢惡化到要靠印鈔票來刺激經濟的地步，也用不著轉彎抹角玩外匯兌換的游戲，直接像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說的那樣，從直升飛機上撒鈔票就行了。

2008年，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被視為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危機，給世界各國的經濟體系都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作為世界經濟體的重要一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實體經濟產生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之中國社會經濟中長期潛藏的多種問題及矛盾，這些都使中國經濟在未來要面臨更大的風險和更為嚴峻的考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后金融危機時期謀求中國經濟發展的全新戰略選擇便成為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一個關鍵性命題。

一、降低外貿依存度，有效擴大內需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的共同拉動，尤其是出口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始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隨著此次經濟危機而生發的國外市場的變動使我們意識到，過分依賴國外市場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缺乏靈活性、多樣性，甚至是極其危險的。因為一旦國外市場的需求發生變化，中國的多數企業就會面臨著產品滯銷、工廠停產甚至破產倒閉、工人下崗失業的危險。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商品以及服務的國內市場是龐大且有巨大潛力的。在當前的金融危機背景下，有效拉動內需、擴大國內消費將成為增強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的一條必由之路。當下國內擴大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設法減小居民收入差距。地區、城鄉、行業以及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始終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收入差距過大又是多數人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重要原因，少數富人的消費畢竟有限，此種情況長期存在便不能有效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政府減少稅收、藏富于民，是有效拉動內需的另一途徑。富民才能強國，中國的稅收體制面臨必要的改革，稅種過多、稅率過高、稅負過重始終是困擾中國老百姓的重要問題，而分步驟適度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以家庭為單位征收，盡量做到公正公平、藏富于民是刺激消費的重要步驟。再次，控制房價等生活消費品價格、保持物價穩定。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伴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適度的物價上漲是必要的，但如若物價的增長或通貨膨脹超越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就會反過來抑制消費需求。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已經成為加重老百姓生活負擔、干擾物價穩定甚至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政府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城鎮居民經濟適用房的投入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物價體系等方式，降低人們對未來不確定的預期，讓人們放心消費、大膽消費，有效拉動內需，增強經濟發展動力。

二、調整產業結構，重點開發新能源

當今世界面臨著能源安全的問題，其中不僅包括能源的供應，還包括能源需求、價格、運輸、使用以及環境在內的一系列風險和威脅。以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為主的傳統能源產業無論在開發還是使用上都面臨著諸多制約。如傳統能源多為不可再生的資源，存量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能源最多只能維持不到半個世紀，煤炭至多維持一百多年。一旦找不到來源突破口，便會出現供需矛盾，由此引發地區爭端，甚至爆發戰爭，引發全球性的能源災難。另外，當今世界面臨的突出的環境問題也與傳統能源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不無關聯。臭氧層急劇損耗、森林面積銳減、土地荒漠化、有害化學品污染，尤其是全球氣候變暖，都對地球環境產生了巨大影響，而這一問題又是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關鍵性命題。中國所面臨的能源問題則更為嚴峻，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氣在中國都是極其短缺的能源，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引發的結構性矛盾正日益成為中國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脅和問題。因此，產業調整勢在必行。2009年以來，國務院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逐步啟動了對國內幾大行業的調整發展規劃。作為重點產業的汽車工業規劃決定開始實施新能源汽車戰略，逐步推動電動汽車及其關鍵零部件產業化，中央財政亦會通過補貼資金的方式，支持節能和新能源汽車在大中城市的示范推廣。鋼鐵產業則提出以控制總量、淘汰落后、聯合重組、技術改造、優化布局為重點，推動鋼鐵產業由大變強。電子信息產業規劃確定了今后三年的三大重點任務，即完善產業體系，確保骨干產業穩定增長;立足自主創新，突破關鍵技術，提高軟件產業自主發展能力;以應用帶發展，著重在通信設備、信息服務和信息技術應用等領域培育新的增長點等。此次的產業結構調整是中國政府應對經濟危機而采取的適時之舉。調整國內產業結構，首先要改變部分行業發展散亂的局面，如汽車產業和鋼鐵企業，都明顯存在著布局無序的現象，這對行業的發展非常不利。其次，產業需要升級和優化，低碳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方向，而我國的傳統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能源的高消耗，這種狀況必然要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逐步改進。最后是加強科技研發的投入，逐步改變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耗、資源消耗的高度依賴局面，爭奪國際新能源開發的主導權。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倡導低碳經濟

美國次貸危機2008年9月猶如火山爆發，現已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先是“兩房”被美國政府接管，接著美林“委身”美銀、雷曼兄弟宣告破產、aig告急、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轉型為普通商業銀行、全美最大的儲蓄及貸款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被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再加上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因瀕臨破產而被摩根大通收購，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在一片驚呼聲中倒下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火勢迅速蔓延世界，強力沖擊以美元主導市場的全球經濟。中國經濟已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在此過程中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我們應搞清原因，認清影響，吸取教訓。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

這場令世人震驚的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是次級抵押貸款，但深層次原因主要在三個方面：

一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金融制度出了問題。1944年7月，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后的世界貿易格局。會議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一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后來人們習慣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布雷頓貨幣體系。布雷頓貨幣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從5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美元過剩”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泛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自由浮動，標志著布雷頓貨幣體系崩潰。之后，美元與黃金掛鉤不再受約束。美國可隨意印美元，剝奪世界經濟成果；世界各國也在研究如何給美元套上“韁繩”，并要求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秩序。這是導致本次危機的制度性原因。

二是美國的消費增長模式出了問題。美國推行的是“高消費、低儲蓄、多借貸”的消費增長模式。為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出臺金融政策鼓勵窮人買房，可以不交首付。他們預測房價10年內漲一倍，假定一所100萬美元的房子10年后就是200萬美元，每年有10萬美元的溢價。這10萬美元5萬歸銀行還帳，5萬歸買房的窮人消費。現在是房價沒有上漲反而下跌為負資產，窮人還不上貸款，銀行虧損，房地產商倒閉，資金鏈斷裂。據權威人士估計，次貸所形成的虧損有2萬億美元，占美國gdp14萬億美元的1/7。目前美國70%的經濟靠個人消費，每戶5張以上信用卡，信用卡債務累計近1萬億美元，汽車和其他消費信貸1萬5千億美元，私人性質抵押貸款10萬億美元。整個美國的債務是多少，很難算清楚。正是這種“高消費、低儲蓄、多借貸”的消費增長模式促成了當今的金融危機。

三是美國金融監管出了問題。虛擬經濟是美國發展的一大特點，即通過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自上世紀美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來，美國大量的實體制造業被轉移到了拉美和東南亞，而美國本土成了貿易、金融等服務業中心，隨后美國政府廢除了金融管制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結束了美國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局面，開辟了世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局面。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虛擬資本的流動速度越來越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也開始不斷泛濫。金融衍生品的過度使用，使人們投機心態加重，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被忽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其實已經告誡我們，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最終形成泡沫經濟。

（一）指導思想：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十八大”精神為綱領，以推動藍色經濟區、高端產業聚集區建設為抓手，以六大重點區域及各級開發區為招商主要載體，科學謀劃，創新思路，資源共享，突出特色，抓好國內重點區域、重點領域、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的對接交流和招商引資，圓滿完成省下達的對口支援（扶貧協作）工作任務，鞏固提高與友好城市及周邊地區的合作關系，實現全市國內經濟合作穩步增長。

（二）主要目標：實際利用內資同比增長15%以上。

（三）重點工作

1、采取十項措施，加快產業招商發展。牢牢抓住產業招商主線，務實搭好活動招商平臺，創新網上招商模式，深度拓展企業招商載體，進一步創優環境為企業服務，實現以商招商的新突破。

（1）認真調研分析，搞好項目策劃。立足“十二五”目標和藍色經濟區、高端產業聚集區、六大重點區域規劃建設，進一步明確主導產業和主攻方向，進一步強化產業群和產業鏈招商，重點圍繞主導產業培育，著力謀劃一批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好、帶動能力強的大項目好項目。特別是要瞄準國內外500強企業、央企和行業龍頭企業，努力引進一批投資5億元以上的龍頭型、基地型項目，不斷提升產業層次水平。

（2）主攻新興產業，優化招商結構。立足我市的產業基礎和發展潛力，主攻新能源及配套、新材料及制品、新能源汽車、新信息、生物醫藥、節能環保、海洋科技開發等產業，重點打造新能源設備制造基地、碳纖維等新材料基地、醫療器械生產基地、電動汽車生產基地、物聯網配套產業基地、低碳環保高效子午胎生產基地等“六大新興產業基地”，積極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要開展與科技研發能力強、有技術優勢和資金優勢的大中型企業進行“點對點”對接。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從多種視角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并取得很多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本文從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FDI與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等方面對國內經濟增長問題研究進行回顧和述評，并對目前經濟增長理論中尚未達成共識的問題提出探索思路。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動力；外國直接投資；金融發展

一、關于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者對我國經濟增長源泉和動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或其改進模型，將經濟增長歸因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兩方面。國內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和動力，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有限。由于研究期間和數據處理方法不同，研究結論亦不盡相同。沈坤榮(1999)運用增長速度方程對1953—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源泉進行分解，結果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量帶來的。王德勁(2007)運用誤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計了我國1952～1998年期間擴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質資本存量是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結論。董直慶等(2007)認為，我國約70％的經濟增長來自于資本和勞動投入，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等在經濟發展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影響，即要素對經濟增長作用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種觀點認為，資本投入增加是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國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且勞動邊際效率較低，有關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相對較弱。一些學者認為，考慮結構調整、要素投入與技術內生情況時，要素投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下降。樊勝根等(2002)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研究期間我國17％的經濟增長來源于結構變化，TFP帶來4.2％的年增長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釋了41％的增長。遲巍等(2007)研究發現，在1996～2004年間，一個地區高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吸引固定資產向該地區的投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固定資本投資為內生，對經濟增長并不起決定性作用。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發達國家的內生性經濟增長的模式發展。孫超等(2004)研究發現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對我國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

二、關于FDI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一)通過計量模型直接檢驗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確存在過熱風險。中國7月份的通脹率達到了5.6%的十年高點，促使中國央行發表了措辭強硬的講話。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也掩蓋了7月份進口的強勁增長——較上年同期增長27%。然而，真正的風險源自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經濟似乎失衡到了令人無望的地步。

通脹激增本身看來并未失控。原因可歸咎為生豬出現疫情，導致豬肉價格上漲。確實，如果不包括重要的食品領域，年通脹率不足1%。進口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歸咎于油價居高不下；7月份的石油進口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9%。這是中國的問題之一：如今，這個經濟體規模如此之大，以致于它進口的每樣東西都變得更貴，而出口的每樣東西都變得更便宜。

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向市場導向型經濟轉變，官方向來運用的“命令控制”手段也在日益失去效力。利率的提高必然會吸引更多資金流入這個已經“錢滿為患”的國家；而對銀行貸款采取定量控制所導致的扭曲現象，也在預料之中。廉價資本、受補貼的能源、向國有企業提供的寬松銀行貸款，以及免費的土地（歸功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的慷慨大方），這些因素對中國經濟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傾斜都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這是荒唐的。

中國在政策方面的主要憂慮是大量農村人口和不斷增加的城市低層人口的就業問題，而資本密集型產業能為這些人群提供的就業機會非常少，還會消耗稀缺的自然資源。與此同時，中國家庭的儲蓄只能獲得一點可笑的收益，而在內陸的農村地區，貧困現象仍很普遍。亞洲開發銀行最近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傷腦筋是有道理的。中國和尼泊爾是亞洲收入分配最不均等的國家。

政策處方可謂眾所周知：對能源和資本實行更現實的價格；改革國有企業領域，重組銀行；最終放開資本賬戶。如果要讓這些發揮作用，建立某種類型的社保網絡也將是至關重要的。不過，只要看一下清單，就可以意識到中國的政策挑戰已經變得多么錯綜復雜。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成功傳奇。但是，接下來的章節也許會包含一兩個曲折情節。

一、經濟全球化將推動經濟轉軌進程。以加入WTO為標志，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

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府的壓力，徹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一、我國目前對GDP認識存在的誤區

（一）過分夸大GDP對經濟的指導作用2011年2月，隨著各國陸續公布2010年經濟數據，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GDP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這是日本自1968年以來，第一次讓出世界第二的排名。中國從2004年的排名第六位到2011年的第二位，只用了6年時間，先后趕超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消息傳來，舉國振奮，很多媒體已開始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形容中國。但是，筆者認為，現在就開始宣布我們是第二大經濟體為時尚早。原因有兩點：

1.GDP統計的是流量而非存量。所謂流量是指一定時期內發生的某種經濟變量變動的數值，它是在一定的時期內測度的，其大小有時間維度；而存量是在某一時點上測度的，其大小沒有時間維度。就像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和他的收入，財富就是存量，收入是流量。也就是說，GDP所衡量的生產創造能力只是這一段時間（通常為一年）內的，而在統計經濟總量時更應該以存量的形式來表示。簡單的來說，存量應該是前一段時間內的流量匯總。由于日本長期以來占據世界第二的位置，我們不比較太多，僅以近十年（2002-2011年）數據對比見表1。由表中所列數據可以看到，僅以中國快速發展的這十年來看，經濟總量與日本仍然相差較遠，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不到。僅僅是一年或是幾年超過一點，仍然不能彌補中國與日本在經濟總量上的差距。我們必須要保持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將來自然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2.更加準確衡量生產創造能力的不是名義GDP，而是實際GDP。前文已經介紹過兩者的概念，因為GDP是衡量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也就是說有了價格才能體現出市場價值。名義GDP在統計時是按照當年的價格計算的，所以當市場價格發生波動時，就會影響到名義GDP的變化；而實際GDP在統計時是按基期價格來計算的，完全沒有考慮到市場價格波動的因素，因此不論是物價上漲或是下降都不會影響到實際GDP的數值。所以，衡量一國生產創造能力更準確地指標應該是實際GDP，而不是名義GDP。而我國媒體所公布的“2010年GDP超過日本”中的GDP恰恰是名義GDP。按表1所列數據，2010年中國、日本的GDP分別是401512.8億元和363014.9億元，中國2010年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103.3，相較上一年上漲3.3%，而當年日本的CPI卻是下降1%。綜合考慮后，我們發現中國與日本的GDP之間并沒有眼前所看到的那么大差距。GDP應用得恰當，能夠幫助我們很好地分析一國經濟面臨的狀況，及時尋找合適的解決方法，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分夸大它的作用，畢竟它只是一個數據，只能作為我們分析問題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

（二）盲目迷信GDP指標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取得快速蓬勃的進步。“十六大”報告中，鮮明地提出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指一個國家或社會由落后的不發達狀態向先進的發達狀態的過渡、轉化，這種進步不僅包括經濟增長，還應包括政治、社會、文化以及人的素質等各方面綜合因素。但是，我們很多人在理解發展時，只看到了經濟增長，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同時進步。這與經濟增長更好量化、比較也有一定關聯，而其他指標一般難以量化，在短期內也難以看到迅速上升。

所以在考量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政績時，更多的是以GDP的增長來衡量治理地方、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但是單一的考核指標逐漸引導了全社會盲目迷信GDP指標。只要GDP在增長，那么其他的諸如環境污染、人口素質降低等等都不會影響到考核、晉升。實際上，環境污染現在已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頭號大敵。在這種錯誤思想的引導下，一方面社會上大量地出現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鋪張浪費，甚至有的地方把同一條道路挖了填上、然后又挖開，造成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各個地方開始在上報的統計數字上玩“數字游戲”，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數據是，每年各地方政府所公布的經濟數據往往會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數據不相符合，這種差別已經超出了正常的統計誤差。

經濟法責任伴隨著經濟法律關系運行的全過程，是經濟法律規范得以實施、經濟法目的得以實現的必不可少的環節。

經過學者們多年的探討，構建和完善作為經濟法基礎理論基本范疇之一的經濟法責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特別是在目前《反壟斷法》、《企業所得稅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相繼出臺的背景下，經濟法責任研究已成為直接影響經濟法實施效果的重大問題。同時，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我國的經濟訴訟實踐不僅涉及對市場主體責任如何追究的問題，而且也涉及對政府經濟行為合法性的審查。因此，在WTO司法的壓力機制下，責任研究的可行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但是，相對于經濟法責任研究的重要性，經濟法責任研究的進展卻舉步維艱，在很長時間里被學者們稱為“難墾之域”或“空白之地”。面對相對成熟的傳統部門法的責任理論，如何開辟出一條合理化的研究路徑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目前，在對違反經濟法承擔的法律責任的稱謂方面，學者們在綜合衡量各種稱謂，如經濟責任、經濟法責任、經濟法律責任、經濟關系中的責任、經濟法主體的責任等之后，大多數經濟法學者主張采納“經濟法責任”的表達方式，這是經濟法責任研究多年來取得的初步共識，也是進一步研究的新起點。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本文也采用這一基本共識。

一、經濟法責任的法理學考辨

概覽通行的法理學理論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法理學的理論成果之所以能指導部門法研究。很大程度上仰賴部門法學對法理學的理論貢獻和法理學對部門法學研究成果的歸納、總結和提煉。我們甚至可以從這一角度認為，對法理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是部門法成熟程度的標志之一。相比之下，產生較晚的經濟法從法理學中不是很容易找到其理論貢獻。“法理學界和其他部門法學界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不承認經濟法責任是一個獨立的法律責任。”這種狀況一方面影響了法理學的發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影響到經濟法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交流，從而影響到經濟法學在法學界的學科評價和學科地位。要改變這一狀況，一方面需要經濟法立法和實踐的不斷發展，另一方面也需要經濟法和法理學的學者們對兩種理論進行比較、歸納和總結。

(一)對經濟法責任獨立性研究的反思

長期以來，基于論證經濟法獨立性的需要，經濟法學者們都有意或無意地從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人手，通過創立不同于傳統責任形式的新的責任形式，達到論證經濟法獨立性的目的。例如，有學者認為：“如果違反經濟法需承擔特殊的法律責任并有特殊的訴訟程序，那么經濟法在法律體系中的獨立地位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在經濟法領域，僅僅援引傳統法律部門的調整機制，簡單適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沒有獨立的經濟法責任，那么就很難在法律體系中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具有獨立地位的經濟法。”目前，在經濟法責任獨立性研究方面，學者們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