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范文10篇

清代華北的農業改制，是指糧食生產由二年三熟取代了一年一熟的種植制度。華北農民通過二年三熟，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創造了種植經濟作物的土地條件，必然會促進華北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考察這一地區糧食種植制度的上述演變過程，不僅是區域農業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有助于探討歷史上華北農村經濟發展的規律。

明代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很明顯，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可見，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耿蔭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說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農民的實際生活過程是社會史研究最具開拓性的領域之一。本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已經或正在這方面進行著開拓性且富有成果的工作。然而，中國古代社會史在此方面的研究至今還很缺乏，致使我們對歷史上普通群眾的日常生活所知甚少，對有關史料的挖掘利用也遠遠不夠。本文所要探討的農民生活消費，主要指他們以衣食為主的物質生活消費，以及包括文化教育、祈報和婚喪嫁娶在內的社會文化消費。對于清代華北農民的生活消費水平和消費方式的研究，不僅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里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及其對消費行為的強烈制約性；而且還使我們看到不良的消費方式對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因此，清代華北農民的貧窮與愚昧，農村經濟的落后和封建生產關系的剝削當負主要責任，而不良的消費方式也難逃其咎。它們確實屬于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它們的廣泛存在，是阻滯清代華北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原因。

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費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生產制約著消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狀況，消費就只能處于相應的水平，且上述產品受商人的操縱又難以取得合理的價格，而地租與賦役還占去農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勞動所得，加之為了延續簡單的再生產，農民總還要扣出籽種等必要的生產性開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費的支出就極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屬于家庭經常性的開支，一次投資雖然要花去農家多年的儲蓄，但可以使用多年。農民家庭的日常消費，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為最大。因為吃在農家生活消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們首先來考察它。

吃的數量與質量是農民生產生活水平的標志。從數量看，筆者所見關于口糧標準的估計，都來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為我們考察華北農民口糧消費的標準。任啟運認為，“夫人食谷（每日）不過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計之，一人終歲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啟運《清芬樓遺稿》卷1，《經筐講義》。）。洪亮吉說，“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饑”（注：洪亮吉《意言》，《生計篇》第7。）。張履祥給長工的口糧還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給長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計都是以一夫即一個壯勞力作為對象的，數量相對較高。勒紫垣在《生財裕餉第一疏》中也談到，“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種稻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產，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約食其半，計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陸耀輯《切問齋文鈔》卷15。）。這里成年男女的口糧標準仍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減半，每人口糧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糧標準，因為它與清政府撥給災民的賑濟口糧在數量上相當。至于一個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糧消費數量，也有人作過估計，如據強汝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廩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歲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強汝詢《求益齋文集》卷4，《農家類序》。）。依此標準，農民一家男女老幼牽算每人年食米2.16石。當然，有的人對家庭口糧年均消費標準的估計還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說，“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吳四種》卷26，《齊民四術》卷2。）。考慮到清代華北農民的食品結構的特點，看來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糧標準還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農民就要尋求各種代食品維持基本的生計。

那么，3石糧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夠生產出來呢？清代華北一般年成兩收畝產在1石左右，這樣養活1人至少需要3畝口糧田。如果沒有復種，則需6畝土地。清代華北水利薄弱，土地多為中低產田，產量很低。如直隸望都縣，上中下土地“均勻計算，每畝得谷五六斗，須六畝可養一人。望邑額地一千七百余頃。現存男婦六萬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歲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縣“上戶飯粗糲，中戶下戶摻糠和菜以為食哉”（注：光緒《望都縣鄉土圖說》不分卷，《縣望縣圖說》，“田畝”。）。華北各地氣候、水利條件不同，因而養活1人大致需要3～6畝土地，像山西解縣“當全盛之時，戶口七萬有零，平均分之每人僅得四五畝旱地，終歲勞苦，豐年略可自飽，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兇歉，死亡殆盡”（注：民國《解縣志》卷3，《丁役略》。）。華北人地關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農業生產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盡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農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鳳臺縣，“小民狃于茍安，難于圖始，烈日炎天，荷鋤隴畝，草笠赤腳，揮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終歲以草根木葉雜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鳳臺縣志》卷2，《山川志》。）。山東昌邑縣“其他邇海，繳人眾物乏，無他余贏，故有終歲勤動，不免饑寒者”（注：乾隆《昌邑縣志》卷3，《田賦志》。）。齊河縣，“人貧地瘠，家鮮蓋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數口者，肉不知味，遇歲旱澇，則啼饑號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齊河縣志》卷2，《衢市志》。）。直隸正定縣，“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針銹，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縣志》卷18，《風俗志》。）。在這種不能保證基本溫飽的情況下，民食的質量便可想而知了。

華北農村的民食平時以谷蔬為主。谷類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麥為主食，雜以豆類、薯類食物和蔬菜，小麥和稻米只有過節或遇有婚喪嫁娶、招待親朋好友時才可能食用，絕少食肉。如直隸遵化州，“居常飲食相率以儉，或粥或飯或面，面用麥或雜豆粉，粥用小米，飯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餉賓，殺（肴）則瓜瓠來腐而已，魚肉惟之宴會用之”（注：乾隆《直隸遵化州志》卷11，《風土志》。）。灤州“飲食皆以粥，貧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謂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儉約者，亦多效之，遇農作時則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堅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謂之換飯”（注：光緒《灤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縣，“所食者以小米為大宗，小麥次之，大麥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戶所飯皆粗糲，中下之戶，則皆摻糠和菜為食，……小麥面粉皆不常用，麥秋后家家食麥面數日，籍酬農工之勞。過節度歲亦食之，余者收藏備糶以為度日之費，日常食用以小米為主要食品，不嘗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紅薯白菜，夏秋以羅卜北瓜等物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糧，蓋述實也”（注：民國《望都縣志》卷1，《風土志》。）。《華北捷報》（1883年8月3日）報道，直隸“農民雖然大部分都很貧窮，但無法維持最低生活的人還比較少。……在最好的年頭，他們也是吃最低級的食物，穿著樸素的衣服。他們的食物幾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來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塊白面饅頭便是一種特別的款待，當然更難吃到任何肉食”。

摘要：介紹了光纖通信技術在華北油田電網的推廣應用，講述了項目的系統組成和規模、傳輸設備的功能特點、項目成效和應用價值等。

關鍵詞：電力通信ADSS光纜SDH傳輸系統

電力通信是為了保證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應運而生的，它同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控制系統、調度自動化系統被人們合稱為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的三大支柱。因此，要求電力通信應具有很高的可靠性。目前，光纖通信在電力載波通信、微波通信、一點多址等諸多通信方式中日顯優勢，已成為電力通信網的主要傳輸方式。它是以光波為載體，以光導纖維為傳輸媒質，將信號從一處傳輸到另一處的一種通信手段。它具有傳輸的信息量大、距離遠、頻帶寬、質量高、抗干擾及輻射性強等許多優點，是集語音、圖像、數據通信為一體的綜合傳輸系統。

隨著華北油田變電站無人值守項目的實行，電網專業化管理的進一步深化，電力通信專網在整個油田電網運行管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積極采用新技術和新設備組建電力通信專網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在此背景下，自2007年以來，華北油田進行了電力通信專網的統一規劃和建設，建成了以光纖通信為主，微波和電力載波為輔的通信系統。

一、系統組成、規模及維護

1.1系統組成

摘要：本文通過調查研究總結出曹妃甸的區域文化特色，依托曹妃甸區的功能和戰略定位，探索搬遷后的華北理工大學在延續原有的歷史底蘊和學科特色基礎上，構建區域特色大學文化的有效途徑，創建出具有曹妃甸特色的華北理工大學文化。

關鍵詞：大學文化；區域特色文化；華北理工大學

美國教育家泊爾凱和史密斯曾說過：“一個辦得成功的學校應以它的文化而著稱”。大學不僅承擔著培養人才的責任，更肩負著傳播先進思想、先進文化，推動社會進步的使命。大學文化的建構和傳播不僅應該縱向汲取大學自身的歷史和文化特質，更應該吸收大學所處區域的優秀文化成果，才能促進大學文化的長遠與個性化發展，提升大學的軟實力。本文以河北省曹妃甸區的華北理工大學為研究對象，探討基于區域特色文化的大學文化建設的具體路徑。

1華北理工大學所處區域的文化資源

華北理工大學，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前身是河北聯合大學，由原河北理工大學和華北煤炭醫學院組建而成。2016年華北理工大學又迎來了一次重要的歷史機遇——由唐山市區遷址到曹妃甸，學校以整體搬遷為契機，在整合校區和優化整合學科群的基礎上，力圖提升學校的整體辦學水平，打造國內知名大學。學校在自身受益的同時，與曹妃甸發展產生共振，起到輻射周邊區域、帶動區域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華北理工大學遷至的曹妃甸區是2012年7月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地處渤海灣中心地帶，下轄四大功能板塊：工業區板塊，主要是港口和臨港產業集聚區；南堡開發區板塊，這里主要是海洋化工產業，有完整的鹽化工產業鏈；唐山灣生態城，這是唐山“雙核城市”中的重要一核，也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產城融合的新城區；墾區板塊，這里主要是農墾體制下的農業種植和水產養殖。曹妃甸區域文化呈多樣化發展態勢，既包括具備深厚文化底蘊、歷史悠久的媽祖文化、曹妃文化、農墾文化等傳統文化資源，又有伴隨著曹妃甸經濟社會發展而形成的濕地文化、港口文化等現代文化資源。豐富的文化資源為學校大學文化建設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2華北理工大學所處區域的文化特色

把美麗的愿望，比如勇氣和力量在現實中得到盡情的表現，人們的愿望在心理上得到最大的滿足。加之人們對“七”的神秘感情，對數字的崇拜，由這個獨特的文化內涵，人們寄寓“七七”更加神秘，更加豐富的想象與期望。一個“七”已經是寓意豐富，由兩個“七”組成的七月七日“七夕情人節”，更是寄托了人們更多的期望和滿足。而這種期望和滿足不單單是現在人們對于“愛情”的理解，更多的還是對于“感情”的理解。“感情”包括了愛情、親情、友情、等等的感情，“感情”實則是擁有非常豐富內涵的，把單一的“愛情”延展到“感情”，由此也找到了“七夕”情人節與***品牌文化內涵的融合點。不謀而合的文化內涵，象是專門為***而量身打造的節日，也預示著此次活動一定可以達到預期的活動目的。由此我們也找到了本次活動主題所要展現的點：“情”，序幕由此拉開。

***詩“情”“花”意漫步七夕

“七夕”情人節活動策劃

“七夕相會”的美麗含義

“七夕相會”是傳說的精美之筆，這一神奇詭譎的想象，看來近乎荒誕，實質正是在這種想象和荒誕之中，人們的勇氣和力量得到盡情的表現，人們的愿望在心理感情上得到最大的滿足。相會之日安排在被認為是極不尋常“七·七”佳期決非偶然，除了寄寓著人們美好的憧憬和期望，顯然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

首先人們對“七”有一種神秘感情，這是與數字崇拜有關。

【內容提要】清代咸豐朝以后，華北四省的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這一地區出現了人滿為患的局面。嚴重的人口壓力和由此產生的謀求基本生存條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華北地區人口成百萬地向東北和內蒙古地區遷移。在人口壓力的驅動下，近代華北農村技術經濟作物的擴大，亦農亦商的普遍趨向，以副補農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視為農業經濟發展的表征。判斷明清以來中國農業有無發展，并不能僅僅局限于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狹窄范疇。衡量農業發展的標準，應當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

【關鍵詞】人口/華北農村

【正文】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楊方源青島科技大學266061

楊方源（2000年2月2日），男，漢族，山東省德州市慶云縣常家鎮，本科，大四學生，新能源材料與器件專業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說一說自己對于家鄉土地的看法，因為這或許也是大部分年輕人曾經有過的想法。

我出生在農村，從小就在田野里長大，會看到一片片綠油油的麥田，會看到一條條蜿蜒曲折的小河，也有湛藍湛藍的天空和潔白可愛的云朵，還有在田野里嬉戲玩耍的孩子與辛勤耕作的老農民……當然，我不可能一直呆在農村，我后來到鎮上念書，去縣城讀高中，再后來，也就是現在的我在大城市里上大學。在大學里我學習了各種專業知識，對未來無限憧憬，卻發現自己漸漸淡忘了那個承載著無盡童年趣事的農村，還有那些辛勤耕種的老農民。在返鄉的列車上，透過車窗不經意間還能看到那片陌生又熟悉的麥田，仍然是那么的翠綠如同油畫里的世界，卻更像是夢里的大海，只不過是充滿生機的，綠油油的。

在求學的十幾年里，我不止一次地描繪我視界之外的那片海，或是蔚藍壯闊，或是波濤洶涌，亦或是山海相接、水天一色，總之，那片海令我無限向往。這些年里，我不僅看到了農村的日新月異，也看到了鄉鎮的蓬勃生機，還看到了大城市的熱鬧繁華，不禁要問，我該何去何從？是繼續追尋視界之外的那片海，還是擠入城市的喧囂；是回到日新月異的鄉土，還是扎入高樓林立的異鄉？我想我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未來十年，農村土地也會迎來人口老齡化挑戰。一是六、七十年代的老農民即將退出農田，而目前大部分農村土地的耕種仍以他們為主力軍；二是絕大多數年輕人背井離鄉，外出打工，求學，不斷的向縣城，市里甚至是外省發展，導致農村土地面臨少人或無人接管問題；三是已經在外發展的年輕人由于各種原因，致使他們返鄉阻力較大，返鄉意愿較弱。我想，應對農村老齡化挑戰，應當鼓勵一部分年輕人帶著專業知識，專業技能，新理念，新技術返鄉進而推動農業創新發展。

經教育部批準，原河北聯合大學正式更名為華北理工大學。根據期刊管理規定，學報亦需隨之更名，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原《河北聯合大學學報（醫學版）》自2016年第4期正式更名為《華北理工大學學報（醫學版）》，新編國內統一連續出版號為CN13－1421／R，原刊號CN13－1411／R作廢。

華北理工大學的前身河北聯合大學是2010年5月經教育部批準，由原河北理工大學和華北煤炭醫學院強強聯合組建而成的。河北理工大學前身為創辦于1895年的北洋西學學堂礦務學學門，1958年建校，1959年天津大學礦冶系成建制并入，曾沿用唐山礦冶學院、河北礦冶學院、唐山工程技術學院、河北理工學院等校名；華北煤炭醫學院前身為創辦于1926年的開灤高級護士職業學校，1963年開始本科建制，曾沿用唐山煤礦醫學院、河北醫學院等校名，是原國家煤炭工業部所屬唯一一所本科高等醫學院校。合并以來，在省委、省政府和教育廳的大力支持下，學校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師資隊伍建設、科學研究、國際合作、社會服務、整體辦學條件和綜合服務實力等方面均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更名為華北理工大學，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廳等各級領導、社會各界人士、校友及全校師生員工的共同愿望和期盼，是學校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不僅有利于學校依托曹妃甸區的功能定位，輻射華北等地，為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人才和智力支撐，而且也有利于學校歷史傳承、延續原河北理工大學和華北煤炭醫學院的歷史底蘊和學科特色，更好地為華北地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有利于學校樹立良好社會形象、提高知名度、拓寬服務范圍、快速提升辦學水平。華北理工大學校名的啟用，將為學校今后的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和平臺，極大地推動學校快速發展、建成為國內知名大學。

學校將以更名為契機，按照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廳要求，全面實施綜合辦學實力提升計劃，努力將學校建設成為高水平國內知名大學，為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華北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摘要：華北珍珠梅造型優美，種植及應用廣泛。分析了華北珍珠梅的種植技術及修剪方法，并闡述了華北珍珠梅在景觀設計中的作用。

關鍵詞：華北珍珠梅；種植；修剪方法；景觀設計

1形態特征

華北珍珠梅屬于灌木，一般高可以達到3m，枝條開闊，小枝條呈圓柱形，稍微有一些彎曲，比較光滑，幼時呈現綠色，老時呈紅褐色。冬芽為卵形，先端有一些急尖無毛或近于無毛，呈紅褐色。華北珍珠梅葉片為羽狀復葉，一般有小葉片13～21片，連葉柄在內長21～25cm，寬約8cm，光滑無毛；小葉片一般對生，相距2cm左右，長約6cm、寬1.5～2cm。樹木頂部有大型而又密集的圓錐花序，分支斜長或稍微直立，直徑約10cm，長約18cm，無毛，花梗長3～4mm。花瓣呈倒卵形或寬卵形，先端比較圓鈍，基部比較寬，長約5mm，白色。雄蕊20個，與花瓣長度相等或短于花瓣，生長在花盤邊緣，花期在6—7月。蓇葖果長圓柱形，無毛，長約3mm，花柱稍側生，有些向外彎曲，果期在9—10月。

2種植技術

2.1土壤的選擇。華北珍珠梅土壤適應性非常高，幾乎所有土壤都可以生存，種植范圍廣泛。為了讓華北珍珠梅更好地生長，最好選擇土質肥沃深厚、排水性比較好的沙土栽培[1]。選擇合適種植的土地后要整地。清理地塊中的雜質后進行深耕，然后施肥，做好基肥，保證幼樹更快更好地生長。基肥一般以農家肥為主。2.2田間管理。2.2.1肥料管理。華北珍珠梅適應性非常強，對肥料的要求并不高，除了在整地時做好基肥外，后期可根據樹木的生長情況來判斷是否需要追肥。一般情況下，在樹木生長期1～2年時可以追肥1次，除了施用農家肥外，還應搭配氮、磷、鉀等復合肥。雖然華北珍珠梅對肥料的要求并不高，但是適當施肥可以讓植株長勢更好，尤其是在開花結果期對肥料的要求比較高，這時應注意追肥，使花果長勢更好，提高觀賞價值和經濟價值[2]。2.2.2水分管理。華北珍珠梅生長過程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在樹苗定植之后第1次澆水，一定要澆透定根水，使植株更好地生根發芽。在樹木生長過程中應及時補充水分，比較干旱的季節應增加澆水次數，在冬季前要澆1次防凍水。與此同時，應注意避免水澇，尤其是雨季時應做好排水工作，水澇持續時間越長，對植株根部的影響越大，輕者會影響植株生長，導致樹葉干枯，重者可能會導致整株死亡。除了地表澆水外，也可以葉面噴水，在夏季時，如果水分不足，容易出現枝葉萎蔫、下垂甚至脫落等情況，此時可選擇葉面噴水，尤其是花期十分適宜選擇葉面噴水，不僅可以提高環境濕度，也可以起到降溫的效果。2.2.3溫度管理。華北珍珠梅雖然喜歡溫暖，但也比較耐冷，一般在不低于-25℃的溫度下可以安全越冬，最佳種植溫度為18～25℃。一些比較寒冷的地區冬季溫度低于-25℃時，在入冬之前應做好保暖工作，比如采取樹干刷白、用稻草綁住樹干等措施。2.2.4病蟲害管理。華北珍珠梅常見的病害主要有葉斑病和白粉病，主要為害葉片，會導致葉片停止發育甚至發黃脫落。對病害要以預防為主，在早期可以適當噴灑一些藥物來預防，一旦發生病害，應該及時修剪掉受害的部分。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受害的部位帶出園中進行集中處理，最好徹底銷毀，然后噴灑1％波爾多液進行防治[3]。華北珍珠梅常見的蟲害是金龜子和斑葉蠟蟬。金龜子一般都是小青花金龜子，會吃華北珍珠梅的葉片、花蕾以及花朵，導致葉片殘缺不全。金龜子蟲害的防治方法是可利用成蟲的假死性，在清晨或傍晚晃動枝條，捕殺蟲子。對于成蟲，可在發生期噴灑40％氧化樂果1000倍溶液或50％馬拉松1000倍藥液。同時，還可利用金龜子入土的習性，在樹木的周圍撒2.5％的亞胺硫磷粉劑，然后松動地表土，讓成蟲觸碰藥物。斑葉蠟蟬常匯聚在嫩葉背面吸收汁液，被蟲子為害的葉片隨著時間推移出現不同的情況，比如穿孔、破裂、卷曲或增厚等。斑葉蠟蟬的防治方法是，在冬季時應剪掉過于密集的枝葉及枯樹枝，發現有蟲害的葉子時應及時修剪，然后集中燒毀，減少蟲源。到了斑葉蠟蟬成蟲盛發期，可以使用蟲網捕殺，情況嚴重的也可以選擇藥液噴灑，可以使用90％敵百蟲1000倍藥液或40％樂果乳劑1200倍藥液。2.3修剪方法。修剪華北珍珠梅時，一定要注意修剪根部。在植株栽種時可以適當修剪側根，剪掉多余的根系和爛根、病根，可以讓植株更好地生長。4年以上的植株就可以修剪枝條，一般是在春季萌芽之前修剪，將枝條保留3～5個芽，其余可以全部修剪掉。除此之外，在植株落葉之后應要適當修剪枝條，修剪掉殘枝、枯枝、病枝、老枝等。還要修剪掉過于密集的枝條及突生長枝條，保證植株的通風透光性。要適當修剪花枝，在花謝之后剪掉殘余的花枝，減少水分及營養消耗，有助于來年開花。2.4繁殖方式。華北珍珠梅的繁殖方式一般有3種，第一種是播種繁殖，第二種是硬枝扦插，第三種是嫩枝扦插。播種繁殖在每年9—10月時采種，將蒴果放在通風陰涼的室內，輕輕揉搓去除外面的種殼及雜質，然后放在紙袋子里保存。后期把地耕平整細之后，種子混在土中撒播，在上面蓋上一層細土，最好是腐殖土，然后用噴壺灑水，使種子能與土壤緊密結合。在整個苗期，一定要注意保持土壤濕潤，1年樹苗可以長5～15cm，2年可以長到50cm，此時可以移栽定植。因為播種繁殖比較煩瑣、耗時長，所以一般不會選擇這種方式。硬枝扦插一般是在4月份進行，在長勢比較好且健壯的枝條上剪取插穗，插穗長度一般為10～15cm，上端要剪平，下端剪成馬蹄形，切口要平滑。把剪好的枝條扎成捆，下端浸泡在濃度為100mg/kg的ABT1號溶液中1h。把插穗直接插入土中，地表只保留1cm左右即可。在栽種時要注意行距，插種之后要立刻澆透水，1～2周澆1次水，及時松土除草。插條一般會在20～30d生根發芽。采用硬枝扦插方式，植株當年高度一般可以達到40cm左右，第2年春季便可移栽定植。移栽時應該要注意修剪，促進分枝生成。嫩枝扦插一般是在每年6—8月份進行，扦插要選擇當年半木質化且沒有病蟲的嫩枝。一般枝條剪成11cm左右，上半部分留2～4片小葉子，除去下半部分的葉片。下剪口斜切，一定要注意平滑，然后浸泡在溶液中1h，之后插入草炭土、蛭石、珍珠巖等配成的基質中并灑水，每周應在晚上噴灑1次800倍液多菌靈，有效減少病蟲害出現，提升扦插成活率[4-5]。

人口壓力與小農經濟的關系，作為一個理解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界的廣泛討論，對美籍學者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1986年版）、《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3年版）及《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規范認識的危機》（《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等論著中提出的理論模式，國內學界評價不一。本文擬在考察近代華北農村人口消長及其流動的基礎上，就黃宗智先生的理論提出拙見，不妥之處，尚祈指正。

從區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華北地區指通常所說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大體以長城為北界，秦嶺—淮河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及周邊地區，雖較黃氏所指范圍更為廣泛，但對問題的討論當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

古代華北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紀元初年全國13州及司隸部人口總數為5760余萬，而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兗、豫、青、冀、徐、司隸、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6%，班固所謂“地小人眾”正是對此時這一地區人口狀況的高度概括。自紀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間，中國人口經歷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過程。研究表明，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總數增加到6000萬；自東漢至五代末，幾經增減，總數未突破8000萬；12世紀初突破1億；13世紀初達到1.2億；17世紀初達到約1.5億（注：見袁永熙主編《中國人口·總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46頁。）。伴隨著王朝的興衰，周期性的波動是人口數量變化的明顯特征。華北地區是中國封建時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也是戰亂最為頻仍和集中的地區，幾乎每一次社會動蕩都給華北地區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破壞，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現。正是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華北地區的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下降。大體而言，唐“安史之亂”后，華北已失去作為全國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煥庸等認為，唐末黃河流域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參見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14-17頁。）。具體而言，西漢元始二年（2年），華北人口總數為38041307人，唐天寶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萬歷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以下簡稱《統計》）甲表2、甲表25、甲表72計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個封建時代，華北地區人口總數呈下降趨勢，總量當不會超過4000萬人。

清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時期。清初，歷經近20年的兵荒馬亂，全國人口亡失嚴重，直至17世紀末全國人丁戶口才大致恢復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趨于穩定，人口總數恢復并平穩在1億左右。乾隆一朝，全國人口總數突破3億，此后嘉慶、道光朝仍繼續增長。1840年，全國人口總數為412814828人。咸豐元年（1851年）增長到4.3億多，達到清代人口總數的最高點。同全國各地人口增長大勢一樣，華北地區的人口總數也有了明顯增長。統計資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人口共計80677833人，嘉慶時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達94234910人，咸豐元年達到96341715人（注：據梁方仲《統計》甲表82計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華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卻明顯低于全國平均增長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數為基數100，至咸豐元年直隸為101.02、山西118.09、山東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國已上升到145.42。此時，全國各省區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四川、奉天、巴里坤、烏魯木齊、吉林、云南等邊緣地區（注：見梁方仲《統計》甲表84。）。此種人口發展態勢說明，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華北地區已出現“人滿為患”之勢，未開發和待開發的邊疆地區則成為全國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

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是清代全國人口由升而降的轉折點。這一時期，全國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成為太平軍和清軍及外國侵略軍長期廝殺的主要戰場，戰后，江南地區人口銳減。以蘇、浙、皖三省而論，江蘇戰后“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饑餓，死于疾疫，蓋幾靡有孑遺”（注：左宗棠：《書牘·家書》卷上。）。安徽“人民死傷無數”（注：民國《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戶口》。）。據清官方統計，三省在此期間凈減人口5400多萬（注：有關太平天國起義前后江南地區的人口變動，可參見何炳棣《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業健《太平天國對于蘇南人口的影響》，載《中國論叢》（英文版）19卷；行龍《論太平天國革命前后江南地區人口變動及其影響》，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華北地區，雖然也有捻軍起義、太平軍北伐等戰事，但除直隸而外，河南、山東、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繼續增長，而直隸人口數字銳減實為統計缺失（注：據清官方統計，直隸人口1851年為23455000人，1858年減至974000人。按1858年數字僅為承德一府人口數字。）。到光緒三年（1877年），華北四省人口總數增長到1億，按清朝戶部清冊，是年山東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隸若以1857年數字23032000人計之，則四省人口總數為99066000人，比咸豐元年凈增約270萬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隸人口僅承德一府造報。），這一數字達到清代華北人口增長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