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傳媒范文10篇

［內容提要］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關系格局出現重大變化，有必要立足全球傳播和國際傳播的戰略性高度，重新審視海外華文傳媒的性質、特征及其作用。海外華文傳媒是國內傳媒在海外的延伸；它可能成為促進祖國統一的推動力量；它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隨著世界經濟發展重心的東移及海外華人經濟的進一步擴展，未來海外華文傳媒呈現集團化發展、多種媒體共存共依、向全球拓展、海內外媒體及受眾相互融合等趨勢。

［關鍵詞］海外華文傳媒戰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據統計，目前世界華僑華人已近3000萬，他們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既與中華民族一脈相承，保持著血緣親情，又融入當地社會，為所在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著貢獻。而為數眾多的華僑華人媒體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如果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于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這個世紀之交，海外華文傳媒已經有了180多年的歷史。這期間，海外共有52個國家和地區出現過華文、華文與其他文字合刊的報刊，累計總數約4000種。20世紀30年代，華語廣播電臺出現，60年代以后又開辦了華語電視臺。它們挾新科技手段后來居上，形成了蓬勃的發展勢頭。90年代中期，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和互聯網的興起，海外華文傳媒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一大批華文報紙進入網絡，出版傳統媒體的電子版，從而使海外華文傳媒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內容提要］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關系格局出現重大變化，有必要立足全球傳播和國際傳播的戰略性高度，重新審視海外華文傳媒的性質、特征及其作用。海外華文傳媒是國內傳媒在海外的延伸；它可能成為促進祖國統一的推動力量；它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隨著世界經濟發展重心的東移及海外華人經濟的進一步擴展，未來海外華文傳媒呈現集團化發展、多種媒體共存共依、向全球拓展、海內外媒體及受眾相互融合等趨勢。

［關鍵詞］海外華文傳媒戰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據統計，目前世界華僑華人已近3000萬，他們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既與中華民族一脈相承，保持著血緣親情，又融入當地社會，為所在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著貢獻。而為數眾多的華僑華人媒體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如果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于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這個世紀之交，海外華文傳媒已經有了180多年的歷史。這期間，海外共有52個國家和地區出現過華文、華文與其他文字合刊的報刊，累計總數約4000種。20世紀30年代，華語廣播電臺出現，60年代以后又開辦了華語電視臺。它們挾新科技手段后來居上，形成了蓬勃的發展勢頭。90年代中期，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和互聯網的興起，海外華文傳媒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一大批華文報紙進入網絡，出版傳統媒體的電子版，從而使海外華文傳媒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內容提要］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關系格局出現重大變化，有必要立足全球傳播和國際傳播的戰略性高度，重新審視海外華文傳媒的性質、特征及其作用。海外華文傳媒是國內傳媒在海外的延伸；它可能成為促進祖國統一的推動力量；它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隨著世界經濟發展重心的東移及海外華人經濟的進一步擴展，未來海外華文傳媒呈現集團化發展、多種媒體共存共依、向全球拓展、海內外媒體及受眾相互融合等趨勢。

［關鍵詞］海外華文傳媒戰略思考

Abstract:Since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ngegreatlyinthe21stcentury,itisverynecessarytoreconsiderthecharacteristicsandfunctionsofoverseasChinesemediafromtheperspectiveofglobal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rategy.OverseasChinesemediaistheextensionofChinesedomesticmediaandcanbeadrivingforceforChina''''sunification.InviewofthedevelopmentofoverseasChineseeconomicsandChina''''seconomics,itisfavorableforoverseasChinesemediatomergewithChinadomesticmedia.

Keywords:OverseasChinesemedia；Developmentstrategy

據統計，目前世界華僑華人已近3000萬，他們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既與中華民族一脈相承，保持著血緣親情，又融入當地社會，為所在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著貢獻。而為數眾多的華僑華人媒體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如果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于馬來半島的馬六甲）的1815年算起，到這個世紀之交，海外華文傳媒已經有了180多年的歷史。這期間，海外共有52個國家和地區出現過華文、華文與其他文字合刊的報刊，累計總數約4000種。20世紀30年代，華語廣播電臺出現，60年代以后又開辦了華語電視臺。它們挾新科技手段后來居上，形成了蓬勃的發展勢頭。90年代中期，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和互聯網的興起，海外華文傳媒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一大批華文報紙進入網絡，出版傳統媒體的電子版，從而使海外華文傳媒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中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新一波的“中國熱”也隨之興起。

上個世紀以來，世界性的“中國熱”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新中國的誕生，震驚了世界，在西方國家關于“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辯論中，在“黃禍論”的鼓噪聲中，對中國的封鎖、圍堵、遏制與打擊也全面展開。第二次“中國熱”出現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后。這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由“圍堵”中國轉而打開“竹幕”的一個戰略性的步驟。這次“中國熱”，更多地表現為西方世界對中國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東方文明古國歷史文化的探究，其結果是中國的長城、故宮、兵馬俑以及中國的醫藥、針灸、功夫等為西方媒體津津樂道，成為頗受矚目的話題。第三次“中國熱”始于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并呈現出逐步升溫的勢頭。在這一次“中國熱”中，世界輿論對中國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明顯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現在，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密集度也大為增加。例如在英國的主要報紙、雜志、出版物上，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中國的新聞和相關報道。今年5月22日，美國大報《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標題“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云”。美國著名記者及中國通紀思道評論說：“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標題，你最好開始學中文，因為它是未來的語言”。無論這篇報道的內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報向西方讀者如此推介漢語的做法，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世界關注中國是一件好事，說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在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的確在擴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國熱”不斷升溫的同時，我們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們注意到，雖然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迅速變化正在引起世界的關注，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思維定格中，對它的偏見與誤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及中國國力進行夸大式報道的同時，一些華文媒體也失去了應有的理性，對中國經濟、華人經濟以及大中華經濟圈做了不恰當的報道，客觀上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某種注腳。由此可見，在當今這個西方輿論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舞臺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負責任的、和平發展的中國，改變世界輿論對它的誤解與偏見，已經成為包括中國本土和海外華文媒體在內的世界華文傳媒的共同課題。

其次我們應當看到，雖然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雖然伴隨著“中國熱”，漢語熱也在不斷升溫——據2005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透露，目前海外約有100個國家的2500余所大學教授中文，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3000萬。盡管如此，漢語卻不能算是強勢語言，它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目前將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或工作語言的國家和地區不多，漢語在國際社會重要交際領域（如外交、貿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聯合國雖然將漢語列為其工作語言之一，但是地區性或國際性的組織、會議正式使用漢語的尚不多見。在這方面，漢語自然不如英語、法語，甚至不如日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中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新一波的“中國熱”也隨之興起。

上個世紀以來，世界性的“中國熱”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新中國的誕生，震驚了世界，在西方國家關于“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辯論中，在“黃禍論”的鼓噪聲中，對中國的封鎖、圍堵、遏制與打擊也全面展開。第二次“中國熱”出現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后。這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由“圍堵”中國轉而打開“竹幕”的一個戰略性的步驟。這次“中國熱”，更多地表現為西方世界對中國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東方文明古國歷史文化的探究，其結果是中國的長城、故宮、兵馬俑以及中國的醫藥、針灸、功夫等為西方媒體津津樂道，成為頗受矚目的話題。第三次“中國熱”始于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并呈現出逐步升溫的勢頭。在這一次“中國熱”中，世界輿論對中國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明顯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現在，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密集度也大為增加。例如在英國的主要報紙、雜志、出版物上，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中國的新聞和相關報道。今年5月22日，美國大報《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標題“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云”。美國著名記者及中國通紀思道評論說：“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標題，你最好開始學中文，因為它是未來的語言”。無論這篇報道的內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報向西方讀者如此推介漢語的做法，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世界關注中國是一件好事，說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在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的確在擴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國熱”不斷升溫的同時，我們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們注意到，雖然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迅速變化正在引起世界的關注，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思維定格中，對它的偏見與誤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及中國國力進行夸大式報道的同時，一些華文媒體也失去了應有的理性，對中國經濟、華人經濟以及大中華經濟圈做了不恰當的報道，客觀上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某種注腳。由此可見，在當今這個西方輿論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舞臺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負責任的、和平發展的中國，改變世界輿論對它的誤解與偏見，已經成為包括中國本土和海外華文媒體在內的世界華文傳媒的共同課題。

其次我們應當看到，雖然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雖然伴隨著“中國熱”，漢語熱也在不斷升溫——據2005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透露，目前海外約有100個國家的2500余所大學教授中文，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3000萬。盡管如此，漢語卻不能算是強勢語言，它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目前將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或工作語言的國家和地區不多，漢語在國際社會重要交際領域（如外交、貿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聯合國雖然將漢語列為其工作語言之一，但是地區性或國際性的組織、會議正式使用漢語的尚不多見。在這方面，漢語自然不如英語、法語，甚至不如日語。

海外華文文學作為學科命名至今存在爭議，但作為流散在中國之外的漢語文學的總稱，其有效性的論證與呈現過程也正是其成為一種引發關注的文學現象乃至一門新興學科的過程。從1970年代末期至今，中國內地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79至1988年間為作家作品評介期，以作品鑒賞和文本批評為主，整體意識和理論意識都較為缺乏;1989到1997年間為整體研究和詩學建構初期，出現不少文學史著述及有關命名合法性的論證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但不少論述仍失之粗糙平面;1998年后至今為方法更新和理論突圍期，研究者一面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局限，一面努力吸納新的話語資源與理論方法，以求建立穩固的學術研究根基，擴大學術影響力度，進入文學研究前沿。正是在這一動向之下，世紀之交，受到國內日益興盛的“傳媒研究”的影響，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也相應地出現了“媒介轉向”(在這里媒介特指文學傳媒，而非廣義上的包括語言本身的媒介概念)。那么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傳媒”研究究竟獲得了怎樣的新經驗?從這一問題出發，我們能否以此為起點建立起一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話語與研究范式?能否找到解決當前研究與創作困境的可能途徑?

一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正如陳平原在《現代文學與大眾傳媒》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學界業有的學術傳統非常重視考據與材料的工夫，而熟讀細尋文學傳媒上承載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應該說是一條最基本與最重要的獲取材料和考據考證的途徑。通過整理、挖掘、闡釋，一系列曾被遺忘或疏漏的傳媒事實與文學文本被還原聚焦，最終完成建構或重寫文學歷史的宏大任務。因此，這種本著還原歷史真實、重建文學現場的史料性研究試圖將充滿矛盾與斷裂的傳媒文本轉敘成更為連貫清晰的歷史事實。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1980年代以前的學術研究者，就是憑著這種實錄精神，以文學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將深埋在地底下，面臨毀絕的大批史料整理出來，呈現出可觀可感的文學歷史概貌。在這個意義上，方修所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及《馬華新文學大系》功過千秋。這位深諳傳媒之道的南洋報界老前輩，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錄方式在早期的華文報刊上成功地搶救出了新馬地區的大批作家作品資料，新馬地區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得以立此存照。同樣，國內學者陳賢茂等在寫作《海外華文文學史》這本作為學科確立標志的文學史著述時，也非常重視文學傳媒的作用。在此書中，文學傳媒不僅是作品的來源與平臺，更是文學史重點梳理與研究的對象。同時，在寫作文學史的過程中，為了獲取足夠充實的史料，陳先生等還創辦了《華文文學》這一刊物，把傳媒運作與文學史寫作融為一體，刊物也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的潛文本。方修和陳賢茂等的研究實踐，無疑正是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著述高度依賴傳媒的鮮活例證。應該說，資料的拓展和視野的開闊，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來說仍是首要的和基礎的，海外各國已成歷史或正在運作的華文傳媒正等待我們潛心整理與關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學者固然重視傳媒，也非常清楚傳媒與文學歷史之間的密切聯系，但對傳媒的看法并沒有超越媒介工具論。對于這一代學者而言，傳媒始終是研究者接近文學事實的平臺和橋梁，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傳媒本身。但是，“傳播不是中介”的現代傳播學理念已經粉碎了這種美好的工具論。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傳播媒介與傳播過程影響的不止是文學功能的緯度，也建構出不同的文學存在。媒介性是文學的內在因素之一，傳媒本身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目標與對象，研究傳媒就是研究文學的存在方式與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傳媒研究思維出現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場域。借鑒從傳播學與社會學角度業已獲取的海外華文報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學研究者對境外華文傳媒的研究初見成效。如陳嵩杰的《獨立前馬來西亞報章對文化與文學本土化建設的貢獻》、李志的《海外華文報刊對濫觴期海外華文文學建設的貢獻》［2］和《境外的新文學園地———五四時期南洋地區文藝副刊〈新國民雜志〉研究》。［3］其中，李志對《新國民雜志》的研究是頗有啟迪意義的研究范例，他通過這一傳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馬地區新文學生長的特點以及現代文學在東南亞的影響方式，可謂以大觀小、深入淺出之舉。因此，帶著問題意識進入文學傳媒的整理與重讀之中，作為有關海外華文文學傳媒研究的新路徑，確實具有誘人的前景。如果說李志的研究不過隱現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這一命題的話，那么王列耀等人則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覺地確立了“傳媒制造”的理論制高點。他重視傳媒現場所呈現的歷史細節的意義，但更關注的是傳媒的具體運作，即傳媒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生產與歷史之中。如新近的網絡傳媒與傳統的紙質傳媒、影視傳媒有著怎樣的功能差異，具體的傳媒事件怎樣進入文學歷史之中等都進入了其研究視野。王所在的暨大“漢語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來，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將“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的命題系統化、理論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謂著述文學史的沖動與實踐。在這里，文學傳媒作為充滿了暗流與偶然性的文學現場，成為文學史家自我言說的資源庫。研究者們不但精心挑選也重新闡釋，使文學歷史和文學史觀的重建成為可能。當前已有的各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區域或總體文學史所引發的彼此輕視與責難，不止出現在大陸學者和海外華裔學者之間，也出現在新馬等地的代際話語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學史料有所差異之外，更在于各自堅持的史料闡釋原則的差異。因此，如果將來重寫一部海外華文文學史或者世界華文文學史的話，應該以文學傳媒作為文學歷史的第一現場，考察不同地區國家華文傳媒所形成的傳媒場之復雜性，著力于呈現“傳播與交流”的過程及結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傳播時的意義遷移與文化影響、分析某種文學思潮在漢語文學界的旅行經歷等。這可謂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種走向，也是當前成效最大的一種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媒介轉向只止于文學史重寫這一目標的話，它還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它尚未引發海外華文文學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顯現與解決，而是停留在中國現當代乃至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媒介視角的同一層面。那么，“傳媒”問題如何將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引入新的場域呢?在我看來，它首先讓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意識到了自己所面臨的理論絕境，開始重審自身的研究前提與研究基礎。傳媒制造意味著我們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謂“海外華文文學”也可能是一種想象與建構，我們的研究有可能不過在傳播意識形態設置的籬笆之內徘徊。如果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內地傳播媒介及其傳播意識形態的產物，是我們和文學傳媒共謀制造了它，那么我們怎樣面對這樣一種動蕩不安的幻覺呢?如何理性評價我們已有的研究思路與成果呢?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海外華文文學的本質特征與獨特詩學話語這樣的命題呢?由此，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提出媒介問題，其實是提供了一種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將引發的是一種研究思維的突破與創新，我們不再執著于它的詩學本質，而開始思考它的建構過程、方式及意義，即從是什么到怎么樣和為什么?化文學文本詩學建構為文化語境和文學生態研究。海外學界對大陸學者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早有質疑之聲:但來自外部圍追的功效遠遠不如自我懷疑的威力。事實上，上述自海德格爾以來認識論的轉向，已經深深影響了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或者說，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自我懷疑與批判之聲本身就是這一轉向的體現與產物。當解構與自我否定的精神成為新一代學者的主要學術思維方式時，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省就開始了。早在本世紀之初，吳奕锜等青年學者借助《文學報》的威力，樹起了反思的大旗，盡管他們的口號也有不當之感，但“文化的華文文學，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4］的提出卻說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內地被建構的程度。顯然，任何時空都不可能存在“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它總是被語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華文文學。而“文化的華文文學”這一命題本身盡管頗受爭議，但從文化角度來理解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性卻深入人心。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劉登翰先生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理論突圍”問題時，就非常重視對業已輝煌的華人學知識與方法的借鑒，呼吁建立起有關海外華人的文化詩學。①然而純粹的文化轉向是否可能改變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困境呢?事實上，鑒于一種海外華文文學缺乏審美性的潛在偏見，從文化角度去解讀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詩學話語與理論資源便高度依賴華人學，王庚武對華族整體性神話的解構可謂最時尚的理論話語，由此文學文本也往往變成演繹華族身份理論與事實的佐證材料。但是，如果文學文本僅僅作為同類問題的有效例證，這種研究的意義又在哪里?也就是說，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僅僅反芻已經形成有關海外華人文化的歷史社會結論，這種研究就是重復無效的。此外，在洶涌而來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華文文學的文化轉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與選擇。傳媒時代信息傳播的廣度與速度，使一向惟我獨尊的學術空間也變成了一場時尚秀，不斷變化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話語使業有的研究范式不斷被質疑與刷新，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與當下學術走向的一致性雖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往往忙于追隨也止于追隨，從離散、空間詩學到傳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產生新的智慧，我們的研究瓶頸并未得以突破。或許，饒芃子先生對跨文化與海外華文詩學的建構與探索以及朱崇科近來提出的華文比較文學之概念，［5］應是解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困境的有益構想。饒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導將“跨文化和比較方法”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②這是符合海外華文文學生產的實際情況的，但如何落實和具體運作卻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實踐。朱的華語比較文學概念無疑是王德威的整體觀，王潤華的跨界整合等理論資源的具體化，但他在強調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性前提之下對漢語文學內部差異性與權力關系的解剖，可謂另類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論嘗試不妨將之定位為走向比較文化詩學(跨文化詩學)范式的探索之路。盡管各自的理論設想與研究嘗試并不完美，卻是新研究范式出現的強有力的前奏。因為其理論基點都已從理論預想回到文學現場，強調海外華文文學彼時彼刻、此時此刻的具體性和復雜性。這一研究思路應意味著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真正啟始。正是在這一思路之下，傳媒問題的意義顯現出來。首先，文學傳媒作為文學與社會交匯的一個動態場所，它本身就構成了復雜流變的文學現場，保留了更多富有闡釋意義的歷史細節，為我們把握文學的內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傳媒空間作為呈現精神沖突和文化對話的接觸地帶，可以呈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華文文學的差異性及其根源，為比較搭建了平臺。由此，傳媒研究的意義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范式的認識高度上得以確認，也可以在如何將研究范式具體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層面來確認。具體做法如不僅在文學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詩學話語，更著重考察詩學話語在不同語境下建構與傳播的原因、變異及影響。如此，諸如中國性與世界性、華文后殖民文學，離散敘事，邊緣與中心、父子沖突與家園主題等詩學話語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創作的意義清理與突圍

[摘要]在全球化的傳播大環境下，移民傳媒構筑起獨特的文化空間。在信息受傳過程中，源于不同族群和文化傳統的受眾具有不同心理需求，移民傳媒有助于其受眾進行民族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本文試從移民傳媒的人種學背景、現狀、特征以及其發展空間等方面入手，探討移民傳媒在文化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傳播人種學；移民傳媒；全球化；文化認同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全球化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成為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存在，并日益影響當前的傳播格局以及傳播研究。從印刷媒介的出現開始，人與人的聯系日益密切，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更是構建了“地球村”，而當今網絡的四通八達，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逐漸交流與融合。全球化創造了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也促進了不同身份、社會關系以及機構之間的聯系。積累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曾經的一種擔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會變得一體化？相對“弱勢”的文化會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失去立場，或者說屈服于西方霸權而被同化？從全球化的現實影響來看，它導致了兩種趨勢：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逐漸向邊緣擴張，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弱勢文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弱勢文化與主流文化進行持久的抗爭與互動，也導致了弱勢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滲透。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差異性與本土化的存在。“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創造出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1]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對新的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體意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在這種多樣化、豐富性的文化建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大眾傳媒突破了傳播的障礙，推進了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與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擔了后一種功能，以本國的經濟文化等為傳播內容，構造出符合移民受眾接受標準的信息空間。

一

近年來，學者們習慣借用生態學（Ecology）的基本概念來研究新聞傳播現象。筆者深以為然。因為解決好資源開發與環境系統的相互關系，是包括媒體在內的任何一個領域平衡發展重要前提。在此筆者還將引用生態學的一個核心概念——種群（Population），借以探討近年華人人口結構的變化對華文媒體生存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影響。

按照生態學的界定，種群是指棲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種個體組成的復合體。1在自然界，種群是物種存在、進化和表達種內關系的基本單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態系統的基本組成部分。引申到人類社會，種群可以界定為：在同一地域中有著相同的語言文字、文化歸屬、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的個體組成的復合體。也許這個界定容易使人聯想到較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觀地說，華人人口分布情況也可以用“族群”一詞描述之。為什么筆者舍“族群”而用“種群”呢？

首先，本文探討的是華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問題，而在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對“族群”的解讀和詮釋各不相同。在臺灣，族群是指人口構成的狀態（如將島內2300萬人口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陸地區，“族群”一詞則是與“民族”、“家族”等聯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詞出現以來，有關它的界定林林總總，但迄今為止尚無一個確定的、沒有爭議的定義。第三，“族群”一詞雖然可以用來解釋一國之內不同裔群之間的差別，卻難以解釋同為華裔族群的大陸移民與港臺移民之間的差異。

鑒于此，筆者寧可采用為讀者所不熟悉卻也毫無歧義的“種群”一詞，并賦予它引申含義。按照前述界定，從“種群”的角度出發，可以將海外華人的構成大體上分為三類：早期移民、港臺移民和大陸新移民。

一

近年來，學者們習慣借用生態學（Ecology）的基本概念來研究新聞傳播現象。筆者深以為然。因為解決好資源開發與環境系統的相互關系，是包括媒體在內的任何一個領域平衡發展重要前提。在此筆者還將引用生態學的一個核心概念——種群（Population），借以探討近年華人人口結構的變化對華文媒體生存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影響。

按照生態學的界定，種群是指棲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種個體組成的復合體。1在自然界，種群是物種存在、進化和表達種內關系的基本單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態系統的基本組成部分。引申到人類社會，種群可以界定為：在同一地域中有著相同的語言文字、文化歸屬、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的個體組成的復合體。也許這個界定容易使人聯想到較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觀地說，華人人口分布情況也可以用“族群”一詞描述之。為什么筆者舍“族群”而用“種群”呢？

首先，本文探討的是華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問題，而在大陸和臺灣地區，學者對“族群”的解讀和詮釋各不相同。在臺灣，族群是指人口構成的狀態（如將島內2300萬人口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陸地區，“族群”一詞則是與“民族”、“家族”等聯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詞出現以來，有關它的界定林林總總，但迄今為止尚無一個確定的、沒有爭議的定義。第三，“族群”一詞雖然可以用來解釋一國之內不同裔群之間的差別，卻難以解釋同為華裔族群的大陸移民與港臺移民之間的差異。

鑒于此，筆者寧可采用為讀者所不熟悉卻也毫無歧義的“種群”一詞，并賦予它引申含義。按照前述界定，從“種群”的角度出發，可以將海外華人的構成大體上分為三類：早期移民、港臺移民和大陸新移民。

[論文關鍵詞]傳統媒體區域擴張戰略選擇

[論文摘要]面對新媒體的挑戰和境外媒體的強勢競爭，為了生存與發展，傳統媒體憑借品牌優勢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本文以目前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晚報《新民晚報》為例，透析中國傳統媒體在傳播環境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區域擴張戰略及媒體競爭力的辨識與培育，探討其對中文傳媒在海外傳播系統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所帶來的借鑒意義。

一、傳播全球化時代的傳統媒體

現代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和新興媒體對傳統媒體造成強烈沖擊。無論是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交互性、信息的透明化，還是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的改版擴版，擴大發行，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傳統媒體其傳播方式與內容均出現了多種新的形式。傳播分散化和現代媒體的全球化傳播趨勢給中國傳統媒體既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傳播媒介的全球化是指本地的產品節目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在傳播全球化時代，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傳統媒體走出國門，選擇跨區域擴張的現實路徑，在不同文化、國家和民族之間對話和交流的傳播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創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報》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領導的面向廣大市民的綜合性報紙。作為中國解放后的第一張晚報，該報在中國報業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目前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晚報，也是國內發行量最大、版數最多的晚報之一。作為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老牌媒體，該報多年來秉持著“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辦報文脈，力求報紙內容的可親性、可近性、可信性和可讀性。1996年11月9日，《新民晚報》美國版的創刊標志著中國大陸第一張跨出國門的地方性報紙邁入新的發展歷程，體現了中國傳統媒體應對競爭日益加劇的傳播環境所做的艱巨的探索與超越。

二、《新民晚報》跨區域擴張的路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