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制范文10篇

[摘要]文章從分析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對外貿企業的影響入手，并就外貿企業針對匯率變化如何加強匯率制度研究、加強匯率風險管理、優化出口結構，加強成本和費用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浮動匯率制外貿企業風險管理規避風險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國際匯率制度。在該制度條件下，匯率主要由市場力量(即供給和需求)決定，政府不設定及維持某種特定的匯率。當政府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時，該制度稱為純粹的浮動制。浮動匯率制短期內對宏觀經濟有一定的降溫作用，弊大于利，但從長期看卻是中國擺脫初級產品“世界工廠”的形象，促使產業升級，減少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使中國經濟可以更平衡、穩定和持續地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匯率是在國民經濟仍處于繁榮階段中調整的，企業和消費者信心仍然較強，對宏觀經濟的實際影響可能沒有理論測算得那么大，匯率小幅度調整不會對宏觀經濟帶來較大沖擊。相反，從中長期看，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緩解對外貿易不平衡，優化資源配置；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

可見，浮動匯率制對于多數外貿企業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機遇。但我們也應看到，匯率是一把“雙刃劍”，無論匯率向上或向下波動，對習慣于在原有固定匯率機制下采用單一工具避險的外貿企業而言，同樣也將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來，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屢創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震蕩等多種因素影響下，對中國外貿出口造成明顯的沖擊。

一、浮動匯率制對外貿型企業的影響

1.匯率制度改革之前，匯率風險由國家承擔，無論是利潤還是成本，無論是資產還是負債，可以不要過多地去控制匯率風險。但是，匯率制度改革后，企業開始意識到價格優勢衰退的挑戰和提高非價格競爭力的必要性，開始意識到貨幣結算時機和幣種選擇的重要性，也開始意識到利潤（出口）和成本(進口)、資產和負債的貨幣匹配問題，有些企業靠人民幣匯率的增值做大、做強（比如，海外并購、進口技術、引進人才、建立戰略儲備、打開進口商品的國內市場等），而有些企業為了減少匯率風險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徑，當然有些企業則因為增值擠掉了價格優勢的空間而不得不停工，與之相反，也有些企業很快找到了規避匯率風險的方法，維持了自己原有的競爭力。企業的這種變化，從宏觀層面上看，會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導致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

我國自2005年7月21日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到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21%，之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在6.82至6.84窄幅區間波動。面對復雜的全球政治經貿形勢，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言人于6月19日表示，“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此發言標志著自2005年7月21日開始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人民幣升值預期將進一步增強。

本報告將對匯率變動的經濟情勢背景、匯率變動方向、程度以及人民幣升值對我國（我縣）外貿出口的影響作逐一分析，并參考企業的意見，盡可能提出一些實在的，可以切實降低匯兌風險的對策建議。

一、匯率變動經濟情勢背景

1、國內方面

據海關統計，2010年1-6月，我國進出口總額13548.8億美元，同比增長43.1%。其中出口7050.9億美元，同比增長35.2%；進口6497.9億美元，同比增長52.7%；貿易順差為553億美元，同比下降42.5%。

由以上數據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過金融危機之后一年多的調整、清庫，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國內需求有所恢復，庫存量正在逐步增加。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結果，就是我國對外出口已經連續8個月保持恢復性增長，外貿經濟總體運行平穩，國際收支趨于均衡，經常項目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進一步下降，但順差數值依然很大，和全球主要國家經濟形勢相比，中國經濟特別是對外出口顯得一枝獨秀。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在經過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全球經濟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當前的國際貿易格局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在阻力最小的時候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央行在此刻提出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內因（注：什么時候調整阻力最小，一定是一方面經過金融危機已經淘汰了一批相對落后的出口企業，另一方面在面對強大外在壓力的情況下對剩下的出口企業進行再調整）。

摘要：為了加快中國外向型經濟發展以及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成功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系列新的外匯體制改革，并取得了圓滿的效果。本文認為今后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將是逐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行比例結匯形式的意愿結匯制、建立符合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擴大中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完善國際收支申報體系和法規。確保中國經濟真正融入國際經濟主流。

1994年初，中國加大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實施了“銀行結售匯制、匯率并軌、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并于1996年11月取得階段性改革成果——順利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基本吻合，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度評價。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又進行了新的改革，制訂和出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近幾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確立了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新方針

1996年11月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后，中國外匯管理原則及其內容相應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可兌換前的側重于外匯收支范圍的嚴格審批轉為對交易真實性進行審核，外匯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審批改為事后監督、間接管理的模式。這就是說，凡是經常項目下的交易，只要單證齊全、真實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對外支付貨款及運、保、傭費用。按照國際常規和改革順序，一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后，應繼續進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改革。不過，中國并沒有急于求成。鑒于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等發展中國家脫離實際，過快開放資本項目造成外匯流失、頻繁發生金融危機的事實，中國審時度勢，適時提出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新方針，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中進行了明確規定：“國家對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管理。”在市場機制不健全、外匯資源相對稀缺的條件下，中國作出對資本項目進行管理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和及時的。隨即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證實了這一點。

2.構建寬松的外匯環境

編者按：黨的十四大黨章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為何我黨乃至世界上所有的無產階級政黨都如此重視民主集中制？那是因為民主集中制是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對于入黨積極分子的學生來說，民主集中制也能運用到對班級的建設工作中。在處理民主與集中的基礎上，還要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絕不能對任何一方有所偏重具體材料請詳見：

敬愛的黨組織:

黨的十四大黨章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在十六大黨章中又進一步將其完善，規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

為何我黨乃至世界上所有的無產階級政黨都如此重視民主集中制？那是因為民主集中制是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歷史的經驗一再證明，能否堅持民主集中制，關系到無產階級政黨的興衰成敗。列寧、斯大林以及戈爾巴喬夫從不同側面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我黨的成長歷程中同樣也是有著血的教訓：民主革命時期，陳獨秀、王明、等人在黨內的個人專斷以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個人崇拜、獨斷專行思想在黨內的滋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黨和人民蒙受了巨大損失。

對于入黨積極分子的學生來說，民主集中制也能運用到對班級的建設工作中。在班內發揚民主，讓班上同學自由提出自己意見，同時在民主的基礎上統一大家的思想，讓全班同學齊心合力為班級建設而努力。這里所說的民主絕不等于自由渙散，這里所說的民主是有集中作指導和歸宿的。作為學生干部，就要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度，不能走向極端，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班上同學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動員他們都來參加班級建設事業，一起為班級發展做貢獻。另一方面，又要求作為學生干部的我們在布置工作，不僅要讓同學知道怎么去做，更重要的是要讓同學知道為什么要去做！一個好的學生干部，應該是思想上的積極調動而不僅僅是命令的生硬傳達，要讓大家從心里愿意去做，而不是因為應付形式出于任務的要求而去做。當然另外一點就是還要尊重同學、以身作則。只有班干自己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了，才能調動全班的參與熱情。

在處理民主與集中的基礎上，還要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關系，絕不能對任何一方有所偏重。民主是集中的基礎和前提，同時集中又是民主的指導和歸宿。只有正確把握好了兩者的辨證關系，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才能將班級建設工作開展好。

任重道遠。讓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使命光榮。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開拓創新，積極進取，全面完成“五五”普法規劃確定的各項任務，推進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發展，為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十七大、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認真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精神，總結交流年全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情況，研究部署年工作，按照政法工作“三項重點工作”司法行政“七項工作任務”要求，推進新時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發展。

年。各地各部門共同努力下，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全面推進“五五”普法規劃的貫徹落實，取得明顯成效。

積極開展“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相關法制宣傳教育

一、服從服務大局。

司法部、全國普法辦下發通知，一是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戰略部署。全國組織開展“加強企業法制宣傳教育，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主題活動，聯合國資委、國家工商總局等部門在北京舉辦主題論壇，各地、各部門通過法制報告會、法制講座、法治論壇、法律知識競賽、法制文藝等形式推進活動深入開展。二是積極開展維穩法制宣傳事件后，全國普法辦制定下發了關于切實做好維護社會穩定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意見》開展以“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主題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各地繼續深入開展“法律進寺廟、法律進宗教場所”活動，并組織力量編譯印制大量民族語言法制宣傳資料。三是各地按照司法部和全國普法辦的統一部署，積極開展防控流感、食品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道路交通安全和禁毒等重點問題法制宣傳教育。

“五五”普法中期檢查結果較為理想，我們要以此為契機，圍繞“五五”普法工作規劃，瞄準爭當全省、全國排頭兵的目標，落實各項工作任務，重點抓好重點對象普法宣傳教育，法制文化建設和體制機制創新工作。

（一）加強重點對象普法，培育普法亮點

全面推行非人大任命干部任前法律知識考試，推廣領導干部、公務員述法、考法新舉措。推進學法示范單位創建活動，努力培養一批具有較強示范輻射作用的法制宣傳教育典型。繼續組織“送法早班車”到鄉村、集市為農民普法，推廣如東、通州等地農村普法經驗和啟東聘用大學生村官擔當農村普法輔導員的做法，切實解決農村普法難題。利用暑期時間，組織青少年參加學法用法守法演講、法制教育主題隊會、青少年模擬法庭、法律知識競賽等活動。深化服務企業“五送五幫”主體活動，針對企業需求，組織普法講師團開展巡回法制講座，宣傳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深入推進市級機關與社區結對普法共創活動，組織開展結對共建情況督查，促進社區普法宣傳工作。開展第五批“民主法治村”創建活動，進一步促進村（居）落實普法要求。

（二）加強法治文化建設，提高普法滲透力

要組織各縣（市）區培育具有地方特色，風格迥異的法治文化街區、廣場、展館、主題公園、教育基地等固定的宣傳陣地，同時開發設計法制教育宣傳短片、法治動漫，利用火車、汽車等流動陣地進行法制宣傳。月份組織全市首批“法治文化建設示范點”命名工作，進一步發揮法治文化的示范引領作用。創刊《南通法制宣傳報》（暫定名）替代《南通普法》，展示南通各條戰線法治文化建設特色做法。營造濃厚的法治文化氛圍。各地要發揮當地文藝骨干作用，圍繞“五五”普法主題，創作編排1至2項法治文藝節目，以豐富多樣的文藝表現手法展示南通法治文化底蘊，為爭奪全國“五五”普法先進市增添亮點。

（三）加強體制機制創新，激發工作生機

2001年《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最早提倡舉辦寄宿制學校以來，隨著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深入，撤點并校的展開，寄宿制學校漸成農村義務教育的主流，辦學條件與寄宿生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第一輪農村寄宿制中學建設實施后，我市教育主管部門為了探索經驗，率先開展農村寄宿制小學建設試點工作。5月25日至27日，由市政協副主席帶隊，對我市農村寄宿制建設試點工作情況進行視察，現將視察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2012年，我市農村寄宿制小學建設試點正式啟動。2012—2008年投入市級教育附加費150萬元，分別在特區鄉小學、斷丘田小學、縣鄉小學開展試點。項目實施進展情況為：

（一）特區鄉寄宿制小學：2012年投入市級教育附加費25萬元，建設學生宿舍500平方米。該項目于年月動工建設，于2007年7月竣工，合同平價566元/平方米，實際建筑面456.6平方米，完成投資26.47萬元。可入住學生110人左右。

（二）縣鄉寄宿制小學：計劃建學生宿舍和學生食堂580平方米，實際實施面積596平方米，其中：學生宿舍493平方米，學生食堂103平方米。投入市級教育附加費75萬元（含設備資金4萬元），其中：2012年25萬元，2008年50萬元。由于建設用地是糧食公司倉庫，在評估和劃撥過程中，耽誤較長時間。該項目于2009年4月才開工建設，基礎開挖完成后，由于無施工用電而停工。目前，由縣教育局出資購買變壓器，待地電公司安裝后即可施工，預計8月底竣工，可入住學生110人左右。

（三）斷丘田寄宿制小學：2008年投入市級教育費附加50萬元（含設備資金4萬元），建學生宿舍和學生食堂總面積580平方米。該項目主體工程完工，正在進行裝飾工程施工，預計6月底全部竣工，9月份可投入使用，可入住學生110人左右。

一、農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和諧，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為之奮斗的長期目標，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不斷深化、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已成為振興中華的緊迫任務。人類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不斷發展的，而矛盾的發展轉化將極大的影響社會的和諧。因此，構建和諧社會要不斷的正確、及時地化解社會矛盾。可以認為，化解社會矛盾的過程，也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的要求，體現了全黨全民的共同愿望，更是發展社會主義和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決策。中央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心在基層”，因此，作為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農村，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也正因為農村地廣人多的特點，農村社會中的矛盾不斷出現，加之農村的經濟基礎薄弱，農民的文化素質相對不高，法制觀念不強，化解矛盾的能力薄弱，容易使矛盾激化，因而，構建和諧社會的難度較大。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札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若干意見”中強調：“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總書記在2006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學習會上強調：“全國建設小康，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由此可見，農村工作在全國工作和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基礎地位及重要性。要根據中央要求，全力做好農村工作，落實各項“三農”政策，化大力氣，教育農民，努力提高農民素質，為構建和諧的農村社會奠定基礎。

二、農村中的不和諧音符

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農村生活條件，生活方式與城市比較均有差距，農民生活水平、法律知識相對較差，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雖有極大的提高，但因目前農民增收能力還不強，村級建設規劃滯后，特別是法制建設水平不高，制約著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引發了一些不和諧的音符，主要表現在：

1、在村級政權組織建設上，農民參政、議政能力不強，缺乏權利意識，民主選舉制度還不能正常推行。少數地區仍以宗族、大姓所主宰，在一些地區的村民心目中，可以“不給縣長磕頭，不能不給村干部燒香”。廣大農民還不能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制約了農民積極性的發揮；個別地方出現村干部變“村霸”，成為推進農村民主建設的障礙，曾流行“村官不是官，法律無法管”的流言。

2、農村在一些敏感性的、難度大的工作上，缺乏執法力度，在執法中仍存在著隨意性。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治理力度與整個經濟發展不相適應，農村的小偷、小摸、聚眾賭博、吸毒，和因生活瑣事鬧糾紛，聚眾斗毆，造成人身傷害的，時有發生，甚至釀成重殘、人命的大案，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近年來，各級黨委堅持把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貫徹落實到黨內生活中，廣泛組織動員黨內和社會各方面力量幫扶困難黨員，探索建立思想扶志、工作扶技、生活扶困的長效機制，對困難黨員做到政治上關懷、思想上關心、工作上幫扶、生活上關愛，進一步喚醒了他們的黨員意識，激發了他們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內在動力，有效地增強了黨的凝聚力。

堅持扶困與扶志相結合

各級黨委從幫助困難黨員增強戰勝困難的信心、堅定理想信念入手，把扶困與扶志有機地結合起來。自治區黨委著眼于普遍提高困難黨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從2011年以來連續三年在全區開展黨員全員大培訓，以各級黨校為主陣地，按照每位黨員集中學習“不少于3天、20個學時”的要求，組織廣大基層黨員深入學習中央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黨的創新理論，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的知識，開展“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等專題討論，幫助他們認清形勢，認識困難，明確新時期共產黨員的要求，自覺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

為了把困難黨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細做實，全區各級黨組織普遍建立了“五必訪”制度，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的領導做到黨員生病住院或亡故時必訪；黨員家庭受災或發生意外時必訪；黨員在生產生活中遇到困難時必訪；黨員有較大思想情緒或有意見建議時必訪；黨員無故不參加組織生活時必訪，及時解除困難黨員的思想疙瘩和消極情緒，鼓勵他們振奮精神，戰勝困難。通過扶困先扶志，一大批困難黨員在黨組織的關懷和幫助下，自強不息、艱苦創業，摘掉了貧困帽子，走上了致富之路。

堅持扶困與扶技相結合

全區有6.8萬名困難黨員，絕大部分在農村，普遍缺乏致富的知識和本領。為此，各級黨委著眼于提高困難黨員的致富能力，堅持“造血”與“輸血”并重，在農村開展大規模、多渠道、全覆蓋的實用技術大培訓。2011年以來，每年由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組織部門牽頭抓總，農業、科技、司法、扶貧、勞動、國土等20多個涉農部門共同參與，廣泛開展現代科學技術普及、先進實用技術和就業創業技能培訓，為廣大黨員群眾送知識、送技術、送良種、送服務，為困難黨員重新就業、發展生產提供科技幫扶，幫助每位黨員至少掌握1-2門實用致富技術。僅今年以來，就舉辦各類培訓班4.5萬期，培訓農村黨員245.57萬人次。農村黨員實用技術大培訓有效地提高了廣大農村黨員的致富能力，促進了全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黨的**以來，全國各地廣泛開展了市、縣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工作。各試點單位在實踐中創造了一系列新的方式，實行了一系列新的做法。總結這些新方式與做法，可以看出，目前市、縣黨代會常任制試點主要是在黨代表的產生、黨代表的職權與作用發揮等方面突破較多，而對黨內權力機構的產生、設置、運行以及與人代會、政協會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突破較少。也就是說，試點工作正處于單項突破階段，還未進入到核心部位的突破乃至整體設計的實施階段。這主要是因為，黨代會常任制不僅僅是一個黨代表常任與黨代會開一下年會的單一事項，而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乃至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系統工程。它牽涉到黨內選舉、黨員權利的實現與保障、黨內權力機構的設置與運行、黨內監督新舊資源的整合，以及與人大、政府、政協關系的重設與運行等多重復雜關系，可以說是黨的領導體制與執政方式的重大變革。這些多重關系的破解，既需要沖破現行黨規條例的某些規定，又需要從現有狀況出發，逐步推進，不可能一蹴而就。這種復雜性與艱難性，決定了它必然是一個較長的探索與實踐過程，必然是一個多種模式與多種做法比較共存的過程。因而可以說，現行黨代會常任制試點僅僅是一個初步的開端，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然而這第一步，已顯示出明顯的特征，預見出可行的發展趨勢，更為從單項突破進展到核心部位乃至整體設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下面僅以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為例，就市、縣黨代會常任制試點中創新的一些做法作一歸納、分析與展望。

一、黨代表的產生

黨代表由黨員直接、差額、競爭選舉產生，是常任制試點過程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提高常任制工作水平的前提。最早開始直選黨代表，是四川雅安市雨城區和滎經縣，他們于20**年12月開始試行。20**年3月—10月，湖北宜都市、羅田縣也緊接著進行了黨代表直選。20**年11月—20**年3月，浙江臺州市路橋區也實施了黨代表直選工作。綜合上述三地的做法，黨代表直選工作大致包括：報名（提名）—資格審查—推選（預選）—公示—審查—演講—選舉—公告等八項程序。其中改革最大并突破現有黨規條例的有：

1、改變提名方式。按照《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工作條例》（1994年1月中央印發）規定，黨代表的產生，“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名，經過充分醞釀協商，根據多數黨組織或多數黨員的意見提出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這一原則性的規定，在實踐中演變成了黨組織提名，征求黨員意見，確定初步候選人。試點單位一改這一做法，采用黨員自愿報名、組織提名、黨員聯名提名等方式，并以黨員自愿報名為主。

2、擴大差額比例。《選舉工作條例》規定，“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候選人的差額比例，不少于20%”。而試點單位最低限度規定：代表候選人數應多于應選人數20%（椒江區）。湖北試點單位規定：預備人選按照40%或50%的差額比例確定，正式人選按不低于30%的差額比例確定。

3、實行競選演講。無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領導干部，所有候選人都要登臺發表競選演講，介紹個人的基本情況和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