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危機范文10篇

貨幣危機泛指匯率的變動幅度超出了一國可承受的范圍這一現象，或者是“對貨幣的投機性進攻導致貨幣大幅度貶值或國際儲備大幅度下降的狀態”。貨幣危機預警是與投機性貨幣沖擊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貨幣危機預警的主要目的是提早識別危機發生的信號，以便該國能夠及時采取適當的措施，減少危機發生的概率，乃至避免危機的發生，或者減少危機發生的強度和烈度。關于貨幣危機預警理論的研究始于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貨幣危機的研究，隨著金融自由化、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速，貨幣危機的發生頻率及造成的危害隨之增加，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7～1998年亞洲貨幣危機與金融危機爆發進一步刺激了經濟學界對貨幣危機預警理論的研究。本文將對貨幣危機的主要預警模型進行梳理和歸納。

一、信號分析模型

信號分析模型(KLR)是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經濟周期轉折的信號理論為基礎，其核心思想是通過研究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確定哪些經濟變量可以用于貨幣危機的預測，然后運用歷史上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來確定與貨幣危機有顯著聯系的變量，以此作為貨幣危機發生的先行指標。信號分析模型分四步進行：(1)確定貨幣危機的原因和危機預警時段；(2)運用歷史上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確定與貨幣危機有顯著關系的變量，進而確定先行變量；(3)按照噪聲一信號比的最小化規則，確定閾值；(4)一旦經濟中相應指標變動超過閾值，則將之視為貨幣危機即將在24個月內發生的信號。由于KLR模型中各個變量的分析是單獨進行的，所以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單變量模型。

為了克服KLR模型的單變量屬性，Kaminsky(1999)進一步對發生貨幣危機信號的指標進行綜合考慮，它提出了4個預測危機的復合指標，1個復合指標是對各預警指標發出信號數的簡單加總，另外3個復合指標則分別考慮了指標分布不均衡、指標時間延續性以及指標不同權重。通過對預測指標的擴展，KLR模型已經能夠較好地處理預警結果輸出的單一化問題，并利用多個復合指標可以更好地發送預警信息，極大地改善了預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進一步提出了多狀態KLP模型。他將貨幣危機分為6種，即經常賬戶惡化型危機、財政赤字型危機、金融過剩型危機、國家外債型危機、國際資本流動突然逆轉型危機和自我實現型危機。研究發現，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危機通常屬于前4種，其發生與受害國經濟的脆弱性有關；發達國家的貨幣危機通常屬于后兩種，經濟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國際市場形勢所致。這樣一來，KLR模型可以在對貨幣危機預警的同時，進一步將貨幣危機的損失與其類型聯系在一起，厘清對貨幣危機深度的認識。

一、引言

20世紀后半期，國際金融危機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出現了多重危機共生的現象，即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往往在同一時期、同一國家并發。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機理論無力解釋這些現象，共生性金融危機理論應運而生。但從目前國際上關于危機共生的研究現狀來看，多數文獻仍僅局限于貨幣危機與銀行危機的共生；①而對另一類型的共生危機，即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共生卻很少涉及。

事實上，與共生性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相比，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上講，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并發的現象都更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②84％的債務違約會引發貨幣危機，66％的貨幣危機會引發債務危機。同時，就國際社會來看，墨西哥（1994）、法國（1998）、阿根廷（2001）等國也都曾發生過較大規模的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可以說，研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的共生性，對于金融危機理論演進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機外延的推廣具有重要意義。

從理論上講，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確實存在一定的內生聯系，它們會由某些共同的宏觀經濟因素同時引發，也會在某些力量的推動下形成彼此間的傳導和擴散效應；而且，傳統的金融危機預警文獻在指標選取上，也經常把一國的外債水平作為貨幣危機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但問題在于：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通過何種渠道相互聯系？兩種危機間的聯系機制能否得到實踐的檢驗？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的共生聯系效應又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無論是為實證分析提供理論依據，還是為危機預警篩選更為明確的指標變量等，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鑒于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聯系的可持續性問題對于構建完善的危機預警體系，以及為政府尋求高效的危機處理方式具有現實意義，本文側重于考察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長期聯系效應，即通過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樣本數據的實證檢驗，分析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在長期內是否存在某種穩定的聯系，以檢驗二者間聯系的可持續性。

二、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共生性與聯系效應綜述

摘要：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金融體系、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足以支撐人民幣的升值，現在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是投機資本作用下的一種扭曲反映。人民幣貿然升值的結果，是經濟泡沫、通貨膨脹、非貿易品資產高漲、貿易狀況惡化、中國經濟將淪入嚴重衰退甚至陷入貨幣危機。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對外貿易銀行風險債務危機貨幣危機

由于預期人民幣升值，自2002年底以來外資尤其是美元持續流入我國。當前更是由于美國匯率貶值以及人民幣利率提高，誘使大量國外投機資本通過各種途徑流入我國。這部分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是賭人民幣升值。人們對人民幣的高估，將受到格雷欣法則的懲罰：如果市場上有兩種貨幣——良幣和劣幣，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劣幣成本低，人們在使用中往往會選擇劣幣，儲存良幣，久而久之良幣會退出市場，這就是所謂的“劣幣驅逐良幣”原理。

對于我國現在面對的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分析我國的人民幣是否真正的被低估；我國的經濟實力是否能夠支持人民幣的升值，也就是說人民幣是不是真正的“良幣”。如果我國放開匯率浮動空間，人民幣肯定會升值，這就給大量的國際投機游資提供了可乘之機，沖擊我國貨幣，我國人民幣在被高估情況下將很快就會面對貶值風險，引發大量資本外流。當時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很多國家經濟狀況也很良好，就是因為對本幣價值的認識不足，高估本國貨幣，放開資本帳戶，頂住美元。結果在巨大投機資金的沖擊下發生貨幣危機。

我國經濟基本面分析：

一）經濟增長

論文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論文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論文提要：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論文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論文提要: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摘要：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

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傳統的國際金融理論研究的內容包括五個方面：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國際儲備理論、國際貨幣制度，隨著各國經濟的開放和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需要更加從全球的視角認識國際金融問題，包括匯率理論、貨幣危機理論等，另外，隨著將信息經濟學引入國際金融理論研究，國際金融理論出現了一些新發展，以下將對此進行概要地介紹和評述。

一、貨幣危機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債務危機出現后，已經發生了十幾次貨幣危機，從而使貨幣危機理論成為國際金融研究的焦點之一，按照代序分類，有三代成熟的貨幣危機模型。

1、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認為貨幣危機是否爆發主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特別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假定政府為解決財政赤字問題而大量發行紙幣，引起資本流出，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而無限制地拋出外匯儲備，當外匯儲備達到臨界點時，會引致投機攻擊，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支持，就不得不放棄穩定的匯率制度。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克魯格曼教授所寫的《國際危機模型》一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學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主要觀點是當一國經濟的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用來維持內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當國內出現財政赤字時，在國內過度供給信貸）必然會導致外部均衡喪失，投機者的沖擊將導致貨幣危機，從而使固定匯率無法維持。總之，第一代危機模型強調經濟的基本面決定貨幣的對外價值穩定與否。

這一模型可以用來解釋80年代初的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危機、巴西危機、以及現在正在惡化的阿根廷危機。

傳統的國際金融理論研究的內容包括五個方面：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國際儲備理論、國際貨幣制度，隨著各國經濟的開放和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需要更加從全球的視角認識國際金融問題，包括匯率理論、貨幣危機理論等，另外，隨著將信息經濟學引入國際金融理論研究，國際金融理論出現了一些新發展，以下將對此進行概要地介紹和評述。

一、貨幣危機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債務危機出現后，已經發生了十幾次貨幣危機，從而使貨幣危機理論成為國際金融研究的焦點之一，按照代序分類，有三代成熟的貨幣危機模型。

1、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認為貨幣危機是否爆發主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特別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假定政府為解決財政赤字問題而大量發行紙幣，引起資本流出，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而無限制地拋出外匯儲備，當外匯儲備達到臨界點時，會引致投機攻擊，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支持，就不得不放棄穩定的匯率制度。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在70年代末，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克魯格曼教授所寫的《國際危機模型》一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RobertP.Flood教授和布朗大學的PeterM.Garber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主要觀點是當一國經濟的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用來維持內部均衡的政策（主要是當國內出現財政赤字時，在國內過度供給信貸）必然會導致外部均衡喪失，投機者的沖擊將導致貨幣危機，從而使固定匯率無法維持。總之，第一代危機模型強調經濟的基本面決定貨幣的對外價值穩定與否。

這一模型可以用來解釋80年代初的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危機、巴西危機、以及現在正在惡化的阿根廷危機。

一、金融危機的定義、類型

危機的頻發，使得金融危機婦孺皆知，但學術上的定義至今尚處于爭論之中，一般來講，金融危機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主要表現為持續快速的貨幣貶值、擠兌銀行存款、強制清理舊債、金融機構連鎖倒閉、股市崩潰、貨幣量嚴重缺乏、借貸資金枯竭、金融市場劇烈震蕩。金德爾伯格（2007）認為，金融危機一般經歷異常變化、資金過剩、投機熱潮、貨幣擴張、投機高峰、利率上升、回收資金貸款、資產價格暴跌、恐慌、危機爆發幾個過程。按表現的形式，金融危機大致可以分為：一是貨幣危機，即當某種貨幣的匯率受到投機性襲擊時，該貨幣出現持續性貶值，或迫使當局為保護其貨幣而拋出大量外匯儲備或者大幅度提高國內利率水平；二是銀行業危機，即現實的或潛在的銀行破產、擠兌導致銀行不能如期償付債務，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規模援助以避免銀行破產、擠兌的發生，一家銀行的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銀行，從而引起整個銀行系統的危機；三是全面危機，即主要的金融領域都出現嚴重混亂，如貨幣危機、銀行業危機、外債危機的同時或相繼發生。按發生的原因，可以將金融危機劃分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非周期性金融危機、自發性金融危機、傳導性金融危機。周期性金融危機是由經濟周期波動引發的，伴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而發生的金融危機。非周期性金融危機是由金融系統本身的脆弱性引發的，不受經濟周期波動的制約。自發性金融危機是由本國自身經濟金融運動引發的金融危機，它是一國經濟金融的非正常運動導致本國金融領域失衡狀態達到一定程度的表現。傳導性金融危機是別國爆發的金融危機通過危機傳導機制擴散，從而對本國經濟金融造成類似影響的金融危機。按影響地域，金融危機還可以分為一國性金融危機、區域性金融危機和世界性金融危機。

二、主要金融危機的理論簡介

金融危機的頻發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極大關注，經濟學家通過模型建立、金融危機分析形成了一些對金融危機有重要解釋作用的金融危機理論。1、貨幣危機理論。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一國宏觀經濟基本面的不協調會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問題通常表現為持續性的財政赤字的貨幣化，使市場上產生本幣貶值的預期，投機者因而拋售本幣，形成本幣貶值的壓力，央行竭力在目標價位上捍衛本幣匯率，而耗盡外匯儲備，迫使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形成貨幣危機。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提出了新思路。該理論認為，政府維護匯率的過程是一個復雜的多重均衡的動態博弈過程。在極端情況下，僅僅是投資者的情緒、預期的變化就可能將經濟從一個匯率的均衡點推向另一個貨幣貶值的均衡點，導致“自我實現”的危機。對于“自我實現”的貨幣危機，其根源是市場預期和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由基本經濟因素的惡化直接導致，至少維持貨幣平價的基本經濟條件依然存在，但由于投擊性攻擊，使維持成本太多而不得不放棄。2、道德風險理論。由于新興市場國家普遍存在政府對借款提供隱含擔保的現象，政府官員與各種金融活動有千絲萬縷的裙帶關系，使金融機構無顧忌地大量舉債，道德風險嚴重，產生了過度借款綜合癥，導致金融機構過量的風險貸款產生膨脹、資產價格的膨脹，直到某種外來擾動因素出現時，金融泡沫就會突然破滅，并通過支付鏈條傳導到整個金融體系，引發金融危機。3、羊群行為理論。羊群行為是信息連鎖反應導致的一種行為方式，當個體依據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而選擇采取類似的行為時就會產生羊群行為。理論通常假設不同的單個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是序列進行的，這樣后來的投資者在采取行動之前會觀察前面投資者所采取的行動。在存在著信息摩擦的情況下，隨著世界資本市場規模的增加和日趨復雜，羊群行為可能會越來越普遍。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收集關于某一特定國家的信息以辨別流言的成本會加大，投資經理們在面臨存在著信譽成本的情況下會模仿市場上通行的資產組合。在這種情況下，謠言就可以誘發羊群行為進而使經濟從一個沒有投機攻擊的均衡轉移到一個有攻擊的均衡。4、危機傳染理論。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日益全球化，投資行為與市場預期的變動在國家將日益聯動，導致危機易于向外擴散與蔓延。此外，經濟運行的復雜性與開放條件下國與國之間的依存性，通過跨國貿易投資、經濟政策趨同、金融市場機制、信息機制等，使得貨幣危機傳染渠道更加多重與交叉，一旦危機在一國發生，危機極可能迅速傳播到另一國。5、經濟周期理論。由于技術創新不足等原因，經濟進入衰退或蕭條，產業投資回報下降，產業資金轉向投資領域，引起投資泡沫，形成危機根源。此外，銀行資產回報也往往較低，可能導致銀行無法繼續償付存款或債券等固定負債的回報，這將加速銀行擠兌或破產。Gorton（1988）以美國數據為例在實證上支持了該理論，薛敬孝（2009）以日本為例的實證分析也支持了該理論。6、理論。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許多投資者往往從外部獲得資金，而外部資金的最終提供者未能觀察到投資的特點的話，則存在一個典型的風險轉移問題。風險轉移提高了風險資產的回報，導致投資者哄抬投資品的基本價值，形成問題。而金融自由化，通過擴大信用規模、創造未來的信用擴張路徑的不確定性，惡化問題。這些將最終導致資產泡沫，當最終泡沫破裂時，形成危機。

三、對我國后危機時代的金融改革建議

隨著我國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體系建設的深入，金融體系風險日趨上升，始終注意防范金融體系風險是我國后危機時代金融改革的重點之一。因此，借鑒金融危機理論，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對我國金融改革提出以下改革建議。1、打造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資本市場體系是一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發達的資本市場體系，對一國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融資體系中，間接融資在融資體制中居于主導地位，經濟過度“銀行化”，資本市場規模和擴張的速度跟不上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不利于構建和諧的金融和經濟發展環境。同時，股市作為宏觀經濟“晴雨表”的功能幾乎完全喪失。我國必須盡快完善融資體制，從制度上消除金融危機的隱患。打造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其利甚多，主要有：一是可以避免過度依賴銀行，當外部沖擊發生時，減少銀行業危機發生的概率；二是完善的貨幣資本市場，拓展了居民的投資渠道，避免資金涌向股市、房市，導致泡沫，形成危機隱患；三是有利于銀行業脫媒，進而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形成一項，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風險極大。2、審慎推進利率自由化改革。利率自由化有助于資源的配置和資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同時，利率自由化使水平顯著升高危及宏觀金融穩定，Kunt&Enrica（1998）的研究得出，利率市場化大幅提高了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經過長達近30年的調整和改革，我國的多數利率均已實現了市場化，尚未進入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貸款利率的下限和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等少數利率品種。從全球看，利率市場化改革成功少，失敗多，而失敗的利率改革往往引起銀行業危機，如日本。在資本市場更加富于彈性和多樣化、系統化的改革前，利率改革應審慎緩慢推進。3、有序推進匯率改革，打造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我國目前采用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而固定匯率面對投機行為有天生的脆弱性，釘住匯率制度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和沖突，釘住匯率制下的貨幣危機是內源性的，原生的，在放松資本管制的條件下，釘住匯率制往往放大了外部沖擊的影響，使得投機攻擊的貨幣危機易于得逞，同時爆發多米諾骨式的傳染危機。因此，匯率制度的改革是事關金融體系全局的大事，在匯率改革上要慎之又慎，要在摸索中有序推進。我國在匯率改革一方面應注意與資本賬戶管制、資本市場交易限制相結合，避免過快、過急，給國際投機有機可乘，另一方面應該逐步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彈性的匯率制度，以避免內源性的貨幣危機的發生。4、改進金融監管。第一，進一步加強國際監管合作，共同防范金融危機。隨著我國日益融入全球化，貿易投資、經濟政策趨同、金融市場機制、信息機制等危機傳染渠道將更加多重與交叉，危機將呈現國內外的綜合因素共同作用特征，因此我國應加強國際監管合作。第二，建立宏觀審慎監管制度。我國經過近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周期性的增長放緩在所難免，進行基于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前瞻性指導十分重要，我國應當盡快實施宏觀審慎監管制度，建立包括制度安排、預警指標體系等在內的宏觀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對金融實施宏觀指導。第三，改進對金融創新的監管。金融創新的風險一方面在于沒有有效解決好信息不對稱形成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于脫離實體經濟太遠，“金融是經濟的仆人”，金融創新應當服務于實體經濟，創新產品除了避險收益外，更重要的應來源于實體經濟的發展的回報。因此，在金融創新產品的準入方面應當關注信息透明及服務實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