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精神范文10篇

[摘要]哲學大家們用專業性很強的哲學語言對“中國哲學精神”概括與詮釋，對于廣大群眾來說是晦澀難懂的，甚至誤以為“哲學知識的普及都是哲學家的事情”。這與黨“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要求是有出入的。文章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了中國哲學精神的基本內涵是“以人為本，內在超越，自強不息，實事求是”等內容。這對哲學知識的普及與大眾化具有促進作用。

[關鍵詞]基本內涵；哲學精神；中國哲學

中國素有“哲學”之實但無“哲學”之名，“哲學”是日本學者西周1873年由希臘文“愛智”(Phi—losophia)翻譯而來。哲學起源于文化沒落，有志之士指點迷津，提出化解之道，哲學是文化的醫生。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再加一句，哲學是民族精神的精華。準確表述“哲學是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統一”。中國哲學精神是先哲們留下的精神基因、文化遺產；是我們對于先哲思想所做的一種領悟、對話、心靈的交契；是一個體悟性的話題。“中國哲學精神”有諸多答案，無論是馮友蘭的“內圣外王之道”說、牟宗三的“生命哲學”說，還是張岱年的“六大特點”說、李澤厚的“實用理性”說，這些哲學大家都是用專業性很強的哲學語言進行概括與詮釋的，對于哲學素質本來就不是很高的廣大群眾來說是晦澀難懂的，難于理解其真諦，導致不少人以為：哲學知識的普及都是哲學家的事情。這與黨關于理論的“普及活動”、“大眾化”、“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等要求是有出入的。本文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在與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的比較中論述中國哲學獨特的內涵。

一、人生觀：以人為本

中國哲學首先是一種人生哲學。哲學的理論形態可以概括為：自然哲學；宗教哲學；人生哲學。關懷人生實際、怎樣做人，是中國哲學的獨到韻味、獨到精神。中國哲學就是教你“怎樣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的學問，它的理論關注點不是自然與彼岸，而是現實的人生，怎么樣把人生過得更好、更有意義，無愧于祖宗、無愧于天地。“以人為本”的這個“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現實的、社會的人，是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人的生命、人權和人的尊嚴等等；這個“人”，不是被動的客體，而是能動的主體，不能把人民群眾僅僅看作是被同情、關愛和扶助救濟的對象，更不能僅僅看作是需要別人從上面賜予雨水、甘露和陽光的被動客體，而應看作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創造性主體，看作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這個“人”既是發展的主體也是被發展的客體，當今科學發展觀所堅持的“以人為本”是主張一種具體性、有條件性和有限意義上的“人類相對中心論”。“以人為本”的這個“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體而是發展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力量的來源，以人為本就是把重視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把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作為我們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動力，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我們長遠奮斗的目標；這個“本”既是指人的理性世界也是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是堅持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堅持二者的內在和諧統一，要在二者之間保持一個必要的張力，在人的現代性日益提高的情況下尤其要重視人的欲望、情緒、情感、意志、激情、知覺、靈感、集體無意識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人生哲學具有積極性的功能，對社會群體來說也提供了漸進的原則。那就是：修身——個人獨立性的完成；齊家——群體意識的溫床；治國——群體生活實習之所；平天下——群體性最終目標的形成。中國哲學也談天，是為了說明做人的道理，不是單純地談論天，也不是單純談論人，談的是交天人之際，把天作為人生存的一個環境。中國哲學不關心純粹的自然問題，也不關心純粹的彼岸問題，而是非常重視人在現實人生中的意義、價值與地位。

"三個代表"的基本精神是論述新世紀把我們黨建設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和如何建黨的總目標問題，重點是回答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中的先進性問。"三個代表"的關鍵在于能否"忠實代表"。就是說，要看我們黨能否把握住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制定出一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并且在實踐中通過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這里講的"忠實代表"，要求我們在實現"代表"時，一定要做到"始終如一"、"全心全意"、"認真負責"。

"三個代表”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有機統一的整體。先進社會生產力，即是發展先進文化的物質條件，又是實現人民利益的物質基礎。同時，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教育、科技、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思想道德建設和人民崇高精神的培育。建設先進文化，既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又能為生產力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我們黨致力于發展先進社會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就是為了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離開這個根本目的，發展先進社會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就會失去人民的參與和支持，因而就無法推動先進社會生產力、先進文化的持續發展。學習"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理解它的精神實質，應該從三者的內在聯系上準確把握，自覺將三者統一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去。為了進一步加深理解"三個代表"的基本精神，還應完整準確把握每一個"代表"的深刻內涵。

第一，要完整準確理解"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深刻內涵。首先，要明確我們黨是"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而不是中國落后社會生產力的代表。為此就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國先進的社會生產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生產力學說告訴我們，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具有先進覺悟和先進技能的人，運用先進管理和先進技術能有效地改造與保護自然界，從而達到持續快速的創造社會財富；二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須同步發展、協調進行，從而達到社會的全面進步。

其次，要明確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含義。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為此就要及時變革或調整生產關系，使之能推動生產力的持續快速發展；二是要求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為此就要及時變革或者調整上層建筑，使之能促進生產力的持續快速發展；三是要求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為此就要不斷糾?quot;一手軟一手硬"的問題，使之能保證社會生產力的全面、健康發展。

第二，要完整準確理解"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深刻內涵。首先，要明確我們黨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代表。為此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先進文化。先進文化是繼承優秀文化傳統，順應歷史潮流，反映時代精神，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文化。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精神動力。很顯然，這里講的文化，不是狹義的文化，而是廣義的文化。它包括先進的思想道德和先進的科學文化兩個部分。其中思想道德規定著整個文化的性質和方向，是先進文化的核心內容。在當代中國，先進文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或者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之所以是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它以先進的科學理論為指導，即以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二是它以先進的思想道德為核心，即是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為核心；三是它既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傳統，又積極吸收和借鑒了當代一切外國文化的優秀成果；四是它既重視思想道德建設的決定性作用，又重視科學文化建設的基礎性作用；五是它既強調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又強調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其次，要明確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含義。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人類新文化的創造者。因此，她始終代表著文化的前進方向。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為新民主主義文化奮斗的過程中，就指出它的前進方向是社會主義文化，所以在奪取政權以后，就積極為建立社會主義文化而努力。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認為社會主義文化有一個由初級階段向中級階段，再由中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發展過程。當我們為建設社會主義奮斗的時候，從來沒有忘記共產主義的前進方向。在當代，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目標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是努力提高黨員、干部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基本素質。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目標和大方向。

公務員精神是公務員在社會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富有生命力的政治思想、職業素養和精神風貌，其基本內涵是熱愛祖國、忠于人民，恪盡職守、廉潔奉公，求真務實、開拓創新，顧全大局、團結協作。公務員精神有以下基本特性：

首先，公務員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在當代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文化結晶，其基本內涵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公務員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系是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公務員精神作為個性，既為作為共性的中華民族精神所統領，又因其豐富性和具體性，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在當代的具體體現。

第二，公務員精神是公務員制度的綜合反映和集中體現。公務員制度是對公務員進行管理所依據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總稱。我國公務員制度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黨管干部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等等。

第三，公務員精神是黨的干部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我們黨的干部隊伍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干部精神。如紅軍精神、蘇區干部精神、焦裕祿精神、雷鋒精神、鐵人精神等。公務員精神既繼承了這些精神的精髓，又豐富了黨的干部精神的內涵。

最近，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號召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并做出明確部署。這是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為全面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精神所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是落實黨的十六大確定的各項戰略任務的根本要求，是在新的世紀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支柱、鞏固發展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的根本要求，關系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長遠發展，關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各級黨組織、各級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進一步增強政治責任感和緊迫感，以積極的姿態，迅速行動起來，把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作為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來對待。通過深入學習、深入貫徹，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入腦入心，不斷地化為實際行動，真正成為指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理論武器。

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一定要在深刻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上下功夫，一定要在運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新世紀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個系統的科學理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要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必須在以下一些問題上加深認識。

要深刻認識堅持黨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我們黨堅持先進性和增強創造力的決定性因素；深刻認識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我們做好工作的法寶；深刻認識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而奮斗，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意義；深刻認識堅定不移地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實現人民利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要求；深刻認識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深刻認識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深刻認識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刻認識大力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只要我們認真研讀十六大報告和黨章，認真研讀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重要論著，認真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開闊思路，深入思考，就一定能夠在這些問題上有進一步的認識，就一定能夠深切體會到，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推向前進，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這樣，我們的思想就得到了正確的武裝和真正的提高。

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如果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個偉大的武器，那么，我們掌握這個武器的目的就是要解決改革和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就是要把這一重要思想貫徹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體現在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落實到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中，使廣大黨員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有所提高，使各地區各部門的工作切實得到改進。

要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思想和精神狀態問題。要把思想進一步統一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上來，把智慧和力量進一步凝聚到實現十六大確定的各項任務上來，把奮斗目標進一步集中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開工作新局面上來，真正做到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要進一步樹立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良好精神狀態，更新觀念，不斷推進各方面的創新，力求取得實際的工作效果。思想和精神狀態問題解決好了，才能有效防止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

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著力解決本地區本部門影響發展的突出問題，促進改革發展，維護社會穩定。要切實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要把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始終關注群眾的安危冷暖，努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2005年4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以下簡稱《公務員法》），并將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務員制度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和歷史演變的產物。公務員制度作為人類政治文明建設的成果，與一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通觀世界各國公務員法，它們不僅程度不同地繼承了政治文明建設的共同遺產，而且也扎根于自身所處的具體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之中，是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和本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文化歷史傳統等因素的綜合體現。

我國公務員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務員制度，《公務員法》體現了以下的基本精神。

一、始終把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作為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的根本指導思想

我國公務員制度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要服務和服從于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堅持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是我國公務員制度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根本保證，也是《公務員法》的基本精神之一。

二、全面體現黨管干部原則，貫徹執行干部隊伍“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原則

什么是會計？有觀點認為，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憑證為依據，采用專門的技術方法，對一定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綜合、連續、系統的核算與監督，并定期向有關方面提供會計信息的一種經濟管理活動[1].如果我們用“語文”的方法，提煉出句子的主干，則這一概念可以表述為：“會計是一種經濟管理活動”，更簡捷一點則：“會計是活動。”據此，我認為這一概念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會計具有統一性。一筆經濟業務應如何登記和做賬，在全國都基本上是統一的，甚至有些可以超越國界而達到全球統一。而活動不具有這種屬性，也許有人會說籃球、足球是活動，同樣具有統一性，但我認為，這種活動統一的是游戲規則，而并非活動本身，如果統一的是活動本身，就意味著所有參加的人應當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參加同一活動，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碼的一點，這種活動其規則就限定了參與的人數。

2、會計具有確定性。也就是說，一筆經濟業務應如何登記、如何進行賬務處理，其基本原則、程序和方法都是確定的。例如我國《企業會計報告條例》第17條就規定：“企業不得違反本條例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規定，隨意改變財務會計報告的編制基礎、編制依據、編制原則和方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授意、指使、強令企業違反本條例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規定，改變財務會計報告的編制基礎、編制依據、編制原則和方法。”而活動明顯不具有這種屬性，仍以足球為例，比賽開始后，只要不違反游戲規則，任何一方都有權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隨意變更自己進攻或防守的程序和方法，任何人無權干涉。

3、會計具有強制性。即任何企業都必須對所發生的經濟業務進行賬務處理，那怕設置會計人員的單位和企業也要委托專門的會計師事務所或專門的會計人員對其業務進行賬務處理。例如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條就規定：“本準則適用于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中國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應當按照本準則向國內有關部門編報財務報告。”而不進行賬務處理是無法編制財務報告的。活動明顯不具有這種屬性，因為我至今還沒有找到任何一項法律法規曾規定有哪項活動是任何一個企業都必須參與的。

4、我們知道，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以及其他國家機關利用法律法規處理案件的活動，我們通常稱為“執法”，但如果我們把這種執法活動與法律、法規本身混為一談，那簡直是非常可笑的。這一概念的錯誤之處在于——把利用會計技術、會計方法等進行經濟管理的活動與會計本身混為一談。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會計不是活動，也不可能是活動。那到底應該是什么呢？我認為，應該是一種制度，或者說是一種制度體系，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體。據此，我們可以把會計的概念表述為——會計是以貨幣為主要計量單位，以憑證為依據，采用專門的技術方法，對一定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綜合、連續、系統的核算與監督，并定期向有關方面提供會計信息的一系列制度、方法的總稱。我認為會計可以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所謂狹義的會計，也可以稱為純粹的會計，就是指會計的核算、反映、監督這三項基本職能。廣義的會計除了這些以外，還包括：賬簿該如何設置、該采用什么樣的記賬方法、如何對經濟業務進行賬務處理、如何制作會計報表以及應當設置哪些會計人員和會計人員應當具備什么樣的條件等，具體來說，就是還應當包括《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條例》、《會計師條例》、《現金管理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因為這些法律法規可以說已經融入并貫穿到所有的會計教科書當中，如果我們脫離了這些法律法規來學習會計，是根本不可能學好的，或者說即使學了也是沒用的，至少在我國境內是這樣。

十七大報告是指導全黨思想和行動的戰略性文獻，其中并沒有艱深晦澀的文字，因此理解報告，一般也不需要用各種多么深奧復雜的理論去解讀，那樣反倒容易偏離其精神實質。但是，這并不是說對報告全面、正確理解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其實解讀十七大報告還需要掌握基本方法。

怎樣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十七大報告？最關鍵應該抓住一點：對于政治報告，應該用政治的視角和邏輯來解讀它，而不要就事論事、僅僅從文字概念上理解。

什么是政治視角？政治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就是大局，對于中國來說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思考和決策，都是從這兩個大局出發的。在這兩個大局之中，國際大局及其趨勢，特別是信息化、經濟全球化、高科技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是我們宏觀決策必須參考的背景。國內大局，特別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過程中，遇到的基本、主要問題及其趨勢，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焦點。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基本上解決了貧窮的問題，現在又面臨著在新的層次上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還要解決在迅速發展條件下的社會和諧問題，正是面對這樣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做出了系統的戰略部署。因此對于報告的理解必須結合實際，而且首先并不是局部的、細節的實際，而是作為大局的實際，切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否則就無法做到全面、深入、準確的解讀。

什么是政治邏輯？政治邏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歷史的邏輯，是歷史發展的基本過程及其關系，政治就是要在反映和把握它的基礎上，解決今天的問題，把握未來的趨勢。所以我們學習十七大報告，一定要結合改革開放歷史來理解。通過學習歷史，特別是了解我們當年為什么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從而弄清改革開放發展的基本脈絡，看清今天所處的歷史階段，認識今天所面對的問題，我們才能理解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是指導我們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堅持改革開放方向的基礎上，去用創新的方式解決今天新的問題。離開對歷史的認識，對報告的理解就很容易簡單化和片面化，無法領會其豐富的內涵。

政治邏輯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理論的邏輯，我們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才能正確理解十七大報告。政治理論在邏輯上不同于普通學術理論，它和歷史邏輯是相統一的。30年改革開放，在解決不同階段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們都是對于改革開放每一個歷史階段的基本或重大問題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形成的思路和方法。如果不結合歷史來看理論產生的背景和必然性，而去對三者進行簡單的橫向比較，這樣在理解上就很容易落入偏頗。因為政治理論不同于純粹學術理論之處，就在于它總是有其產生的重大時代背景，不能脫離歷史邏輯來抽象看待，不能只是對其做簡單的概念分析。只有站在歷史邏輯上來看理論發展的邏輯，才能認識清楚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之間共同的精神實質和一脈相承的關系。也只有認識清楚了這樣的邏輯，才能充分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質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十七大報告，理解科學發展觀，并自覺地用其來指導實踐。

理解是貫徹執行的前提。只有對于十七大報告在政治視角、政治邏輯上真正理解了，每個地區、每個單位、每個人才可能更好地結合自己的具體實際，有效貫徹執行，將其真正落到實處。

十七大報告是指導全黨思想和行動的戰略性文獻，其中并沒有艱深晦澀的文字，因此理解報告，一般也不需要用各種多么深奧復雜的理論去解讀，那樣反倒容易偏離其精神實質。但是，這并不是說對報告全面、正確理解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其實解讀十七大報告還需要掌握基本方法。

怎樣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十七大報告？最關鍵應該抓住一點：對于政治報告，應該用政治的視角和邏輯來解讀它，而不要就事論事、僅僅從文字概念上理解。

什么是政治視角？政治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就是大局，對于中國來說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思考和決策，都是從這兩個大局出發的。在這兩個大局之中，國際大局及其趨勢，特別是信息化、經濟全球化、高科技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極化，是我們宏觀決策必須參考的背景。國內大局，特別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過程中，遇到的基本、主要問題及其趨勢，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焦點。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基本上解決了貧窮的問題，現在又面臨著在新的層次上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還要解決在迅速發展條件下的社會和諧問題，正是面對這樣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做出了系統的戰略部署。因此對于報告的理解必須結合實際，而且首先并不是局部的、細節的實際，而是作為大局的實際，切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否則就無法做到全面、深入、準確的解讀。

什么是政治邏輯？政治邏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歷史的邏輯，是歷史發展的基本過程及其關系，政治就是要在反映和把握它的基礎上，解決今天的問題，把握未來的趨勢。所以我們學習十七大報告，一定要結合改革開放歷史來理解。通過學習歷史，特別是了解我們當年為什么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從而弄清改革開放發展的基本脈絡，看清今天所處的歷史階段，認識今天所面對的問題，我們才能理解黨的十七大報告，就是指導我們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堅持改革開放方向的基礎上，去用創新的方式解決今天新的問題。離開對歷史的認識，對報告的理解就很容易簡單化和片面化，無法領會其豐富的內涵。

政治邏輯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理論的邏輯，我們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才能正確理解十七大報告。政治理論在邏輯上不同于普通學術理論，它和歷史邏輯是相統一的。30年改革開放，在解決不同階段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們都是對于改革開放每一個歷史階段的基本或重大問題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形成的思路和方法。如果不結合歷史來看理論產生的背景和必然性，而去對三者進行簡單的橫向比較，這樣在理解上就很容易落入偏頗。因為政治理論不同于純粹學術理論之處，就在于它總是有其產生的重大時代背景，不能脫離歷史邏輯來抽象看待，不能只是對其做簡單的概念分析。只有站在歷史邏輯上來看理論發展的邏輯，才能認識清楚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之間共同的精神實質和一脈相承的關系。也只有認識清楚了這樣的邏輯，才能充分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實質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十七大報告，理解科學發展觀，并自覺地用其來指導實踐。

理解是貫徹執行的前提。只有對于十七大報告在政治視角、政治邏輯上真正理解了，每個地區、每個單位、每個人才可能更好地結合自己的具體實際，有效貫徹執行，將其真正落到實處。

一生存美學在福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學(l’esthétiquedel’existence)，是他長期進行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dusavoir)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lagénéalogiedupouvoiretdela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歷程的經驗總結和實踐智慧(phronesis)的結晶，同時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頭和批判古希臘羅馬時代原有生存美學古代版本的基礎上，為了徹底擺脫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根據現代生活條件而創造性地設計出來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nouvellemanièredevivre)。福柯一生所關懷的基本問題，始終是我們自身的生活命運；為此，他既要探討我們自身的現狀及其歷史原因，又要尋求我們自身實現自由的審美生存的出路。所以，1983年，福柯很明確地指出﹕“思想史的任務，與行為史和觀念史完全相反，是要發現和考查，人類自身究竟根據什么條件，不斷地反思和考量自身﹑自己的所作所為以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是，在提出這個非常一般化的問題時，特別是當它涉及到古希臘羅馬文化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同我們社會中特定時期內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系列生活實踐方式，有密切關系。這一整套實踐方式，可以稱之為‘生存藝術’

(lesartsdel’existence)。所謂生存的藝術，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愿的實踐方式(despratiquesréfléchiesetvolontaires)﹔人們不僅由此確定一定的行為規則，而且還設法改變他們自身，形塑他們自身的獨特生存方式，并使他們的生活，改變成為具有特定美學價值﹑又符合特定風格標準的藝術作品(uneoeuvred’art)。這樣的生存藝術(artsd’existence)以及‘自身的技術’(latechniquedesoi)，當它們被基督教整合到教士的權力運作模式中，當它們在更后一個階段又被整合到教育﹑醫學和心理學的實踐的時候，就喪失了它們的一部份重要意義及其自律性”(Foucault,1994:IV,544-545)。因此，福柯指出：“我應該承認，同‘性’(lasexualité)等問題相比，我是更多地對‘自身的技術’以及與此相關的問題感興趣”(Foucault,1994:IV,383)。由此可見，探討‘自身的技術’以及相關的生存美學，在福柯后期的研究工作中，越來越占據重要的地位；福柯的生存美學是他尋求‘關懷自身的生存藝術’的自然產物。但是，要徹底探索生存美學，不但同‘自身的技術’的演變過程有關，而且勢必要關連到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主體性原則(leprincipedelasubjectivité)的形成和運作過程，關系到貫穿于西方文化生活中的真理游戲(lejeudevérité)策略(desstratégie)，也同西方人的基本生活經驗(l’expériencefondamentaledesOccidentaux)，特別是他們在性的方面的生活經驗(l’expériencedelasexualité)息息相關。福柯為此強調說：“我所研究的，毋寧是探索我們文化中，有關我們人類的各種不同的主體化模式的歷史(J’aicherchéplutôtàproduireunehistoiredesdifférentsmodesdesubjectivationdel’êtrehumainedansnotreculture)”

(Foucault,1994:IV,222-223)。顯然，福柯之所以在臨死前十年左右，轉而集中思考西方社會文化中的‘性史’部分以及‘自身的技術’的轉變過程，就是為了從中揭示西方主體性原

則的考古學和系譜學根源，并同時系統地清理出原本存在于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的‘獲取自身愉悅快感的性經驗’(aphrodisia)和生存美學(l’esthétiquedel’existence)。福柯通過他的研究發現：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關于‘性’的藝術(l’artdesexualité)以及生存美學，是關懷和陶冶自身、以便使自身的生活方式，提升到具有藝術游戲性質的實踐智慧(phronesis)的更高層面﹔古代的生存美學，雖然會對自身的行為，有某種程度的約束，但其目的，完全是為了滿足自身審美愉悅的欲望，而且，它的實行過程，也完全出自個人內心的自由意愿，并有利于自身生存的審美化。因此，福柯后來集中探討生存美學，并不是偶然的。根據福柯的看法，人生在世并非為了使自己變成為符合某種‘身份’標準的‘正常人’或‘理性’的人。對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確定在一個固定身分框框之內，而是要透過逾越游戲式的生存美學，發現人生的「詩性美」的特征，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的人生歷程。福柯一向把理論創造和思維活動以及生活本身，當成生存游戲藝術，當成‘關懷自身’和進行自身生命審美化的過程，也當成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種「自身的技術」(techniquedesoi)或「自身的實踐」(pratiquedesoi)。正因為這樣，福柯贊同他的法蘭西學院的同事、古希臘研究專家哈多(PierreHadot)的基本觀點，強調哲學的任務，不應該是進行抽象的意義探討，也不是為了建構系統的理論體系，而純粹是探索和總結生活的藝術，尋求生存美學的各種實踐技藝(Hadot,2001)。人是一種永遠不甘寂寞、時刻試圖逾越現實而尋求更刺激的審美愉悅感的特殊生命體；真正懂得生存審美意義的人，總是要通過無止盡的審美超越活動，盡可能地使自身的整個生活過程，譜寫成一首富有魅力的詩性生存的贊歌。

二生存美學與‘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考慮到西方社會和文化的特點，福柯認為：生存美學的重建及其實施，是離不開對于‘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l’ontologiehistoriquedenous-mêmes)的研究(Foucault,IV,223;383;609)；這是因為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變過程中，自從基督教道德和羅馬統治者的權力運作緊密相結合之后，特別是自從近代社會產生之后，西方人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主體性，逐漸成為了個人和社會生活以及文化再生產的基本原則。“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所要探討的基本問題，就是”我們自身是如何成為主體的”﹖福柯在這個基本論體中，強調了兩方面的意含：一方面是試圖揭示他所一貫嚴勵批判的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真正實質及其建構過程，另一方面則重點指明：“創建絕對自由的個人自身(soi-même)”在生存美學理論和實踐中的核心地位。為了揭示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真正實質，福柯在其一生的理論研究中，以大量的精力從事知識考古學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的批判研究活動，不遺余力地揭示權力(lepouvoir)、知識(lesavoir)和道德(lamorale)以及各種社會文化力量的緊密交錯關系，揭露它們相互配合、縱橫穿梭而彼此滲透的狡詐計謀，特別是揭示它們在創建和散播各種論述(lediscours;Discourse)以及貫徹論述實踐(lapratiquediscurcive)的過程中，威脅利誘地運用復雜的策略的權術游戲的特征。福柯指出，就是在這種政治運作中，我們逐漸地喪失了‘自身’，一方面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lesujet)以及成為說話、勞動和生活的主體，另一方面也不知不覺地淪為歷代社會統治勢力所宰制的對象；所以，福柯由此指出，主體無非是各種傳統理論對每個人的自身進行扭曲的結果，也是社會統治勢力普遍宰

制個人的欺詐手段。正因為這樣，福柯對傳統‘主體’深惡痛絕，欲予徹底批判而后快。更具體地說，福柯在其長期的理論研究中所要探討的基本論題就是：‘我們自身為什么和怎樣同時地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和客體（對象）’﹖我們自身在形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的過程中，究竟又怎樣既滿足于主體地位，又永遠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福柯由此認為，如果我們自身并不知道自身的奧秘，不知道自身何以成為主體、卻又同時成為被宰制的對象，那么，掌握再多的知識真理，握有再強大的權力，把自身練就成德高望重的人，又有什么意義﹖在探尋上述基本論題的基礎上，福柯終于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將研究中心轉向關懷自身(lesoucidesoi-même)，轉向‘我們自身’的真正自由的基本條件和實踐原則，這就是他的生存美學的基本宗旨。由此可見，福柯對傳統主體論的系譜學批判，是他建構生存美學的基礎和出發點。正如福柯所說﹕實際上，“唯有首先通過將主體自身的存在納入真理游戲之中的代價，真理才有可能被賦予主體自身”(lavéritén’estdonnéeausujetqu’àunprixquimetenjeul’êtremêmedusujet)(Foucault,2001:17)。所以，福柯明確地指出：“我的問題，始終都是關于主體與真理的關系﹔也就是說，主體究竟是如何進入某種真理游戲之中”(Foucault,1994:IV,717)。為此，福柯在1980至1981年度的法蘭西學院課程大綱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步入真理的門檻’(l’accèsàlavérité)，對當代西方人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連西方人自身的身份及其生活的意義，都是由此決定的(Foucault,2001:504)。經過長期探討，特別是經過曲折的知識考古學和權力道德系譜學的批判研究之后，福柯終于以總結的姿態，對主體性問題作出如下結論：“首先，我想，實際上并不存在一種握有主權、作為建構者、又到處可以找得到的普遍形式的主體(jepenseeffectivementqu’iln’yapasunsujetsouverain,fondateur,uneformeuniverselledesujetqu’onpourraitretrouverpartout)。對于這個主體概念，我是非常懷疑和討厭的(Jesuistrèssceptibleettrèshostileenverscetteconceptiondusujet)。我想，與此相反，主體的建構，是通過一系列約束的實踐，或者，以某種更加自律的方式，通過解放的和自由的實踐，如同古代時期那樣，同時，當然也根據人們在文化領域內所遇到的相當數量的規則、風格和規定(Jepenseaucontrairequelesujetseconstitueàtraversdespratiquesassujettissement,ou,d’unefaçonplusautonome,àtraversdespratiquesdelibération,deliberté,comme,dansl’Antiquité,àpartir,bienentendu,d’uncertainnombrederègles,styles,conventions,qu’onretrouvedanslemilieuculturel)”(Foucault,1994:IV,733)。三生存美學的核心是‘關懷自身’福柯就是這樣，試圖通過對統治者所操縱的真理游戲的考古學和系譜學的研究，揭示和闡明：人生的真正目標，不是尋求時時約束我們自己的‘真理’、‘權力’和‘道德’，也不是盲目地依據傳統的主體論而將自身改造成為知識、權力和道德的主體；而是使自己成為自身命運的真正主人，成為具有絕對獨立意志，敢于和善于滿足自身的審美愉悅快感，使自身的言語運用熟練自如，文風優雅﹐培養成為富有創造性的獨具自由個性的個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同追求自身生存自由的生存美學相一致的。福柯試圖通過他的生存美學的考察，將人本身從傳統主體性原則的約束中解放出來，恢復人之為人的自然面目：人之為人，不是他物，不是主體性原則所為﹔而單純是其自身而已。換句話說，人既不從屬于‘他人’，也不從屬于世界，更不追求抽象的‘意義’﹔人的真正奧秘就在其自身(soi-même)之中。自身，是個人生命的基本單位及其生存過程，是決定個人自由以及創造個人生命的審美生存特有本色的基礎力量。福柯指出：“人人與之相關的自身(lesoi)，無非就是關系自身(n’estriend’autrequelerapportlui-même)。總之，自身就是內在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關系網中的自身的存在論本身”(Foucault,2001:514)。我們的‘自身’，在未同他人和他物發生關系以前，在本質上是一種‘缺乏’（absence）。作為缺乏，自身永遠需求建構和重建它所期望的同他人和同他物的關系。所以，自身雖然深處于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內部，但它那只屬于其自身的生命力本身，具有完全自律的超越性，使它始終又發自內部的自我超越傾向，永遠產生能夠推動自我實現的某種張力關系。這就是人的‘自身’不同于其它生命的地方(Ibid.)。福柯強調，生存美學所尋求和探討的自身，是自由的自身，是真正靠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向所創建﹑并不間斷地實現審美超越的生命單位和生存過程，因而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

—、我國《公務員法》的基本精神

2005年4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以下簡稱《公務員法》），并將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務員制度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和歷史演變的產物。公務員制度作為人類政治文明建設的成果，與一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通觀世界各國公務員法，它們不僅程度不同地繼承了政治文明建設的共同遺產，而且也扎根于自身所處的具體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之中，是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和本國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文化歷史傳統等因素的綜合體現。

我國公務員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務員制度，《公務員法》體現了以下的基本精神。

（一）始終把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作為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的根本指導思想我國公務員制度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就是要服務和服從于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堅持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是我國公務員制度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根本保證，也是《公務員法》的基本精神之一。

（二）全面體現黨管干部原則，貫徹執行干部隊伍“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