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升級范文10篇

論文摘要：貿易政策選擇是由一國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演進內生決定的。在經濟全球進化中，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會進一步強化貿易政策的產業政策屬性。貿易政策應該更多地用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培育產業競爭力。

論文關鍵詞：貿易政策產業競爭政策產業結構升級

一、貿易政策與產業競爭政策的協調

產業競爭政策源于產業組織政策，它是為了獲得預期的市場績效，由政府主導制定的干預和調整產業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的經濟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產業競爭政策的實質是通過協調競爭與規模經濟的關系，在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的基礎上，培育和提高產業的競爭能力。產業競爭政策一方面要鼓勵競爭、限制壟斷，另一方面要避免過度競爭、追求規模經濟。

(一)貿易政策與產業競爭政策的沖突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原來主要用于調節國內市場關系的產業競爭政策逐漸演變為保證和維持國際競爭環境的一種協調工具。產業競爭政策的內涵與外延遠遠超出了產業組織政策的范疇，已成為包括產業組織政策、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等方面內容的國際性經濟協調政策。

一、服務貿易的特點

一般人們所說的貿易大都指的是商品貿易，是以商品這種實物為媒介的貿易。與國際商品貿易比較，服務貿易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點：

首先，服務貿易是無形的，是無形貿易的一種，具有不可觸摸性、不可儲存性和不易運輸性，因而導致服務出口方式多樣化。

其次，服務的生產與消費往往是同時發生的，通常無法將服務進行再轉讓和套利活動，所以服務的生產和出口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講也就是服務的進口和消費過程。

第三，服務貿易的對象主要是智力，如專利、版權、法律和會計等，且貿易過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務所有權的轉讓，僅與生產要素的跨國界移動有關。

第四，服務貿易更多地依賴于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和服務機構的跨國設置，國際間的服務交換無論采取什么形式，都與資本、勞動力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界移動密切相關。

1.信貸結構優化調整現實需要

2009年以來，由于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經濟從根本擺脫了以次貸為代表的金融危機的干擾，呈現出經濟快速發展的局面，在較好的形勢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飛漲和物價上漲引發的通脹，以及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使經濟發展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對銀行業而言，急速擴張的信貸無疑使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增加。這使信貸結構調整優化成為當前迫切的任務。信貸結構不合理是目前國有商業銀行普遍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也是銀行資產質量和經營效益難以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為改變這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各銀行需不斷根據區域經濟的變化調整信貸經營策略和管理方式，在促進地方經濟結構調整的同時，加快自身信貸結構的優化，實現了高質量、高效益條件下全行信貸業務的快速發展。本文從分析行業風險為信貸的主要風險入手，以行業分析和行業評級為手段，敘述如何加強信貸管理來促進信貸結構優化，并以行業信貸管理為管理工具，論述推動信貸結構的優化調整的思路。

2.銀行信貸風險來源

信貸風險在個體上具有一定的隨機性，有效防范個體性的風險，各家銀行的方法相對較完備，但從近二十年來信貸風險的主要來源看，對銀行造成較大沖擊的并非個體性的風險，主要原因是各家銀行均注意個體風險的分散控制，對個體風險能較好地把握，而行業的波動導致的大面積違約的對銀行而言是致命的，往往較長時間無法恢復元氣。

銀行的風險偏好是指根據戰略規劃和利益相關者的期望所確立的愿意承擔的風險類型和水平，它會直接體現在信貸結構上。從我國的情況看，行業的每一次波動，客戶的違約率會大幅度提升，在一段時期有普遍性。這主要有三點原因：一是中國特殊的國情，二是我國的產業結構，三是政策體制。我國經濟一直是強政府經濟，而且帶有明顯的周期性。而我國的產業結構從信貸存量客戶的角度分，可分為：非市場化板塊；工業板塊；其它板塊。公司貸款風險主要來自于工業板塊。

3行業信貸管理體系框架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30多年來，唐山市經濟一直處于全速增長狀態。自從進入新常態以后，唐山經濟供求開始失衡，出現產能過剩現象，抑制了經濟的增長。要實現唐山經濟的穩健發展，有效的切入點即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文首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背景著手，分析了唐山目前的經濟形勢，給出了影響供給側改革的因素。其次，構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模型，明確了供給側改革攻堅的重點領域和主要著力點。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產業結構升級;動力模型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背景

在2015年～2016年多次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自改革開放以來，唐山經濟片面追求高速度增長，主要通過需求側改革來實現。強調規模擴張由“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構成的總需求來實現目標。自唐山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后，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已經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轉變到依靠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來提供新動力。

二、唐山當前的經濟形勢

從唐山當前的形勢來看，一方面，經濟發展速度與其他省市相比仍然領先，經濟增長總量逐年遞增，但是經濟增長速度卻連年下降。在2007年達到15．0%的峰值后連年下降，從2010年的13．1%，2011年的11．7%，2012年的10．4%，2013年的8．3%，2014年唐山GDP增長速度下降到5．1%，從2010年～2014年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同期相比，當前唐山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第一、第二產業占比過大，第三產業比重明顯低于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究其原因，從宏觀角度來看，國際發達國家依然處于金融危機之中，對國際商品需求不旺。從微觀角度來看，唐山企業成本不斷上升，產品價格偏高，缺乏市場競爭力。唐山市場機制運行不暢，致使經濟總量過快增長掩蓋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出現嚴重“求而未供，供非所求”現象。

［摘要］承接國際服務外包對促進一國服務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有著重要影響。對承接國來說，承接國際服務外包通過推動國內服務業技術進步、優化國內服務業生產要素結構、發展國內現代服務業，推動著國內服務業的結構升級。在探討了服務外包對承接國服務業升級影響機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提出通過大力發展服務外包促進服務業升級的措施。

［關鍵詞］國際服務外包;技術進步;生產要素結構;服務貿易結構;服務業升級

全球經濟已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一國要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崛起，勢必要實現服務經濟領域的絕對優勢。目前，我國正處于產業升級優化的關鍵時期，而服務業的升級則是整體產業升級優化的戰略重點。服務外包屬于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中的高端業態，大力發展國際服務外包對促進我國改進傳統服務業、發展現代服務業、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優化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于國際服務外包對承接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國內外眾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方面進行了研究，Jabbour(2005)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承接發達國家服務外包產生的技術擴散效應促進技術進步，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徐建敏、任榮明(2006)指出承接服務外包可以從直接(服務貿易額的增長等)和間接(優化投資環境等)兩方面來對承接國的服務貿易產生影響。張揚(2011)經過實證研究指出國際服務外包能夠促進承接國服務業結構升級。但是，對于國際服務外包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促進承接國服務業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甚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主要從國際服務外包促進承接方服務業技術進步、服務業生產要素結構優化和改善服務貿易結構這三個方面來分析服務外包推動承接國服務業結構升級的傳導機制。

一、服務外包對承接國服務業技術水平、服務業生產要素結構和服務貿易結構的影響

(一)服務外包引起技術溢出，促進承接國服務業技術進步

服務外包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實現的，一種是發包方自愿或主動提供的技術轉移，另一種是發包方在非主動或非自愿的情況下產生的技術擴散效應。1.服務外包引起技術轉移技術轉移是發包方自愿或主動提供的技術支持，可以通過直接投資等形式實現，這種主動提供的技術支持主要是為了促進承接方能通過吸納直接轉移的技術知識以順利完成外包業務。由于發包方和承接方之間在技術上會有密切的聯系與合作，國際服務外包對承接方的技術能力一般有較高要求，只有符合技術水平要求的企業才能突破重圍、脫穎而出。對于承接方來說，在加強對發包方轉移的技術知識的吸收以提高自身外包業務能力的同時，為了能持續獲得外包業務，更要通過創新等方式不斷提升技術水平、提高業務能力，而且發包方的技術進步也會迫使承接方不斷跟進技術改進、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通常，與發包方轉移的技術知識伴隨流入的還有相應的先進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同時承接方的管理水平也會相應提高。2.服務外包引起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效應大多是發包方非自愿的，主要是承接方在承接服務外包的過程中通過“干中學”等途徑促進了技術水平的提升。假定對于國際服務外包發包方和承接方來說，中間投入品是雙方的貿易聯系，中間品質量固定時，由于技術擴散效應的激勵以及新進入供應商的競爭，原承接方會通過降低中間品的單位生產成本來搶占市場，技術擴散效應會激勵現承接商技術努力，在降低中間投入品單位生產成本的同時實現了質量的提高。中間品質量提高，相應市場對其需求也會增加。這樣，承接方在技術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時，其外包業務量也會得到增長。而從發包方來看，與無技術擴散相比，在技術擴散條件下，由于承接方花費更少的技術努力就可以實現降低中間品的單位生產成本，同時其質量也能得到提高，由于中間投入品的“物美價廉”，最終產品的質量得到提高的同時單位生產成本也降低了，市場對最終產品需求也會增加，發包方的邊際收益增加。這樣會促使發包方更愿意對承接方直接的技術轉移，更會直接有利于承接方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技術擴散效應對雙方來說都會帶來收益。承接方通過承接發包方的國際外包業務獲得技術擴散效應主要通過兩個渠道:示范和人力資本流動。示范效應是指通過服務外包，承接方或多或少都會學習到服務產品中包含的發包方的設計思路、技術以及一些隱形知識等，此外，承接方也會吸納發包方先進的管理理念。人力資本流動效應則是由外包企業的人員流動尤其是技術人員的流動帶來的技術外溢。國際服務外包給承接國帶來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擴散效應，促進了承接國的服務業技術進步。

摘要：天津近幾年經濟發展飛速，但產業結構卻不盡合理，這亦不利于天津經濟的轉型升級。本文以當前中國的“經濟新常態”為背景，分析經濟轉型期的特征及其對天津產業結構轉型的挑戰和機遇，并提出天津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措施。

關鍵詞：天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濟新常態

一、經濟新常態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一）經濟新常態的特征

當前，中國處于“經濟新常態”時期，2014年5月主席首次提出中國經濟新常態，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更詳細闡述這一觀點。具體來說，中國經濟新常態具備以下三個特征：其一，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這是經濟新常態最表面的特征；其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從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的升級，體現的是經濟新常態最重要的發展方向；其三，經濟發展動力將從投資驅動及要素驅動讓位于創新驅動。創新驅動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體現，創新驅動體現出前兩個特征的內涵，一方面，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不應是追求速度的粗放式發展而應是體現質量的集約式發展，這一過程需要創新驅動，另一方面，中國產能過剩、能耗效率偏低等產業結構矛盾產生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產業結構缺少高級化，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全球價值鏈位置的核心技術，因而，創新驅動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

（二）經濟新常態下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

摘要：探討各地產業結構升級與其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構建空間面板計量模型并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生產率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效應，但產業結構升級尚不能大力促進其生產率水平提高，東部省市若要升級其產業結構將會略微限制生產率水平的增長，中部省市若要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則其生產率的抑制效果更勝東部，而西部省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對其生產率的影響表現出較強的抑制作用。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各省生產率；空間滯后模型

一、引言

隨著我國GDP增速逐漸放緩，經濟結構日趨合理完善，同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向創新驅動靠攏，我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人口紅利優勢漸消且人口老齡化加劇，為持續維持中高增速的經濟增長率，則我國傳統經濟的增長方式亟需面臨改革，需將其轉為依托各省市自治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以及提升各省市自治區生產率水平的方式。如今，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各省市自治區第二產業大于發達國家，并且其生產效率不高，從而在根本上制約了各省市自治區生產率水平的提升，而部分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產值占比早已高于我國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除此之外，在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十分不均衡，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水平高低錯落，并且各省市自治區的生產率水平也是參差不齊的。故此，對于各省市自治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對其生產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機制以及作用效果，這是本研究需要探討的主要內容。本研究選取變量并且構建理論模型來研究各省市自治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對各省市生產率水平的作用效果，引入空間計量模型對我國31個省市的生產率進行實證檢驗，最后得出相應的結論與啟示。

二、文獻綜述

目前，關于分區域研究其生產率水平提升方面，國外學者極少會將產業升級加入研究變量中，究其原因是由于研究對象多為發達國家，其各產業結構穩定且優化產業結構對其生產率水平提升效果有限。但是對于仍處于中高速發展和優化產業結構的我國而言，正如黃佳金（2019）所指出的，各省市自治區產業結構優化將是帶動整個國家生產率水平提高和整體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作用因素[1]。國內學者關于如何提高生產率，一方面從產生集聚效應與生產率提升關系著眼。如楊仁發等（2018）分析產業集聚效應對生產率的作用效果的研究結果為:制造業集聚效應明顯抑制了生產率水平的發展,相反服務業的集聚效應則表現出正向的促進效果[2]。另一方面從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產業結構升級或是生產率水平提高均存在明顯的溢出效應著眼。即第一、二產業逐漸向第三產業進行轉型的過程中，研究對象的規模大小與其邊際收益通常表現為正向的線性關系；但在實際檢驗分析中，表現出的結論卻是迥然不同的。如金曉雨（2015）研究并分析了生產性服務業對其生產率的影響機理，同時得出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通常規模較大城市的生產率表現出促進效果，而規模較小城市則與之相反[3]。整理上述文獻綜述可知，以往的學者研究仍然存在明顯不足，在進行實證研究時太過于理想化地割裂了各省市自治區之間的經貿往來等活動，忽視了其中必然存在的空間溢出效應。因此，需要在優化已有理論模型之后引入空間滯后模型，切實研究各省市產業結構對其生產率增減變化的邊際效應。

摘要：本文關注了安徽省近年產業結構的變化，選取了代表性城市進行統計數據的動態分析，直觀展示了安徽省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并對發展現狀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分析。最后，基于發展現狀，針對性的提出產業結構升級的建議，以期推動安徽省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

關鍵詞:產業結構;安徽省;升級

產業結構是指各產業的構成及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反映了經濟發展階段、水平和質量。產業結構的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和質量，反映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狀態的優劣。國際上，高度發展國家的產業結構多呈現“三二一”依次遞減的特征，因此該特征也常被作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產業結構在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變化，形成了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繼續擴張，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的格局。十八大以來，在新一屆政府“穩增長、調結構”的舉措方針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逐步占據主導，“三二一”的格局雛形已成。安徽作為傳統的農業大省和人口大省，長期以來其產業結構組成都是以第一產業為主。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中部經濟的崛起，安徽省的產業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第一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第三產業比重有所提升。然而，雖然安徽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及優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相關政策的調整，其產業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且在省內不同地區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因此，研究新形勢下安徽省產業結構的變化特點以及其地域分布特征，對于優化安省徽產業結構、提升經濟發展內涵具有指導意義。

一、安徽省產業結構分析

(一)整體產業結構的分析

可以看出，自1995年以來，安徽省的產業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第一產業在全省經濟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逐漸突出并成為主導，第三產業穩步發展，形成了“第一產業為基礎、第二產業為中心、第三產業為先導”的新局面。但是，2005年以來，安徽省產業結構出現一個新的“拐點”，主要表現為第三產業比重下滑、第二產業比重上揚。這主要與近年來安徽省主動調整投資方向有關。在2004-2011年，安徽省把基礎設施投資和改善民生的社會事業投資作為重點，并通過政策和區位優勢，加快引進東部沿海企業來皖投資，推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受益于本省投資熱點的轉移和外來投資產業的承接，第二產業迅猛發展，尤其是基建產業和制造加工業，間接導致第三產業的比重下降。2011以來，受全球經濟危機和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安徽省為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開始強化第三產業（諸如服務業和高科技行業）的發展，以期調節目前“二三一”的局面，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提升經濟發展內涵。綜上可見，安徽省產業結構的發展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的政策的傾向性。

[論文摘要]用中國西南地區1978—2006年反映城鎮化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指標數據，利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非平穩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定量探究中國西南地區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內在聯系。結果表明，中國西南地區城鎮化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一種長期關系，但其關系不是十分顯著；同時，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有助于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但是產業結構升級不能為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支持。

[論文關鍵詞]城鎮化率；產業結構升級；西南地區；VEC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

本文研究的中國西南地區是指按照行政規劃劃分的云南、貴州、四川、重慶、西藏三省一市一區，該地區地理位置偏遠，土地貧瘠，貧困人口多，經濟結構復雜，包括了正在形成和發展的成渝經濟圈、三峽庫區、川南資源聚集區以及廣大少數民族聚居地。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推進，西南地區城鎮化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與全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大主題。論文百事通西南地區城鎮化研究對于整個中國城鎮化的區域差異研究意義重大。

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在《城市化基本理論》一書中首先使用了Urbanization的概念。隨后，世界各國都開始廣泛關注這項經濟指標。代表人物有，德國經濟學家馮?杜能(VonThunen1826)的農業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l909)的工業區位理論。法國佩魯(Perroux1955)認為“增長極”理論。該理論比較符合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客觀實際，主要強調產業間的聯系，而忽略了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演化機制的分析。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在我國，一般使用“城鎮化”來代替這一指標，蔡孝箴(1990)指出城市化道路的區域差別，不同地區的城市發展不平衡。不同地區的城市發展都應遵循“成本一效益”分析原則，由于各自的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的方針也有所區別。辜勝阻(1993)論述了中國城鎮化的區域差異及其區域發展模式，分析三大地帶、六大區域、30個省區的城鎮化差異，得出中國西部城鎮化的主要模式為自生型城鎮化、非農化模式。王嗣均(1996)等人直接提出區域城市化，并就中國城市化區域發展和省區城市化進程做了深入研究。周凱、劉輝鋒(2006)指出目前區域與城市的發展現狀表現出明顯的模塊系統特征。

盡管國內外學者對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但是更多的只是從理論上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且角度比較宏觀。本論文在借鑒已有理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充分注重中國西南地區的區域特征，借助現代計量經濟學中的非平穩時間序列分析方法，對理論上的中國西南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驗證和定量描述。

一、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研究：方法、數據與檢驗

摘要：高質量發展勢必要求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和優化，而產業結構發展的方向是低能耗、低污染、高收益，契合了當前生態文明的發展需求，必將促使產業結構逐漸向生態化轉變。論文基于生態文明的視角，運用產業結構升級理論，闡述了生態文明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分析了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轉型升級的主要特征，得出了中國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轉型升級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生態文明；產業升級；低能耗；低污染

1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經歷了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歷程。在高速發展階段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而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下，經濟發展將更加追求質量，注重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共贏。這意味著產業結構也要進行相應的轉型升級，逐漸由工業化向生態化發展。那么，在當今大力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產業結構向生態化升級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特征是什么？產業結構應該如何實現轉型升級，才能適應當前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要求？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從理論分析、內在特征及實現路徑三個維度，詳細地分析和論述了生態文明視角下產業結構應該如何向生態化轉型升級。許淑婷等[1]基于遼寧省的統計數據，用改進的熵值法評價生態文明建設水平，以Moore指數構造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發現兩種指數都在波動中不斷變化。通過對生態文明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生態化之間的分析，發現遼寧省的生態文明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生態化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楊璟恒[2]采用中國碳排放的省級面板數據，使用生產矩陣模型和人工神經網絡模型對生態保護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趨勢預測。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張，生態環境狀況是不斷惡化但影響是遞減的，而改善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影響的關鍵在于提升技術水平。雖然學術界對生態文明與產業結構調整有一定的研究，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時間跨度比較短、前沿生態文明思維的影響比較小。到目前為止，產業結構和生態文明之間的研究尚未有統一的結論。在相關研究基礎上，本文基于生態文明視角，運用產業結構升級理論，闡述了生態文明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并詳細分析了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轉型升級的主要特征，最后提出中國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轉型升級的實現路徑。本文的主要貢獻表現在：第一，研究視角新穎，基于生態文明視角，探究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利用產業升級理論，系統地闡述生態文明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并探討了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調整過程的特征；第三，提出中國產業結構生態化升級的實現路徑，穩步推進產業結構向生態化轉型升級。

2生態文明下產業結構升級理論研究

人類文明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產業結構特征，也就是說，每一種文明形態都有與之相適應的產業結構。農業文明時代，生產力比較低下，以第一產業為核心；工業文明時代，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以第二產業為核心。而現在，人類將逐漸進入新的文明階段，即生態文明階段。從宏觀視角看，世界各國產業結構從以第一產業為重心向以第二產業為重心轉移，主要發達國家逐漸升級到以第三產業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從中觀視角看，產業結構由當初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向中耗能、中污染產業過渡，最終世界各國要建成低耗能、低污染的產業結構。2.1生態文明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新要求。生態文明的產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跨越。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繁榮，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而人們對生態環境的要求卻日益增強，人們開始高度重視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也就意味著，在今后的發展中，人類必須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護自然。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過渡，產業結構也需要相應地進行升級。首先，為適應生態文明的發展，產業結構由傳統的產業結構升級到新的產業結構。人類的生產活動要對自然資源物盡其用，同時人類要盡量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及破壞。即用最少的資源來做最多的事情，并且把人類對自然的危害降到最低，形成可持續性的發展。其次，在人類生產—消費—回收再利用的過程中，人類應使整個鏈條對自然資源的使用達到最大化，使整個鏈條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達到最小化。這對傳統工業文明下產業結構的升級無疑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2.2生態文明與產業結構轉型。在工業文明時代，工業及第二產業是產業結構的核心，但工業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這種生產模式必將消耗掉大量的資源，并產生大量的污染，必然走向“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3]。中國工業發展基本上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這種模式使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自然資源嚴重消耗，自然環境嚴重污染的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各行業產能不斷提升，隨之而來的問題也就愈加嚴重。傳統的工業文明下產業結構發展模式也就越來越不可持續。在生態文明下，可持續的綠色發展模式是產業發展的核心目標。其中的核心就是以建立生態文明為目標的生態化產業重組，建立一種進化的產業結構模式，從而支撐經濟系統的可持續性發展。2.3生態文明下產業結構全面進化。傳統的三次產業結構理論是工業文明時代的產物，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的三次產業結構理論，已很難精準地定位當前的產業分類。清晰有效的產業結構可以指導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因此，傳統的產業結構理論需要進行一次進化，才能適應現代生態文明下產業結構的升級。而進化的本質，是對生態化思維的深刻認知以及高科學技術的全方面應用。在第一產業如農業方面，要盡量減少化學產品的使用，建立生態化農業，利用自然界本身的自我凈化和恢復功能，形成良好的生態農業環境循環鏈，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例如以色列在生態農業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以色列90%以上國土面積都是沙漠地區，且年降水量非常稀少，但以色列的食物基本可以自給自足。而以色列產的水果由于品質出色，還大量出口到歐洲國家。不得不說，以色列的農業是一個奇跡，而這一奇跡的締造者正是生態化農業發展。滴灌技術、農產品品種改良技術，土地自凈恢復技術等，這些高科技農業技術在生態農業的建立與發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第二產業如工業方面，運用高科技方式進行生產、消費及回收，是產業結構生態化重要保證。工業品生產、消費及回收一直是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根本原因[4]。因此，運用生態化思維以及利用相關高科技手段升級產業本身是產業結構進化的根本保證。例如，化工工業一直以來都是各國的重度污染產業，也是自然資源嚴重消耗產業，發達國家一般將這些產業遷出本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而達到降低污染、減少消耗本國資源的目的。但是發展中國家污染依然存在，自然資源依然消耗，這樣無法解決全球上的環境污染問題和自然資源消耗問題。而日本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突破，將本國的第二產業進行了一系列的生態化進化升級。洗滌劑產業是嚴重污染行業，由于使用大量的化學試劑，行業產生的污染是無法在短期內消除的。但是，日本經過長期的科技研發，將原有洗滌劑的化工原料用農業產品即椰子水替換掉，不但使污染大大降低，還發展了相關的農產品行業。在第三產業如服務業方面，研發創新、提高生態科學技術水平，從而提高各行業的生產服務效率是第三產業的主要發展方向。不同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基本上沒有嚴重污染問題以及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問題。但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產業結構生態化，要依靠第三產業的科學技術創新發展才有可能實現。生態思維的培養與形成要依靠第三產業的教育業、新聞業等行業的宣傳和教育。因此，第三產業的生態化無論是在思維方面還是在科學技術方面，都是實現全面產業結構生態化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