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學范文10篇

斯密一生的主要著作就是兩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論》(一七五九年初版)；另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經濟學學科基礎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七七六年初版，下簡稱《國富論》)。斯密被視作是經濟學的創始人，他同時又是一個重要的倫理學家。一些經濟學家引斯密為典范，認為經濟學家也應關心道德問題，也有些經濟學家則認為斯密只是個例外。

斯密的著作讀來親切有味。斯密首先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伯克在對《道德情操論》發表的一篇評論中說，書中的例證豐富而且確切，表述平易而生動，表明作者是一個具有非凡觀察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一評論不僅適合于《道德情操論》，也適用于《國富論》，只是前者主要觀察人們內在的情感活動，而后者則主要是觀察人們的外在經濟行為。斯密與康德一樣終身未婚，一生也大半在學院里和書齋中度過，但從其書中卻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一般的人性和人心甚深，這種知識構成了他展開理論闡述的一個制約性基礎。

斯密早年在愛丁堡大學講授過英國文學的課程，還愛好過詩，不過，他具有無須等待社會上作出判斷就領悟自己失敗的辨別能力(其生平可參見約翰·雷《亞當·斯密傳》，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版)。他很快就發現他的天職是在學術，在一七五○——一七五一年，他講授過一個冬天的經濟學，這份經濟學講義中已經有了自由貿易的思想。不久他又獲選擔任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隨后轉任道德哲學教授。按照蘇格蘭大學當時的學科分類，邏輯學包括修辭學和文學，道德哲學則包括四個部分：(一)神學、(二)倫理學、(三)法學、(四)政治學。由此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道德哲學”學科的廣博性，以及對教授所要求的知識的廣博性。可惜這全部“道德哲學”的講義原稿都在斯密的堅持下，讓他的朋友在他逝世前燒毀了。后來出版的《有關法律、警察、歲人及軍備的演講》只是一個學生聽他講第三、四部分的課堂筆記。當然，《道德情操論》實際上就是從他第二部分的講義中發展出來的，而在第四部分講義中，也包含了后來《國富論》的基本胚胎。

這四部分的具體內容怎樣，它們之間是如何聯系的，它們是否構成一個體系？據斯密最喜愛的一個學生米勒說，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證據和特性，以及作為宗教基礎的人類大腦活動所必須遵行的各項原則。其時社會還沒有那種“上帝死了”的震撼和挑戰，神學的地位和內容主要還是沿襲，這方面看來并不是斯密注意的重心所在。第二部分我們從《道德情操論》可以看出，這部分內容是一種較嚴格、狹義的倫理學，而尤其是一種涉及個人的道德心理學或心態學，但它仍然主要是圍繞著行為的適當與合宜性，圍繞著正義與德性展開的，而并非全面地論述人的精神世界或心靈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學部分，據米勒說，斯密在這部分詳盡地論述了與正義有關的那部分道德學，亦可說是一種涉及政治制度的倫理學，而其中也包含了法律社會學和法律史的內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鳩的方法，在公法與私法兩方面，追溯了從野蠻時期一直到文明時代的法學演進，以及如何相應地引起法律和政府的改善的演變。而在第四部分即政治學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建立在正義的原則上，而是以權宜原則為基礎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進國家的富強和繁榮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討了與商業、財政、宗教和軍事建制有關的各種政治制度。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第三、四部分的內容構成了倫理學的主體，這一倫理學包括個人道德(突出地表現于情感)與社會倫理(突出地表現為法律)兩個方面，只是前者尚偏重于個人倫理學的一個方面，而后者有些內容如法律社會學的內容是在倫理學的范圍之外。這也基本上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兩個方面：即一方面是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另一方面是德性的形而上學原理。康德的體系形而上學色彩遠為濃厚，從內容到方法都更重視理性，重視邏輯的推演，這與重視情感、經驗和觀察的斯密相當不同。相同的是，他們的學術都有努力脫離神學而獨立的傾向，不過康德主要是為理性爭地位(可參見其書《系科之爭》及《僅僅在理性范圍內的宗教》)，斯密是為經驗和情感爭地位。重視哲學思辨的康德倫理學是從一種形而上學的基礎推出，而重視經驗觀察的斯密倫理學則向經濟學延伸或者說“擴張”，前者較缺少經濟學的內容，后者則沒有明確的形上學的基礎。

斯密也確曾想過要系統地闡述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變革，其中不僅涉及正義，也涉及其他任何成為法律對象的東西。他說他的《國富論》已部分地履行了這一諾言，至少在警察、國家、歲收和軍備問題上是這樣。他在一些著作和書信中，也曾把他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合稱之為“我的體系”。

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復雜的經濟指數計算和完美的經濟模型構建，這使得經濟學背離了它的原初動機——面向人類的生活和現實。阿馬蒂亞·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倫理不涉現象已經成為主流，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隔離。

其實，經濟學有兩個根源——一個是與紛繁復雜的計算和模型相關聯的“工程學”方面的內容，另一個則是與人類現實生活和幸福相關聯的“倫理學”方面的內容，而當今，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表現出了傾向于第一個方面內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經濟學誕生之初就肩負的“經世濟民”使命。“現代經濟學的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從傳統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那兒，我們看到了經濟學與倫理學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姻聯，而如今，隨著實證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走的越來越遠，森嘆息到：“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這的確是經濟學的困頓，也是倫理學的悲哀。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使這兩門學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對“人”的界定也出現了分裂，由此，“經濟人”和“道德人”成為了毫不相容甚至對立的兩種人性。在經濟學的假設前提中，人被定義為永遠只做理性選擇的“經濟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經濟學理論在這個“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各種經濟模型的構建和研究。在森看來，對“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但問題在于，這種遵循“選擇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經濟學本來意義上所要表達的經濟人，森說，經濟學上對人的理性的狹隘規定其實是對斯密理論的曲解所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喜歡引用斯密關于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論述來說明人類行為的“自利”本質。其實，當我們重新審視斯密關于理性人的思想時就會發現，斯密要說的恰恰是不能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一種單一的動機上。滲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體情感與旁觀者情感的統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個人牢固地放在周邊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屬的社會之中。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行動都顧及別人的存在，個人并不是與‘公眾’隔離的”。一個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慮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慮整個社會正義的道德人。在這樣的意義上，“經濟人”與“道德人”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然而，現代經濟學則完全撇開了“道德人”這一方面，對“經濟人”給予了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使得人類從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癥”并過著在經濟領域和道德領域分裂式的生活。現代經濟學對單純的工具性價值的追求，而忘記了追求財富與利益的最終目的，使得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嚴重分離。經濟學只做著研究怎樣獲取理論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著指數計算精確的技術性工作，只做著讓模型的變量越來越多而其本身越來越完滿的工作。數字和模型擺在人們面前，但卻很難改善人們現實的生活。其實，人的生活不僅僅是追求物質財富和自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似乎更關心“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個廣泛的價值問題。森把它稱為“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直接假設了人類的目標，“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讓經濟學的研究變成了單向的坐標，也使許多經濟理論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其實，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的更有說服力”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不僅對經濟學，也對倫理學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現代經濟學會出現倫理不涉，遠離原點的“貧困”現象？為什么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經濟現象只引起了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財富和單純的數字方面去研究它們？為什么哲學家、倫理學家進入不了主流經濟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擁有發言權？種種疑問揭示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視角。正是由于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才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得出結論的偏狹。面對這個問題，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一個寬泛的評價標準視角。

2自由視角下的發展

2.1自由、可行能力、發展

研究思考經濟倫理學，必須有一個切入的視角，或者說一個研究緯度。近幾年來，不少學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角度，包括從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方面來研究；還有從經濟與倫理相整合的社會生態文化學方面來探索。這些成果推動了我國經濟倫理學這一新興邊緣學科的建立與生長。本文擬從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于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關系的思想出發，就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研究思考經濟倫理學，必須有一個切入的視角，或者說一個研究緯度。近幾年來，不少學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角度，包括從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方面來研究；還有從經濟與倫理相整合的社會生態文化學方面來探索。這些成果推動了我國經濟倫理學這一新興邊緣學科的建立與生長。本文擬從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于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關系的思想出發，就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研究思考經濟倫理學，必須有一個切入的視角，或者說一個研究緯度。近幾年來，不少學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角度，包括從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方面來研究；還有從經濟與倫理相整合的社會生態文化學方面來探索。這些成果推動了我國經濟倫理學這一新興邊緣學科的建立與生長。本文擬從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于倫理學與經濟學之間關系的思想出發，就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作些探索性的思考。

論文協會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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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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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倫理學是交叉學科、綜合學科。其學科性質，規定了對于它的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尋求切合點、架通由此達彼的橋梁、對于兩者進行溝通、融合。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在斯密、韋伯、馬克思、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下簡稱森）等學者那里，已經進行了論述。斯密難題就是圍繞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展開的，至今仍然是經濟倫理研究的“千年難題”。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于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于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范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系，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系為孝悌的出發點，并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范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系，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系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復雜關系中的獨特色色；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于倫理的實現的工具性服務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一、元倫理學視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個人行為道德

從元倫理學角度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人行為道德規范得以形成的事實前提，個人行為道德必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要求。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基本的事實前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指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經濟，主要表現在：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第三，在宏觀調控上，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這個基本的事實前提從元倫理學考察的需要看，是由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和社會主義的倫理結合起來的，且可以分解為下面兩個條件。1.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其競爭經濟的倫理基礎決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行為有以下特點：

（1）個人行為以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為原動力。

（2）個人行為具有競爭性，其結果必然是優勝劣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最基本的目標是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并以此取得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必然會使一些個人處于最佳的工作狀態，充分施展才華，而使一些不思進取的個人處于待業或失業狀態。

（3）伴隨個人財產的不斷增加，個人超前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共存。隨著個人收入的提高，除少數人進入高消費領域外，絕大多數的個人，繼承和發揚了我國節儉的傳統美德。

【正文】

當代中國經濟倫理的進化軌跡與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遙相呼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經濟與倫理的關系問題成為現代化過程中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經濟倫理研究正是發端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解放的運動之中。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倫理研究進入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倫理學階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成熟，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圍繞利益關系的協調這一軸心，思想意識領域的觀念沖突也呈多元化趨勢。市場經濟呼喚著與之相適應的主導性倫理道德體系的發育與成熟。經濟倫理學不同于一般倫理學，它著重研究經濟活動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現象，然而，任何一門新興學科，都離不開堅實深厚的哲學基本理論的指導，作為一般辯證法原理在社會主義社會具體應用和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無疑也是指導我們當前進行經濟倫理研究的根本方法。人民內部矛盾學說是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本文試圖就如何正確認識與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同當代中國經濟倫理學建設的關系作一粗略的探討。

一、當代中國經濟倫理學直接的方法論基礎——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研究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不能回避創立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所蘊含的經濟倫理的意義。如何看待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貢獻及其對經濟倫理學的指導意義，這是當代中國經濟倫理研究中尚未深入觸及的一個新重要課題。眾所周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是我們黨和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卓越貢獻主要體現在：首先，他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占居主導地位的社會矛盾。其次，在肯定社會主義存在矛盾的基礎上，堅持矛盾的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原理，具體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殊性，把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納入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總題目”之中，使之成為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最后，正是立足于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系的具體分析，形成了他關于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從而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矛盾理論，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辯證法的核心理論。

的人民內部矛盾學說及所闡明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其經濟倫理意蘊是非常明確的。我們知道，依據馬克思創立的社會矛盾理論，一方面社會經濟基礎直接決定倫理道德體系性質，經濟關系表現出來的利益關系直接決定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和主要規范；另一方面，倫理道德又以其相對獨立性反作用于它所由此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然而，僅僅看到經濟基礎與倫理道德的決定作用與反作用關系對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倫理學還是不夠的。我們一旦從人民內部矛盾著眼去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一定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既然反映的都是具體的歷史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系，因此通過人際關系的協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能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自我完善與全面進步。經濟領域的人際關系的處理，自然離不開一定的經濟倫理與道德規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領域中建立在經濟關系之上的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即人民內部的倫理道德關系。在我國當前時期的經濟倫理研究中，自覺運用人民內部矛盾學說，可以使經濟倫理的目標指向始終聚焦于如何實現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和諧上。既然人與人之間具體的矛盾關系又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一定歷史階段主要矛盾的折射，這樣，經濟倫理的研究就有了深厚的理論背景和寬廣的歷史視野。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在人民內部矛盾占居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突破了資本主義社會所不能突破的私有制財產關系形成的個體發展的局限，為向自由人聯合體的自由個性發展階段過渡創設了條件。因此當代中國經濟倫理所研究的人際關系，總體上具有非對抗性質，這就為正確界定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倫理關系的性質提供了方法論原則。

【關鍵詞】經濟倫理學數理方法博弈論

【摘要】最近幾年，西方學界流行這樣的觀點，即博弈論能被用來研究社會和政治哲學。雖然有眾多的政治哲學教授們利用博弈論來研究這些問題，但是專業的博弈論專家們一直都保持著沉默，直到賓默爾將他的研究興趣轉移到公正理論領域來。之后，該方法不斷得到重視和發展。

伴隨著著數理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誕生，以博弈論為主要標志的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廣泛運用，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并不斷擴大影響力，我國學界也開始了相應的研究。

一、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誕生

西方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們對世界頂尖級的博弈論專家——賓默爾的《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寄予了厚望。當賓默爾論著的第一卷《公平博弈》和第二卷《正義博弈》分別于1994年和1998年問世時，在學界引起在轟動。在這部兩卷本的著作中，賓默爾對一個龐大的問題做了全景疏理，并且在其中大量的采用了數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論的方法，因為他很清楚他的讀者，一部分就是專門研究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賓默爾試圖“告訴人們博弈論是研究政治哲學必不可少的工具”。賓默爾寫作這本書的理由在于，他“相信從博弈論的角度對倫理問題進行研究可以使人得到很多領悟。”

另一位著名博弈論學者薩金對賓默爾在這部著作里表達的思想提出了異議，由此導致了“兩個博弈論學家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將道德倫理學爭論引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伴隨著著數理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以及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誕生，以博弈論為主要標志的數理方法在經濟倫理學中廣泛運用，形成了經濟倫理學里的“數理學派”。在這一領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前面介紹過的賓默爾、薩金、高德、薩利、阿克斯羅德、ChristinaBicchier、帕菲特、黃有光、赫伯特·金迪斯和薩繆·鮑爾斯等人，也出現了大量用數理方法進行經濟倫理思想解釋的著作和論文，其中《博弈論與社會契約》、《協定道德》、《權利、合作與福利的經濟學》、《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以及,《強互惠的演化：人類非親緣族群中的合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一、經濟倫理的概念與歷史追索

說起經濟倫理，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種概念或者說這種思想早已有之。自從有了人類的經濟活動，倫理道德也隨之產生。筆者試圖站在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經濟倫理的定義。第一個角度是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倫理道德問題，那么經濟倫理可以這樣定義：經濟倫理是指研究規范經濟學對各種經濟制度和平等、競爭、效率等經濟范疇以及個人、集體消費等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綜合價值判斷問題的總和。第二個角度是站在倫理學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那么經濟倫理指的是研究經濟制度、經濟秩序、經濟活動、經濟行為是否合乎倫理道德的前提和條件。經濟倫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變得越來越具有現實研究價值，國內外好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經濟倫理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源頭。其實經濟倫理學如同政治經濟學一樣是個具有雙重含義的雙面性的學科，都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在國外，經濟倫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那個時候就把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了。在倫理學巨著《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說過這樣一句經典的話：“因為很顯然財富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東西，以他物為目的。”很明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類的財富就是經濟學的范疇，而人類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標。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最終都會指向這種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本質分析

馬克思雖然沒有對經濟倫理做一個專門的、系統的專著進行論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中蘊含了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對經濟倫理思想也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經濟制度理論都滲透著經濟倫理思想，充滿了經濟學的人類關懷。這是有別于像李嘉圖那樣在假設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確性的基礎上進行財富與價值的一種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樣完全把經濟學范疇狹隘化，過多地從倫理價值上的人類主體出發，進行理論投射研究分析。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本質是他通過在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下對資本主義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形態所有經濟現象和本質進行分析，包括對諸如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理論、產權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流通理論、經濟危機理論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腳點還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來對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基礎和理論范疇進行批判，并對無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進行了透徹而又科學的闡釋，對人類給予最大的人文關懷，經濟關系和倫理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所有的經濟制度和所有權理論都深深地打上了倫理的烙印。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在《資本論》中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他在這本書中始終沒有放棄對資產階級經濟倫理關系深刻的批判和對無產階級未來倫理命運的關懷，已經從早期的簡單哲學理性發展到對全人類的關懷。通過科學而又嚴密的經濟學分析和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也會引起倫理關系的變化。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尤其是《資本論》中都表達這樣一種思想，即經濟研究必須有倫理關懷來引導，所以說從馬克思經濟倫理本質上講，馬克思的所有經濟學著作就是倫理學著作。

三、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研究意義

馬克思的經濟倫理思想隱含于他的每一部經濟學著作中，需要我們不斷挖掘。這種思想對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條件下，每個經濟主體、各種所有制形式、多種經濟范疇的倫理關系和倫理特性都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從倫理學學術研究角度講，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經濟學與倫理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并且該思想極大地豐富了倫理學研究范疇。從現實角度講，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關系和倫理秩序的建立必須以這種思想作為指導，在解決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道德失范現象問題以及如何呼喚經濟發展急需的倫理精神時，馬克思的經濟倫理思想指導意義將顯得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