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范文10篇

一、精準審計助力精準扶貧的思路

（一）以資金流向為抓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的意見》，提出各級審計、財政等部門要加大對貧困縣的審計和監督檢查力度，并對貧困縣監管職責落實情況進行跟蹤問效，對地方探索實踐資金統籌整合使用、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給予大力支持。扶貧資金是精準扶貧政策落實的基本保障，是扶貧攻堅的血液支持，審計部門要完成保障國家經濟秩序的重要任務，應緊盯精準扶貧中的資金流向，以扶貧資金流向為抓手，從扶貧項目的立項、資金的劃撥以及資金的使用對扶貧資金實施精準審計，及時關注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違規行為以及精準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益，做到扶貧資金運行到哪里，審計監督就及時跟進到哪里。對精準扶貧資金的分配、撥付、管理、使用要及時跟蹤，盡早發現資金被擠占挪用、管理不善、使用效益不高等問題，涉及相關人員的違法違規行為，及時移交相關部門處理。通過對扶貧資金使用效益的審查，及時揭露和反映政策執行過程中遇到的體制障礙、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促進項目有效發揮作用。（二）以跟蹤審計為方法。精準審計助力精準扶貧，要求審計不僅著眼于扶貧資金的審計，對精準扶貧政策實施跟蹤審計是重要的方法，也只有實現全過程跟蹤審計才能真正對精準扶貧的過程把關，取得脫貧攻堅的最終勝利。精準審計助力精準扶貧政策落實的實現路徑摘要/審計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石，應在精準扶貧中有所作為，以精準審計的精神和工作思路助力精準扶貧。通過審計為扶貧項目嚴把關、把好關，檢查扶貧的工作成效，保障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監督扶貧資金健康運行。關鍵詞/精準扶貧精準審計理論研討見》，要求把穩增長、促發展作為當前審計工作的首要任務。各級審計機關要按照國務院的部署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的要求，集中力量、全力以赴、主動作為，把監督檢查穩增長等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作為各項審計的重要內容，持續進行跟蹤審計，促進政策落地生根、不斷完善和發揮實效。按照政策的生命周期，可以從“形式、事實、價值”三個維度推進精準扶貧政策的跟蹤審計。形式維度著重考核精準扶貧這一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貫徹部署，考核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地是否合理。精準扶貧政策形式維度應重點審計精準幫扶政策與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致貧因素的契合程度，政策執行機構及人員的保障情況，以及根據區域精準幫扶政策所制定的扶貧資金的投入與分配情況。事實維度的審計，應以政策落實中所確立的各個項目為事實和載體，對該項公共政策的執行程度以及執行進度進行考評。精準扶貧事實維度的審計應通過所確立的精準扶貧項目為載體來設立和實施評價指標，重點通過考核扶貧項目的管理和項目實施過程中資金的管理來實現，既考核扶貧資金的投入使用情況，又對存量資金的情況進行審計，判定相關職能部門是否存在懶政行為。價值維度為政策落實結果維度的考核，公共政策投入產生的各類效果均為價值維度的審計內容。該維度的審計應審查精準扶貧是否幫助貧困戶建立長效的脫貧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否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即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綠色生活方式的優化程度。（三）以審計信息化為助力。面對精準扶貧涉農資金跟蹤審計繁重的任務要求，在審計工作中需要創新審計方法，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技術實行聯網審計，加強審計的信息化建設。一是要搭建數據整合平臺，完善數據中心管理模式。審計署及其派出機構、地方各級審計機關通過采集被審計單位的各種電子數據，分別建立審計數據庫，在大數據技術的支持下實現數據庫網絡關聯和審計數據聯網。在跟蹤審計的要求下，審計機關獲得的數據范圍大為擴展，被審計單位的數據成為審計大數據的組成部分。通過對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數據庫的關聯，實現數據資源共享，從而拓展數據利用廣度，有效擴大審計范圍。二是要創新數據分析方式，建立聯網審計模式。數據分析技術是計算機審計、聯網審計和數字化審計的前提和基礎，目前審計人員運用數據庫技術對被審計單位進行的查詢和分析停留在初級階段，尚未實現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的總體和動態分析得到相關的審計疑點。在審計全覆蓋要求下，單純的查詢——驗證型分析已經不能滿足審計工作的需要，亟需引入分類、聚類、異常、演化等挖掘型分析技術，充分利用統計分析軟件，拓寬數據分析方式。通過云計算技術，探索基于云端的審計信息化建設，制定云間接口，推動開展聯網審計模式。關口前移，加強對精準扶貧涉農資金各領域、各項目的審計監管。

二、精準審計助力精準扶貧的實現路徑

精準審計助力精準扶貧的路徑，也應符合“六個精準”的工作思路，通過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用錢、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五大路徑推進精準扶貧工作。（一）精準識別機制的準確性與透明度。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第一步。審計人員應注重對精準識別機制的準確性和透明度進行審查，充分審查被評價、被識別并建檔立卡的貧困戶是否真正需要被幫扶，信息是否真實、可靠、有效，識別的流程是否公平公正公開。另外，由于精準識別的過程是動態的，審計也要動態地對精準扶貧對象信息進行追蹤，審查已脫貧的貧困戶是否及時退出，精準扶貧對象是否及時進行調整。精準識別的審計應積極推行多部門聯動機制，實行聯網審計，將審計與財政、公安、地稅、社保、公積金、工商、扶貧等重點部門或領域進行聯網，不斷提高審計的精準度和審計效率。如將識別的貧困戶信息與社保局的退休金領取人員信息、繳納養老保險人員信息、工商局的私營企業股東信息、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繳納公積金人員信息、地稅局的納稅人員信息、交警大隊的車輛信息、編辦的在職在編人員信息、住建局的房產登記信息等各項數據進行關聯比對，并將分析出的疑點數據移交給民政局進行深入核查。結合財政供養數據、車輛登記數據、稅收繳納數據、工商登記數據、社保繳納數據等，審查貧困村、貧困戶建檔立卡工作，核查扶貧人口底數是否清楚、精準，是否制定了對扶貧對象實行動態管理及調整的制度辦法。（二）精準幫扶政策的合理性及可持續性。所謂精準扶貧，就是要因地制宜地選擇脫貧路徑，“輸血”更“造血”。因此，精準幫扶政策應基于被幫扶地區的實際狀況進行安排，發展能較快提升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產業，同時要考慮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統籌協調，幫扶支持綠色經濟發展的特色旅游產業。由于貧困地區的支柱產業多為農業，在制定幫扶政策的時候還應考慮投入資源對農村的農田水利建設以及基礎交通的改善，變“輸血”為“造血”，在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提下建立貧困地區的內生脫貧機制，也應注重教育扶貧。精準扶貧涉及面廣，精準幫扶的項目內容較為豐富，審計可以利用3S技術（地理信息系統、遙感與全球定位系統的統稱），結合地理信息數據和國土數據考核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地是否合理，即考核精準幫扶政策是否合理，同時建立政策效果的前饋性審計預測模型，該模型將利用地理信息系統來管理和展現分區域的經濟和地理指標，進而通過空間建模預測擬制定政策的適合度和經濟效果。同時3S地理信息系統不僅可以提供基于地理位置的直觀數據展現圖示，還可利用3S技術進行數據的動態跟蹤與建模，生成系列圖譜，從而建立基于動態的全過程審計模型和績效評估模型。（三）精準扶貧資金使用的合規性及效益性。扶貧資金是貧困戶的救命錢，同時也是脫貧工作成效的催化劑，能夠在精準扶貧工作中起到杠桿的作用。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關于“建立扶貧政策落實情況跟蹤審計機制”的要求，要規范扶貧資金管理、維護扶貧資金安全、提高扶貧資金績效，保障脫貧攻堅目標如期實現。扶貧資金能否及時到位、如何使用以及資金使用的信息透明程度都應列為扶貧資金審計的考核內容。針對扶貧資金的精準審計應重點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方面是對扶貧資金使用的合規性進行審查，審查是否專款專用，杜絕出現挪用、出借、克扣、貪污扶貧資金等情況，使得財政資金的使用公開透明；有無購置車輛和通訊工具、彌補機關經費問題；有無發放人員獎金、津貼和福利，公款吃喝、揮霍浪費等問題。另一方面是對扶貧資金使用的效益性進行審查，通過對扶貧資金投入項目的效益指標進行評價，審查扶貧投入資金是否達到預定的效益，以產業發展動力激活貧困戶的“造血能力”,真正發揮扶貧資金“四兩撥千斤”的杠桿效應。（四）精準扶貧工作管理的精準程度。精準扶貧精細化管理工作的實施，對于推進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和對于扶貧開發思路與扶貧工作機制的健全與創新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精準扶貧項目選擇到位并且給予資金支持后，項目的推進程度及完成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精準扶貧項目的管理精準程度。精準管理體現在精準幫扶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滿意度，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精準扶貧工作管理制度的審計，主要包括精準扶貧工作責任制度的設置及實施、幫扶到戶責任制度的設置及實施、幫扶干部責任心滿意度、精準幫扶聯系人工作滿意度以及精準扶貧評價考核體系滿意度。二是精準扶貧資產的管理，主要審計各級財政扶貧開發資金所形成的資產，產權是否明晰、股份是否量化到人、收益分配是否到人，扶貧資產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有無因政策不明或不切合實際，導致扶貧資產管理不到位，甚至造成資產流失、貧困人口的收益得不到穩定和持續等問題。（五）精準扶貧效果的評價機制。審計評價要以事實為依據，將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作為審計評價的重要標準，精準套用法律法規。應從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生態效果三個維度對精準扶貧進行審計評價。經濟效果主要考核精準扶貧資金的投入績效，精準扶貧的效果不僅僅是幫助貧困戶短期摘帽，更應該建立長效的脫貧機制，幫助貧困戶提升其脫貧的能力，可持續性正是體現精準扶貧由輸血模式向造血模式轉變的重要方面。我們應從收入增長、財富積累和可持續性三方面漸進式地考核精準扶貧政策執行的經濟效果。另外，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精準扶貧政策執行的過程中還應考核政策提升經濟欠發達地區社會發展的貢獻和環境的改善程度，如在基礎設施、產業調整、社會保障措施、醫療衛生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改善情況，以及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綠色生活方式的優化程度。

參考文獻：

[1]韋盛干.“精準審計”助力精準扶貧[J].當代廣西,2015(23).

從社會法治意義上說，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之間的關系是幫扶主體與被幫扶主體的扶貧義務與脫貧權利的精準對應關系。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法治，就是建構并調整這一關系。關于建構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扶貧義務與脫貧權利的精準對應關系并使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全面法治化，法學界是有共識的。（1）對精準扶貧法律制度的實質進行深度解析。以往通行的理論，將扶貧分為經濟扶貧、能力扶貧、權利扶貧。由于經濟扶貧只解決“輸血”問題，因而，近些年來，學界越來越重視對具有“造血”功能的能力扶貧和權利扶貧的研究。近期，有學者認為，能力扶貧和權利扶貧的關鍵在于扶貧和脫貧要具有充分性，因為精準扶貧的關鍵在于扶持對象具有脫貧的能力及權利，扶持對象有了充分的脫貧能力及權利，才會具有越來越強的致富本領和保障，從根本上解決“返貧”和“致貧”背后人的因素和保障因素問題。（2）提出精準扶貧的法律制度建議。學者多強調精準扶貧對精準脫貧的“先行”制度：其一，多以社會福利理論為依據，認為在精準扶貧法律制度構建的設計過程中，應不斷擴大和增加國家的公共職能，凸顯政府的給付義務，通過規范行政給付先定實現扶貧的目標；其二，借鑒外國反貧困立法經驗，特別是在借鑒英、美、日及東南亞等發達國家或地區以及巴西、印度、泰國、墨西哥、委內瑞拉、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的反貧困法立法經驗的基礎上，規范救濟制度，強化福利制度；其三，針對地緣條件改善、基本生活維持、弱者素質關愛三種精準扶貧類型，學者們對生態搬遷扶貧、精準扶貧的生活救助（包括支持就業、實行低保、醫療救助）、精準扶貧的弱者素質促進（包括基礎教育、醫療服務、關愛服務）等法律制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其四，多從政府職權的界定出發，包括政府在精準扶貧制度設計、扶貧資金投入、提供必要的保障以及監督等方面的職權界定，認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的制度構建基礎是政府職權的確定。（3）關于精準脫貧法律制度的長遠意義。隨著對精準扶貧制度化的研究不斷深入，多數人認同精準扶貧是一項長期的事業，其根據是致貧和導致返貧的背后諸多因素特別是人的能力因素長期存在，所以需要法律制度促使這些因素的改善，以此建立可持續機制，尤其強調建立具有賦予脫貧權利、判斷扶貧精準性、規范精準扶貧義務履行等作用的精準扶貧法律制度，以形成長效機制。關于扶貧精準性與扶貧機制長效性法律制度保障問題，學者們認為精準扶貧的目的是精準脫貧，只重視扶貧手段并不能從根本和長期解決脫貧充分性問題。

早先，我國精準扶貧的法律制度，涉及包括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等在內的諸多法律部門，這在許多省份有關扶貧的地方立法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近年來，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著重解決我國精準脫貧的“質量”問題：（1）扶貧長效性問題。扶貧的運作多以扶貧義務的履行為中心，不斷強化給付義務，其對應的脫貧權利多集中于解除后顧之憂方面（如社保、搬遷、修路等），但在提升扶持對象能力素質方面缺少有效措施。（2）整體公平性問題。對不同脫貧權利進行評價的系統和標準比較紊亂，不同扶貧主體運用不同標準評價不同的脫貧權利，使得扶貧義務對接各個“權利”只能“各吹各的號”，致使出現“大量的標準差異”“評價難以精準”的現象。（3）權利義務對接的效率問題。即使有一些扶持對象的脫貧權利評價“精準”了，也在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等方面，對接緩慢甚至對接不上。進一步突出社會法律關系，要在兩個方面下功夫。（1）使精準脫貧法律制度的理論得以深化和具體化。首先，將“提高脫貧質量”的總要求，具體化到“脫貧能力提升”的權利實現的體制機制上來。應用“扶權”理論，包括脫貧能力提升權利的類型化理論和“量”化理論，履行精準扶貧義務，提升扶持對象的脫貧能力。其次，將精準扶貧義務和精準脫貧權利的落實納入國家治理（如精準扶貧的政府主導、促進、給付）和社會治理（如對精準脫貧權利的社會評價、社會服務）相結合的軌道，將“治理”與法律制度相契合，建構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治理體系法制化理論。（2）使精準脫貧充分性的制度體系得以具體構設。首先，抓住我國當前乃至今后在精準脫貧方面存在的“扶權”不充分問題的“關節點”，一方面解決脫貧能力提升權利的精準分類及“量”化問題，另一方面解決扶貧義務精準對接脫貧能力提升權利的體制機制問題。這是落實關于精準脫貧的講話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注重扶貧與扶志、扶智結合起來”“真扶貧、真脫貧”等“能力提升”要求的深層次問題和關鍵。其次，運用精準脫貧法治的理論成果，對精準扶貧義務和精準脫貧權利關系中“扶權”不充分的現象進行更加全面的梳理，更加系統地分析并深刻地揭示“扶權”不充分的原因，特別是在脫貧權利分類及評價方面不充分的深層次原因，進一步和具有創造性地提出并闡釋解決“扶權”不充分的深層次問題的制度體系。“扶權”關系涉及調整精準扶貧義務和精準脫貧權利，其內外結構比較復雜。以精準扶貧的社會評價主體制度及其權利、義務配置與各方面制度對接的法律制度為例。不僅要確認其中的評價主體資格、招標投標規程、評價主體的操作規程，而且要明確政府、評價主體與被評價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政府購買的脫貧權利評價的項目和標準的確定”“中標后評價主體與被評價主體的對接和工作展開”“政府與公眾對評價數據的評價”等，還要特別考量社會組織作為評價主體展開精準扶貧評價的社會成本（精準扶貧評價的重疊性）和有效性的節點以及精準脫貧的內生動力、實施脫貧的法律制度與各方面制度的具體對接機制，最終建立與精準脫貧權利對接的、具體的、有操作性的制度體系，以保障脫貧權利實現的充分性。

要全面落實“扶權”關系中的精準扶貧義務和精準脫貧權利，必須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特別是以關于精準脫貧攻堅的系列重要講話，包括2018年2月12日在四川成都市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為指引，將精準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特別是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布局，落實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及法治的現代化精神。針對“以往學界過多強調精準扶貧義務‘本位’，輕視精準脫貧權利內涵，使精準扶貧義務對接精準脫貧權利產生不充分”的問題，我們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開始突出了對如何平衡、調整精準脫貧權利和精準扶貧義務之間關系這個問題的研究，主張脫貧權利“本位”，強調脫貧權利實現充分性的價值，主要觀點有三：第一，基于社會法的“扶權論”，提出扶貧義務以脫貧權利為基礎來履行的理論，強調精準扶貧義務的“扶”與精準脫貧權利的“權”是“扶權”關系，主張通過建立法律制度來確立和調整這種義務和權利的關系，以保障“調整”充分性的需要；第二，脫貧權利是“脫貧能力提升”的權利，包括減少后顧之憂的能力提升的權利和脫貧素質提升的權利，扶貧義務應當對應這些權利來展開，形成精準性的“扶權”關系；第三，精準扶貧義務對應的脫貧權利應當“量”化并建立相應的制度，使不同的脫貧權利具有不同的“標準”并得到精準實施，以此保障“精準”的充分性需要。脫貧權利類型化和“量”化的制度，應當是近期理論研究的重點。以往的精準扶貧類型，多集中在地緣扶持（扶貧搬遷、基礎設施）、勞動保障（就業等）、公共服務（教育、醫療和對弱勢群體關愛）等扶貧義務方面，較難適應對接精準脫貧權利體系分類的脫貧攻堅需要。以往的扶貧對象、數量、方式，主要是由分散的各級國家機關以及基層組織的工作人員確定的，至于不同對象因何貧困、貧困程度多大、適用哪種扶貧方式，則缺乏具體的分類，進而難以具體對接不同的脫貧權利。盡管實施精準脫貧攻堅，增加了對致貧原因進行摸排和確認的要求，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類標準，以致“精準性”大打折扣。因此，要解決脫貧權利的“充分性”問題，對不同致貧原因帶來的具體脫貧權利進行分類數量評價，并建立相應的制度體系，就成為關鍵。

作者:湯黎虹 單位:溫州大學法政學院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繼承馬克思反貧困思想的基礎上，充分吸收、鄧小平等脫貧理論和我國實踐經驗，創造性地發展形成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開發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精準扶貧思想內涵豐富，提出了扶貧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扶貧開發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的關鍵是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切實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構建全黨全社會共同關心的大扶貧格局，實行最嚴格的考核制度，消除貧困是人類的共同使命。精準扶貧思想的價值和意義重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創新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推動了精準思維在治國理政中的深化，為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關鍵詞：；精準扶貧思想；理論品格；時代價值

黨的十八大以來，把精準扶貧事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對精準扶貧作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判斷，形成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開發戰略思想。這是在馬克思反貧困思想的基礎上，繼承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脫貧經驗和理論，創造性地發展形成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思想契合了時代的要求，對打贏脫貧攻堅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促進世界反貧困進程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脫貧思想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高度關注，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進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是對貧困問題現象和本質、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作出理論闡釋的科學學說，理論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私有制是導致貧困的根源。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貧困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無產階級的貧困包括“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最終消除貧困。二是發展生產力是減少貧困的重要途徑。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達到或超越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水平，才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減少貧困。三是全面自由發展才能真正消除貧困。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最終必須要依靠自身解放，實現自身全面自由的發展，才能夠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貧困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貧困理論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將消除貧困作為奮斗目標，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確立了中國共產黨是消除貧困的堅定領導力量，農民是反貧困的主導力量，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反貧困目標的前提和基礎，合作化是反貧困的基本戰略。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揭示了生產力落后是導致貧窮的重要根源，必須從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入手，探尋擺脫貧困的道路，并將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扶貧開發的基本前提，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扶貧開發的總目標。系統闡述了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性質、對象、主體、組織形式、實現途徑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中國扶貧開發理論的基本框架。科學判斷了中國扶貧開發所處的歷史階段，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扶貧開發的總體目標等。可見，經過我國幾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實踐和經驗總結，逐漸形成了治理貧困的一系列理論，為形成新時代中國精準扶貧的理論體系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淵源。

二、精準扶貧思想的基本內涵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就精準扶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新舉措，形成了系統完整的精準扶貧思想。精準扶貧戰略思想是相互聯系的有機系統，堅持并發展了黨的思想路線，彰顯了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是我國“十三五”脫貧攻堅決勝階段的根本遵循，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扶貧工作的指導思想。

［關鍵詞］;精準扶貧;脫貧攻堅

黨的十八大以來，高度重視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從河北阜平、湖南湘西、陜西延安到貴州遵義、云南昭通、青海海東，從中央全會、扶貧會議、到發表新年賀詞、減貧高層論壇，在歷次重要會議，在每個關鍵節點，都持續強調精準扶貧的重要意義，對扶貧開發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見性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新舉措。從2013年11月“精準扶貧”理念的提出，到2015年11月脫貧攻堅戰沖鋒號的吹響，再到“十三五”開局之年的攻堅拔寨，關于精準扶貧的論述形成了一個成熟的戰略思想體系，內容從頂層設計到具體實施，涉及精準扶貧的方方面面，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深刻揭示了精準扶貧的基本特征和科學規律，有力闡述了精準扶貧的有力舉措和有效路徑，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戰略指引，我們要學深悟透其精神實質、精髓要義，準確把握脫貧攻堅戰略思想所體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攻堅拔寨、勇涉險灘、掌控精準扶貧復雜局面的工作水平，夯實自身在脫貧一線履職盡責、帶領貧困地區群眾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能力。

一、引言

在多個重要場合、歷次扶貧相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不斷闡述精準扶貧的理念，適時提出精準扶貧的概念，持續傳達精準扶貧的精神，繪就了脫貧攻堅中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形成了精準扶貧思想。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排碧鄉十八洞村考察時指出，扶貧開發要因地制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好高騖遠。這是總書記首次明確提出“精準扶貧”一詞。2014年3月7日，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代表團審議時，圍繞扶貧對象與扶貧資源如何有效對接闡述了精準扶貧的理念。2015年6月，在貴州考察期間明確提出“六個精準”，闡釋了精準扶貧的內涵特征及努力方向，把精準扶貧確定為新時期中國扶貧開發戰略。2015年11月底，在中央召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會后，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提出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加快貧困人口精準脫貧。2016年12月，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遵循原則與指導思想寫入《“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精準扶貧思想的提出，從時間維度上看，是我國扶貧開發事業進程的縱深延續，從空間維度上看，標志著我國扶貧路徑從大規模宏觀減貧向集中針對貧困人口的脫貧的轉變，更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模式與貧困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徑變革。“十三五”時期是我國脫貧攻堅決勝階段，脫貧攻堅戰沖鋒號吹響以來，建章立制，多措并舉，精準扶貧穩步推進，脫貧攻堅呈現多點突破、縱深推進的良好態勢，但精準扶貧過程中也面臨一些矛盾和問題。精準扶貧思想深入把握脫貧速度、脫貧難度、脫貧動力等不斷變化的新特點，順應脫貧攻堅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決勝階段的新形勢，堅持并體現黨的思想路線，全面闡述有機聯系的系統性思想，始終強調崇高自覺的使命擔當，必將指導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好地凝聚力量、攻堅克難。

二、精準扶貧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堅持與發展

摘要:習針對現實情況，總結實踐基礎，提出“精準扶貧”的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在內的“六個精準”以及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在內的“五個一批”。“精準扶貧”思想的提出對全面推進新時代的扶貧工作，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完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關鍵詞:;“精準扶貧”;“六個精準”;“五個一批”

貧困問題一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重要難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和全體國民的努力，已經取得巨大成就。與此同時，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困類型多樣化等問題依舊突出，這急需我們提出新思想新方法，確保全民奔向小康的路上不落下一人。針對現實情況，總結實踐基礎，習提出“精準扶貧”的思想。這對全面推進新時代的扶貧工作，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完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精準扶貧”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

一、“六個精準”

雖然農村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造成貧困的原因以及類型也愈加復雜多樣，出現綜合特征，扶貧工作難度向縱深發展。針對出現的問題，在貴州考察調研期間，提出“六個精準”作為“精準扶貧”的基本要求，豐富發展了“精準扶貧”思想，同時也為“精準扶貧”工作指明方向。“六個精準”的主要內容包括: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六個方面。(一)扶貧對象精準。“精準扶貧”首先要確保扶貧對象的精準，準確地找到需要幫扶的貧困家庭和人口。這有助于完善傳統扶貧對象調查的方式方法，增強扶貧對象瞄準的準確性、全面性和公正性。2014年，中央經濟會議上強調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體人口，實現精準脫貧”。針對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的不同特點和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扶貧措施，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文化修養和精神境界等，增強貧困人口自主發展能力，做到可持續發展，避免出現脫貧又返貧的現象。可以說“精準扶貧”思想是把貧困單位降到貧困家庭和貧困個人，不再是對貧困地區、貧困縣和貧困村的大面積幫扶，而是更有針對性地運用扶貧資源來幫扶貧困對象。我國統計識別貧困人口主要通過大面積普查、民主評議等方式，可以從全局把握我國貧困狀況，為中央決策部署提供數據支持。首先，這些方式僅是單方面從人口收入來定位貧困人口，確定貧困人口時缺失多維度的考察。比如，貧困人口的消費大于支出、教育貧困、災害貧困等因素考慮較少，可能會導致對貧困人口定位的偏差，造成少部分貧困群眾遺漏幫扶范圍之外。其次，貧困人口的調查深入基層，需要考慮人為因素的存在，包括人際關系的和諧程度、鄉鎮村負責人的執行能力等，都會影響貧困人口的識別和定位。最后，個別地區為得到政府的幫扶資金，虛報夸大貧困事實，將資金挪作他用，存在貪官腐敗的現象，這些都是在貧困對象識別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根據現階段貧困人口識別中存在的問題，充分分析“精準扶貧”思想中扶貧對象精準的部分，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加強對基層干部的監督和管理，促進貧困人口識別工作的公平、公正，對工作人員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徹底杜絕隱瞞欺詐行為;其次，多方面考慮致貧原因，全面、系統地對貧困人口進行有周期性的排查，適當擴大調查范圍，特別是在識別貧困人口的過程中，要注意對貧困人口的動態管理。(二)項目安排精準。項目安排精準是在扶貧對象精準基礎上，針對扶貧對象多樣的貧困原因、貧困需求進行相應的項目安排，按照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精準施策。貧困人口致貧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以缺乏資金、技術、人力資源、教育和疾病為主。對于地區而言，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貧困原因有較大差異。東部地區在改革開放中最先發展，農村的人力資源大量涌入城市，為城市建設提供勞動力，導致農村缺乏適齡勞動人口，農業種植面積減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突出，造成因病致貧、因學致貧現象。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特殊，交通相對閉塞，人口密度稀疏，經濟及城市建設較東部地區而言相對落后，由于地區地理位置的現實條件，高校教育建設速度相對較慢，產業項目缺乏資金、技術的支持，勞動人口就業率低。對于貧困個人而言，致貧原因復雜多樣，可能存在多個致貧原因，包括內外部原因、短期長期原因等。這些致貧原因成為扶貧項目安排的重要因素。扶貧項目安排要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家庭個人的需求和實際能力進行，對于生產勞動力不足的家庭，可以將土地等資源承包或轉讓出去，請專門的公司、個人進行打理，定期收取分紅，這樣可以提高扶貧效率和資源利用率。在項目安排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消除產生貧困的因素，還有注意項目安排的具體實踐、長期成效的可能性，項目安排要注重保障貧困人口生活質量，將社會保障項目與產業扶貧項目相結合，加大社會企業項目的投入比重，確保貧困群眾的基本生活，利用教育產業的發展，提高貧困地區人民的自主可持續發展。長期項目和短期項目交叉進行，改善貧困地區產業結構，豐富貧困地區產業數量。(三)資金使用精準。1.扶貧資金主要通過中央政府根據扶貧需求下放到各個貧困地區，但在地方資金的使用和管理上，有多重的限制和約束，資金管理缺乏靈活性，導致部分不符合規章制度的潛力項目因為沒有資金支持而被擱置。這不僅會降低扶貧工作的效率，還會打消企業和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對“精準扶貧”造成不良影響。因此地方政府要根據具體情況，適當地調整下放資金的條件，靈活地運用扶貧資金，切實地為貧困人民扶持好項目。2.“精準扶貧”強調精準二字，在扶貧資金的使用上，要根據具體項目的實施情況，有主次、有層次地分配資金，把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同時要嚴厲監督相關工作人員的資金使用行為，防止貪污腐敗現象出現。3.政府的各類扶貧資金在做到貧困全覆蓋的同時，要避免資金的重復補助。我國扶貧資金種類多樣，包括專項扶貧資金、地區扶貧資金、各部門扶貧資金等，要確保這些資金的數額及使用方向，各個部門定期整合溝通。防止過多資金流入同一貧困地區、家庭及個人，避免地區或個人偷取扶貧資金以及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對幫扶資金過分依賴，對其自身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4.扶貧要做到以政府財政收入為主體、以社會幫扶資金為輔的綜合幫扶投入，整合社會企業的力量，加大社會產業的競標比重，在政策和制度上為信譽良好的企業設置便利條件。利用貧困地區的自身優勢，尋找適合的企業產業，精準選擇扶貧項目，運用企業資金精準發力，帶動貧困地區人民擺脫貧困。(四)措施到戶精準。措施到戶精準是“精準扶貧”在實施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是實現“精準扶貧”效果最大化的關鍵實施步驟。指出“堅持精準扶貧，認真落實每一個項目、每一項措施，全力做好脫貧攻堅工作，以行動兌現對人民的承諾”［1］，可見措施到戶精準對于扶貧的重要意義。措施到戶精準實際上是要確保貧困人口通過扶貧項目精確到戶，家庭及個人積極參與到扶貧項目從而實現脫貧。在實際操作中，經常出現很多項目難以到戶或者到戶后收效不好的現象。造成這樣后果的原因主要是配套措施不到位，比如，政府的項目安排精準較適合貧困戶的個體需求，政府也補助了所需資金，但是在后續經營和管理中，貧困戶因為缺乏市場信息、技術指導、經營管理、教育培訓等，導致項目經營不善，難以脫貧甚至返貧。針對這種現象強調要“教會農牧民先進生產技術和市場經營方式，幫助農民增加收益”［2］。措施到戶精準就要求政府及社會企業，在幫助貧困戶落實項目的同時，要結合貧困戶的發展階段，提供持續的經營幫扶，提高長期生產效益，增強個體競爭力，促使貧困戶真正地加入社會生產產業鏈中，并實現自主可持續發展。要做到措施到戶精準需要多方面的共同配合，政府、綜合企業和社會福利組織聯結力量，為貧困人口扶貧項目到戶措施的實施提供長期、多重保障，逐步解決貧困戶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后顧之憂。(五)因村派人精準。因村派人是指在原有的村級領導組織的基礎上，由中央向地區調派專門的扶貧工作人員，幫助“精準扶貧”工作順利實施。因村派人精準是“精準扶貧”順利實施的領導保障，在《擺脫貧困》一書中就闡述過基層工作的重要性，他說:“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基層是基礎。”［3］“精準扶貧”的實施重點在基層地區，由村級的領導負責組織實施，對于貧困地區來說，地區領導事務繁忙，外界交流機會較少，特別是貧困村的村級領導年齡普遍偏大，思想老舊，文化程度低，這些都可能會導致“精準扶貧”在地方開展中障礙重重，這就需要在扶貧工作實施期間，向存在問題的村級組織調派相應的工作人員。首先，向貧困村輸送書記及工作團隊可以為貧困村帶來新鮮血液，注入工作活力，增強基層組織的工作能力、組織能力、管理能力，激發貧困人口的生活、生產熱情，提高扶貧工作的運行效率。其次，配合原有村級單位人員，了解貧困村實際困難，精準識別貧困人口，貧困成因，制訂扶貧計劃，運用多種技術手段以及社會力量，培養貧困人口可持續的發展能力，促使扶貧項目協調順利開展。最后，可以培養派出隊伍的工作能力，積累實踐經驗，為“精準扶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做出貢獻。因村派人精準首先要了解該村該地區的貧困原因、貧困人數、扶貧措施，然后在各個機關工作單位挑選合適的人才，確保幫扶村的需求與調派人員的條件相匹配。對于選派人員方面，指出:“鼓勵和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愿意為群眾服務的優秀年輕干部、退伍軍人、高校畢業生到貧困村工作。”在人才選聘的工作中要秉持自愿原則，廣開渠道，選派條件可以適當放開，給予調派人員一定的獎勵措施和生活補償，激發各機關單位有識之士的工作熱情，為“精準扶貧”的實施提供人才保障。(六)脫貧成效精準。脫貧成效精準是在“精準扶貧”措施實施完成后，對扶貧工作成效進行考核和評估，以及時有效地監督考察“精準扶貧”工作的實施結果，促進貧困人口脫貧目標的實現。“精準扶貧”的最終目的在于貧困人口的精準脫貧，“精準扶貧”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目標是要到2020年實現7000多萬貧困人口的全面脫貧。這一目標的實現不可缺少的是對“精準扶貧”后脫貧成效的考核和評估。考核和評估可以及時有效地查處扶貧工作中的虛假信息，并促使有關單位修改完善扶貧計劃，防止返貧現象的發生，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要完善扶貧工作考核評價制度，建立多維度的考核評價制度。評價主體要全面，包括受幫扶群眾評議、地方政府評議、專家評議等，考核內容要覆蓋貧困人口脫貧成效的多個方面，比如，貧困人口收入、貧困人口教育培訓、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可持續脫貧、綠色生態脫貧等。幫助扶貧工作單位及時修正工作中的不足，提高脫貧人口數量及質量，考核評價制度還要設定相應的獎懲條款，重在監督相關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激勵扶貧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提高脫貧工作效率，實現脫貧成效的精準。“六個精準”是“精準扶貧”的基本要求，作為“精準扶貧”的中心要義貫穿于“精準扶貧”過程始終，是“精準扶貧”工作順利實施的原則保障。“六個精準”互為補充，相互促進，缺一不可，保證“精準”精神覆蓋于“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促進“精準扶貧”工作落到實處。

二、“五個一批”

摘要：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了國家扶貧戰略，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強化精準扶貧政策保障，健全脫貧攻堅支撐體系。為方便精準扶貧審計工作把握，結合實際，提出扶貧審計職業判斷把握原則、審計重點、實現路徑與方法。

關鍵詞：精準扶貧;原則;審計重點;路徑與方法

黨和國家把精準扶貧全面脫貧工作提升為國家戰略。我國貧困人口數量大、分布地域廣、地理環境差異大、貧困原因多、群眾訴求多樣化，精準扶貧工作任務艱巨，地方政府制定的扶貧、脫貧政策措施多種多樣。為促進扶貧政策落實到位、確保扶貧資金管理規范安全、使用高效，扶貧建設項目符合基本建設規定，發揮審計在扶貧領域的有效監督。

一、精準扶貧審計應把握的原則

各級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一要轉變思想觀念和思維模式，對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正確的做出職業判斷，在審計職業判斷中應遵循以下原則。1.堅持客觀求實，正確把握“三個區分”。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以是否符合中央決策布置和重大改革方針政策作為審計定性判斷的標準，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將推進改革中摸著石頭過河與明知故犯，把還無明確規定的創造性工作與明令禁止仍自做主張，把為推動改革和促進發展與謀取私利，這三種不同行為的失誤和錯誤嚴格區分開來。在審計結論中，謹慎的作出評價、定性和處理處罰意見，并及時總結經驗，建立完善相關制度，規范相關行為。2.堅持問題導向，對違法犯罪問題“零容忍”。在審計工作中，對損害國家和群眾利益、環境污染和資源毀損、履職盡職不到位等違法亂紀問題，對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騙取套取扶貧及相關涉農資金、貪污受賄等違法犯罪問題“零容忍”，一定要做到定人、定責、定損失、定利益輸送，追查到底。3.堅持鼓勵創新，敢于為創新者保駕護航。在審計工作中，要保護利于扶貧政策落實、財政資金整合和提高資金使用績效、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維護群眾利益的創新舉措，要堅決支持，做好總結宣傳推廣。4.堅持推動改革，剖析體制制度機制問題。關注影響扶貧開發工作中的體制機制問題，對扶貧開發政策措施落實、簡政放權、降低績效等體制機制性阻礙問題，要及時反饋，積極推動制度完善和深化改革。5.堅持績效審計，提高扶貧資金自然資源利用效益。通過精準扶貧審計關注政府部門履職盡責、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關注困難群眾、自然資源、規劃、扶貧資金及項目的有效結合，規劃跟著自然條件資源群眾意愿走、項目隨著規劃報、資金圍著項目給，發揮扶貧資金與自然資源在精準扶貧脫貧中效益最大化。

二、精準扶貧審計重點

摘要:2018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386萬，精準扶貧工作成效卓著。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扶貧政策恣意修改、貧困戶認定和退出缺乏可行標準等問題亦不容小覷。相比于以政策來進行規范，完善我國精準扶貧立法，是引導扶貧開發健康發展更為有力的保障。應分析我國扶貧開發規范體系存在的問題，以加強立法的方式將精準扶貧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關鍵詞:扶貧開發;規范;地方性法規;中央立法

近年來學者對于農村基層法制建設的討論不在少數。而貧困村屬于特殊類型的村落，不僅應在農村基層法制建設中予以重視，還應對精準扶貧進行特別的規范，對此學界給予的關注度并不高。國務院刊發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明文規定:“加強法制建設。加快扶貧立法，使扶貧工作盡快走上法制化軌道。”加強精準扶貧立法已是共識。

一、扶貧規范的現狀

通過北大法寶以“扶貧”為標題對“中央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數據庫進行精確檢索，對于現行有效的扶貧法律法規以及政策性規范進行量化分析，以得出對于扶貧開發規范體系現狀的宏觀認知:(一)概念界定。由于本研究所采取的檢索工具對于規范文件的分類較為細致，同時為了突出本文所研究的“地方與中央”、“政策與法律”兩個對立面，有必要對以上分類進行界定。本文以“是否全部屬于我國法律的正式淵源”為標準將司法解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四類文件區分了狹義與廣義。作為中國法的正式淵源的司法解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本文界定為狹義。而本文所界定的廣義不僅包含了相對應的同名狹義法律文件，也包含了其他制定部門相同、規范性性質相似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命令。如廣義的部門規章不僅包含了狹義的行政法規，也包含了同樣由國務院及其各部門制定，同樣對行政事務有規范效力，但是不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行政批復許可、部門工作文件和部門規范性文件，以此類推。法律與政策皆為規范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我國扶貧開發工作的規范體系亦包含這兩個部分。除具有法淵意義的法律規范外，表中所列司法解釋性質文件、兩高工作文件、國務院規范性文件、部門工作文件、部門規范性文件、行政批復許可、地方政府規章、地方工作文件、地方行政許可批復、地方規范性文件等，不是當代中國法的正式淵源，其標題以“意見”“通知”“批復”居多，具有鮮明的行政色彩，本文將其界定為政策規范。(二)現狀及其原因分析。通過對于數據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政策化取向明顯、法制化程度低由表中數據可以得知，法律規范僅占扶貧開發體系的0．52%，而政策規范所占比例可達99．48%，形成強烈的反差。可見我國目前主要以政策對扶貧開發活動進行規范，法制化程度低，行政化色彩濃厚。在工作開展前期，扶貧活動“摸著石頭過河”，在探索合適路徑中不斷發展變化，可以“朝令夕改”的政策文件自然更具靈活性，扶貧開發政策化取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有其應然性。2．地方性法規走向完善，而中央立法遲滯我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截止至2018年，全國共17個省級行政區②通過了地方性扶貧開發條例。農村貧困率超過3%的省級行政區中③，未立法的省級行政區僅有山西省和西藏自治區。地方性法規已能覆蓋大部分農村貧困發生率超過3%的地區。且廣義的地方性法規所占扶貧開發規范體系的比例高達91．37%，可以說我國地方對于扶貧開發工作的規范及立法工作已逐漸完善。恰恰相反的是，中央立法卻較為遲滯。早在2014年，確立《農村扶貧開發法》就已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但時至2019年仍遲遲未出臺。中央扶貧立法的呼聲日漸高昂，卻因一些因素陷于遲滯:一是中央法律難以調整扶貧開發中較為具體的社會關系。精準扶貧講求“精”與“準”，各地貧困狀況千差萬別，扶貧開發中要處理的關系更加復雜、具體。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即為貧困戶的識別標準難以統一。2014年，扶貧辦印發《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明確貧困戶識別標準為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736元(以2010年2300元不變價)，很顯然這種僵化的標準并不能適用于人均收入千差萬別的大江南北。二是扶貧開發是一種覆蓋面較廣的社會活動，出臺專門扶貧開發法律易出現法規競合。扶貧開發是由多主體所共同參與的社會活動，涵蓋農田水利、醫療衛生、公共文化等多個方面，由特定的民事行為和行政行為組成，各個方面可找到對應的現行法律來規制，如《合同法》《勞動法》《農業法》等。在立法中若只是對于已有法律的簡單重復，《農村扶貧開發法》也就失去了可操作性和確立的意義。拿捏好法律規制的“寬嚴度”、通過立法創新填補空白并防止簡單重復，都是中央立法需要解決的難題。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后性，良法的構建難免需要時間和經驗。

二、中央立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摘要:馬關縣很多旅游扶貧項目發展緩慢，原因在于沒有科學的旅游精準扶貧模式作指導。本文認為旅游精準扶貧模式主要由旅游發展模式、營銷市場定位和貧困人口參與方式等環節組成，并立足于馬關縣旅游發展現實條件，對三個環節選擇路徑展開了研究。

關鍵詞:馬關縣;旅游扶貧;旅游發展

在脫貧攻堅時期，旅游扶貧作為我國精準扶貧工程的一種重要扶貧模式，具有1:5的經濟帶動率和1:4．3的就業帶動率，其產業帶動效益顯著。因此，云南省馬關縣也將其確定為強推動縣域扶貧事業發展的一種重要途徑。然而，旅游精準扶貧的效益取決于相應地區旅游扶貧模式的科學運作程度。同時，馬關縣眾多旅游精準扶貧項目發展緩慢的原因，也在于沒有科學的旅游精準扶貧模式作指導，因此本文針對馬關縣應有的以旅游發展模式、營銷市場定位和貧困人口參與方式為主要內容的旅游精準扶貧模式嘗試作出探索。

1旅游發展條件分析

探索馬關縣旅游精準扶貧模式的前提，是對旅游發展條件進行綜合分析。其中，主要是針對馬關縣的旅游資源、發展現狀及其所處環境等方面展開分析評價。1．1旅游資源分析。豐富的民俗節慶活動，如花山節、兜陽節、花飯節等，是馬關縣的主要人文旅游資源，且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參與性、趣味性和體驗性。多民族的節慶活動和各民族獨特精美的手工藝品(如壯族木刻版畫、苗族刺繡等)，可以支撐馬關縣發展民俗節慶旅游項目。同時，馬關縣山清水秀，自然環境優良，數量眾多的少數民族旅游村寨坐落其中，為馬關縣的特色村寨度假休閑旅游提供了基礎。此外，馬關縣地處國家邊境，外與越南接壤，可依托都龍集鎮打造旅游增長極，開發邊境自駕游。1．2發展現狀分析。馬關縣的旅游資源雖然數量眾多，但是體量普遍偏小，且資源稟賦不高。調查數據顯示，馬關縣現有古林箐原始森林、老君山等自然資源為主的景點5處，有馬關中山公園和馬關烈士陵園等遺址遺跡3處，有邊境旅游集鎮都龍集鎮1處。然而，馬關縣具備奇異性和唯一的旅游市場壟斷地位的旅游景點或高品位資源，數量不多。因此，馬關縣的旅游市場競爭力不強，旅游經濟發展有待提升。1．3發展環境分析。現下的旅游發展環境，同時給予了馬關縣機會和挑戰。一方面是有利的旅游發展機會，如濃郁的邊境少數民族風情和優良的自然生態條件為馬關縣的旅游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21個全國重點旅游扶貧村落和多個云南省旅游扶貧示范村為馬關帶來了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另一方面，旅游發展基礎薄弱、地理區位較差、口岸人氣不足以及周邊地區占據旅游市場先發優勢等諸多因素，都給馬關縣的旅游發展帶來了阻礙和困難。因此，馬關縣旅游發展環境不太明朗，揚長避短的發展節奏將成為其破局的關鍵。

2旅游發展模式選取

[摘要]在對我國旅游精準扶貧研究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總結了前人關于旅游精準扶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個領域：旅游精準扶貧概念的界定，及其內涵；旅游精準扶貧機制研究；旅游精準扶貧模式研究；旅游精準扶貧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實現路徑；旅游精準扶貧的案例研究；旅游精準扶貧的其他研究。而關于旅游精準扶貧的核心內容（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以及旅游精準扶貧的績效考核與評估等研究涉獵較少，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與研究。

[關鍵詞]旅游扶貧；精準；研究進展

1引言

旅游扶貧作為一種特殊的扶貧方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關于旅游扶貧的研究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研究；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踐研究，無論對業界還是學界都有重要的貢獻。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確保我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2020年我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讓我國貧困群眾與與全國人民同步進入小康社會。2013年考察湘西地區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的概念，他要求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號和好高騖遠。2014年《國務院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旅游精準扶貧”，強調旅游扶貧要精準。基于以上三個大的政治環境，全國各地，各地政府積極推進“旅游精準扶貧”項目，希望通過發展旅游達到脫貧致富的目的。旅游精準扶貧的提出除了得到政府、企業等業界的響應，也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

2旅游精準扶貧研究述評

本文針對旅游精準扶貧研究的文獻進行述評，所得文獻主要來自“中國知網”，通過中國知網，主題搜索“旅游精準扶貧”共有412篇文獻。縱觀這些文獻，可以看出我國旅游精準扶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內容：旅游精準扶貧含義的界定；旅游精準扶貧機制研究；旅游精準扶貧的模式研究；旅游精準扶貧存在的問題以及實現路徑；旅游精準扶貧開發的案例研究；旅游精準扶貧開發的其他研究等。2.1旅游精準扶貧的含義與內涵。旅游精準扶貧的提出，雖然引起了業界與學界的廣泛關注，但是目前并沒有統一的定義。對此，不同的學者給出了各自的理解。熊林海、張樂認為鄉村旅游精準扶貧有別于一般的輸入式扶貧方式，是一種“授人以漁”的造血式扶貧方式，是指充分挖掘當地的資源優勢，發現和培育鄉村價值，通過鄉村價值與旅游相結合帶動經濟發展，并通過貧困戶的精準識別，有針對性的幫扶貧困戶，惠及真貧困戶，實現精準扶貧的一種“真扶貧、扶真貧”的旅游扶貧方式。楊靜則認為精準化旅游扶貧是指在具有資源優勢的欠發達地區，通過政府、社會、企業、民眾的力量，科學合理的大力發展當地旅游業，通過旅游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此外，馬勇提出了旅游精準扶貧內涵的三維價值，認為旅游精準扶貧不僅僅只強調依托旅游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還需要從時間維、空間維和關系維三個維度解釋旅游精準扶貧是有長遠利益的扶貧，是產業聚集的扶貧，是有尊嚴的扶貧。2.2旅游精準扶貧機制研究。關于旅游精準扶貧機制，應依目的地、目的地情況而定，不同學者也提出了不同扶貧機制。張春美提出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運行機制：在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的幫扶下，識別出該地區適合開發的旅游項目、貧困人口，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采取科學、合理的開發方式發展鄉村旅游，建立健全的管理手段，確保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脫貧致富的目的。吳亞平提出少數民族村寨“農旅融合”機制，即通過發展山地綠色有機農業，就地把農產品轉化為附加值較高的旅游消費品，極大的提高農業產出效益，使貧困人口在不需要做出重大改變的情況下實現脫貧的目標。龍祖坤提出旅游精準扶貧機制：政府識別出貧困戶，針對不同的貧困戶采取不同的幫扶措施，并采取相應的激勵措施，逐步使貧困戶脫貧。楊海平提出了武陵山片區的旅游精準扶貧機制，包括議事決策機制、利益協調分配機制和監督約束機制。馬芬認為南江縣旅游精準扶貧的機制應該是政府主導實現旅游扶貧跨越發展，市場主導精準定位，景區幫扶助力當地貧苦人口脫貧。2.3旅游精準扶貧模式研究。旅游精準扶貧的模式是由當地的政策、地理、資源、社會環境等因素決定的，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李靜以米倉山大峽谷旅游景區為例，提出米倉山大峽谷旅游精準扶貧模式：統籌精準利用專項基金，引入市場主體搭建旅游精準扶貧平臺，通過公私合作保障旅游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邢惠斌提出河北省連片特困區旅游精準扶貧的模式：協調環境保護和旅游發展關系，拓展鄉村旅游產業鏈，將強政府精準扶貧的引領作用，加強對居民旅游素質和能力培養，構建旅游扶貧監管體系。羅興構建了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旅游精準扶貧模式：①全域覆蓋、拓展扶貧廣度和深度（旅游扶貧路徑），加強當地與周邊市縣的聯系、建設公路，充分發揮地理優勢、挖掘旅游資源潛力，把旅游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來培育和發展；②全要素參與，構建“旅游+”精準扶貧平臺（精準扶貧方式），旅游+購物、旅游+互聯網、旅游+生態；③全產業融合，延長精準扶貧產業鏈（精準扶貧產業），以旅游業為依托，打造旅游農業、旅游輕工業、旅游地產等特色旅游產品。楊袆分析了六安市旅游精準扶貧的模式有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鄰里互助型和景區幫扶型。桂拉旦提出了旅游精準扶貧的文旅融合模式：在市場需求、產品創意、科技進步等推動下，充分挖掘文化資源及其價值，與旅游要素內外融合，實現向新業態，新產品升級的融合過程，帶動經濟發展，實現脫貧目標。2.4旅游精準扶貧開發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實現路徑。在不同地區，旅游精準扶貧存在不同的問題與難點，既有主觀方面也有客觀方面。董藝婷總結了龍潭大峽谷西南岸青牛山村旅游精準扶貧存在的問題：①思想意識落后、缺乏發展思路，村民對鄉村旅游的認識不高、發展鄉村旅游的意識薄弱，大部分居民認為發展鄉村旅游與自己關系不大，參與積極性不強，處于觀望狀態；②駐村幫扶存在問題；③扶貧資金出現問題，補助資金不匹配。曾茗芹介紹了廣西鄉村旅游生產要素在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旅游資源開發欠缺科學性導致旅游精準扶貧效益低下，旅游產品開發深度不夠導致旅游精準扶貧內容單一、沒有特色，旅游企業抗風險能力差導致旅游精準扶貧外部主體作用力有限，旅游人力資源缺乏導致旅游精準扶貧缺乏保障，旅游投入相對不足導致旅游精準扶貧進程緩慢。洪業應分析了涪陵區旅游旅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①多頭管理、責任不明確、缺乏科學的規劃；②旅游資源開發和資源保護村在沖突；③產品結構單一、缺少創意；④人才匱乏，服務水平低；⑤政府引導不力，融資困難，缺乏資金。彭婷認為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困境有規劃開發不合理、基礎設施不完善、服務管理不規范、旅游產品缺乏特色、宣傳效力不理想、旅游扶貧被動化。鄧偉杰、楊佳潤則認為旅游精準扶貧扶貧存在的難點主要是：①精準識別存在難點，扶貧對象識別和扶貧項目識別存在難點；②精準幫扶中存在需求排斥和市場排斥；③精準管理中存在難點。為了解決旅游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更好地實現精準扶貧的目的，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實現旅游精準扶貧的路徑。針對旅游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和精準管理存在的問題，薛定剛、吳靖南、劉民坤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①精準識別扶貧對象與項目資源，要扶真貧、全方位扶貧；②精準制定旅游精準扶貧的幫扶措施，建設旅游精準扶貧的政策環境；③完善旅游精準扶貧的管理體制，精準實施旅游扶貧動態管理，精準實現旅游扶貧目標考核，保質保量。林移剛則認為鄉村旅游扶貧是典型的產業扶貧，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關鍵是“扶業”，而生產要素的不合理配置制約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發展，因此提出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實現路徑：合理規劃旅游生產要素；升級旅游生產要素的配置；創新旅游高級生產要素。李榮菊進一步補充旅游精準扶貧需要多舉并施、創新發展：創新開發方式，提高組織化程度；強化旅游精準扶貧培訓，提升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服務能力；突出旅游產品特色，提高產業競爭力。陳秋華、劉陽提出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實現路徑：①“三產”融合，延伸農村產業鏈；②因地制宜，實施精準幫扶；③樹立“五化（鄉村化、創意化、土木化、低碳化、景村一體化）”理念，打造鄉村旅游精品。2.5旅游精準扶貧案例研究。荷茜靈、彭華、毋佳佳分別以葫蘆島市建昌縣玉帶灣村、巴中市恩陽區萬壽村、莊浪縣為例對其旅游精準扶貧進行SWOT分析，并提出了各地旅游精準扶貧的發展思路與對策。白麗分析了山西省實施旅游精準扶貧的條件：旅游資源豐富、特色鮮明，區位優越、交通便利，機遇良好、需求旺盛；并提出了推進山西省旅游精準扶貧發展的建議。卞茜燕總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雙廊村的扶貧狀況，認為雙廊村旅游精準扶貧的困境主要有社區居民從旅游中的獲益不均貧戶差距拉大、資源破壞嚴重、社會問題突出、基礎設施嚴重滯后，并提出了社區參與旅游精準扶貧機制。曾茗芹介紹了廣西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現狀與旅游精準扶貧的優勢，并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提出了廣西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思考。黃文嬌以六納村為例，分析六納村致貧的主觀原因與客觀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六納村旅游精準扶貧的對策：雙向定位、精準識別，扶正思想、拔掉窮根，多模式結合、融資促發展。楊娜介紹了六盤水市旅游精準扶貧的現狀，并對旅游精準扶貧的開發條件進行精準識別分析，主要包括資源條件分析、配套條件分析。龍曉春分析了南丹旅游業的發展優勢與現狀，介紹了南丹發展生態旅游的主要問題，同時提出了南丹區域旅游精準扶貧的對策。2.6旅游精準扶貧的其他研究。蔡克信認為旅游精準扶貧要厘清三方面的內容：①社區貧困居民是旅游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②社區居民參與才能確保貧困居民能從旅游開發中獲益；③政府角色轉變是旅游精準扶貧的關鍵，隨著旅游管理的規范化和運行的有序化，政府要逐漸從“主導者”向“引領者”角色轉變。鄧小海闡述了旅游扶貧精準識別的概念和意義，提出旅游扶貧目標人群識別的市場甑別機制和“意愿—能力”識別模型及旅游扶貧項目識別的“RHB”框架。鄧小海構建了旅游扶貧精準幫扶的“三位一體”體系，即地區層次幫扶、社區層次幫扶和個體層次幫扶；精準幫扶的主體為政府部門、旅游企業、非政府組織、貧困人口和旅游者。龍祖坤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分析了武陵山區旅游扶貧效率，結合MI指數評價其效率形態分為潛力型、朝陽型、黃進型和夕陽型；并提出了各類效率形態適宜的旅游扶貧模式分別為產業聯動模式、戰略聯合模式、政企合作模式和項目支撐模式。

［摘要］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使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對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率超過70％。這個成就，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冊濃墨重彩的一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扶貧攻堅的效果尤為顯著，交出了一份讓世界驚嘆的"中國答卷”。但是，由于歷史、區域發展等多方面原因，按照現有標準，我國仍有5575萬貧困人口尚需脫貧，“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時間節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繁重最艱難的任務在農村，尤其是在特困地區。中國扶貧開發已進入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全力推進精準扶貧工作，探索精準扶貧的有效路徑，需要集全黨全社會的智慧，在扶貧思路、機制、體制、政策和措施上做出重大創新。

［關鍵詞］精準扶貧，反貧困，問題，路徑

一、理論基礎：貧困的定義、標準及反貧困理論

（一）貧困的定義與標準

對貧困定義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但就一般意義而言，貧困可分為兩個方面。從狹義上講，貧困是指生存主體經濟范疇上的貧困，生活條件難以維持在最低水平的狀況。廣義上的貧困除了包括經濟范疇層面貧困以外，還包括文化、社會、環境、發展等方面的因素，例如生存年齡、醫療衛生、教育文化、就業失業等方面的狀況。貧困標準，又叫貧困線，指的是在時間、空間和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定的條件下，維持人們生計所必需消費的商品和勞務的最低費用。世界銀行在2015年10月初宣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將國際貧困線標準從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25美元上調至1．9美元。此次大幅上調意味著全球貧困人口數量大量增加。1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個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2比2010年提高了80％．按照當時匯率計算，中國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大致相當于每日1美元。按此標準，當前我國貧困人口數量為7017萬人。

（二）反貧困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