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詞曲范文10篇

我們經常說“元曲代宋詞而興”，這一說法大體上不錯，但細想起來便有兩個問題：一是金代的情況如何，跨過了一個金代，詞曲的演變發展便缺略了一個環節；二是當典興起的時候，詞的情況如何，是不是完全銷聲匿跡了。這兩個問題的探究都離不開詩歌與音樂關系的考察。

1

說到詞曲的演變，不能忽略柳永和蘇軾、辛棄疾的影響。

柳永之詞，以其市民的情調，嫻熟的手法，諧婉動聽的音律，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曲的一種先導。誠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自昔詩詞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為轉移。詞曲之為體，誠迥乎不同。董（解元）為北曲初祖，而其所為詞，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

蘇軾、辛棄疾之詞，以其豐富的內容，開闊的境界，融匯力極強的語言，陽剛之美為主的風格，同樣成為曲的一種先導。元好問《自題樂府引》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貫云石《陽春白雪序》云：“蓋士嘗云：東坡之后，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由此看來，蘇辛詞與元曲正是一脈相承的。（注：以上問題，可參拙文《從詞到典——論金詞的過渡性特征及道教詞人的貢獻》，《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蘇軾、辛棄疾之外，其他有關詞家的影響，也不應當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為。

我們經常說“元曲代宋詞而興”，這一說法大體上不錯，但細想起來便有兩個問題：一是金代的情況如何，跨過了一個金代，詞曲的演變發展便缺略了一個環節；二是當典興起的時候，詞的情況如何，是不是完全銷聲匿跡了。這兩個問題的探究都離不開詩歌與音樂關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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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詞曲的演變，不能忽略柳永和蘇軾、辛棄疾的影響。

柳永之詞，以其市民的情調，嫻熟的手法，諧婉動聽的音律，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曲的一種先導。誠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自昔詩詞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為轉移。詞曲之為體，誠迥乎不同。董（解元）為北曲初祖，而其所為詞，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

蘇軾、辛棄疾之詞，以其豐富的內容，開闊的境界，融匯力極強的語言，陽剛之美為主的風格，同樣成為曲的一種先導。元好問《自題樂府引》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貫云石《陽春白雪序》云：“蓋士嘗云：東坡之后，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由此看來，蘇辛詞與元曲正是一脈相承的。（注：以上問題，可參拙文《從詞到典——論金詞的過渡性特征及道教詞人的貢獻》，《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蘇軾、辛棄疾之外，其他有關詞家的影響，也不應當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為。

我們經常說“元曲代宋詞而興”，這一說法大體上不錯，但細想起來便有兩個問題：一是金代的情況如何，跨過了一個金代，詞曲的演變發展便缺略了一個環節；二是當典興起的時候，詞的情況如何，是不是完全銷聲匿跡了。這兩個問題的探究都離不開詩歌與音樂關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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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詞曲的演變，不能忽略柳永和蘇軾、辛棄疾的影響。

柳永之詞，以其市民的情調，嫻熟的手法，諧婉動聽的音律，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曲的一種先導。誠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自昔詩詞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為轉移。詞曲之為體，誠迥乎不同。董（解元）為北曲初祖，而其所為詞，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

蘇軾、辛棄疾之詞，以其豐富的內容，開闊的境界，融匯力極強的語言，陽剛之美為主的風格，同樣成為曲的一種先導。元好問《自題樂府引》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貫云石《陽春白雪序》云：“蓋士嘗云：東坡之后，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由此看來，蘇辛詞與元曲正是一脈相承的。（注：以上問題，可參拙文《從詞到典——論金詞的過渡性特征及道教詞人的貢獻》，《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蘇軾、辛棄疾之外，其他有關詞家的影響，也不應當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為。

我們經常說“元曲代宋詞而興”，這一說法大體上不錯，但細想起來便有兩個問題：一是金代的情況如何，跨過了一個金代，詞曲的演變發展便缺略了一個環節；二是當典興起的時候，詞的情況如何，是不是完全銷聲匿跡了。這兩個問題的探究都離不開詩歌與音樂關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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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詞曲的演變，不能忽略柳永和蘇軾、辛棄疾的影響。

柳永之詞，以其市民的情調，嫻熟的手法，諧婉動聽的音律，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曲的一種先導。誠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自昔詩詞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為轉移。詞曲之為體，誠迥乎不同。董（解元）為北曲初祖，而其所為詞，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

蘇軾、辛棄疾之詞，以其豐富的內容，開闊的境界，融匯力極強的語言，陽剛之美為主的風格，同樣成為曲的一種先導。元好問《自題樂府引》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貫云石《陽春白雪序》云：“蓋士嘗云：東坡之后，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由此看來，蘇辛詞與元曲正是一脈相承的。（注：以上問題，可參拙文《從詞到典——論金詞的過渡性特征及道教詞人的貢獻》，《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蘇軾、辛棄疾之外，其他有關詞家的影響，也不應當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為。

【關鍵詞】散曲;散曲學;20世紀;新世紀;危機;對策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間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擾太多太大，大陸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氣，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績。在50年代，隋樹森先生先后對《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太平樂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選集進行了精細校訂，并在此基礎上廣搜博覽，最后編成《全元散曲》，總輯一代文獻。在作家考訂方面，孫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譚正璧的《元曲六大家傳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階段，港臺方面的實績要超過大陸，特別是在曲譜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羅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譜》、羅錦堂的《北曲小令譜》、《南曲小令譜》、汪經昌的《南北曲小令譜》、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鄭賽的《北曲套式匯錄詳解》、《北曲新譜》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創作、藝術形式和發展歷史等研究方面，有羅錦堂(中國散曲史》、鄭賽《從詩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研究》、王忠林《元曲論叢》等專著，另如鄭賽《景午叢編》、羅錦堂《錦堂論曲》等論著中也收人了他們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摘要：正如陳玉琛先生在《聊齋俚曲》一書中說：“聊齋俚曲乃是融合了多種藝術形式的特點而又獨樹一幟，它不拘一格而又自成體，成就了用俗曲講唱大型故事的嶄新事業，成為集我國歷代說唱、戲劇之大成者。”俚曲是曲與詩相結合的文體，又是曲與戲劇融合一體的結晶，也是集歌、舞、樂于一身的妙筆華章。它在我國文學史、戲劇曲藝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珍品，它值得我們繼承發揚與不斷研究。

關鍵詞：聊齋俚曲蒲松齡風格

聊齋俚曲是文人思維與民間藝術相結合的產物，是文人思維與地方特色集于一體的獨特的藝術品種。在三百多年的流傳、發展過程中，它吸取了各種音樂文體的因素，又經過許多民間藝人的加工、豐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書兼二體”，即兼說唱與戲劇的風格特點。

一、俚曲語言方面的風格特點

蒲松齡的15部俚曲作品全部都是運用白話及其家鄉山東淄川的方言土語寫成的，語言方面有著獨特的風格特點。在那個年代，文藝創作都是以文言創作的，像聊齋俚曲用方言俚語寫成的極其少見。聊齋俚曲音樂通俗易懂、生動有趣，其語言的大眾化和濃郁的地方特色使俚曲成為深受普通百姓喜愛的藝術文體。正如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說的：“使街衢里巷之中，見者歌，而聞者亦泣”，說明俚曲為人民接受的普遍性。時至今日，在每年的春節等節日，蒲氏家鄉淄川還有唱俚曲的傳統節目。俚曲語言有以下幾個特點：

1．通俗性

摘要：正如陳玉琛先生在《聊齋俚曲》一書中說：“聊齋俚曲乃是融合了多種藝術形式的特點而又獨樹一幟，它不拘一格而又自成體，成就了用俗曲講唱大型故事的嶄新事業，成為集我國歷代說唱、戲劇之大成者。”俚曲是曲與詩相結合的文體，又是曲與戲劇融合一體的結晶，也是集歌、舞、樂于一身的妙筆華章。它在我國文學史、戲劇曲藝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珍品，它值得我們繼承發揚與不斷研究。

關鍵詞：聊齋俚曲蒲松齡風格

聊齋俚曲是文人思維與民間藝術相結合的產物，是文人思維與地方特色集于一體的獨特的藝術品種。在三百多年的流傳、發展過程中，它吸取了各種音樂文體的因素，又經過許多民間藝人的加工、豐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書兼二體”，即兼說唱與戲劇的風格特點。

一、俚曲語言方面的風格特點

蒲松齡的15部俚曲作品全部都是運用白話及其家鄉山東淄川的方言土語寫成的，語言方面有著獨特的風格特點。在那個年代，文藝創作都是以文言創作的，像聊齋俚曲用方言俚語寫成的極其少見。聊齋俚曲音樂通俗易懂、生動有趣，其語言的大眾化和濃郁的地方特色使俚曲成為深受普通百姓喜愛的藝術文體。正如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說的：“使街衢里巷之中，見者歌，而聞者亦泣”，說明俚曲為人民接受的普遍性。時至今日，在每年的春節等節日，蒲氏家鄉淄川還有唱俚曲的傳統節目。俚曲語言有以下幾個特點：

1．通俗性

摘要：正如陳玉琛先生在《聊齋俚曲》一書中說：“聊齋俚曲乃是融合了多種藝術形式的特點而又獨樹一幟，它不拘一格而又自成體，成就了用俗曲講唱大型故事的嶄新事業，成為集我國歷代說唱、戲劇之大成者。”俚曲是曲與詩相結合的文體，又是曲與戲劇融合一體的結晶，也是集歌、舞、樂于一身的妙筆華章。它在我國文學史、戲劇曲藝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珍品，它值得我們繼承發揚與不斷研究。

關鍵詞：聊齋俚曲蒲松齡風格

聊齋俚曲是文人思維與民間藝術相結合的產物，是文人思維與地方特色集于一體的獨特的藝術品種。在三百多年的流傳、發展過程中，它吸取了各種音樂文體的因素，又經過許多民間藝人的加工、豐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書兼二體”，即兼說唱與戲劇的風格特點。

一、俚曲語言方面的風格特點

蒲松齡的15部俚曲作品全部都是運用白話及其家鄉山東淄川的方言土語寫成的，語言方面有著獨特的風格特點。在那個年代，文藝創作都是以文言創作的，像聊齋俚曲用方言俚語寫成的極其少見。聊齋俚曲音樂通俗易懂、生動有趣，其語言的大眾化和濃郁的地方特色使俚曲成為深受普通百姓喜愛的藝術文體。正如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說的：“使街衢里巷之中，見者歌，而聞者亦泣”，說明俚曲為人民接受的普遍性。時至今日，在每年的春節等節日，蒲氏家鄉淄川還有唱俚曲的傳統節目。俚曲語言有以下幾個特點：

1．通俗性

論文關鍵詞：聊齋俚曲蒲松齡風格

論文摘要：正如陳玉琛先生在《聊齋俚曲》一書中說：“聊齋俚曲乃是融合了多種藝術形式的特點而又獨樹一幟，它不拘一格而又自成體，成就了用俗曲講唱大型故事的嶄新事業，成為集我國歷代說唱、戲劇之大成者。”俚曲是曲與詩相結合的文體，又是曲與戲劇融合一體的結晶，也是集歌、舞、樂于一身的妙筆華章。它在我國文學史、戲劇曲藝史上都是獨樹一幟的珍品，它值得我們繼承發揚與不斷研究。

聊齋俚曲是文人思維與民間藝術相結合的產物，是文人思維與地方特色集于一體的獨特的藝術品種。在三百多年的流傳、發展過程中，它吸取了各種音樂文體的因素，又經過許多民間藝人的加工、豐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書兼二體”，即兼說唱與戲劇的風格特點。

一、俚曲語言方面的風格特點

蒲松齡的15部俚曲作品全部都是運用白話及其家鄉山東淄川的方言土語寫成的，語言方面有著獨特的風格特點。在那個年代，文藝創作都是以文言創作的，像聊齋俚曲用方言俚語寫成的極其少見。聊齋俚曲音樂通俗易懂、生動有趣，其語言的大眾化和濃郁的地方特色使俚曲成為深受普通百姓喜愛的藝術文體。正如其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說的：“使街衢里巷之中，見者歌，而聞者亦泣”，說明俚曲為人民接受的普遍性。時至今日，在每年的春節等節日，蒲氏家鄉淄川還有唱俚曲的傳統節目。俚曲語言有以下幾個特點：

1．通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