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哲學范文10篇

關鍵詞：技術哲學；技術創新哲學；技術啟蒙

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國、美國和中國技術哲學的歷史發展，揭示了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自覺意識，并進而提出，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任務有兩項：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技術哲學”研究起源于德國。1877年，德國哲學家卡普(E．Kapp)發表《技術哲學綱要》一書，這是德國系統地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爾(F．Dessauer)分別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術哲學》專著。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爾(M．Heidegger)從現象學和存在論角度對技術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又經歷了持續的、系統的增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國工程師協會人文與技術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會員中有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技術哲學家胡寧(A．Huning)、倫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羅波爾(G．Ropoh1)、薩克塞(H．Sachsse)、塔克爾(K．Tuche1)、茲默理(w．C．Zimmerli)。迄今，該委員會的技術哲學家們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倫克的《技術時代的哲學》(1971)、《論技術的社會哲學》(1982)；羅波爾_的《系統技術：基礎和應用》(1975)、《有缺點的技術》(1985)、《技術啟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術哲學》(1978)、《現代世界的動力學》(1994)；胡寧的《工程師的創造力》(1974)；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1978)等等。

從整體上看，經過百余年發展的德國技術哲學，雖在學術界逐漸獲得了承認，但仍屬于哲學的邊緣領域。德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其一，該領域的智力結構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和標準化的。大致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其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術的倫理、生態和資源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突出的現實主義轉向。技術哲學研究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在的實踐導向。

就世界范圍看，德國技術哲學首先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所呼應。20世紀60—70年代始在美國興起。1975—1977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f，r)成立。1978年開始出版技術哲學年鑒，1981年開始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SPT國際研討會，1995年創辦學會期刊(Techne)。近30年，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發展迅速，出現了一批知名的技術哲學家及其優秀的學術專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1990)；費雷(F．Ferre)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形而上學》(1996)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認識論》(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1984)、《堅持實在》(1999)；溫納(L．Winner)的《自治的技術》(1977)；費恩伯格(A．Feen—berg)的《追問技術》(1999)和《改造技術》(2002)；杜爾賓(P．Durbin)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社會責任》(1992)等。

從20世紀70年代起至90年代末，歐美技術哲學研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F.拉普(FriedrichRapp)、C.米切姆(CarlMitcham)、T.杜爾賓(T.Durbin)、F.費雷(FrederickFerre)、C.皮特(JosephC.Pitt)、D.伊戴(DonIhde)、H.林克(HansLenk)等一批技術哲學家的倡導和帶領下，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到各個學科領域。自1975年美洲成立哲學與技術學會（簡稱SPT）20余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研究出現一些新的特征，技術哲學在21世紀的發展趨向也初露端倪。這里，我們謹就25年來歐美技術哲學的有關研究概況、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研究趨勢做一粗淺探討。

一、1975-2000年歐美技術哲學研究概況

早在20世紀60年代歐洲大陸就成立了現象學與存在哲學學會（SocietyforPhenomenologyandExistentialPhilosophy，1962年；簡稱SPEP），此后不久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性哲學學會（SocietyforWomeninPhilosophy，簡稱SWP），幾乎同時，哲學與技術學會的雛型也已形成。1975年SPT在北美正式成立，前任副主席費雷認為，這是美國從事技術哲學研究的確切起點[1]。皮特認為SPT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對技術哲學領域做出了貢獻，使技術哲學的研究工作與以往大不相同”，“它為這個領域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講壇”[2]。SPT幾乎每年都發起兩次國際會議，出版有關系列叢書，其論文是從大量的稿件中篩選出來的。SPT還創辦了一個新的電子學期刊(Technē)，這使得來自于世界各地的學者會聚一堂，促進了彼此間的交流，加強了學術研究，并明確了此領域的研究核心及方向。因此皮特認為，“這些都是(SPT)好的方面”，“通過各種各樣的嘗試，使技術哲學的工作得以質的提高”。[3]

米切姆在回顧技術哲學的發展概況時，對技術哲學的工程主義和人文主義之爭進行了評論。他在《技術思考》（1994年）中對此做了詳細的討論[4]，并在《超技術哲學評述》（1995年）中再一次做了分析。他指出，工程技術哲學(EPT)以技術思想和活動作為全人類思想和活動的范式，并試圖以技術術語來闡釋所有的非技術的思想和活動；人文主義技術哲學(HPT)則相反，認為技術思想和活動只是人類思想和活動的一個方面和層面，應該尋求把技術限定在一個更寬泛的框架之內[5]。

的確，在一百多年前，當工程師試圖對他們自身的工作進行哲學思考并賦予工程技術工作以普遍意義的時候，技術哲學作為一種自我意識活動開始出現。一些工程技術哲學專家，諸如卡普(E.Kapp)、莫澤(S.Moser)、邦奇(M.Bunge)、佩特羅斯基(H.Petroski)，不但從普遍意義上對其自身的工作進行思考，把技術看作是不同于科學的存在，從而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上的和政治上對技術進行分析，而且，他們還成功地反擊了由劉易斯·芒福斯、馬丁·海德格爾、雅克·埃呂爾等哲學家提出的人文主義技術批判。因此，米切姆承認，在工程主義的技術哲學精神鼓舞下，工程的應用哲學，尤其是工程的應用倫理學，呈現出一派繁榮。目前，工程技術哲學的這種繁榮景象，在生物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工程倫理學、計算機倫理學等相關領域十分明顯[6]。

費雷是較早的一位研究“技術與價值”的技術哲學家。自1975年即SPT成立時起，費雷便與技術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而實際上，早在60年代他就已產生了進入技術哲學領域的動機。后來，在普度大學，他開設了“技術與價值”的課程，研究產生環境危機的根源。他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技術必定是由人類價值（喜愛、害怕、希望等等）所促進產生的”；第二，“技術依賴于人類的知識”。于是，“在人類與地球之間最為脆弱的臨界點上——我發現了基本價值與基本知識之間的實際應用——宗教和科學潛在的知識領域——對環境影響產生了極大的沖擊”[7]。

摘要：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技術哲學首先應該回到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發現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技術哲學；馬克思把技術界定為活動方式、生產方法等等；馬克思的哲學體系中技術處于基礎和核心的地位：技術決定著人與自然關系的演化，決定著人的本質；技術決定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技術決定著生產關系的變革和經濟時代的變遷。

關鍵詞：馬克思技術哲學技術決定論異化

KEYWORD：PhilosophyofTechnology，Techno-Determinism，Alienation

ABSTRACT：WhenwestudyMarxistTechniquephilosophy，weshouldstudythebackgroundwhichMarxlivedin，andsowemaybedigoutthe"REAL"MarxistTechniquephilosophy;Marxcircumscribedtechniqueasactivitymethodandproductionmodeandsoon；TechniquestandedatthebasicorkernelsituationintheMarxphilosophy：tachniquewasthedeterminantoftheevolvementoftherelationofhumanandnature，andthedeterminantofwhatisman，andthedeterminantofadvancementofproductivity，andthedeterminantoftransformtheepochofeconomyA.

一、馬恩技術哲學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馬克思技術哲學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對他的技術哲學進行評價的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僅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十九世紀是理性和技術狂歡的世紀，而二十世紀主要是對理性和技術進行反思和批判，所以當我們對馬克思技術哲學的技術哲學進行研讀和評價的時候，應該回到馬克思技術哲學自身。

今天，無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在生活層面，對于公共性問題的研究成了人們反思現在、邁向未來的重大課題。世界各地食品安全問題的頻頻發生，引發了人們對于公共問題的探索；日本核輻射事件使人們展開對技術問題的極大爭論。我們由公共哲學介入，首先探討公共哲學的基本問題，進而討論在當前時局下技術哲學應具備的公共性及其學科建構面對的一般公共性原則和相關設想。

一、當前公共哲學的基本理論

1．公共哲學的提出

公共哲學是由沃爾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在他的著作《公共哲學》中明確提及的。雖然李普曼明確地提出了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公共哲學，然而對于公共哲學的探討卻不是開始于他。從中國哲學角度看，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論述。《尚書》中就有公共性的意向。后來中國思想中也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看來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對于公共哲學思想的研究歷來就有。在西方思想中，盧梭（Rousseau，1712－1778）就渴望有一種全面性的“公民宗教”。盧梭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在追求經濟利益下，也應承擔自己的義務，用“公意”來逐步代替人們心中的“私意”，從而達到一種至高的精神世界。

2．公共哲學主題探索

一個學科應有自己的研究主題和研究空間。對于公共哲學學科的存在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目前的關鍵是公共哲學研究的主題是什么？李普曼認為公共哲學應與人類的文明有密切關系。康德（Immanuel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在論述“公共理性”和“公共正義”時，也是為了尋找一種公共法則。哈馬貝斯（1929－）對“話語理論”的分析也是為了探尋公共性的實現方式。中國儒家主張“天下為公”，是為了找到一條治世之道。盡管對于公共哲學的探索各不相同，但其中也有一些公共性的觀點存在：公共哲學的探索是有意義的，公共哲學的討論前提應是保持各種理念、文明的多樣性，公共哲學所追求的是為社會公共性服務，而不是追求一種絕對的統一。

［摘要］科學技術哲學是近年來發展較快的學科，目前學界對其研究方興未艾。本文就近年來有關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淵源、學科定位、發展歷程、學科板快、當前關注問題、未來趨勢以及科學技術哲學發展面臨問題的研究情況作一概述。

［關鍵詞］現階段；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呈現強勁勢頭。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獻發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學術研討會召開，使得科學技術哲學的一些專題得到了深入地探討。文章就近年來有關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情況作一概述。

一、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淵源。科學技術哲學并非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有著深厚的學術淵源和歷史背景，學界從不同視角闡述了科學技術哲學產生的淵源。如學者任元彪從學術淵源上指出20世紀中國科學技術哲學主要來自三個方面：（1）現代西方科學哲學及其學術傳統；（2）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辯證法傳統；（3）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自然哲學傳統［1］。而學者郭貴春、成素梅、邢如萍則認為“科學技術哲學”的根源在“自然辯證法”，他們比較突出“科學技術哲學”與“自然辯證法”的演變關系，認為“科學技術哲學”是從傳統的“自然辯證法”的基礎上演變過來的，是對“自然辯證法”學科的繼承和發展［2］。學者吳國盛則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實際上有三種構成因素、三重歷史來源，即：（1）德國古典自然哲學；（2）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3）改革開放以來“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學科［3］。關于科學技術哲學的產生淵源，筆者認同郭貴春等人的觀點。科學技術哲學和自然辯證法關系密切，科學技術哲學是“自然辯證法”在新時期的時代體現，是對自然辯證法的繼承和發展。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般的科學哲學經歷了從邏輯經驗主義到后實證主義的轉向，并拓展至以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及新技術社會學為代表的建構論的“科學研究”（sciencestudies）和“技術研究”（technologystudies）。但在基礎主義（fundamentalism）看來，它們對于科學知識的本質、科學活動的目標以及科學家的行為的解釋充斥著對理性的解構和真理的消解，具有明顯的相對主義意味，并在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科學大戰”中對此做出了強烈的反彈。實際上，在科學大戰前后，科學哲學等領域已經透過對真實的科學實踐的關照進行了自我調整。其主軸是超越“理論優位”（theory-dominance）的研究傳統，強調回到培根，回歸科學作為實驗科學和實驗室科學的本義，凸顯科學與技術在物質性層面的整合。由此出現了以實驗哲學為代表的新經驗主義（newempiricism）。（勞斯，2004，第9－12頁）同時，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異質性概念——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提出，使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開始融合為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近十多年來，在此基礎上相繼出現了兩次重要的整合性轉向：首先是SSK的實驗室研究與實驗哲學整合，將研究視角從作為知識的科學（science-as-knowledge）轉向作為實踐的科學（science-as-practice）（皮克林編著，2006年，中文版序言第2頁），走向凸顯科學的技術與社會文化實踐的“后SSK”；其次是基于現象學的技術哲學（如工具實在論）與后SSK等科學與技術研究整合，進一步走出理論偏向（theory-biased），關注物質性（materiality）對于我們在世活動的深刻影響，開啟了對“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研究。（IhdeandSelinger,2003,p1-7）本文的宗旨并非介紹這些具有后現代意味的研究，而著力深入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的相關背景，綜合有關思想資源，從科學－技術觀、技術化科學意象及其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啟示等更為廣闊的視角，探究技術化科學這一話語的哲學意蘊。

一、作為科學—技術觀的“技術化科學”

在現代科技敘事中，充斥著大量基于科學的技術和技術導向的科學，面對生命技術（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學（newmaterialsscience）之類的稱謂，人們往往為難以明晰區分科學與技術而倍感困惑。這種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看來，科學主要涉及抽象純粹的理論知識，技術是純科學理論知識的應用。這就是源于啟蒙理性主義并為邏輯經驗主義所強化的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一方面，科學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動，科學理論知識是對自然實在的鏡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譯“表象”，兩種譯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為尊重原譯也采用“表象”），技術被界定為應用科學；另一方面，雖然經驗是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的保障，但經驗的獲得要么被簡化為被動的觀察，要么被視為理所當然，工具和實驗等技術性因素在經驗獲取中的作用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論中早就以“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論及科學與技術滲透互動的事實，但這些大而化之的敘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就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而言，對這一科學－技術觀的超越經歷了一個迂回而趨同的過程。

在科學哲學中，經過后實證主義與新經驗主義兩次轉向，實現了從理論偏向的基礎主義到理論偏向的相對主義再到注重科學的技術性向度的科學－技術觀的轉變。漢森等人闡發的觀察滲透理論的論點對中性觀察語言的解構以及杜恒－奎因論點對知識整體論的倡導，從內部削弱了邏輯經驗主義主張的基礎主義預設，以庫恩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的興起則導致了后實證主義轉向。在后經驗（即后實證）主義看來，科學共同體將自己的理論表征與其他理論表征相比較，而不是與被觀察的、未經解釋的世界相對照（勞斯，2004，第4頁）。但不論是歷史主義或后實證主義，依舊是理論知識偏向的，在科學－技術觀上依然重科學理論而忽視工具與實驗等技術性論題。后起的新經驗主義則既不愿意回歸邏輯經驗主義堅持的基礎主義，又不滿足于歷史主義和后經驗主義的相對主義立場。赫斯（MaryHesse）、卡特賴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經驗主義者意識到：技術已經內化于現代科學之中，對自然過程進行技術控制不再是理論發現的副產品；科學或許無法通過實驗室環境下產生的理論推演出統一的理論架構，但人們依然可以在發現現象、建構唯象理論、操控自然與獲得經驗的能力上不斷進步。（同上，第9－11頁）哈金看到，“值得驚喜的是從17世紀以來，我們居然積累了如此之多的經驗知識。”（哈金，載皮克林編著，2006，第32頁）他認為這表明實驗室儀器能夠穩定地捕獲和累積物質現象，而導致這種穩定性的原因在于，當實驗科學在整體上是可行的時候，它傾向于產生一種維持自身穩定的自我辯護結構。這自然會令人聯想到杜恒－奎因論點，但哈金卻明確指出，基于心智論的杜恒－奎因論點拘泥于理論論題，而未看到：我們在調整理論與觀察的不一致時所改變的不僅是思想，還有我們的世界；如果從物質論（materialism）出發，將論題擴展至思想、事實和制造過程的關聯性，杜恒－奎因論點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和我們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何以具有如此顯著的確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經驗證據對理論知識的不充分決定性。（同上，第32－33頁）由此，新經驗主義最終超越了基礎主義的理論優位的科學－技術觀，形成了凸顯科學的技術性與物質性向度的科學－技術觀。

在科學與技術研究中，經過社會建構論與異質性實踐分析兩個階段，實現了從基礎主義到建構論的相對主義再到基于異質性技術化科學實踐的科學－技術觀的轉變。早期的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因受到基礎主義的影響而鮮有針對科學認知過程和技術實踐過程的探討。在歷史主義學派和后實證主義的影響下，科學知識社會學和新技術社會學（如SCOT）分別打開了科學知識的與技術實踐的“黑箱”，試圖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行動者的力量）還原概念網絡與人工物的不確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終結。而這種社會建構論難以克服的悖論是，它一方面導致了相對主義并主張多元主義，另一方面卻建立在本質主義的預設之上——將社會利益視為隱藏在科學概念和技術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質的因素。使建構論得以擺脫本質主義的是拉圖爾（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它將科學理解為一種實踐過程，從實踐要素的異質性出發，關注實驗室、儀器等技術性情境，用異質性要素的互動整合描述知識與人工物的建構過程。由此，科學、技術、知識、人工物、文化、社會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邏輯與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實踐層面互動整合。正是基于此視角，拉圖爾進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鑒于這一概念較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更為重視物質性與技術的作用，本文將其試譯為“技術化科學”）這一實踐性概念。以此詮釋具有內在關聯的科學與技術實踐的復雜性與多向性，便帶來了基于異質性的技術化科學實踐的科學－技術觀：一方面強調技術與科學在知識與人工物的建構中整合為同一過程；另一方面堅持物質論立場——“科學與技術通過物質性的行動與力量的相互轉換而運作起來，科學表征是物質性操控的結果。”（Sismondo,p66）

技術化科學這一新的科學－技術觀的提出，超越了基礎主義和建構論的相對主義，使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整合為科學與技術研究。但從哲學或科學哲學的層面來看，其內涵顯然遠不止于此。在進一步探討這一觀念的內涵及其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意義之前，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技術化科學所蘊含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科學－技術觀嗎？

一、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術哲學在我國傳播的歷程

在西方，技術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哲學學科，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但在中國，到目前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開放初期（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國技術哲學的醞釀興起階段，經過長期的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對于西方技術哲學乃至西方學術，國內存在大規模引入的現實需要。在這期間，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之后的西方哲學家的論述和著作，相繼被翻譯引進到國內。在這場傳播西方的運動中，西方技術哲學著作的翻譯是比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術哲學剛被傳入中國的這一階段，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期刊論文數量并不多，中國知網中只有寥寥可數的幾篇論文，而且幾乎都是翻譯性、介紹性的。從的先后順序來看，1978年，《哲學譯叢》吳偉翻譯了法國技術哲學家T.賽雷佐埃的《美洲的技術哲學》一文。該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圣巴爾拉民主研究所召開座談會之后，技術哲學作為一門新學科在美洲便開始出現。T.賽雷佐埃通過整理美洲技術哲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將美洲技術哲學的討論議題概括為：技術與價值、科學與技術在價值上的中性問題、技術社會以及虛無主義等問題。1982年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第一期對西德柏林技術大學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術哲學》（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書進行了介紹。介紹指出，弗里德里希在書中全面論述了剛剛在歐洲興起的技術哲學的歷史及近況，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評價，引起了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眾多學者的討論。弗里德里希認為，技術現象的復雜性要求人們進行多方面的考慮，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決條件以及技術推斷與技術行動的方法和結構。介紹還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將引發技術哲學、科學哲學、普通哲學、科學技術史以及社會學的學生與研究者們的興趣。同年，劉東珍發表了《技術論的形成——日本技術論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戶坂潤為首的日本唯物論研究會提出的技術論。劉東珍指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戶坂潤、科技史家岡邦雄、技術哲學家三枝博音為首的唯物論研究會，將日本技術論的研究與馬克思的技術觀相結合，形成了日本的技術論理論。劉東珍的文章，可以說是首次在國內概述了日本技術哲學發展的基本輪廓。陳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發表了《簡論技術哲學的研究》一文，簡要介紹了技術哲學在德國、美國、日本和蘇聯的發展狀況，還特別提到了德國技術哲學家凱普（E.Kapp）的《技術哲學綱要》和斯基默的《技術哲學》這兩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術哲學所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技術的概念、技術進步的動力、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的關系、技術在社會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術史研究的原則與價值，等等。通過對國外技術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陳昌曙就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范圍和研究思路進行了全面論述，為國內技術研究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道路。1983年，鄒珊剛在《漢江論壇》發表了《技術與技術哲學》一文，提出國外的學者已經將技術哲學研究看成是現代思維的新傾向和哲學的新潮流。他介紹到，亞歷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學與技術——現代思維新的傾向》、M•邦格的《技術的哲學輸入與哲學輸出》、E•卡普的《技術哲學導論》、Z•《技術哲學》等專著都強調了在技術思想中研究技術的哲學的重要性。鄒珊剛還指出，隨著我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興起，吸取外國技術哲學研究的優秀成果顯得尤為重要，但是這種吸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而建立起具有我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分支——技術哲學。鄒珊剛的文章概括起來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強調國外技術哲學對我國技術哲學發展的重要性；二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國外技術哲學的傳播。

二、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術哲學在我國傳播的特征

這一時期，西方技術哲學也開始抵達久違的中國文化界，并呈現出這樣三個特點：

第一，翻譯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工作開始起步。總的來說，隨著我國技術哲學的醞釀興起，國內學者開始關注西方技術哲學的經典文獻，不過還尚未開始系統的介紹，還停留著為數不多的簡單翻譯傳播上。從知網的文獻記錄來看，這一階段翻譯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研究文獻主要是《哲學譯叢》、《國外社會科學》、《世界科學》、《哲學研究》、《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等雜志的一些譯文、介紹性研究論文。可以說，這些翻譯研究成果給國內技術哲學研究開啟了一道思想啟迪之門。

第二，科學技術哲學成為自然辯證法改革開放的一扇窗。改革開放以來，被久閉的國門再一次被打開，國外的新思想、新知識、新學科蜂擁而至，許多跨學科、交叉學科、新興學科以及邊緣學科研究遍地開花。“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科學學、科技政策、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等都在國內落地發芽。西方技術哲學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論文、著作的被翻譯出版，同時研究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本土著作也開始出現。到70年代末，科學哲學作為自然辯證法中一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理解和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哲學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學愛好者的研究興趣，并使之最后成為與國內已有的自然辯證法哲學傳統相區別的另一種傳統。

“網絡”或“互聯網”是當代科學技術成果，一種發明，來自于想象和需要，像從前人類曾經有過的所有技術一樣，人類技術發明的動機是為了自己的方便，比如人們不滿意用腳走路，于是就發明了輪子。但是輪子和腳的模樣一點也不相像。同樣的道理，無論互聯網是否曾經受到蜘蛛網的啟發，互聯網與蜘蛛網也不相像。

互聯網所創造的文化精神狀態與形而上學傳統教育我們的精神狀態一點兒也不像。這里的關鍵詞是“相像”，與這個詞的“家族相似”的詞語還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擬”、“表達”等等。這些詞加起來，形象地勾畫出了傳統哲學認識論的基本特征，這個基本特征人為地劃分出認識的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我把這里所謂“形式”理解為我們常說的“表達工具”，比如說文字、說話的聲音、美術作品中的色彩和線條，這些“認識的形式”與它們所要表達的對象之間，有一種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關系；這里所謂“認識的內容”，就是我們常說的觀念、意義，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們感覺到的客觀事物。我這里的說法可能與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對哲學基本問題的歸納有所不同，但我認為就精神實質而言，我與他的說法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我這里忽視恩格斯所重視的唯物論與唯心論、可知論與不可知論之間的區別，而重視它們之間的一致性。再換句話說，恩格斯所謂的“哲學基本問題”只是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不是當代哲學的基本問題，更不是網絡哲學中的基本問題。

我們不知道網絡技術的初衷是否要模擬蜘蛛網的功能。也可能發明輪子是為了模擬腳走路的功能，但無論怎樣，這里的關鍵詞是“不像”，它們之間一點也不相像。所謂“不像”就是發明了一個原來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發明”與“發現”的區別就在于“發明”可以無中生有，沒有根據，沒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擬”、“表達”在它自身之外的一個東西，與世界上現存的東西保持距離，發明一個新東西，與原來的東西沒有關系，它自己就是一個東西。

以上的道理在性質上完全是哲學的，直到現在為止我一直沒有談論網絡技術本身，我討論哲學，或者說與互聯網有關的哲學、后現代哲學、與原來的哲學關系不大的哲學。關于這兩種哲學的區別，我仍然抓住“像”與“不像”的道理不放。“像”的哲學建立在尋找因果關系這種心理習慣基礎上，尋找最基本的原因、哲學的純粹性、第一哲學、本體論等等，這些被認為是不可以懷疑的。我曾經把這形象地表達為“豎”的哲學傳統（橫豎的“豎”）；“不像”的哲學忽視因果關系，不承認黑格爾所謂“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我把它比喻為“橫”的哲學。進一步說，互聯網上的信息特征是“橫”的而不是“豎”的。“橫”的哲學特征，通俗講，比如把本來并沒有關系的因素并列在一起，忽視主體或身份的作用、強調同時性和多角度并且變化的速度極快、忽視學科之間的界限、忽視中心的作用、忽視目的，還有最重要的一條，忽視“相像性”即“真的”與“假的”之間的區別。

毫無疑問，對“豎”的哲學傳統而言，“真的語言”或者真理性質的語言與假的或虛構的語言或具有文學性質的語言之間有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這兩種語言之間的區別是傳統形而上學的生命線。盡管我下面的話可能會產生理解上的障礙，但是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說話的速度，“豎”的哲學傳統用各種方式引誘人們相信，當我們說出一個名詞或人稱代詞時，這個名詞或人稱代詞與它所代表的對象之間有指向關系、因果關系、通達關系，這種關系是所謂“真理語言”的理論基礎。而“橫”的哲學卻說，這里的指向、因果、通達關系實際上并不存在，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完全是人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與可以看見的東西之間永遠有一條鴻溝。這個立場也不同于維特根斯坦，因為他讓我們對不可說的東西保持沉默。但是“橫”的哲學立場恰恰相反，認為語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說，卻從來也說不到點子上。換句話說，“說話”就是詞語自我衍生和復制，與語言自認為被表達的外部對象無關。也可以說，就效果而言，說話就是說假話。當我這么說時，與鼓勵人們說假話的道德判斷毫不相干。

互聯網就是一門與廣義上的語言或者與說話有關的空間技術。一旦上了互聯網，我們就成了用語言工作的人。在互聯網中，我們的精神狀態就是“橫”的精神狀態，從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說話就是說假話”的精神狀態。我這里當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網友相互不用真實姓名、可以胡說八道之類的情形，而是指我們并不在乎與我們聊天者的語言是否真實，我們的快樂體驗與消息的來源者、與真實性，與事物本身無關。“豎”的哲學立場所堅持的原則在這里失去了意義。

摘要:技術存在的方式在于被使用,只有在使用這一人類實踐活動中,才能彰顯技術的意義、釋放技術的功能并延續技術的生命。技術使用的主體-使用者-無疑是技術與社會關系網中的重要網結,但長期以來,人們主要是用生產話語來解析使用,過度弘揚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主體功能,從而造就了消費異化的圖景。在技術已經奏響時代最強音、技術論已經聚焦于技術擴散階段的現代語境下,技術哲學有必要拓展自己的空間,把技術使用者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有必要認真地解讀技術使用活動。

關鍵詞:技術使用者;技術消費;技術哲學

Abstract:Theexistentmodeoftechnologyistobeusedbyhumanbeings,andonlyinthepracticalactivitiesofusingcanwehighlightthemeaningoftechnology,realizethefunctionoftechnologyandcontinuethelifeoftechnology.Undoubtedly,theuserswhoarethesubjectsfortheapplicationoftechnologiesarethebasicnodesofthenetworkintherelationbetweentechnologyandsociety.However,theuseoftechnologywasdiscussedmainlybyproductivediscourseforlongandtheroleofproducerandconsumerinthediscussionwasoverestimated,thusalienatingtheconsumptionfromitstruemeaning.Nowadaysthetechnologyhasbeenemphasizingasthemostimportantthingand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hasbeenfocusingonthemoderncontextintechnologicaldiffusionphase,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hasthenecessitytoextenditsownspacewherethetechnologyuserscomeintoitsvisualfieldforinterpretingtheactivitiesofusingtechnologies.

Keywords:usersoftechnology;consumptionoftechnology;philosophyoftechnology

著名技術哲學家米切姆曾經把傳統的人類活動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認為工程師注重制造的一面,而社會科學家則注重使用的一面［1］。拉普則認為,技術的表現形態分為四種:發明、設計、制造、使用［2］。可見,使用一詞一直處于技術哲學的疆域之中,但令人詫異的是,使用問題并沒有成為技術哲學研究領域里的一個明確對象。長期以來,技術哲學家們對使用的關注主要囿于技術使用社會后果的宏觀話語體系,罕有對技術使用活動本身以及技術使用的主體-技術使用者-所進行的哲學反思,“或者即使是有所考慮,也要么是泛化為無主體的‘社會背景’(比如政治和經濟推動力),要么被降階為完全消極被動的‘受教化者’”［3］,但與此同時,經濟學、社會學早已敞開對使用者的關注之門,在有關使用者的心理需求、行為特征、社會影響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鑒于此,本文試圖對技術使用者進行簡單的梳理和介紹,以期喚起國內學者對技術使用問題研究的重視。

一、技術使用者的研究現狀

摘要:20世紀初興起的現象學運動涉及廣泛，也逐漸滲入到技術哲學研究領域。通過對技術哲學研究文獻的考察，發現相當數量的西方技術哲學家運用現象學方法研究技術哲學問題，對西方技術研究具有較大影響。這些技術哲學家雖然都是運用現象學方法考察技術，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視角，針對不同的對象，因此呈現的不是一種統一的現象學研究路徑，而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特點的多維視角。主要表現為考察技術根本問題的視角、考察具體人工物品的視角和考察人與技術關系的視角等。

關鍵詞:現象學；現象學運動；技術哲學

繼胡塞爾從現象學的角度談論科學問題以來，海德格爾專門將技術作為其思考的對象。他的技術之思，為后來現象學技術哲學的發展開啟了思路。后繼技術哲學家可以說都與海德格爾有一定的關聯，但卻以他的思想為起點，重新劃定自己的現象學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他們的工作，本質上是以現象學的方法作為根本的基礎和方法，但由于視角和研究對象及問題的切入點的不同，并沒有形成一種同一的現象學技術哲學，而是表現出了“家族相似”的特點。

一、現象學運動與技術哲學

現象學是20世紀初在反對心理主義的浪潮中產生的一個哲學流派。胡塞爾認為，心理學是關于事實的科學，不可能具有絕對的確定性。因此，用心理學的經驗方法無法對絕對的概念和邏輯規律作出說明。心理主義在哲學上必然會導致懷疑論和相對主義。哲學要以絕對確定的方式來說明認識的本質，就不能采用心理學的方法，而應當用直觀的方法去確定純粹的意識現象，這種研究純意識現象的哲學就是現象學。“現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系；現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特殊的哲學思維態度和特殊的哲學方法。”[1]40

為了解決認識的客觀性問題，避免懷疑論和相對主義，胡塞爾提出了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即通過把意識還原到絕對確定的純粹意識，以揭示認識之可能性的確定的可靠的基礎。胡塞爾哲學要解決的是認識的可能性的問題，說明各門自然科學的基礎，因而不能采用自然科學本身所采用的方法，而只能采用現象學的直觀方法。他把自然科學的思維方法態度叫做自然的態度，把哲學的思維方法態度叫做哲學的態度。“自然的思維態度尚不關心認識批判。”[1]34自然的態度對認識可能性的樸素的反思必然要導致懷疑主義的悖謬。哲學認識論一方面要指出這些悖謬來反駁自然思維的素樸反思，另一方面又要通過對認識本質的研究來提出一種最終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只有通過還原，我們也想把它叫做現象學的還原，我才能獲得一種絕對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給予性”[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