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費范文10篇

我國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落后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導致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加強，消費減少。韓冰、臧旭恒（2006）運用消費計量模型得出城鎮居民消費與社會保障支出呈正相關，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171125。張繼海（2006）研究得出，隨著城鎮社會保障水平的增加，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也隨之增加，即居民人均消費增加與養老金財富增加相對應。王智慧（2002）也認為我國就業、退休、醫療、住房、教育等制度的變遷，增加了居民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健全造成消費預期支出上升，使居民不敢即期消費。袁志剛、宋錚(1999)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中，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1997年比1987年下降7個百分點，為0.807。(2)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收入差距的擴大，限制了廣大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李軍（2003）認為改革開放后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使得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受到限制，他們的消費需求增長緩慢，從而造成中國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陳斌開(2012)認為收入差距越大，居民消費需求越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導致居民消費率在2000—2008年間下降了3.42%，可以解釋這一期間30.8%的居民消費率下降。中國傳統思想的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不同，導致了我國居民節儉并喜歡儲蓄，消費傾向較低。Wei和Zhang(2009)從人口統計學方面對中國居民消費率下降提出了一種新穎的理論。他們認為，因為中國的傳統思想與計劃生育，導致新生兒中男孩比重越來越高，使得家庭為提高男孩在將來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而進行更多儲蓄，更少消費。但是，這種機制可能更適用于農村地區，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影響有限。

其他方面的原因。方福前（2009）運用面板數據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需求進行計量分析，得出1995—2005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函數比較穩定；醫療、教育和住房體制改革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并運用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進一步得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份額越來越大，而居民所占份額越來越小是我國居民消費需求持續低迷的原因之一。李文溥、龔敏（2011）認為CPI的上漲對城鄉及不同收入群體的沖擊不同，對農村居民與低收入群體影響更大。通脹差異會擴大城鄉及不同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并抑制居民的消費需求，使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下滑。路易斯（LouisKuijis）運用世界銀行數據庫對中國的私人儲蓄進行了經驗研究，得出中國的高儲蓄主要是企業的高儲蓄，再次是政府的高儲蓄，中國居民的儲蓄水平雖然高于大多數西方國家，但低于像印度等國家。因此，他認為企業儲蓄過多是中國的消費需求不足主要原因。路易斯進一步指出，中國居民高儲蓄水平的原因部分是要支付譬如醫療和教育支出，而這些在國外多數是由政府或者保險公司支付的。此外，中國居民還要在住房投資上花費將近一半的儲蓄。上述觀點各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綜合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因素，運用面板數據來比較分析它們對城鄉居民消費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影響方向與強度，探明抑制我國居民消費的真實原因，進一步提出擴大內需的政策建議。

一、數據的選擇與處理

本文選取1997年至2010年的30個省分城鄉年度面板數據（paneldata），由于西藏數據不全所以不予包括。出現在本文中的變量有：人均消費支出（城鎮與農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城鎮與農村）、人均財富水平(城鎮與農村)、物價指數（城鎮與農村）、人均財政性教育經費、老年人撫養比、少兒撫養比、醫療狀況、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國內生產總值（GDP）、財政收入等。其中物價指數以1997年為基期，為100%，并以此對以后年份進行調整。一年期平均存款利率為央行公布的一年期銀行存款基準利率的加權平均值，由于醫療支出數據難以取得且準確率不高，而醫療機構床位數統計已有多年，所以本文采用醫療機構床位數千人每張作為醫療狀況的代替變量。人均財富水平為城鄉人均儲蓄存款余額。為便于分析及減小變量異方差，本文對于人均消費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財富水平、人均財政性教育經費均取對數。本文的數據來源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編寫的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的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寫的相關年份的《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和各省教育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編寫的相關年份的《中國衛生統計年鑒》和各省衛生統計年鑒、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相關年份的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

二、面板數據模型

由于本文采用1997—2010年的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面板數據，所以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研究居民消費需求，既要考慮短期因素，如可支配收入（農民純收入）、財富水平、醫療狀況、通貨膨脹、利率；也需要考慮長期因素，如未成年人口撫養比和老年人口撫養比。本文構建的模型包含8個解釋變量，將影響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盡可能地納入模型。面板數據基本模型為：yi，t=C+αi+γt+x''''i，tβ+μi，ti=1，2……N，t=1,2……T其中，y表示被解釋變量，C表截距項，x''''為k維解釋變量向量，i表示橫截面數據，t表示時間序列數，β為回歸系數向量；其中，αi度量個體間的差異，γt度量時間上的差異；μi,t表示隨機誤差項。面板數據模型主要有三種形式：1.普通混合回歸模型。此類模型假設αi和γt不隨個體i和時間t變化。即α1=α2=α3=……=αn，γ1=γ2=γ3=……=γt。此時模型可以寫為yi，t=α+x''''i，tβ+μi，t2.固定影響模型。此類模型假設αi和γt隨個體i和時間t變化，并認為αi和γt與解釋變量相關，具體可分為如下三種情況。（1）個體固定影響模型。即αi在個體i上變化，而γt在時間上無變化。（2）時期固定影響模型。即αi在個體i上無變化，而γt在時間上變化。（3）個體和時期固定影響模型。即截距項αi在個體i上變化，且γt在時間t上變化。3.隨機影響模型。此類模型假設αi，γt，μi，t均服從于正態分布，且相互獨立，即各自不存在截面自相關、時間自相關、混合自相關。

摘要：新常態下，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作為拉動國內消費的一項重要舉措，消費金融在我國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現利用PVAR模型和BVAR模型實證分析消費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個人消費信貸拉動居民消費支出增長，且相對于城鎮居民，消費信貸對農村居民消費呈現更加明顯的促進效應。同時，相對于居住消費支出，個人消費信貸對居民非耐用消費品支出的影響更大。

關鍵詞：消費金融；居民消費；VAR模型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以國際市場為依托的“外循環”發展。該發展模式雖在短期帶來巨大成功，但長期來看，存在著一系列隱患。例如，過度關注國外市場而忽視對國內市場的開發；過分依賴國際環境，受外部環境影響較大，風險較大。近年來，面對投資和出口的巨大不確定性，消費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一環。作為拉動國內消費的一項重要舉措，消費金融在我國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現階段研究消費金融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對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促進國內大循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摘要：對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采用SPSS聚類分析的方法，對城鎮居民消費地域差異進行了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結果表明，東西部收入，消費差距依然很大，國家應該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扶持力度，縮小東西部差距，促進全國城鎮居民消費均衡。

關鍵詞：城鎮居民;消費特征;聚類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及分析

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我國消費水平也進一步增加。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加的同時，消費結構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及時掌握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情況及變化趨勢，有利于及時地合理調整產業結構。這樣，便可使得生產過程優化，合理地調配社會資源。本文采用SPSS聚類分析的方法，對城鎮居民消費地域差異統計分析,分析考察我國各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結構是否存在差異。

二、基本假設

假設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調查數據能基本反映整個中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的平均水平。

［提要］基本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有利于調節居民整個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分配，拉動居民消費需求。本文基于2018年CHARLS截面數據，使用OLS方法探究基本養老保險對居民家庭總消費支出以及各分項消費支出的影響。研究表明：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家庭更能擴大家庭總消費支出，戶口、家庭規模等因素會給家庭各級消費支出帶來不同的影響。因此，我國應逐漸建立城鄉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

關鍵詞：基本養老保險；居民消費；OLS方法

一、引言

基本養老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居民退休后的生活經濟來源問題，減輕在職職工的儲蓄壓力，從而增加現期消費支出。有關基本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國內外學者分別從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面進行展開。理論研究方面，Barro（1974）基于代際轉移理論認為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和儲蓄不會產生影響。Wilcox（1989）基于理性預期理論認為居民未來的養老金收入一般是相對穩定且可預估的，而一項可預期的收益對居民消費所起的促進作用很小。李建英等（2018）提到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在進行轉軌時，在個人賬戶“空賬”問題上并沒有給出很好的解決方案，導致居民對未來養老金收益率存在較低預期，從而為保障自己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富足穩定，居民傾向于增加現期儲蓄、減少消費。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多依據理論模型或通過構建經濟計量模型進行論證。Melvin（2005）利用追蹤調查法研究養老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表明參加養老保險能拉動家庭的消費支出。王翠琴（2020）利用世代交疊（OLG）模型，使用2010～2017年共8年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表明城鄉居保的繳費率、覆蓋率與農村居民消費存在顯著正向關系。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一）數據來源。數據來源為中國健康與養老第四期追蹤調查數據，于2020年9月正式對外公布。CHARLS數據庫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負責主持運營，采用科學的抽樣方法收集了代表全國45周歲及以上家庭和個人的信息。文中使用的是2018年截面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處理，去除缺失值以及奇異值的樣本外，最終得到有效樣本10，401個。（二）變量選取及描述性統計1、被解釋變量。本文以居民的家庭消費支出為被解釋變量。包含家庭的總消費支出、食品消費、日常生活消費、衣著消費、文教娛樂消費、醫療消費。以上述5種分項消費支出能夠對居民消費進行全面分析。2、解釋變量。本文將居民是否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作為解釋變量，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都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的范圍，參加賦值為1，未參加賦值為0。3、控制變量。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本文選取代表個體以及家庭特征的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個體特征方面，主要包括了居民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情況、健康狀況。家庭特征方面，主要包括居民的戶口和家庭規模。（表1）CHARLS問卷調查中涉及消費數據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展開，處理后的數據如表1所示。我國居民家庭的總消費支出年均值為63，283.731元，說明45歲及以上的居民家庭的消費水平還處于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醫療消費在各分項消費支出的均值中是最高的，這從側面反映了居民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存在。農業戶口占比僅為28.5%，從這可看出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已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

一、文獻綜述

在僅有的幾篇文獻中，馬雙等（2010）研究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參保家庭比未參保家庭有更多的營養物質攝入量，參與新農合使農民食品消費支出增加約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國城鎮居民入戶調查數據探討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消費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城職保提高了參保家庭的非醫療消費支出，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提高的幅度分別為20.2%和12.6%。馬雙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對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發現城職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費。現有的研究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或者僅僅關注居民食物消費，而未將居民家庭全部消費支出作為分析對象；或者只關注某一種社會醫療保險，而未將城居保和城職保兩種基本醫療保險綜合考慮，未從整體上考察城鎮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因此，目前國內對醫療保險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還很不充分。鑒于此，本文采用奧爾多2009年的調查數據，在收集到較為豐富的居民消費支出和醫療保險信息的基礎上，擬對醫療保險與城鎮家庭消費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二、數據與模型

1.關于數據。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自北京奧爾多投資咨詢中心委托國家統計局開展的較大規模的入戶調查，抽樣和數據處理方法與國家統計局其他調查大致相同。該調查自2005年開始，每年1至2次，通過更新數據建立了《中國投資者行為調查問卷》數據庫。調查問卷設置了受訪者的個人特征、家庭財務情況和投資選擇等方面的35個~50個具體問題，包含詳細的家庭資產、負債、收入、消費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濤（2006）、陳彥斌等（2009）以及梁運文等（2010）利用該數據庫進行了有關居民投資行為、居民財產分布等方面問題的研究，結果表明數據質量較為可靠。雖然該數據庫最初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研究中國居民的投資行為，偏向于宏觀研究，但由于調查數據中不僅包含豐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費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參與醫療保險、是否有成員患有大病以及醫療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開始有醫療保險相關信息），因此本文嘗試利用該數據庫進行醫療保險和居民消費關系的微觀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奧爾多2009年調查的A卷調查數據，在12個省的41個市（區、縣）進行，調查地范圍覆蓋東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與目前實證研究使用較多的CHNS數據相比，奧爾多調查數據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家庭消費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總消費支出、非醫療消費支出等關鍵變量上有準確的數據，而不必如現有文獻一樣使用耐用消費品存量數據替代消費支出的流量數據。同時，奧爾多2009年調查收集到的樣本量也比較大，經過數據整理，本文最終獲取的有效樣本為4694個家庭。

2.計量模型。

一、日本財政支出結構與居民消費的現狀分析

(一)日本財政支出結構狀況1．日本全國性財政支出結構。伴隨著“經濟復興”計劃的實施，戰后的日本經濟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高速增長時期，相應地日本財政支出的規模不斷增加，從1990年的692690億日元增加到2010年的967280億日元。特別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家庭結構因素的變化，需要日本政府不斷將財政支出的重點放在與居住民密切相關的領域，滿足居住民多樣化的需求。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財政支出規模不斷增加，財政支出結構具體情況見表1。從財政支出的費用類別來看，日本財政支出主要分為社會保障費、文化教育科學費、養老金、公共事務費、國防費、經濟協作費、小企業援助費、地方轉移支付費及國債還本利息費等。其中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科技和養老金支出，合計占比從2000年的45.2%上升到2010年的55.1%，而且以社會保障支出為主。國債利息支出仍是財政支出的主要內容之一，平均占財政支出的21.4%。同期，地方轉移支付占比振蕩上升，從2000年的17.7%，上升到2010年的19.4%。國防支出因為受到國防軍費開支約束一直較為平穩發展，2000－2010年期間基本上保持在5.5%－6%之間，而在經濟協作和小企業援助方面的財政支出占比一直較小。2．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隨著日本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體現出地方政府的民生導向型政府職能的特點。2000－2008年涉及居住民福祉改進的福利支出占比不斷提高，從初始的13.70%上升到19.90%，衛生和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保持在6.41%、18.43%，而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農林水產事業支出占比、工商支出占比和土木支出占比平均為4.79%、5.43%、17.00%。其中土木支出占比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20.00%下降到14.40%。會議、總務、警察、消防等行政管理服務類支出占比基本上保持在16%以下，2008年國債支出占比為14.7%，比2000年提高了2個百分點(見表2)。

(二)日本居民消費現狀1．日本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率即在一定時期內(經常為一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其反映了一國居民消費的整體發展水平。從居民消費率的縱向比較來看，日本居民消費率整體上不民消費的長期與短期變動關系，本文建立了VEC計量經濟模型。

二、日本財政支出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

(一)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1．日本財政支出結構。基于與日本居民消費的密切關系程度，本文主要研究社會保障、文教科支出、國債支出與地方轉移支出，分別用js、je、jt、jl表示這些變量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2．日本居民消費支出主要用日本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記為jc。本部分的數據選擇區間為1990－2009年，所有的數據是根據日本財務省網站的歷年統計資料整理得到，所有變量的檢驗均通過Eviews5.0軟件驗證。

(二)計量分析1．日本財政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的長期均衡。基于科學分析的需要，首先應對變量jc、js、je、jt、jl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驗證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3。由表3的ADF檢驗可以看出變量jc、js、je、jt、jl非平穩，但是經過一階差分后變成平穩的時間序列，各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均是I(1)過程。通過協整檢驗的跡檢驗法或是最大特征值檢驗法，可以發現變量jc、js、je、jt、jl之間存在至少一個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見表4。因此，日本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占比、文教科支出占比、國債支出占比、地方轉移支出占比，與居民消費率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根據各個解釋變量前的系數來看，變量jt前的系數最大，為2.88187，這表明日本國債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長期來看將會導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提高2.88187個單位。另外，變量jl與je前的系數也較大，分別為2.70939、2.58409，這表明日本地方轉移支付支出占比、文教科支出占比每提高一個單位，將導致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2.70939個、2.58409個單位。變量js前的系數為0.9242，這表明日本社會保障支出占比每提高一個單位將導致居民消費率提高0.9242個單位。因此，從總體情況來看，日本社會保障支出、文教科支出、國債支出與地方轉移支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日本居民消費。2．日本財政支出結構對居民消費的短期影響。由于變量jc、js、je、jt、jl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可以相應建立VEC模型，得到的誤差修正模型如式(4)所示。

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根據經濟學理論，凡是金融業發達的地方，經濟也發達，反過來，經濟發達的地方，金融業也發達，兩者形成了互為補充的局面。一些專家則發現，凡是金融業發達的地方，居民消費結構、消費規模、消費品級也越高。于是，人們開始關注起金融業發展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而金融的發展也伴隨著金融的集聚，會對一國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金融系統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但實踐中，關于金融業集聚與居民消費升級之間的關系研究卻并未受到重視。對于政府而言，如果一個地方金融業集聚能夠對居民消費升級產生積極作用，則應該鼓勵金融業的集聚（由零散的金融業向中心城市或區域進行集聚），如果不利于居民消費升級，則應該合理引導金融業態的布局擴散。顯然，理清金融業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不僅能夠幫助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據，也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尋求消費拉動尋找到合適的動力。

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影響效應文獻述評

關于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研究的相關文獻相對較少，現有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金融業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用，普遍觀點認為，金融業的發展能夠促進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特別是銀行的發展，給居民提供了獲取利息收入而增加財富，方便居民獲得貸款，從而有利于居民消費。盤和林（2018）研究了消費金融促進居民消費升級的作用機制，提出應該擴大消費金融的規模，來促進消費規模的擴大，進而促進居民消費升級的步伐。錢箐旎（2018）則認為，當前我國面臨投資和出口乏力的背景下，通過擴大金融支持消費來促進居民消費升級，拉動經濟增長大有可為。王平和王琴梅（2018）從消費金融對城鎮居民消費影響的視角分析了消費金融促進城鎮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并提出了如何通過消費金融的擴大來進一步推動消費金融對城鎮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潘錫泉（2016）則從更加寬泛和更加細化的金融發展視角，研究了金融發展對金磚國家之間貿易發展和消費的影響，認為金融發展深度和金融機構優化對貿易發展和消費具有促進作用，而銀行業和證券業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對消費促進具有更大的推動作用。從金融集聚的視角，研究金融業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的相對較少，但也存在一些零星的研究，抑或是從側面研究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譬如，孫晶和李涵碩（2012）研究了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而從宏觀描述性的角度略微提到了金融集聚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居民消費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余泳澤、宣燁和沈揚揚（2013）則研究了金融集聚對工業效率提升的空間外溢效應，提到了空間外溢效應中對消費的影響。也有少許研究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的影響差異性，譬如，肖利平和洪艷（2017）利用我國2003-2014年的宏觀面板數據，研究了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發現金融發展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東部地區的促進效應要大于中西部地區。比較典型的研究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的文獻主要有：董秀良、滿媛媛、王軼群（2019）研究了農村金融集聚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馬建輝（2018）則引入房價中介變量，分析了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用，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非線性效益，當房價低于某一門檻時，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超于該門檻則變為抑制效應，而隨著超越門檻值的房價越高，突破第二門檻之后，這種抑制效應就會越強。總體而言，關于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研究較少，尤其是研究不同金融業集聚水平對消費升級的影響方面。同時，關于金融發展對居民消費具有促進作用，這些文獻更多地是著眼于銀行視角為主，研究也更多地著眼于宏觀描述性為主，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金融發展如何影響居民消費升級的渠道），更缺乏實證研究進行驗證。

金融集聚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效應理論分析

金融集聚與居民消費升級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金融集聚主要通過對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居民收入的增長和消費需求，以及收入增長預期效應和社會保障體系完善機制促進消費升級、金融消費信貸發展降低流動性約束，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競爭加劇來降低金融資源獲取成本來影響居民消費，傳遞到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具體影響傳導機制如圖1所示。經濟發展的收入增長渠道。金融的天職是服務實體經濟，作為資金供給者和需求者的中介，金融集聚能夠為資金供需雙方架構起橋梁，更加方便有效地為城鄉居民融資主體提供金融資源供給，降低消費者融資成本，實現金融資本的有效配置，提高社會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居民消費者）獲得金融資本的能力，從而促進投資和經濟的增長，繼而實現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收入水平的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規模擴大和消費質量提升的最關鍵因素。金融集聚在有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能夠為居民消費者提供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滿足居民對閑置資金的投資利用，幫助居民進一步增加財富，刺激居民消費，從而實現對居民消費升級的推動作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收入增長和需求創造渠道。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大量的金融資金支持，而金融集聚可以為產業發展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促進產業結構從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產業主體借助于金融資源對產業的投入，能夠促進勞動、知識和技術的進步，并應用于產業中，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生產要素投入的成效，實現生產要素向效益好的產業流動，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同時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高級化的產業結構又能夠為社會發展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崗位，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必然會引發居民從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向購買更高層次的享受型和發展型消費轉型，減少對基本生存型消費品的支出，對個性化、智能化等高端消費品需求的支出增加，繼而改變居民消費結構，促進居民消費升級。收入增長預期效應和社會保障體系完善機制促進消費升級渠道。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業集聚之后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自然就能夠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長預期，通過金融業的集聚，金融機構能夠為居民提供多種銀行理財、基金、保險產品等，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為居民提供了除基本的社會保障以外的更多保障，降低了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降低了預防性儲蓄的需求。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居民對儲蓄性貨幣需求的減少，會促使居民大量的消費，繼而能夠促進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和對高質量消費品的追求，帶動居民消費升級。消費信貸發展降低流動性約束渠道。收入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金融業集聚為居民消費開辟了新的渠道。金融業集聚促進大量各種各樣、品種豐富的金融創新產品出現，特別是在當前社會信用體系逐步完善起來的背景下，消費信貸、信用貸款等變得日益普通化，滿足了市場上各類融資主體對資金的需求，促進了居民的提前消費，幫助降低了原先由于流動性約束而無法進行消費的限制，激活了居民的消費動力，釋放了居民的消費活力，繼而為居民消費升級提供了堅實的助推力。競爭加劇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渠道。金融業集聚加劇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金融機構為了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往往會通過降低金融中介服務成本，提高金融服務質量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譬如：銀行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貸款利率等方式。由于金融業在地理空間位置上的集聚使得市場上各類金融服務供給者處于同城競爭，金融業的競爭促進了金融產品的創新和金融機構自身為消費者提供更高服務的動力，降低了金融中介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成本，使得居民能夠更容易獲得金融資源，降低了居民流動性約束，為居民提前釋放消費鋪墊了基礎。

實證分析

實現居民消費增長，激發國內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是提高居民生活福利的重要內容，也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向。黨的報告明確指出，需要完善消費體制機制，充分發揮消費刺激增長的作用。這對刺激國內需求，擴大市場，實現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可以說，消費在國民經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礎性作用。1998年以來，住房市場化制度改革激發了我國近20年的房地產市場暴漲，居民信貸和消費因房地產市場繁榮實現了倍數擴張。數據表明，1999年每平米住宅銷售價格為1860元，到2017年每平米住房單價已猛漲至10500元左右，近20年增長了4.6倍，年均漲幅10%。與此同時，中國居民的消費總額不斷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2003年的45842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316億元，年均增長16.46%，最終消費支出對我國經濟的貢獻率由2003年的35.4%增加到2016年的64.6%，增長了接近一倍。我國經濟增長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拉動轉變，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馬車”。然而，分析近幾年的發展趨勢發現，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且存在諸多爭論。就目前房地產市場而言，買房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居住，更多地承載著投資資產的期望，成為一種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房地產價格的漲跌與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成為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且房價波動還會通過影響消費需求的變動對整體居民福利產生影響。因此，厘清房價波動與居民消費到底是什么關系具有重要研究意義。

文獻綜述

在房價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中，“財產財富效應”假說產生較早，影響深遠。這一理論認為，房價上漲將導致業主消費增加。庇古提出的財富效應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分析。其認為家庭財富的增長會增加居民消費需求，家庭財富不僅包括收入，還包括各種形式的家庭資產，具體到本文就是住房等不動產。莫迪利亞尼和布隆伯格也指出，住房價格上漲，直接導致住房擁有者增量財富增加，可以刺激居民消費意愿。基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方向，盡管我國房地產市場仍處于發展中，但仍然具有財富效應。基于生命周期儲蓄假設，Quigley和Hiller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各州的面板數據和25年來14個國家的跨境面板數據發現，“財產財富效應”是顯著的。21世紀初，美國股票價格大幅波動，雖然居民工資增長遲緩，但居民消費和投資并未呈現頹勢，甚至有強勁的趨勢。對于這一現象的解釋，他們認為，無摩擦和預期粘性成為用財富效應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盡管住房的財富效應和抵押貸款效應很有利地解釋了房價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但是住房價格波動的消費擠出效應也為學者所關注。Sheiner認為，房價上漲將迫使潛在的購房者節省更多的首付，減少家庭開支。由Yoshikawa和Takagi對日本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當本地房價上漲時，打算買房的租戶花費更少，從而提高了儲蓄率。Aoki、Prodman和River使用了伯南克未定義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他們認為，房地產市場的再分配效應將抵消動態總體均衡中的部分財富效應。房價上漲不僅刺激了賣方消費，還抑制了買方消費。因此，從國家層面而言，房價并未體現出應有的財富效應刺激消費。顏色與朱國忠建立了一個動態的生命周期模型來模擬房價與家庭消費的關系，通過刻畫市場摩擦，改變傳統模型假設中無摩擦的市場假設，傳統意義上的財富效應會由于住房抵押貸款效應而減弱。基于這一假設，買房者在買房后，會受制于還款壓力而壓縮消費需求。

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機制分析

（一）房價波動促進消費增長的機制。根據古典經濟學家庇古對消費、物價水平與金融資本的研究，其認為物價下降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充分就業。可以觀察到，由于物價下降，雖然消費者本身自有財富總量沒有變化，但是他本身所感知的財富量是增加的，因而會激發消費者增加消費。根據凱恩斯的宏觀增長理論，消費的擴張直接刺激生產活動的增加，有利于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產出，進而刺激經濟增長，實現就業率的提高。隨后，庇古進一步提出庇古效應，也可以稱作是實際貨幣余額效應。其認為，由于價格下降，會導致可感知的各種財富的實際總量會增加，財富收入比會提高，其實這也是家庭財富的一部分。這一結果會誘發居民降低儲蓄率，增加消費支出，刺激社會總體消費需求，增加國民收入水平。由于傳統的財富效應分析中，僅僅關注金銀貨幣等傳統家庭財富價值的變動，但經濟社會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財富形式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金銀貨幣。開始出現了房地產、股票債券、基金等資產形式，因此社會財富形式也開始呈現多元化特征。結合本文的研究，房地產作為個人財富的一部分，會直接導致家庭財富效應的變動，進而會引起居民消費行為變化。當房價上漲，居民可感知的財富余額會增加，消費者感覺自身擁有的財富價值會增加，從而會激發消費者增加消費，提高消費支出。因此，房價波動會對居民產生財富效應，對居民消費產生刺激作用。（二）房價波動抑制消費增長的機制。傳統經濟理論對擠出效應的解釋在于，政府支出增加，會抬高商品價格，從而會擠出私人投資和消費。根據這一理論思路將其運用到房價波動研究中發現，房價波動擠出效應是由于房價上漲導致居民負債增加，從而擠出居民消費和投資。從1998年房地產市場改革以來，加上國家政策推動，金融市場的泡沫化操作，房價呈現連續20多年猛漲的態勢。對那些投資者來說，房地產價格上漲為他們帶來了財富效應，會增加他們的財富總額，刺激其消費，產生消費刺激作用。而對于那些房屋剛性需求者來說，房價上漲會限制其獲得住房，并進一步抑制其消費行為。首先，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而要想獲得城市戶口，有一部分政策是需要與住宅掛鉤的。因此，對于想要獲得城市戶口的外來務工人員而言，他們是住宅的剛性需求者，為了實現擁有住房的目的，他們不得不減少消費，提高儲蓄率。其次，還有一部分租房者，由于房價上漲，會導致房地產市場供需緊張，由此抬高房租價格，也會擠壓居民消費支出。最后，房價上漲會引起社會恐慌，形成必須擁有一套住房的社會氛圍。尤其在婚姻市場，為結婚而買房成為標配，這又會增加為結婚而儲蓄，降低消費。綜合以上三點，房價波動會對消費產生抑制效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根據上文的理論機制分析，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存在刺激作用和抑制作用，借鑒石大千（2018）的實證模型，利用雙邊隨機前沿模型測算房價波動影響消費的雙邊效應，具體雙邊隨機前沿模型設定如下：其中，xit為一些影響居民消費的控制變量，這些控制變量包括財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對外開放、基礎設施、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δ為參數估計向量，i(xit)為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消費水平。i(xit)=λxit，λ為特征變量估計參數。復合殘差項ζit=ωit-μit+εit，εit為隨機誤差項。ωit表示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水平影響的刺激效應，為正效應，且ωit≥0；μit表示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抑制作用，為負效應，且μit≥0。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居民消費水平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為房價波動變量，控制變量包括財政支出水平、城市化、對外開放、基礎設施、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本文所使用數據為2003-2016年中國實證結果分析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存在正反兩種效應，為了測算這兩種效應的大小，并比較凈效應的大小，本文基于雙邊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為了對兩種效應進行分解，首先估計了五個模型，然后從五個模型中選取一個最優模型來進行效應分解。從表2結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對數似然比值最大，因而選取模型4作為最后的分解模型。從模型4的估計結果來看，房價波動影響消費的正效應顯著為正，負效應顯著為負，表明房價波動的正負兩種效應均是顯著的。基于上述模型估計結果，本文基于模型的兩個殘差進行方差分解（見表3），結果表明，房價波動刺激消費的正效應系數為0.3426，房價波動抑制消費的負效應為0.8348，總體而言，房價波動的負效應超過了正效應。

為了便于比較，進一步測算了兩種效應影響消費的比重，發現刺激效應的影響比重明顯小于抑制效應的比重，也就是說，房價波動總體而言抑制了消費增長。在上述方差分解的基礎上，最終分解出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效應大小及其凈效應。表4結果表明，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刺激效應提高了居民消費19.03，而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抑制作用降低了居民消費29.26%，兩者凈效應大小為房價波動抑制了居民消費10.23%。通過對不同百分位數的估計表明，只有在90百分位數上的那些群體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才產生了刺激作用，而50百分位數以下的群體，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的作用總體以抑制作用為主。結論與建議本文通過理論分析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效應，基于2003-2016年中國283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利用雙邊隨機前沿模型實證分解了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消費的雙邊效應。理論分析表明，房價會產生財富效應進而增加居民消費，具有正向作用，但另一方面，房價增長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形成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而最終兩者效應孰大孰小將由兩種效應的凈效應決定。基于這一理論分析，不同于以往實證分析只能估計房價對消費的單方面影響的文獻，本文將兩種效應納入統一模型框架下，借助雙邊隨機前沿模型優勢估算兩種效應的大小，實證結論表明，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同時存在刺激和抑制兩種效應，房價增長導致的財富效應可以增加居民消費19.03%，而房價增長擠出居民消費29.26%，房價的財富效應小于擠出效應，房價波動總體而言擠出效應占主導地位，抑制了10.23%的居民消費增長，對居民消費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繼續堅持中央“房子是用來住的”基本思想，保持房價平穩發展，警惕房價過快增長。具體而言，一方面，避免一刀切政策，產生打壓剛需的負面效應。采取有針對性措施堅決遏制投資性房地產需求，保持房價穩定。另一方面，需要不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降低房價收入比過高的現實，逐漸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能力，降低房價波動的負面影響。從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一是要采取更加積極的稅收政策，增加居民個人收入水平，真正藏富于民。只有當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平抑房價過高帶來的負面沖擊。二是采取更加規范和穩健的金融政策，防范金融體系風險。盡量控制金融資源向房地產等泡沫行業的投放，更多支持實體經濟企業。只有當實體經濟發展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基礎才能穩定，經濟發展便彰顯活力。

【摘要】通過梳理建國70年居民消費價格的演變進程，總結不同消費類型和消費層級價格變化的特點，發現未來要從三方面著力穩定我國物價水平、完善價格形成機制，一是政府對消費價格的干預要適度；二是深化價格改革，放松對服務業價格的管制；三是加快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關鍵詞】建國70年;居民消費價格;消費層級;消費類型

一、引言

長期以來，作為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是政府、學界、百姓的關注熱點，它關系著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宏觀貨幣政策調控的依據和靶子。[1][2]中共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有數據顯示，消費連續5年成為經濟上升的第一動力，2018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6.2%。因此，分析與消費上升和消費升級密切相關的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理論價值。通過梳理建國70年居民消費價格的演變歷程，對比分析農村消費價格和城市消費價格的差異，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結構分析不同消費類型和消費層級的價格變化，總結CPI變化對我國的啟示，并提出穩定物價、完善價格機制的相關建議。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判斷建國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變動趨勢必須以定基指數為基礎，筆者以1950年為基期，通過各年同比指數連乘計算定基比的方法計算各年CPI指數。其他定基數據的計算亦采用此方法，同時，年均漲幅均為幾何平均漲幅。由于數據缺失，城市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最新數據僅從1985年開始，為了保證可比性，筆者假設1985年城市和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相等，即1985年城市和農村CPI的基期值相等，且等于189.99%，之后年份的數據據此推算。按商品用途分，可以把CPI分為八大類，即食品類、煙酒及用品類、衣著類、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類、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類、交通和通訊類、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以及居住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八大類的數據始于1994年，為此，以1994年為基期，計算各年八大類商品價格指數。其中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八大類的數據始于1997年，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八大類的數據始于1998年。因此，在分析農村和城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八大類時以1997年為基期。[3]從居民消費結構來看，居民消費一般經歷生存型消費、發展型消費和享受型消費3個層次。受制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及不同家庭收入約束，居民消費一般先滿足生存型，再向發展型、享受型過渡。為了更好地從消費價格的角度反映我國居民消費轉型升級的特點，將食品類、衣著類和居住類定義為代表生存型消費；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類、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類、交通和通訊類定義為代表發展型消費；煙酒及用品類定義為享受型消費。此外，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類中教育一般屬于發展型，而娛樂一般屬于享受型，此處簡單地將其對半計入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中。所有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及國家統計局官網。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消費潛力；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消費潛力的出口替代能力；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政策建議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測算結果表明，2009年農村居民消費潛力為2319億元、2009年城鎮居民消費潛力為5048億元、2009年，城鎮居民的消費潛力平均為農村居民消費潛力的2.2倍、2009年城鎮居民消費潛力的出口替代能力最大的前10個產業部門和其對應數值、如果農村居民消費潛力可以實現，各個產業部門的增加值會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從整個經濟系統來看，居民消費潛力的消費乘數為1.83、針對居民消費潛力大的產業部門，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建設基礎設施等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發揮這些產業部門的居民消費潛力、進行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將是一些產業部門擴大居民消費的關鍵、擴大居民消費可成為部分產業部門保增長的主要動力、擴大外需、增加企業消費或政府消費仍將是一些產業部門保增長的主要動力、增加城鎮居民中低收入職工群體的收入，是擴大城鎮居民消費的有效措施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將是2009年我國政府的工作主線，而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消費是擴內需的關鍵。

那么，2009年和2010年農村和城鎮居民在42個產業部門的消費潛力（即下一期可增加的居民消費額）及其出口替代能力（即下一期可增加的居民消費額占基準期出口額的比例）分別是多少？居民消費潛力的消費乘數是多少？農村和城鎮居民消費潛力對2009年和2010年各個產業部門增加值和整個經濟系統GDP的拉動作用分別是多大？這是政府部門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時必需的重要參考依據。中科院預測科學研究中心應用投入產出分析和計量經濟方法，分別就上述問題進行了測算，并根據測算結果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消費潛力

測算結果表明，2009年農村居民消費潛力為2319億元。在42個產業部門中，農村居民消費潛力最大的前10個產業部門及其數值分別是：住宿和餐飲業，243億元；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220億元；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207億元；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192億元；金融保險業，178億元；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162億元；交通運輸及倉儲業，154億元；教育，136億元；批發和零售貿易業，119億元；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89億元。2010年，農村居民消費潛力為2506億元，農村居民消費潛力最大的前10個產業部門與2009年的相同，其數值分別為2009年對應部門數值的1.08倍左右。

2009年城鎮居民消費潛力為5048億元。在42個產業部門中，城鎮居民消費潛力最大的前10個產業部門及其數值分別是：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673億元；農業，562億元；燃氣生產和供應業，360億元；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業，348億元；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347億元；房地產業，346億元；金融保險業，299億元；交通運輸及倉儲業，288億元；批發和零售貿易業，275億元；教育，250億元。2010年，城鎮居民消費潛力為5653億元，城鎮居民消費潛力最大的前10個產業部門與2009年的相同，其數值分別為2009年對應部門數值的1.1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