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范文10篇

摘要：歷史開創了自然史與社會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實現了自己的自我認識；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高級階段，它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僅具有歷史價值，同時還具有科學價值；科技史的建構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是歷史科學而不是科學哲學；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必然表現為科技史的當代主義；科技史中蘊含著一種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嶄新的人文精神。

關鍵詞：科技史；歷史；歷史哲學；科學主義；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它首先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它不僅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科學技術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而且還集中地體現了科學家求真務實的獨特和珍貴的人文精神。科技史與歷史的關系不只是部分與整體的單純形式關系，其中包含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對科技史自身基礎理論建設，而且對傳統歷史學思想和方法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尤其在帝王將相主宰歷史的中國社會，它還將超出歷史學科本身，對未來的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一、“存在”視域中的本體論關系

歷史首先是一種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種可以直觀地呈現在物理空間中的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呈現在時間關系中的屬性存在。時間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時間尺度，則任何實體都將只有現在而不會有過去和未來；實體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體在時間中的變化，則所有的時間都將會聚成為現在。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識別而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實體在時間中所發生的某種變化。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夠像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所處理的物質實體那樣重復發生。一切事物和現象稍縱即逝而成為一種歷史。

現代哲學拒斥本體論問題，所以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大都是歷史的不可知論者，他們習慣于懸置存在問題，從而使得西方的歷史概念重“史”輕“歷”。《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歷史的：歷史“是一門研究事件（影響國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編年紀錄之學科，它奠定于對原始史料的考證之上，并對這些事件的緣由做出解釋。”[1]與西方不同，經驗形態的中國哲學還沒有能力給歷史學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條。所以中國的歷史概念是尊“史”重“歷”。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大國。國內目前流行的工具書基本上反映了國人的歷史概念。《辭海》認為，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與社會史”，而狹義的歷史“通常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它們“是史學研究的對象”，而“一般說來，關于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2]可見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存在，其次才是關于存在的描述。這是一種直觀的和樸素的實體中心主義的歷史概念。雖然它在本體論上作出了一種承諾，然而濃厚的經驗色彩則束縛了其歷史視野，限制了中國人的歷史空間。比較起來，《現代漢語詞典》表述要更為全面，它認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指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經歷”。[3]盡管它還是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卻畢竟意識到了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存在某種東西，只是沒有明確表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

摘要：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歷史方興未艾的后現代語境中逐漸興起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受后現代口述策略的重大影響，口述科技史料與歷史記憶中都不免會存在濃厚的后現代價值蘊涵；倘若要在后現代口述語境中保全科技史的歷史理性，必須考慮選擇傳統規范真實性與后現代量子真實性兩個并行的概念框架來描述口述科技史的真實性。

關鍵詞：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歷史記憶；事實；價值；真實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歷史方興未艾的后現代語境中正在逐漸興起的一個全新的史學研究領域，近年來也開始在國內流行起來。它是在科技事件時過境遷之后以其當事人或者同時代見證人口述的歷史記憶作為前提和基礎發展起來的，是以口述者作為中心建構歷史的一個嶄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其中顯然也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價值因素，從而使得歷史學領域本來已經存在著的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如何認識和評價當代口述思潮中強烈的后現代顛覆性價值蘊涵，充分發揮口述歷史在科技史發展中的建設性職能，無疑應當作為科技史基礎理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性任務。本文擬將以歷史可能世界作為思想平臺對口述科技史中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的區別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學的核心內容，包括科技論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報告、講義、教案、實驗室日志、科學家日記、書信、自傳和回憶錄，以及包括音像在內的有關科技事件的各種媒體報道和評論等，舉不勝舉。通常人們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門別類。在口述歷史的語境中，也不妨根據科技史料的來源把它們分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獻科技史料兩大類。不過人們通常所謂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個“當代”概念，它最終還是要轉化成為一種文獻史料進入歷史的。所以，從歷史上看，二者之間的界限從來也不是絕對的。然而，從哲學上看，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畢竟是兩種性質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們之間無疑是存在著一些本質上的或原則上的區別的。

第一，文獻科技史料，從原則上講，應當是一種原始的、或者說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體兩面、同步產生的，也大都是作為科技事件的標志存在的。因為科技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獻作為載體的，作為科技事件標志的科技文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愛因斯坦的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也標志著狹義相對論誕生這一事件。從這一事件出發，科技史料的來源可以進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當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會這樣兩個不同的維度。具體說來，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向內返回愛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這篇論文有關的手稿、草稿、日記、書信、講義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向外走向愛因斯坦所生活的社會，包括當時的各種媒體報道和社會評價等。這樣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一個狹義相對論的時代。廣義相對論產生之后，狹義相對論成為歷史，然而愛因斯坦及其同時代人猶在，這就為口述科技史料的產生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空間。比較而言，這里口述科技史料顯然是歷時的和追加的，或者說派生的，所謂時過境遷就是這個意思，它包含著時代和語境的變化。例如，愛因斯坦晚年關于狹義相對論的回憶錄及其同時代人關于狹義相對論那個年代的各種歷史記憶等。口述科技史料總是關于已經逝去了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記憶。

摘要:通過對科技奧運歷史進程中現代技術角色演變的考證,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輔助者、支持者轉向被依賴者的歷史過程及必然性,論證了科技與奧運的契合歷程,闡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點:科技應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種類應用的廣泛性以及科技由應用轉向自主開發。進而指出在奧運發展過程中,科技與奧運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奧運現象。科技日益成為奧運發展有力的技術保障,并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奧運科技體系;奧運成為科技發展新的引擎。

關鍵詞:科技奧運;契合;技術

Abstract:AnalyzinghistoricallywhattherolethetechnologicalprogressplayedintheOlympicGames,itisfoundthatthetechnologyactedasanassistantatthebeginningthenturnedtobeasupporterandnowadaysthemeanstheGameshavetodependon.ThefactisanecessityfortheevolutionoftheOlympicGames,whichrevealsthatthetechnologyembeddingintothesportsisnotacontingencybutafar-reachingconsequenceofsocio-economicalprogress.Discussesthebasischaracteristicsofsuchacoincidence:speed-upintechnologicapplications,all-roundintroductionoftechnologyintosports,avarietyoftechnologiesappliedtoathleticsandespeciallytheself-fulfillmentofthetechnologiestobeusedspeciallyforsports.ThecombinationoftechnologywiththeOlympicGameshasnowbeenaglobalphenomenon,andtheformerbecomesincreasinglythepowerfulguaranteeofasuccessfulOlympicGames.AstabletechnologysystemhasthereforegraduallybeenformedspeciallyfortheOlympicGameswhichhasbecomeanewenginetodeveloptechnology.

Keywords:high-techOlympic;coincidence;technology

一般說來,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約定”、“約束”、“機緣”等含義［1］。作為一個歷史的必然產物,科技奧運現象的出現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與技術“契合”的必然結果。當我們根據奧運發展不同階段來分析科技角色變化時,科技與奧運的契合過程就會很清晰地展現出來。

一、科技與奧運契合的歷史進程

摘要：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歷史方興未艾的后現代語境中逐漸興起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受后現代口述策略的重大影響，口述科技史料與歷史記憶中都不免會存在濃厚的后現代價值蘊涵；倘若要在后現代口述語境中保全科技史的歷史理性，必須考慮選擇傳統規范真實性與后現代量子真實性兩個并行的概念框架來描述口述科技史的真實性。

關鍵詞：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歷史記憶；事實；價值；真實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歷史方興未艾的后現代語境中正在逐漸興起的一個全新的史學研究領域，近年來也開始在國內流行起來。它是在科技事件時過境遷之后以其當事人或者同時代見證人口述的歷史記憶作為前提和基礎發展起來的，是以口述者作為中心建構歷史的一個嶄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其中顯然也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價值因素，從而使得歷史學領域本來已經存在著的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如何認識和評價當代口述思潮中強烈的后現代顛覆性價值蘊涵，充分發揮口述歷史在科技史發展中的建設性職能，無疑應當作為科技史基礎理論建設中的一項重要的戰略性任務。本文擬將以歷史可能世界作為思想平臺對口述科技史中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的區別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學的核心內容，包括科技論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報告、講義、教案、實驗室日志、科學家日記、書信、自傳和回憶錄，以及包括音像在內的有關科技事件的各種媒體報道和評論等，舉不勝舉。通常人們可以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門別類。在口述歷史的語境中，也不妨根據科技史料的來源把它們分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獻科技史料兩大類。不過人們通常所謂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個“當代”概念，它最終還是要轉化成為一種文獻史料進入歷史的。所以，從歷史上看，二者之間的界限從來也不是絕對的。然而，從哲學上看，口述科技史料與文獻科技史料畢竟是兩種性質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們之間無疑是存在著一些本質上的或原則上的區別的。

第一，文獻科技史料，從原則上講，應當是一種原始的、或者說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體兩面、同步產生的，也大都是作為科技事件的標志存在的。因為科技事件總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獻作為載體的，作為科技事件標志的科技文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愛因斯坦的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也標志著狹義相對論誕生這一事件。從這一事件出發，科技史料的來源可以進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當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會這樣兩個不同的維度。具體說來，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向內返回愛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這篇論文有關的手稿、草稿、日記、書信、講義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向外走向愛因斯坦所生活的社會，包括當時的各種媒體報道和社會評價等。這樣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一個狹義相對論的時代。廣義相對論產生之后，狹義相對論成為歷史，然而愛因斯坦及其同時代人猶在，這就為口述科技史料的產生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空間。比較而言，這里口述科技史料顯然是歷時的和追加的，或者說派生的，所謂時過境遷就是這個意思，它包含著時代和語境的變化。例如，愛因斯坦晚年關于狹義相對論的回憶錄及其同時代人關于狹義相對論那個年代的各種歷史記憶等。口述科技史料總是關于已經逝去了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記憶。

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比較中外文化，樹立正確的科技觀，促進尊重科技良好風氣的形成

縱觀中國科技發現史，人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有著四大發明等光輝科技成就的國度，卻沒有出現近代科學。原因究竟在哪里?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就會發現，科技意識的淡薄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傳統文化是比較典型的倫理文化，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重道輕器”。“重道”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以倫理道德為核心，著眼于協調人倫和人際關系，強調個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對自然的探索沒有放到應有的地位，而隋唐以后以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的科舉制的確立，愈加迫使人們把精力放在道德的完善和仕途的發跡上，學而優則仕成為求知的唯一目標，少有人去鉆研科學技術。這就形成了一套遠離外部客觀世界的文化體系和思想淵源，抑制了科學技術的發展。“重道”容易導致政治功利主義，認為凡是與軍國政務沒有直接關系的學問，都是沒有用的。絕對的以“國家實用”為主，這就使科學技術長期無法從倫理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分離出來，自由、獨立地發展。功利主義必然導致求實用重經驗傾向的出現和發展，天文歷法用來為皇朝的“承天授命”作論證，指南針的技術用于察看風水，以求得上天的神助，煉丹家終其一生都想煉出長生不死的靈丹妙藥，以保佑“明君”萬歲、萬歲、萬萬歲，火藥用來制造煙花爆竹，以求裝點和粉飾太平。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局限人們思維的升華，而重經驗則使得中國科技更多的是對生產經驗的直接記載或對自然現象的直觀描述，缺少科學理論的探討，難以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重道”和“輕器”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輕器”是指輕視科學理論和生產工藝，把不能直接有助于“治國之道”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技藝統統斥之為“雕蟲小技”、“奇器淫巧”，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和探討的人，尤其是直接從事生產技藝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尊敬和重視，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他們有的只得依附于封建官吏，而大部分人，終其一生只能落得個“不與士齒”的結局。在這樣的社會里，有多少人會專心于科技的研究、發明和創造呢?類似中國古代社會的這種現象，在歐洲中世紀也曾經出現過。在基督教會的長期嚴格控制的禁錮之下，歐洲的科學技術暗淡無光。僧侶們大肆推行蒙昧主義，教皇格里哥里就曾露骨地說:“不學無術是真正虔誠的母親。”因此，一切科學文化活動都要以天主教條、教義為準則，為神學服務，否則就會被當作“異端”而受到殘酷迫害。恩格斯指出，那時“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線，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學”。這一“漫長黑夜”一直持續到文藝復興時期才開始出現轉機，科學才“開始從神學中解放出來”。文藝復興對科學的解放，在于它從意識形態上向封建統治發出了尖銳的挑戰，打破了宗教神學的禁錮，解放了思想，確立了科學應有的地位，西方近代文明由此開始。在中國，“重道輕器”的儒學傳統也受到了五四先驅們的猛烈抨擊。然而，由于我國有著漫長而沉重的封建專制的歷史，傳統是頑固的，它在人們對科學技術的認識上留下的烙印是非常深刻的。這種歷史與傳統和“左”的思想結合在一起，造成的遺毒更是難以在短時期內通過一兩次思想解放運動便徹底肅清。以官本位和金錢標準來衡量知識價值的大小，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愚昧與教條的普遍存在和長期盛行，偽科學的不斷出現，等等，這些現象說明，掃除傳統文化中的不利影響，任重道遠。回顧中外科技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科技意識是與宗教和迷信、愚昧和教條相對立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科技意識是宗教和迷信的天敵，是愚昧和教條的克星。在歷史教學的過程中，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中外文化的比較，擯棄宗教和迷信的思想，掃除愚昧和教條的陰霾，培養學生的科技意識，樹立正確的科技觀，讓科學的陽光普照神州大地，使整個社會形成一種尊重科學的良好風氣，這是時代賦予的新任務，歷史教學應該而且能夠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認識科技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促進作用進一步確立和鞏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人類社會正經歷近代歷史上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創造了巨大的社會生產力，直接引起了產業大變革和人類社會的深刻變化。發端于英國的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資本主義制度在歐美真正確立起來，人類社會進入蒸汽時代;以電力運用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資本主義迅速向壟斷階段發展，人類社會進入電氣時代;以原子能和計算機的開發利用為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其規模、深度和影響都超過了前兩次科技革命，人類社會進入原子能和信息化的時代。對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和評價。他們認為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的進步”，是“搖撼舊世界基礎”的“偉大杠桿”，對當時方興未艾的第二次科技革命，馬克思認為“生產力將因此得到極大的發展”，而且“終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杠桿”，“實際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科學技術革命是“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每一次科學技術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深刻變化和社會的巨大進步。了解科技進步對歷史發展所起的巨大促進作用，可以使學生加深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觀念的理解，從而使這一觀念得到進一步確立和鞏固，歷史教學在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別的任何一門學科都無法替代的。

學習古今中外科學家堅毅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進一步確立和鞏固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觀念

人類歷史上的每一項科技發明和科技創造，科技的每一點進步，都凝聚著科學家的智慧和心血，都與科學家堅毅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分不開。明朝杰出的醫學家李時珍，窮盡畢生精力，披閱800余家著作，詳細評注醫書270余部、藥書40余部，積累了上千萬字的筆記資料，并到北京、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實地考察，訪問了成千上萬的群眾，遍采各種草藥，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動員全家老小，花了30年的時間，三易其稿，終于寫成了《本草綱目》一書。書中共收藥物1892種，附處方11096則，插圖1000多幅，書中對每種藥物的名稱、性能、用途都作了詳細的說明，并訂正了歷史相沿的許多錯誤。如此復雜艱巨的工作，李時珍所付出的心血可以想見。據史書記載，當李時珍寫完書準備把它獻給朝廷時，突然去世。李時珍是為完成《本草綱目》這一藥物學發展史上的鴻篇巨制而累死的。意大利杰出的天文學家布魯諾，繼承并捍衛了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遭到教會的殘酷迫害，被迫流亡國外15年，回國之后又被捕入獄，在宗教法庭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之下，他堅貞不屈，公然揭露教皇和經院哲學家的罪惡與偽善，經過7年囚禁，布魯諾被判處以“不流血的任何處理”，最后被活活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宣判死刑時，他怒斥法官，“你對我宣讀判詞，比我聽到判詞還要感到恐懼”，臨刑時，他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來的世紀會知道我的價值。未來的世紀知道我的價值，這價值不僅體現在他的科學成就上，更體現在他為科學真理而斗爭和獻身的精神上。這種精神是激勵后來的人們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強勁動力。

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現代教育，需要把培養年輕一代的科技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以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歷史課堂教學在中學教育中處于重要地位，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對學生進行科技教育的主陣地，歷史教學在提高學生的科技素養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那么，如何在歷史教學中進行科技教育呢?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探討：

一、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科技價值觀

科技教育最終目的是使學生對科技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妥善處理和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因此，讓學生了解和掌握科學技術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系是十分必要的。簡單機械的傳授只會使學生靜態、被動地吸收知識，變成科技知識的“存儲器”，而不是科技觀念的傳承者和科技意識的實踐者。只有讓學生獲得切身體驗和直接經驗，才能幫助學生樹立對科技正確的價值觀。

在七年級下冊《科學技術(上)》的教學中，我有意識地將課后的思考題同課堂教學結合起來，引用大量的資料，仔細分析了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的發明以及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重大影響，詳實地論證“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幫助學生樹立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價值觀。

二、要培養學生對科技的理解能力

科技素養的培養首先取決于學生對科技知識的掌握程度。現有的歷史教材中包含著豐富的科技史內容，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運用各種手段，在課堂上營造出濃厚的求知氛圍，激發學生對科技的持續興趣，進而引導學生自覺主動地學習，在有效了解科技知識的基礎上，盡可能使學生領略到隱藏在現象背后的科學道理，不為某些假象所迷惑，從而提高對科技知識的理解能力，這是進行科技教育的基本體現。

1．北宋詞壇豪放振的代表作家是()。

A.歐陽修B．蘇軾C.王安石D．柳永

2．被尊為“花間派”鼻祖的詞人是()。

A.溫庭筠B．韋莊C.李煜D．柳永

3．中國古代戲曲中的杰作《西廂記》的作者是()。

A.王實甫B．關漢卿C.白樸D.馬致遠

高中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1．知識方面：通過本節內容的教學，使學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學影響下的近代思想的發展特點；嚴復的思想及影響；龔振麟、李善蘭、徐壽、華衡芳、詹天佑、馮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貢獻；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維新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與京師大學堂；清末新學制的制定和科舉制度的廢除。

2．能力方面：

（1）通過對向西方尋求強國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學，培養學生歷史知識的遷移能力以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問題的能力。

（2）通過對科學技術成果的教學，培養學生歸納、概括歷史知識的能力。

[摘要]文章探討了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現狀，并且對其今后的研究發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從而就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應。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狀；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