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論戰范文10篇

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雖然已經過去80年了，然而論戰涉及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已經徹底澄清了。論戰所提出的問題，今天仍然是哲學領域、思想文化領域的前沿課題，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科玄論戰自1923年2月開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結束，歷時將近兩年之久；（1）此后仍然斷斷續續，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個論戰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論戰的緣起與爆發：從1923年2月張君勱發表“人生觀”講演，到同年張發表長文反擊丁文江的駁斥。（2）論戰的展開與深入：從1923年5月梁啟超作《關于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到同年吳稚暉發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間科學派、玄學派雙方人物紛紛登場，論戰愈演愈烈。（3）論戰的轉折與結局：從1923年11月陳獨秀為論戰文集《科學與人生觀》作序、鄧中夏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歲末，其間“科-玄”論戰發展為科學派、玄學派和唯物史觀派三大派的思想論爭。

1．論戰的緣起與爆發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人生觀”的演講，對科學主義“科學萬能”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這篇演講詞隨之發表于《清華周刊》第272期。（2）

張君勱開宗明義指出，科學與人生觀是根本不同的：“科學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此原理原則，皆有證據”；然而“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他接著將科學與人生觀加以比較，列舉了以下五點區別：

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

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雖然已經過去80年了，然而論戰涉及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已經徹底澄清了。論戰所提出的問題，今天仍然是哲學領域、思想文化領域的前沿課題，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科玄論戰自1923年2月開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結束，歷時將近兩年之久；（1）此后仍然斷斷續續，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個論戰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論戰的緣起與爆發：從1923年2月張君勱發表“人生觀”講演，到同年張發表長文反擊丁文江的駁斥。（2）論戰的展開與深入：從1923年5月梁啟超作《關于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到同年吳稚暉發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間科學派、玄學派雙方人物紛紛登場，論戰愈演愈烈。（3）論戰的轉折與結局：從1923年11月陳獨秀為論戰文集《科學與人生觀》作序、鄧中夏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歲末，其間“科-玄”論戰發展為科學派、玄學派和唯物史觀派三大派的思想論爭。

1．論戰的緣起與爆發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人生觀”的演講，對科學主義“科學萬能”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這篇演講詞隨之發表于《清華周刊》第272期。（2）

張君勱開宗明義指出，科學與人生觀是根本不同的：“科學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此原理原則，皆有證據”；然而“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他接著將科學與人生觀加以比較，列舉了以下五點區別：

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

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又稱“人生觀論戰”。這場論戰雖然已經過去80年了，然而論戰涉及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已經徹底澄清了。論戰所提出的問題，今天仍然是哲學領域、思想文化領域的前沿課題，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科玄論戰自1923年2月開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結束，歷時將近兩年之久；（1）此后仍然斷斷續續，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個論戰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論戰的緣起與爆發：從1923年2月張君勱發表“人生觀”講演，到同年張發表長文反擊丁文江的駁斥。（2）論戰的展開與深入：從1923年5月梁啟超作《關于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到同年吳稚暉發表《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間科學派、玄學派雙方人物紛紛登場，論戰愈演愈烈。（3）論戰的轉折與結局：從1923年11月陳獨秀為論戰文集《科學與人生觀》作序、鄧中夏發表《中國現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歲末，其間“科-玄”論戰發展為科學派、玄學派和唯物史觀派三大派的思想論爭。

1．論戰的緣起與爆發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人生觀”的演講，對科學主義“科學萬能”的思想傾向提出批評。這篇演講詞隨之發表于《清華周刊》第272期。（2）

張君勱開宗明義指出，科學與人生觀是根本不同的：“科學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此原理原則，皆有證據”；然而“同為人生，因彼此觀察點不同，而意見各異，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統一者，莫若人生觀。”他接著將科學與人生觀加以比較，列舉了以下五點區別：

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

【摘要】本文認為“科玄論戰”事實上是兩種不同的思想在進行的一場深度的交流。科學派所推崇的決定論和因果律主張通過科學分析一切，甚至包括人生觀、精神文明世界等等。科玄論戰使中國青年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深入地認識。由此，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一種科學的人生觀，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社會改造，逐漸融入中國現代思想史。

【關鍵詞】科玄論戰；馬克思主義；現代思想史

一、引言

探討有關中國現代史的任何問題無疑都要回歸到最初的起點“五四”，對于思想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的研究更是如此。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白話文的全面推廣使用。但其并不僅僅止步于對書面語言或是文學形式的變革，而且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整個民族心理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把語言同思維放在一起使得該時期的作家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字改革專家，其中傳遞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對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發展起到了引導作用。這也使得這場運動由原來的以“提倡白話文，反對舊道德”為主旨轉變為一種對本民族文化、心理發展的探討，甚至表現為對是否追求科學主義的討論，探討是否應該讓西方近代科學中傳達的精神、態度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以此來影響中國人。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在二十年代的中國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科玄論戰”就在此時爆發。

二、對立社會思想的交流是“科玄論戰”的本質

此次科玄論戰中討論問題的范圍廣泛，有關于歐戰是否應由科學負責的對于科學的社會效果的討論，也有關對于如何界定物質與精神文明兩者間關系的討論，還有關于對科學與哲學的區別、來源的討論，以及有關傳統和現代的各種問題等很多內容。這些問題在今天也是經常被討論的焦點，這次論戰的深度可見一斑。而對于論戰中有關建立科學人生觀的討論至今也沒有人能給出一個令大眾接受的答案。這也可以從當代世界哲學被分為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發現。本文主要關注這一次論站在當時興起所反襯出來的中國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些問題。科學派與玄學派的對立具體表現為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的對立和還元論與心物二元論的對立。前者堅持使用科學來解釋所有事物，崇尚科學的人生觀。其所指的科學正是自然科學家們解決問題時使用的專業嚴謹的態度以及方法。也就是，使用標準統一的科學方法，剔除掉帶有個人色彩的主觀主義，建立一種所有人都能認同的思想價值觀。

20世紀已成過去，此時對其間所發生的“哲學”事件及其意義進行一番回顧審視是必要的，這將有助于我們“中國哲學”的未來開展。本文試對中國現代哲學思潮作一個客觀的描述和簡單的勾勒，這或許可以對我們把握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具有一定意義。

中國現代哲學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既有中國傳統哲學的背景，又有世界范圍內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背景。在中國歷史上，哲學曾發生過兩次歷史性的大轉型：一次是從上古宗法封建社會到中古專制郡縣社會的轉型，中國哲學從先秦“子學”形態轉變為漢代“經學”形態；（1）另一次則是從專制社會到憲政社會的轉型，中國哲學從“理學”形態轉變為“科學”形態。（2）在第二次大轉型中，洋務派、維新派及后來民主革命派的哲學思想，是中國哲學的最初的現代化轉換嘗試。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哲學”產生于新文化運動，其間的激烈思想斗爭無疑蘊涵著豐富的哲學意義。

發端于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現代哲學，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大歷史階段：

1．民國時期（1915——1949）

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3），拉開了新文化運動及中國現代哲學的序幕。新文化運動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是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思想文化斗爭，當時激進人物的思想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激烈反傳統、自由主義、科學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西化傾向等等。然而以1919年前后為界，這些領袖人物之間發生了思想分化，形成了自由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4）和馬克思主義者三大派別，從而構成了中國現代哲學以及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三足鼎立基本格局。（5）

不過，新文化運動本身并不是一場哲學運動，而是一場意義更為廣泛的思想文化運動。“中國現代哲學的真正邏輯起點是1923年的科玄論戰”，“它是近代以來第一次以純哲學的形式展開的論戰。”（6）但是科玄論戰本身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歷史后果，（7）論戰的參加者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后期分化出來的三大派：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8）、以丁文江、胡適之為代表的科學派和以陳獨秀、鄧中夏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論戰圍繞著人生觀問題、科學理性與自由意志問題進行，而以哲學的話語展開，其實質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經驗主義與意志主義之間的一場較量，其結果是科學主義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更廣泛的傳播。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國現代哲學，基本上是在這三大派別之間的論爭當中展開的。

20世紀已成過去，此時對其間所發生的“哲學”事件及其意義進行一番回顧審視是必要的，這將有助于我們“中國哲學”的未來開展。本文試對中國現代哲學思潮作一個客觀的描述和簡單的勾勒，這或許可以對我們把握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具有一定意義。

中國現代哲學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既有中國傳統哲學的背景，又有世界范圍內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背景。在中國歷史上，哲學曾發生過兩次歷史性的大轉型：一次是從上古宗法封建社會到中古專制郡縣社會的轉型，中國哲學從先秦“子學”形態轉變為漢代“經學”形態；（1）另一次則是從專制社會到憲政社會的轉型，中國哲學從“理學”形態轉變為“科學”形態。（2）在第二次大轉型中，洋務派、維新派及后來民主革命派的哲學思想，是中國哲學的最初的現代化轉換嘗試。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哲學”產生于新文化運動，其間的激烈思想斗爭無疑蘊涵著豐富的哲學意義。

發端于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現代哲學，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大歷史階段：

1．民國時期（1915——1949）

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3），拉開了新文化運動及中國現代哲學的序幕。新文化運動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是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思想文化斗爭，當時激進人物的思想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激烈反傳統、自由主義、科學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西化傾向等等。然而以1919年前后為界，這些領袖人物之間發生了思想分化，形成了自由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4）和馬克思主義者三大派別，從而構成了中國現代哲學以及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三足鼎立基本格局。（5）

不過，新文化運動本身并不是一場哲學運動，而是一場意義更為廣泛的思想文化運動。“中國現代哲學的真正邏輯起點是1923年的科玄論戰”，“它是近代以來第一次以純哲學的形式展開的論戰。”（6）但是科玄論戰本身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歷史后果，（7）論戰的參加者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后期分化出來的三大派：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8）、以丁文江、胡適之為代表的科學派和以陳獨秀、鄧中夏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論戰圍繞著人生觀問題、科學理性與自由意志問題進行，而以哲學的話語展開，其實質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經驗主義與意志主義之間的一場較量，其結果是科學主義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更廣泛的傳播。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國現代哲學，基本上是在這三大派別之間的論爭當中展開的。

摘要：20世紀已成過去，此時對其間所發生的“哲學”事件及其意義進行一番回顧審視是必要的，這將有助于我們“中國哲學”的未來開展。本文試對中國現代哲學思潮作一個客觀的描述和簡單的勾勒，這或許可以對我們把握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具有一定意義。

中國現代哲學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既有中國傳統哲學的背景，又有世界范圍內尤其是西方哲學的背景。在中國歷史上，哲學曾發生過兩次歷史性的大轉型：一次是從上古宗法封建社會到中古專制郡縣社會的轉型，中國哲學從先秦“子學”形態轉變為漢代“經學”形態；（1）另一次則是從專制社會到憲政社會的轉型，中國哲學從“理學”形態轉變為“科學”形態。（2）在第二次大轉型中，洋務派、維新派及后來民主革命派的哲學思想，是中國哲學的最初的現代化轉換嘗試。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哲學”產生于新文化運動，其間的激烈思想斗爭無疑蘊涵著豐富的哲學意義。

發端于新文化運動的中國現代哲學，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大歷史階段：

1．民國時期（1915——1949）

陳獨秀于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志（3），拉開了新文化運動及中國現代哲學的序幕。新文化運動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是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思想文化斗爭，當時激進人物的思想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激烈反傳統、自由主義、科學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西化傾向等等。然而以1919年前后為界，這些領袖人物之間發生了思想分化，形成了自由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4）和馬克思主義者三大派別，從而構成了中國現代哲學以及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三足鼎立基本格局。（5）

不過，新文化運動本身并不是一場哲學運動，而是一場意義更為廣泛的思想文化運動。“中國現代哲學的真正邏輯起點是1923年的科玄論戰”，“它是近代以來第一次以純哲學的形式展開的論戰。”（6）但是科玄論戰本身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歷史后果，（7）論戰的參加者正是在新文化運動后期分化出來的三大派：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8）、以丁文江、胡適之為代表的科學派和以陳獨秀、鄧中夏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論戰圍繞著人生觀問題、科學理性與自由意志問題進行，而以哲學的話語展開，其實質是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經驗主義與意志主義之間的一場較量，其結果是科學主義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更廣泛的傳播。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國現代哲學，基本上是在這三大派別之間的論爭當中展開的。

摘要:自“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中國科學觀經歷了幾次大的轉變。“科玄論戰”的結果確立了科學受尊崇的地位,“實用至上”的科學觀限制了純理論研究相對獨立的發展,對“偽科學”的批判突出了科學精神的核心價值,科學文化的比較研究開啟了對科學的多元化理解。現代中國科學觀的演變,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沖突的社會環境中展開的。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在一定時期內在所難免。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正是中國科學事業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

關鍵詞:科學觀;科玄論戰;實用至上;偽科學

Abstract:Sincethe“MayFourthMovement”,theviewonmodernscienceevolvedandunderwentseveralmajorchangesand,astheresultofthehistoric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scienceprevailed.However,the“PragmaticApproachFirst”viewonsciencerestrictedtherelativelyindependentdevelopmentofthepuretheoreticalresearch.Thecriticismto“pseudo-science”highlightedthecorevaluesofscientificspirit,whilethecomparativestudyonscienceandcultureopenedthediverseunderstandingofscience.So,theevolutionoftheviewonmodernscienceinChinawentforwardinsuchasocialenvironmentthattheChineseandWestculturesweremingledwitheachotherand,meanwhile,theywereinconflict.Insuchahistoricbackground,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wereinevitabletoacertainextentinacertainperiod.Toeliminateuninterruptedly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useofscienceisnecessarytoguaranteethesuccessfuldevelopmentofscienceinChina.

Keywords:viewonscience;argumentofscienceagainstmetaphysics;pragmaticapproachfirst;pseudo-science

20世紀以來,“科學”成為現代中國最為流行的詞匯之一。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不僅改變了我國的經濟和社會面貌,還伴隨著“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現代思想范疇,逐步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學”這個詞匯表征的是一個多義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人們對它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并衍生出各種不同的行為。回顧現代中國科學觀的演變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助于不斷清除對科學的誤解和誤用,從而保證中國科學事業的順利發展。

一、“科玄論戰”帶來對科學的尊崇

哲學與科學的關系，是一個爭論了幾百年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近代以來，科學開展了一場“民族獨立運動”，開始從哲學的母體中解放出來，開疆拓土，地盤越來越大；而哲學則仿佛是舊時的宗主國，一退再退，領地愈來愈狹。于是不斷有人預言：哲學即將終結；或者干脆斷言：哲學已經終結了。與此相應，則是哲學的一些忠貞不渝的衛道者，主要是哲學界的人文主義者，他們針鋒相對，捍衛哲學的尊嚴，然而他們抗爭的呼聲往往顯得那樣的軟弱無力；同時，哲學界還有一派科學主義者，他們實際上已放棄了哲學的立場，他們的所謂“哲學”，實質上已經是科學而非哲學了。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強烈地意識到，“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已是一個不可回避、亟待回答的前沿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大致不外兩種對立的立場：

一種可謂“取代論”，這是科學主義者的觀點，認為科學產生之前，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水平太有限，太“不科學”，只能聊以傳統哲學的方式、即以“玄想”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科學既經產生，哲學的認識方式就該退出歷史舞臺了。在科玄論戰中，鄧中夏的觀點頗有代表性：“自從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達之后，哲學的地位，已經被這些科學取而代之了。哲學的所謂本體論部分——形而上學，玄學鬼群眾藏身之所——已被科學直接的或間接的打得煙消灰滅了。現今所殘留而頗能立足的方法論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學的花衣，或是受過了科學的洗禮，如胡先生所信的實驗主義，名義上雖則寄籍哲學，實際上科學乃是他的老家；由他們口口聲聲拿‘科學方法’做夸耀驕衿的無價之寶，便可以證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學已是‘壽終正寢’，索性把哲學這一個名辭根本廢除，免得玄學鬼象社鼠城狐一樣，有所依據。”[21]

與此相對立的一種立場則可謂“分治論”，這是許多人文主義者的看法，或者說，是一種無奈的苦衷，一種“退守”的、略帶幾分傷感與苦澀的抗辯，認為哲學與科學各有其疆域，應該“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井水不犯河水；至于這種疆域具體如何劃定，則又各說不一。

在我看來，“取代論”自有它的幾分道理。傳統的哲學“日不落帝國”對許多領域的統治，確實應該由科學的自治取代──事實上，這種事情早就開始發生并且仍在進行。但這個過程無論進行到哪一天，哲學都不可能最終被逐出精神生活的王國。只要人類存在一天，哲學就會存在一天，因為科學固然可以而且應該“拒斥形而上學”，但人卻做不到，人不能不與“形而上學”打交道，因為(下文我將說明)“形而上學”乃是人之行為的思想前提、人之生存的精神條件。所以，“分治論”也有它相當的理由。康德說，他為理智劃定界限，是為了給信仰留下地盤。這個說法頗有充分的理據，因為存在著這樣一種論域，它是人之行為的必要前提，但科學或理智永遠不可能“證明”它，而它正是哲學的論域。

但這種“分治”觀如果僅僅停留于此，那還是不充分的。其實，更進一步考察起來，哲學的論域不僅超越了科學，而且從根本上制約著科學；“形而上學”問題不僅為人類日常行為、而且為科學提供前提──具體來講，它所提供的，乃是人之任何行為所必須以之為前提、而又永遠不可能被任何科學證明的“信念”。這種信念，就是關于“生活”、“生存”、“存在”或者“實在”的一種“認定”。沒有這種關于實在的信念，人，包括科學家，就無法采取任何行動，而勢必陷于比哈姆雷特的猶豫不決還要嚴重萬分的狀態，只能坐以待斃。所以，吳稚暉當年曾指出：“即通明的哲人，早已不信上帝，尚堅稱宗教可以與宇宙同盡。其實彼所指之同盡物，乃為宗教家久假不歸的‘信仰心’而已。信仰心自然與宇宙同盡。”[22]此“信仰心”即指信念，它是與宇宙同始終的。難怪屠孝實評論吳稚暉：“惟吳君之主張，僅謂玄學之提倡，無益于今日之中國，初非謂玄學絕對不可談，此種議論，其所爭既不過先后緩急之間，對于玄學之本身，未嘗有否認之意。”[23]

對玄學與科學關系的兩種理解

哲學與科學的關系，是一個爭論了幾百年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近代以來，科學開展了一場“民族獨立運動”，開始從哲學的母體中解放出來，開疆拓土，地盤越來越大；而哲學則仿佛是舊時的宗主國，一退再退，領地愈來愈狹。于是不斷有人預言：哲學即將終結；或者干脆斷言：哲學已經終結了。與此相應，則是哲學的一些忠貞不渝的衛道者，主要是哲學界的人文主義者，他們針鋒相對，捍衛哲學的尊嚴，然而他們抗爭的呼聲往往顯得那樣的軟弱無力；同時，哲學界還有一派科學主義者，他們實際上已放棄了哲學的立場，他們的所謂“哲學”，實質上已經是科學而非哲學了。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強烈地意識到，“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已是一個不可回避、亟待回答的前沿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大致不外兩種對立的立場：

一種可謂“取代論”，這是科學主義者的觀點，認為科學產生之前，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水平太有限，太“不科學”，只能聊以傳統哲學的方式、即以“玄想”的方式去把握世界；而科學既經產生，哲學的認識方式就該退出歷史舞臺了。在科玄論戰中，鄧中夏的觀點頗有代表性：“自從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達之后，哲學的地位，已經被這些科學取而代之了。哲學的所謂本體論部分——形而上學，玄學鬼群眾藏身之所——已被科學直接的或間接的打得煙消灰滅了。現今所殘留而頗能立足的方法論部分，都是披上了科學的花衣，或是受過了科學的洗禮，如胡先生所信的實驗主義，名義上雖則寄籍哲學，實際上科學乃是他的老家；由他們口口聲聲拿‘科學方法’做夸耀驕衿的無價之寶，便可以證明了。所以我的意思，哲學已是‘壽終正寢’，索性把哲學這一個名辭根本廢除，免得玄學鬼象社鼠城狐一樣，有所依據。”[21]

與此相對立的一種立場則可謂“分治論”，這是許多人文主義者的看法，或者說，是一種無奈的苦衷，一種“退守”的、略帶幾分傷感與苦澀的抗辯，認為哲學與科學各有其疆域，應該“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井水不犯河水；至于這種疆域具體如何劃定，則又各說不一。

在我看來，“取代論”自有它的幾分道理。傳統的哲學“日不落帝國”對許多領域的統治，確實應該由科學的自治取代──事實上，這種事情早就開始發生并且仍在進行。但這個過程無論進行到哪一天，哲學都不可能最終被逐出精神生活的王國。只要人類存在一天，哲學就會存在一天，因為科學固然可以而且應該“拒斥形而上學”，但人卻做不到，人不能不與“形而上學”打交道，因為(下文我將說明)“形而上學”乃是人之行為的思想前提、人之生存的精神條件。所以，“分治論”也有它相當的理由。康德說，他為理智劃定界限，是為了給信仰留下地盤。這個說法頗有充分的理據，因為存在著這樣一種論域，它是人之行為的必要前提，但科學或理智永遠不可能“證明”它，而它正是哲學的論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