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化范文10篇

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新農村建設，最終要靠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然而，當前在不少地區的農村，由于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農村強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出現了經濟意義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義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織的“空心化”現象，嚴重影響到農業、農村的持續發展。

“空心化”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障礙

人多地少是我國將長期存在的基本國情。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幾乎所有的關乎中國現代化的政策建議，都認為中國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將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一思路固然是破解困擾中國崛起的“三農”難題的不二路徑，然而，來自現實實踐的復雜性，使得我們不得不認真審視一些深層的矛盾和問題。

隨著“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的確立，“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的落實，傳統的“剪刀差”已不攻自破，然而，取而代之的卻是同工不能同酬的工資、補償標準明顯趨低的土地等“新剪刀差”，更讓農村缺乏活力的是，由工業部門的需求所決定，能夠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必然首先是具備相對優勢的鄉村精英，由此形成了經濟意義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義上的“空心村”：前者指大批農民工的進城，而且都是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青壯年勞力，剩下的則基本都是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是一種經濟意義上的“空心”；后者多因前者而生，指在農民新建住宅過程中，由于村莊規劃嚴重滯后、基礎設施不配套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莊外圍尤其是公路沿線，而村莊內卻存在大量空閑宅基地和閑置土地，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空心”。而更多時候，往往是兩種意義上的“空心村”交織并存，并且在已轉移出去的農民工中，由于在城鄉間輾轉的體wf，其后代已對“務農”產生了或多或少的排斥心理。正因如此，最近網絡上產生了“農業大國：以后誰來當農民”的“天問”。正如40年前法國學者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曾使法國學術界感到震驚一樣，如今“以后誰來當農民”的“網上疾呼”，無論是杞人憂天還是生于憂患，都使得人們不得不直面農村將面臨被“空心化”的危險。

解決“空心化”不能矯枉過正

由于農業的比較利益低，而且面臨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與從事其他行業相比，從事農業生產便天然地會有一個落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素的趨利性流動必然使得農民產生強烈的“跳農門”的沖動，這種沖動又終將陷入兩難：或在行政強制不足時農村不斷“空心化”，或在行政強制下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形成“差別性國民待遇”。而時至今日，我們已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采取逆向調節政策，人為地將農民固定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上。因為，新農村建設并不是一個封閉的自循環系統，實現城鄉融合協調發展是其題中應有之義，任何阻礙這一趨勢的人為因素，不但逆時悖勢，而且本身也有違新農村建設的初衷。

農村“空心化”產生的負面效應

（一）“空心化”對農村的直接影響1.土地資源嚴重浪費空心村使大量的土地荒廢、閑置，浪費十分嚴重，然而當下對土地的需求不斷擴大，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國土資源部所作的調查中，我國的土地撂荒近3000萬畝，農村由以前的“裊裊墟里煙”變成了如今的“黍地無人耕”。[5]農村土地的流失，帶給我國和諧新農村建設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甚至無法估量的，必須引起高度關注和重視。2.農村經濟發展明顯滯后空心村外攤式的分布，使得農村的框架拉大、人口分布松散，不利于農村整體的經濟發展，同時也給道路網絡、給水、排水系統等公共設施的配給增加了難度及建設成本。另外，由于村民的收入還很有限，受傳統思想影響，收入的全部或絕大部分又多用于住宅的更新，致使農業擴大失去生產資金的保障，嚴重影響農業經濟的發展。3.人力資源不斷流失城市化進程中，大多數進城務工的人員為農村里的青壯年，而這些人員恰恰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力軍。農村人才匱乏與資金缺乏相比，農村人才匱乏是新農村建設中的“短板”。[6]農村留守的“老弱病殘”無法擔任建設新農村的重任。對浙江省ZJ市某街道24個行政村留守人口的年齡分布進行統計，圖示如下。4.留守人群逐漸邊緣化青壯年的流失，農村家庭承載的養老育幼的傳統功能弱化。留守婦女要承擔起贍養老人、教育子女的責任，來自諸多方面的壓力及長期的分居生活導致家庭不和睦、婚姻不穩定。同時，留守兒童長期缺少父母的關愛和監督，嚴重影響兒童的身心健康發展。此外，留守老人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由于缺少生活保障和健康照料，農村養老問題日益突出。3通過采訪浙江省ZJ市某村87位留守老人，統計農村外出子女與留守老人的聯系情況，其中經常保持聯系的只占47.3%，不到一半，偶然聯系的占29.6%，而完全不聯系的竟達16.7%。5.居住環境嚴重影響農村“空心化”，既破壞了整個村莊的景觀布局，更影響了農村的居住環境。“空心村”內房屋年久失修、破敗蕭條，公共設施簡陋，導致農村的衛生環境“臟、亂、差”，糟糕的居住環境也使村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的威脅。（二）“空心村”對城市的間接影響“空心村”的結果是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進城后并不能與城市完全融合，城市的安全和穩定面臨挑戰。對浙江省ZJ市128名農村外出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情況進行調查，農民進城后的生活成本提高，加上原在農村通過耕地所得的收入大大減少，收入在2000-3000元之間的達57.3%，超過一半，相比其在農村務農收入有所提高，但與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相差甚遠。通過對該128名農民的流動去向所做的職業分析發現，在服務業、建筑工地等技術含量低、勞動報酬低、工作強度相對較大的行業，就業的人員占近90%，服務行業主要集中于餐飲業、保安、清潔工、保姆等，進廠務工多集中在手工業、機械工及搬運工等行業，而建筑工地上幾乎都是農民工的影子。此外，城市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及農民自身素質不高，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員，影響城市的穩定和安全。（三）“空心村”對社會的廣泛影響1.農業鈍化、“糧食安全”受到威脅中國歷來有著自給自足的傳統，然而隨著農村勞動力的流失，糧食的供給受到挑戰。中國目前有1.3億留守人口，而這些人口中80%都是50歲至70歲的老人[7]，剩下的為婦女、兒童，這些留守人員勞動能力有限，無法承受過重的勞作，每年都有大量的耕地因無人運作而遭荒廢，這將不可避免地阻礙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2.城鎮化冒進、社會沖突加劇《2011年城鄉一體化藍皮書》指出，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處于快速發展時期，但存在城鎮化質量不高、城鎮化目標過高的問題；甚至，由于農民進城后得不到切實的社會保障而要求將戶口遷回農村，出現“反城鎮化或拒城鎮化”現象[8]。城鎮化的冒進，對農村的穩定將產生影響，同時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3．社會矛盾激化、秩序受到影響當前，農村土地日益緊張、宅基地增值空間可觀，加上農民極力渴望擺脫貧困，家族內或家族間很可能因利益而大打出手。同時，隨著城鄉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農民的開放意識、自主意識不斷加強，交織著多重文化的沖擊，價值觀趨多元化、復雜化。傳統農村地區血緣相親、守望相助的人文情懷逐漸淡漠，組織機構缺乏凝聚力，顯得松散。

農村“空心化”背景下的社區建設困境

（一）社區及社區建設概念自德國社會學家F•滕尼斯最早在《社區與社會》中提出社區概念以來，人們通常將社區視為一種“共同體”。據2000年民政部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的提法，“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社區建設應當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社會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完善社區服務，解決社區問題，促進農村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不斷提高農村社區成員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過程。（二）當前社區建設現狀梳理1.村莊規劃零亂、基礎服務落后社區建設強調空間實體的集聚性，而農村“空心化”導致村莊格局散亂，無法對農村社區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由于道路、供水等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衛生等社區公共服務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然而農村建設資金有限，因此不能顧及方方面面，阻礙了農村基層服務體系的完善。2.管理體制欠缺、相關政策落后由于城鄉二元制的限制，且沒有相關政策引導，我國農村社區的發展相對落后。首先，許多干部及群眾對農村社區建設認識不足、主體意識不強，遇到具體問題缺乏針對性的管理方法。其次，村領導干部對社區建設不夠重視，統一協調的服務管理體制尚未形成。最后，欠缺相關的法律規范和針對性的政策引導。3.農村經濟滯后、建設資金缺乏“空心村”的經濟發展落后，在基本生活未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沒有更多的剩余資金投入到社區基本設施建設。經濟不發達，更不可避免地影響對教育水平、村民素質的提高，村民思想觀念落后，社區認同感及歸屬感不強，對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當前利益的公共服務，不愿出資出力。4.管理人才缺乏、村民社區意識模糊社區建設主體缺失、參與主體意識不強。農村“空心化”人才流失嚴重，選舉出來的農村管理者素質能力普遍偏低，同時由于農村經濟較落后，農村社區干部待遇不高，很難引進外來人才。此外，農村社區居民對社區建設的意識薄弱，缺乏參與熱情及責任感。通過問卷及實地走訪，統計了浙江省ZJ市某村273位村民對于社區建設的了解程度，村民對于社區建設的意識相當模糊，有點了解或者基本了解的村民數占47.5%，而沒聽說過和不了解的村民占到49.7%，總數超出了前者，只有僅僅2.8%的村民表示對此非常了解。

對策研究：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路徑分析

（一）健全村民自治機制、完善社區服務1.擴大農村基層民主、保證社區信息透明化農村社區建設中，村民的主動參與是關鍵。“空心村”中青壯年大量流出，而由留守在家的老人、婦女等承擔選民的重要角色，他們的意見缺乏一定的正確性和代表性。且由于地域擴大，村民掌握村級公共事務和政策信息難度加大，知情權得不到保障。首先，要加大村務公開的透明度。充分運用社區廣播等已有媒體進行宣傳，確保信息對稱，保障村民知情權。民政部于2010年實行的《村民自治與農村社區建設信息系統（村級）》，村級干部應當認真執行，充分利用該系統，及時、準確地公布信息。其次，要保證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發揮真正的作用。在會議召開前，要充分做好通知準備工作，向村民詳實地轉達會議內容及會議的重要性，提高村民對會議的重視及參與熱情。最后，要加強社區法制建設。開展農村普法宣傳教育活動，增強農民的法制觀念，提高村民依法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和履行義務的自覺性。2.完善和加強農村社區服務體制針對農民參與積極性不高的情況，政府應當提供規劃、資金、科技等強有力的支持，完善社區服務體制。以浙江省ZJ市為例，該市是民政部2007年確定的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縣（市、區）之一，并于2010年初被評為“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全覆蓋示范單位”。[9]對該市的社區建設研究對于在發達地區推進農村社區服務中心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問卷調查浙江省ZJ市某村500多戶家庭最關心政府幫助解決問題的統計情況，如圖2所示。0.0%10.0%20.0%30.0%40.0%50.0%60.0%家庭收入孩子學費承擔看病醫療費用養老問題其他48.2%18.9%13.5%10.5%8.9%36.1%6.3%19.7%32.1%5.8%關注問題關心度60歲以下農民60歲以上農民圖2浙江省ZJ市某村500多戶家庭最關心政府幫助解決問題的情況表中可看出，除家庭收入外，60歲以下農民考慮孩子學費較多，60歲以上農民考慮養老問題較多；醫療費用問題還是受群眾普遍的關注。（二）編制科學規劃、進行土地整理1.編制科學合理的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目前我國農村社區的建設缺乏科學規劃。農村社區規劃只是在原有基礎上修修補補，并未建立一套科學完整的規劃體系；有些農村社區規劃與實際情況嚴重脫節。首先，農村社區建設應集中對農村進行科學規劃，統籌布局，綜合考慮，有利于徹底解決“空心村”問題。按照人口數量和分布范圍，合理劃分社區管理區域，統一配置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在方便群眾使用的同時，盡量節約建設資金。其次，農村社區建設規劃應注意節約用地。國務院2008年的《關于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指出，“切實保護耕地，大力促進集約用地，走出一條建設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國國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是關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計，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條根本方針。”所以，社區規劃要提高土地的綜合效益和持續利用，鼓勵以拆村并點和土地整理等方式進行社區的建設。最后，要根據地方特色、因地制宜進行規劃。突出鄉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護好農村舊有空間格局及特有的民俗文化，同時考慮建設農村社區的總體需要及農村整體規劃，盡量做到兩者的最佳結合。2.建立有效農村土地流轉使用制度首先，必須開展農村宅基地綜合整治。《土地管理法》第62條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所以，必須加強對農村宅基地使用情況的清查整治，采取相關措施制約農村一戶多宅、亂占土地的現象。其次，對于土地流轉，應承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完全物權化，國家要運用法律手段加以規范，保證土地運作的合理合法。此外，應科學合理地使用土地，對“空心村”空心部分進行整理利用，可在更大范圍內規劃產業布局，利于農村社區的整體規劃和農業經濟發展。3.制定農村拆遷補償相關政策法規社區建設過程涉及房屋拆遷，這里需注意處理好利益分配問題，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2010年，310國道江蘇省某縣路段改線拆遷安置過程中，引發了一起92歲父親攜68歲兒子自焚抗議暴力拆遷事件。政府部門應及時制定有關政策法規，規范農村集體土地征收拆遷，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統一拆遷補償標準，相關財政、審計部門要全程參與、監督拆遷補償工作。此外，農村拆遷不可只重視一次性補償，應當考慮農民長遠利益，積極引導農民理性地消費、支配該補償款，鼓勵村民將部分資金用于自身直接受益的社區公共設施建設或具有良好效益的投資項目。（三）調整和創新農村經濟產業與結構1.推進農業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現我國農村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政府應當起關鍵作用。在尊重市場規律和農民意愿基礎上，用示范引導、政策傾斜、宣傳學習等方法來發展新產業。同時，政府應大力扶持農村中的骨干企業，逐步培養和發展龍頭企業，使他們逐步成為獨立的、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2.促進產業轉移、刺激農村經濟發展我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政府應出臺鼓勵扶持政策，引導農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不斷向二、三產業轉移。因時、因地挖掘發展潛力，提供技術培訓，培養產業帶頭人。通過產業帶動社區經濟發展，自主創新，實現社區由政府投入的“輸血型”社區向自我發展的“造血型”社區轉變。例如，浙江ZJ市共有14個塊狀經濟，其中襪業、五金、珍珠等產業聞名全國乃至世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塊狀經濟顯出弊端，該市先于全省進行塊狀經濟向產業集群的方向轉型升級，目前該市經濟發展走在全省前列。同時，ZJ市近年非常重視旅游產業，2011年全市接待國內外游客806.18萬人次，比2008年同期增長88.4%；旅游經濟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由2008年的7.34%上升到2011年的10.95%[10]。發展旅游業可充分運用自身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特色，借勢周邊旅游城市，形成互補型的多種旅游產品。旅游業的開發必定會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大量的農村人力資源可得到分配與運用。（四）提高管理者素質、培養村民社區意識1．加強培訓、提高社區隊伍整體素質社區建設要注意提高社區管理者的管理能力，重視對社區管理人員的培訓與教育。首先，要加強對社區建設管理隊伍的培訓、建立競爭機制加以選拔，保證管理人員的優質化。其次，可邀請一些專業的管理人才、教授等知識分子進行公開講座，擴大村民視野。最后，應重視農村教育，只有村民的綜合素質普遍得到提高，才能帶動整個社區建設工作活躍開展。2．加大扶持、鼓勵大學生赴農村就業近年來，大學生相繼通過村官、志愿活動奔赴農村，將農村社區建設與引導大學生就業結合起來，既可為農村建設注入新鮮血液，又能緩解當前大學生的就業壓力。但由于政府對農村社區建設認識不足、重視程度不夠，或為了追求政績而盲目響應國家號召，沒有真正進行實地調研，大學生不能真正發揮作用。必須正確認識大學生赴農村就業的意義，按實際需求接受大學生，并且按大學生的專業技能分配崗位。可在大中專教育中開設針對性的有關社會工作基礎的課程，加快大學生村官向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轉化。國家需盡可能提高赴農村就業的大學生薪資待遇，使更多的人才愿意來到農村、留在農村，建立大學生服務農村長效機制。3．加強宣傳、培養農村村民社區意識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實行村莊合并，這固然節約了土地，提高了公共設施的利用效率，然而破壞了原有的社區意識，又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新的社區意識。培養農村社區意識，要做好社區服務工作，增強社區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社區組織應當以不斷滿足社區居民的社會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為宗旨，緊緊圍繞社區服務內容，急社區居民之所急，想社區居民之所想，使社區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區在他們生活中的地位，從而培養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強社區凝聚力和向心力[11]。同時，應當積極開展社區文化活動，增加社區居民間的溝通與交流。此外，應加強城市與農村社區的相互融合，為城鄉一體化奠定基礎。（五）營造氛圍，充分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1.鼓勵公眾加入農村社區建設隊伍農村社區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保障，而農村自身經濟發展落后，故所需資金主要應由政府主導，公共財政支出占主體。政府的一定量投資，可拉動24倍的民間投資，產生1：24的投資拉動效應[12]。在社區建設中，應調動社會、企業、個人等積極參與到支持社區建設中，還可考慮將市場機制引入到社區建設中。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競爭方式，如招標、投標和議標，同時出臺系列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建立健全結對幫扶機制和社會募捐機制，吸納、動員和爭取更多的社會力量及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團體和個人可通過捐贈等形式參與到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來[13]。此外，應當大力支持農村金融市場、信息網絡建設，擴大資金來源、拓寬信息來源渠道。2.激發村民參與農村社區建設事業農村社區管理依賴于廣大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因此,社區建設必須提高廣大村民參政議政、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社區重大決策應當通過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座談會討論決定，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此外，還可以讓農村中文化層次相對較高、在群眾中有一定威望的老黨員、退休教師、退伍軍人成立組織團體，定期開展宣傳教育活動，加強群眾間交流的同時，也使村民對社區建設的相關信息有所了解，進而提高參與社區建設的熱情。

農村“空心村”的存在，浪費了國家有限的土地資源，惡化了農民的生活環境，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等，為此，特以近年來建設的新村聚居點空心化問題為例進行專題調研，現報告如下。

一、縣農村空心化現狀及原因分析

近年來，縣認真貫徹落實省、市總體部署，大力推進幸福美麗新村建設并取得明顯成效。目前，全縣共建成農民新村聚居點30個，涉及農戶1328戶，其中：新建點16個714戶，改建點14個614戶。正在建設有的23個1227戶，其中新建點16個974戶，改建點7個253戶。建成鎮吊腳樓村、鎮立山村新村綜合體2個123戶。據調查，建成的新村聚居點中住房空置率在50%以上的聚居點3個，占10%；空置率在30—50%的聚居點2個，占6.6%；空置率在10—30%的聚居點2個，占6.6%；沒有空置住房的聚居點23個，占76.8%。造成其空心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舉家外出戶增多。當前，農民主要靠外出務工獲得收入。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農民進城打工、經商或謀生的人數不斷攀升，導致農村人口密度逐年遞減，直接導致了“人去房空”現象的出現。全縣大多數村外出務工人員人數高達80%以上，其中舉家外出戶達30以上。縣2011年建成的鎮村聚居點共25戶85人，其中：村10戶38人，吊腳樓村15戶47人。該聚居點外出人口66人，其中季節性外出27人，占總人口的31.8%，常年外出39人，占總人口的45.9%，該聚居點新建農房常年無人居住9戶，占總戶數的34.6%，季節性無人居住10戶，占總戶數的40%。

二是城市化進程加快。部分外出務工經商先富起來的村民為改善居住條件，在城市站穩腳跟后，舉家遷往城鎮生活。國家大力推進“一主三化”發展，城鎮吸引力增加，各項就業、就醫、就學、文化等環境條件良好，加之中心集鎮建設步伐加快，大量村民紛紛遷到村外生活，“空心村”現象日趨加重。目前，縣鎮、鎮、鎮、鎮、鎮、鄉等6個鄉鎮都在進行場鎮開發，鄰近場鎮或有能力的農戶都在集鎮購房。如，鎮騎龍寨村農民新村聚居點共30農戶，就有7戶在城鎮購買房屋，占總戶數的23.3%。

三是政策執行不到位。部分群眾對老宅一直戀戀不舍，總認為老宅基地是祖上傳下來的，保存老宅就是留住了“根”。由于歷史原因，農村一戶多基、超標準占地，占用耕地建房，農房遷建后舊宅基地普遍閑置，致使農村長期以來“只見新房不見新村”、“建新房不拆舊房”，致使一戶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沒能很好落實，許多村民建新房而未拆除舊房，占新基不退老基，造成一戶多宅。所調查的縣鎮村、鎮騎寨村、吳家橋村三個新村聚居點，建了新房未拆除舊房將宅基地還耕的建房戶達到15戶，占新建農房戶數的25.4%。

東昌府區鄉村人才“空心化”問題

調研報告

近幾年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我區鄉村人口持續不斷地大規模流向城市,這對于將堆積在土地上的眾多人口解放出來具有重要意義,但也出現了我區鄉村發展人才“空心化”的困境，為鄉村治理帶來了新的問題。區研究室組織人員對我區鄉村人才“空心化”情況進行了調研，現就有關情況匯報如下：

一、我區鄉村人才隊伍基本情況

（一）村級班子建設情況。1、村干部配備情況。東昌府區轄8鎮、2鄉、8個街道辦事處，958個行政村。全區共有農村黨支部858個，農村黨員16749人。村委會主任和村黨委支部書記攻961人，一人兼比例達88%，其中，婦女13名。少數民族4名。初中及以下學歷542名；高中及以上學歷419名（其中大專18名），占43.6%。35歲以下149名，占15.5%；36至45歲432名；46至60歲362名；60歲以上18名。“兩委”成員2717名，交叉任職率達84%。其中，婦女38名，初中及以下學歷1687名；高中及以上學歷944名（其中大專83名，本科3名），占35%；35歲以下306名，占11%；36至45歲1180名；46至60歲1171名；60歲以上60名。2、村干部的工資、福利及落實情況。2005年以前，農村支部書記、村主任的工資由鄉鎮（街道）發放，個別存在發放不及時，不足額的情況。針對這種情況，區委2005年出臺了《關于規范村級干部工資發放的暫行辦法》，06年召開了全區農村干部工資發放工作專題會議，規范了農村干部的工資發放渠道和程序。規定，全區村級干部工資實行專戶儲存，定時發放。每年年初，鄉鎮（街道）統一上報所轄行政村干部工資標準及領取工資人數，區財政局根據上報的村干部工資情況，從各鄉鎮辦事處村級轉移支付中按季度預留，建立鄉鎮辦事處農村干部工資專戶，實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每年12月初，區財政將各鄉鎮辦事處預留的村干部工資一次性撥付到各鄉鎮辦事處財所。鄉鎮財所將村干部工資存入當地金融部門，按村干部花名冊在銀行設立工資帳戶，直接將村干部工資劃入存折，保證了村級干部工資發放的及時、足額、到位。

（二）勞動力轉移情況。東昌府區現有總人口101.2萬人，其中農村人口62.5萬人，農村勞動力37.87萬人。目前，全區轉移到外地的勞動力為18.5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人口總量的49%，其年齡結構為：16至35周歲的為12.2萬人，36至50周歲的為5.2萬人，50周歲以上的為1.17萬人。文化層次結構為：大專學歷的5571人，中專學歷的14856人，高中學歷的12999人，初中學歷的129990人，小學學歷的22284人。

貨幣投放過多是當前不爭的事實，但過剩的貨幣為何沒有進入實業循環而流入資產領域？這就不僅僅與貨幣有關，而與實業產業衰退導致的空心化相關。回首2010，如果我們不梳理清在資產泡沫、流動性泛濫、不為調控所動的高房價之間到底有怎樣的內在關聯，這些矛盾是貨幣性的還是結構性的，折射出中國宏觀經濟怎樣的深層次矛盾等問題，那么面對諸多“兩難”，就很可能“盲人摸象”，難以找到根本性的解決方案。

泡沫經濟往往與實業空心化如影隨形。日本“二十年增長型衰退”、亞洲金融危機，乃至美國金融危機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南歐五國”等一系列危機的形成，其背后都有經濟泡沫化和經濟空心化的蹤影。“廣場協定”之后，在西方貿易壁壘和匯率升值的嚴厲壓制下，日本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無論是內銷還是出口，制造業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嚴重侵蝕了企業利潤，落入了所謂的“三明治陷阱（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兩頭受擠壓）”。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在經濟轉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長的思維慣性，在發展過程中忽略了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風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日本土地資產總額達2389萬億日元，比1985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萬億日元相當于當時GDP的三倍。資本在高利潤驅使下，大舉投資日本股市和樓市，急速吹大房地產經濟泡沫直至導致經濟失控。

而至今仍在持續發酵的美國金融危機，正是美國經濟長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惡果。當前美國的生產結構是，以金融及相關服務業為主導的第三產業遠大于一、二產業；而在價值結構上，金融資產不斷膨脹，金融衍生產品是GDP的7倍，金融、房地產服務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比例由20世紀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美國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則從1990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11.6%。而今，無論美國如何進行貨幣刺激政策，實體經濟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警惕的是，中國當前也面臨著經濟泡沫化和實業空心化的潛在風險和巨大挑戰。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大進大出”式的循環發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盡頭。從目前看來，這三大紅利的衰減并未馬上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上，卻反映在近年來中國產業資本逐步流向資產領域和虛擬經濟的現實上。

盡管中國制造業占GDP的48%，幾乎占總體經濟規模的半壁江山，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瓶頸，一方面出現了大量過剩產能，另一方面又出現產業空心化跡象。近年來溫州熱錢、溫州炒房團響徹全國走向世界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溫州正在遭遇產業空心化的現實。

摘要：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旅游業蓬勃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旅游業更成為全球性的朝陽產業。作為重要的旅游資源，江南古鎮以其悠久的歷史、古樸的居民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蘊、獨特的水鄉風貌吸引著眾多游客前往，當地的旅游業得到迅速發展。隨著江南古鎮旅游的迅速升溫，所呈現出的一些問題也逐漸受到學者的關注，如何正確對待江南古鎮旅游開發與保護已經成為旅游研究的重大課題。本文通過對三個水江南古鎮開發與保護模式的典型進行調查分析，比較各個江南古鎮旅游開發與保護模式的利弊，在建立可行的江南古鎮旅游開發與保護模式這一方面，進行了初步嘗試，以協調江南古鎮旅游開發與資源保護之間的關系，確保江南古鎮旅游開發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關鍵詞：江南古鎮；旅游開發；資源保護

ProbeintotourismdevelopmentandpreservationinancienttownssouthofYangtseriver

Abstract:Asakindofspecialtourismresource,theoldtownsinChinahavealreadyabsorbedmoreandmoretoursSince80''''sin20centuries,suchasWuzhengTowninZhejiangprovinceandZhouzhuangTowninJiangsuprovince.Now,totouroldtownhasalreadybeenapopulartourismproductanywhere,whichroseanimportantfunctioninpromotingtheoldtown''''sdevelopmentofeconomic,prosperingtheoldtown''''scommunity,developingtheoldtown''''sculture.However,alotofproblemswerecameoutintheprocesstoproductthetourismresources.

Keywords:ancienttowns；tourismdevelopment；resourcespreservation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云南麗江、江蘇周莊等旅游古鎮的崛起，中國的歷史城鎮作為一種獨特的旅游資源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旅游者，發展到現在，古鎮旅游已經成為各地炙手可熱的旅游產品，在促進旅游古鎮的經濟發展、社區繁榮和文化進步等方面發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據網上不完全統計，全國正在開發旅游的古鎮近60座，其中又以“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古鎮最為突出，以其悠久的歷史、古樸的居民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蘊、獨特的水鄉風貌吸引著眾多游客前往，成為華東地區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然而，在江南古鎮旅游給當地帶來豐厚的經濟效益的同時，諸多問題也在古鎮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過程中暴露出來。各種矛盾沖突束縛了江南古鎮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妨礙了文化旅游資源的持續利用和江南古鎮社區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迫切需要我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尋求化解這些矛盾沖突的方法。基于此，本論文展開了對江南古鎮旅游資源的保護與開發的相關理論的初步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代經濟發展的明顯特征是資本與產業的融合推進，持有資本的組織或個人通過對產業發展的收益的預期，恰當地做出投資決策與選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表明，社會資本與產業相需、相促的步伐已經日漸平穩，以產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通過資本市場、金融體系等渠道獲得了發展所需的大量資本。與此同時，以高度流動性、不穩定性、高風險性和高投機性為主要特征的，以金融業、房地產業、體育經濟、博彩業、收藏業為主要代表的虛擬經濟發展飛速。但是，這種產生于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并以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基本目的的虛擬經濟由于其高利潤率、高回報率，已誘發了我國大量社會資本從實體行業和部門進入了虛擬經濟。中國經濟“脫實向虛”跡象已經顯現，實體經濟“空心化”趨勢正在損害經濟發展的機體。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演化為歐洲信任危機，主權債務違約的風險不斷加大。仔細審思歐債危機前各國的經濟運行過程，會發現一個相似的特征是社會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脫離實體經濟偏向虛擬經濟，使得經濟實體產業不“安分守己”紛紛轉向虛擬經濟，尋求超額利潤。民眾也不安心實體行業和部門的工作待遇和預期收益，加入了虛擬經濟的大軍。我國雖沒有歐洲國家社會資本集中投向虛擬經濟的瘋狂，但是負面影響已經顯現，大量實體經濟的發展要素流失，企業家實業精神衰退，呈現出“賺快錢”的浮躁心態，這些因素都在侵蝕著實體經濟的基礎。所以，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實體經濟，平衡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構建社會資本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雙促機制，是我們必須審思的問題。

二、社會資本的“脫實向虛”

(一)社會資本“脫實向虛”的理論分析

1．社會資本的再認識

社會資本最早是馬克思在論述私人資本時提出來的。但是系統的闡述社會資本概念的是布迪厄，他提出“社會資本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持有，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Bourdieu，1986)他認為社會資本體現的是資源，而資源則與確定群體的關系網絡緊密相關。科爾曼偏向結構功能視角。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是從關系中獲得的、現實的或潛在的資源。帕特南認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帕特南，2001)。上述學者的觀點，更多地把社會資本看成是獲取資源、社會效益的能力，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在本文中，筆者把經濟中的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中組織和個人實際所擁有的資金、勞動力、管理經驗、技術等生產和價值創造的要素。其中主要的是資金，因為它的投向，直接或間接會引起生產資料、勞動力、技術等要素流動。因此，當前所講的社會資本也即社會組織和個人擁有的資金量以及它的時間、空間的流動和投向。

一、文獻回顧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對外直接投資指一國的企業作為投資主體,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投資。它主要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進行的建筑工程、機械制造等實業投資,而不是投資于他國的股票、債券等間接的證券投資。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一國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與產品銷售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成為除貿易之外的另一條國與國之間聯系的重要紐帶。

如今各國都已意識到不能只依靠本國的資金、資源、技術和市場來謀求發展,而應理性選擇扶持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相應的市場效應、資源效應、出口效應和國際收支效應,提高本國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說來,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一國帶來如下的效應:

(一)有利于投資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從邊際產業(即在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方面,投資國減少邊際產業的生產,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擴大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投資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投資國利用投資獲利來補充、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能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都會遇到資源約束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立足全球,把國內外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經濟管理、人才等有機結合起來,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利用本國和他國不同資源與要素優勢、在國際間實現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合理流動、獲得更高利益的極其有效的途徑。

(三)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利用外資。無論是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企業或私人的對外直接投資,均起到了“杠桿”作用,以少量的國內資本來獲得更大數量的國際資本。一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使用的資金,除了本國的外匯資金和設備外,還包括在東道國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籌措的資金,特別是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優惠政策進行融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用外資,是一條新的融資渠道,是在國際市場上主動尋求與外資的結合,是利用外資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資的場所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

(四)有利于鍛煉和培養一批跨國經營的專門人才。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是需要足夠數量的精通外語、熟悉法律、財會、金融等業務的國際化投資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多種途徑,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關培訓機構培養及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吸引留學人才和聘請國外專業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徑是投資企業派出人員到國外培訓和直接參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如果不限制資本力量在農村的擴張,結果可能是,國家給農村“輸血”,不受約束的資本則讓農村“失血”。這樣,農村不日漸“空心化”倒才奇怪。

由于城鄉二元體制的長期存在,導致人們多年來一直習慣于接受“跳出‘三農’解決‘三農’”的觀點。在這一觀點的引導下,人們有意無意間不敢正視甚至回避廣大農村日益“空心化”的殘酷事實,而避重就輕地大談如何通過數以億計的外流農民工在城市里掙血汗錢以提高農民收入。在我看來,如果信奉這種單一的“增收法”,對農民、農村和農業來說,無異于飲鴆止渴。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亮點在于:回歸“三農”本位,解決“三農”問題。具體表現為:中央敢于對目前的“三農”形勢作這樣的事實判斷,即“促進農業生產上新臺階的制約越來越多,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要求越來越高,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任務越來越重”。怎么辦?一號文件提出了激動人心的政策目標,即“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這樣的提法,在改革開放以來總共12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中首次出現。任何政策的出臺都需要基于可行性,而政策可行性又基于時機和實力。一號文件將此表述為“農業農村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在積累增多”。可以說,今年的一號文件,是真正貫徹落實了5年前總書記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精神,標志著這一國家戰略進入了實際操作階段,也標志著我們國家終于有信心也有能力從“三農”自身的發展需求出發,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久拖不決甚至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復雜的,包括城鄉二元體制、農業基礎薄弱、農村地域廣闊、農業人口眾多,等等。尤其是,“三農”問題的現狀并非僅僅因為政府對“三農”投入不足所致,應該進一步看到,在城鄉二元體制的縱容下,資本的力量幾乎不受阻擋地對“三農”進行擴張,圈地、瓦解小農經濟、吸走農村資金、無良企業欺壓農民工、破壞農村自然生態環境,不一而足。在此背景下,農村不僅勞動力外流,而且包括資金等資源要素也外流。于是,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另一方面是資本在逐利本性的驅動下,各種資源要素無法在農村獲得配置。公務員之家:

一號文件在談到“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時,特別提及“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和水平”。因為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大多已淪為在農村的“吸儲”機器。目前,提供農村信貸的正規金融機構主要有農業銀行、農村郵政儲蓄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國家金融體制改革之后,農業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其市場定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業務范圍與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無異,已經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商業的轉變。伴隨這一轉變,農業銀行大范圍撤并了縣域內的機構網點,嚴格限制貸款權限,大都只存不貸,導致農村資金向城市流動。農村郵政儲蓄的功能是吸收農村儲蓄資金,通過將儲蓄資金轉存入中央銀行,以轉存利率與吸儲利率的差額作為其收益來源。只吸儲、不放貸成為農村郵政儲蓄運營的基本特點。農信社是金融支農的主要機構,但其涉農貸款所占比例卻呈下降態勢,其中農村經濟組織和農戶貸款甚至負增長。可以說,如果不限制資本力量在農村的擴張,結果可能是,國家給農村“輸血”,不受約束的資本則讓農村“失血”。這樣,農村不日漸“空心化”倒才奇怪。

一號文件以“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為標題,已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中央對“三農”戰略新的調整,即不再僅僅增加對“三農”的資金投入,而是同時通過構筑強農惠農的政策體系,扭轉農村資源要素在資本力量沖擊下不斷流失的局面,堅決回歸“三農”本位,有力解決“三農”問題。這樣的決心與舉措,在舉國破解“三農”困局的征程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