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范文10篇

一、孔子思想中的"禮"與"樂"

孔子思想形成的具體來源相當復雜，主要是從歷史文獻和當時社會現(xiàn)實中逐漸形成的。從他所處的戰(zhàn)爭頻繁和"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可以知道"禮"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嚴峻的話題。"禮"是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是維護宗法與等級制度的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jié)儀式。殷周重"禮"，其禮儀往往形成一種嚴格的上下等級威儀和社會的差別意識。其實在夏、殷時代就已經有"禮"的存在了，但是直到周公時代的周禮，才形成比較完善的禮樂制度，所以人們一般把周禮作為研究"禮"的一個典型時期。由于孔子對"禮"的推崇，許多學者也因此認為"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孔子一生都以詩書禮樂教弟子，非常注重從理論上說明禮的重要性，他指出立身治國都非有禮不可。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禮"是起過積極作用的，但是到了后來，"禮"逐漸被人們理解為盲目保守、因循守舊的思想，并且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的鎖鏈，所以產生了"吃人的禮教"的說法。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子的思想，我們應該辨證地去認識和理解"禮"的思想。

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認為治人之"禮"要深入人心，必須同"樂"結合，也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禮樂相結合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是以"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是一種頗為完備的典章制度。"樂"作為音樂制度，它包括樂縣、舞列、用樂等都有其森嚴的規(guī)定，孔子思想認為，禮是道德行為的規(guī)范，而樂能調和性情、移風易俗。二者皆可用以教化人民，治理國家，而禮與樂相結合不僅能維護奴隸主貴族內部的等級秩序，更能有效地統(tǒng)治人民。

二、孔子思想的"中庸"

孔子思想中的"中庸"的主要內容并非現(xiàn)代大家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要思想在于修養(yǎng)人性，在于人們要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yǎng)。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疇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貫穿于孔子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就是人們要自覺修養(yǎng)，從而達到像美好的天一樣的理想境界。"中庸"思想的實質就是規(guī)范人們的活動行為，試圖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末期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復長幼有序、上下有別的社會秩序。

中庸之道是孔子集前人尚中貴和的思想而形成的一個其重要的代表思想，他主張將中庸發(fā)展為認識和對待世界、探究和處理思想情感行為以及各種事物的合乎實際或一定標準的原則和方法的哲學范疇。他把"和"看作一種最高的價值，為了保持"和"的境界必須保持中庸之道。"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凡事都應該采取持中的辦法，而不能走極端，這是實現(xiàn)和的根本方法。孔子"溫而厲，威而猛，恭而安"更是中庸準則的典范。孔子的中庸思想不僅對仁、禮有深刻的影響，而且滲透到他的政治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文化觀等各個層面。孔子就是以中庸思想為內核，構建起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儒家學說體系。但是《中庸》中儒家極力主張等級社會，無論處于富貴，貧賤，夷狄還是患難的地位，就要嚴格按照這些地位的要求行事，這顯然違背人性的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的。所以，我們在看待"中庸"思想時它時一定要慎重，要辨證地去分析和把握它。

一、職業(yè)學校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現(xiàn)狀和問題

絕大多數職業(yè)技術院校的學生是應試教育體制下的中高考的后進者，心理上普遍的特點是自卑心重，自信心不強。同時面臨著來自社會的不良誘惑、人際關系的沖突，家庭學校等各方面的壓力，導致學生心理不平穩(wěn)，容易叛逆形成心理應激、心理危機、心理障礙等各類心理問題。離開初高中緊張的學習環(huán)境，遠離父母的管教，加之自身的自控能力較弱，沒有了紀律約束，對于出現(xiàn)在周遭的不良誘惑難以抵抗，學生容易出現(xiàn)不良行為，例如抽煙、酗酒、沉迷網絡、打架、盜竊、婚前性行為等。不難看出，職業(yè)院校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易受環(huán)境影響，在其是非觀念與道德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若沒有接受到正確的指引和有力的監(jiān)督，極易產生不良的行為習慣。

二、孔子思想在職業(yè)學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運用

要以正確而新穎的方式將孔子思想融合到當今社會所倡導的主流道德觀，納入職業(yè)學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之中，幫助學生保持良好的心態(tài)、高尚的職業(yè)道德素養(yǎng)和正確的價值觀。

第一，以孔子的“仁”“孝”思想幫助學生學會寬宏感恩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標準，掌握住了"仁”，就是掌握了孔子思想中關于怎樣做人的關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做到仁，首先要愛人，愛人就包括既愛別人，也愛自己，如果連自己都不愛的人何以愛別人？其實這也是自立自強自愛的思想。孝悌是中國文化精神。以孔子之孝悌思想教育職校學生，使其懂得感恩，知恩圖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生你養(yǎng)你，是慈愛，你回過來愛他們是孝。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盡孝道，要無違，當然盡孝不適說完全不違背父母的意思，這里的“無違”以不違背禮儀法制為前提，其次不違背父母之命。同時，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體會他們，當自己生病時，父母是多么的揪心擔憂，要像父母愛自己一樣去愛他們，這就是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對長輩的態(tài)度要好，不能擺臉色，辭色要溫婉和順。這就是“不敬，何以別乎？”以及“色難”。同時，以“仁孝”之思想踐行于實踐，不做違法亂紀之事，并將自己的行為影響擴散到周圍。

孔子倡導的儒家學說，是一種專門闡發(fā)為人之道的大學問。古今中外，解釋儒家學說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為什麼還要來湊熱鬧？原因很簡單：作為一名“雖愚求明”的普通人，即便夙興夜寐，“博覽群書”，總是茫無頭緒、不得要領。

舉例說吧，什么是儒家學說？或者說如何定義儒家學說？迄今還是學界爭論不清的根本問題呢。至於儒家學說裨益了中國，還是害苦了中國？對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科技現(xiàn)代化和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大趨勢究竟是促進、相容還是對立？換言之，儒家學說在現(xiàn)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還是應該棄之若敝屣？人們居然可以得出種種截然不同的結論，而且大多理路駁雜，詞意含混，攪成一鍋黏粥。這種玄玄乎乎的“學術討論”，對下里巴人來說，只能是一種霧里看花，遙不可接，與己何涉的奢侈罷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國人對此天字第一號國粹其實莫名其妙，就積極的正面意義而言，充其量講得出幾款泛泛道德教條口頭禪而已。當然別說西洋人了。兩百年前德國首席哲學家黑格爾（GeorgeWilhelmFriedrich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這樣一個實際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個哲學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條，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別的東西。”盡管中國學人多不甘茍同，事實上至今孔門儒學尚難建立一種現(xiàn)代科學觀念上具有確切定義和嚴謹邏輯性的理論體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學經典原著多為斷斷續(xù)續(xù)的語錄式記敘體，缺乏連貫性，古漢語本來簡約含蓄難解，加之闕疑偽書雜陳，動不動要用猜啞謎的辦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釋起來，很容易隨心所欲說黑即黑，說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偽儒攪和得正反黑白顛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了。

其實這些還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學說精義的表面的或技術性的困難。最大的、決定性的障礙恐怕在於缺乏一種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對於孔子的心路歷程或者說儒家學說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線索脈絡；也無法把握證偽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雙包案”，竟成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積極探索真理的青年嘗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zhí)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毛潤之1917年書信》）

一.素質教育應以學生為主體，培養(yǎng)學生個性

素質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養(yǎng)創(chuàng)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學生教育全面發(fā)展的基礎上，培養(yǎng)學生的個性，充分開發(fā)其潛能。孔子在他長期的教育實踐中，提出了人性差異的觀念，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作為教育實踐的指南，并進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他說：“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論語•八佾》）主張根據學生的特點、水平，進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孔子對學生的智能、志趣和個性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論語•先進》）孔子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學生改變自己的個性特點，而是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這一問題，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是針對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說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則依序“去兵”“去食”，強調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觀點。孔子意在鼓勵子貢首先要牢固樹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這是針對仲弓的氣量小而對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幾人都是孔子的學生，在回答他們同一個問題時，孔子均針對各人的個性弱點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語言既帶有勉勵和要求，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孔子實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聞斯行諸”的回答了。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可見孔子教學是從學生的個性特點出發(fā)，從補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教育方法，對我們反思現(xiàn)在的教育現(xiàn)狀很有意義。在很長一段時期，“齊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們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現(xiàn)在還依然存在一些學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陳舊的教育思想，以升學為教育目標，夸大學習成績，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學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個人特長的發(fā)展。應試教育抹殺了學生個體的差異性，教育評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學生。今天，我們在進行素質教育的時候，應“因人而異，因事而宜”，依據學生個體特點，實施適應個性差異的教育，對不同的學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對同一個學生，不同的問題，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實質上就是對孔子教育思想的繼承。“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師”，這句話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啟發(fā)式教學，主張學思統(tǒng)一

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是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思想。孔子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的啟發(fā)式教學方法是一個重要的創(chuàng)造，也是當今素質教育所提倡的一個重要教學方法。啟發(fā)教育不僅是啟發(fā)學生透徹理解知識，而且是啟發(fā)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正如古語所言“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授人以魚只救一時之急，授人以漁則可解一生之需。”學生掌握了學習方法，就可以終身受用。啟發(fā)式教育是孔子最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實踐中發(fā)現(xiàn)，學生要獲得知識，就必須養(yǎng)成自覺思考的習慣。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fā)，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孔子關于“啟”、“發(fā)”的論斷，就是我們今天“啟發(fā)”一詞的起源。憤和悱是一個人渴求知識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顏上的表現(xiàn)，學生已經思考了但還沒想通，這時可以去啟發(fā)他，思考了并有所領會但還不能用適當的言辭表達出來，這時可以去開導他。孔子的啟發(fā)是建立在學生思考的基礎上的，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發(fā)展學生的思維，使其學會舉一反三，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只起主導作用———對學生有目的的引導和及時的啟發(fā)。學生不能從已知的一點推導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觸類旁通，孔子就不會再重復去教授，———在學生不理解的情況下，再講，就會造成學生的死記硬背，這是違背教育規(guī)律的。就是說學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想說出來而又說不清楚的時候不去啟發(fā)他。教師指導學生要在學生有了求知的興趣、動機、主動性、積極性的時候才有效，因為學習興趣是學習的動力，沒有興趣，強迫灌輸，學習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僅教學生時用啟發(fā)的方法，自己和別人談問題，也善于接受別人的啟發(fā)。后來的《學記》把這一經驗總結為善喻。“遵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是教學上很寶貴的經驗。

三.提高教師自身素質，教師須完善自我、以身作責

國務院在推進教育改革中明確指出：“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扎實推進素質教育的關鍵。”由此可見，提高教師的職業(yè)素養(yǎng)，不僅是教育改革發(fā)展的重大課題，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質，推進兩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在提高教師素質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強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孔子提出教師以身作則要把“有言之教”和“無言之教”結合起來。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無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獲取智慧靈感，孔子認為，教師應認真誠實，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為贊同“主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在盛贊老師時這樣說：“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之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然從之，未由己也。”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藝術的真實寫照。孔子言傳身教，誨人不倦。他熱愛教育，熱愛學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體力行，學而不厭。他認為教師應不斷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應該經常自問是否做到了“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提出“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鼓勵教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他學習起來可以說達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認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別人，但在好學方面要比別人強。孔子不但“每事問”，而且“無常師”。他對師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廣泛，凡有一技之長，明一物之理的他都會拜為老師，所以他說“三人行必有我?guī)熝伞薄！秾W記》說：“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應該是“教學相長”的最理想詮釋。實施素質教育的關鍵在于提高教師的素質:一是教師的思想道德素質，即師德。教師要忠誠于人民的教育事業(yè)，熱愛學生，無私奉獻。教師能夠激發(fā)學生努力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能夠創(chuàng)設一種樂學的氣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學生接觸、對話、交流，起到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師應該是知識淵博和見解深刻的人。具有廣博的知識，了解各種自然和社會系統(tǒng)運轉的規(guī)律，懂得這些知識的來龍去脈;同時，教師還應該具有繼續(xù)學習的要求、能力和習慣，不斷提高自身的知識水平。孔子用畢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yè)中去，他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治學精神和敬業(yè)愛生的品質，他的進德修業(yè)、永不停止的思想，對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來說，都是值得學習的。

【論文摘要】：孔子的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思想，其中包含了許多偉大的精神，其中"仁"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占據著中心的統(tǒng)治地位，而"禮""中庸"等思想則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與"仁"共同構成了偉大的孔子的思想體系。

【論文關鍵詞】：孔子思想;禮;中庸;仁

孔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立者和奠基者。孔子的思想包羅萬象，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財富。孔子的思想影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它也歷來是人們研究中國文化時必不可少的部分，其思想及思想核心也一直為人們所探討和爭論。文章也將淺要地談談孔子的思想及其核心。

一、孔子思想中的"禮"與"樂"

孔子思想形成的具體來源相當復雜，主要是從歷史文獻和當時社會現(xiàn)實中逐漸形成的。從他所處的戰(zhàn)爭頻繁和"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可以知道"禮"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嚴峻的話題。"禮"是奴隸社會及封建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是維護宗法與等級制度的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jié)儀式。殷周重"禮"，其禮儀往往形成一種嚴格的上下等級威儀和社會的差別意識。其實在夏、殷時代就已經有"禮"的存在了，但是直到周公時代的周禮，才形成比較完善的禮樂制度，所以人們一般把周禮作為研究"禮"的一個典型時期。由于孔子對"禮"的推崇，許多學者也因此認為"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孔子一生都以詩書禮樂教弟子，非常注重從理論上說明禮的重要性，他指出立身治國都非有禮不可。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禮"是起過積極作用的，但是到了后來，"禮"逐漸被人們理解為盲目保守、因循守舊的思想，并且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的鎖鏈，所以產生了"吃人的禮教"的說法。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孔子的思想，我們應該辨證地去認識和理解"禮"的思想。

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認為治人之"禮"要深入人心，必須同"樂"結合，也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禮樂相結合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是以"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是一種頗為完備的典章制度。"樂"作為音樂制度，它包括樂縣、舞列、用樂等都有其森嚴的規(guī)定，孔子思想認為，禮是道德行為的規(guī)范，而樂能調和性情、移風易俗。二者皆可用以教化人民，治理國家，而禮與樂相結合不僅能維護奴隸主貴族內部的等級秩序，更能有效地統(tǒng)治人民。

（一）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學派這樣既有著顯赫的地位，又產生不斷的爭議。說它地位顯赫，是因為至少從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zhèn)鳎尤鍖W大宗；說它爭議不斷，乃是因為對于“思孟學派”具體何指，其特色為何，甚或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說，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這句話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獻（廣義的）在歷史傳播中的重要性，歸根結底，歷史上發(fā)生的事件、出現(xiàn)的思想總是要以各種文獻記錄為載體才能被后人認識、了解，而一旦因為某種原因，這些作為載體的典籍文獻意外失傳，那么，不管你的事跡如何轟轟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為一個遙遠的記憶而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之中……而這一切正不幸發(fā)生在思孟學派身上。當然，我們說思孟學派在歷史上爭議不斷，決不僅僅是因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經失傳，[1]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后代學者在爭論中往往攙雜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也許并不是思孟學派的真實面貌，而是思孟到底從夫子那里傳下了什么樣的“道”。在這種情況下，典籍的遺失、缺乏固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理解、判斷，但又何嘗不會為后人的借題發(fā)揮、“六經注我”提供了便利；而這種借題發(fā)揮、“六經注我”雖然不無其自身價值，但它終歸已不是思孟學派的原貌。所以，要想揭開思孟學派身上的神秘面紗，還其本來面目，除了依賴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外，一種客觀、歷史的態(tài)度同樣顯得十分重要。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從春秋戰(zhàn)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學派的演變、發(fā)展；同時更要將其原有的內容與后人的發(fā)揮區(qū)別開來，終歸我們探討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思孟學派，而不是作為“道統(tǒng)”化身的思孟學派。

那么，思孟學派是如何提出來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讓我們首先對這些問題作一番探討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確把思、孟作為學派看待的應該是戰(zhàn)國后期的韓非子，他在《顯學》篇說：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這里雖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們看作“儒分為八”中的兩派，對于二者關系如何，則根本沒有提到。不過韓非子“儒分為八”的說法也有一些讓人費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說的八派并不處于同一時期，最早的子張、漆雕氏（漆雕開）等屬于孔門的七十二子，約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孫氏(荀子)則已到了戰(zhàn)國后期，前后相差約二百余年，所以韓非所說的“儒分為八”顯然不能僅僅作為并列的學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顏氏之儒”，孔門弟子中除顏回外，還有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仆、顏何、顏濁鄒等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但多數學者還是傾向認為是指顏回一派。如果是這樣，那么顏氏之儒就應該是由顏回弟子創(chuàng)立，但又尊奉顏回；因顏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樂正氏之儒”，先秦儒家為樂正氏者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和孟子弟子樂正克，前人考訂樂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為八”中有曾子弟子創(chuàng)立的樂正氏之儒，卻沒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則孟子與其弟子分別創(chuàng)立了兩個學派。此外，韓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門后學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賤儒”共有“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韓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張氏”一家；還有，《孟子·離婁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提到的“從弟子百人，設取予去就”的澹臺滅明等，顯然也都是開宗立派的大師，但均沒有被韓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費解，搞不清韓非分派的根據是什么。與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則思、孟前后相續(xù)，認為二者具有內在的聯(lián)系。

中國國際孔子文化節(jié)大型文藝晚會策劃方案

節(jié)目創(chuàng)意

2004年是孔子誕辰2555年，借此舉辦一場大型的文藝晚會，目標是為了弘揚、擴大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孔子文化博大精深，他所倡導的諸多思想、格言、理論、學說無不成為東方文化的代名詞。孔子的思想淵源流長，上至治國，下至安家，以至于個人修養(yǎng)、禮儀、處世、品德等無不滲透著孔子的儒家文化，這些都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們晚會的目標主題只能有一個：宣傳孔子，弘揚儒家文化。在我們的節(jié)目設計中，從紛繁復雜的孔子思想里抽絲剝繭，把提煉出的孔子思想節(jié)目化，呈現(xiàn)給觀眾一臺主題思想明確、文藝形式輕松活潑、極具文化內涵、充滿國際化氣息的大型文藝晚會。

總體設計

整臺晚會以孔子思想中最具生命力、對現(xiàn)實生活最具有指導意義的五個主要方面，分為五個篇章——“學篇”、“詩篇”、“友篇”、“和篇”、“仁篇”，也就是五個方面的內容：學習、愛情、朋友、治國、仁愛，與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遙相呼應。整臺晚會創(chuàng)作一部貫穿始終的大型史詩般音樂，沿著這條脈線我們把有關的歌曲、舞蹈、音樂、舞美等文藝形態(tài)重新梳理，把所邀請藝人的文化表演張力達到“表現(xiàn)最大化”，用電視文藝的表現(xiàn)手段實現(xiàn)“孔子思想”的全球傳播。一切為了強化“孔子”所服務，使這臺晚會成為向全世界傳播“孔子思想”的最具代表性、最具文化內涵、最展現(xiàn)華人魅力、最具東方人文思想的文藝盛會。在眾多晚會中脫穎而出，使之成為展現(xiàn)“孔子思想”里程碑意義的文化慶典。

序篇---東方圣人

孔子創(chuàng)立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只有正確認識評價，才能在構建“和諧中國、和諧世界”中提供有益借鑒

孔子創(chuàng)立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作為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沿襲2500多年的歷史上，對中國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文化建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孔子“四治”思想，作為儒學的核心和精髓，不僅是中國寶貴的優(yōu)秀文化，也是世界人類文化遺產。只有正確認識評價孔子的“四治”思想，才能在構建“和諧中國、和諧世界”中提供有益的借鑒。

孔子的“仁治”、“德治”、“禮治”、“人治”思想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論語》一書中講到“仁”有104處，君子107處。人與仁的概念，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提倡“德治”。就是主張用“德治愛民”的思想治理國家。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環(huán)繞北極星那樣，心悅誠服的接受統(tǒng)治。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統(tǒng)治者必須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削減苛捐雜稅，使人民得到“寬、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經濟原因，認為盜竊的發(fā)生在于統(tǒng)治者的貪得無厭，百姓得不到好處而為，主張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對“不教而殺”。

孔子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羅萬象，博大精深，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所有豐富性特征都可以從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來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為“仁學”。那么，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在《論語》一書中，“仁”字出現(xiàn)達109次之多，說明“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謂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場合，不同時間，針對不同主體對象，孔子所闡述的“仁”的含義是不完全一樣的，這樣一來，就給不同的價值主體在施行“仁”的過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間，任何一種學說都可以從孔子的論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論根據。

具體說來，我們應從以下四個方面來把握孔子的“仁”：

一、對待“仁”的態(tài)度。孔子主張任何人都應該有一種為“仁”的愿望，應該誠心誠意去求“仁”，如果這樣做了，那么就會得到“仁”。達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來推動，只有主體自己的主動追求，才有可能達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認為“為仁”是某種自覺的內在情感行為，任何人是無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態(tài)度端正，就可以實現(xiàn)“仁”的要求。孔子強調在內心的價值觀念上首先要明確對“仁”的態(tài)度，孔子這種在內心深處對“仁”的價值追求的思想，被后來的孟子引伸為“四端說”理論。孔子對“仁”的思想的重視，表明“仁”的思想和學說是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價值核心。

二、“仁”的價值內涵。從《論語》中孔子論“仁”來看，其價值內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門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之間關系的學問，是一門關注人的自身發(fā)展的學問。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達到理想人格的問題，“仁”精神價值的一個重要體現(xiàn)就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認為“仁”就是“愛人”。從理論源頭上考察，孔子的“愛人”觀點來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愛人”作為“仁”的重要精神內涵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在孔子“仁”的價值內涵中，由“愛人”所推導出的一系列內容都深刻體現(xiàn)出孔子對一般社會民眾的關注，對整個人類社會發(fā)展中實現(xiàn)人際之間共同和諧發(fā)展的關切，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思想家的地位。不僅如此，在幾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永恒價值。

三、“仁”的表現(xiàn)方式。以博大寬厚的胸懷來愛護民眾是“仁”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即“泛愛眾而親仁。”這首先是自我認知上的一種升華，是自我精神狀況的內在反映。“仁”作為價值主體內在精神狀態(tài)的反映，是實現(xiàn)理想人格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只有內心以“仁”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來考察自己的思想，是達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條件。孔子“仁”的表現(xiàn)方式還體現(xiàn)在時時處處以人為主，以人為研究和關注的對象，一切圍繞“人”的思想行為的發(fā)展狀況為主要內容。在孔子看來，一個本質上有問題、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達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實踐價值。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特征，他把關注的焦點投向社會，投向現(xiàn)實，時刻關注現(xiàn)實生活中如何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問題。孔子關于“仁”的學說不是純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論體系，更多的是結合具體行為方式告訴人們應該怎么做，這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實踐理性的體現(xiàn)，而是對一般民眾人格升華、人性解放的終極關懷。孔子還認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絕不做違背最高道德準則的事，必要的時候要不惜犧牲自己來成就這一事業(yè)。以至于“殺身成仁”成為后世一些知識分子報國捐軀的行為準則，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則的指引下奮不顧身地為國家、為民族事業(yè)而奮斗終生。“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在2001年末出版之后①，海內外許多學者都沉浸于其中《詩論》的讀釋研索，并準備組織若干研討會，對這篇十分珍貴重要的文獻進行討論。我在學習上博諸先生成果之余，也想提出一些陋見與大家商榷，初步想寫三篇小文：一篇是《〈詩論〉簡的編聯(lián)與復原》②，試在已有基礎上進一步拚排殘簡，作出分章釋文。其次即本文，說明《詩論》文例同孔門七十子及其弟子的某些著作相類，從而推測可能的作者。還有一篇是《〈詩論〉與〈詩〉》③，由簡文看當時的《詩》，并和今傳本比較。

在《〈詩論〉簡的編聯(lián)與復原》中，我將《詩論》共29號簡，按照文句之間、各章之間語意和位置的關系，分為4組，然后尋找各組間最佳的排序，也考慮到一部分簡首尾皺縮脫字的現(xiàn)象，由此推想原簡不少于23支。依此做出的編排，是簡數最少的方案，能體現(xiàn)簡文自國風二南到頌的敘說次第，似可供讀者參考。為了方便，現(xiàn)將初步的分章釋文附于本文后面，以下的論述便從這一釋文出發(fā)。不妥之處，敬希方家指教。

我想在這里強調的，是這篇《詩論》是有嚴密組織和中心主旨的論文。大家知道，《詩》固然有的出自民間，有的成于廟堂，在當時已居六經之列。孔門論《詩》，必有著思想的涵義。《書·舜典》已云："詩言志，歌永(詠)言，聲依永(詠)，律和聲。"儒家《詩》學由此引申，故《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吠之不足，故永(詠)歌之，永(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對照《詩論》所載：

孔子曰：詩亡隱志，樂亡隱情，文亡隱意。

觀點全然一貫。《詩論》這一篇論文，正是從這種角度論《詩》，并涉及性、情、德、命之說，可與同出《性情論》(郭店簡《性自命出》)等相聯(lián)系。有關這些問題，容另文詳論，這里先就《詩論》的組織結構，作一探討。

如果我們的分章釋文是可取的話，《詩論》簡文可分為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