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收入范文10篇

爭論之焦點：勞動收入份額是穩定的嗎？

“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后不久，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1959年一篇關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假說。擅長于經驗統計的庫茲涅茨選取1938年和戰后兩個時期，把一些國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劃分為不同的組別。不論是1938年粗略的劃分還是戰后更為細致的劃分，統計數據均顯示：“具有較高人均收入的國家中雇員報酬占總收入的份額較高，而在欠發達國家中（雇員報酬的份額）則較低”。[4]同樣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國各州的收入分配情況，即把美國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劃分組別并對1919-1955年這段時期中的部分年份進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結論，就是那些具有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員報酬的份額也較高，反之亦然。由此，庫茲涅茨認為“個人收入中雇員報酬的份額與人均收入正相關”。[4]13在庫茲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庫茲涅茨的結論可以被理解為勞動份額的變動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報酬的份額將呈上升趨勢。庫茲涅茨用截面數據考察勞動報酬份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試圖以此推斷出勞動報酬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如果說這種做法得出的勞動份額不穩定性的假說是通過間接的途徑，那么后來更多的學者采取了直接的辦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國家勞動份額的時間序列。Young（2004）研究了美國1959-2000年的勞動份額的波動，發現勞動份額的變動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2007）基于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數據，指出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的趨勢。Ruiz（2005）通過對美國和西班牙的經驗檢驗證明勞動份額的穩定性是不存在的。來自歐洲的數據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Giammarioli等人（2002）以20世紀60至90年代歐盟11個主要國家為樣本，分行業計算它們各自的勞動份額以及總的勞動份額，再進行平均化以表示歐盟勞動份額的平均水平。結果顯示，歐盟經濟體的勞動份額由20世紀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因此，“過去四十年中主要歐盟國家勞動份額的演進表明的首要一點就是，由標準增長理論所預言的穩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5]類似地，歐盟前15個成員國1970-2004的數據也表明“在過去的30年中許多歐洲國家的勞動份額都下降了”。[6]而Guscina（2006）運用OECD18個國家的數據向我們描繪了勞動份額波動的情形，“在經歷了20世紀60、70年代穩步上升之后，工業化國家中勞動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在近幾十年中是下降的”，[7]這種波動并非具有周期性的特征。Kr覿mer（2008）指出，“勞動份額的變動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特點。美國（的情況）與增長的程式化事實最為接近，具有（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對穩定的勞動份額。在英國勞動份額經歷了相當大的短期波動，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下降顯著。在歐洲大陸總的情況是在過去的20、30年中（勞動份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德國和法國的勞動份額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達到高峰，而其他國家如奧地利和荷蘭高峰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一些國家中，（勞動份額的）下降是相對溫和的（如法國），而另一些國家（的勞動份額）則表現出穩步的甚至是強烈的下降（如奧地利）”。[8]Morel（2005）指出加拿大的勞動份額在1998-2004下降了三個百分點，勞動份額的波動具有明顯的反周期特征。Takeuchi（2005）以日本為例也對勞動份額穩定性假說提出質疑。他分析了日本勞動份額的波動情況，認為勞動份額的波動是“有助于解釋各種宏觀經濟活動和微觀層面上廠商獲利能力的重要基礎”。[9]無論以橫截面數據還是以時間序列為視角，上述對不同國家的經驗研究表明不同國家中勞動收入所占份額并不具有穩定性，“卡爾多程式化事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大量經驗證據表明勞動份額不穩定的同時，另一些學者另辟蹊徑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Gollin（2002）認為勞動份額計算方法上存在著缺陷，致使計算結果顯示勞動份額不穩定?！巴ǔ趧臃蓊~的‘簡化的’計算———即用雇員報酬占GDP比例———這是個明顯的并且重要的錯誤（因為）它沒有計算個體經營和其他經營者的勞動收入。勞動力的數據表明這個錯誤在貧困國家尤為突出，這些國家的小企業和個體經濟中勞動力比例較大?！盵10]Gollin通過對數據和計算方法的修正重新計算了勞動份額，結果表明勞動份額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中都是基本穩定的。Zuleta和Young（2007）通過構建兩部門的“具有引致創新的非均衡增長模型”說明“雖然各個行業的勞動份額彼此獨立地波動，但總的勞動份額卻呈水平趨勢”。[11]Young（2006）把穩定定義為均衡，并指出相對于單個行業中勞動份額變動的非均衡特征而言，總的勞動份額變動具有均衡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的勞動份額就是穩定的。勞動份額是穩定的嗎？自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以后，人們關于穩定性問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無論是總的勞動份額還是行業的勞動份額均表現出波動特征。究竟是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是虛假的？還是后人的觀測不夠長期？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Xie（2011）運用1950-2004年12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與人均真實GDP之間呈三次方的倒N字型關系”，[12]即在工業化（由農業向工業轉型）階段，勞動份額是下降的；在后工業化（由工業向服務業轉型）階段，勞動份額上升；在金融化（金融和房地產部門興起）階段，勞動份額又轉而下降。而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表明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僅僅是這些變化中的一部分。Xie的發現對穩定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啟示。穩定性問題關注的是勞動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但無論怎樣，其實質是關于其演進路徑的研究。

爭論之實質：勞動份額是如何演進的？

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所呈現出的變動是怎樣的？是隨機的擺動還是具有內在規律？對與穩定性相關的勞動份額長期趨勢的關注最終引導人們轉向了勞動份額演進的研究。然而，基于不同的視角，學者們發現了勞動份額演進的不同特征，并據此得出了差異化的演進路徑。（一）遞減特征勞動份額隨時間而表現出遞減變動是大部分學者對于近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共識。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特征的演進路徑。盡管學者們對此有普遍的認同，他們給出的解釋卻大相徑庭。首先，基于技術進步的視角。這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工業化過程中由于勞動要素變得愈發昂貴而催生了資本擴張型（或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生產中資本要素廣泛取代勞動要素，當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彈性大于1時，勞動的相對份額便趨于下降。其次，全球化的影響。盡管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的流動性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幅度并不相同。與勞動相比，資本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并據此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因此，全球化會弱化勞動的相對份額。第三，產業結構的調整。若把經濟分解成不同的行業，那么各行業內勞動份額及該行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將是影響總勞動份額的兩大因素。假設某個行業內的勞動份額上升，但該行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下降，那么它們對總勞動份額的影響將會因相互抵消而減弱。在工業化過程中，在行業內部勞動份額不變的前提下，由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對總的勞動份額的沖擊將使其趨于下降。第四，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涵蓋較為廣泛，一般理解為調整成本、談判力量、工會及雇主聯盟等。當經濟和技術上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釋勞動份額下降的演進路徑時，社會和制度的因素即被考慮進來。工會談判力量的削弱及其影響力的下降也被認為是導致勞動份額遞減的部分原因。（二）反周期特征在大多數學者認為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的演進趨勢的同時，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這僅僅是短期的現象，從長期來看，勞動份額的演進路徑并不具有單調性，而是具有反周期的特征。Young（2004）通過建立包含偏向型技術進步的RBC模型，表明由于有利于勞動的偏向型技術進步會使產出下降，而不利于勞動的偏向性技術進步會使產出上升。因此，勞動份額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Gomme和Greenwood（1995）以及Boldrin和Horvath（1995）在解釋反周期的勞動份額時引入了以勞動合同形式存在的收入損失保險。其機理在于，由于保險的存在，勞動份額會在衰退的時期更高而在擴張的時期更低。”[13]此外，勞動市場自身的特征在解釋勞動份額演進路徑時也受到了特別的關注。Kessing（2001）和Giammarioli等人（2002）的研究強調勞動市場上調整成本的作用。由于雇主在經濟擴張（或衰退）時雇傭（或解雇）員工時會承擔調整成本，這使得雇主在經濟繁榮（或衰退）期更不情愿對所使用的勞動進行調整，故工資的波動不及產出波動劇烈，于是造成勞動報酬的份額在經濟繁榮時下降，在經濟衰退時上升的反周期特征。在經驗研究方面，Morel（2005）用加拿大1976-2001年勞動收入份額的數據證明了其反周期性。（三）U型特征還有一小部分學者根據庫茲涅茨表示個人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倒U曲線”，提出勞動收入份額隨經濟發展的U型演進路徑。李稻葵等（2009）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基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建立勞動力轉移模型，以此說明“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資本的運動所面臨的阻力，因而勞動力轉移速度低于資本轉移速度。這一結果一定是勞動力獲得的回報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低于其邊際產出，而資本恰恰相反。所以勞動收入份額在經濟發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盵14]待到勞動力轉移完畢，情況則出現逆轉，勞動收入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因此，勞動收入份額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U型曲線的關系。進一步地，基于跨國間的數據分析，李稻葵等提出U型曲線的轉折點將出現在人均6000美元（2000年的購買力平價）。勞動份額演進的U型特征還體現在勞動份額與FDI之間的關系上。Decreuse和Maarek（2008）的研究證明FDI通過技術租金效應和工資競爭效應兩個途徑對勞動份額產生影響。在金融開放的早期，技術租金效應占主導，國外廠商憑借技術優勢壓低勞動份額；而在金融開放的后期，工資競爭效應趨于主導，國外廠商之間的相互競爭會抬高勞動份額。總體上看，伴隨著金融的不斷開放，勞動份額與FDI之間呈現U型曲線的關系。（四）倒N字型特征關于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的演進路徑研究的最新進展來自Xie（2011）。Xie沿著經濟轉型的思路，把經濟發展中結構的轉型由Kuznets所區分的兩次———從農業向工業的轉型和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擴展到三次，即延伸到由服務業向金融和房地產業的轉型。經濟發展由初級到高級會依次經歷這三個階段，不同階段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使得勞動份額呈現不同的特征，尤其是發生結構轉型的時期，勞動份額的演進趨勢會隨之變化，最終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次方的倒N字型演進路徑。Xie使用123個國家1950-2004的綜合面板數據驗證了他的結論，這一結論由于考察時期之長、考察范圍之廣，具有很強的一般性，不僅涵蓋了基于二元經濟的勞動份額的U型演進路徑，而且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顯示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也只是其中的一個特例而已。

對爭論的剖析

勞動收入的份額在長期中具有穩定性，20世紀前半期人們對這一論斷深信不疑，尤其是其作為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以后，更是成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前提和基礎。然而，戰后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份額的波動使人們不得不重新關注和研究這一問題，并掀起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部分學者通過調整統計口徑和測度勞動份額的方法得出勞動份額穩定的結論。與此相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勞動份額并不穩定，并從不同的視角找出了不同的波動特征和規律。分析發現，所使用數據的時空特征、所考察時期的長短差異以及所關注因素的不同側重是引致爭論的深層原因。它們反映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統計數據運用和分析范式選擇上的巨大差異。（一）時間與空間在探索勞動份額的變動趨勢和演進路徑過程中，基于空間（如跨國）的橫截面數據和基于時間（如按年份）的時序數據是通常被采用的兩種數據來源?；诳臻g的橫截面數據往往較為充足，易于獲得，但由此得出的勞動份額的演進路徑只是對其長期變動趨勢的近似和模擬。而根據時間序列得出的勞動份額演進規律雖然是其長期趨勢的真實描述，但數據較為缺乏，難于獲得。庫茲涅茨就曾經感嘆，由于反映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長期數據極為缺乏，所以要想得到分配份額隨時間變動的長期趨勢是非常困難的。在具體的研究中，兩種不同的數據來源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判斷影響重大?？柖喑淌交聦嵑蛶炱澞牡难芯烤褪堑湫偷睦?。卡爾多通過對美國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得出勞動份額在長期中是穩定的，并將其作為“程式化事實”。而庫茲涅茨選取的是跨國（或州）的橫截面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勞動份額并不穩定，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兩者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判斷依賴于所用數據的時空特征。Gollin（2002）也曾指出，運用時間序列（time-series）數據得出的勞動份額一般是穩定的，而運用跨部門（cross-section）數據得出的勞動份額則不穩定，“通常的計算表明按照國際間跨國數據計算的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從0.05到0.8不等”。[10]458（二）短期與長期勞動份額穩定性以及動態演進趨勢的爭論還取決于所考察時期的長短。爭論所涉及的文獻中所考察的時期從十幾年到幾十年不等。重要的是，如果將它們區分為短期和長期，我們會發現考察時期的長短對勞動份額演進規律的判斷具有直接的影響。在短期，勞動份額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上的技術關系，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要素替代和技術進步成為勞動份額的重要影響因素。當然，勞動市場的特征也對勞動份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在長期，除了生產上的技術關系以外，新的因素如經濟的轉型、結構的調整、制度的變遷、全球化的影響等等都會產生效力，對勞動份額演進趨勢的研究有了多元化的視角。長期中，由于勞動份額影響的因素增多，作用機制復雜，對勞動份額演進趨勢的研究空間也更為廣闊。同時，勞動份額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現出新的演進趨勢和特征，導致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的判斷出現差異化，這是引起爭論的又一原因。最近，在Arpaia等（2009）的研究中又演化出了“中期”的概念，其特征介于短期和長期之間。隨著時期劃分的不斷細化，對于勞動份額動態的考察將更為具體，這會令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及演進路徑的判斷更為精細，但同時由此而引發的爭論也將更為激烈。（三）技術與制度在關于勞動份額演進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出了勞動份額的諸多影響因素，Giovannoni（2010）把不同理論和模型中影響功能性分配的主要因素做了大致的總結，如表1所示。不同的學術派別在不同的范式下研究自然具有差別化的視角，他們所強調和關注的影響因素自然互不相同，這也是對勞動份額演進路徑的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的重要原因。有兩類值得特別的關注，一類體現新古典生產技術關系的視角，“強調‘技術關系’在經濟變量決定中的最終作用”。[16]相對生產率、資本-勞動替代、偏向型技術進步等因素都屬于這一類；而另一類反映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關于歷史、制度等社會關系的視角，如資本積累、投資率、談判力量等。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視角在剖析和探索勞動份額變動的原因和規律時存在明顯差異。前者把勞動收入在總產出中比重的變動與生產技術相聯系，抽象掉社會、歷史、習俗等一切生產體系之外的因素，局部地觀察由于生產過程中因要素替代而產生的要素收入變動及其與總產出之間的相對變化趨勢。與之相對，后者則把視野從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關系轉向更為宏觀的社會關系，挖掘資本主義經濟中制度的、社會的、歷史的變化特征，以此解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規律。這兩者是在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中使用最多，也最為突出的兩個分析視角。它們反映了新古典和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后凱恩斯理論在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異，“涉及到經濟學的知識基礎和基本方法論問題”。[17]由此，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及其演進趨勢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不同分析范式的矛盾和沖突。

論文關鍵詞：經濟自由度,勞動收入

論文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著結構問題。

中國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間消費占GDP的百分比，會發現這樣的事實，1952年民間消費差不多是中國GDP的69%，跟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時，中國民間消費仍然相當于當時GDP的45%，到最近這個比例卻已經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問題是勞動收入。

如果考察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于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營單位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到現在則下降到6.1%。

一、引言

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是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不僅體現在初次分配中，還體現在再次分配中。由于要素間收入差距的提高會顯著惡化人際收入分配格局（DaudeyandGarcia-Penalosa，2007），所以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最終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李稻葵等，2009）。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和資本要素分配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學者們將研究對象聚焦在勞動收入份額上。羅長遠等（2009）認為中國勞動收入份額遠低于世界多數國家55%—65%的水平，李稻葵等（2009）指出GDP中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已成為無可爭議的事實。我國較低的勞動收入份額的持續下降已經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擔憂。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是中國消費低迷的原因，而且以投資和出口為動力的經濟增長可能因消費需求不足而難以持續（Kuijis，2006），還可能動搖政局的穩定，是中國目前應注意的一大問題（Subramanian，2008）。所以，收入優先增長應該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展戰略（范從來，2011），而且還應該體現在初次分配穩步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上。勞動收入份額的穩步提升應當平抑波動，這需要密切關注勞動收入份額的產業結構和部門結構。本文將基于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提供的數據從產業和部門的視角來研究勞動收入份額穩步提升中的結構優化問題。

二、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與波動

1.數據來源及其說明

從我國統計部門提供的可利用數據看，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及其相關問題的數據來源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投入產出表，不是連續時序數據，應用較少。二是實物部分的資金流量表，是研究政府、企業和住戶要素收入分配變化的重要依據，應用廣泛。三是按收入法計算的省際國內生產總值，1952—1995年、1952—2004年和1996—2002年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以及《中國統計年鑒》關于各省按收入法計算的相同口徑的GDP數據，是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礎素材。在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及相關問題時，我國學者按照自己理解和研究需要大多對上述來源數據進行了某種方式的處理，其調整方法不盡相同，結果差別也較大。學者們之所以對勞動收入份額的統計數據進行調整以及對2003年之后因統計因素造成的差異進行回調，應有三個原因。一是可得數據的限制和研究問題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二是基于學理理解上的邏輯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三是借鑒并引用國外學者曾經使用過的調整方法，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那么，應該采取什么立場來看待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的權威性和實用性呢？①應該肯定國家統計部門提供數據的相對權威性，因為學者們進行數據調整時也指出了調整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②相對于2004年以前，2003年以后經調整的統計方法已經被國家統計部門持續采用6年了，分析現行統計數據的經濟含義更有意義；③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探究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走勢、大小和影響因素，而是關注勞動收入份額提升中的結構優化問題。所以，本文將基本尊重統計部門提供的原有數據，不進行某種方式的調整。

2.總體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

一、模型

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個體而言，其勞動收入份額往往不同。一般而言，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源較為單一，主要是工資收入；這意味著，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勞動收入份額。王宋濤等（2012）通過建立一個新古典生產模型，基于CES生產函數推導得出勞動收入份額函數為：其中Ls為個體的勞動收入份額，b>0為常數，y為個體的收入，σ為資本-勞動的替代彈性。這意味著，當σ>1時，收入越高，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即f′(y)<0。在當前，我國的資本-勞動仍然呈替代關系（魏下海等，2012；王宋濤等2012），即σ>1。因此，收入越高的個體，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同樣，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個體，其消費水平也不同。根據凱恩斯（1932）的絕對收入消費理論，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

二、實證分析

回歸方程整體顯著（1%水平），方程擬合度高。系數的影響都顯著，其中，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在1%水平顯著，收入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消費水平就提高0.85個百分點；本文重點研究的勞動收入份額對消費也有顯著（5%水平）的負面影響，勞動份額每下降1個百分點，則消費水平下降0.28個百分點。廣東省勞動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0.61下降到2012年的0.47，其導致消費水平下降6.5個百分點。

三、結論

本文通過理論模型研究發現，勞動份額下降會通過擴大居民收入差距進而導致居民消費水平下降。利用1978-2012年的數據實證分析證實，廣東勞動份額對居民消費水平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廣東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是導致廣東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原因。當前廣東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消費率不斷下降，影響了廣東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造成居民消費水平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勞動收入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工資水平同步上漲，具體措施如：降低工資所得稅、加強勞動法的執法和工會獨立性、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科技和金融等服務業提高勞動力素質等。

論文關鍵詞：經濟自由度,勞動收入

論文摘要：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于全球GDP的4%，但到2006年，上升到近16%，翻了3倍多，但成就的背后存在著結構問題。

中國勞動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如果看民間消費占GDP的百分比，會發現這樣的事實，1952年民間消費差不多是中國GDP的69%，跟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美國GDP71%的水平差不多；到1978年時，中國民間消費仍然相當于當時GDP的45%，到最近這個比例卻已經下降到36%左右。

另外一個重要的結構問題是勞動收入。

如果考察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于當時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營單位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到現在則下降到6.1%。

規范勞動收入供電物資“三看三對比”討論匯報

正值迎峰度夏的關鍵時刻，將員工的思想統一到國家電網公司和省網公司相繼出臺的規范員工收入分配有關文件決策部署上來，確?！笆晃濉卑l展起步之年的各項目標任務的完滿完成，就規范員工收入影響職工切身利益這一問題，物資公司支部、行政、工會組織職工認真貫徹李書記和蔣總的要求，開展以“三看三對比”為主要內容的大討論活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進行的“三看三對比”討論中我公司職工進一步識到，社會主義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符合我們的國情和追求的，可在實現的過程中作為國有企業階層（壟斷產生的）還要考慮到其它行業（效益不好高耗能低利潤）的承受能力，這是由于我們的社會財富歸根結底是由全體社會人員創造的，一些單位目前還不能為社會創造更多更好的（高成本低產出）經濟效益，而產生了差異，這就需要兼顧各方面的利益均衡，在隨著社會發展的今天，產生了現實中的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勢態，這可能會對社會的穩定埋下（產生大鍋飯時代的陰影）隱患，而穩定的社會環境是我們每個人所需要的，因此作為電力部門更應該為此減薪，采取措施切實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這樣才會給公眾心理上平衡和安慰。

討論大家認為：深化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才能激發廣大員工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形成員工個人收入與其職責、貢獻以及企業經濟效益緊密聯系、能增能減的收入分配機制。完善適應各類企業特點的多種分配形式，積極探索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有效途徑。進一步改進政府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和管理，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只有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充分調動企業各類人才人員的積極性和創新精神，才能加快促進企業提高效益，加快企業發展的步伐。

電力行業是高危險，技術含量比較高的行業，也是關系到國計民生行業，我們不贊成這種言論：“一些人‘丑富心理’越來越嚴重，看著別的企業效益好，員工收入高就不爽；”電力系統過高收入，成為當下收入分配改革討論中的重點對象，當然，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主題來看，縮小收入差距勢在必行；電力部門生產一線的職工工作也很辛苦，在回顧2005年在對外經營中實行公平、公正、公開，讓用戶有選擇權的陽光管理招投標工作中我公司24名員工，共創九百多萬元純利潤，平均每個職工創造經濟效益37.5萬元，（這不含企業內部的招標采購物資）言而物資部門的收入在同行業來說，崗位級別和收入是比較低的，今年夏季在這熱浪滾滾的季節中，烈日下的溫度達40多度，我們的職工一直在施工現場進行廢舊物資回收工作，他們為減少回收工作的損失緊緊跟隨施工隊，現場同步進行舊導線的回收，現場回收人員由三個五十多歲的職工組成，連續二個月在施工現場。

物資部門在收入分配上工作三十多年的高中畢業職工的收入還抵不上工作六、七年多的其它科室大學畢業生，有個老職工一家五口人就靠他一千四百元的工資生活，因其子女有病每天要靠20.00元的胰島素針劑來進行維持治療，如果不治療發展下去腎功能就會衰竭；一些青工每個月實際收入只有五百多元，還要買房，連按揭代款多無法付出。通過社會對比使大家認識有所提高，因為我們生活的城市中有許多企業職工的月收入不足千元，扣除保險金等項目后也只能拿到四五百元，何況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需要生活，面對這種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這就需要調節過高收入，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必須尊重勞動”，接著強調指出：“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一切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這一系列有關“勞動”及其收入問題的論斷，不僅內涵十分豐富，而且敘述非常科學、嚴密，其暗含的道理啟人深思。

這些論述使我想到一系列問題：如今是否存在著無益的甚至有害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若有這樣的“勞動”，應不應得到承認、尊重和保護？有應該得到保護的合法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也有應取締的不合法“非勞動收入”（如不法分子偷逃關稅、腐敗官員貪污受賄等的所得收入）。那么，有無非法的“勞動”及其收入？若存在非法的“勞動”及其收入，應不應屬于取締之列？本文試對諸如此類問題作一些初淺的分析與思考。

思考之一，“無益勞動”不應得到承認和尊重，“有害勞動”更應堅決取締。我認為，當前確實存在少量無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譬如一些偏僻街頭巷尾和農村的看相、算命和封建迷信活動，其從業人員也說是“為了生存的勞動”。還有一些迎合少數人低級趣味的娛樂業從業人員的“勞動”等，由于其對社會雖無多大益處，但似乎又無明顯的危害，依我之見當屬“無益勞動”的范疇（這里暫將那些企業和單位存在的個別“無效勞動”避而緩談）。目前，這種“無益勞動”雖不應被社會所承認和尊重，但只要不構成對社會的危害，一時可能還無法完全根絕。然而，那些有害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如制假、販假、賣假和走私販毒等，雖然其不法從業者也付出了一定的勞動，并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但由于其對社會有害，不僅不被保護，而且必須毫不留情地加以取締。

思考之二，“有害勞動”必然是非法的勞動，非法的勞動不僅不受國家政策和法律的保護，而且其所得收入屬于非法收入，理應被依法收繳，并依據它對社會所帶來的危害，還要依法追究當事人責任并予以無情的打擊。當前，社會上存在不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如欺詐、蒙騙、受賄等的所得收入，這無疑應該被取締和打擊。那么勞動收入是否也有不合法、且應該取締和打擊的呢？據我們的觀察：有，而且不少。須知，如今確實還有一些人競敢以制假、走私、販毒等非法勞動謀取暴利。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在堅決取締不合法非勞動收入的同時，對不合法的“勞動”收入，如制假、走私、販毒、等非法的、不利于增進整個社會財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勞動及其收入，社會不僅不應該承認和保護，而且要像對待那些不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一樣，也必須依法給予嚴厲懲處和打擊。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有益勞動”。

＜注＞的觀念，在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過程中，使一切“有益勞動”及其收入真正更好地得到社會承認和保護，從而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本人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一切勞動”稱之為“有益勞動”。請參見本人在11月27日發表在《工人日報》并被《人民網》“學術理論”欄作“新論摘要”的《把握“有益勞動”的科學內涵》一文。

一、數據描述

本文使用的數據是1995－2005年中國28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不含重慶、四川、西藏)，數據來源主要是國家統計年鑒及中經網提供的公開官方數據。我國大部分的基本建設支出都是屬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范疇，因此，我們用國家預算內資金的基礎建設支出比例作為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度量。從圖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設施投資率基本呈上升的趨勢。本文的居民消費率取自國家統計年鑒中各省份私人消費占地方GDP的比例。從圖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費率逐年顯著遞減，充分體現了我國消費不足的現狀。圖3進一步給出了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關系，橫軸代表居民消費率，縱軸是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圖中是各省份簡單混合的截面數據。可以看出，這兩者之間呈較不明顯的負相關，若進一步控制其他宏觀因素后，兩者間則呈顯著負相關，即提高一個省的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比例，將會導致省內的居民消費率降低。

二、簡約式計量模型和變量

(一)基本回歸結果

我們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率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簡約式回歸結果，基本回歸采用雙向(two－way)固定效應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個省第t年居民消費率;pub-invit是第i個省第t年政府公共設施投資率;Xit是一組協變量，包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萬元)及其平方項、地方貿易開放度(進出口總額/GDP)、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vi和v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應;uit是獨立同分布的殘差項;α0，α1，β是待估系數。在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與居民消費率是負相關，則α1應為負。下面討論引入的協變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比來控制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直接“擠出”效應，這一點可從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費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資率，(X－M)/Y代表凈出口額占比。通過控制G/Y，回歸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間接效應。然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總額為4．92萬億，而地方政府收入總額僅為2．86萬億，兩者之差即為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資本項目上，如社會醫療保障，那么該省的居民消費率就會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當地經濟情況聯系更緊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帶來的“擠出”效應更明顯，故在本文的基本回歸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會用政府支出占比來進行穩定性檢驗。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項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結論:勞動收入份額隨經濟增長呈U型曲線，而勞動收入份額越高，居民消費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對地方居民消費率也應有二次項的影響。此外，由于我國出口是勞動密集型，因此，貿易開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越多，勞動收入份額也越高，居民消費率也應越高。最后，地方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也對該地區的居民消費率有影響:一方面，第二產業是資本密集型，其從業人員比例越多，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另一方面，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更高一些，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也會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歸中，可以驗證這兩種效應的大小關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對于回歸中可能出現的反向因果及聯立性問題，其中，貿易開放度及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這兩個控制變量不太可能出現聯立性問題，因為這兩個變量衡量的是一個省份的經濟結構，與居民消費沒有太大關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這兩個變量則可能受到私人消費影響而出現反向因果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并不嚴重:首先，正如傳統消費理論的研究認為，居民收入決定居民消費，因此將收入視為先于消費決定的變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與地方GDP及稅收聯系更緊密，也是一個先驗的控制變量。其次，即使這兩個變量中存在與消費相關的因素，也可以被回歸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應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來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也沒有嚴重的聯立性問題。對于可能出現的遺漏變量問題，基本回歸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2給出了簡約式計量回歸結果。表2中第1列給出了基本計量模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所有待估系數都是統計上高度顯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為負: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提高1%，居民消費率將會降低0．13%，這符合我們的假設。更有趣的結論是，由于樣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著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歸的結果表明居民消費率將會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資占GDP比例的2倍。表2還顯示，政府財政收入對居民消費會產生負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費率則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這一系數衡量了財政收入對消費的直接“擠出”效應，從GDP恒等式出發，回歸的系數小于1，表明政府財政收入還存在其他途徑來補償居民消費，如中央轉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對消費的影響呈現出了U型關系，即一次項系數為負，兩次項系數為正，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結論。進一步，貿易開放度越高，居民消費率越高，這也符合關于我國的出口是勞動密集型的假設。雖然這一影響很微弱:貿易開放度提高1%，消費率僅提高0．036%，但由于我國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幾乎貢獻了全國總出口額的90%。因此，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費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越高，則居民消費率也越高，這表明第二產業對消費的后一種效應更加顯著，即第二產業有更高的工資待遇，使得居民勞動收入提高，帶動了居民消費。

(二)穩定性檢驗

關鍵詞：有效稅率；經濟增長；結構性減稅

提要：本文計算了我國資本有效稅率、勞動有效稅率和消費有效稅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研究有效稅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資本有效稅率和勞動有效稅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消費有效稅率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不顯著，但傾向于有正的影響。

有效稅率分為邊際有效稅率和平均有效稅率，前者是指邊際稅基所承擔的有效稅率，后者等于稅收收入與相應稅基的比值。相對于法定稅率和宏觀稅負，有效稅率更能說明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結構要素所承擔的稅負水平。按照征稅對象的不同，本文將稅收收入分為資本收入稅收、勞動收入稅收和消費支出稅收。將分別計算資本、勞動和消費的有效稅率，并用三種有效稅率進行實證分析。

一、稅收的歸類

（一）資本稅收。對資本征收的稅收是我國稅收收入的主要部分，在所得稅、財產稅、行為稅中都有所體現。對資本征收的稅收主要包括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房產稅、車輛購置稅、車船使用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印花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燒油特別稅、牲畜交易稅、契稅、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等稅種，以及增值稅、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中應計入對資本征收的部分。

（二）勞動收入稅收。勞動收入是勞動者出售勞動力所獲得的報酬。對勞動收入征收的稅收包括農業稅、牧業稅、社會保險基金和來自于勞動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等。其中，社會保險基金雖然沒有采用稅收的形式，但是國際上一般將其作為稅負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本文將其納入勞動收入的有效稅率的計算。

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統籌協調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我國改革一開始就直接針對長期存在的低效率體制，以效率為目標推進改革，所選擇的路徑就是市場化和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應該說方向和路徑是對的?，F在在效率明顯提高的同時，不公平問題也明顯突出，甚至開始嚴重影響效率。應該說許多不公平問題是改革進程中產生的新問題，但這些問題如不及時克服，可能侵吞市場化改革所帶來的提高效率的成果。拉開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動力，但是如果差距過大，特別是機會不公平，因此帶來的社會緊張和埋怨必然會抵制效率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推進以社會公平為目標的改革恰恰能得到效率提高的結果。從這一意義上說，社會公平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動力?；谶@種情況，需要提出統籌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科學改革問題。

一、統籌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改革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假定一個社會存在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三個層次的居民，低收入者占最大比重的金字塔形的居民結構不可能是穩定的結構，因而是不和諧的社會。和諧社會的基礎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最大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結構?，F在我國許多地區不和諧，就在于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小。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實際上是減少低收入群體的數量的過程。越來越多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者群體，這部分人是發展的受益者，也是發展的推動者。從發展的歷史進程看，推翻舊社會的動力是低收入群體，建設新社會的動力是中等收入群體。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關鍵是明確收入的來源。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關鍵是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也就是資產收入、經營收入。富裕人民，低收入者上升為中等收入者，不僅是指提高收入，還要增加財產。其中包括不動產的增加，也包括持有的股權、知識產權等。目前江蘇低收入者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江蘇人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勞動收入，民間投資不足。因此，構建和諧社會需要鼓勵私人投資，鼓勵創業，鼓勵企業家成長，鼓勵科技入股，通過這些途徑增加居民合法的非勞動收入，是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從而構建和諧社會的可靠途徑。

二、勞資由對立轉向合作

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是全社會形成尊重勞動、尊重創造、尊重知識氛圍，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的法制環境?，F實中的勞動者不僅僅提供勞動。他們可以成為有產者，也可以成為私人投資者，并相應得到財產和投資收入。正是在勞動者具有這種地位后，勞動者才真正成為這個社會的建設者，而不是掘墓人。資產者也不僅僅是資本所有者，他們也可能是勞動者，他們可能通過其管理和技術的投入而投入勞動。特別是現階段許多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合法經營和企業家精神而積累起來的資本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勞動基礎。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都可能獲得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都有勞動和創造。這些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資可能合作的基礎。按此思路我們所要推進的改革和制度安排，就是既要使資本所有者善待員工，又要使勞動者不以資本所有者作為革命的對象，形成社會主義勞動者和社會主義建設者之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