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范文10篇

摘要：史學界關于冷戰起源的研究，有關論著不斷問世，學術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往往只是從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角度分析，而忽視了英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英國在二戰前后的所作所為對美國的對蘇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美國發動冷戰起著不可忽視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關鍵詞：冷戰的起源；英國；英美關系

冷戰是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集團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長期較量，是戰后國際關系的主旋律。以往對冷戰起源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而對英國卻不甚關注，更沒有深入分析英國在冷戰爆發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二戰前后的外交政策對國際格局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本文試從英國的角度來分析冷戰的起源，重點分析英國對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以期有新的發現。

1英國在二戰中牽制美國以分裂盟國的活動

反對蘇俄的擴張乃是英國幾百年來所堅持的傳統外交政策之一。正如丘吉爾所說：“在過去的25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如一地反對共產主義。我并不想收回我說過的關于共產主義的那些話。”二戰中的短暫合作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間的分歧，原來的矛盾僅僅是被掩蓋起來而已，它必然要在大國間的合作中表現出來。

1.1英國拖延開辟第二戰場

九十年代以來，中美關系進入一個充滿摩擦與坎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跡象表明中美之間的這種關系會在短期內出現實質性變化。為什么中美關系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對于中美兩國和世界政治的含義是什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美關系會采取何種走向？這些問題，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本文的一個基本設定是：目前階段的中美關系，是與世界進入所謂“后冷戰時代”直接相關聯的；我們必須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來理解當前的中美關系。簡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把世界帶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后冷戰時代”。相對于冷戰時代，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戰略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兩個大國之間關系的變化，既受世界戰略格局的這一根本性變化的制約，又反過來影響著新的世界戰略格局的形成。

在這個基本設定下，我們將把中美關系的變化與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聯系在一起來考察。首先，我們將簡要地回顧中美關系從冷戰時代到后冷戰時代的歷史發展，判定中美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次，我們將考察這一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中美關系具有什么樣的特點。第三，我們將給出一個分析當前背景下的中美關系的基本層次構架，從而進一步歸納后冷戰時代背景下中美關系的內容。最后，我們會結合目下的情勢發展，來展望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

一、從冷戰到后冷戰：中美關系的背景發生了什么變化？

從冷戰時代到今天，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變化。簡略地說，可以把這些發展變化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三個階段上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別稱之為“戰略對立”階段、“戰略合作”階段和“戰略摩擦”階段。以下，試對此三個階段分別加以論述。

（一）戰略對立階段

摘要：史學界關于冷戰起源的研究，有關論著不斷問世，學術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往往只是從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角度分析，而忽視了英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英國在二戰前后的所作所為對美國的對蘇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美國發動冷戰起著不可忽視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關鍵詞：冷戰的起源；英國；英美關系

冷戰是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集團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長期較量，是戰后國際關系的主旋律。以往對冷戰起源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而對英國卻不甚關注，更沒有深入分析英國在冷戰爆發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二戰前后的外交政策對國際格局變化所產生的影響。本文試從英國的角度來分析冷戰的起源，重點分析英國對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以期有新的發現。

1英國在二戰中牽制美國以分裂盟國的活動

反對蘇俄的擴張乃是英國幾百年來所堅持的傳統外交政策之一。正如丘吉爾所說：“在過去的25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如一地反對共產主義。我并不想收回我說過的關于共產主義的那些話。”二戰中的短暫合作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間的分歧，原來的矛盾僅僅是被掩蓋起來而已，它必然要在大國間的合作中表現出來。

1.1英國拖延開辟第二戰場

后冷戰時代的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上文所介紹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前者的精確表達，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則是后者的代表。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謬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在權威的《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沖突？》的長文，以極其陰郁低沉的筆調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戰時代的世界圖景，從而也在美國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場關于后冷戰時代的大辯論。

一、亨廷頓的基本觀點

后冷戰的時代意味著什么？與沉浸于自得和自滿的西方眾多政治精英們不同，亨廷頓認為，冷戰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沖突的結束，相反，后冷戰時代的沖突將更加劇烈，范圍更廣，也更加難以消除，因為引起沖突的基本根源變化了。他提出：“新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1]在國際事務中，民族國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舉足輕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團之間，文明的沖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斗線。”[2]

冷戰期間，區分國家的原則或者是意識形態，形成所謂的“西方”與“東方”，或者是經濟發展水平，形成所謂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頓認為，在后冷戰的新世界中，這些舊原則都失去了意義，應該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頓給文明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文明是人類文化最高層次的組合，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領域，……它一方面由語言、歷史、宗教、風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觀因素所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個人主觀自我認同的因素。”[3]按照亨廷頓的看法，當今世界存在著七、八種文明，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蘭、印度、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還有非洲文明。”〔4〕未來世界的基本格局將取決于這些文明之間的互動。

亨廷頓認為，自17世紀以來的國際沖突，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是“西方的內戰”。他將這一歷史時期的沖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7世紀到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西方世界的沖突主要發生在君主之間；第二個階段從1793年到1917年的俄國革命，這時沖突的主線由君主變為民族國家；第三個階段從1917年到冷戰結束，這段時期意識形態取代民族國家成為沖突的根源。在亨廷頓看來，“君主、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內部沖突”。[5]但是，在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這種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戲發生了變化。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已邁出西方階段，重心轉到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上。”〔6〕非西方文明國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統治的歷史對象，而同西方一起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角。

哲學總是與現實息息相關的。這不僅表現為哲學關心現實，而且表現為現實在某些關鍵的歷史時刻給哲學以重大影響。冷戰的結束就是這種重大歷史時刻，它直接引發了關于后冷戰時代的大辯論。關于后冷戰時代的世界圖景，西方政治哲學中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歷史終結論”，另一種是“文明沖突論”。本文先介紹第一種觀點。

“歷史終結論”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他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1989年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為《歷史的終結？》。而后，福山將此文擴展為一部轟動一時的著作，于1992年以《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為題出版，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國引起了熱烈反應，盡管也有不同的意見，但主流是佳評如潮，贏得了一片喝采聲。

一、普遍歷史的觀念

1989年蘇聯和東歐驟變之后，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苦苦思索著這樣的問題：如何看待冷戰的結束？后冷戰社會將呈現什么樣的世界圖景？怎樣將冷戰與后冷戰時代嵌入對人類歷史的統一理解之中？

面對歡欣而又感到茫然和無所適從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觀點：“我們面對的東西既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戰后歷史這一特殊時期的消逝，而是一種歷史的終結。”[1]

福山的這種觀點由兩個思想支撐著。第一，人類歷史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史，“推動歷史前進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2〕他認為，混亂的外部歷史事件是表面現象，意識支配它們的本質。換言之，“意識是原因而不是結果，并能獨立于物質世界自動發展，從而作為混亂外部事件之基礎的真實主題是意識形態的歷史。”〔3〕如果人類歷史是意識形態的演化史，那么當人類滿足于某種意識形態之后，歷史便停止前進了。

高中歷史教案

（一）教學目的：

一、基礎知識目標：

二戰的美軍事、經濟實力的加強和霸主地位的確立、“冷戰”政策、杜魯門主義及其影響、北約的成立、美國侵略朝鮮的戰爭及其失敗、美侵略越南戰爭及其失敗、美蘇爭霸、古巴導彈危機、蘇占領阿富汗、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對外政策的調整。

二、思想認識目標

1、“二戰”后，美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為了遏制社會主義力量的壯大，美在歐洲實行“冷戰”政策，在亞洲則公然對朝、越進行侵略戰爭。

東歐蘇聯解體，全球意識形態的對立消除，建立在不同理念上的冷戰結束，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國際秩序與政治格局，各國關心人類命運的有識之士無不為之歡欣鼓舞：一個新的已來臨。然而，我們不能因冷戰的結束沖昏頭腦，喪失理性的評判能力。實際上，只要我們冷靜地一下冷戰結束后的世界狀況，我們就會發現：冷戰雖然結束，但冷戰遺留的諸多依然存在，這些問題嚴重地困撓著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就亞洲而言，冷戰結束遺留的最大問題是東亞政治理念與體制一一具有獨特傳統的東亞政治文明一一的回歸與重建間題。此一問題不解決，東亞的政治得不到應有的定位，因而世界政治的新秩序也不可能確立。因此，后冷戰時代東亞政治的當務之急就是貞定東亞政治的性質問題，即厘清何為東亞政治的理念與體制，從而使其回歸與重建的問題。此一問題關系到東亞政治能否具有其規定性與獨特性，能否保存其文明的自性而促進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以及能否以獨特而嶄新的身份挺立于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故此一問題涉及面甚廣，本文只能作一提綱性的闡述，詳論則俟諸來日。

(一)東亞概念及其政治傳統的界定

“東亞”，首先是一個地域概念，是指亞洲東部的國家和地區，即指、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香港。其次，“東亞”又是一個語言概念，是指歷史上曾受漢文字現在仍受其影響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構成了法國東方學家汪德邁（LeonVandermeersch）所說的“漢字文化圈”。此一語言意義上的東亞概念除包括中國、臺灣、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鮮、南韓及歷史上的越南。再次，“東亞”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傳統上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在傳統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同中國、臺灣、香港一道形成了區別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儒文化傳統，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學者加地伸行所說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義上的東亞概念除包括中國、臺灣、香港外還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可見，不管從地域上、語言上，還是從文化傳統上，中國、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臺灣、香港都可以統一在“東亞”這一概念之下，構成一具有獨特地域特征、語言特征與文化特征的亞洲地區。根據上述“東亞”概念的內涵，我們發現東亞既區別于以伊斯蘭教為中心的西亞，又區別予以印度教為中心的南亞和以佛教中心的東南亞，其區別的核心則在儒教文化。此外，有兩點需要說明：越南雖在1918年法國殖民統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棄了體現民族獨立精神的漢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識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歷史上曾用“漢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長達兩千年的影響，其放棄漢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漢文字與儒文化在越南民間及知識分子中的深刻影響，故越南在廣義上應屬“東亞”的范圍；此外，新加坡雖大部分為華人，并認同儒家文化，但在歷史上不屬“漢字文化圈”，現在通用的是，且地域又非亞洲之東，故為“東亞”概念的精確性考慮，“東亞”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內，新加坡應屬廣義的儒文化圈。

眾所周知，在政治上，東亞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東亞各國扎根生長，形成了東亞悠久的政治傳統。中國且不論，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紀傳入朝鮮，公元三世紀傳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紀傳入越南，歷時一兩千年之久，隨著各國政治的不斷變化而、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東亞政治傳統。我們可以說，凡談到東亞政治傳統時，即是在談儒家的文化傳統。若東亞離開儒家的文化傳統，即無政治傳統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傳統不只是中國獨有的政治傳統，同時也是東亞各國千余年來一脈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傳統。東亞在此政治傳統中生存發展了兩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質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當我們論及東亞政治的特色時，我們會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為標準來對其進行定位。東亞各國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儒家思想，帶回《五經》、《四書》、《史記》、《漢書》等儒家典籍，并及時吸收中國流行的各種儒家學派，如朱子學、陽明學，便其在國內發揚光大，形成了適應其民族需要的儒學傳統，如朝鮮的新羅國學、高麗言學、退溪，日本的京都朱學、德川古學、中江藤樹開創之陽明學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學、吳士連之儒學等，均是東亞各國長期形成的儒學傳統。此外，東亞各國還從中國引進儒家設計的各種政治禮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據本國的實際需要加以改造發展，形成了東亞各國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禮樂刑政制度，如朝鮮高句麗太學制度、李朝培養官吏的成均館科舉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確立的體現“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養老律令》和《貞永式目》為代表的體現。以禮入法。精神的倫理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東亞各國根據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見，儒家的政治理念與政冶制度已成了東亞各國自身的傳統，形成了一種區別于西方與亞洲其他地區的獨特而一統的東亞政治文明。東亞各國人民千百年來均在此東亞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過著儒家式和協而穩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戰時代東亞遺留的政治問題

東亞百余年來曾兩次被迫改變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質，這兩次改變都與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有關：一次是帝國主義時代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一是冷戰時代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在帝國主義時代，西方帝國主義者通過堅船利炮打開東亞各國的門戶，迫使東亞各國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變自己的文化傳統與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國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維新，朝鮮有李朝滅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則淪為法國殖民地而被強令接受西方的語言、思想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東亞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壞，各國渴望在東亞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與西方抗衡，政治家們開始放棄傳統的儒家政治理念與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攏，一個獨立一統的東亞政治文明已不復存在。但是，由于帝國主義時代東亞與西方的沖突主要是國家實力的沖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故東亞各國在思想上對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徹底的絕裂，在西化的同能尊重儒家傳統，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孫中山《五權憲法》中監察二權的確立與權能分屬的政治，日本糅合民權與儒家思想的《明治憲法》和《敕語》。但是，在冷戰時代就不同了。冷戰正如享廷頓(SamuelP．Huntington)所言，其沖突的實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其沖突的焦點是源于西方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東亞各國由于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而被強迫卷入這場人類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對立中。我們知道，冷戰起于蘇美兩大陣營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而這兩大意識形態都產生于西方文明內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沖突。這種西方文明自身的沖突本可與東亞文明無關，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蘇美兩大國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來重新劃分世界勢力范圍，東亞就被卷入到他們內部政治理念的沖突中。也就是說，二戰后蘇美兩國完全出于擴張其政治文化的動機和謀求其政治爭霸的需要涉足東亞事務，蘇聯按照其政治意識形態在東亞劃分其勢力范圍，美國亦按照其政治意識形態在東亞劃分其勢力范圍，冷戰遂在東亞各國和地區中展開，東亞亦因此成了西方兩大政治集團爭奪其世界意識形態霸權的工具。從冷戰時代東亞的狀況來看，中國、北朝鮮、北越被劃入蘇聯意識形態的范圍，日本、臺灣、南韓、南越被割入美國意識形態的范圍；東亞各國和地區都追隨某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而接納之、捍衛之，都針對某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而排斥之、攻擊之，東亞遂在冷戰中劍拔弩張，分裂對立。

一、冷戰后美國對外經濟制裁概述

冷戰后，國際形勢發生巨變，與美國相抗衡的另一極蘇聯不復存在，使美國成為當今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在國際關系中，經濟制裁倍受美國青睞，日漸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當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限制和禁運并非為了限制和禁運本身，經濟制裁只是美國政府為達到更深層次的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工具。

以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制裁為例。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制裁至今已近半個世紀，其目的就是使古巴政府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自1960年美國開始對古巴實行全面禁運，1992年10月，美國通過了旨在強化對古巴經濟封鎖的“托里切利”法案，進一步擴大對古巴的貿易制裁；1994年8月，克林頓宣布對古巴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以期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加大對古巴的壓力。1996年3月，美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一項由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和共和黨眾議員伯頓提出的赫爾姆斯一伯頓法，旨在強化美國對古巴的全面制裁，赫一伯法的正式名稱是《古巴自由與民主鞏固法》，法案正式文本的封面上，明確提出其目的：“謀求對卡斯特羅政府的國際制裁，計劃支持一個過渡政府，導致在古巴產生一個民選政府。”。其中規定：禁止第三國在美銷售古巴產品，不給在古巴投資或進行貿易的外國公司經理、股東及其家屬發放美簽證，反對國際金融機構向古巴提供貸款或接納古巴加入。赫一伯法將美國自60年代以來對古巴實行的單方面封鎖擴大到國際領域，即凡是同古巴繼續保持任何經貿關系的外國公司，都將遭到美國的懲罰，從而將美國對外經濟制裁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無獨有偶，赫——伯法生效后不久，美國于同年8月5日推出了由共和黨參議員達馬托等人提出的旨在強化制裁伊朗和利比亞的《達馬托法》，規定：對在一年內投資4000萬美元以上，開發伊朗或利比亞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外國公司或違反聯合國對利比亞實施禁運的公司進行制裁。達馬托法借反恐怖名義出臺，其實質也是要以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改造伊朗、利比亞，將自己的“民主”強加給他們，并且阻止他國對這兩個國家進行大規模投資。

當然，對古巴、伊朗、利比亞的經濟制裁只是冷戰后美國對外經濟制裁中較為典型的兩個例子，據全國制造商協會的統計，自1991年冷戰結束，克林頓在他的第一任期就對35個國家和地區實行過61次經濟制裁。

新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制裁的腳步并未停止。由于印度與伊朗就鋪設從伊朗經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氣管道項目進行合作，美國對此向印度發出警告和威脅，將依照《達馬托法》中關于“禁止外國公司對利比亞和伊朗的能源產業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條款對印度實施制裁。伊朗于2006年1月10日揭開位于納坦茲的聯合國核封條，重啟核燃料研究引起美英等國家的強烈反應，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11日稱，不僅要將伊朗核問題提交安理會，而且應當考慮對這個中東國家實施制裁。

一、冷戰后的國際恐怖主義：一個新態的全球政治現象

冷戰后國際恐怖主義的泛濫，構成了日益增長的全球性危機和地區性威脅的主要因素之一，對國際秩序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從美國俄克拉何馬城聯邦政府大樓的爆炸聲，到日本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案；從英國倫敦的大爆炸，到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大鬧科倫坡；從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遇刺，到美國駐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大使館的劇烈爆炸……國際恐怖主義浪潮越來越顯示出席卷全球的趨勢。冷戰后的國際恐怖主義在性質、形式、規模、手段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其他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販賣武器等）一起成為人類社會的公害。

1.主體類型多樣化與小型化趨勢

冷戰后，世界范圍內各種類型的種族、宗教和國內沖突此起彼伏，期間一些原已銷聲匿跡或日漸衰微的恐怖組織和網絡再度興起，同時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組織。由于恐怖主義導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戰后恐怖主義出現了泛濫的態勢。

目前最為活躍的國際恐怖主義，從特點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民族（種族）主義的恐怖主義。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離主義并要求實現自治。例如歐洲新法西斯主義、庫爾德工人黨和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義。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為代表。（3）高技術類型的恐怖主義。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通過制造和散布恐怖來打擊目標，主要包括經濟恐怖主義和電腦恐怖主義等。（注：參見孟祥青：《冷戰后恐怖主義的新特征及其泛濫之原因》，《世界經濟與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諸如黑手黨組織、國際販毒集團、極左革命恐怖組織等國際恐怖主義類型。

此外，新型的“個體化恐怖主義”的生長和發案率的增長，顯示出國際恐怖主義小型化的發展趨勢。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庫什納指出，昔日那種等級森嚴或者“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的模式將不復存在。現在的恐怖活動——無論是傳統形式的恐怖活動還是網上恐怖活動——都更象是自由職業者或個人行為。（注：湯姆·里甘：《當恐怖分子轉向因特網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7年7月1日。參見《參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屬于任何一個恐怖組織，也不受任何國家的資助或明顯不代表恐怖主義支持國的利益，但是他們實施了最為致命的恐怖行動。這些“個體化恐怖主義”及其恐怖活動，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威脅正日趨加大。因此，21世紀國際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隸屬于任何組織的個人，或是雖隸屬于某組織但其行動又獨立于該組織的個人。同時，許多專家指出，網上黑客襲擊將很可能成為“個體化恐怖主義”的典型反映。

一、冷戰后的國際恐怖主義：一個新態的全球政治現象

冷戰后國際恐怖主義的泛濫，構成了日益增長的全球性危機和地區性威脅的主要因素之一，對國際秩序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從美國俄克拉何馬城聯邦政府大樓的爆炸聲，到日本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案；從英國倫敦的大爆炸，到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大鬧科倫坡；從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遇刺，到美國駐坦桑尼亞和肯尼亞大使館的劇烈爆炸……國際恐怖主義浪潮越來越顯示出席卷全球的趨勢。冷戰后的國際恐怖主義在性質、形式、規模、手段等方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其他的跨國有組織犯罪（例如走私、非法販賣武器等）一起成為人類社會的公害。

1.主體類型多樣化與小型化趨勢

冷戰后，世界范圍內各種類型的種族、宗教和國內沖突此起彼伏，期間一些原已銷聲匿跡或日漸衰微的恐怖組織和網絡再度興起，同時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組織。由于恐怖主義導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戰后恐怖主義出現了泛濫的態勢。

目前最為活躍的國際恐怖主義，從特點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民族（種族）主義的恐怖主義。奉行排外政策，或鼓吹民族分離主義并要求實現自治。例如歐洲新法西斯主義、庫爾德工人黨和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義。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復興為代表。（3）高技術類型的恐怖主義。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通過制造和散布恐怖來打擊目標，主要包括經濟恐怖主義和電腦恐怖主義等。（注：參見孟祥青：《冷戰后恐怖主義的新特征及其泛濫之原因》，《世界經濟與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諸如黑手黨組織、國際販毒集團、極左革命恐怖組織等國際恐怖主義類型。

此外，新型的“個體化恐怖主義”的生長和發案率的增長，顯示出國際恐怖主義小型化的發展趨勢。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庫什納指出，昔日那種等級森嚴或者“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的模式將不復存在。現在的恐怖活動——無論是傳統形式的恐怖活動還是網上恐怖活動——都更象是自由職業者或個人行為。（注：湯姆·里甘：《當恐怖分子轉向因特網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97年7月1日。參見《參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屬于任何一個恐怖組織，也不受任何國家的資助或明顯不代表恐怖主義支持國的利益，但是他們實施了最為致命的恐怖行動。這些“個體化恐怖主義”及其恐怖活動，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威脅正日趨加大。因此，21世紀國際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隸屬于任何組織的個人，或是雖隸屬于某組織但其行動又獨立于該組織的個人。同時，許多專家指出，網上黑客襲擊將很可能成為“個體化恐怖主義”的典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