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三農問題范文10篇

中國“糧食安全”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

有人問：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糧食保護價政策影響何在?要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模型計算。我個人的判斷，如果按保護價但不是敞開收購，糧食供過于求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這么長時間，也就是說市場糧價的回升點可能會出現得早一點。但就目前農產品供求總體狀況看，農民要想從農業獲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難。

這些資源如果不種糧食而種其他農作物會不會使農民獲得更好的收入?這其實很不確定。現在有些人認為，過去幾年的糧食政策，對糧食生產造成了相當數量的無效供給，造成了嚴重的庫存積壓。這種認識隱含的前提就是糧食生產浪費了部分資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費”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要看其他農產品是否存在短缺現象。現實情況是，除糧食之外的其他農產品也基本沒有短缺，而且絕大多數供過于求、價格下跌。所以，即使這幾年少種一點糧食、改種其他農作物，問題依然存在。

我大體的經驗判斷是：根據目前糧食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大體上需要保持在16．5—17億畝之間。低于16．5億畝，當年生產的糧食就難以滿足需求，糧價會上漲；超過17億畝，則會供過于求，糧價下降。因此，從總供求的角度看，糧食播種面積也就只有5000萬畝左右的調整余地。

這幾年糧食庫存多了，確實可以適當減少糧食生產。估計糧食播種面積在一兩年內低于16．5億畝問題不大，因為有庫存；但連續3年以上我認為就會出問題。

中國“糧食安全”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解決

有人問：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糧食保護價政策影響何在?要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模型計算。我個人的判斷，如果按保護價但不是敞開收購，糧食供過于求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這么長時間，也就是說市場糧價的回升點可能會出現得早一點。但就目前農產品供求總體狀況看，農民要想從農業獲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難。

這些資源如果不種糧食而種其他農作物會不會使農民獲得更好的收入?這其實很不確定。現在有些人認為，過去幾年的糧食政策，對糧食生產造成了相當數量的無效供給，造成了嚴重的庫存積壓。這種認識隱含的前提就是糧食生產浪費了部分資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費”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要看其他農產品是否存在短缺現象。現實情況是，除糧食之外的其他農產品也基本沒有短缺，而且絕大多數供過于求、價格下跌。所以，即使這幾年少種一點糧食、改種其他農作物，問題依然存在。

我大體的經驗判斷是：根據目前糧食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大體上需要保持在16．5—17億畝之間。低于16．5億畝，當年生產的糧食就難以滿足需求，糧價會上漲；超過17億畝，則會供過于求，糧價下降。因此，從總供求的角度看，糧食播種面積也就只有5000萬畝左右的調整余地。

這幾年糧食庫存多了，確實可以適當減少糧食生產。估計糧食播種面積在一兩年內低于16．5億畝問題不大，因為有庫存；但連續3年以上我認為就會出問題。

今年以來，三農問題被提高到“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工作被強調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會各界便紛紛熱炒“三農問題”。此刻應該提示的是有關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經有了廣泛討論和相關政策研究。茲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現了改革以來首次農民收入連續3年增長速度為負數的情況。農業部范小建副部長曾經騎自行車考察20多個縣，他關于農民負擔過重的政策建議得到當時農業部劉中一部長的重視，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屆八中全會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過關注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意見。

1993年農業部劉江部長組織大批干部下鄉蹲點，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農村司杜鷹司長通過安徽調研寫出了“一個農業大省面臨的困境”，也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當年5月《經濟日報》發表文章指出，解決農業問題“功夫在農外”。

此后，由于中國經濟進入高漲和“過熱”，這些同志所提出的問題被宏觀環境的變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蓋了。

1994－1995年糧食產量在需求拉動和價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時候，少數堅持搞農村基層調研的人提出“新一輪糧食過剩”的可能，1995年有“關于農業農村問題的不同意見分析”，以及對過度緊縮影響就業和內需的不同意見，1996年則有“糧食問題不是糧食的問題”等文章引起討論。1996年秋季，以“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為標題的文章，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上，明確分析了“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對三農問題的影響。……

綜上所述，所有這些從基層調研出發、比較實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發生在1997年再次出現“賣糧難”之前，對那以后的問題，確曾提前予以警示。看來，不是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不到位，而是總理所強調的“科學決策”客觀上沒有條件實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為也”。

與會者強調，要用科學發展觀全面理解三農問題。第一，要對三農問題有一個全面的理解。把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這三方面作為一個整體去理解。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從歷史上看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是農村最大的發展問題。第二，對二元結構及其矛盾要全面理解。要正視城鄉二元結構導致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大，是農村問題的癥結所在。第三，對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多予、少取和放活”要全面理解。要把這一政策與農業、農村和農民三個方面聯系起來，而不能僅僅作為經濟政策來看待。還要用協調的觀點去理解三農問題，包括：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看待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與建立和諧社會的關系問題；處理好糧食總產總體平衡、農產品優化與農村產業結構的關系問題；處理好國家財政的增長、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農民增收的關系；合理城市布局和加快小城鎮建設的關系問題；加強鄉村政權建設與全面提高農民素質的關系問題。有學者把現實中的三農問題概括為八個方面。第一，糧食生產和供應問題。前兩年糧食產量降低，糧食供求矛盾加劇，原因是耕地減少，土地生產力比較低，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第二，農村居民的增收問題。農民收入低導致嚴重的市場實現問題，農民的收入靠進城打工；第三，土地問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沒有得到尊重，農民土地大量被占用、征用；第四，勞動力的轉移問題；第五，經營體制問題；第六，農村基層組織功能問題；第七，農村的社會發展嚴重滯后問題；第八，農村金融體制問題。學者建議：城鄉統一稅制；進行糧食政策改革；打破二元格局，真正把農民工作為產業工人看待；創建全國統一開放的大市場、大流通；農業科技體制改革，讓農業科技人員與農民相結合。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三農問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三農問題，所以要理解三農問題就必須理解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最大問題是沒有效率，而沒有效率是自然人或經濟人在特定條件約束下的必然結果。如果收益是確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總體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現代的中國農民也是理性人，如何設定一個制度，讓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很好的發揮，同時也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關鍵要理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以高度的哲學理念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物質的效用只是它的一個外在表現，內在的是人的自由發展，人的平等。三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因此有人建議：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速城鄉人口自由流動、變現存的五級政權為三級政權、縮小地區差別，均衡各級財政、推動稅費改革、做好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實施反貧困戰略。

這次會議的一大特點是，把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放到同一平臺上對話，既促進學科交流，也拓寬了人們在三農問題認識上的視野。與會專家對三農問題的討論十分注重歷史視角，探索三農問題中歷史與現實的聯系。有學者指出，結合中國歷史上農業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國家要為農民的勞動創造一種環境，如興修水利工程等；引導農民正確處理好國家、市場和個人三方面的關系。有學者強調，必須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提高農民素質；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擴大農產品的國內外市場。認為農業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要用農業現代化的標準定位“三農”問題，由國家和地方制定現實可行的政策目標。

與會專家十分關注現實問題，面對現實，不回避矛盾，許多專家不僅對三農現實問題進行了概括與分析，并且對三農問題的未來發展趨勢，以及解決問題的路徑選擇也發表了見解。公務員之家

有人認為，化解三農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大力發展非公經濟或私營經濟，最好的例子就是溫州和晉江。溫州和晉江在改革開放前后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以前的第一產業占主導變為第二產業占主導，人均收入都有了百分之五六十的增加。通過非公經濟的發展可以迅速擺脫農村的貧困，其內在的機理就在于非公經濟的發展能夠很快帶動周圍村民發展。沿海城市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機制的完善，而非公經濟的發展能夠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經濟發展起來之后各種問題便隨之解決。因此，積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

有學者認為，工業化重心應該下移到縣域。主張從調整中國的工業化戰略入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立論的依據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性目標；后起國家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應從加速農村發展入手消除二元結構達到平衡發展；發展中大國集中精力建設城市可能丟掉農村，農村資源向城市過分集中，形成大面積的盲區。因此，學者們認為應將工業重心下移到縣域，盡可能將與農業相關的產業從大中城市下放到縣。

一、角色替代下的績效不足

在長達三十年的解決三農問題艱難歷程中，一直存在著一個角色錯位的奇怪現象：既然解決三農問題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農民，那么農民這一群體就應該最具有解決三農問題的積極意愿，并且，也會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發揮出主體作用，做出積極的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的行為選擇。然而，從歷年的中央支農一號文件，到免除涉農稅收，再到建設新農村，及號召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解決三農問題的舉措更多成了至上而下運作，農民反而成了配角，解決三農問題更多地成為了社會的，或者說是政府的事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在有市場的經濟中，農民，政府抑或其它群體，都是獨立的利益集團。各利益集團皆因自身利益訴求進行著利益博弈。因此，至上而下的，著重于從社會范圍來解決三農問題，或者由其它利益集團來替代解決，本身就有違于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因為，一個群體的利益訴求，是不可能由另外的對其有利益訴求的利益集團來代為實現的。

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著社會主義的性質，從而一個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就可以由社會或其它群體通過幫扶、反哺等行為來替代實現是極具理想色彩的。只要各群體有其自身的獨立利益，各群體之間的最基本的關系就是利益博弈。同樣，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具有社會資源的配置職能，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是一個力圖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集團，所以，由政府來替代農民解決三農問題，其行為也很難節制，它既可以采取一些扶農惠農措施，也可以為財政收入最大化圈占農地。因此，即使一個經濟具有著社會主義的性質，政府也具有社會資源配置的職能，但農民群體的利益訴求，或者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最終也只能通過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來得到實現。

所謂農民的主體作用，其具體落實為農民為自身利益而與其它社會集團進行利益博弈的行為。各集團之間的利益博弈可以以各種方式進行，但只有交易這一種方式具有合作性，也即只有交易才能夠實現參與博弈各方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贏，并同時實現資源的最有效配置。所以，所謂發揮農民在解決三農問題的主體作用，其準確含義就是農民這一群體能夠在市場上與其它利益集團進行機會均等的交易，并通過交易去解決三農問題。

如果農民的主體作用被抑制得不到實現，而由其它社會利益集團來替代農民去解決三農問題，預期目標就很難得到實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農民不能夠針對其它利益集團所采取的行動做出自己的對策選擇，所以，當這些措施即使具有扶農惠農愿望時，也可能并不符合農民的意愿，因此難以有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而當這些措施只是符合其它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無助于三農問題的解決時，農民也只能消極接受，并不能對其進行矯正，反而可能加劇三農問題。總之，只要農民的主體作用得不到發揮，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不是經由農民和其它利益集團的市場交易，其結果都會是導致解決三農問題所做的努力歸于低效率或無效率。正由于此，三農問題迄今仍是中國社會發展難解的課題。

摘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以來，為解決三農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艱辛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進入新時代，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三農問題放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把三農問題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本文擬從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三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人對三農工作總結的重要理論和做出的政策貢獻，以及中國共產黨探索領導三農工作的歷史啟示等幾個方面進行論述，以求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研究闡述我國三農事業快速發展背后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思想路線和發展理念及保持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三農問題；探索；啟示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今，始終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富強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奮斗。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又是一個農業和農村經濟十分薄弱的國家，可以說，三農問題在過去100年里都是制約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對三農問題進行了理論和實踐探索。

一、中國共產黨100年來對三農問題的探索

（一）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期間，我們黨對三農探索重點是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力量來源問題

我們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一開始，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認識的深度不夠。中共一大和二大確定的指導方向都側重于發動工人階級和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對農民的力量和工農聯合重要性的認識是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而不斷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農村，通過長達32天的實地調查，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在全面總結湖南農民運動經驗的基礎上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和任務，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關于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工農武裝割據、依靠農民群眾爭取抗日戰爭勝利方面進行過大量探索。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全國土地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要將生產資料收歸公有，這是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的戰斗綱領，保證運動健康發展，為團結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參加人民解放戰爭創造了條件。可以判斷，建立政權前中國共產黨對于三農問題的主要理論可以歸結于農民是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是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領導三農工作主要是為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核心在于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的時期，為了解決三農問題，黨的領導核心都進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主張，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本文現就三個領導集體破解三農問題的基本思路、主要措施及所取得的成就作回顧與總結，希望籍此加深對三農問題的科學認識。

一、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改革農村經濟體制，搞活農村，調動農民積極性，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為解決三農問題作出了基礎性貢獻。改革開放初期三農問題面臨的形勢。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己實現了全面的機械化、現代化，而在這一時期，我國三農問題卻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首先，由于的影響，國民經濟已頻臨崩潰的邊緣，農村、農民處于極端困苦之中，當時農村有2．5億人口生活在溫飽線以下。其次，農業生產中大集體的生產機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嚴重束縛了農民積極性的發揮。再次，以糧為綱的農業經濟結構極不合理，當時，我國農村經濟局限于農業，農業偏重于糧食生產。農業經濟結構過于單一，制約著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針對以上問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國情和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出發，深刻認識三農問題的重要性，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并在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措施

(1)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實行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不利于農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改變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已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基于這種認識，我們黨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廢除了體制，實現了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重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調整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幾年里，我國農業生產連年大豐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決了主要農產品的供給問題，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這一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關注和贊賞。

(2)調整農業生產結構

近年，中央政府日益重視三農問題，2004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集中反映了新一代領導集體對于解決農村問題的整體布局和戰略思路：積極發展農村經濟，努力增加農民收入，認真貫徹“以人為本”，切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

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三農問題的重大方針政策，具體包括：減免農業稅；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實行征地制度改革，保護失地農民；保護進城就業農民合法權益；加大農村貧困、特困人口扶貧力度；加快農業金融、保險和財政扶持體系建設；加強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改革和完善農村計劃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針，應該說是立足于新的農村經濟社會形勢下作出的思考結論，對于穩定農村形勢、推動農村改革、尋找農業經濟以至整體國民經濟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設計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決三農問題、改變農村狀況的思路沒有脫離“授農以魚”的思想框架。

無論是減免或取消農業稅、農村扶貧、通過財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制，還是放開糧食購銷市場、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保護失地農民，總體上都屬于一種側重于在經濟利益上給予農民合適補償的思路，沒有從建立農業經濟的良性自我發展機制、增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整體實力的重點出發。

解決好“三農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期，黨和政府“三農”工作的一個重大戰略舉措，就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12月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八項主要任務，其中之一就是扎實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理解，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三農”工作，推動“三農問題”的全面解決。

什么是“三農問題”？一般而言，“三農問題”就是農業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三農問題”具有一般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三農問題”，我國目前的“三農問題”一定程度上是舊中國尤其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歷史問題”。“三農問題”的普遍性在于，二元經濟結構普遍存在，而且長時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然而，我國當前的“三農問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質，它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性問題，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難點和重點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瓶頸”，因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同時期的“三農問題”有不同的特點和重點，并不是只要與農有關的問題就是“三農問題”，泛泛地使用“三農問題”這個用語，會迷失了問題的要害和本質。什么是眼下的“三農問題”及其性質？我認為，目前的“三農問題”就是城鄉產業、收入和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具體說，“農業問題”——農業不穩——實質是城鄉產業生產方式的差距過大；“農民問題”——農民太窮——實質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的差距過大；“農村問題”——農村太落后——實質是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三農問題”表面上是“農字號”問題，實質是我國城鄉發展嚴重失調，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凝固。

“三農問題”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三農問題”的根治也非一日之功。“三農問題”盤根錯節，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針對“三農問題”的特殊性質，選準突破口和切入點。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和切入點，既是發展的重點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又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解決農業問題，核心是建設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力。解決農民問題，核心是實現充分就業，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村問題，核心是繁榮農村經濟，推動農村社會事業發展。

全面解決“三農問題”，還必須提出綱領性的發展戰略。按照十六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容是多方面的，相互聯系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堅持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任務，促進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同時協調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解決“三農問題”，可以把分散的突破口和切入點聯接進來，可以做到綱舉目張。

第一，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三農”工作，落實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經濟社會發展觀的重大調整。統籌城鄉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指導思想。黨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臨和解決“三農問題”，然而，“三農問題”屢治無效，愈演愈烈，從根本上說是長期奉行“重工輕農、城鄉分治”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累積性后果。在既定發展模式下，治理“三農問題”局限于農內言農，必然使“三農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城鄉統籌發展抓住了“三農問題”的根源，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找到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積極推進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搞好鄉村建設規劃，節約和集約使用土地。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通過農民辛勤勞動和國家政策扶持，明顯改善廣大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整體面貌。

解決好“三農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期，黨和政府“三農”工作的一個重大戰略舉措，就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12月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八項主要任務，其中之一就是扎實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理解，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三農”工作，推動“三農問題”的全面解決。

什么是“三農問題”？一般而言，“三農問題”就是農業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三農問題”具有一般性，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三農問題”，我國目前的“三農問題”一定程度上是舊中國尤其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歷史問題”。“三農問題”的普遍性在于，二元經濟結構普遍存在，而且長時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然而，我國當前的“三農問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質，它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性問題，而是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難點和重點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瓶頸”，因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同時期的“三農問題”有不同的特點和重點，并不是只要與農有關的問題就是“三農問題”，泛泛地使用“三農問題”這個用語，會迷失了問題的要害和本質。什么是眼下的“三農問題”及其性質？我認為，目前的“三農問題”就是城鄉產業、收入和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具體說，“農業問題”——農業不穩——實質是城鄉產業生產方式的差距過大；“農民問題”——農民太窮——實質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的差距過大；“農村問題”——農村太落后——實質是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三農問題”表面上是“農字號”問題，實質是我國城鄉發展嚴重失調，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凝固。

“三農問題”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三農問題”的根治也非一日之功。“三農問題”盤根錯節，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針對“三農問題”的特殊性質，選準突破口和切入點。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和切入點，既是發展的重點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又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解決農業問題，核心是建設現代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力。解決農民問題，核心是實現充分就業，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村問題，核心是繁榮農村經濟，推動農村社會事業發展。

全面解決“三農問題”，還必須提出綱領性的發展戰略。按照十六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容是多方面的，相互聯系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堅持以發展農村經濟為中心任務，促進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同時協調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解決“三農問題”，可以把分散的突破口和切入點聯接進來，可以做到綱舉目張。

第一，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統領“三農”工作，落實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經濟社會發展觀的重大調整。統籌城鄉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指導思想。黨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臨和解決“三農問題”，然而，“三農問題”屢治無效，愈演愈烈，從根本上說是長期奉行“重工輕農、城鄉分治”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累積性后果。在既定發展模式下，治理“三農問題”局限于農內言農，必然使“三農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城鄉統籌發展抓住了“三農問題”的根源，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找到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積極推進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搞好鄉村建設規劃，節約和集約使用土地。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通過農民辛勤勞動和國家政策扶持，明顯改善廣大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整體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