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范文10篇

前言

在多年大量實踐與探索的基礎上，我于96年年底完成了論文<<大系統隨機波動理論>>,隨后又在近一年的運作實踐中不斷進行了修正與完善，自信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合乎現實邏輯的理論體系。該論文結合當今數學與物理學界最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以變化多姿雜亂無章的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分形理論，從最基本的概念與邏輯出發闡明了波動是基本的自然法則,價格走勢的波浪形態實屬必然；闡明了黃金分割率的數學基礎及價值基礎,價格波動的分形、基本形態及價量關系,并總結了應用分析的方法與要點等等；文中也多次引用我個人對分形問題的研究成果；另外也指明了市場中流行的R.N.埃勞特的波浪理論的基本點的不足之處。在國內基金業即將進入規范的市場化的大發展時期之際，就資金運作交易理論進行廣泛的交流與探討，肯定與進行有關基金的成立、組織、規范管理等方面的交流與探討同樣有意義。我盡力用比較通俗的語言描述并結合圖表實例分析向讀者介紹有關價格波動理論研究的基本內容與使用要點，供讀者朋友參考。

一、分形理論與自然界的隨機系統

大千世界存在很多奇形怪狀的物體及撲溯迷離的自然景觀,人們很難用一般的物質運動規律來解釋它們,象變換多姿的空中行云,崎嶇的山岳地貌,縱橫交錯的江河流域,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夜空中繁星的分布,各種礦藏的分布,生物體的發育生長及形狀,分子和原子的無規運動軌跡,以至于社會及經濟生活中的人口、噪聲、物價、股票指數變化等等。歐氏幾何與普通的物理規律不能描述它們的形狀及運動規律,這些客觀現象的基本特征是在眾多復雜因素影響下的大系統(指包括無窮多個元素)的無規運動。通俗一點講,這是一個復雜的統計理論問題,用一般的思維邏輯去解決肯定是很困難的或者說是行不通的。70年代曼德爾布羅特(Mandelbrot,B.B.)通過對這些大系統的隨機運動現象的大量研究,提出了讓學術界為之震驚的“分形理論”,以企圖揭示和了解深藏在雜亂無規現象內部的規律性及其物理本質，從而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物理與數學研究領域，引起了眾多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的極大興趣。

所謂分形,簡單的講就是指系統具有“自相似性”和“分數維度”。所謂自相似性即是指物體的（內稟）形似,不論采用什么樣大小的測量“尺度”，物體的形狀不變。如樹木不管大小形狀長得都差不多,即使有些樹木從來也沒見過,也會認得它是樹木；不管樹枝的大小如何，其形狀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謂分形的分數維,是相對于歐氏幾何中的直線、平面、立方而言的,它們分別對應整數一、二、三維，當然分數維度“空間”不同于人們已經習慣的整數維度空間，其固有的邏輯關系不同于整數維空間中的邏輯關系。說起來一般人可能不相信，科學家發現海岸線的長度是不可能（準確）測量的，對一個足夠大的海岸線無論采用多么小的標尺去測量其長度發現該海岸長度不趨于一個確定值！用數學語言來描述即是海岸線長度與測量標尺不是一維空間的正比關系，而是指數關系，其分形維是1.52；有理由相信海岸線的形狀與這個分數維有內在關系。

一個全新的概念與邏輯的誕生，人們總是有一個適應過程，但是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合理的（或者說不能推翻的）邏輯在客觀現實中總能找到其存在或應用的地方的。本世紀初,愛因斯坦將物質運動從三維空間引到四維空間去描述,從而產生了一場科學與認識上的革命,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僅讓人類“發現”了原子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極大地推動了人們對太空與原子（和微觀粒子）的認識層次與能力的提高，但愿分形理論的誕生也具有同樣意義，也許在生命（生物）科學與環境科學領域將發現分形理論的重大價值。

思維與理論都是認識論中的基本范疇。正確理解思維與理論，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整個物質世界。

一、對立統一

物質的對立統一性是物質的根本性質。物質在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所有的具體性質都基于物質的對立統一性，都能夠被物質的對立統一性所概括。

物質的對立統一分質的對立統一和量的對立統一，兩種對立統一是同時存在、同時變化的，只是認識的角度不同。物質的質指的是物質的性質，即物質在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所遵循的內在規定性。物質的性質分基本性質和特殊性質。物質的基本性質是指物質在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不隨時間的持續而改變的性質。基本性質是物質固有的性質，是判斷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質的標準。基本性質存在于所有的物質之中，不可產生，不可消滅，也不可轉化，是同一的靜止的客觀存在。基本性質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這一部分基本性質不可脫離那一部分基本性質而獨自存在。物質的特殊性質是指物質在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隨時間的持續而不斷改變的性質，是區別一物質不是它物質的規定性。特殊性質不可脫離基本性質而獨自存在，基本性質是不同特殊性質統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質是對立的存在，表現為可分割，可轉化。但是，特殊性質不可產生，也不可消滅，可轉化是指從這一特殊性質轉化為那一特殊性質。物質的基本性質是所有物質性質統一的原因。物質的特殊性質是物質性質對立的原因。對某一類物質而言，這一類物質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質是這一類物質的類稱基本性質。類稱基本性質包括基本性質和這一類物質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質。當我們給某一具體物質定義的時候，就可以只給出這一物質的類稱特殊性質，并指出其歸屬的類。而其歸屬的類稱基本性質則在經典著作中加以定義。在某一類物質中，不同的物質由同一類稱基本性質來統一。如果這一類稱基本性質的內涵很多，那么，這類物質之間性質的統一性就很強。物質的量就是物質的空間。在緊密相鄰的若干物質中，它們共同擁有的大空間為它們的宏觀空間。它們在量上同一于這一宏觀空間。但是，它們每一個物質各自所完全擁有的小空間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它們在微觀空間上是對立的。如果若干物質，它們共同擁有的宏觀空間很小，而各自分別擁有的微觀空間都很大，那么，這些物質量的對立統一性就很強。在這種很強的對立統一性中，宏觀空間和這些微觀空間之和的差即縫隙空間就很小。

統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質方面，統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質來統一具體的對立的特殊性質的。性質的統一，沒有基本性質的同一，就失去了統一的基礎；沒有特殊性質的對立，就失去了統一的意義，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統一。在空間方面，物質的內在對立性導致這一物質所擁有的同一個宏觀空間被這一物質的若干內層物質確定為若干個微觀空間。如果沒有這一宏觀空間，那么，這若干個微觀空間就失去了統一的基礎；如果沒有這若干個微觀空間，那么，這一宏觀空間的叫法是無意義的。因為它是最微觀的空間，當然是暫時的。因此，在性質和空間上都可以歸納為：對立和統一是相互依存的，沒有對立也就沒有統一，沒有統一也就沒有對立，對立統一是在同一的基礎之上的對立統一。

在物質的類稱基本性質中，也包含著物質的特殊性質。這些特殊性質是基于所有物質共有的相同一的基本性質而存在的。而對于其所屬的若干類稱特殊性質而言，它們也由類稱基本性質中所包含的特殊性質來統一的。所以，對于相接近的具體物質而言，其統一也是（物質的特殊性質）對立性的統一。對立性的統一也可以是一個過程。由于空間的接近，可導致兩物質間性質的相互轉化。也就是說，兩物質間的對立性向兩物質的內部轉化。轉化的結果為，兩物質的統一性加強了。這一過程也可以發生在若干物質間。這一過程說明了，加強空間的統一，就可以加強性質的統一。不同物質之間存在著對立性的同一。這種同一是指特殊性質的同一。物質的對立性的同一是就物質的內涵而言的；物質的對立性的統一是就物質的外延而言的。不同物質，擁有同一的基本性質。物質的基本性質之間不存在性質的對立，也就無所謂物質在基本性質上的對立性的同一。

一、關于德育模式的含義

研究德育模式，應該先弄清“模式”一詞的含義。“模式”一詞源于拉丁文（modus）意思是與手有關的定型化的操作樣式，它最初只是指對操作過程的經驗性的概括，以后這一詞上升到更抽象的意義，一般通用為“方式”。如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20世紀后社會活動的多樣化，又從“方式”中分離出來，意指某種方式中的具體的定型化的活動形式或活動結構。《現代漢語詞典》定義：“模式，某種事物的標準形式或使人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美國兩位比較政治學者比爾和哈德格雷夫認為：“模式是再現現實的一種理論性的、簡化的形式。”英國人丹尼斯·麥奎爾和瑞典人斯文·溫德爾從傳播學角度將模式看作是：“用圖像形式對某一事項或實體進行的一種有意簡化的描述。一個模式試圖表明任何結構或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從以上所述“模式”定義的發展狀況看，“模式”既有抽象性，簡約性特征，但它又不等于具體的事實經驗，它是一般原理與具體條件相結合，原理的共性與具體的個性相結合而形成的活動結構的活動形式。“模式”可以更有效地幫助人們進行工作，提高工作質量和效率。我們研究德育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

關于德育模式，在理查德·哈什等著、傅維利等譯的《道德教育模式》中講到：“德育模式是一種考慮教育機構中關心、判斷和行動過程的方式。它包括關于人們如何發展道德的理論觀點以及促進道德發展的一些原則和方法。”在國內，由于德育的改革實驗及國外德育模式理論的引進，德育模式問題也受到關注，其定義也得到一些探討。有的把德育模式歸入方法范疇；有的強調它與方法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表現出特定的結構與活動序列；還有的認為，德育模式是德育理論以簡化的形式表達出來。究竟如何把握這一概念。首先，德育模式不是德育方法，它與講授、談話等德育方法顯然不屬同一層次；其次，德育模式不是德育計劃，計劃是它的外在輪廓，僅此不足以揭示其內含的德育思想和意向；如前所述，德育模式也不是理論，至少不僅僅是理論，它還內涵著程序、結構、原則、策略等，遠比純理論豐富的多。所以，德育的方法、計劃、理論、結構、程序等都是構成模式的某個要素或側面，對其中任何一項來定義德育模式顯然不太全面，在未能確切定義之前，筆者認為不妨這樣描述：

德育模式是在一定的德育思想理論的指導下，經長期德育實踐而定型的德育活動結構及其配套的實施策略。這個定義包含著理論指導、活動的結構與程序、實施原則、操作要領等諸因素統一結合構成的德育活動形式。

二、關于德育模式的比較

學校德育應實施開放型德育，要開展比較研究，橫向比，縱向比，才能較全面的研究和把握德育模式。

一、人體的自動控制系統

1、人體無意識控制時的全身配合能力。人們長期在意識的控制下生活，就以為控制和協調全身活動的只有意識。其實，意識不控制，人體也協調地進行活動。比如，一個訓練有素的乒乓球運動員，對對手的很多來球，就是靠一種叫做“反應”的現象進行回球的。這樣，他的主要精力就可以放在觀察對手的變化，對付對手的變化上了。這種“反應”是在平時訓練中形成的，不僅有對固定球路的反應，還有對已經出現的變化的反應。這樣。運動員的主要精力就只放在對付新變化上了。有時，對手變化了，自己反應的變化跟不上，就出現運動員自己控制不住的不適應狀態。由于“不適應”，運動員常常會輸給水平低于自己的對手。乒乓球運動員的反應，就是在意識不控制時的全身自動協調行為。乒乓球運動員的不適應狀態，是由于全身自動協調行為處于強勢，意識收不回控制權，不能在意識控制下及時調整行為造成的。

如何解釋意識不控制狀態下全身自動協調行為呢？顯然應該想到有一個意識以外的監視、控制、協調人體全身活動的機制在起作用。

2、自動控制系統──監視、控制、協調全身活動的動物性機制。有一位外國學者提出的一個觀點，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認為，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進化過程中，不可能把原來的能力全部除去，全部換上新的。他認為，人所特有的功能是進化時附加在動物具有的功能之上的。新的功能生成以后，原來的動物性功能還可以起作用。我們用他的觀點看待意核：生成意核前，動物就有一個主管全身活動相互配合的機制，意核是人特有的監視、控制功能，它是附加在動物原有的協調全身活動功能之上的。后者是一個意識以外的，動物性的監視、控制、協調全身活動的機制，我們叫它自動控制系統。意核生成之后，這個自動控制系統還會起作用。

觀察動物的行為就會發現：動物沒有意識，但是動物的大腦也具有協調全身活動的功能。比如，動物中行動最迅速的獵豹，它的快速捕捉獵物的行動必然需要一個協調全身活動的機制，這個協調全身活動的機制起著監視、控制并調整全身活動的作用。獵豹沒有意識，這個協調全身活動的機制顯然不是意識。我把它叫做腦神經自動控制全身活動系統，簡稱自動控制系統。

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兒童在生成意識以前也能夠監視、控制、協調全身的活動，表明他們的大腦有自動控制系統。發現狼孩時，狼孩也沒有意識，但是他們能夠靈活地捕捉獵物，表明他們的大腦也有自動控制系統。這些例子表明，人體內是有自動控制系統的，它是一個動物性協調全身活動的機制。意核生成后這個機制不會消失，意核通過控制這個機制（向這個機制發出指示）獲得對人體全身活動的監視、控制權。我們從意核的生成中知道，意核是大腦的“認識存儲區”發展出來的功能。因此，它不可能在人體中生長出一套獨立的監視、控制系統，通過控制自動控制系統獲得對全身的控制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摘要]財務理論的邏輯起點是該學科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簡單的一個理論范疇，是構建財務理論體系的基礎。但關于邏輯起點的認識還存在著很大的爭論，本文在提出了邏輯起點的標準的基礎上，通過對目前的主要觀點的分析評價，提出了以財務本金和財務目標為起點的雙邏輯起點論。

[關鍵詞]財務理論邏輯起點財務本金財務目標

理論是系統化的理性認識，是對研究的客觀對象的本質及其與周圍環境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中表現出的規律性進行理性思維和高度抽象的結果。財務理論結構是人們基于對財務實踐活動的認識，通過思維活動對財務理論系統的構成要素及其排列和組合方式所作的界定，其功能在于界定財務理論體系的覆蓋內容與容量，揭示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內在邏輯結構與層次關系，梳理財務理論研究的基本脈絡，指導和推動財務實踐的發展。

構建財務理論結構首先要解決如何確定邏輯起點問題。邏輯起點是構建一門學科理論體系和理論結構的出發點，即該學科理論體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簡單的一個理論范疇，它不僅是理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對該學科其他理論要素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整個理論體系的構建起著決定性作用。邏輯起點對理論結構有著直接的影響，不同的邏輯起點會形成不同的理論結構，構建財務理論結構首先必須正確選擇邏輯起點。

一、構成財務理論邏輯起點的基本標準

1．邏輯起點必須具有內生性。首先它作為一個獨立的財務范疇必須是理論體系的基本組成要素，不能置身于理論體系之外，其次它是財務理論最基本的出發點，是財務理論體系中其他理論建立的基礎，所以它應當具備高度的內在邏輯性。只有這樣，它才可能成為整個財務理論研究的主線，從而使整個理論體系具有高度的邏輯性和一定的拓展性和推演性。

在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中。55個少數民族及其先民的文學藝術理論思想，是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當然的組成部分和重要方面。全面挖掘整理、翻譯和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著述，更能完整地展現中華文藝理論思想的悠久、精深和多樣的風貌。

80年代伊始，中國文藝理論批評史學家和奠基人郭紹虞先生就敏感地意識到時代賦予中華文藝理論研究的新機遇，及時地向研究界發出呼吁：“應該擴大我們的研究領域”，改變長期以來“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論”的狀況，并欣悅宣告“兄弟民族理論也有所發現”。自此以后的20年間，我國有一批文藝理論工作者，排除萬難，以開拓者的精神，步入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的豐厚寶地。他們首先從原始資料的搜集、挖掘、整理和翻譯人手，很快地從西雙版納的密林深處，從大小涼山，從雪域高原，從天山腳下，從青海湖濱，從松花江畔，從內蒙古草原——相繼發現了一大批足以令世人驚喜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論著。1981年，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云南)出版了400年前由傣族的祜巴勐(和尚等級中由低到高的第七等級者)撰寫、今人巖溫扁翻譯整理的《論傣族詩歌》，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注目，被譽為“一個重要的發現”。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買買提·祖農、王弋丁主編的《中國歷代少數民族文論選》，這是第一本綜合性的少數民族文藝論著選，收錄了15個少數民族36位論家66篇作品，初步展示了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風貌。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約在一千多年前由彝族理論家舉奢哲和阿麥妮(女)撰寫、今人康健等整理翻譯的《彝族詩文論》。民間文藝研究家賈芝先生在此書序中說：“彝族詩文論手抄本的發現，是繼引人注目的祜巴勐的《論傣族詩歌》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與此同時還出版發表了阿買妮的《彝語詩律論》、布獨布舉的《紙筆與寫作》、布塔厄籌的《論詩的寫作》和舉婁布倫的《詩歌寫作談》。這些文藝論著大約產生于隋唐時代。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魯云濤、劉一沾、馮育柱、于乃昌編篡的《中國少數民族古代美學思想資料初編》，選入有文字的蒙、藏、維、彝、壯、傣、納西等少數民族的古代文藝、美學論著55篇(部)約40余萬字。其中，蒙古族的《〈青史演義〉簡楔》、《〈西游記〉回批》，藏族的《詩鏡》(藏族理論家依據印度擅丁《詩鏡》藏文全文譯著之作)、《畫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十桀手造像量度經疏》、《造像量度經》，維吾爾族的《詩論》、《論詩人藝術的規律》，納西族的《跳神舞蹈規程》、《舞蹈來歷》、《舞蹈的出處和來歷》、《魯般魯繞》、《什羅祖師傳略》等，都是第一次從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全文發表，從一個新的角度展示了少數民族的文藝思想和美學思想。

1990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又相繼推出布麥阿扭、布阿洪、漏侯布哲、實乍苦木等古代彝族理論家撰著的《論彝詩體例》、《彝詩例話》、《彝詩史話》、《詩音與詩魂》、《論彝族詩歌》、

《談詩說文》、《彝詩九體論》等漢文譯本。進入90年代以來，又不斷地有少數民族文藝論著的新發現和結集問世。其中，于乃昌、馮育柱、彭書麟主編并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輯錄了我國55個少數民族和4個古代民族自先秦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下兩千年間，190余位論家的300余篇(部)重要文藝論著，總計逾百萬字，其中包括了90年代以后的更多的新發現和新譯作，舉其要者，如藏族學者薩班·貢嘎堅贊的(樂論)、第巴·桑結嘉措的《白琉璃論獻疑·除銹復原》、《關于詩的文辭修飾》、《藏族的文字》、工珠元丹嘉措的《詩論》、久·米龐的《歌舞幻化音樂》，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熱愛藝術》、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的《樂師史》，滿族學者允祉的《八音樂器說》、唐岱的《繪事發微》、高秉的《指頭畫說》，侗族的《歌詩傳》、《戲師傳》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集成》中，還編入了已確定系少數民族出身而在中國文藝理論思想史上都久負盛名、堪稱大家的論著和精湛而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口頭文藝論和審美論。《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集成》展示了中國少數民族無與倫比的迷人的文藝理論壯茂景觀。以上說明，中國少數民族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是十分豐富而多彩的，是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寶庫中光彩奪目的珠玉，它們為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豐富、發展和繁榮作出了獨特貢獻。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某些文藝理論研究者的視野只局限于漢族的文藝理論領域，而對異彩紛呈的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卻視而不見，成了研究的盲區。這不能說是正常現象。高揚55個少數民族在共同締造中華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大廈中客觀存在的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使中國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摧璨明珠重放光芒，是當代文藝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

二

世界上元素只有100多種，但目前已知化合物已超過1000萬種了。元素是怎樣形成化合物的，這是化學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最早化學家假設原子和原子之間是用一個神秘的鉤鉤住的，這種設想至今仍留下痕跡，化學鍵的鍵字就有鉤的意思。

1916年德國科學家柯塞爾考察大量的事實后得出結論：任何元素的原子都要使最外層滿足8電子穩定結構。金屬元素的原子易失去電子而成為帶正電的陽離子，非金屬元素的原子易獲得電子而成為帶負電的陰離子，從而各自達到稀有氣體元素原子的最外層結構。形成的陰、陽離子靠庫侖力結合成化合物。柯塞爾的理論能解釋許多離子化合物的形成，但無法解釋非離子型化合物。

1923年美國化學家路易斯發展了柯塞爾的理論，提出共價鍵的電子理論：兩種元素的原子可以相互共用一對或多對電子，以便達到稀有氣體原子的電子結構，這樣形成的化學鍵叫做共價鍵。例如，氯氣分子是。

科塞爾和路易斯的理論常叫原子價電子理論。它只能定性地描述分子的形成，化學家更需要對化學鍵作定量闡述。

1927年，海特勒（W．H．Heitler，1904——1981）和倫敦（F．London，1900－1954）用量子力學處理氫分子，用近似方法計算出氫分子體系的波函數和能量獲得成功，這是用量子力學解決共價鍵問題的首例。1930年，鮑林更提出原子成鍵的雜化理論（雜化軌道理論）。1932年，洪德把單鍵、多鍵分成σ和π鍵兩類。σ鍵指在沿著連結兩個原子核的直線（對稱軸）上電子云有最大重疊的共價鍵，這種鍵比較穩定。π鍵是沿電子云垂直于這條直線方向上結合而成的鍵，這種鍵比較活潑。這就使價鍵理論進一步系統化，使經典的化合價和化學鍵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

一

關于社會改革深化的時代大潮與電視藝術理論批評與美學建設自身深化的關系問題。

這兩者深化的對應關系，即電視藝術理論批評建設與美學的深化應當取決于并對應著整個社會改革大潮的深化，本來是老生常談的一條原則。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理論發展的動力，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理論的生命在于它或遲或早能指導實踐。但是，較長時期以來，無論是文學還是電視藝術領域，每當創作的實踐順應整個社會變革思潮的前進，沖破了現成理論框架的束縛，即現成的理論已經闡釋和概括不了新鮮的創作經驗，甚至已經證明現成的某種理論指導是有悖于創作的發展時，我們往往不是科學地考慮理論自身應當如何調整、充實和發展，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創作“越了軌”。這種僵化的思維定勢不僅妨礙了創作的繁榮，而且也自然損害了理論自身的聲譽和尊嚴。

物極必板。于是創作界有了一種責難理論、甚至排斥理論的呼聲，理論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種索性主張建設“與創作實踐根本不搭界”的“純理論”的主張。而日新月異的創作現實，又總是對應著社會變革的歷史大潮的，因此這“純理論”也就自然與社會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認，文學、電視藝術理論建設尤其是美學建設確實都應有專門人才側重于對藝術本體進行高層次抽象思維的“純理論”建設。而我們民族傳統的文藝理論之所以抽象思維能力和邏輯演繹能力都還不夠發達，恐怕也多少與我們缺乏這種“純理論”建設有關。這一點，只消把劉勰的《文心雕龍》、陸機的《文賦》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賀拉斯的《詩藝》作個比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爾曾指出中國哲學思辨不發達，連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也可以發現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在中國，代數學很早就很發達，而幾何學則不然。這大概是因為代數重在“求算”，而幾何則重在“求證”。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來了，如南北朝時代的祖沖之，就早于歐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圓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并著有《綴術》、《九章術義注》等書。但凡“求證”的則很晚才證出來，如古希臘就已發現的幾何學上的歐幾里德定理，我們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啟在《幾何原本》中譯介過來。這些都足以證明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實際存在的這一弱點。說它是弱點，因為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從這個意義上講，呼吁整個電影理論建設中應有專門人才去從事這種“純理論”建設，以促進理論思維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這種“純理論”建設，我以為也必須對應整個社會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須從整個社會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覺汲取動力。從發生論的觀點看，無論是文學界還是電影界，新的理論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評方法的崛起，從根本上講，都是既起因于對整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思潮的觀照，又是整個社會改革、開放的時代思潮在審美領域里抽象思維成果的直接體現。試想，沒有社會改革、開放的總背景，西方文藝理論批評的一些新鮮思維成果，如闡釋學、現象學、符號學和意識形態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進到我國新時期的文藝理論批評領域里來嗎？文學、影視藝術理論批評的日趨細密化、理論化、科學化，是對應著整個社會改革的深化，理論批評自身也隨之深化的必然結果。而且，一個國家電視藝術理論批評與美學的建設，無論是實踐性強的理論建設還是所謂的抽象性強的“純理論”建設，都不能脫離這個國家的國情和它的經濟實力及文化傳統。因此，在我國，理論批評要深化，要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嚴和相對獨立的品格。但無論如何，文藝理論批評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覺地對應整個社會變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覺地從中汲取動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勢。

一、做大做強中國保險業必須繁榮保險理論研究

繁榮保險理論研究既是中國保險業做大做強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又在做大做強中國保險業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難以想象，沒有理論支撐的行業和企業能夠生存，能夠發展，能夠壯大。

國內外行業發展的實踐表明，發展水平較高的行業往往具有強大的理論研究能力和較高的理論研究水平，具體體現在充足的理論研究投入、高素質的理論研究隊伍、權威的理論研究成果、先進的理論研究方法和完善的理論研究學科體系等多個方面。美國保險業發展水平全球領先。一方面，其保險企業在全球保險市場具有強大的市場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其保險理論研究成果對行業發展發揮導向性作用。保險業償付能力監管中的風險資本（RiskBasedCapital）方法，就是由美國保險監督官協會（NAIC）首先研究開發，目前已經為許多國家所采用。中國證券業起步較晚但成長迅速，基本上保持了與國際同步。這與其重視理論研究關系密切。證券行業研究人員占比、學歷層次、研究投入水平遠遠超過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水平，每年都涌現出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成為證券業不斷創新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國內外的經驗告訴我們，繁榮保險理論研究是中國保險業做大做強的題中應有之義。就繁榮保險理論研究對做大做強中國保險業的作用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繁榮保險理論研究有助子保險業樹立科學的發展觀

一段時期內，國內保險企業存在重規模、輕效益，重業務、輕管理；不講誠信、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等消極現象，這是缺乏科學發展觀指導的表現。保險業改革與發展的新形勢要求我們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即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只有加強保險理論研究，研究如何滿足人的需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堅持以人為本這個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只有加強保險理論研究，才能全面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做大做強的科學內涵；只有加強保險理論研究，才能創新觀念，統籌兼顧，正確認識和處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之間、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保險業內部產壽險和再保險之間、承保業務與資金運用之間、保險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功能之間的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實現做大做強中國保險業的目標。

應該承認，新時期以來中學語文教育實踐的主流是充滿生機的。但無庸諱言，作為母語教育的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也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零散、沉滯與無序，使得它和語文教育實踐、和日新月異的時展趨向不盡協調。本文擬就個人思考之所及，對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領域存在并仍然潛滋暗長的若干非正常因素略陳二三。

1、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的無中心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領域缺乏權威性統一研究機構。作為民間學術團體、中語界唯一的全國性研究機構——全國中語會及地方各級中語會，近些年來由于受諸多社會因素的制約，它在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方面的力度及影響呈弱化趨勢。不少基層中語會實際上早已形同虛設。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所屬教研室的專業教研人員也往往成年累月地忙于繁雜事務，忙于各類考務而難以專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一線教師中的不少人或因學術造詣、理論修養的力不從心，或因條件所限而難以使研究趨向深入。在眾多的語文教學專業期刊中，真正能在語文教育理論研究上獨樹一幟的也屈指可數。于是，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在宏觀上呈“散兵游勇”狀，在微觀上呈“人自為戰”狀，既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研究導向中心，也沒有形成頗具實力的研究陣容，當然也就難以使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系統化，使之走向整體性與高層次。

2、語文教育理論研究內容（課題）的無序與模糊

就整體看，新時期以來的語文教育研究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從專家到教師，都想在攻克語文教育這一難題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樹。但是，如果對近十幾年來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現狀作冷靜的觀察與思考，即可發現，在這理論研究空前活躍的另一面，卻又給人以濃重的撲朔迷離之感，面對令人頭暈目眩的語文教育思想，一方面是理論研究者各執一辭，認定自己的觀念是“五岳獨尊”；另一方面是在第一線工作的語文教師多數對此難以接受且深感無所適從。今天強調布魯姆目標分類教學的著手成春，明天宣揚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神奇妙用；今天說語文教育要以德育為主，明天稱語文教育要以工具性為重；今天說語文教育要限制科學主義，弘揚人文主義，明天講語文教育要使塑造健康人格與發展語文能力同步。對寫作教學有研究的，認定寫作是語文教育的第一要素；對閱讀教學有探索的，強調閱讀能力是語文能力的核心內容。甚至在教材的選文比例問題上，直到今天仍然爭執不休。有人堅持當代語文教材要削減文言文分量，有人則認為教材選文要以文言文為主。時至今日，只要認真閱讀各類語文報刊的若干文章（其中包括一些專家學者的大作），我們仍然會強烈地感受到各種語文教育觀念的無序與模糊。面對這樣一種局面，如果有迷惘者站出來，求教于莘莘研究者——語文到底該怎么教？語文教師到底該如何當？那將是怎樣一種場面呢？筆者在此絕無非難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之意（筆者也曾涉獵其中）。學術昌明，從來都是有益無害的。只是認為，在這曠日持久、莫衷一是的爭鳴之中與爭鳴之后，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界沒有一個中心機構來對這些學術性見解進行哪怕是初步的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篩選和再研究工作，以致使相當一部分語文教師（包括相當一部分研究人員）難以發現這異彩紛呈的各種學術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系，更難以使這些零散的教育理論觀念臻于整飭。結果，它們也就很難對語文教育實踐起具體而有效的指導作用，有時甚至會對實踐產生誤導。我們完全可以靜心想一想，長期以來，各類專業報刊上發表的語文教育理論文章怎一個“多”字了得，其中不少文章確有一定的甚至很高的學術水平和實踐價值。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文章發表之后，充其量或則由權威報刊轉而載之，或則引起部分讀者當時情感上的共鳴和認識上的趨同，然而時過境遷之后，就如同天女散花般地煙消云散了。這不能不說是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的重大損失，這種零散、無序的格局如果得不到改變，損失仍然會繼續下去。

3、對語文教育專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單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