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權范文10篇

基層政府是我國最基層的政權組織，是黨在農村工作的戰斗堡壘文秘部落，基層領導是執行黨和國家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的最前沿一支領導隊伍。因此，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能否充分發揮基層領導者的權威作用，直接關系到黨在基層的執政能力、執政地位，關系到黨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的發揮，關系到黨的事業的成敗、國家政權的穩定和小康社會建設步伐。

一、基層領導權威的重要作用

所謂領導權威即影響力，是職務權威（即權力）和信任權威（即威信）構成的。職務權威是組織和人民賦予的。職務權威具有強制性、外在性，它是由領導者的職位和社會觀念決定的，對于一個基層領導者來講，職務權威是外來的東西，當在其位時，它與你結合在一起，一旦職位解除，它就自然和你分離。信任權威則是基層領導者在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具有滲透性和內在性，是由基層領導者的品德、才能，實踐經驗、思想水平、群眾關系、執政能力、工作方法等因素產生的，在一般情況下，職務是個常數，不論哪個領導者，只要是同一等級和同一范圍的領導職位，就具備相同的權力，相同的職務權威。而信任權威則是一個變量，它可因領導者素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也可以因一個領導者在不同時間和空間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而有所差異，所以基層領導權威的大與小、高與低起決定作用的是信任權威，是人格的力量。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當領導者的信任權威和普通常人的信任權威等同時，或不及常人的信任權威時，就說明該領導的領導權威喪失殆盡，就是一個不稱職的領導者了。一般來說，領導者沒有和領導者職位相適應的信任權威時，就應該調整其職務。

基層領導權威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主面：

（一）職務權威（即權力）是進行領導活動的必備條件。人類社會的領導活動總和權力關系聯系在一起。領導權力可以使領導擁有強制下屬的力量，憑借權力可左右下屬的行為、處境、前途和命運。隨著基層政府職能轉變，其領導職務權威逐漸弱化。

（二）基層領導的信任權威與領導功能是同向同步，水乳交融，密切聯系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些古訓也正是對領導權威特別是領導者信任權威作用的最好注釋。具體的講，基層領導的信任權威作用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行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應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制約機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就有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憑借機構或職務上的便利，非規范地運用或濫用公共權力滿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變成貪官污吏。腐敗行為對國家形象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嚴峻考驗著社會的承受能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腐敗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如果我們舍本逐末，只講教育和‘嚴打’而沒有解決源頭上的問題，腐敗蔓延的勢頭恐怕是很難得到遏制的。”

2、權力尋租現象突出

當前我國處于政治、經濟轉型時期，相關的制度及法律還不健全，為權力腐敗留下了生存空間。在行政領導權力歸少數人所有與支配的社會形態中，利益錯位、權力角逐和特權化等腐敗現象司空見慣。權權交易、權法交易、權錢交易以及權力尋租的現象比較嚴重。這些權力腐敗現象渙散黨心民心，損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危害，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摘要：“再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感覺那好像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工人階級要在階級斗爭中和向自然界的斗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沒有出路的。”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愛無疑是人類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對于一個博學善思的民族而言，愛一個人不是指愛他給我們留下和提供的結論，而在于愛他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包括他對我們的批評。提出的那些問題依然困擾著現代人類，他的批評今天依然有力量。自這個偉人逝世后中國與世界所發生的變化已經表明：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當代就不可能不是一個毛主義者，無論‘葛蘭西派’（Gramscians）還是‘阿爾杜塞派’（Althusserians）其實都一樣。毛是第一個在歷史的終結處開始思考的思想者，在這個意義上，他值得我們去愛戴。這意味著：我們不應回避他向我們提出的問題，特別是他對我們的批評。”[1]

――AlainBadiou，ThecultureRevolution:ThelastRevolution？

【摘要】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以領導科學作為共同結構，是領導能力高度升華的體現。領導權術和領導藝術所具有的科學性共同構成其存在基礎，而對待信念的態度則成為其異質性的分野所在。新時代，唯有將“以人民為中心的領導思想”作為理念遵循，做到“領導為了人民，領導依靠人民，領導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實現領導權術向領導藝術的轉變。

【關鍵詞】領導權術；領導藝術；領導者；同構；異質無論

我們說一個領導者是精通權術也好，還是極具藝術也罷，都毫無疑問是對其領導能力的肯定。有趣的是，當我們把權術與藝術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時，給人的感覺卻是大相徑庭、高下立見，甚至二者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權術這一概念總是與中國古代社會的陰謀詭詐之術聯系在一起，因此其內涵也從最初的“權衡之法”變成了如今所理解的“權謀之術”，通常給人的感覺是貶義的；藝術一詞則恰恰相反，往往是創造性和超功利性的體現，一般多為中性的或者是褒義的。那么這樣兩個概念在具體轉化為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時，它們在結構上和性質上究竟存在著哪些差異和共性呢？

一、領導科學：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共同結構

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建立在領導者對領導科學高度的領會和深層次的把握之上的，任何脫離領導科學而空談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行為都是極度危險的。有不少人容易望文生義，一看到權術或藝術的字眼就片面地認為領導藝術和領導權術只是個人風格化的東西，卻沒有認識到領導科學構筑了二者的基本形態和架構。也正是因為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以領導科學作為其共同的結構，所以二者都是領導能力的體現。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科學乃是對事物本質性和規律性的總結，并且都以系統化理論體系的方式呈現出來。領導科學當然也不會例外，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領導權術還是領導藝術的形成，都必須重視系統性的理論學習。對領導力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系統性的學習是領導者提升領導能力的基本原則和根本方法，并且有助于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樹立全局意識、統籌意識和創新意識，使其能夠做到見微知著、舉一反三。當今時代背景下，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領導者每天需要面對各種紛繁復雜、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曾在中共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現在，我們遇到的問題中，有些是老問題，或者是我們長期努力解決但還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或者是有新的表現形式的老問題，但大量是新出現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者所做出的決策和判斷能夠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的需要。黨的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新時代的領導者必須具備科學的領導觀念、系統性的工作方法和綜合性的思維方式，做到權衡利弊，統籌全局。當然，科學并不是只談理論，而是要作用于實踐的。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1］292他還指出：“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1］292同樣地，領導科學也不只是簡單地通過理論的學習就可以掌握的，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是來源于領導者日常生活中領導經驗的積累。片面地重視理論并不是科學性的體現，對于領導活動而言也是十分危險的。“紙上談兵”的故事就是個最好的案例。趙括自幼熟讀兵書，對兵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他的父親趙奢，但在之后的長平之戰中，因為缺乏實戰經驗而不知變通，導致四十萬趙兵被秦軍坑殺，從此趙國江河日下。這種只知道夸夸其談的行為絕稱不上是權術或是藝術。不過，如果只是單純地積累經驗，并將理論作用于實踐，那么這個人充其量也只是一個普通的領導者，還遠遠達不到權術或藝術的高度。那些優秀的領導者除了是理論的實踐者，往往還是理論的修正者和創造者。他們或許并未對理論工作進行過最后的梳理，但一定都對理論有著自己獨到和創造性的理解。這是因為，領導科學作為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共同結構，既重視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也注重對實際生活中領導工作和經驗的總結與升華，以達至理論的第二次飛躍。說：“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1］293可見，只有做到自我創造、自我實踐和自我修正，理論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才能得以保證；領導者也只有通過理論的學習、經驗的積累和規律的總結，才能真正打開通往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之路的大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善良的人可以用它來造福人類，邪惡的人也可以用它來危害人間。領導科學同樣如此，這世界上既有像諸葛亮這樣極具領導藝術之人，同時也存在像司馬懿這樣精通領導權術之人。雖然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都以領導科學作為基本形態，從而保證了其自身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但其在實踐中所造成的結果是天差地別、完全不同的。有不少人將權術與藝術的這種差異性完全歸因于某種外在因素，即領導主體的人格的好壞。這些人簡單地認為只要是好人運用領導科學就是領導藝術，而壞人運用領導科學就是領導權術。這種判斷無疑是不準確和錯誤的，它并沒有從權術與藝術的內在性質出發來看待二者之間的真正區別，因此也無法真正指導我們避免領導藝術向領導權術的墮落性轉化。實際上，造成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在結果上的差別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性質上的不同。

二、領導信念：領導權術與領導藝術的分野所在

自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組織行為學家、心理學家從不同角度，對領導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經歷了幾十年的演進，已經由一般的領導形態學（Morphologyofleadership）、領導生態學（Ecologyofleadership）發展為領導動態學（Dynamicsofleadership）研究，導致了領導權變理論的誕生與發展，成為當今西方領導理論的主流。因此，回顧領導權變理論的產生歷史，科學地評介這種領導理論，對于我國的領導科學的發展不無積極意義。

從權變理論的產生到現在只有20多年的時間，但是它的影響已經波及到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許多領域，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們逐漸地認識到，要找到一個適合于任何組織、任何性質工作和任務、任何對象的固定的領導性格特質、領導類型和領導行為方式，都是不現實的，明白了組織管理應根據組織所處的內部和外部條件隨機應變。普遍認為領導過程是領導者、被領導者及其環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領導的有效性＝f（領導者、被領導者、環境）。領導的效率與領導者所處的具體情境和環境有關，不能用固定的模式進行管理。

權變理論（Contingencytheory）或情境理論（Situationtheory）的基本觀點認為，不存在一成不變，普遍適用的最佳管理理論和方法，組織管理應根據組織所處的內部和外部條件隨機應變。權變理論把內部和外部環境等因素看成是自變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術看成是因變量，因變量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管理者應根據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來確定一種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權變理論的產生，起源于系統理論的發展，系統理論強調從整體出發而不是從局部出發去研究事物。Tovistock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將系統論用于管理過程，提出了“社會——技術系統”理論，指出所謂社會技術系統是指一個企業是由各種子系統構成的完整系統。其中包括目標價值系統、組織結構系統、心理社會系統和管理系統等等。在企業中，各子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具有系統的開放性。組織中的個人和群體的社會——心理因素必須同技術——環境因素相適應，才能達到最佳的組織績效。因此，權變理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組織績效看成是這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領導權變理論是繼領導者行為研究之后發展起來的領導學理論。這一理論的出現，標志著現代西方領導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現代傳媒的發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話，無所不能的現代技術和光怪陸離的資訊及想象的合謀，使傳媒的整體形象正趨于"人妖之間"。一方面，它幾乎無處不在地填充著日常生活，以盡其所能的方式為所有的人提供"滿足"和欲望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它似乎僅僅是看得見的可供選擇的視覺符號；一方面，也正是這些貌似"親和"的符號，"不為人知"地改變和控制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見的隱形之手"。因此，傳媒研究成為當下學界的一門顯學，就不應將其看作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庸俗時尚。這個由印刷和電子符號構成的幻覺世界，使人們產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換的虛幻感，在傳媒中構成的那個世界不斷地閃滅，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現代"故事"，就象街頭廣告一樣，它若隱若現但并不屬于你，同時，我們在傳媒不間斷的宣諭中又時常體驗著快樂和需要。傳媒帶來的失落和滿足，背后隱含的也就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復雜心態。

現代傳媒改變了傳統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被稱為"印刷資本主義"的早期現代傳媒的出現，使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無須再面對面就可以實現。生產和交流方式決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傳媒為中心。更重要的是，傳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帶著它的觀念一起走進現代社會的。現代傳媒在中國的出現，是被現代化的追求呼喚出來的，它適應了社會政治動員的需要，國家與民族的共同體認同，被現代傳媒整合起來。或者說，是現代傳媒推動或支配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動向。那些與現代民族國家相關的觀念和思想，正是通過傳媒得以播散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傳媒甚至成了某一時代的象征。比如"五四"與《新青年》，延安與《解放日報》，新中國與《人民日報》，與"兩報一刊"等等。因此，傳媒被稱為"一種新型的權力"。1這個權力不止是話語權力，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如果為民間社會所認同，它也就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傳媒和文化領導權的關系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當然，問題遠不這樣簡單。在阿帕杜萊看來，"印刷資本主義的革命，以及由它釋放出來的文化凝聚力與對話關系，只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個作用有限的先驅。"當電子傳媒統領了這個世界之后，虛假的"地球村"帶給我們的矛盾則是："一方面是個人與個人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異化狀態和心理距離，另一方面則是那種天涯若比鄰的電子幻覺（或夢魘）。我們正是在這里才開始觸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種文化進程的核心問題"。2因此傳媒的復雜性可能是我們在當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與傳媒密切相關，但我將重點討論的問題，限定于傳媒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關系上。

一

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葛蘭西首先提出的。英語hegemony在中文的翻譯中多譯為"霸權"，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霸權"同湯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極為相似。在葛蘭西的理論中，研究者和翻譯者將其譯為"領導權"是非常準確的。文化領導權就是"文明的領導權"，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則，是民眾同意的領導權。它不是意識形態的強制推行，也不是對某種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為前提并最終得以實現的。葛蘭西這一理論的提出，原本是試圖探尋出一條適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結構和革命勝利前的沙皇俄國的國家政權結構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羅斯，（革命前的）國家是包羅萬象，代表一切，市民社會卻是方興未艾，呈現膠狀凍結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之間有著適當的關系，一旦國家根基動搖，則市民社會堅實的基礎就顯現出來。西方的國家只是城市外圍的壕溝，在它之后屹立著堡壘圍墻般的強有力的體系。因此，在發達的西方社會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象俄羅斯那樣僅僅通過"運動戰"-----用暴力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徑是應該通過"陣地戰"的形式，在市民社會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的道德和文化的領導權。他的具體解釋是："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兩條途徑來表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統治者’和作為’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一個社會集團統治敵對集團，它總想’清除’他們，或者有時甚至動用武力對他們進行鎮壓；它領導著與它親近的和它結成聯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的確也必須在取得政府權力之前已經在行使’領導權力’（這的確是贏得這種權力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權力的時候，接著它就變成統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權力，也仍然繼續’領導’"3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著"領導權"永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處在被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

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中，"市民社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它是與"國家"不同的屬于上層建筑的概念。在他看來，強制，統治，暴力屬于國家；而同意，領導權，文明則屬于市民社會："現在我們固定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筑方向-----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即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另一個可以稱作’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符合于統治集團對整個社會行使的’領導權’功能，另一個方面則符合于通過國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統治’或指揮。"4在另一處他又說："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象社會，工會或者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5因此，市民社會是指不受國家干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沒有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也就不能訴諸實施。同樣的道理，國家也并不等于強權政治，它還必須有為民眾認同的倫理基礎，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道德國家"，"文化國家"。6葛蘭西的這一理論，他自認為是來自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他說：領導權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負責（制定和實現）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來自列寧的理論，新近出版的著作還認為："’領導權’概念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他主要強調的是政治領導權，其核心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暴力奪取政權。"8葛蘭西的自述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在列寧的著作中根本沒有出現過領導權（hegemony）這個詞。而研究者試圖用譜系的方法尋找葛蘭西理論的來源，但其論證出來的結果恰恰說明了列寧理論與葛蘭西的矛盾。也就是說，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暴力奪取政權的理論，而葛蘭西所強調的是通過道德與知識在市民社會建立起文化的領導權。列寧是急風暴雨式的，是"運動戰"，葛蘭西是漸進式的，是"陣地戰"。因此葛蘭西與列寧不存在譜系關系。倒是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在《對〈獄中札記〉的歷時性解讀》中，對葛蘭西的理論來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葛蘭西眼中注視著列寧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記著馬克思的思想。葛蘭西的研究者們沒有記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版中不僅談到’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而且還談到’由市民社會和人民群眾重新奪回國家權力’。"9因此，葛蘭西的關于領導權理論的來源，毋寧說來自馬克思更可靠。

自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組織行為學家、心理學家從不同角度，對領導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經歷了幾十年的演進，已經由一般的領導形態學（Morphologyofleadership）、領導生態學（Ecologyofleadership）發展為領導動態學（Dynamicsofleadership）研究，導致了領導權變理論的誕生與發展，成為當今西方領導理論的主流。因此，回顧領導權變理論的產生歷史，科學地評介這種領導理論，對于我國的領導科學的發展不無積極意義。

從權變理論的產生到現在只有20多年的時間，但是它的影響已經波及到組織行為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的許多領域，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們逐漸地認識到，要找到一個適合于任何組織、任何性質工作和任務、任何對象的固定的領導性格特質、領導類型和領導行為方式，都是不現實的，明白了組織管理應根據組織所處的內部和外部條件隨機應變。普遍認為領導過程是領導者、被領導者及其環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領導的有效性＝f（領導者、被領導者、環境）。領導的效率與領導者所處的具體情境和環境有關，不能用固定的模式進行管理。

權變理論（Contingencytheory）或情境理論（Situationtheory）的基本觀點認為，不存在一成不變，普遍適用的最佳管理理論和方法，組織管理應根據組織所處的內部和外部條件隨機應變。權變理論把內部和外部環境等因素看成是自變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術看成是因變量，因變量隨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管理者應根據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來確定一種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權變理論的產生，起源于系統理論的發展，系統理論強調從整體出發而不是從局部出發去研究事物。Tovistock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將系統論用于管理過程，提出了“社會——技術系統”理論，指出所謂社會技術系統是指一個企業是由各種子系統構成的完整系統。其中包括目標價值系統、組織結構系統、心理社會系統和管理系統等等。在企業中，各子系統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具有系統的開放性。組織中的個人和群體的社會——心理因素必須同技術——環境因素相適應，才能達到最佳的組織績效。因此，權變理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組織績效看成是這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領導權變理論是繼領導者行為研究之后發展起來的領導學理論。這一理論的出現，標志著現代西方領導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基本情況：

**鎮共有9個村，是在原19個村的基礎上于2001合并而成的。從**年開始，我鎮在**村實行支部書記和村主任一肩挑，2008年，通過村委會換屆選舉，支部書記當選村委會主任的村有3個，分別是大莊子村、巴扎街村、和**村，其他還有3個村是黨員黨員當選村委會主任，為推行“一肩挑”奠定了群眾基礎和組織保證。

二、對村干部的監督方式：

由于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一肩挑”，可以說村上的大小事情，最后拍板決策的似乎就是“一人”了，財務審核審批也只有一人簽字了。針對干部權力相對集中的實際情況，**鎮對村干部的監督采取的方式主要有3種：一是農經站、村理財小組監督，按時公布、公示支出。二是黨員或群眾代表、群眾會議監督。重要事項在黨員大會、村民代表會或村民大會（很少采用，只有“一事一議”等事上采用）上討論通過，然后實施。三是領導監督，通過檢查工作，或進村入戶了解情況進行監督。

三、目前存在的不足：

一是對“一肩挑”村領導在事務性決策方面監督不夠，有決策隨意性傾向。在原村組合成的大村，“一肩挑”村的主要領導和小組長相互監督不規范、不到位，在沒有產生村主任的組的村民不關心村主任的事，只關心本組組長的事，不太過于關注監督“一肩挑”的干部，甚至還有村民（沒有選“一肩挑”干部的村民）不愿讓“一肩挑”的干部關注該組事情；二是發揮村“兩委”專職委員作用不夠，僅僅是讓他們開開會、議議事、聽聽通報、學學文件，沒有安排具體負責的工作，這樣一來，村“兩委”專職委員對村中重大事情了解的不夠深、不夠細，無法在議事決策上提出可行性意見建議；

現代傳媒的發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話，無所不能的現代技術和光怪陸離的資訊及想象的合謀，使傳媒的整體形象正趨于"人妖之間"。一方面，它幾乎無處不在地填充著日常生活，以盡其所能的方式為所有的人提供"滿足"和欲望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它似乎僅僅是看得見的可供選擇的視覺符號；一方面，也正是這些貌似"親和"的符號，"不為人知"地改變和控制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見的隱形之手"。因此，傳媒研究成為當下學界的一門顯學，就不應將其看作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庸俗時尚。這個由印刷和電子符號構成的幻覺世界，使人們產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換的虛幻感，在傳媒中構成的那個世界不斷地閃滅，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現代"故事"，就象街頭廣告一樣，它若隱若現但并不屬于你，同時，我們在傳媒不間斷的宣諭中又時常體驗著快樂和需要。傳媒帶來的失落和滿足，背后隱含的也就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復雜心態。

現代傳媒改變了傳統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被稱為"印刷資本主義"的早期現代傳媒的出現，使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無須再面對面就可以實現。生產和交流方式決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傳媒為中心。更重要的是，傳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帶著它的觀念一起走進現代社會的。現代傳媒在中國的出現，是被現代化的追求呼喚出來的，它適應了社會政治動員的需要，國家與民族的共同體認同，被現代傳媒整合起來。或者說，是現代傳媒推動或支配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動向。那些與現代民族國家相關的觀念和思想，正是通過傳媒得以播散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傳媒甚至成了某一時代的象征。比如"五四"與《新青年》，延安與《解放日報》，新中國與《人民日報》，與"兩報一刊"等等。因此，傳媒被稱為"一種新型的權力"。1這個權力不止是話語權力，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如果為民間社會所認同，它也就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傳媒和文化領導權的關系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當然，問題遠不這樣簡單。在阿帕杜萊看來，"印刷資本主義的革命，以及由它釋放出來的文化凝聚力與對話關系，只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個作用有限的先驅。"當電子傳媒統領了這個世界之后，虛假的"地球村"帶給我們的矛盾則是："一方面是個人與個人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異化狀態和心理距離，另一方面則是那種天涯若比鄰的電子幻覺（或夢魘）。我們正是在這里才開始觸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種文化進程的核心問題"。2因此傳媒的復雜性可能是我們在當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與傳媒密切相關，但我將重點討論的問題，限定于傳媒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關系上。

一

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葛蘭西首先提出的。英語hegemony在中文的翻譯中多譯為"霸權"，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霸權"同湯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極為相似。在葛蘭西的理論中，研究者和翻譯者將其譯為"領導權"是非常準確的。文化領導權就是"文明的領導權"，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則，是民眾同意的領導權。它不是意識形態的強制推行，也不是對某種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為前提并最終得以實現的。葛蘭西這一理論的提出，原本是試圖探尋出一條適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結構和革命勝利前的沙皇俄國的國家政權結構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羅斯，（革命前的）國家是包羅萬象，代表一切，市民社會卻是方興未艾，呈現膠狀凍結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之間有著適當的關系，一旦國家根基動搖，則市民社會堅實的基礎就顯現出來。西方的國家只是城市外圍的壕溝，在它之后屹立著堡壘圍墻般的強有力的體系。因此，在發達的西方社會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象俄羅斯那樣僅僅通過"運動戰"-----用暴力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徑是應該通過"陣地戰"的形式，在市民社會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的道德和文化的領導權。他的具體解釋是："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兩條途徑來表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統治者’和作為’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一個社會集團統治敵對集團，它總想’清除’他們，或者有時甚至動用武力對他們進行鎮壓；它領導著與它親近的和它結成聯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的確也必須在取得政府權力之前已經在行使’領導權力’（這的確是贏得這種權力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權力的時候，接著它就變成統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權力，也仍然繼續’領導’"3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著"領導權"永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處在被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

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中，"市民社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它是與"國家"不同的屬于上層建筑的概念。在他看來，強制，統治，暴力屬于國家；而同意，領導權，文明則屬于市民社會："現在我們固定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筑方向-----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即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另一個可以稱作’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符合于統治集團對整個社會行使的’領導權’功能，另一個方面則符合于通過國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統治’或指揮。"4在另一處他又說："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象社會，工會或者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5因此，市民社會是指不受國家干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沒有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也就不能訴諸實施。同樣的道理，國家也并不等于強權政治，它還必須有為民眾認同的倫理基礎，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道德國家"，"文化國家"。6葛蘭西的這一理論，他自認為是來自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他說：領導權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負責（制定和實現）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來自列寧的理論，新近出版的著作還認為："’領導權’概念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他主要強調的是政治領導權，其核心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暴力奪取政權。"8葛蘭西的自述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在列寧的著作中根本沒有出現過領導權（hegemony）這個詞。而研究者試圖用譜系的方法尋找葛蘭西理論的來源，但其論證出來的結果恰恰說明了列寧理論與葛蘭西的矛盾。也就是說，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暴力奪取政權的理論，而葛蘭西所強調的是通過道德與知識在市民社會建立起文化的領導權。列寧是急風暴雨式的，是"運動戰"，葛蘭西是漸進式的，是"陣地戰"。因此葛蘭西與列寧不存在譜系關系。倒是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在《對〈獄中札記〉的歷時性解讀》中，對葛蘭西的理論來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葛蘭西眼中注視著列寧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記著馬克思的思想。葛蘭西的研究者們沒有記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版中不僅談到’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而且還談到’由市民社會和人民群眾重新奪回國家權力’。"9因此，葛蘭西的關于領導權理論的來源，毋寧說來自馬克思更可靠。

摘要：當前，我國腐敗瀆職事件時有發生，行政權力異化現象不斷出現。要遏制這些事件的發生，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

關鍵詞：行政領導權力異化防范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行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應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制約機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就有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憑借機構或職務上的便利，非規范地運用或濫用公共權力滿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變成貪官污吏。腐敗行為對國家形象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嚴峻考驗著社會的承受能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腐敗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如果我們舍本逐末，只講教育和‘嚴打’而沒有解決源頭上的問題，腐敗蔓延的勢頭恐怕是很難得到遏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