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權力范文10篇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行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應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制約機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就有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憑借機構或職務上的便利，非規范地運用或濫用公共權力滿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變成貪官污吏。腐敗行為對國家形象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嚴峻考驗著社會的承受能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腐敗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如果我們舍本逐末，只講教育和‘嚴打’而沒有解決源頭上的問題，腐敗蔓延的勢頭恐怕是很難得到遏制的。”

2、權力尋租現象突出

當前我國處于政治、經濟轉型時期，相關的制度及法律還不健全，為權力腐敗留下了生存空間。在行政領導權力歸少數人所有與支配的社會形態中，利益錯位、權力角逐和特權化等腐敗現象司空見慣。權權交易、權法交易、權錢交易以及權力尋租的現象比較嚴重。這些權力腐敗現象渙散黨心民心，損害政府公正形象,使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危害，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摘要：當前，我國腐敗瀆職事件時有發生，行政權力異化現象不斷出現。要遏制這些事件的發生，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

關鍵詞：行政領導權力異化防范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行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應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制約機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就有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憑借機構或職務上的便利，非規范地運用或濫用公共權力滿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變成貪官污吏。腐敗行為對國家形象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嚴峻考驗著社會的承受能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腐敗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如果我們舍本逐末，只講教育和‘嚴打’而沒有解決源頭上的問題，腐敗蔓延的勢頭恐怕是很難得到遏制的。”

摘要：當前，我國腐敗瀆職事件時有發生，行政權力異化現象不斷出現。要遏制這些事件的發生，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

關鍵詞：行政領導權力異化防范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行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應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制約機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就有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憑借機構或職務上的便利，非規范地運用或濫用公共權力滿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變成貪官污吏。腐敗行為對國家形象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嚴峻考驗著社會的承受能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腐敗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如果我們舍本逐末，只講教育和‘嚴打’而沒有解決源頭上的問題，腐敗蔓延的勢頭恐怕是很難得到遏制的。”

摘要：當前，我國腐敗瀆職事件時有發生，行政權力異化現象不斷出現。要遏制這些事件的發生，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

關鍵詞：行政領導權力異化防范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1、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行政領導權力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公共利益。但如果缺乏相應的利益協調和權力制約機制，在權力行使過程中就有可能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憑借機構或職務上的便利，非規范地運用或濫用公共權力滿足私人欲望，管理者就變成貪官污吏。腐敗行為對國家形象和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嚴峻考驗著社會的承受能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腐敗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如果我們舍本逐末，只講教育和‘嚴打’而沒有解決源頭上的問題，腐敗蔓延的勢頭恐怕是很難得到遏制的。”

一、把握關鍵，要在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上下功夫。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是領導工作的行為規范和準則，不僅黨的領導和機關要嚴格遵循，政權機關同樣要嚴格遵循。鄧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實踐一再證明，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得好，領導班子內部的監督就有了保證；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破壞，黨內生活不正常，班子就會出問題，個人也會出問題。因此，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是要嚴格落實“十六字”方針。在實際工作中凡涉及重大決策、重大項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額資金的使用，必須由領導班子集體按決策程序，議事規則經集體討論作出決定。而且一經作出決定，必須嚴格執行，任何個人都無權隨意更改。二是要嚴格落實個人分工負責制。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則，抓好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個人分工負責制的落實。對那些過于集中又容易滋生腐敗的權力要嚴格規范、合理配置和科學分解，使分解后的權力運行規范化、程序化，以達到相互制約、相互制衡，減少或杜絕在執行過程中的暗箱操作的可能。堅持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正職對黨委和上級負責、副職對正職負責，切實加強班子的內部監督。三是要嚴格檢查、賞罰分明。要加強對貫徹集體決議的檢查，及時總結經驗、補充、完善、糾正偏差。堅持做到獎懲分明。特別是對于那些在執行集體決議過程中，陽奉陰違，我行我素，各行其是，把自己凌駕于集體領導之上，拒不執行決議者，以及失職瀆職者，一定要追究其責任，嚴格執行組織紀律。

二、突出重點，要在事前預防和事中約束上下大力。黨的十六大和中紀委三次全會強調，要強化監督、創新體制，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從嚴監督，關口前移，防范在先，促使黨員領導干部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事前監督，一是要抓好決策民主化，這是實現科學決策的重要前提。領導干部要發揚民主作風，善于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實行領導、專家、群眾相結合的決策機制，切實根據上級精神和本單位的工作實際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政策、計劃目標和實施方案。切忌主觀臆斷，想當然事前拍胸脯，事中拍腦袋，事后拍屁股的現象。二是要確定重點，增強監督的針對性。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監督管理范圍，加強對敏感的人和事及腐敗易發高發行業、易發對象、易染時期、易染部位的監督，把擁有執法權、行政審批權、人事權、財權的個人、部門作為重點。防止越權、侵權、濫用權力的現象發生。三是要拓展監督空間，實施全方位多層面的監督。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很重要的一條是對領導干部行使權力的運行監督，做到領導干部的權力行使到哪里，領導干部活動延伸到哪里，監督就實行到哪里。在現實生活中，有些領導干部具有“雙重人格”，臺上講的和臺下做的不一樣，八小時內和八小時外不一樣，加之領導干部“八小時外”的活動具有復雜性、隱蔽性和分散性，自認為無人監督，放棄自律，所以什么事都敢干，什么地方都敢去，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的身份，忘記了黨紀國法。因此，領導干部八小時外的活動也應納入監督范圍，實施全程監控。此外，對領導干部崗位變動，職務升遷及家庭有婚喪嫁娶、喬遷新居、逢年過節等特殊時期，做到未雨綢繆，早打招呼、早提醒，保證事前監督落實到位。

三、塑造觀念，要強化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如何，對群眾具有強烈的影響、示范和導向作用。同志反復強調“領導干部一定要講政治”，其中有著非常深刻的政治道德內涵。可以說，領導干部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就是政治與道德的高度統一。一是要著力加強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教育。不斷提高領導干部的思想理論水平，增強政治判別力、政治敏銳性，堅定政治立場、黨性觀念和理想信念。二是要著力加強正確的權力觀教育。權力觀是觀察領導干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最直接、最集中、最具體的窗口。黨的三代領導核心反復強調，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領導就是服務。要教育領導干部牢記“一個宗旨”，堅持“兩個務必”，實踐“三個代表”，弘揚優良傳統，強化宗旨意識、公仆意識、奉獻意識、責任意識、自律意識。三是要著力加強法紀教育，嚴格遵守黨紀國法。黨的十五大以來，針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圍繞建立黨的紀檢和行政監察兩個法規體系，相繼出臺了一批反腐倡廉的規范性文件，初步實現“有法可依”。嚴格遵守黨紀國法，一要把領導干部普法用法工作擺上重要位置，進一步提高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辦事的水平和能力，堅決克服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的現象。二要強化領導干部法制觀念，提高法律素質，增強依法辦事的能力，實現領導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轉變，進一步提高社會管理的法制化水平。三要進一步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加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誠信制度建設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廣泛開展法制講座、法律咨詢、法治展覽、警示教育等。使領導干部堅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四、拓寬渠道，要建立健全領導干部監督的網絡。要克服監督上的局限性，消除監督的“空白區”和“中間地帶”，必須不斷拓寬監督渠道，綜合運用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輿論監督等各種形式，形成有效的機制，使權力運行始終置于嚴格的監督制約之下。第一，要切實發揮黨組織對領導干部的管理教育功能，著力提高黨委民主生活會的質量。切實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杜絕不講原則的一團和氣現象，努力增強黨組織的原則性和戰斗性，才能使一些傾向性、苗頭性的問題，及時得到有效的糾正和制止。第二，要建立領導干部相互監督責任追究制度。領導班子中，如果有領導干部發生嚴重問題，不僅要處理當事人，也要追究黨政領導及相關領導成員的責任。對知情不報、急情緩報、隱情漏報、重情輕報的要加重處理。第三，要加強群眾監督。設立群眾舉報專線，建立群眾舉報中心和信訪約談、提醒制度。要切實組織好述職評議。既述職述學述廉，還要述德。現在領導干部犯錯誤多數是人品官德出了問題，要把述德作為述職評議的一個重要內容。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一經查實要嚴格處理，給群眾一個明確的答復，取信于民，保護群眾監督的積極性。第四，要完善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對上級要求的個人收入申報，授受禮品登記收繳等廉政規定，要認真抓好落實。領導干部長時間外出參觀學習，回來后應及時向黨組織報告情況。第五，要嚴格落實干部交流制度。領導干部在一地任職達到或超過規定時間應及時進行交流，以擺脫各種復雜關系。同時在干部的使用上，要注意糾正重選拔任用，輕監督考察的現象，要加大跟蹤考察監督的力度。第六，要充分利用輿論監督的作用。為他們的有效監督提供必要的條件和寬松的環境，積極支持新聞媒體公開曝光，揭短亮丑，以達到“一人曝光，警示一片”的社會效果。

基層政府是我國最基層的政權組織，是黨在農村工作的戰斗堡壘文秘部落，基層領導是執行黨和國家各項路線、方針、政策的最前沿一支領導隊伍。因此，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過程中能否充分發揮基層領導者的權威作用，直接關系到黨在基層的執政能力、執政地位，關系到黨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的發揮，關系到黨的事業的成敗、國家政權的穩定和小康社會建設步伐。

一、基層領導權威的重要作用

所謂領導權威即影響力，是職務權威（即權力）和信任權威（即威信）構成的。職務權威是組織和人民賦予的。職務權威具有強制性、外在性，它是由領導者的職位和社會觀念決定的，對于一個基層領導者來講，職務權威是外來的東西，當在其位時，它與你結合在一起，一旦職位解除，它就自然和你分離。信任權威則是基層領導者在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具有滲透性和內在性，是由基層領導者的品德、才能，實踐經驗、思想水平、群眾關系、執政能力、工作方法等因素產生的，在一般情況下，職務是個常數，不論哪個領導者，只要是同一等級和同一范圍的領導職位，就具備相同的權力，相同的職務權威。而信任權威則是一個變量，它可因領導者素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也可以因一個領導者在不同時間和空間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而有所差異，所以基層領導權威的大與小、高與低起決定作用的是信任權威，是人格的力量。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當領導者的信任權威和普通常人的信任權威等同時，或不及常人的信任權威時，就說明該領導的領導權威喪失殆盡，就是一個不稱職的領導者了。一般來說，領導者沒有和領導者職位相適應的信任權威時，就應該調整其職務。

基層領導權威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主面：

（一）職務權威（即權力）是進行領導活動的必備條件。人類社會的領導活動總和權力關系聯系在一起。領導權力可以使領導擁有強制下屬的力量，憑借權力可左右下屬的行為、處境、前途和命運。隨著基層政府職能轉變，其領導職務權威逐漸弱化。

（二）基層領導的信任權威與領導功能是同向同步，水乳交融，密切聯系的。“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些古訓也正是對領導權威特別是領導者信任權威作用的最好注釋。具體的講，基層領導的信任權威作用有以下幾個方面：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原因；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防范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要遏制行政權力異化現象，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濫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權力尋租現象突出、對權力流程監督不力、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制約行政權力的機制嚴重欠缺、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非正常的“權力崇拜”、以道德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以權力制約權力、以規范行政程序制約權力、以公共輿論制約權力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當前，我國腐敗瀆職事件時有發生，行政權力異化現象不斷出現。要遏制這些事件的發生，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

【關鍵詞】行政領導權力異化防范

近年來，新聞媒體上不時傳出有關領導干部違紀違規之事，紀檢監察立案查處，無不令人民群眾拍手稱快，凸現出政法、監察機關工作的力度和決心，同時也反映出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有待加強，要遏制行政權力異化現象，必須建立完善合理的制約機制。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表現

行政領導權力異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而權力的異化最終必然導致腐敗的產生。具體地說有以下幾點：

一、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原因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止”。阿克頓解釋權力腐敗的鐵律：“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造成我國行政領導權力異化的原因主要有：

1、制約行政權力的機制嚴重欠缺

我國尚未建立以權力制約權力的監督制衡機制，使權力失去制衡，從而利用或濫用手中的權力卻可能不受制裁，或者往往以罰代刑，以黨紀政紀處理代替刑事制裁，致使某些嚴重瀆職犯罪的人員得不到應有的懲罰。當遇到權力行使對象不明、范圍不清，或有利可圖時，行政越權就可能發生；當遇到不利情況時，就可能利用權力進行規避。

2、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

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是指行政權的行使主體不遵守為行政自由裁量權所規定的有關的法律限制而實施行政違法行為。法律法規無法預測一切將來發生的事件，只能規定一些原則，行政機關據自由裁量權可以有選擇地采取相應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權解決了法律滯后和利益沖突的很多現實問題。行政機關存在著以習慣代替法理的思維慣性，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只考慮到政府的管理效率與便利，而不考慮公民權利保護。不管是惡意腐化還是善意的濫用自由裁量權，都應受到控制。在法制建設上，我們還是相信大衛·休謨的假定原則：對可能或潛在的無賴，只有從法律程序上予以循規蹈矩。對于重刑主義和道德修養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

現代傳媒的發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話，無所不能的現代技術和光怪陸離的資訊及想象的合謀，使傳媒的整體形象正趨于"人妖之間"。一方面，它幾乎無處不在地填充著日常生活，以盡其所能的方式為所有的人提供"滿足"和欲望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它似乎僅僅是看得見的可供選擇的視覺符號；一方面，也正是這些貌似"親和"的符號，"不為人知"地改變和控制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見的隱形之手"。因此，傳媒研究成為當下學界的一門顯學，就不應將其看作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庸俗時尚。這個由印刷和電子符號構成的幻覺世界，使人們產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換的虛幻感，在傳媒中構成的那個世界不斷地閃滅，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現代"故事"，就象街頭廣告一樣，它若隱若現但并不屬于你，同時，我們在傳媒不間斷的宣諭中又時常體驗著快樂和需要。傳媒帶來的失落和滿足，背后隱含的也就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復雜心態。

現代傳媒改變了傳統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被稱為"印刷資本主義"的早期現代傳媒的出現，使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無須再面對面就可以實現。生產和交流方式決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傳媒為中心。更重要的是，傳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帶著它的觀念一起走進現代社會的。現代傳媒在中國的出現，是被現代化的追求呼喚出來的，它適應了社會政治動員的需要，國家與民族的共同體認同，被現代傳媒整合起來。或者說，是現代傳媒推動或支配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動向。那些與現代民族國家相關的觀念和思想，正是通過傳媒得以播散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傳媒甚至成了某一時代的象征。比如"五四"與《新青年》，延安與《解放日報》，新中國與《人民日報》，與"兩報一刊"等等。因此，傳媒被稱為"一種新型的權力"。1這個權力不止是話語權力，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如果為民間社會所認同，它也就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傳媒和文化領導權的關系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當然，問題遠不這樣簡單。在阿帕杜萊看來，"印刷資本主義的革命，以及由它釋放出來的文化凝聚力與對話關系，只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個作用有限的先驅。"當電子傳媒統領了這個世界之后，虛假的"地球村"帶給我們的矛盾則是："一方面是個人與個人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異化狀態和心理距離，另一方面則是那種天涯若比鄰的電子幻覺（或夢魘）。我們正是在這里才開始觸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種文化進程的核心問題"。2因此傳媒的復雜性可能是我們在當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與傳媒密切相關，但我將重點討論的問題，限定于傳媒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關系上。

一

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葛蘭西首先提出的。英語hegemony在中文的翻譯中多譯為"霸權"，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霸權"同湯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極為相似。在葛蘭西的理論中，研究者和翻譯者將其譯為"領導權"是非常準確的。文化領導權就是"文明的領導權"，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則，是民眾同意的領導權。它不是意識形態的強制推行，也不是對某種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為前提并最終得以實現的。葛蘭西這一理論的提出，原本是試圖探尋出一條適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結構和革命勝利前的沙皇俄國的國家政權結構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羅斯，（革命前的）國家是包羅萬象，代表一切，市民社會卻是方興未艾，呈現膠狀凍結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之間有著適當的關系，一旦國家根基動搖，則市民社會堅實的基礎就顯現出來。西方的國家只是城市外圍的壕溝，在它之后屹立著堡壘圍墻般的強有力的體系。因此，在發達的西方社會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象俄羅斯那樣僅僅通過"運動戰"-----用暴力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徑是應該通過"陣地戰"的形式，在市民社會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的道德和文化的領導權。他的具體解釋是："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兩條途徑來表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統治者’和作為’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一個社會集團統治敵對集團，它總想’清除’他們，或者有時甚至動用武力對他們進行鎮壓；它領導著與它親近的和它結成聯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的確也必須在取得政府權力之前已經在行使’領導權力’（這的確是贏得這種權力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權力的時候，接著它就變成統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權力，也仍然繼續’領導’"3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著"領導權"永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處在被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

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中，"市民社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它是與"國家"不同的屬于上層建筑的概念。在他看來，強制，統治，暴力屬于國家；而同意，領導權，文明則屬于市民社會："現在我們固定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筑方向-----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即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另一個可以稱作’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符合于統治集團對整個社會行使的’領導權’功能，另一個方面則符合于通過國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統治’或指揮。"4在另一處他又說："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象社會，工會或者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5因此，市民社會是指不受國家干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沒有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也就不能訴諸實施。同樣的道理，國家也并不等于強權政治，它還必須有為民眾認同的倫理基礎，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道德國家"，"文化國家"。6葛蘭西的這一理論，他自認為是來自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他說：領導權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負責（制定和實現）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來自列寧的理論，新近出版的著作還認為："’領導權’概念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他主要強調的是政治領導權，其核心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暴力奪取政權。"8葛蘭西的自述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在列寧的著作中根本沒有出現過領導權（hegemony）這個詞。而研究者試圖用譜系的方法尋找葛蘭西理論的來源，但其論證出來的結果恰恰說明了列寧理論與葛蘭西的矛盾。也就是說，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暴力奪取政權的理論，而葛蘭西所強調的是通過道德與知識在市民社會建立起文化的領導權。列寧是急風暴雨式的，是"運動戰"，葛蘭西是漸進式的，是"陣地戰"。因此葛蘭西與列寧不存在譜系關系。倒是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在《對〈獄中札記〉的歷時性解讀》中，對葛蘭西的理論來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葛蘭西眼中注視著列寧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記著馬克思的思想。葛蘭西的研究者們沒有記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版中不僅談到’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而且還談到’由市民社會和人民群眾重新奪回國家權力’。"9因此，葛蘭西的關于領導權理論的來源，毋寧說來自馬克思更可靠。

現代傳媒的發展，已不止是科技神話，無所不能的現代技術和光怪陸離的資訊及想象的合謀，使傳媒的整體形象正趨于"人妖之間"。一方面，它幾乎無處不在地填充著日常生活，以盡其所能的方式為所有的人提供"滿足"和欲望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它似乎僅僅是看得見的可供選擇的視覺符號；一方面，也正是這些貌似"親和"的符號，"不為人知"地改變和控制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只"看不見的隱形之手"。因此，傳媒研究成為當下學界的一門顯學，就不應將其看作是一種隨波逐流的庸俗時尚。這個由印刷和電子符號構成的幻覺世界，使人們產生了生活仿佛被"故事"置換的虛幻感，在傳媒中構成的那個世界不斷地閃滅，可期望而不可指望的現代"故事"，就象街頭廣告一樣，它若隱若現但并不屬于你，同時，我們在傳媒不間斷的宣諭中又時常體驗著快樂和需要。傳媒帶來的失落和滿足，背后隱含的也就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復雜心態。

現代傳媒改變了傳統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方式，被稱為"印刷資本主義"的早期現代傳媒的出現，使人與人或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無須再面對面就可以實現。生產和交流方式決定的以地域而形成的流派，也代之以傳媒為中心。更重要的是，傳媒不止是工具，它是帶著它的觀念一起走進現代社會的。現代傳媒在中國的出現，是被現代化的追求呼喚出來的，它適應了社會政治動員的需要，國家與民族的共同體認同，被現代傳媒整合起來。或者說，是現代傳媒推動或支配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動向。那些與現代民族國家相關的觀念和思想，正是通過傳媒得以播散的。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傳媒甚至成了某一時代的象征。比如"五四"與《新青年》，延安與《解放日報》，新中國與《人民日報》，與"兩報一刊"等等。因此，傳媒被稱為"一種新型的權力"。1這個權力不止是話語權力，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如果為民間社會所認同，它也就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傳媒和文化領導權的關系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

當然，問題遠不這樣簡單。在阿帕杜萊看來，"印刷資本主義的革命，以及由它釋放出來的文化凝聚力與對話關系，只是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世界的一個作用有限的先驅。"當電子傳媒統領了這個世界之后，虛假的"地球村"帶給我們的矛盾則是："一方面是個人與個人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異化狀態和心理距離，另一方面則是那種天涯若比鄰的電子幻覺（或夢魘）。我們正是在這里才開始觸及到今日世界上各種文化進程的核心問題"。2因此傳媒的復雜性可能是我們在當下情境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之一。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與傳媒密切相關，但我將重點討論的問題，限定于傳媒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關系上。

一

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葛蘭西首先提出的。英語hegemony在中文的翻譯中多譯為"霸權"，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等等。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霸權"同湯林森（Tomlison）使用的"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極為相似。在葛蘭西的理論中，研究者和翻譯者將其譯為"領導權"是非常準確的。文化領導權就是"文明的領導權"，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則，是民眾同意的領導權。它不是意識形態的強制推行，也不是對某種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為前提并最終得以實現的。葛蘭西這一理論的提出，原本是試圖探尋出一條適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在他看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結構和革命勝利前的沙皇俄國的國家政權結構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羅斯，（革命前的）國家是包羅萬象，代表一切，市民社會卻是方興未艾，呈現膠狀凍結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之間有著適當的關系，一旦國家根基動搖，則市民社會堅實的基礎就顯現出來。西方的國家只是城市外圍的壕溝，在它之后屹立著堡壘圍墻般的強有力的體系。因此，在發達的西方社會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象俄羅斯那樣僅僅通過"運動戰"-----用暴力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徑是應該通過"陣地戰"的形式，在市民社會建立起關于社會主義的道德和文化的領導權。他的具體解釋是："一個社會集團通過兩條途徑來表現它自己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作為’統治者’和作為’文化和道德的領導者’。一個社會集團統治敵對集團，它總想’清除’他們，或者有時甚至動用武力對他們進行鎮壓；它領導著與它親近的和它結成聯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的確也必須在取得政府權力之前已經在行使’領導權力’（這的確是贏得這種權力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權力的時候，接著它就變成統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權力，也仍然繼續’領導’"3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著"領導權"永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處在被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

在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中，"市民社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它是與"國家"不同的屬于上層建筑的概念。在他看來，強制，統治，暴力屬于國家；而同意，領導權，文明則屬于市民社會："現在我們固定兩個主要的上層建筑方向-----一個可以稱為’市民社會’，即是通常稱作’私人的’有機體的總體，另一個可以稱作’政治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符合于統治集團對整個社會行使的’領導權’功能，另一個方面則符合于通過國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統治’或指揮。"4在另一處他又說："我所謂市民社會是指一個社會集團通過象社會，工會或者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的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5因此，市民社會是指不受國家干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沒有市民社會文化領導權也就不能訴諸實施。同樣的道理，國家也并不等于強權政治，它還必須有為民眾認同的倫理基礎，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道德國家"，"文化國家"。6葛蘭西的這一理論，他自認為是來自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一文中他說：領導權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負責（制定和實現）的。7研究界也普遍是來自列寧的理論，新近出版的著作還認為："’領導權’概念是列寧首先提出來的，他主要強調的是政治領導權，其核心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通過暴力奪取政權。"8葛蘭西的自述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在列寧的著作中根本沒有出現過領導權（hegemony）這個詞。而研究者試圖用譜系的方法尋找葛蘭西理論的來源，但其論證出來的結果恰恰說明了列寧理論與葛蘭西的矛盾。也就是說，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暴力奪取政權的理論，而葛蘭西所強調的是通過道德與知識在市民社會建立起文化的領導權。列寧是急風暴雨式的，是"運動戰"，葛蘭西是漸進式的，是"陣地戰"。因此葛蘭西與列寧不存在譜系關系。倒是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在《對〈獄中札記〉的歷時性解讀》中，對葛蘭西的理論來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說："葛蘭西眼中注視著列寧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記著馬克思的思想。葛蘭西的研究者們沒有記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版中不僅談到’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而且還談到’由市民社會和人民群眾重新奪回國家權力’。"9因此，葛蘭西的關于領導權理論的來源，毋寧說來自馬克思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