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觀范文10篇

一、不同制度、不同時代的利益觀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認定經濟活動事實上都是從利己的動機出發的。十八世紀愛爾維修明確提出“利益支配我們的一切判斷”，[1](p457)由此出發，推定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1776年，亞當斯密提出經濟人學說，經濟關系中人是理性的利己人。利己主義是人的一般本性。可見，利己主義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事實前提和基本假設。但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時期對個人主義認識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萌芽到發展、完善，對個人利益認識經歷了利己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合理利己主義等幾個主要階段。在市場經濟完善時期，開始強調對個人利益的限制，強調國家制定規范性經濟政策、利用秩序來協調個人與整體的利益關系，這表明資本主義社會對利益問題經歷了一個由放任“自由”到限制“自由”、由無視“整體”到重視“整體”的認識過程。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放任自由主義是迎合當時反封建斗爭為資產階級爭取自由的需要。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壯大，人們開始認識到就整個社會而言，完全利己是不可能達到的，要保證長久的個人利益，施以秩序、法律、道德的規范和引導是必不可少的。現代西方市場經濟建設的外在型政策法律制約，內在的良心型制約等成熟經驗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同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利益政策，為我國市場利益倫理研究提供了認識和方法上的支持。

我國在制度上根本區別于西方，在價值取向和利益追求上也經歷了幾乎完全相反的歷程。革命戰爭時期，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利益理論應用于實踐，指出“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證誼明道’”。抗戰時期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2](p868)在實際工作中堅持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調動了群眾的革命熱情，團結了一切革命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政權。此時的“群眾”，是有特定歷史含義的：“人民群眾”是被壓迫的工農的集合體，關心群眾利益是指滿足群眾全體生存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不是鼓勵個體自由追逐利益。此時，在利益取向上完全是整體本位的傳統倫理價值觀，這是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奪取政權的需要的價值取向。這一理論思想始終建立在經濟與道德統一的基礎上，從人民切身利益出發，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最終目的，這種利益觀和工作方法不僅為當代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原則和方法上的指南，也對當代黨的領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整合方式上依靠超經濟的政治力量形成社會秩序，人們利益動機還是被束縛在維持生計的限度內，政治身份及相應的道德才是衡量一切經濟活動的最高準則。有時為了政治需要，維持生計的動機也要受到遏制打擊，個人堅決服從整體。此時，勞動者成為國家的主人，生產資料共有，人們之間結成互助合作關系，在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規范體系指引下，有利的抵御了反動勢力的攻擊，保障了社會秩序的穩定。然而此時的進步是建立在經濟發展極度緩慢基礎上的。隨著生產力發展，體制轉軌成為歷史的必然。面對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集體主義道德規范體系并不是處于完全失語狀態，“它會以特殊形式滲透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精神當中，且以觀念的形式限制人們不合理的行為”。[3](p283)提出的反對官僚主義、禁欲主義的工作作風，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革命者的品質也對當代黨員自身建設提供了榜樣示范作用。

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對個人牟利的限制才逐步被取消，個人合理利益得到承認。鄧小平把個人的求利行為納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動力結構中，提出要勇于承認和鼓勵個人在不侵犯社會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鄧小平對個人物質利益追求給予了道德上的充分肯定，對于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思想觀念上的一次重要革命，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公平——效率原則為市場經濟中研究“道德”與“市場”這對最為困惑的矛盾打開了缺口。

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過程，可以看出我國在利益問題上經歷了：不言個人-敢于言利-積極求利的過程。不同時期，社會價值取向不同，革命戰爭時期偏重革命階級的生存需要，轉型時期偏重個性發展的需要。然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人們仍然沒有跨越“義”與“利”這對矛盾的障礙。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個體經濟動機普遍得到肯定，然而市場經濟還有很大的漏洞，加上傳統的重義輕利價值觀和計劃經濟時代的身份限制還沒有完全消除，使得人們對個人利益態度差異較大，在處理個人利益問題時存在“過”與“不及”的情況。致使在思想政治工作過程中，一方面教育對象必然受看得見的“利”的引導；另一方面，德育工作仍然束縛在傳統集體主義道德思維的框架內，亦步亦趨，不敢大膽言利。

摘要：鄧小平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方面的有機統一體。鄧小平善于從全球的高度來分析戰略態勢，把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人類的根本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從全人類的發展中來界定中國的國家利益，確保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人類整體的進步、發展保持一致性。他強調，依據時代主題來確定中國的國家利益，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主張在國際交往中要把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家關系、確定中國對外行為的最高準則。

關鍵詞：鄧小平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觀

國家利益觀是對國家利益的根本的、總體的看法，是關于國家利益的內容、價值、途徑等方面的根本認知、評價與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國家、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國家利益觀。這種國家利益觀既是對客觀的國家利益的一種能動反映，也受到歷史文化傳統、國際規范建構等方面的影響。作為戰略思維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利益觀一旦形成，便會對國家戰略的決策和實施等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是鄧小平在實現、維護和發展中國國家利益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全黨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內容、主體、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觀點和總體看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一、以中國人民為本

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利益最終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國的國體決定了我們的國家利益必然真正體現、切實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鄧小平曾深情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要把人民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1982年9月，鄧小平在與撒切爾夫人談到香港問題時說：如果在1997年后還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沒有信任我們。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他對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指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你們有人民感情的問題，我們也有人民感情的問題。這些論述表明，鄧小平始終把中國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為國家利益的最終歸宿與依據。另一方面，鄧小平還強調，要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就必須堅定地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還存在的國際社會中，在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仍然存在的現實生活中，要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就必須堅定地捍衛國家的利益。

實現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堅定不移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鄧小平經常把“中華民族”和“國家”這兩個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衛民族利益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把以民族利益為重的行為看成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愛國行為。早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們共產黨認為，沒有民族利益就沒有了階級利益，因為國亡了，地主、資本家無出路，工農、小資產階級也無出路，所以我們始終堅持統一戰線，主張各黨派、各階級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kil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在談到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時說：“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p3o~1990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指出：“大陸同胞，臺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Oly[](P362)鄧小平不僅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愛社會主義中國，才能確實地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

一、中國共產黨人民利益觀的主要內容

我們黨的利益觀是以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內容的觀念體系。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圍繞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核心內容展開的，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制定和實行的正確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觀的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對人民利益觀核心內容最清晰、最完備的總結和概括，我們黨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上提出的新觀點和新要求，使黨的人民利益觀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擴展。

（一）以逐步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為出發點，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注重幫助解決困難群眾生產和生活問題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指出：“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1](P864)。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必須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通過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人們的發展活力，這是加快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是否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始終關系黨的執政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把絕大多數人團結在我們黨周圍，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奪取革命、改革和建設事業勝利的強大力量源泉，是我們黨的一大政治優勢。

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關心群眾，首先要關心困難群體的疾苦；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首先要為困難群體謀好利益，因為他們眼前最困難，最需要幫助。”[2](P645)在極端艱苦的戰爭年代，為了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支持和參加革命，我們黨幫助群眾解決穿衣、住房、柴米油鹽、疾病、婚姻問題，黨執政后“我們完全擁有解決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問題的條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無法向黨、向人民交代的”[2](P113)。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入手，注重解決群眾的燃眉之急，同時又有發展和治窮的通盤考慮和長遠安排，確保有關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使困難群眾切實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

（二）高度重視廣大人民的物質利益，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實使廣大人民不斷獲得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一、黨員干部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利益觀我們的黨員干部究竟應當樹立什么樣的利益觀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從利益觀說起。如果要給利益觀下個定義的話，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利益”。通俗地說，利益其實就是好處。從這個意義上說，利益觀就是一個人對好處所持的看法和態度。利益觀是受世界觀支配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會有什么樣的利益觀，可見，利益觀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利益觀的核心是個人利益至上，就是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一套。這種利益觀具有很強的腐蝕性和誘惑力，至今仍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根深蒂固。遠的不說，就是在我們黨員干部隊伍里，被資產階級利益觀困擾者也大有人在。以謀取私利為目標的“有權不使，過期作廢”等錯誤觀念，正是這種利益觀的真實寫照！隨著我們黨執政時間的不斷延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隨著國內外形勢的不斷變化，隨著我們干部隊伍成分的不斷更新，絕大多數同志能夠在正確的利益觀指導下，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艱苦奮斗，努力工作。但也應當看到，確有一些黨員干部經不住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腐蝕與誘惑，利益觀出了偏差，導致了內心世界的頹廢與墮落。在現實生活中，其主要表現如下：一是與民爭利、以權謀私。憑借手中的權力，非法謀取個人、家庭和小團體的利益，甚至為了錢、權、色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二是貪圖享樂、奢侈揮霍。把吃喝玩樂當成人生的最大樂趣，視艱苦奮斗為“冒傻氣”，整天沉湎于觥（gong）籌交錯、紙醉金迷之中；三是突出自己、好大喜功。把個人出名獲利當作想問題、辦事情的出發點，弄虛作假、欺上瞞下，甚至為了個人名利而不惜勞民傷財；四是心術不正、勾心斗角。把舊時的官場作風帶進現實生活，終日里謀人不謀事，干工作敷衍塞責、得過且過，卻把心思用于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以求升官晉爵；五是見風使舵、庸俗市儈。對上級阿諛奉承，對同事拉拉扯扯，對朋友居心叵測，對群眾漠不關心，凡事以對個人是否有利為準則；六是盲目攀比、怨天尤人。收入同多的比、待遇同高的比、條件同好的比，總覺得自己吃虧。事業不成怨條件、工作不力怨環境、關系不順怨領導、業績平平怨下屬，好像黨和人民總是對不起他。上述現象不能不說與一些干部沒有樹立起正確的利益觀有著直接關系。盡管這些問題不是我們干部隊伍的主流，但如果不認真對待并切實加以糾正，支流就有可能變成主流，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資產階級利益觀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格格不入，如果抱著這樣的利益觀不肯放手，就不配當共產黨員，更不配當黨員干部。那么，我們黨員干部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利益觀呢？對此，劉少奇同志早在六十多年前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就作出了高度概括，他說：“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根據這個原則，在每個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都要使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完全一致。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夠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意識純潔的最高表現”。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共產黨人應有的利益觀歸結到一點，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短短九個字，卻有著極其豐富的內涵。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的利益觀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幾方面。1、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的觀念。這里所說的整體利益，就是指黨和人民的利益，個人利益則不單指黨員干部本人，還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員和親屬的利益。當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必須具有無條件地服從整體利益的觀念。2、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的觀念。也就是說，黨員干部不僅不能只顧個人利益，而且不能只顧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局部利益，必須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從全局的高度觀察和思考問題。當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必須具有無條件服從全局利益的大局觀念。3、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的觀念。有些事情從眼前看是有益的，但從長遠看是有害的，這就需要我們的黨員干部具有戰略家的眼光和膽識，不為眼前利益所惑，樹立為長遠利益而奮斗的堅定信念。4、甘于清貧的無私奉獻觀念。在“先富與后富”等利益關系面前，不僅要把群眾擺在前面，還應當時刻不忘人民公仆的本色，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無私奉獻精神。5、自律基礎上的遵紀守法觀念。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都必須在政策和法律允許的前提下來進行，黨員干部更應該強化自己的法制觀念，即使在謀取正當利益的時候，也要嚴格自律，在致富的道路上模范地遵紀守法。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是共產黨員對待利益問題的根本原則，也是共產黨員一切言行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檢驗一個黨員領導干部是不是稱職，最根本的標準也是這一點。最近，全市各級領導干部正在學習市檢察院一分院副檢察長方工同志的先進事跡，方工同志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他說：“廉潔沒有底線，自律不能封頂。”實際上，這也是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在利益觀方面應有的追求。

二、黨員干部為什么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黨員干部必須樹立正確的利益觀，這不是什么人強加給我們的，而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客觀要求，是我們從入黨那天起就鄭重許下的諾言，倘不如此，就是背信棄義，就失去了當黨員干部的資格。為什么這樣說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幾條理由。1、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是實踐黨的宗旨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1944年9月5日，一位普通的八路軍戰士，在陜北安塞縣燒木炭，因為炭窯倒塌犧牲了，他就是張思德。為了紀念他并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在中央警備團舉行的張思德同志追悼會上，同志做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響亮口號。1945年，黨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進了黨章的總綱。從此，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和為人民服務，成為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核心內容；成為共產黨人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的永恒主題；成為保持黨的純潔性的根本原則。我們黨的三代領導人曾經用不同的語言，表述過同一個思想：中國共產黨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同志在《為人民服務》中，開宗明義地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上個世紀50年代，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時，針對他們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是什么？”的問題，明確回答：“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或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他的目的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針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明確提出“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并多次強調，檢驗和判斷各項改革政策和工作都要始終堅持和考慮“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擁護不擁護”。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黨的宗旨的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作為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決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必須體現在全體共產黨員的實際行動中。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行動是受思想支配的，如果頭腦中沒有樹立起正確的利益觀，私心雜念就會占上風，就不會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實踐黨的宗旨也就會成為一句空話。2000年初，總書記從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作出了“三個代表”的精辟論述。這一重要思想是在回顧歷史、立足現實、展望未來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今年5月31日，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中，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又做了全面闡述。他強調指出：“三個代表”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其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保持黨的先進性，本質在堅持執政為民。“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三個代表”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是密切相關、辯證統一的整體。先進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最終決定力量，從根本上決定和影響著先進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先進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晶，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精神動力，對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歸宿和出發點。我們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先進性的根本體現。“三個代表”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憑主觀想像就可以做到的。只有真正在實踐中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老百姓才會認為你可以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也才會真心實意地跟你走，這才是我們黨的凝聚力和號召力的真正所在。需要強調的是，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通過我們每一個黨員和黨員干部的言行來體現的。要實踐黨的宗旨、堅持“三個有利于”、落實“三個代表”的要求，需要我們的黨員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并體現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中。2、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是首都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目前，全市經濟發展形勢喜人，城市建設實現新突破，改革開放取得新進展，人民生活有了新提高。最近五年，全市GDP年均遞增10.3%，地方財政收入年均遞增25%以上，去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實現2817.6億元，比上年增長1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這些都是全市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和廣大黨員干部、人民群眾，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認真貫徹中央方針政策，開拓進取，團結拼搏的結果。剛剛閉幕的北京市第九次黨代會提出以“新北京、新奧運”為主題，努力在全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今后五年經濟增長速度要保持在9%左右，力爭到2008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目標令人鼓舞，任務十分艱巨。我們既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也面臨著難得的機遇。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提高競爭力和決策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契機；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我們有了比較豐富的物質基礎和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經驗；籌辦2008年奧運會，大大地激發了全市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和創造精神。要實現我們新確定的奮斗目標，全市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學習江總書記“七一”講話和“5.31”講話精神,以及下半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扎實工作。要使首都各項事業健康快速發展，必須走改革之路。改革的過程，是發展的過程，也是利益調整的過程，就是要在發展整體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調整國家、集體、個人之間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關系。由此可以作出這樣的推論：要發展首都各項事業，就必須堅持改革開放；要搞好改革開放，就必須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要使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就必須讓群眾感受到我們所做的一切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要維護和代表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必須有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要使黨員干部有這樣的實際行動，就必須樹立起正確的利益觀。一句話，我們的黨員干部能否樹立正確的利益觀，關系到首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我們必須從這樣的高度出發和認識問題。3、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是建立高素質干部隊伍的需要我們黨已經走過80多年的歷程，執政也已經有50多個年頭，為什么黨能夠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我們黨始終沒有忘記為人民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這個根本。盡管我們也走過一些彎路，盡管在黨員干部隊伍里確實存在消極腐敗現象，但這只是支流問題，從總體上看，我們的干部隊伍主流是好的，是黨和人民信得過的。對這一點，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對我們做紀檢監察工作的同志來說，這個認識尤為重要。如果把我們的干部隊伍看得一團漆黑，在實際工作中就非犯“左”的錯誤不可；如果認為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就會有另外一種結果。判斷紀檢工作成效的大小，不僅要看辦了多少案子，懲處了幾個壞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強教育，強化管理，重在治本，預防為主，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杜絕腐敗的機制，消除產生腐敗的土壤。同志早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一論斷過去適用，今天仍然適用。試想，假如這個“決定因素”出了毛病，還談什么黨和人民的事業呢？因此，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全面提高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的干部隊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目前，在各個崗位上工作的領導干部，大多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甚至是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實惠和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如何對待權力、地位與利益的考驗。能不能經受住考驗，是每個黨員干部必須正視的重大問題。正如總書記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指出的：“新中國成立之后，黨成為執政黨，掌握了政權，有了調動全國人、財、物等資源的權力，而且權力之大，可調動的資源之多，都是執政前無法比擬的。大批黨員、干部擔任了從中央到地方各個部門、各個地區的領導職務，手中都掌握了這樣那樣的權力。黨的地位的變化，黨員和干部的地位的變化，對各級黨組織和每個黨員、干部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也給我們黨的自身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怎樣才能經受住這種考驗呢？恐怕只能在全面提高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上下功夫。這就要求每一個黨員干部都要加強黨性鍛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其中，能不能樹立正確的利益觀乃是對每一個黨員干部最現實的考驗，也是全面提高干部隊伍素質的關鍵一環。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好，我們就將失去民心，其后果不堪設想。以上，是從大的方面回答為什么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的問題。如果從黨員干部個人角度來考慮，樹立正確的利益觀也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只有樹立了正確的利益觀，你才能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站穩腳跟，在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誘惑面前方寸不亂，才能受到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反之，如果你堅持錯誤的利益觀，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置群眾的冷暖于不顧，甚至見利忘義、以權謀私而自以為得計，就遲早要被人民所拋棄。這樣的例子不少。焦裕祿、孔繁森等模范人物、本市的李潤五、方工等先進典型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尊崇和愛戴，重要的一條是他們頭腦里有正確的利益觀作指導，不為金錢和物質利益所動，時時處處想著群眾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相反，那些在物質利益面前跌跤翻船的人，無一不是在利益觀上出了毛病。可以這樣說，凡是在經濟方面違紀違法的人，其利益觀都是錯誤的，無一例外。這個結論是有充分根據的。從1998年到2001年的四年間，全市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各類違紀違法案件5264件，受到黨紀或政紀處分的局級干部25人、處級干部461人，挽回經濟損失5.06億元。在這些案件中，絕大多數與經濟活動有關，與濫用職權有關，更與當事人的利益觀發生扭曲有關。正反兩方面的實例告訴我們，黨員干部如果不能樹立起正確的利益觀，不僅有害于黨和人民事業的大局，也終將毀了自己。

三、黨員干部如何樹立正確的利益觀當我們知道什么是正確的利益觀和為什么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之后，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我認為，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必須解決好以下3個問題。1、必須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總書記在中紀委七次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中，世界觀是基礎，是起決定作用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人生觀、價值觀。在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中，權力觀是基礎，有什么樣的權力觀，就有什么樣的地位觀、利益觀。”總書記的這番話明確告訴我們，正確的世界觀是領導干部的立身之本，不解決好這個問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等等都無從談起。世界觀是指人們對世界總的和基本的看法。共產黨人應當具有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它是唯一正確的、科學的世界觀。從一定意義上說，世界觀就是人生的“總開關”，這個開關工作正常，人就有明確的前進方向；這個開關出了毛病，人生就會迷茫甚至步入歧途。在現實生活中，為什么同樣是黨員干部，絕大多數能夠嚴于律己，時時想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有的人卻追求一己私利甚至墮落成腐敗分子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世界觀對人們有著不同的導向作用。因此，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首先就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這不但是對年輕同志的要求，老同志同樣應當不斷改造世界觀。原大興縣房管局局長付冠宇入黨當干部多年，論年齡也算得上老字輩了，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因為犯貪污和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他走向墮落的根子在哪里？從他的言行中不難看出，正是錯誤的世界觀在發生作用。他平日里熱衷于封建迷信，在他辦公室的書架上擺放著很多宣傳封建迷信和宗教的書籍，外出時不是算命就是卜卦，事發后在拘留所里，他還對司法人員說：“算命先生講了，闖過臘月二十三就沒事了。”除犯有貪污、受賄罪外，他還聽信騙子的謠言，動用公款64萬元去找所謂1934年連號的美圓，企圖發財。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仔細分析那些黨員干部違法亂紀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說，都能從世界觀上找到答案。與世界觀緊密相連并受世界觀制約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同樣是黨員干部必須注重解決好的問題。簡單地說，人生觀就是人們對人生目的和意義的根本看法和態度。怎樣做人？做一個什么樣的人？人生的道路應該怎樣走？是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人生現實。總書記對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并寫進了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決定》，就是要求黨員干部“要在思想上解決好參加革命是為什么、現在當干部應該做什么、將來身后留點什么的問題，自覺抵制各種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這“三個解決好”，集中反映了黨員干部為官做人的基本規律和根本態度，就是告訴我們應該樹立什么樣的人生觀。“參加革命為什么”，講的是領導干部參加革命的初衷，就是干什么來的、圖的是什么；“當干部應該做什么”，講的是領導干部的現實作為，是打算用人民給的權力去為老百姓服務呢，還是為了光宗耀祖甚至是謀取私利；“身后留點什么”，講的是歷史評價問題，是要留下懷念和好的口碑，還是讓人民群眾在你離開后戳脊梁骨。貫穿這“三個解決好”的主線就是為什么人掌權、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如果能做到這“三個解決好”，也就為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打下了堅實根基。人們對某種事物或現象是愛好還是憎惡、是贊同還是反對、是接近還是回避，體現了人的價值觀。價值觀往往是隱含在人的意識深處的東西，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就像人生的“方向盤”，通常情況下，會幫助人們在有關善惡、是非、真假、曲直的判斷中明確方向，作出正確選擇，即使在遇到復雜局面和突發事件時，也能堅定不移地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總之，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就必須首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堅定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這就需要我們認真刻苦地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學習同志的重要論述，并且要堅持不懈，做到學習、學習、再學習。2、必須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和地位觀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是緊密相連、相互制約的關系。對于黨員領導干部來說，權力觀是基礎，有什么樣的權力觀，就有什么樣的地位觀和利益觀。道理很簡單，試想，一個人的權力觀是扭曲的甚至是錯誤的，你能指望他具有正確的地位觀和利益觀嗎？肯定不能。同樣，如果一個人的利益觀是錯誤的，他的權力觀也決不會是正確的。可見，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就必須解決好權力觀并進而解決好地位觀的問題。有的黨員領導干部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成私有財產，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如原石景山區房地局局長尚貴，把460萬元公款借給老同學經商，當班子里有人提出不同意見時，尚貴說：“我是局長，在我的一畝三分地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單位的錢我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最后造成了200萬元的損失，尚貴也受到了黨紀國法的嚴厲制裁。什么才是我們所要樹立的正確的權力觀呢？對此，總書記在中紀委七次全會上的講話中作了精辟的論述，他說：“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必須正確認識我們手中權力的性質。只有把這個問題真正搞明白了，我們才能正確地看待和運用手中的權力。必須認識到：第一，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是代表人民并領導人民去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以后則要代表并領導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國家的各項權力。第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都是來自于人民的。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說到底都是人民賦予的。第三，領導干部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國家的安全、發展和富強服務，為人民群眾的團結、富裕和安寧服務。一句話，必須始終用來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而絕不能把它變成謀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第四，一代一代的領導干部都必須始終信守為人民掌握和行使權力的正確原則，同時要始終自覺地接受黨和人民對自己行使權力的監督。”總書記的這段話告訴我們，所謂正確的權力觀主要包括“四個必須認識到”：一是代表并領導人民掌握和行使權力；二是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三是我們手中的權力必須用來為人民服務；四是權力的行使必須置于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一個黨員干部如果能清醒地認識到上述幾點，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3、必須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與作風以貪圖享受、鋪張浪費為特征的享樂主義，是資產階級利益觀的典型表現，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就必須同享樂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就必須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堅決反對奢侈浪費的惡習。艱苦奮斗的思想是同志早在井岡山時期就提出來的，正是靠著這種精神，我們黨才一步步壯大起來，最后取得了全國政權。中國革命勝利前夕，黨中央和同志清醒地認識到，創業難，守成更難。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同志高瞻遠矚地指出："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此后的情況證明，這番話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預見性，1951年便發生了劉青山、張子善案件。同志針對這個問體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什么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會大亂，老百姓一定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今天，我們重溫這些話，仍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開始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鄧小平同志又反復強調要堅持不懈地提倡艱苦奮斗精神，他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敗現象。”這就告訴我們，黨員干部手中都掌握著權力，社會環境復雜，領導干部受到外界各種消極的東西的影響會日益增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就難免犯錯誤，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而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絕對離不開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作風。但總有那么一些人不相信這樣的道理，他們不惜揮霍浪費，一門心思地追求安逸和享受，車子越坐越小，房子越住越大；什么東西都敢要，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人的錢都敢拿。玩物足以喪志，奢侈必將失德。黨員干部想奢侈享樂多了，想黨的事業必然就少了；離燈紅酒綠近了，離人民群眾必然就遠了。久而久之，不犯錯誤才怪呢！正因為如此，我們的黨員干部一定要在保持艱苦奮斗作風上下一番功夫。一要加強思想修養，防止享樂思想的滋生；二要注重防微杜漸，保持嚴謹的生活態度；三要強化監督意識，把自己置于黨組織和群眾的監督之下；四要發揚奉獻精神，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四、黨員干部需要正確處理的幾個關系當前，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必須正確對待和處理以下幾個關系：1、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改革開放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勢必要涉及到各種利益調整、利益分化、利益分配等諸多利益矛盾，這些變革會影響到全社會的每一個成員的個人利益。個人利益的實現固然與自己的努力奮斗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要靠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因此，個人利益應當服從社會的整體利益，這一點對于黨員干部來說尤為重要。這是因為黨員干部手中執掌著各種權力，在資源與利益分配中占據著有利地位，屬于強勢群體，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真正做到為人民謀利益，就能形成一種放大效果，影響和帶動一片，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否則，不僅有害于改革開放大業，也有害于黨員干部個人。原大興氮肥廠廠長劉集森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由于這個企業不景氣，很長時間發不出工資，由此引發數百名職工多次集體上訪。作為廠長的劉集森，卻利用職權大肆貪污公款，還用貪污所得買了小汽車，最后被判處7年徒刑。同志們想一想，如果容忍這樣的事情泛濫，人民群眾能答應嗎？是不是黨員干部就不能有任何個人利益呢？當然不是。我們從來不否定包括黨員干部在內的個人利益，但必須在保證和發展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擺正國家、集體、個人之間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個人利益必須服從于整體利益，服從于黨和人民的利益。在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黨員領導干部，應該比其他社會成員和一般黨員更自覺地顧全大局，做到一切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2、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改革措施的出臺會直接觸及人們的切身利益。比如，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住房問題，特別是城市危舊房改造、拆遷、安置暴露出來的矛盾與問題；城鎮職工的醫療、養老保險、失業救助等社會保障問題；下崗失業和再就業問題；子女教育問題；農村中的村級財務、農民負擔、農村干部作風、宅基地、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就會直接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與威信，阻礙改革的進程。因此，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具有長遠的眼光和戰略家的胸懷，在維護人民群眾長遠的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時解決不了的，要向群眾講清楚。遺憾的是，現在有的干部卻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總想著在自己的任期內干出些出人頭地的事，甚至不惜勞民傷財地大搞所謂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實際上，這些短期行為還是沒有脫離個人利益的小圈子，說明白些，就是在為他自己樹碑立傳，為自己往上爬創造條件。人民群眾對這種人是深惡痛絕的。前不久被中紀委查處的原沈陽市市長慕綏新就十分典型：慕綏新上任后一年內搞了兩個城建項目，一個是沈陽市的二環路和53公里的高速公路；另一個是沈陽的環城水系。沈陽市一下子邁進了全國衛生先進城市的行列，1998年慕綏新還獲得了聯合國頒發的“人居獎”。可是慕綏新的這些“政績工程”，留給沈陽人民沉重的包袱。僅二環路和高速公路，沈陽市就要連續在10年中每天付給投資的港商50-60萬元人民幣。10年后，還要繼續在20年中每年給港商52%的分成。這條路1998年建好后，實際上每天收入只有20-30萬元，沈陽市額外要再支付30-40萬元才可以持平。據介紹，沈陽市每年用于市政建設的財政撥款不足10億元，慕綏新上任三年，用在市政建設的錢就超過了100億元。一個人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必須明白這樣的道理，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當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必須以長遠利益為重。3、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關系黨員干部必須具有全局觀念，做到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這是樹立正確利益觀的必然要求。我們這樣說，并非否定局部利益。作為黨員干部，當然要考慮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單位和部門的利益，關鍵是看你在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采取什么態度。如果能夠顧全大局，哪怕犧牲局部利益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正確的態度。如果只從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那個局部考慮問題，對全局利益全然不顧，甚至損害全局利益，那就是狹隘的、自私的、錯誤的。在全市經濟建設、城市建設中，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矛盾沖突是經常發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危舊房改造、企業搬遷、文物保護、綠化隔離帶建設等等，都充滿著各種利益矛盾，如果處理不好，那什么事情都辦不成。目前，在一些地區、部門或單位，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等現象盛行，這與那里的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處理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的關系直接相關。它是一種擴大了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不僅有礙于黨的事業的大局，也有害于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當防止和克服這種不正確的思想行為，站在大局的高度觀察、思考和處理問題。4、奉獻與索取的關系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的利益矛盾和思想上的觀念沖突常常交織在一起，引起一些困惑，其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是奉獻與索取的關系。這個問題不解決，就很難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前面已經講過，我們對物質利益并不是一概排斥，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都要通過從事誠實勞動，獲得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必需的物質文化利益，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同樣適用于黨員干部。但對于黨員干部來說，還應當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這種獲得除了必須建立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之下外，還應該建立在無私奉獻的基礎之上。這是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是人民公仆，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決不能把商品交換的原則帶入政治生活領域，更不能搞權錢交易、與民爭利，不然的話，就失去了當黨員干部的資格。如今，在一些黨員干部身上存在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盲目攀比，不比工作比待遇，不比奉獻比索取，越比越覺得自己吃了大虧，也有的人因此而腐化墮落下去。例如：原首鋼北鋼總公司總經理助理楊立宇，從一個普通技術人員，成長為有7萬多職工的企業總經理助理，當年才33歲。當他去發達地區和國外轉了一圈回來后，思想就產生了巨大變化，開始不擇手段地索取。最終因為伙同他人索賄150萬元、個人受賄32萬多元而被判處死緩。他在監獄里反思說：“因為我經常出國，去南方，原來我以為我掙的錢不少，可到那兒一看，還不夠人家一頓飯錢。于是......”由此可見，一個黨員干部如果擺不正奉獻與索取的關系，不僅會給黨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嚴重損害，最后也將毀掉自己。5、權利與義務的關系這里所說的“權利”與前面講的“權力”不同，并不是指支配力量的那個“權力”，而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權力和享受的利益這個“權利”。應當說，黨員干部不僅掌有人民賦予的權力，同時也享有一般公民所應當享有的權利。但權利是相對于義務而言的，當你享有某種權利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你必須履行相應的義務，普通公民如此，黨員干部就更應當正確處理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各種利益關系變得空前復雜，人們頭腦中的利益觀也相應地復雜化了。利益是人們行為的原動力，人們的一切活動，都帶有一定的道德因素，體現出一定的利益取向。在一般情況下，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普通生產者、交換者的基本道德意識是平等交換、互惠互利。他們按照“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的邏輯去考慮生產經營，是合情合理的，在守法的前提下，也是允許的。但是，作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則不能僅僅以此作尺度，必須要有更高的標準。一定要把權力當作責任來看待，把履行職責和義務放在首位，講付出、講奉獻。切不可把履行義務看作無足輕重，而斤斤計較個人利益。當前，經濟活動和人的思想都比過去要活躍得多，黨員干部如果不能謹慎從事，犯錯誤的機會也就相對比較多。一些黨員干部之所以在經濟活動中跌了跤，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由于沒有處理好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個人追求成名、進步、富裕，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本無可厚非，但是追求這些靠什么？是靠誠實勞動、努力工作，還是靠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甚至巧取豪奪呢？說起來，誰都明白應當是前者，可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就是做不到。作為黨員領導干部，決不能見利忘義，這個義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有的人心存僥幸，私欲膨脹，伸出了貪婪的手，結果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在黨紀國法這條高壓線前，碰得頭破血流。前不久，本市查處的蔡季良貪污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蔡季良是原北京京澳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正局級），任職期間，由于濫用權力、盲目決策、盲目投資，給國家造成一個多億港幣的巨大損失，他自己也從中漁利80多萬元。最近，蔡季良已被一審判處死刑。6、先富與后富的關系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黨的既定政策。有的黨員干部可能會說，那我就先來充當這“一部分人”豈不挺好嗎？說這種話的人倘不是糊涂，就一定是忘記了共產黨人應有的品格。想想看，古人尚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說法，何況一個黨員干部呢？如果連這樣的思想境界都沒有，實在可悲，被人民所拋棄也是遲早的事。我們強調正確對待和處理先富與后富的關系，并不是要阻止黨員干部走致富的路。我們之所以要致力于改革開放，其目的不就是要讓國家強盛起來、人民富裕起來嗎？對于國家來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對于包括黨員干部在內的個人來說，貧窮也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作為工人階級先進分子和人民公仆的黨員干部，則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擺在前面，想方設法支持和幫助群眾富起來，而后才是自己通過正當的途徑邁上富裕之路。決不能只考慮自己如何致富而置群眾的安危冷暖于不顧，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不正當的利益。也許有的黨員干部會說，我帶頭致富難道也是錯的嗎？對此當然不能一概而論，關鍵要看你怎么“帶頭”。有的人為了幫助群眾脫貧致富不遺余力，處處走在前面，群眾富裕了自己也富裕了，這樣的帶頭值得提倡。因為我們共產黨員、黨的干部也不是苦行僧！我們所反對的是那些熱衷于個人發家致富，把群眾的冷暖疾苦放在腦后，甚至不惜憑借手中的權力大肆斂財，以致窮了百姓富了他自己，卻美其名曰“帶頭致富”，這種“窮廟富方丈”的現象我們已經見得不少了，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7、紀律約束與嚴格自律的關系黨紀國法對于規范黨員干部的行為來說，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這種作用需要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反腐敗斗爭中提出建立黨紀國法和思想道德兩道防線。對于黨員干部來說，要使自己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沿著正確的方向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僅靠黨紀國法的約束是不夠的，必須靠自覺、靠嚴格自律，保持嚴謹的生活態度和生活作風。起碼要做到兩點，一是“慎微”，二是“慎獨”。首先是慎微。“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必須防微杜漸，重視小節問題。三國時劉備對兒子劉禪說：“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一個人必須從小節、小事上開始嚴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要注意生活作風問題。現在有的領導干部認為，吃點、喝點、拿點、占點、玩點沒啥了不起，不過是生活小節問題，只要在大是大非上別出紕漏就行。還有的認為，打一點“擦邊球”無所謂，充其量是人民內部矛盾。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各級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擔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和期望，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會給黨的事業帶來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對我們來說，生活無小事，人生無小事。驕縱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細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事物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即使是所謂的突變，也蘊涵著大量的數量的積累。所以，領導干部必須注意從點滴小事上開始，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可以這樣說，一些人之所以墮落成腐敗分子，往往就是從一些小事上開始。原通州區工商銀行行長盧永元就是個例子。起初的時候，別人送他點兒煙酒，他還覺得不自然，時間一長，也就心安理得了。他在監獄里反思說：“第一次收下人家送的錢時，心里很害怕，晚上睡不著覺……由于事情沒有暴露，心里慢慢塌實了，也就為我以后受賄壯了膽。”盧永元最終因為貪污1萬元、受賄27萬元、挪用公款6萬元，受到開除黨籍和公職的處分，并被判處7年徒刑。在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案件里，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想，大家都應當從這些反面典型中汲取教訓，自覺地防微杜漸，防止因小節不保而釀成大錯。其次是慎獨。“慎獨”是思想道德修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準和思想境界的試金石。儒家經典《大學》里說：“誠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借鑒“慎獨”的觀念，提出了共產黨員要“慎獨”的修養要求。他說：“除開關心黨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沒有個人的得失和憂愁。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他的工作經得起檢查，決不害怕別人去檢查。”少奇同志的這段話，說明了慎獨的重要性。事實上，違紀問題多發生在缺少監督的8小時以外，正是因為當事人缺乏一種慎獨的自覺性。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在他的一份悔罪書里，特別提到自己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做到慎獨，“自我約束能力差，違法違紀行為都發生在8小時以外。”其實，這樣的原因在每個違法亂紀案件中幾乎都存在。因此，黨員干部必須注意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自覺地管住管好自己。8、遵紀守法與保持節操的關系黨員干部必須模范地遵紀守法，同時又要注重個人道德操守的修養。這是因為，如果不注意道德修養，任憑不正確的利益觀充斥頭腦，就難免失節，甚至因經不住物質利益的誘惑而不惜以身試法。近年來出現的“59歲現象”等，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因此，黨員干部一定要加強道德修養，切實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家庭圈”問題。在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里，有這樣一句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表達了一種遞進的關系。首先是修身，也就是必須切實提高個人的道德操守修養。很難設想，一個對父母不孝、對配偶不忠、對子女不負責任的人能是個好官。其次是齊家，也就是要處理好家庭關系、解決好“家庭圈”的問題。如果一個黨員干部的家風不正，自私自利等不正確的觀念占了上風，你能指望生活在這種環境里的他潔身自好嗎？恐怕很難。因此，黨員干部不僅應當管好自己，還應當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員，樹立良好的家風。中央紀委有一個統計，近幾年處理的黨員干部違法違紀案件中，有38%的與這些人的配偶、子女有關。一些領導干部借口工作忙，對自己配偶、子女的思想狀況不屑一顧。也有的對配偶、子女謀取不正當利益等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沆瀣一氣，共同謀私。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到這些干部的弱點，乘虛而入，采取走“迂回路線”、“夫人路線”、“公子路線”的辦法來影響領導干部，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不少黨員干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栽了跟頭。前幾年查處的北京電子動力公司（751廠）總經理陳銘的案子就很典型。陳銘是一個從普通工人成長起來的正局級領導干部，曾經為企業的發展作出過較大貢獻，因此而獲得北京市和全國勞動模范等多項光榮稱號。就是這樣一個有著光榮歷史的人，在面臨退休的時候，卻絞盡腦汁地要為子女們留下些家業，于是不擇手段地大肆貪污公款，結果雞飛蛋打，不僅自己因此而掉了腦袋，也把與此有牽連的兒子送進了監獄。清末有個叫奕儇（yixuan）的人，是末代皇帝宣統的祖父，他寫過一段治家格言：“財也大，產也大，后來子孫禍也大。借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少，產也少，后來子孫禍也少。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林則徐給兒子寫的一副對聯，也表達了相近的意思：“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么？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么？愚而多財，益增其禍。”這些連封建士大夫都明白的道理，難道不值得我們黨員干部去仔細品味和深思嗎？二是“工作圈”問題。作為黨員干部，要做好工作，離不開上級的指導、身邊同志的幫助、下級的支持。這樣，就涉及到一個“工作圈”的問題。我們的黨員干部是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的，這個目標就是為人民服務。因此，上下級之間、同志之間應該協調一致，建立起正常的工作關系，防止形成庸俗的市儈關系和違背黨的紀律要求的其他關系。1980年2月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指出，在處理領導關系上，不得個人專斷，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對領導者禁止無原則的歌頌，不要把上下級關系、領導成員之間的關系變成封建等級關系、人身依附關系。應當說，我們絕大多數黨員干部能夠按照上述要求，努力營造和諧正常的工作關系，但是，某些與此相悖的行為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正如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講的：“有的黨員干部慢慢忘記了自己入黨、當干部時的初衷，腦子里個人升官發財的思想滋長，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拋到了腦后。在這種念頭的驅使下，有的到處拉關系、找靠山、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造假騙官、甚至殺人謀官，有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家長制習氣嚴重，有的貪圖享樂、花天酒地、貪贓枉法，有的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搞裙帶關系，等等。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明白，我們是共產黨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千萬要防止把升官發財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如果你的‘官’不是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務干出來的，而是靠‘跑’、‘要’、‘買’來的，那不僅不光彩，最后還要栽跟頭。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上，至于個人的升降去留，應坦然地接受黨和人民的選擇，把自己擺在什么位置上，就在那個位置上盡心盡力、發光發熱。”總書記的這段話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我們的黨員干部必須牢牢銘記在心，并以此規范自己的行為。三是“社交圈”問題。領導干部應當廣交朋友，這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條件。同時又要慎交朋友，這是保持廉潔的必然要求。事實上，一個人走上領導崗位后，交際面會越來越寬。這時候，和誰交朋友，怎么交朋友就顯得非常重要，因而如何處理好“社交圈”問題，是每個黨員干部需要特別注意的重要問題。由于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手中執掌著或大或小的權力，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利益的分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就會千方百計地與你“交朋友”，說的明白些，就是要腐蝕拉攏你。他們會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目的是借用你手中的權力來滿足他們的私欲。而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恰恰對此缺乏應有的警覺，誤以為結交了鐵哥們兒而暗自高興，殊不知自己已經邁進了人家設好的陷阱。當然，也有少數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本身就懷著私心雜念去交友，樂于把那些諂媚之徒當成朋友。有的人特別熱衷于結交有錢的人，于是便出現了“傍大款”現象。還有的甚至與帶有黑社會背景的人同流合污、打成一片，成了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或幫兇，最終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胡長清不就是這樣嗎？他在江西工作只有短短4年的時間，尤其好與“大款”交朋友、打交道，有的人認識他不過20天，見過兩次面，就開始向他行賄，在這些“大款”朋友的護送下，他最終把自己送上了斷頭臺。“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一個領導干部，如果交一個好朋友，就等于多了一面鏡子，多了一個參謀。如果交上一個壞朋友，就等于雪入墨池，雖融于水，其色愈污。看看那些以朋友自稱的行賄者，有哪個是真的把受賄的黨員干部當成朋友呢？一個也沒有。有一個行賄者在監獄里說出了心里話：“我在向他們（指受賄人）塞鈔票的時候，絕對是將他們當作一條狗來看待的，不然我的心態就沒法平衡。憑什么要把自己花花綠綠的票子往他們手里塞，還要賠笑臉呢？”那些把這類如蠅逐臭的人當朋友的黨員干部聽了這番話以后，不知會做何感想。同志們，在歷史的長河中，人的一生是短暫的，非常值得珍重。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善待它，充分實現它的價值。對于黨員干部來說，就是要使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在勞動仍然是人們謀生手段的情況下，通過正當途徑獲取物質利益，對誰來說都是必需的，黨員干部也不例外。但大家千萬要記住，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如果成為它的俘虜，既有損于黨的事業和個人名節，也有悖于黨員干部的本色，實在是得不償失。只有樹立正確的利益觀，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我們就經得起任何風浪的考驗，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中國共產黨人民利益觀的主要內容

我們黨的利益觀是以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核心內容的觀念體系。思想、鄧小平理論都是圍繞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核心內容展開的，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制定和實行的正確的路線、綱領、方針、政策都是人民利益觀的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迄今對人民利益觀核心內容最清晰、最完備的總結和概括，我們黨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上提出的新觀點和新要求，使黨的人民利益觀得到極大的豐富和擴展。

（一）以逐步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為出發點，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注重幫助解決困難群眾生產和生活問題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指出：“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1](P864)。制定和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必須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基本著眼點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前進。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通過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人們的發展活力，這是加快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是否首先考慮并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始終關系黨的執政全局，關系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全局，關系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全局。把絕大多數人團結在我們黨周圍，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奪取革命、改革和建設事業勝利的強大力量源泉，是我們黨的一大政治優勢。

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是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關心群眾，首先要關心困難群體的疾苦；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首先要為困難群體謀好利益，因為他們眼前最困難，最需要幫助。”[2](P645)在極端艱苦的戰爭年代，為了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支持和參加革命，我們黨幫助群眾解決穿衣、住房、柴米油鹽、疾病、婚姻問題，黨執政后“我們完全擁有解決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問題的條件和能力。如果不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無法向黨、向人民交代的”[2](P113)。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入手，注重解決群眾的燃眉之急，同時又有發展和治窮的通盤考慮和長遠安排，確保有關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使困難群眾切實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

（二）高度重視廣大人民的物質利益，在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切實使廣大人民不斷獲得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摘要：

鄧小平國家利益觀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利益觀與中國客觀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鄧小平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又超越前人，從而實現了理論的創新。鄧小平國家利益觀既體現了改革開放時期的我國利益現狀，也反映出了新時期我國的利益需求。在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的指導下，中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始終能夠把握正確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國家利益。

關鍵詞：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理論創新

恩格斯說過：“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鄧小平國家利益觀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利益觀在新時期的豐富和發展，洋溢著鮮明的民族精神和強烈的時代特色。

一、將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最高準則

在建國初期，由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政權的敵視，提出了聯蘇抗美全方位“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的局勢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圍反帝反霸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對主要來自蘇聯霸權主義的現實威脅下，提出聯美遏蘇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可以說，我們經歷了從聯蘇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聯美抗蘇這樣一個艱難過程。在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中，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采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從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現出來的是近乎于結盟的一種做法。這樣做法受冷戰思維的作用，片面強調階級斗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使意識形態分歧的表面現象掩蓋了深層次的國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國的對外政策打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有時國家利益要服從意識形態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國在較長時期里十分不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嚴重制約了我國的發展。對于這樣一種做法，鄧小平進行了尖銳批評，認為這實際上是作繭自縛、畫地為牢、自設障礙，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國家利益這一概念，是在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才開始在政治家和學者中使用的。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交往日益緊密，另一方面，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差別卻日趨明顯，因此，維護國家利益已經成了當代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們的口頭禪。西方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國與國之間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長期參與和主持制訂我國的對外政策，對國家利益的認識有自己的獨到見解。特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對國家利益的論述逐漸增多，國家利益成了他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指導對外政策的主要依據。他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包含了系統而有鮮明特色的國家利益觀。

一、堅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性

在錯綜復雜的國際舞臺上，用什么樣的最高準則來指導我們的對外政策，是一個帶有全局性的戰略問題。歷史經驗表明，只有把處理國家間相互關系的最高準則搞清楚，才能制訂出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從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對此，有兩種絕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一種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最高準則。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放在處理國際事務的首要地位，是“冷戰”時期的一個主要內容和標志。關于這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有著慘痛的教訓的。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推進，中國的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與此同時，國際環境也在不斷發生演變。“兩極”對抗已經結束，世界出現了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趨勢。盡管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現象時有發生，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潮流。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和完善處理國際事務的指導思想和最高準則，以適應變化了的國內外環境。鄧小平總結了建國以來我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維護國家利益，確保本國在國際上的有利地位，謀求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早在1981年初，鄧小平就對來訪美國人說：“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8頁）。這就向世人宣示，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依據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到了80年代末期，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的問題。他在會見美國已故前總統尼克松時說：“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0頁）。鄧小平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指導處理國家關系，提出了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的原則，反映了我國國際戰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變化。國家利益是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和階級利益的集合。在當今世界，只要仍然存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就會產生特定的國家利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的利益，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同樣集中地體現在國家利益上。離開了國家利益去分析和處理國際事務、國際關系，勢必脫離國內外的現實，違背歷史潮流，損害人民利益。當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同國家利益關系密切。例如，中國之所以堅持社會主義，因為中國人民從長期的斗爭中深深地體會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最能實現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樣，中國堅持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意識形態，因為只有這一意識形態才能保持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而更好地維護和發展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能成為發展國家關系的障礙，不能作為處理國家關系的最高準則。無數事實說明，相同社會制度和相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間也可能發生利益沖突甚至流血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發生過邊境戰爭。反之，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間也可能進行某些合作。如中國與幾個西方大國相繼建立起了“戰略伙伴關系”，成功地解決了許多雙邊關系中的問題。因此，處理國家間的相互關系不能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而只能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仍有少數政客，為一己私利，極端仇視共產主義，頑固地以意識形態劃線，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口號為幌子，干涉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內政，企圖“西化”、“分化”社會主義中國。這是典型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冷戰思維。如果他們得逞，不僅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最終也對他們自己的國家不利。鄧小平告誡西方有識之士不要上當受騙。他說：“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對待。這樣，什么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同上）鄧小平的這一段話，不僅鮮明地舉起了國家利益的旗幟，而且深刻地闡明了鄧小平國家利益觀的豐富內涵：一是立足于長遠的戰略利益，而不是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二是立足本國利益，同時尊重和考慮對方的利益；三是向前看，不去計較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四是國家不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

在鄧小平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思想指導下，我國制訂了一系列正確的國際戰略，加強了我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穩定了我國周邊地區，緩和了許多熱點地區的緊張局勢，從而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贏得了時間并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捍衛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堅定性

摘要：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立足干世界歷史與現實的大坐標系中思考我國的對外戰略，形成了內涵豐富而見解獨到的國家利益觀。他的國家利益觀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的結合；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統一。在今天，認真研究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鄧小平國家利益觀國家關系

一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國家利益是處理國家關系的最高準則。1989年l0月，在中美關系處于非常嚴峻的時刻，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的觀點。他說：“我非常贊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這里鄧小平用“最高準則”四個字鮮明地指出了國家利益在戰略決策中的特殊地位和舉足輕重的作用，即國家利益具有最高性。這是鄧小平對國家關系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對國家利益的深刻理解，是對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反映了我國國際戰略和外交思想的根本性變化。在國際交往中，國家利益是一種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必然維護在本國社會制度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因而意識形態利益是構成國家利益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是，意識形態利益只是作為國家整體利益的一部分被體現在各國的對外關系中。由于它是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識形態利益必須服從國家整體利益的要求。這就決定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能成為發展國與國關系的障礙，更不能作為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最高準則。

其次，長遠利益是處理國家之間利益關系的著眼點。鄧小平認為，國家間的利益關系是長期存在的，主權國家的對外政策應立足于國家的長遠戰略利益，不要去計較一時一事的得失。對于我國的對外開放，鄧小平認為：“現在總的是要允許吃虧，不怕吃虧，只要對長遠利益有益就可以干。”針對西方某些大國把是否接受它們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作為提供援助、進行合作條件的做法，鄧小平富有遠見地指出，那種動輒對不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進行經濟封鎖和制裁，甚至大動干戈直接出兵干涉的行為，不僅嚴重影響著別國的發展，最終也會影響發達國家的自身利益。他特地提醒外國友人：“歷史最終會證明，幫助了我們的人，得到的利益不會小于他們對我們的幫助。至于政治上戰略上的意義就更大了。”

最后，共同利益是和平解決國家之間矛盾沖突的關鍵。鄧小平認為，在國際社會中由于存在著不同的民族國家，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是必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沖突不可調和，解決沖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國與國之間共同利益的尋求才是和平解決國家間沖突的關鍵。只有這樣，才能既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又不損害其他國家利益，達到利益雙贏與共同繁榮。依據這一思想，一生務實的鄧小平積極探索新時期解決國際爭端的有效途徑，創造性地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戰略思想。“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新思路，不是不要主權，而是把雙方爭議的主權問題暫時放一下，通過“共同開發”這個經濟利益的共同紐帶將爭議中的雙方連接起來，雙方共同受益，這有利于增進友誼和信任，為最終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了條件。鄧小平堅信，只要認真按照“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獲得一個圓滿的解決。

摘要：鄧小平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方面的有機統一體。鄧小平善于從全球的高度來分析戰略態勢，把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人類的根本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從全人類的發展中來界定中國的國家利益，確保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人類整體的進步、發展保持一致性。他強調，依據時代主題來確定中國的國家利益，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主張在國際交往中要把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家關系、確定中國對外行為的最高準則。

關鍵詞：鄧小平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觀

國家利益觀是對國家利益的根本的、總體的看法，是關于國家利益的內容、價值、途徑等方面的根本認知、評價與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國家、階級，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國家利益觀。

這種國家利益觀既是對客觀的國家利益的一種能動反映，也受到歷史文化傳統、國際規范建構等方面的影響。作為戰略思維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利益觀一旦形成，便會對國家戰略的決策和實施等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鄧小平的國家利益觀，是鄧小平在實現、維護和發展中國國家利益的實踐中不斷總結全黨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內容、主體、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觀點和總體看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一、以中國人民為本

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利益最終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國的國體決定了我們的國家利益必然真正體現、切實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鄧小平曾深情地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要把人民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1982年9月，鄧小平在與撒切爾夫人談到香港問題時說：如果在1997年后還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沒有信任我們。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他對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指出，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你們有人民感情的問題，我們也有人民感情的問題。這些論述表明，鄧小平始終把中國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為國家利益的最終歸宿與依據。另一方面，鄧小平還強調，要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就必須堅定地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還存在的國際社會中，在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仍然存在的現實生活中，要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就必須堅定地捍衛國家的利益。

一、將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最高準則

在建國初期，由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政權的敵視，提出了聯蘇抗美全方位“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的局勢下，又提出了建立世界范圍反帝反霸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到七十年代初，在面對主要來自蘇聯霸權主義的現實威脅下，提出聯美遏蘇的“一條線”外交戰略。可以說，我們經歷了從聯蘇抗美到反帝反修再到聯美抗蘇這樣一個艱難過程。在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中，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采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從而在外交策略上表現出來的是近乎于結盟的一種做法。這樣做法受冷戰思維的作用，片面強調階級斗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使意識形態分歧的表面現象掩蓋了深層次的國家利益矛盾，也使中國的對外政策打上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甚至有時國家利益要服從意識形態的需要。它造成了我國在較長時期里十分不利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嚴重制約了我國的發展。對于這樣一種做法，鄧小平進行了尖銳批評，認為這實際上是作繭自縛、畫地為牢、自設障礙，自己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面對新的國際國內形勢變化，他拋棄了冷戰思維方式，開始從國際和平和國內發展的高度分析和思考問題。他總結了建國以來我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維護國家利益，確保本國在國際上的有利地位，謀求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早在1981年初，鄧小平就對來訪的美國人說：“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觀點，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觀點，而是恢復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觀點。”這就向全世界表明，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依據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到了80年代末，鄧小平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以國家利益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最高準則。1989年10月，他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時明確指出：“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的自身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說：“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

二、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強調國家的經濟利益，把它作為新時期主要的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的，是不斷發展的。在特定時期，對國家利益各方面的政策維護是有輕有重的，需要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適時調整。鄧小平堅持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既繼承了時期的注重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觀點，又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發展了的觀點。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主權喪失獨立，在百余年時間里任人宰割，國家利益被西方列強踐踏無遺。飽受列強欺侮的中國人對主權問題異常敏感和重視。新中國成立后，主權獲得獨立，但同時面臨著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直接或間接威脅和干涉。等新中國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點，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安全。鄧小平繼承了對待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思想，認為“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始終要放在第一位”。1982年鄧小平在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時，“鐵娘子”提出歷史上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仍然有效，堅持用香港主權交換香港治權等。對此，鄧小平立場堅定地說：“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