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技術范文10篇

一、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三階段

技術發展戰略是國家對科技活動全局性和長期性的規劃和行動方針，由科技行政體系主導，并協調技術政策與其他工業政策、國家發展目標的一致性。對一國技術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從三個層次研究國家技術政策：（1）確定國家發展目標，明確技術發展與國家發展目標之間的關系；（2）激勵政策，對市場失靈的領域提供國家干預的信號，包括基礎型干預和選擇性干預，所謂基礎性干預是國家對人力資源、科技基礎設施、研發鼓勵等要素市場的干預，而選擇性干預指國家扶持特定產業或特定產業組織優以實施優先優術發展目標；（3）組織制度，包括為實施技術發展戰略的科技計劃、行政組織等。[1]以這三個層次考察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演變過程，馬來西亞工業化進程中的技術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產業技術規劃不明晰時期。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技術發展的重點領域與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相一致，資源型產業（如早期的橡膠、之后的棕櫚油產業）的研究與開發是政府重點支持的研究領域，這一時期建立的馬來西亞農業發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對當時農業多樣化、農礦產品的出口增長發揮了重要技術指導和推廣作用。相對地，在馬來西亞推動工業化的產業政策框架中，產業技術發展并沒有成為優先的議題。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的投資方式在生產初級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行業興建了一批制造業企業，到60年代末為解決就業問題和種族間經濟利益沖突，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產業的發展戰略和旨在社會重組目標的新經濟政策成為這一時期產業政策的重點，而外資主導的出口型產業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貿易區內，與區外的當地產業幾乎沒有技術聯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馬來西亞重工業化的第二輪進口替代階段，馬國政府通過政府投資行為推動的重工業項目計劃不僅包含了優化產業結構布局的設計，同時希望進一步達到種族間經濟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產業技術的學習、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訂者的直接目標。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開始籌建科技行政體系，如1975年成立的國家科學研究開發理事會（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學技術環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們的預算、權限十分有限，無力對其他部門（如貿易工業部、農業部）以及這些部門下屬的重點研究機構發揮統籌規劃的作用。

第二階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強技術力量供給的技術發展戰略。8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政府感到馬國工業化“缺乏對科技政策、戰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在當年數個經濟規劃中，包括第五個國家計劃（1986—1990）和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明確了產業技術與經濟發展的聯合，并在1990年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進一步詳細了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及鼓勵措施。首先，產業技術目標在多個政策框架中明確體現，明顯不同于前一階段。由政府推動的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失利后，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了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這份規劃中明確說明國內弱小的產業技術基礎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認為已具一定規模的制造業產業并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幾乎完全依賴外國技術，建議采取韓國式產業政策對特定部門采用傾斜式政策以幫助本地企業建立技術基礎，強調優先發展具有較強聯系效應的資源型制造產業，如木材加工業、橡膠制品、石油精煉產品。盡管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政策方向隨著很快到來的外國直接投資高潮沖淡了許多，但該計劃是馬來西亞政府首次將技術發展領域獨立地列為經濟發展規劃中，顯示產業技術發展已經成為政策目標之一。1990年出臺的“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為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補充，更為詳細列舉了五大優先發展領域，如自動化材料、先進材料、生物技術、電子與信息技術和能源、環境與環境技術，同時指出了馬來西亞產業技術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瓶頸，并提出了42項建議完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其次，在包含產業技術發展目標的多個政府規劃出臺后，對原有科技行政體系的改革也就成為必然，這些技術發展機構與私營企業界聯系顯得比過去緊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門的主要工業研究機構統一由科學技術環境部管理，以便提高這些研究機構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加入了更多私營企業界代表，并監督1986年啟動的、由國家資助的“重點領域加強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項目的實施情況；馬來西亞內閣組建一個由總理牽頭的、新的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科技立法和項目規劃，除此之外，產生了一些非政府機構的民間—政府協商組織，如馬來西亞商業理事會的技術委員會、馬來西亞高科技產業—政府協調小組。最后，在政策的推動下，馬來西亞對科學技術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個五年規劃中科技的公共投資從5.4億林吉特上升到11.6億林吉特，這些投資流向國有技術研究機構的基礎設備投資以及資助國家重點領域研究項目（IRPA），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挑選國有技術研究機構開展IRPA項目。

從實踐效果來看，由政府制訂技術發展規劃、國有資金支持、國家公共研究機構執行的科技體制屬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這種規劃體制的性質是一種集中型的體制而不是包含私營企業界參與的復式或協調式體制，盡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產業需求拉動式技術發展模式將科技發展與產業發展統一起來，但顯然缺乏合格技術官僚的參與和企業界的廣泛參與，特別是這種集中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與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經濟自由化的市場環境相矛盾，這種發展戰略對產業技術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顯。但無疑地國家對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種技術創新的社會風尚，這是馬來西亞社會氛圍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階段，1993年后，加強技術政策與產業組織結構、市場條件的協調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馬來西亞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內部化的技術轉移比70、80年代顯得活躍而積極，跨國公司對呈現產品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提高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依托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消費型電子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電子產品制造技術能力迅速提高，同時開始跨國公司增加了對馬來西亞本地企業的零部件采購以及部分下包行為，檳城形成了以半導體、硬盤驅動器為主的高科技產品的產業集群。面對占馬來西亞經濟舉足輕重地位的電子產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緊密融合和跨國公司行為模式的轉變，前期的供給型技術發展戰略顯然無法滿足經濟技術發展的需要，為此馬來西亞政府調整了技術發展思路，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三階段

技術發展戰略是國家對科技活動全局性和長期性的規劃和行動方針，由科技行政體系主導，并協調技術政策與其他工業政策、國家發展目標的一致性。對一國技術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從三個層次研究國家技術政策：（1）確定國家發展目標，明確技術發展與國家發展目標之間的關系；（2）激勵政策，對市場失靈的領域提供國家干預的信號，包括基礎型干預和選擇性干預，所謂基礎性干預是國家對人力資源、科技基礎設施、研發鼓勵等要素市場的干預，而選擇性干預指國家扶持特定產業或特定產業組織優以實施優先優術發展目標；（3）組織制度，包括為實施技術發展戰略的科技計劃、行政組織等。[1]以這三個層次考察馬來西亞技術發展戰略的演變過程，馬來西亞工業化進程中的技術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產業技術規劃不明晰時期。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技術發展的重點領域與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相一致，資源型產業（如早期的橡膠、之后的棕櫚油產業）的研究與開發是政府重點支持的研究領域，這一時期建立的馬來西亞農業發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對當時農業多樣化、農礦產品的出口增長發揮了重要技術指導和推廣作用。相對地，在馬來西亞推動工業化的產業政策框架中，產業技術發展并沒有成為優先的議題。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跨國公司和合資企業的投資方式在生產初級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行業興建了一批制造業企業，到60年代末為解決就業問題和種族間經濟利益沖突，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產業的發展戰略和旨在社會重組目標的新經濟政策成為這一時期產業政策的重點，而外資主導的出口型產業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貿易區內，與區外的當地產業幾乎沒有技術聯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馬來西亞重工業化的第二輪進口替代階段，馬國政府通過政府投資行為推動的重工業項目計劃不僅包含了優化產業結構布局的設計，同時希望進一步達到種族間經濟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產業技術的學習、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訂者的直接目標。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開始籌建科技行政體系，如1975年成立的國家科學研究開發理事會（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學技術環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們的預算、權限十分有限，無力對其他部門（如貿易工業部、農業部）以及這些部門下屬的重點研究機構發揮統籌規劃的作用。

第二階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強技術力量供給的技術發展戰略。8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政府感到馬國工業化“缺乏對科技政策、戰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在當年數個經濟規劃中，包括第五個國家計劃（1986—1990）和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明確了產業技術與經濟發展的聯合，并在1990年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進一步詳細了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及鼓勵措施。首先，產業技術目標在多個政策框架中明確體現，明顯不同于前一階段。由政府推動的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失利后，1986年馬來西亞政府頒布了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這份規劃中明確說明國內弱小的產業技術基礎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認為已具一定規模的制造業產業并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幾乎完全依賴外國技術，建議采取韓國式產業政策對特定部門采用傾斜式政策以幫助本地企業建立技術基礎，強調優先發展具有較強聯系效應的資源型制造產業，如木材加工業、橡膠制品、石油精煉產品。盡管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政策方向隨著很快到來的外國直接投資高潮沖淡了許多，但該計劃是馬來西亞政府首次將技術發展領域獨立地列為經濟發展規劃中，顯示產業技術發展已經成為政策目標之一。1990年出臺的“產業技術發展行動計劃”（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為第一個“產業主導計劃”的補充，更為詳細列舉了五大優先發展領域，如自動化材料、先進材料、生物技術、電子與信息技術和能源、環境與環境技術，同時指出了馬來西亞產業技術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瓶頸，并提出了42項建議完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其次，在包含產業技術發展目標的多個政府規劃出臺后，對原有科技行政體系的改革也就成為必然，這些技術發展機構與私營企業界聯系顯得比過去緊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門的主要工業研究機構統一由科學技術環境部管理，以便提高這些研究機構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加入了更多私營企業界代表，并監督1986年啟動的、由國家資助的“重點領域加強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項目的實施情況；馬來西亞內閣組建一個由總理牽頭的、新的科學技術委員會，負責科技立法和項目規劃，除此之外，產生了一些非政府機構的民間—政府協商組織，如馬來西亞商業理事會的技術委員會、馬來西亞高科技產業—政府協調小組。最后，在政策的推動下，馬來西亞對科學技術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個五年規劃中科技的公共投資從5.4億林吉特上升到11.6億林吉特，這些投資流向國有技術研究機構的基礎設備投資以及資助國家重點領域研究項目（IRPA），國家科學開發理事會挑選國有技術研究機構開展IRPA項目。

從實踐效果來看，由政府制訂技術發展規劃、國有資金支持、國家公共研究機構執行的科技體制屬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這種規劃體制的性質是一種集中型的體制而不是包含私營企業界參與的復式或協調式體制，盡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產業需求拉動式技術發展模式將科技發展與產業發展統一起來，但顯然缺乏合格技術官僚的參與和企業界的廣泛參與，特別是這種集中型的技術供給型發展戰略與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經濟自由化的市場環境相矛盾，這種發展戰略對產業技術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顯。但無疑地國家對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種技術創新的社會風尚，這是馬來西亞社會氛圍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階段，1993年后，加強技術政策與產業組織結構、市場條件的協調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馬來西亞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內部化的技術轉移比70、80年代顯得活躍而積極，跨國公司對呈現產品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提高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中期馬來西亞依托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消費型電子產業的重要生產基地，電子產品制造技術能力迅速提高，同時開始跨國公司增加了對馬來西亞本地企業的零部件采購以及部分下包行為，檳城形成了以半導體、硬盤驅動器為主的高科技產品的產業集群。面對占馬來西亞經濟舉足輕重地位的電子產業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緊密融合和跨國公司行為模式的轉變，前期的供給型技術發展戰略顯然無法滿足經濟技術發展的需要，為此馬來西亞政府調整了技術發展思路，體現在三個方面：

1馬來西亞基本情況

馬來西亞的基礎設施比較完善，政府向來重視對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通信網絡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馬來西亞現有的基礎設施能較好地為各類投資者服務，同時政府未來的基礎建設計劃也為外國投資基礎建設和開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契機。陸路運輸方面，公路總長13．7萬公里，主要城市中心、港口和重要工業都有高速公路連接溝通；鐵路貫穿半島南北，具備運送多鐘貨物能力。空運方面，馬來西亞有8個國際機場和若干國內航線，是東南亞重要空中樞紐之一，2011年空運旅客6310萬人次，貨物97．8萬噸。水路運輸方面，有7個主要國際港口，馬來西亞95％的貿易通過海運完成。通信方面，固定電話、移動電話、互聯網、郵政局均得到普及。

2當前中馬經貿狀況和國家發展規劃

2．1產業政策

2011年，馬來西亞GDP總額為5883億馬幣，全年批準的制造業直接投資561億馬幣，出口總額為6945億馬幣。工業和服務業是馬來西亞重要支柱產業。馬來西亞農業以經濟作物為主，主要有油棕、橡膠、可可、椰子、胡椒等。原棕油產量1891萬噸，儲量107萬噸；天然橡膠產量99．6萬噸，進口66．7萬噸，出口94．6萬噸。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發展主要動力之—，主要有電子、石油、機械、鋼鐵、化工、汽車制造。服務業是其最大產業部門，其中旅游業重要性突出。采礦業以開采石油、天然氣為主。2011年日產原油57萬桶，出口額達319．8億馬幣；全年液化天然氣，產量2．6億噸，出口2．5億噸，是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氣出口國。2011年建筑業產值為189億馬幣，占GDP的3．2％。

2．2當前中馬雙邊經貿合作

摘要：2001—2017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總額攀升、順差顯著、品類豐富、伙伴增多、競爭力增強，但仍存在著總量跌宕起伏、增速放緩、品類集中、出口市場低端、深精加工不足、競爭優勢趨弱、國際農業合作成效不顯著等問題。新時期，需立足比較優勢、增擴規模、提升層次、優化結構、拓展市場、培育國際競爭力、塑造品牌、延伸價值鏈、深化產業內合作，進一步推動農業科技化、產業化與信息化協調發展，實現農產品貿易可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貿易利益；競爭優勢；一帶一路；中國—東盟

自由貿易區馬來西亞位于赤道，屬于熱帶雨林氣候，陽光雨量充沛、溫度適宜、農業資源稟賦充裕、特色優勢顯著，主要農業經濟作物包括棕櫚油、橡膠、熱帶水果等，長期以來，馬來西亞是世界重要的棕櫚油生產國與出口國[1]。目前，農業經濟產值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65%，農村人口約占其全國人口的1/4，農產品貿易作為馬來西亞外貿發展的重要構成，提振農產品貿易對其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和深遠意義[2]。

1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發展的狀況及特征

1.1貿易總量。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ComtradeDatabase）數據，自2001年以來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發展保持順差狀態，累計金額1069.38億美元，已成為外匯收入重要來源（表1）。200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總額為92.48億美元，其中，進口41.28億美元，出口51.20億美元，順差9.92億美元。2002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額首次突破百億美元大關，達118.89億美元，同比增長28.56%。2009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銳減，直接導致總量驟降。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宣告建成，中國—馬來西亞雙邊農產品貿易合作有力助推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復蘇增長。201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總額為480.83億美元。自2012年以來持續下跌，2013年農產品進口與出口貿易出現“雙降”。2017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止跌回升，貿易總額為376.48億美元，增長4.70%，其中，進口156.58億美元，出口219.90億美元，順差63.32億美元。1.2貿易地位。2001—2017年，農產品在馬來西亞外貿中的地位相對穩定，尤其在其出口貿易方面顯得相對突出。2001年，農產品貿易額占馬來西亞外貿總額的5.71%，其中，出口占5.82%，進口占5.59%。2011年，農產品貿易在其外貿中的占比升至峰值，達11.60%；2012年后占比持續下降，2017年為9.11%，其中，出口占比10.09%，進口占比8.02%。馬來西亞在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中排名第四，僅次于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1.3產品結構。以UNComtradeDatabase《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2012）》6位為基準：200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進口品種共計703種，2017年增至903種，其中貿易額超1億美元的有37種，前5位依次為HS170114（其他甘蔗糖，未加香料或著色劑）進口8.87億美元，占5.66%，超八成以上來自于巴西；HS180100（整顆或破碎的可可豆，生的或焙炒的）進口6.95億美元，占4.44%；HS230400（提煉豆油所得的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進口6.09億美元，占3.89%；HS210690（未列明食品）進口5.94億美元，占3.79%；HS100590（玉米）進口5.32億美元，占3.40%。200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品種共計591種，2017年增至775種，其中貿易金額超1億美元的有28種，前5位依次為HS151190（其他棕櫚油及分離品）出口78.36億美元，占36.64%；HS151620（氫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離品）出口19.34億美元，占8.80%；HS151110（初榨的棕櫚油）出口18.78億美元，占8.54%；HS210690（未列明食品）出口6.12億美元，占2.78%；HS151329（其他棕櫚仁油或巴巴蘇棕櫚果油及分離品）出口4.78億美元，占2.18%。1.4國別結構。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主要合作伙伴為東盟、歐盟、印度、美國和日本等。發展中國家在其農產品出口貿易中占比約為80%，且呈日漸強化趨勢，而發達國家市場所占份額持續走低。東盟歷來作為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第一大區域合作伙伴，占25%左右，且馬來西亞多處于順差狀態，2017年，馬來西亞與東盟國家農產品貿易額達104.34億美元，其中，新加坡位居首位，其次為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等。中國作為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第一大國別對象，雙邊農產品貿易額為36.61億美元，約占其農產品貿易總額的10%，馬來西亞對中國出口20.31億美元，約七成為HS15（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以下簡稱“HS15”），自中國進口16.30億美元，主要為HS03（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和HS07（食用蔬菜、根及塊莖），馬來西亞順差4.01億美元（表2）[3]。1.5競爭優勢。2001—2011年，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競爭優勢總體攀升，顯示性比較優勢（RCA）指數由0.74攀升至1.68的峰值，由比較劣勢升至較強競爭優勢；但自2012年以來RCA指數逆勢下滑，2016年跌至1.24，為中度競爭優勢。2016年，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貿易總體以極強競爭優勢類產品為主，占72.53%，涉及商品種類60種；中度競爭優勢占4.65%，商品種類43種；較強競爭優勢占13.10%，商品種類52種；雖然比較劣勢商品占比相對不高（8.87%），但商品種類卻為數不少（620種）。2016年在東盟十國農產品整體RCA指數橫向比較中，馬來西亞位居第5位，低于老撾（2.83）、緬甸（1.89）、印度尼西亞（1.71）和泰國（1.60）；略高于越南（0.99）、菲律賓（0.97）、柬埔寨（0.55）、新加坡（0.22）和文萊（0.18）。2017年，馬來西亞農產品出口前3位產品HS151190（其他棕櫚油及分離品）、HS151620（氫化酯化或反油酸化植物油、脂及分離品）和HS151110（初榨的棕櫚油）均為極強競爭優勢，RCA指數分別高達27.62、41.56和26.61。

2馬來西亞農產品貿易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摘要：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政策主要包括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并呈現出如下特點：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要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摘要：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政策主要包括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并呈現出如下特點：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要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關鍵詞：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在東亞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馬來西亞[1]的政治發展模式十分獨特。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在起飛階段都以某種方式實行著直接和變相的獨裁或軍人統治，馬來西亞卻在國民人均收入超過2000美元，即將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門檻時，依然還能保持住自己形式上的民主政體，這不僅在第三世界急速發展的國家中是個例外，也對自60年代以來以亨廷頓為代表的“新權威主義”理論提出了挑戰。因此，研究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模式，不僅有助于加深我們對馬來西亞發展本身的理解，也有助于進一步探索第三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

一，馬來西亞政治發展的歷程

從歷史的角度看，馬來西亞形式上的民主體制不是創建，而是英國殖民者“遺留”下來的。但這個英式政治體制是否能夠正常運行，比建立這個政治體制更為重要。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盡管殖民者在離去時也留下了形式上的民主體制，這些體制卻在很短的時期內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這種體制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嚴峻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所以，馬來西亞的民主體制能否生存下去，也取決于它能否解決馬來西亞面臨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作為一個典型的多元化社會，馬來亞種族之間的裂痕不僅在獨立前和獨立后沒有消融，反而因為立法和法律、文化、宗教尤其是經濟的區分進一步得到強化。所有的政治考慮都不可避免地與社會共同體的經濟，政策，區域發展，語言，教育，移民，征召國家公務員等事務聯系在一起，這就迫使馬來亞的政治制度只能在自由權威主義與有限民主之間搖擺。這種似乎矛盾的政治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說是在本質上是由于種族的問題決定的，因為馬來亞的政治幾乎無法與種族的問題分開。但由于民主選舉制度的存在，馬來亞的主導民族馬來族在政治競選方面為了維持自己的優勢，又不得不想方設法得到華人與印度人的支持。這就使得任何壓制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地實行。換言之，馬來亞社會的構成就決定了無論民主還是權威在這個國度里要想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都是十分困難的，其政治發展只能是在兩者之間艱難地尋找某種契合點。總的來看，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獨立到1969年的緊急狀態為止，其特點是進行聯合民主執政的探索。盡管是以為馬來人利益斗爭而起家的，馬來亞最大的政治組織巫統很快認識到，社會形勢使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與非馬來亞的溫和領導人建立起相互理解的關系。1951年，當東古·拉赫曼（TunkuAbdulRahman）就任巫統主席后，就采取同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合作的基本政策，并于1952年在吉隆坡市議會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在以后的大選中，由于馬華公會、巫統與印度人大會黨之間達成了相關協議，各方都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業績。

獨立后，聯盟黨一直執政，但它畢竟是通過民主的選舉方式上臺的，民主的體制始終維系著，而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由于選舉而出現的嚴重騷亂卻使這種民主體制面臨重大的考驗。選舉的結果是對聯盟黨的一次沉重打擊，盡管它在國會中還是占有優勢，其議席卻從1964年的89下降為66席，選民票數從總數的58.4％下降為48.8％。[2]民主行動黨和人民進步黨聯合獲得了25個議席，而伊斯蘭教黨獲得了12個議席。這就使聯盟黨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國會多數，從而喪失了它過去所具有的絕對優勢。所以，當5月13日民主行動黨的支持者在吉隆坡舉行慶祝游行時，巫統的支持者立即組織起來進行了反擊，于是，全城陷入了一片混亂。為對付這次騷亂，聯盟黨政府于1969年5月宣布中止憲法，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同時，5月騷亂也暴露出各種族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情緒是如此強烈，而種族之間的裂痕是如此之深，以致可以隨時演化為暴力沖突。

于是，馬來西亞的政治發展進入其第二個階段，即進行權威主義統治的嘗試。帶有軍事獨裁色彩的權威政府一直統治到1971年2月19日才宣布結束緊急狀態，恢復國會。馬華印聯盟領導人的借口是為了控制局勢，平息動亂，但客觀上為某些政治領導人提供了鞏固其權力的機會。在騷亂之后，拉扎克（TunRazak）政府動用了緊急法，將很多勞動組織的領導人抓了起來，同時還將很多反對黨的主要人物也抓了起來。[3]這場變動的最終結果是政府的權力逐步轉移到拉扎克手中。1971年，拉扎克正式當選為巫統主席和聯盟黨主席。因此，1969年是馬來西亞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標志著馬來西亞由一個溫和的民主政治轉向了“一種權威主義的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中，一個精英集團采取了任何必要的措施以保證其繼續控制政府”。[4]

一、馬來西亞學校道德教育改革的歷史背景

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開始推行全國統一的教育制度和課程體系及教學內容。1961年的“教育修正令”強調教育要滿足國家的需要和促進文化、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注重讀、寫、算等基本技能的教學，突出精神教育和自我約束教育。不過，除了要求對所有的穆斯林中小學生開設必修課程伊斯蘭研究外，沒有提及到專門的道德教育。[1]1969年，馬來西亞經歷了一場嚴重的社會騷亂。騷亂中出現了種族沖突和仇殺，騷亂后各種族之間的關系惡化，不同種族之間開始相互猜疑，變得互不信任。在種族猜疑和怨恨增加的同時，馬來西亞的青少年犯罪也開始增加，校園秩序混亂，學生對國家發展意圖和規劃了解甚少，傳統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和文化受到沖擊，而以往的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模式對此無能為力。整個社會對道德弱化的現象反應強烈，民眾強烈要求政府在學校開設系統的教育課程以改善社會風氣。

二、馬來西亞學校道德教育改革的內容

（一）設置專門的道德教育管理機構：道德教育委員會

為了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社會發展，1970年，馬來西亞國家原則（RUKUNNEGARA）出臺。馬來西亞國家原則是國家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為馬來西亞接下來的各種改革提供了指導和參考，也為馬來西亞學校道德教育大綱確定了基準。國家原則承諾，“團結所有馬來西亞人，創建一個公平分配國家財富的社會，確保以一種開放自由的方式對待和發展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建設一個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不斷發展進步的國家”，“為了實現最終的目的，我們堅持以下原則：相信神，忠于國家元首和國家，遵守憲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行為規范”。[2]道德教育發展初期的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馬來西亞內閣委員會要求教育部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設計和開發道德教育課程。道德教育課程將要貫穿整個中小學11年的學齡教育期，新的道德教育主要是針對非穆斯林學生，因為穆斯林學生已經在他們的課程中學習了伊斯蘭宗教知識。因此，1976年10月，經過課程中心開會討論后，教育部決定正式成立道德教育委員會。學校督察負責人被任命為道德委員會的主席，道德教育委員會主席是道德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各種宗教團體、志愿者組織、中學、大專、本科學院以及其他各種教育委員會成員被任命為道德教育委員會的代表。道德教育委員會主委會由8人組成，負責開展工作。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征求各方意見，經過廣泛討論后最終形成一個適宜馬來西亞非穆斯林學生的道德教育大綱。[3]因為大綱要針對所有的非穆斯林學生，為了體現大綱的普適性，制定大綱的過程中需要讓盡可能多的不同階層和種族的人參與進來，相互討論、反饋。因此，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也參與到其中來討論和認定需要在新的正式德育課程中傳授的價值觀。不同群體的建議和各個方面的調查結果最終提交到主委會進行進一步的討論和修訂。

（二）第一部道德教育大綱時期：尋找共同的價值觀

【摘要】通過對中國與泰國，馬來西亞在個人所得稅制中關于居民身份確認規則，應納稅所得和扣除項目的比較分析，對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存在的問題給出了初步的對策設想。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居民身份；應納稅所得；扣除項目

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是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重點及難點之一。國內學者對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對此有過專門的研究，最典型的如：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討論。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英，美，日特別是日本等國的做法為基點，從遵從國家稅收管轄權，增加財政收入角度出發，對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提出改進意見，而很少正視我國是一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這一事實。本文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和稅收征管的實際出發，主要從自然人居民身份確認規則，應納稅所得和扣除項目三個方面比較借鑒我國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做法，如泰國，馬來西亞，以尋求遵循國際稅收慣例與現實選擇二者之間的最佳結構，來對我國個人所得稅的上述三個部分進行改進。

我國及東盟國家自然人居民身份確認規則，應納稅所得，扣除項目的比較分析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人口眾多且人民受教育程度較低，就業壓力大，資金，技術人才缺乏等困難，對吸收外資，引進技術，人才吸收先進思想及管理經驗都有迫切要求，因此在稅制的正式規則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周邊國家由于地理位置，歷史淵源，文化習俗等因素的相近性，勢必在稅收制度的非正式規則上也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選取了與我國相鄰的泰國，馬來西亞作為比較對象，試從比較分析中得出一般的規律。

<一>：自然人居民身份確認規則的比較分析

一、引言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希望通過并購沿線國家的企業來獲取海外資源，拓展海外市場。而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產生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行為，其中包括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建立了政治關聯的企業在跨國并購的過程中容易被認為受政府控制，從而引起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抵制和誤解，最終降低了并購績效[1]。但由于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目標主要為發達國家的戰略性資源和創造性資產[2]，因此有必要探討并購目標為發達國家企業或新興國家企業的并購績效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進一步細分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目標，為政治關聯對企業海外并購績效的影響提供更準確的證據。已有文獻主要研究了我國企業并購發達地區企業的并購績效，但其研究結果不能很好地解釋與其存在顯著差異的新興國家的企業。本文將我國企業的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目標置于同一框架，以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為例，探討我國企業并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的并購績效，進一步完善并購理論體系。第二，為我國政治關聯企業提高海外并購績效提供參考。本文的重點是探討我國政治關聯企業并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是否能取得財富效應，為我國的政治關聯企業是否應借此契機投資海外市場提供理論參考。

二、文獻綜述

基于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政府會通過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影響資源配置。民營企業家可以利用政治資源來獲取政府的特殊待遇[3]。當前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企業家與政府的密切聯系可以幫助企業減輕市場和制度失靈的消極影響，提升企業的業績與價值[4]。政治關聯可以幫助企業減輕融資約束[5]，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和更長的貸款期限[6]，更有利于獲取公開債務投資[7]。企業家的政治背景還有利于企業享受稅收優惠[8]、尋求產權保護[3]和弱化行政監管[9]等。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政治關聯并沒有提高我國企業的經營業績，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的經營業績優于有政治關聯的企業[10]。袁建國等[11]進一步考察了政治關聯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發現政治關聯會降低市場競爭、助長過度投資，從而導致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下降，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我國歷史上長達3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孕育了我國企業獨特的政治基因，直至現在這只“隱形的手”依然影響著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并購行為[12]。許多學者針對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績效進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在實施國際化戰略時更容易提升公司績效[13]。企業可以利用政治關聯來保護產權免受政府的損害，從而提高并購績效[14]。政治關聯還可以降低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打破行業進入壁壘，有助于股東獲取財富效應[15]。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企業在母國所建立的政治關聯會導致其跨國并購績效的降低[1]。企業在進入海外市場時會存在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對稱現象，這種外來者劣勢導致了企業難以取得正的并購績效[16]，并且，企業利用政治關聯獲取了融資便利往往使得企業在海外并購時存在盲目性，由此對并購績效產生了不利的影響[17]。目前，大部分關于企業跨國并購績效的研究主要從母國與東道國的制度差異、文化差異等出發[16]，雖然有少部分學者關注主并企業在母國建立政治關聯對跨國并購的影響，但其主要采用了股票市場指標來研究其短期并購績效[17]。因此，本文從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視角出發，考慮他們對中國企業構建政治關聯的看法，從而深入考察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以此來彌補現有研究的缺陷，為政治關聯企業海外并購提供參考。

三、案例分析

（一）研究設計。根據已有的研究結果，發現目前衡量企業政治關聯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按企業高管曾擔任的行政級別的高低來衡量政治關聯程度的高低。張洪剛[18]將企業實際控制人的政府職務分為省部級、地廳級、縣處級、科局級、科級以下以及無行政職務六個級別，賦予其相應的分值來衡量其政治關聯指數。二是以企業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比例來代表政治關聯的強度[13]。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借鑒張洪剛的分類標準將企業高管分為曾在政府任職和無政府任職經歷兩種。企業的高管曾在政府任職即表示該企業存在政治關聯。目前，使用事件研究法或會計研究法來衡量企業的并購績效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事件研究法適用于研究短期并購績效，通過觀察并購事件前后企業股票價格的變動情況來計算超額收益率，以此來判斷并購事件是否給企業帶來財富效應。會計研究法通過分析關鍵財務指標來評價公司的經營績效，以考察并購事件對企業的長期影響。本文以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我國企業政治關聯的看法為切入點，致力于研究政治關聯對企業跨國并購的影響。而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我國企業政治關聯的了解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因此本文借鑒張新[19]的研究成果，選取每股收益（EPS）、凈資產收益率（ROE）和主營業務利潤率（Margin）這3個指標來衡量企業的長期并購績效。本文立足于“一帶一路”倡議背景，研究我國企業在國內建立的政治關聯是否會影響企業的海外并購績效。為更清晰了解企業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在分析已建立了政治關聯的新都化工的海外并購績效后，引入不存在政治關聯的旗濱集團海外并購事件作為對比案例。選擇該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新都化工與旗濱集團所并購的標的企業均為馬來西亞企業，且并購時間均為2015年，這兩個并購事件的背景相同，可減少宏觀因素的干擾，更具有可比性；第二，并購目的均為橫向并購，旨在開拓海外市場，提高企業競爭力；第三，并購方式均為并購后增資，并控股標的企業。本文通過對比存在政治關聯企業和不存在政治關聯企業海外并購的績效，分析政治關聯是否對企業海外并購績效產生影響。（二）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1.企業概況。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都化工”）成立于1995年，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更名為成都云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新都化工形成了以復合肥業務為核心、延伸和拓展調味品業務、開發中小城市電商業務的產業格局，是中國西部規模最大、銷量最大的復合肥制造商之一。目前，新都化工有超過100家分子公司，其中包括6家海外子公司。新都化工董事長牟嘉云，曾擔任四川省化工研究所供銷科長、四川省科委技術交流中心項目部副主任，2000年至今任新都化工董事長。從其任職經歷可以發現，牟嘉云曾在政府部門任職，因此新都化工存在政治關聯。嘉施利（馬來西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馬來西亞嘉施利”），主要經營各類化肥、肥料進出口貿易銷售業務以及各類農副產品進出口與銷售業務。馬來西亞是棕櫚油出口大國，肥料大多依靠進口，投資馬來西亞嘉施利有利于新都化工進入馬來西亞廣闊的肥料市場，快速擴展銷售渠道。新都化工還成立了全資子公司越南嘉施利以及收購了泰國嘉施利，并以此為落腳點開發東南亞市場，進一步提高知名度和海外市場占有率。2.并購過程。并購前，馬來西亞嘉施利的股東為三個自然人：陳宏偉、SoonYiHui和YongKetLeong。新都化工于2015年8月25日與馬來西亞嘉施利股東簽訂了《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協議規定新都化工收購陳宏偉持有的60%股權，并向馬來西亞嘉施利增資449997令吉（約合人民幣701590.32元）。此次股權轉讓及增資完成后，新都化工將成為馬來西亞嘉施利的控股股東，持有其90%的股權。2015年8月27日，新都化工董事會審議通過了此次議案。如表1。3.并購績效分析本文采用會計研究法，選取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這三個指標來評價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的長期績效。以并購前一年2014年為基準，觀察并購當年、并購后一年、并購后兩年財務指標的變動情況，對這一并購事件的績效進行分析。如表2。由圖1可以看出，并購當年即2015年，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呈上漲趨勢，凈資產收益率上漲幅度高達54%，但每股收益卻下降了32%。導致兩者變化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新都化工在2015年8月因非公開發行股票和資本公積轉增股本而增加了股本總數。而凈資產收益率不受股權稀釋的影響，能更準確地考察企業整體的盈利能力，主營業務利潤率則能夠反映企業主營業務的獲利能力和企業的發展潛力。為了消除股本增加的影響，以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來衡量新都化工2015年度績效更為科學。由此，本文認為新都化工在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當年獲得了正的并購績效。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的時間為2015年8月，而本文主要研究跨國并購的長期績效，因此需要對并購事件發生后更長時間的財務指標的變化進行分析，才能進行更合理的判斷。從圖1可以發現，從并購當年開始，直至并購后兩年，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收益率均呈大幅下降趨勢，且遠遠低于并購發生前的數值。這表明新都化工此次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沒有實現財富效應，取得了負的并購績效。（三）旗濱集團并購馬來西亞旗濱。公司旗濱集團成立于1988年，于2011年在上交所上市。經過多年的積累，旗濱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一家以生產、銷售平板玻璃以及節能工程玻璃為主的大型現代化企業，擁有亞洲最大規模的浮云玻璃生產線。旗濱集團擴展海外市場、優化國際銷售網絡、布局海外生產基地，在對東盟自貿區成員國進行調研后，認為馬來西亞在多個方面存在優勢，符合其海外擴張戰略的推進。因此，旗濱集團在圖3兩次并購事件前后財務指標走勢對比圖2015年1月6日與馬來西亞旗濱公司的股東簽署了《股權轉讓表》，并向其增資約70萬元人民幣。1月13日，馬來西亞旗濱公司辦理了股權轉讓、增資變更登記手續。根據旗濱集團披露的2015年度報告，俞其兵在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任其董事長。通過查詢俞其兵任職經歷可以發現，俞其兵一直在民營企業任職，并未擔任過政府職務，因此，旗濱集團在并購馬來西亞旗濱公司時并不存在政治關聯。如表3。由圖2可以看出，旗濱集團在并購當年的各項財務指標出現了大幅下降，這可能是由于2015年經濟下行、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以及產能過剩的影響，導致玻璃價格下跌，經營壓力加大。查閱其披露的2015年年報可知，2015年旗濱集團營業總收入較2014年略有提升，但由于玻璃價格下跌導致的存貨跌價損失巨大，凈利潤與2014年相比反而下降了。從并購后一年即2016年開始，旗濱集團的各項財務指標急劇上升，2017年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分別是并購前的159.4%、281.3%和252.9%。這表明旗濱集團并購馬來西亞旗濱公司取得了正的并購績效，增加了股東財富。（四）兩次海外并購事件績效對比分析。由圖3可以看出，總的來說，新都化工并購后的各項財務指標是下降的，此次海外并購并沒有獲取正的財富效應；而旗濱集團的各項財務指標是上升的，此次海外并購給旗濱集團帶來正的財富效應，增加了股東的財富。在國內經濟大背景相同、標的企業所處地區相同且并購方式和并購目的都一致的情況下，本文認為形成并購績效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可能是標的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對主并企業是否在母國建立了政治關聯存在不同的態度。旗濱集團在國內不存在政治關聯，因此標的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會認為其進行海外并購是遵循市場規律和競爭原則的結果。但在國內的政治關聯可能使新都化工被打上了“政治烙印”，馬來西亞國內的利益相關者可能會認為此次并購受到了中國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驅動，是中國政府意志的體現，尤其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政府給予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更有可能被誤解成政府干預的表現，從而導致了他們對此次交易的警惕和抵制。在遭受這種外來者劣勢情況下，新都化工在并購后的經營和整合過程會遇到較多的困難和較大的阻力，從而無法實現并購的協同效應。另外，新都化工不僅并購了馬來西亞嘉施利，還成立越南嘉施利和收購了泰國嘉施莉，目的在于開拓東南亞市場，加速公司的海外戰略布局。但新都化工的資金、文化和人才儲備可能無法滿足此戰略的需求，最終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導致了并購績效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