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范文10篇

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華民族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戰役中，重慶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南方局及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民國政府的“戰時陪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線遠東指揮中心的所在地，同時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陣地。重慶經過十分壯麗的戰爭洗禮，從一個西部偏遠的城市逐漸發展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斗的重要中心之一，也從一個內陸口岸城市逐漸發展成為了西部乃至全國的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我國出現了一批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新型建筑體系，即近代民國建筑體系。本文就中國尚存的民國時期的歷史建筑狀況，通過對資料、方法等的基本研究，去發掘其文化，達到保護傳承的目的。

關鍵詞：重慶；陪都文化；民國建筑；保護傳承

一、研究現狀綜述

重慶民國建筑已經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朱軍、張覓對建筑遺址、區域、類型等進行統計并提出保護策略，指出重慶是全國保存抗戰遺址最多的城市；杜香蘭等綜述了抗戰遺址的價值、保護和利用狀況，提供了抗戰遺址的修復方法；歐陽樺從園林景觀的角度介紹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重慶民國建筑的造園手法、形態特征和地域特色。由此可見，對重慶民國建筑的研究主要還停留在類型介紹、現狀描述、歷史文化價值、保護方法和建筑風格等方面，而對于其建筑的本身的空間等研究較少也不夠深入。

二、民國時期的重慶建筑藝術

（一）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

漁業是福建沿海居民的“生存之業”。但民國時期，由于海盜猖獗、賦稅沉重、日輪傾軋、漁船落后、漁民守舊等諸多要素的交織，當地漁業一度陷入困境。當時的福建省政府積極探索振興路徑，先后通過改組行政機構、設置水產試驗場、籌設教育講習所、合理布局漁區、設立金融機關、打擊海盜、設置遠洋公司等措施，逐步復興日漸衰落的漁業經濟。

一、民國時期福建省漁業發展之困境

1935年，陳鏞在《福建漁業之改進方針》一文中提到，中國是漁業大國，福建省作為沿海七省之一，海岸線北起浙江省南關灣，南至廣東省詔安灣，約占全國海岸線總長20%，1935年福建省漁業總量超過1萬t/年。雖有優越的“天時地利”條件，但囿于諸多要素，民國時期的福建漁業反而呈現“江河日下”之勢。據《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載，1929年福建省漁獲物價值多達5億元。1945年，廈門大學在《關于福建漁業調查報告》中提到，福建省漁獲量為28.87萬t，但總產值僅有1946.65萬元。同時，外來魚介海味（包括海參、干貝、魷魚、墨魚、蚶、蛤、魚翅以及各自乾咸制魚介與海產品）輸入量在逐漸增加。1905年～1930年福建省部分地區魚介海味輸入值見表1。從表1可以看出，三都澳、福州市、廈門市等三大貿易集散地的外來海產品輸入逐年增加，1905年尚且僅有價值352.3萬元的海產品輸入福建，到1930年竟高達791.9萬元。外來魚產品輸入劇增，直接沖擊了福建本省海產品售賣和出口，漁業逐漸趨于萎縮。究其原因，民國時期福建漁業衰落是多種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漁民守舊。民國時期漁民與外界接觸的機會較少，素質普遍不高、知識水平低下。二是漁船裝備陳舊。民國時期福建省沿海漁民大多采用木質漁船從事捕撈事業，效率低下、危險性高，遇到暴雨颶風天氣，極易遭遇生命危險，落后的木質漁船與先進的日本漁輪在競爭中也經常處于劣勢。三是資金缺乏、生產規模小。民國時期我國經濟不景氣，各地財政困難，難以滿足支持漁業發展的開支需求，漁業難以興旺。四是政府保護力有不逮。政府調控不周，一方面使得水產品價格持續走低，漁民基本收入沒有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對日本漁輪傾軋行為無所作為，加劇了漁業不振。民國經濟學家孫懷仁在《中國經濟現勢講話》中曾言，“日本帝國主義靠著地理上的優勢，獨霸東亞漁業。近在咫尺的中國沿海自然變成日本漁輪的第二故鄉。”五是海盜劫掠使得漁業萎縮。早在明嘉靖時期，福建地區就出現海盜活動，晚清民國伴隨海禁廢除和外海貿易繁榮，海盜活動更是肆無忌憚，致使福建省漁民怯于遠洋捕撈。六是外來水產品大肆傾銷。外來水產品沖擊我國市場，導致國產水產品囤積，難以銷售。據1935年《上海市水產經濟月刊》載，“近年我海產市場，受外貨傾銷影響，一落千丈?！?/p>

二、民國時期福建省漁業振興之路徑

漁業本為福建省優勢產業，卻因諸多因素一落千丈。1935年，中國海洋漁業專家黃文灃在《改進福建漁業之管見》中提到，“現在中國漁民所捕獲者不及每年應獲魚額的十分之一?！被诖?，當時的福建省政府提出了數條振興漁業方針，力圖挽救日漸衰弱的漁業經濟。

（一）改組行政機構

云南的林場建立于何時，其發展情況如何？經多年查閱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以及有關報刊資料證實：云南省國營林場，早在清朝末年就有林場的芻形。到民國元年（1912年）10月開始建立第一個國營林場--云南省立農事試驗場，地址在昆明打豬巷。當時的場長兼農藝主任為米立興，林藝部主任饒茂林。該場內分農藝、牧畜、林藝、蠶桑4部。林藝部設在昆明打豬巷底。所試驗之種類，有農林生育，播種量、播種法、播種期，移植、采種等。林藝部實際就是主管林木種植管理、采種等的試驗。該場隸屬云南軍都督府實業司種植局管轄。這就是云南國營林場創建之始。

是年，牟定縣實業所在縣城南門外創建縣級第一個農事試驗場，又稱為牟定縣第一國營苗圃場（即第二苗圃場），以后又改為牟定縣第一國營林場。共有公地2.2畝，主要是進行農林苗木的試驗。該場負責人代抻。民國2年（1913年），牟定縣實業所將化佛山各寺廟所有的山林收歸縣公有，建立國有林場，歸縣實業所經營。是年，個歸縣制定《個歸縣實業所倡辦林業簡章》，林業開始從植桑推廣養蠶業，并在三義廟后邊辟地建立農事試驗場，"幾經寒暑，而規模始具"。據云南《義聲報》1916年1月31日報道，永北縣（現永勝縣）分治員提倡種植，籌辦農林試驗場，已種活桐樹4000株，木棉3000畝。是年2月1日，該報又報道《大理縣倡辦林業》，并于2月1日設立林業試驗場。

民國6年（1917年），昆明縣謝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籌設森林苗圃場。地點：昆明城外先農壇，即五谷廟。《義聲報》為此作了專門報道。民國7年（1918年），云南省長公署政務廳林務處在昆明市西北打豬（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畝，年產苗30多萬株。民國8年，保山縣實業所實業員段彤云，發起民間50余戶創辦"保豐森林有限公司"，經營木材和集資造林。

民國9年（1920年），云南省會植樹節選定在昆明南關外公園內林藝試驗場舉行。是年4月15日，《義聲報》公布《云南省立林業試驗場暫行章程》，計19條。第一條規定："云南省立林業試驗場就南城外公園內設立直隸于云南省長公署。"所掌事務為"接木插條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項"，"造林整理及造林施業事項"，"防止森林各種災害事項"，"森林工藝及造林事業"，"生長狀況及材積調查事項"，"林產制造事項"等。還規定林場設場長，由省長公署委任，設技術員和事務員。"公園內原有林木果樹及花卉等均撥歸本場經理，其有應補植者，并得推廣栽"。本場經費，開辦費和經常費由云南省長公署籌給之，"均按月造具書表單據，呈報云南省長公署核銷"。是年4月，保山縣實業所于第一農事試驗場內設置苗圃育林，供機關團體植樹造林。此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營苗圃之一。是年，原晉寧實業所副所長創辦林業試驗田20余畝，培育云南松、櫟類等10多種。

民國11年（1922年）10月，省實業司在昆明金碧公園設農林館，由實業司農林課主管，轄內設司事、雜役；原晉寧縣實業所技正李紹彭在五里大閘西辦個人園藝場，植金沙李、青絲桃、湖桑等優良品種1000余株。民國12年（1923年），省實業司林務處興辦直屬造林示范林場。第一造林場設在昆明東郊雙乳山、照壁山，面積7800多畝；第二造林場，于民國17（1928年）建立，設于昆明北鄉鐵峰庵山，面積2.8萬畝；第三、第四造林場，成立于民國15年（1926年），分別設于昆明縣西鄉眠犬山和昆明北鄉老青山，面積分別為2600畝和3700畝；第五造林場，于民國22年（1933年）建立，設于昆明縣東鄉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積1000余畝；第六造林場，又名路南拖溝來林場，原有面積5萬余畝，其中天然林10萬余株，屬一匪產，民國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經省政府沒收交由省實業廳管理。該場建立后，逐年補種樹木，共有混交林100余萬株，該場設于路南拖溝寺山。從民國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縣紛紛建立農林試驗場、林業苗圃、造林林場。如阿迷縣（今開遠）建立林場，縣建設局設有林警2名，專門負責全縣林場的巡查。

民國17年（1928年），省建設廳在宜良祿豐村將迤南區行道樹育苗場改建為祿豐村林場，林場主任為馬兆麗。該場歷史較長。早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云貴總督在此設官木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改為官立木植局，經營管理山場森林的采伐、運輸，有面積4萬余畝；民國7年（1918年）改為云南官木采運局；民國15年（1926年）改為迤南區行道樹育苗場；民國17（1928年）才正式改建為祿豐村林場；民國18（1929年）9月改為省第二育苗場，民國21年又改為祿豐村造林場；民國30年（1941年）又改稱為祿豐村油桐林場；民國35年（1946年）后稱為農林改進所祿豐村林場，直至1949年12月，面積10萬畝。該場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個國有林場，歷經數次更名，始終一直存在著，可以說是全省林場的縮影。民國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農場為第一育苗場；改祿豐村油桐林場為第二育苗場；改河口農場為第三育苗場。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場暫行章程》（共15條），規定林場范圍，"以鐵峰庵（昆明）脈為主"，"本林場以提倡造林，樹全省模范為宗旨"。林場隸屬于省政府建設廳；林場設場長、助理員、林警巡長各一名；規定造林場分為移植和插種造林兩種，造林面積暫定為1000畝。是年，省農礦廳（從省建設廳分出）林務處在河口興建熱帶植物試驗場，面積150余畝，試種咖啡、肉桂、苦楝等熱帶亞熱帶樹種；試驗場停辦以后，于1935年8月恢復，以后因抗日戰爭，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復?！队^察報》1948年3月8日載：《農改所恢復河口熱帶作物試驗場栽培金雞納熱帶作物》。

云南的林場建立于何時，其發展情況如何？經多年查閱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以及有關報刊資料證實：云南省國營林場，早在清朝末年就有林場的芻形。到民國元年（1912年）10月開始建立第一個國營林場--云南省立農事試驗場，地址在昆明打豬巷。當時的場長兼農藝主任為米立興，林藝部主任饒茂林。該場內分農藝、牧畜、林藝、蠶桑4部。林藝部設在昆明打豬巷底。所試驗之種類，有農林生育，播種量、播種法、播種期，移植、采種等。林藝部實際就是主管林木種植管理、采種等的試驗。該場隸屬云南軍都督府實業司種植局管轄。這就是云南國營林場創建之始。

是年，牟定縣實業所在縣城南門外創建縣級第一個農事試驗場，又稱為牟定縣第一國營苗圃場（即第二苗圃場），以后又改為牟定縣第一國營林場。共有公地2.2畝，主要是進行農林苗木的試驗。該場負責人代抻。民國2年（1913年），牟定縣實業所將化佛山各寺廟所有的山林收歸縣公有，建立國有林場，歸縣實業所經營。是年，個歸縣制定《個歸縣實業所倡辦林業簡章》，林業開始從植桑推廣養蠶業，并在三義廟后邊辟地建立農事試驗場，"幾經寒暑，而規模始具"。據云南《義聲報》1916年1月31日報道，永北縣（現永勝縣）分治員提倡種植，籌辦農林試驗場，已種活桐樹4000株，木棉3000畝。是年2月1日，該報又報道《大理縣倡辦林業》，并于2月1日設立林業試驗場。

民國6年（1917年），昆明縣謝知事呈云南省行政公署籌設森林苗圃場。地點：昆明城外先農壇，即五谷廟?！读x聲報》為此作了專門報道。民國7年（1918年），云南省長公署政務廳林務處在昆明市西北打豬（珠）巷建立第一苗圃，占地80多畝，年產苗30多萬株。民國8年，保山縣實業所實業員段彤云，發起民間50余戶創辦"保豐森林有限公司"，經營木材和集資造林。

民國9年（1920年），云南省會植樹節選定在昆明南關外公園內林藝試驗場舉行。是年4月15日，《義聲報》公布《云南省立林業試驗場暫行章程》，計19條。第一條規定："云南省立林業試驗場就南城外公園內設立直隸于云南省長公署。"所掌事務為"接木插條分根分蕖各造林事項"，"造林整理及造林施業事項"，"防止森林各種災害事項"，"森林工藝及造林事業"，"生長狀況及材積調查事項"，"林產制造事項"等。還規定林場設場長，由省長公署委任，設技術員和事務員。"公園內原有林木果樹及花卉等均撥歸本場經理，其有應補植者，并得推廣栽"。本場經費，開辦費和經常費由云南省長公署籌給之，"均按月造具書表單據，呈報云南省長公署核銷"。是年4月，保山縣實業所于第一農事試驗場內設置苗圃育林，供機關團體植樹造林。此為保山最早建立的公營苗圃之一。是年，原晉寧實業所副所長創辦林業試驗田20余畝，培育云南松、櫟類等10多種。

民國11年（1922年）10月，省實業司在昆明金碧公園設農林館，由實業司農林課主管，轄內設司事、雜役；原晉寧縣實業所技正李紹彭在五里大閘西辦個人園藝場，植金沙李、青絲桃、湖桑等優良品種1000余株。民國12年（1923年），省實業司林務處興辦直屬造林示范林場。第一造林場設在昆明東郊雙乳山、照壁山，面積7800多畝；第二造林場，于民國17（1928年）建立，設于昆明北鄉鐵峰庵山，面積2.8萬畝；第三、第四造林場，成立于民國15年（1926年），分別設于昆明縣西鄉眠犬山和昆明北鄉老青山，面積分別為2600畝和3700畝；第五造林場，于民國22年（1933年）建立，設于昆明縣東鄉大麻苴之牧野山（石子山上），面積1000余畝；第六造林場，又名路南拖溝來林場，原有面積5萬余畝，其中天然林10萬余株，屬一匪產，民國21年（1932年）匪首伏法，經省政府沒收交由省實業廳管理。該場建立后，逐年補種樹木，共有混交林100余萬株，該場設于路南拖溝寺山。從民國12年（1923年）后，全省不少縣紛紛建立農林試驗場、林業苗圃、造林林場。如阿迷縣（今開遠）建立林場，縣建設局設有林警2名，專門負責全縣林場的巡查。

民國17年（1928年），省建設廳在宜良祿豐村將迤南區行道樹育苗場改建為祿豐村林場，林場主任為馬兆麗。該場歷史較長。早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云貴總督在此設官木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改為官立木植局，經營管理山場森林的采伐、運輸，有面積4萬余畝；民國7年（1918年）改為云南官木采運局；民國15年（1926年）改為迤南區行道樹育苗場；民國17（1928年）才正式改建為祿豐村林場；民國18（1929年）9月改為省第二育苗場，民國21年又改為祿豐村造林場；民國30年（1941年）又改稱為祿豐村油桐林場；民國35年（1946年）后稱為農林改進所祿豐村林場，直至1949年12月，面積10萬畝。該場是云南省最早建立的一個國有林場，歷經數次更名，始終一直存在著，可以說是全省林場的縮影。民國18（1929年），省政府改第二農場為第一育苗場；改祿豐村油桐林場為第二育苗場；改河口農場為第三育苗場。是年，省政府公布《云南模范林場暫行章程》（共15條），規定林場范圍，"以鐵峰庵（昆明）脈為主"，"本林場以提倡造林，樹全省模范為宗旨"。林場隸屬于省政府建設廳；林場設場長、助理員、林警巡長各一名；規定造林場分為移植和插種造林兩種，造林面積暫定為1000畝。是年，省農礦廳（從省建設廳分出）林務處在河口興建熱帶植物試驗場，面積150余畝，試種咖啡、肉桂、苦楝等熱帶亞熱帶樹種；試驗場停辦以后，于1935年8月恢復，以后因抗日戰爭，又停下一段，至1948年3月再次恢復。《觀察報》1948年3月8日載：《農改所恢復河口熱帶作物試驗場栽培金雞納熱帶作物》。

晚清民國時期的移風易俗運動，旨在引導民眾改變傳統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倡導符合社會發展的新風尚，是中國全方位現代化運動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場運動的積極推動者既有政府機構也有民間人士。一度顯赫的國民黨政要陳果夫，就曾對風俗改良表示了極大關切。尤其是在他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3－1937）期間，為了配合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他親自組織編制了系列移風易俗的電影、教科書以及日歷等。這些活動在陳的政治生涯中雖并不引人注意，但卻頗能集中反映其社會改良觀念，值得細加考察。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陳果夫主持編制的新歷書———《中華民國生活歷》①出版，該書意圖對當時“散漫無序”的歲時節令及其背后的禮俗進行重新整合和意義闡釋，以達到轉移風俗目的。細讀此書，再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不難發現該書既直面當時國歷運動的矛盾所在，并與其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對話關系，同時也不失為了解陳氏此期社會政治觀念的具體材料。鑒于學界尚鮮少有人對此有所關注，本文試圖通過對《生活歷》與民國官方節慶體系異同的探究，揭顯其融合節日政治性和民俗性的獨特方式，進而透視其特殊的政治文化理念。

一、《生活歷》對官方節慶體系的修正

民國成立后，西方的陽歷開始取代中國舊歷，成為國家法定歷法。與此同時，行用千年的舊歷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民眾生活中依然使用廣泛。因此，在北洋政府時期，就形成了事實上的“新舊歷”并行不廢的二元格局。1927年之后，國民政府為了加強政治統治，遽然宣稱要徹底廢除舊歷，規定公私事項一律只許采用國歷，并在全國范圍內開始自上而下強制推廣“國歷”。但是，因采取過激的行政手段和罔顧社會民俗的強大慣性，“國歷”運動推進得并不順利。尤其是取締舊歷節令的做法，一度導致了民間和政府在歷法問題上的尖銳對立。②盡管在國歷運動中后期，國民政府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協和變通。但是，直到1945年抗戰結束也就是《生活歷》出臺之際，政府忙于應對嚴峻的民族危機，對新舊節慶體系的混亂無暇顧及，也一直未能提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陳果夫對該問題的關心就顯得較為突出了。早在1933年，陳就委托他人據其想法編纂成《二十二年改良風俗日歷》一書。1936年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下轄禮俗委員會，由陳果夫主管。該會甫一成立，陳果夫即與該委員會委員邱培豪合作著手編纂《中華民國生活歷》。在自序中，陳果夫自稱在該書寫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沒有相關專著面世的情況下，廣采各地地方志、私人著作、社會調查，搜集了大量有關歲時的民俗材料。在基礎上再加抉擇鉤沉，“節選歲時節令中最具意義者，系以相當時序，樹為標準。”由于抗日戰爭的爆發，《生活歷》歷時近十年，遲至1945才正式出版。陳果夫編制的《生活歷》，與政府推行的國歷運動既相呼應又有所對話。一方面，民國改歷運動，既是推進國家統一的政治行動，也體現了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的一種努力。以陳果夫的政治身份，可以想見，他對這一現代化運動的大方向自然是支持的。然而與此同時，30年代國民政府正力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陳也是完全認同這一立場的。自本位文化立場觀之，則國歷運動以“黨國”紀念日取代民俗節日，使傳統節日價值破壞無存，確有不當和值得商榷之處。1940年，陳果夫就在中央紀念周的一次演講中，批評因此造成的新舊節令錯亂無序：“中華民國成立到現在，已有二十九年，可是各地的風氣，每況愈下，民間的歲時生活，亦反比從前錯綜復雜，漫無標準?！雹倌敲?，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政治紀念日與民俗節日當如何進行比例適當的搭配？節日作為現代政治動員的工具價值與歷史文化價值該如何統一？面對國歷運動所引發而政府無力解決的這種矛盾，陳果夫在《生活歷》中提出了這樣的解決之道，即在總體上響應國歷運動的前提下，堅持從本位文化立場出發，對中國傳統民俗節日加以重新闡明和酌加損益，光大其歷史文化價值。在此基礎上，再融合調配新舊節日，藉此傳播科學知識和民族主義等價值觀念，達到“整理舊俗厘定新俗，以改善全國人民之公私生活，促進國家文化之發展”②的目的。

國民政府高高在上強制推行國歷所導致的失敗現實，也使陳果夫充分意識到了尊重民俗和社會現實的重要性。他堅決反對脫離民眾生活一味嚴苛推行政令，而主張從民眾心理出發。用他的話說就是移風易俗“絕不是一紙命令，或數條標語所可做到的。最徹底而有效的，莫過于因勢利導，使人民自動地去推行”③。因此，在對待國歷與舊歷的關系上，《生活歷》委婉而明確地主張兩者應該適當通融，不可一刀切：“本歷原則上采用國歷，至舊有之農家節氣，商界結帳日期及應時節令，均移于國歷，其不可移者，則仍其舊，藉為推行國歷之助。”④對于舊歷中民眾日日習用而被國民政府列入迷信的“宜忌”、擇日等內容，他也沒有一概反對，而是以溫情和理解的姿態，做了巧妙的置換：“舊時歷書中，列有‘宜忌’兩項，根據五行之推始，指示各種人事之作息。本歷稽諸天時理，亦設有婚嫁、殯葬、修筑、祭祀等替代日期，藉以破除固有之迷信?！雹賹τ谝欢仍饨墓潙c廟會活動，陳果夫也堅定地為其辯護，指出“廟會為民間風俗之一，且隱然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戲雜陳，負販云集，則又為民間娛樂及臨時貿易之集會，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舉而兩得。”這些都說明，陳果夫在盡可能地尋求國歷和舊歷之間的交集，小心翼翼地對國歷運動的失衡作出修正。面對林林總總的新增國定紀念日和傳統民俗節日，《生活歷》有一套明確的擇取節日的自定標準，即“于國定紀念日，除采用其較重要者外，對于民間普遍崇拜之先賢先烈，亦酌予列入。至一般時下節日，只擇其較可取者，但求至當，不必強同。軍事節日，僅列陸軍節與空軍節”。②從所收錄節日的性質和數量來看，其節日分配具有如下鮮明特點：一，南京國民政府推出的名目繁多的國定紀念日和政黨紀念日，《生活歷》只是擇要收錄，分別是中華民國成立日、國父誕辰、國慶紀念日、革命先烈紀念日；二，大量保留各地傳統民俗節日，使其成為比重最大的一種節日類型；三，對某些傳統節日進行了新的意義闡釋，使其轉化地更符合現代意識形態，比如岳飛殉國紀念日和關帝誕辰紀念。在政治紀念日的設置意圖和導向上，《生活歷》與國民政府官方有十分明顯的區別。1927年后，國民政府一方面對辛亥革命和“國慶日”進行了重新的闡發，一面為強化黨國意識形態的日?；?，設置大量革命紀念日和適用于國民黨黨政系統的“本黨紀念日”。③相比國民政府政治性紀念日的泛濫無度，《生活歷》對此類節日的收錄是相當謹慎的。數目少而意義重大，是其選擇的內在標準。中華民國成立日、國父誕辰、國慶紀念日、革命先烈紀念日，這寥寥幾個節日，基本涵括了國民政府國家意識形態最基本最重要的幾個層面，即對現代民族國家、革命政黨以及革命領袖的歷史記憶與紀念。顯而易見，《生活歷》保留了官方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但拒絕以政治節日對民俗節日的全盤占領這種強勢手段來進行過度的意識形態滲透。這一點，也是其與國民政府主導的官方節慶體系最大的區別。

二、傳統節日：重建基層宗法社會及其禮制

在國民政府的官方節慶體系中，與政治性節日相比，那些在“無背良善風化、不涉迷信者”價值標準下得以幸存的傳統節日，只是一種點綴式的陪襯，在整體上是不受重視的。在這一點上，《生活歷》的做法恰好與之形成了鮮明對比。由于作者有意識地避免節日的過度政治化，也由于他對民俗在維持鄉土社會秩序和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有充分認知，因而對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民俗節日較為偏愛，賦予了其相當的尊重和地位。在《生活歷》中，傳統節日不但在數量上大大超出國定政治紀念日，而且種類豐富，各具代表性。其中，既有反映農時節令的，比如春分（春社）、秋分（秋社），也有祝賀性質的新年、上元、中秋節，以及地區社團性節日慈善日和合作日，還包括一些宗教性質和行業神崇拜性質的節日。嚴格說來，《生活歷》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日歷，其著作體例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宋代新儒家程頤所著《禮書》?！抖Y書》是程頤依“天理”之正，以古禮為本，因時損益，為士庶人家制定的日常生活準則。就書的內容和寫作目的而言，《生活歷》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視作是民國版的《禮書》。作者針對每一個節日配置了相應的細致完備的禮儀。這些禮儀有的納入了新的現代社會生活內容，但更多的還是古典民風民俗的重現。經過作者對古今禮儀的取舍安排，我們看到《生活歷》中營造的民俗節日，多是一副鄉土社會自在自足的康樂景象，以上元節為例。在該歷中，上元節包括如下豐富的節日活動：晨起，食燈圓。舉行賽燈大會，最優者，由地方長官獎之。舉行鄉飲酒，由地方長官宴請本地在外從政退休，品學兼優以及德高望重之人，席間歌鹿鳴三章以侑飲。舉行上元宴，有宗祠者，集族人在祠宴飲。社團集合同志，為元宵會。鄉長根據七日各家所填之人口調查表，對于添丁最多之家，躬往祝賀。男女主人招待，并抱小孩出遏，未定名者，得由鄉長取名。晚出燈會，放河燈。鄰里親戚相往來。農家以蘆葦做火把，長丈余，往來照耀田間。兒童跳百索，放燒火。婦女為紀念紫姑，或七姑娘之戲。行嫁娶。①由上述流程充實而成的“上元節”，呈現了一種儼然有序卻又和樂松弛的生活景象。在上元節時，社區內部不同階層的人群聚合在一起，展開不同層次的社交活動，由此搭建出融合流動卻又尊卑有序的社會秩序：由地方長官組織的賽燈大會，是暫時彌合權力階層與普通民眾身份差別，體現官民融洽的活動；地方長官組織的鄉飲酒，只宴請本地有資歷有威望的人士，是僅限于社區精英階層的社交。上元宴和元宵會，則是以宗族為單位組織的宴飲，是傳統大家庭的聚會。在這一天里，代表權威的鄉長，還會親自前往添丁最多的家庭予以祝賀，延續農業社會對“生育”的肯定和褒揚。在《生活歷》中，還有一類節日，如春秋社日、慈善日、合作日等。這些節日，不但今天的人們完全陌生，在民國時候也已日趨式微，有的甚至湮沒無聞。但在傳統農業時代，這些以家族和宗族為中心的節日，的確構成民眾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以春秋社日為例。社日興起于上古三代，每年春分、秋分日是農民祭祀土地神的節日，也是古代鄉村社會最盛大的節日之一。正如一些學者早就證明過的那樣，節日對古代鄉民而言無異于一場狂歡。平時受到諸多禮教束縛的人們，在節日里得以短暫的盡情歡娛，這是對單調日常生活的一種有效調節。②陳果夫也認為，宴會游戲種種快樂活潑的集體活動，能養成民眾熱烈的情緒，激發他們的活力，可以勸農、勸學，寓教于樂。因此，《生活歷》刻意保留了諸多這樣的節日娛樂，包括上元節時的家族團聚吃燈圓，村民開燈會、放河燈，社日時的酬神演戲，以及“合作日”時族人的會食、出游，等等。③可以看出，經《生活歷》因時損益后的傳統節日，既不乏對規范、理性的禮教秩序的尊重，又突出了活潑、奔放的節日歡娛本色。這一點，流露出作者對于禮教秩序下鄉村生活的十分向往，透著溫情脈脈的理想主義。同樣不難發現，上述上元、春秋社日、合作日中的活動，幾乎都是以宗族或村社為單位發起和進行的。之所以如此，緣于陳果夫堅信宗族在維系人倫道德和社會秩序上的特別作用，而以宗族結合為民族國家建設之階梯，以人倫人情相維系重建基層宗法社會及其禮制，正是陳氏的理想，他說：“我國社會組織，基于家族，而文化策源，亦以人倫為其中心。故雖屢經喪亂，而鄰里共處，聚會相親，守望相助，社會之鞏固，數千年如一日。本歷對于民間舊有之習慣之敦宗睦族諸美德，如祀祖掃墓等，均各訂為專條，列入日期，以垂永久。……務使家族結合與民族主義，并行不悖，以促進整個國家之大團結焉。”

論文關鍵詞：民國時期;西南地區;邊疆教育;學校教育

論文摘要：國民政府為實現民族同化，而重視邊疆教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許多法令，制定計劃大綱，專門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員會、蒙藏教育司，負責邊疆教育事項，并在邊疆各省建立了各級邊疆學校。邊疆地方政府也興辦了大量的邊疆學校，培養邊疆人才。民國時期的邊疆教育，不僅僅是學校教育，也包括社會教育。

民國時期，少數民族教育稱為“邊疆教育”、“邊地教育”、“邊民教育”、“邊胞教育”、“苗夷教育”等。邊疆教育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廣義的邊疆教育是以邊疆所居住的人民為教育對象，狹義的邊疆教育是以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為教育對象，這是通常所稱的邊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邊疆教育。為保持原貌，按當時的語境，仍然稱少數民族教育為邊疆教育。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區主要是云南、貴州、四川和西康四省。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邊疆教育的法令，專門成立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員會、蒙藏教育司，負責邊疆教育事項，并在邊疆各省建立了各級邊疆學校。

一、國民政府發展邊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6月，(國民黨)中央決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學校，作為儲備蒙藏訓政人員及建設人才之機關。由蒙藏各地選送優秀青年應試人學，并附設蒙藏研究班，指導促進關于蒙藏事情之專門研究?！薄巴罡髅似旒拔鞑?、西康等地主管官廳，迅速創辦各級學校，編譯各種書籍……，在教育部內特設專管蒙藏教育之司科?！蓖?月，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學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級學校及蒙藏相連的沿邊各省縣政府，在每學期開始之前，向蒙藏委員會或其駐一平辦事處保送蒙藏學生。凡經蒙藏委員會或其駐平辦事處介紹的蒙藏學生，在公立學校應免全部學費，在私立學校應酌量減免。

體育期刊，是與人的“身體”密切相關的期刊。民國時期，體育期刊是所有期刊種類中數量最少的，非常少見。1909年在上海出版的《體育界》是我國最早的體育期刊。重慶體育期刊創刊時間較晚，落后于上海、北京、南京、浙江等地，但種類和數量不落后。民國時期，尤其是抗戰時期，重慶體育期刊發展迅速，一度超過其他各省市。

1民國時期重慶體育期刊出版概況

據調查，民國時期重慶體育期刊共計8種，出版概況如表1所示?！扼w育季刊》，無實物，僅有文獻記載，無法確定其是否真的存在?！秶耋w育季刊》等7種期刊，保存在重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地，現已完成數字化。

2民國時期重慶體育期刊出版特征

2.1期刊出版時間集中在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時期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前，重慶僅出版《體育世界周報》《重慶體育報》兩種體育報紙，無體育期刊。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期間，一共有7種體育期刊在重慶出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至新中國成立前，僅1種體育期刊，即《重光體育季刊》在重慶出版。這表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大大促進了重慶體育事業的發展。

一、開元的政治經濟環境促進包裝設計的興起

民國政府為了改良民族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創辦國貨陳列館、國貨大會、拍攝國貨影片等，以展覽展示的宣傳手段，讓人們了解國貨的樣式包裝與商標等。傳統包裝為了適應群眾的購買心理做出了相應的改進，進一步推動了民族資本家對產品包裝設計的應用理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西方國家放松了中國商品市場的競爭，為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國內國貨運動的高漲，激發了華僑對國內工業的投資。1931年上海民族工廠1882家（《上海之機械工業》1933年上海市社會局），企業家大多都是受過國外高等教育的，對產品的市場意識、品牌意識、營銷宣傳意識有較好的理解。他們都非常重視產品的包裝設計與品牌競爭意識，由此推動了當時包裝設計的發展。

二、新興包裝材料的應用與信息傳達

民國時期外來包裝材料的引入，使當時的產品包裝迅速與國際接軌。材料是產品包裝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民國時期的主要包裝材料有紙質包裝、玻璃器皿、木質包裝和金屬包裝等，紙質包裝材料是民國時期較為常用的材料之一，如牛皮紙、印刷紙袋、包裝貼圖、紙盒等。木材是材料也是當時社會流行的材料，這種材料作為包裝應用已經有很久的歷史了，木材材料包裝的加工手工藝已經很成熟，配合當時的印刷工藝和其他材料結合產生很好的包裝效果，經久耐用。金屬包裝是民國事情較為流行的包裝材料，較為常用的金屬材料有鐵、錫、呂，銅作為金屬包裝也有少量的應用，如鐵盒罐頭，錫制牙膏等。玻璃材料是在清末時期就以傳入應用到包裝中。以玻璃瓶罐為主加封木塞紙質貼標等，瓷器與陶罐也是中國較為傳統的包裝材料。在當時的商品中也得到了發揮和應用，如酒瓶、酒罐等。民國時期的包裝介質與信息傳遞有了完美的結合，文字與圖案印刷為品包裝信息傳遞的主要手段，其品牌信息與商業信息的傳達目準確，這一時期宣傳包裝也發展起來，如公共汽車、電車、商業用房的包裝彩繪，櫥窗展示、置于屋頂的霓虹燈，運用藝術手法完美的包裝同時實現了信息傳遞的廣告職能，博覽會與展覽館也是傳播包裝信息交流的良好媒介。

三、開元的包裝設計人群與包裝設計機構

商品的包裝不單純是經濟載體，更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工業的改造和商業的擴展實際上也是實用與美化的擴展，中外商品的角逐中，國貨的失利讓生產商看到了產品品牌包裝是提高經濟效益和企業形象的有效戰略途徑，包裝設計迅速上升為商品宣傳和銷售的重要手段。同時很多民族企業家在引進外來設備和技術的同時還聘請了專職設計師組成設計部，來設計產品包裝、商標、造型等。如陶行知在參觀上?？翟乒迯S（1922年成立）時贊譽該廠為“新時代的工廠，新時代的學校”，認為該廠已達到“教、學、做合一的極則”。[1]專業設計人員的出現給予了商業包裝、廣告無時不刻的關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歐留學的中國美術學生日漸增多，留學生學成以后有人擔任美術學校的教授，有的人直接進入工廠企業從事設計工作。[2]大批的留學人員歸國帶來了國外新的設計思想與觀念，成為當時國內包裝設計教育的棟梁，如陳之佛、雷圭元等重視設計，主張將技術與藝術、傳統與現代、中西交融設計理念，與此同時私立美專院校學校與教會美術工藝的推廣也為當時產品包裝設計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洋務運動”，為了培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人才，設置了“工藝局”“繪圖院”“實業學堂”“藝徒學堂”等教育機構，已形成設計教育的雛形，這些機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在雛形初具的商業社會中，尋找傳統文化與商業文化的結合點。在商業領域還出現了一批獨立的設計事務所，如“稚英畫室”“工藝美術社”“尚美圖案管”等。主要從事商品包裝設計、月份牌廣告設計等，如“稚英畫室”設計的“美麗牌”香煙包裝設計、“雙妹牌”花露水包裝設計、“雅霜”化妝品、“白貓”畫布、“杏花樓嫦娥奔月”月餅盒包裝、商標月份牌等包裝廣告。[3]

【摘要】本文在查閱大量民國時期嶺南醫學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這一時期的嶺南醫學文獻具有承前啟后、注重實踐、形式多樣、臨床分類清晰及引進自然科學成果等特點，從一個側面展示出嶺南醫學是祖國中醫藥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中醫文獻嶺南醫學特點民國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素問·異法方宜論》就認識到“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所聚也”。根據中醫“天人合一”的思想，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習慣、人群體質的差異，導致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臨床證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區的醫家風格和醫療特色。嶺南醫學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建成于1924年，是廣州中醫藥大學建校的基礎，該校所收藏的民國時期嶺南中醫文獻比較齊全，這部分藏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國時期嶺南中醫的學術思想和發展水平，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筆者近年來在整理這部分藏書的同時，總結了這一時期嶺南醫學文獻的特點。

承前啟后，理論水平不斷提高

民國時期，中醫著述沿自清代以來的特點，重視對古典醫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論上有所提高。對于《內經》、《難經》、《傷寒論》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經過系統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說而予以補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陳伯壇的《讀過傷寒論》林清珊序云：“仲景書必跳出旁門可讀，……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書還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編曰《讀過傷寒論》，不讀則拾人牙慧，……是書乃傷寒論之文讕，先生即張仲景之書記，兩本書若作一本讀，則此解如蔓藤，覺有傷寒論為之前，是書宜今亦宜古?！保?］在近代教育體系確立之后，以一部經典、一家注疏作為教材的傳統方法已不能適應，必須適應發展需求，將中醫典籍的研究與新式教育體系相結合。對中醫理論不僅作系統的整理，而且聯系實際，去粗取精，進行發揮和提高。如盧朋著的《藥物學講義》務在“博取眾說，去其重復，擷其英華，發揮藥性之本能，提挈藥用之綱要，……又益以各種醫書，補其未備，旁及西說，作借鏡焉”［2］，盡量采用各家之長，以啟迪思路。

【摘要】風景油畫作為西方19世紀盛行的畫科，傳入中國并得到大力發展，追求色彩光感效果并具寫實特征的風景表現技法也融入我們自身的民族特色?？箲鹨詠恚哂行麄髯饔玫哪究贪娈嬛饾u取而代之，風景油畫在狹窄的抗戰夾縫中艱難的生存。文章結合時代背景將闡述民國時期風景油畫在特定時代的發展歷程，并剖析歷史所賦予的時代特征和歷史意義。

【關鍵詞】風景油畫；西學東漸；樣式移植

在大談油畫民族化的今天，我們往往忽視了對民國時期風景油畫的研究，大多學者一般都集中在政治批判（傷痕美術、星星美展）、鄉土本土化（鄉土寫實繪畫）、民族本土化等方面，涉及世紀初風景油畫發展的研究可謂寥寥。在抗戰與救國的呼聲中，在現實主義高度發展的勢頭下，在木刻版畫一日千張的宣傳力度的籠罩下，風景油畫以何種姿態在進行著自身的完善，是發展？還是停滯？是眾望所歸？還是無人提及？本文以此為研究目的，通過畫家繪畫風格的分析以及和現實主義的交鋒來探討風景油畫在當時的發展脈絡。

一、20世紀初中國油畫的發展狀況

民國伊始，宣揚革命的主張和聲音日趨高漲，隨著清代統治體制的瓦解，民族情緒的高漲，使更多的人們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洋務運動中，“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口號在以后得到了更大的推崇和響應，不僅在經濟和政治上效仿西方，在文化上尤其是藝術上更走出大批留學生學洋文學西畫，自1887年始，李鐵夫漂洋過海到英美學習油畫開始，陸陸續續有馮鋼百、李毅士、李叔同、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顏文梁、潘玉良、龐熏琴、常書鴻、唐一禾、吳大羽、陳抱一、許敦谷、關良、衛天霖、倪貽德、李仲生、李東平、李青萍、梁錫鴻、丁衍庸、趙獸等一批又一批學子到東洋和西洋學習油畫，并且陸續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后回國，這些歸國的代表西洋畫風的畫家，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新文化藝術運動之中，給中國沉寂的畫壇帶來了希望，同時，這一外來的畫種在本土也面臨著研究的挑戰。“因為當時的情況下，油畫根本不能賣錢，國畫的行情較好，因此許多畫家就同時作油畫和國畫……?！盵1]西洋油畫就是在這樣的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時局下邁著艱難的步伐。

西方油畫在19世紀末進入印象主義和后印象主義時期，莫奈、高更、凡高和塞尚等對光感、色彩以及形體的把握可以說是徹底的對傳統藝術形式的突破，這也與第二次科技革命所帶來的時代特征相適應。莫奈《日出·印象》、修拉《大碗島星期天的下午》、塞尚的《圣維克多山》以及凡高的戶外風景畫形成了后來油畫風景畫的典范，留洋畫家在接受這些風格后，使傳統的具中國風情的山水畫在形式上被賦予了新的內容，中西風景畫進一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