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8 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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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上民族融合問題研究論文
在中國古代史的教學中,講到民族關系時,民族融合是一個頻頻出現的詞語。那么,什么是民族融合?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哪幾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民族融合的具體過程、途徑和方式又如何?今天,正確地把握這些問題,將有助于了解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統一,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
一、如何理解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
對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理解,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徑和方式時,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以后,民族特征與民族差別逐漸消失,形成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人類整體的歷史過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為一種普遍的歷史現象來看待,它是指歷史上兩個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響,最終形成為一個民族的現象。我們在講述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時,通常是在后一個層面上來使用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因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
從我國以及世界上的民族關系來看,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存在著兩種情況或方式。一種是采取政治強制手段把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一種是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經過自然的過程合于另一個民族。為了比較妥當和科學地表示這兩種客觀存在的情況或方式,人們又習慣地把通過政治強制使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同化;把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融合。在中國多民族的關系史上,既有強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間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錯綜而又復雜。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密切聯系的結果,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在我國歷史大量存在,且有兩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進民族經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逐漸融合于先進民族。如我國匈奴族從后漢至南北朝的漢化,鮮卑族在南北朝時期的漢化,契丹、女真在遼、金、元時的漢化。一是先進民族的部分成員,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時的淳維,秦漢時的趙佗,南北朝時的桓誕,北齊時的高歡。我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體實現方式主要有:(1)民族遷徙,雜居相處。(2)經濟文化的友好交流。(3)聯合斗爭,即在反抗各族統治者的剝削壓迫的斗爭中,各族人民加強聯系和友誼。(4)某些少數民族統治者進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間的戰爭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源與流
我國古代民族融合分析論文
一、如何理解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
對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理解,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徑和方式時,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以后,民族特征與民族差別逐漸消失,形成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人類整體的歷史過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為一種普遍的歷史現象來看待,它是指歷史上兩個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響,最終形成為一個民族的現象。我們在講述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時,通常是在后一個層面上來使用民族融合這個概念的。因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
從我國以及世界上的民族關系來看,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存在著兩種情況或方式。一種是采取政治強制手段把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一種是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經過自然的過程合于另一個民族。為了比較妥當和科學地表示這兩種客觀存在的情況或方式,人們又習慣地把通過政治強制使一個民族合于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同化;把通過經濟、文化的作用使一個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個民族的情況稱為融合。在中國多民族的關系史上,既有強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間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錯綜而又復雜。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密切聯系的結果,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在我國歷史大量存在,且有兩種具體的表現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進民族經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逐漸融合于先進民族。如我國匈奴族從后漢至南北朝的漢化,鮮卑族在南北朝時期的漢化,契丹、女真在遼、金、元時的漢化。一是先進民族的部分成員,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時的淳維,秦漢時的趙佗,南北朝時的桓誕,北齊時的高歡。我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體實現方式主要有:(1)民族遷徙,雜居相處。(2)經濟文化的友好交流。(3)聯合斗爭,即在反抗各族統治者的剝削壓迫的斗爭中,各族人民加強聯系和友誼。(4)某些少數民族統治者進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間的戰爭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源與流
幾千年來,在中國古代文明滋生的這塊東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過許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興起。伴隨著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與發展,以及統一、分裂、再統一的反復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鑒,促成了中國各民族共同的歷史進步。
高中歷史教案:春秋戰國紛爭和民族融合
高中歷史教案
第五節春秋戰國紛爭和民族融合
教學目標
一、基礎知識目標
“春秋”“戰國”特點;春秋爭霸的四個時期;戰國七雄;戰國時期的兼并戰爭;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融合。
二、能力培養目標
北方民族大融合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一、知識與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進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養學生理解和思考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的初步能力,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念。
3、培養學生追蹤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初步能力。
二、過程與方法
北方民族大融合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一、知識與能力
1、概述北魏孝文帝促進民族融合的措施。
2、培養學生理解和思考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的初步能力,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念。
3、培養學生追蹤歷史發展基本線索的初步能力。
二、過程與方法
蒙古的興起和元朝的建立歷史教案
【教學目標】
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學生了解蒙古族的興起、統一和元朝的建立過程,以及元朝的政治統治和經濟發展情況。
通過思考和概括元朝在我國歷史上的貢獻,使學生了解元朝的歷史地位,培養學生綜合歸納歷史知識的能力。
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學生認識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政權,對蒙古社會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文天祥在反元斗爭中始終堅貞不屈,表現了高尚的氣節。
【教材分析】
本課主要講述蒙古族的興起及其所建立的元朝在我國歷史上的貢獻,涉及元朝的政治史和經濟史內容。
梁啟超的民族觀研究論文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民族觀探析論文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
梁啟超的動態的民族觀,使他摒棄了封建正統史觀和大漢族主義民族偏見,將各民族完全置于平等的地位。他特意為這篇論文加了一個副標題:“本篇即‘五千年史勢鳥瞰’之一部分”(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即將少數民族史作為中華民族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中華民族融合史視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中國史學上是開天辟地第一回!新中國成立后,白壽彝提出“中國的歷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這一杰出論斷,可以視為正是梁啟超上述民族觀的合理繼承、發展和延伸。
梁啟超的民族觀研究論文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何對待民族關系,在歷史上一向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梁啟超則是運用近代觀念和方法,比較系統地研究民族關系歷史的第一人。他不僅撰寫有理論著作,運用近代學術觀點論述民族關系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且在其通史和專史著作中,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相當的重視。他作為本世紀前期具有突出的進步民族觀點的思想家,對其后的研究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梁啟超的民族觀加以探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
一、以近代眼光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1922年梁啟超發表了他的著名學術論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又,梁啟超在北京高師史地部以《中華民族之研究》為題講演的記錄稿發表于中國地學會出版的《地學雜志》民國11年第1—7期上,此講演的記錄稿又以《中華民族之成分》為題發表在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史地叢刊》民國1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上,其內容都與《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通過對民族之意義及中華民族之由來、分類、分布、演化融合的歷史軌跡等項重要理論問題的論述,闡發了他的近代民族觀。因而這篇文章在本世紀學術史上,成為運用近代觀點論述民族問題的奠基之作。
首先,關于民族的定義。我國古代文獻對“民”和“族”這兩個概念,雖都有所闡述,但沒有將二字聯起來使用。梁啟超不僅率先將“民族”一詞引入中國思想界(注: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在介紹日本史著中多次出現“東方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變遷”、“民族之立國大原”等新名詞。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0、94、100頁。),而且是近代中國賦予“民族”一詞比較科學意義的第一人。他明確提出:民族既與種族不同,也與國民不同。種族是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國民是法律學研究的對象,而民族雖以血緣、語言、信仰為成立之有力條件,但斷不能以此三者作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1頁。)何為民族意識?我們今天看來,民族意識即是共同心理狀態于共同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說,梁啟超關于民族的界說與斯大林關于“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注: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頁。)這一經典定義很相近,明顯地體現了梁啟超論述問題的科學性。進一步說,斯大林強調,這四個要素缺一不可,而梁啟超卻強調民族意識是惟一要素。事實上,語言、信仰、地域、經濟生活等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改變或消失的,惟有共同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感情是一個民族得以確立和長久保持其民族特性的關鍵,缺此要素便不成其為民族。因此,梁啟超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正是抓住了“民族”一詞的實質性內涵。此外,他如此強調民族意識對一個民族形成之重要,也由于當時他借鑒了東西方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深切地體會到民族意識是一個民族自尊自立自強和具有凝聚力的起點和原動力。這一論述蘊含著作者教育國人樹立“我,中國人”(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2頁。)的民族信念和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的良苦用心。總之,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檢驗已經反復證明,梁啟超將“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作為區分民族的最主要標準是特具卓識的。
其次,梁啟超分析了中華民族是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而來,還是自始即為多元結合的問題。他針對舊史認為吾族純以血緣相屬而成立的傳統觀念,指出:既然唐虞夏商周秦漢皆同祖黃帝,就不應出現《史記》所紀三代世表世次矛盾、罅漏百出的失誤,更不應出現《詩經》關于商周之祖“無父感天而生”的怪論。由此可見,一元說的理論不可信。他進而分析:從我國古帝王各異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在各地發展,各戴各的尊長,即是多元結合的一種暗示,吾族自名曰夏,夏之前而冠以“諸”,亦是多元結合的一個證明。他認為,是在黃河流域大片土地上長期繁衍生息的各小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遂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又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融匯化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梁啟超這一觀點的重大科學價值已被后來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探討所證實,且對打破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也是在理論上對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否定。
梁啟超列舉了歷史上各個時期匯入中華民族“新分子”的大量事實,表述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歷史上“諸夏”與“夷狄”二詞之內涵,隨時變遷,“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現,如是遞續編入,遞續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得以成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8頁。)這段論述有兩層重要含義:其一,今天的中華民族之所以人口眾多,富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在歷史上不斷地吸收、混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其二,他直接繼承和弘揚了我國古代公羊學派以文明或道德進化程度來區分“諸夏”與“夷狄”,并認為二者是可變的民族觀,從而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嚴夷夏之大防”的陳腐觀念,認識到了民族間相互融合的大趨勢。這種動態的進化的民族觀,既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也有利于促進民族間的交流與進步,有利于國家的安定統一,表達了梁啟超豁達的心態、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