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范文10篇

作為先秦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學，其思想主張一直有其獨特的一面，而作為墨學創始人的墨子，同志曾評價說“墨子是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顯貴，因此思想主張里有許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節用”為主的愛惜民力主張，更有其可貴之處，司馬遷在《史記》中談到墨子時說：“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2）對以勤儉節約為美德的中華民族來說，這樣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但為何此主張在先秦之后漸漸失去聲音，也是需要探討的。

一、墨子正視民眾的消費需求

墨子在《非樂•上》里認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這三點是民眾的巨患，而解決衣食住行這個問題是統治者的基本職責。在春秋戰國這個動亂時期，當時的事實卻是統治者“暴奪民衣食之財”、“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墨子•辭過》），廣大民眾過著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生活。面對這種極度不公平的社會現狀，墨子從生產資料的來源著手，提出“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绔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蓺，雌亦不紡績織纴，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勞動者既然付出了勞動，自然應該有消費的權利，應該獲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滿足，要求統治者正視民眾的權利需求，堅決反對“虧奪民衣食之財”，認為這是一種涸澤而漁的行為，將會導致民眾的不滿，產生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對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讓國君社稷不保，得不償失；因而，作為國君統治者，應該時刻考慮讓利于民，讓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取其所需，達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說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諧相處。

二、節用和節葬目的在于開源節流

墨子的“節用”，主要是針對日常用度，必須加以節制。作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經歷并沒有太多的奢華，所以覺得當時之國家人民，對于“當用”與“不當用”，沒有清晰之觀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費，故主張節用。而墨子“節葬”之提出，乃是反對厚葬久喪，造成人民耗費太多之物力、財力，造成很大的社會損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喪之法以處理之。墨子的“節用”主張就是要節省財用，而墨子要求節用要做到去國家無用之費，做到用財不費，民德不勞，而興利多。墨子認為在財物、時間、心力要用其所當用，去其不當用。那么所謂當用是什么呢？墨子認為凡滿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為當用，就像充饑止渴之飲食、保溫防暑之衣服、避風雨、別男女之房屋、水陸交通所需之舟車，皆為日常生活所需，故為當用。而像雕鏤篆刻之美、宮室臺榭之樂以及厚棺、修墳墓，則為不當用，因其沒有實利。現在看來，這些主張充滿了平民主義色彩和樸素的政治經濟理念，從消費的源頭開始節流，對于戰亂中的百姓來說，很容易得到他們的共鳴。墨子在《節葬下》中說道：“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以政權的穩固來指到了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們對節葬的思考。墨子還在《辭過》中提到：“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于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并至，故為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導兼愛興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貴族不但沒有愛惜民力，而且又浪費有限之財，厚葬久葬，奢侈無度。百姓卻因遭逢戰亂，顛沛流離，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會有主張節用和節葬之觀點；墨子從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貴族，能體會百姓生活之困苦，維持一個適當的生活水準，徹底實踐簡樸生活，則天下之利，才有產生之可能，而額外的裝飾或要求，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應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費中所表現的態度，就是簡樸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樣體恤百姓，愛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愛》中提到“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于君,出以踐于朝……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這是個很生動的比喻，為政者喜歡的事物,臣下就盡力去迎合,以上帶下，如果君主在節用上能夠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這樣就可以移風易俗,有效遏制鋪張浪費，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樂”是非勞民取樂

本文作者：工作單位：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墨子教育思想簡述

《呂氏春秋》中記載，高何、縣子石曾經是齊國的暴徒，被鄉人所痛恨，在接受了墨子教誨后，成為天下名士顯人，品德才智倍受王公大夫稱譽。戰國中后期，墨家學說迅速發展，“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家子弟“顯榮于天下者眾矣”，這些都得益于墨子特色鮮明、自成體系的教育思想。墨子教育思想以治國利民為目的，以培養“兼士”與“賢士”為目標，教育對象涵蓋社會各階層，注重生產實踐，強調技能訓練，顯示出濃郁的職業教育特征。（一）教育的目的作為顯學代表學派之一，墨家學派力圖經世致用。墨子以胸懷天下為出發點，深刻地認識到教育的救國濟世功能。莊子曾說：“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墨子的教育事業與他推行“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緊密結合，認為教育的終極目的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把教育的作用提升到為天下興利治亂的高度，充分地顯示了墨子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二）教育的目標在教育培養目標方面，基于“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墨子認為，要培養出能夠承擔治國利民職責的“兼士”、“賢士”，[4]并且具體提出了“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三項標準。“厚乎德行”是要求受教育者達到“兼愛”的思想境界與道德品行；“辯乎言談”是為了讓他們善于去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張；“博乎道術”是讓他們擁有興利除害的能力，能夠親身投入生產實踐中。由此可見，墨子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具備深厚的道德品質、高超的辯論技巧、熟練的勞動技能的應用型人才。（三）教育的對象對于教育的對象而言，孔子雖然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思想，但在教育實踐中，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君子”、“士”這類社會上層人物，注重對社會精英品性道德與內在素質的培養，使得儒家教育更傾向于精英教育，客觀上限制了孔子“有教無類”思想的實施。而墨子則真正做到了“有教無類”，墨家子弟中有很多下層手工業者，墨子對所有自愿“修德進業者”均予以教誨。“上說王公大臣，次說匹夫徒步之士”，不看出身門第，不查職業居所，不分貴賤等級，教育對象幾乎涵蓋了社會的各種階層，可見墨子的教育思想帶有明顯的大眾化全民教育傾向。[5]（四）教育的內容墨子十分重視自然科學與手工技術，這在先秦諸子中是獨樹一幟的。《墨子》中記載了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都是墨家學派在生產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內容涉及力學、光學、幾何學、宇宙觀及時空觀等等。墨子的教育思想注重生產實踐，強調技能訓練，他要求弟子必須掌握一定的生產知識與技能技巧。由于墨子本身就是一個技藝高超者，他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生產知識與技能技巧，如建筑知識、滑輪、杠桿等等，都會融入到他的教育內容中，因此，墨家子弟都接受了良好的勞動職業技能訓練。[6]（五）教育的方法與孔子“述而不作”不同，墨子強調述作并重、學以致用。在教育方法上，墨子將知識傳授寓于勞動生產過程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主張實踐力行的教學法。可以說，墨子是最早具備“知行合一”理念的教育家之一，墨子的教育思想已經蘊涵了實踐教學的一些基本理念、準則與方法。

墨子教育思想對推進高職教育發展的四點啟示

墨子作為中國職業教育的鼻祖之一，其教育思想具有濃郁的職業教育特征，雖距今已有兩千余年的歷史，但對當前探索高職教育發展的新思路仍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墨子教育思想結合高職教育發展現狀，培育與弘揚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積極探索“中高職三二分段”人才培養模式，塑造“能工巧匠”型專業教師隊伍，大力提升學生的職業素養可作為推進高職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抓手。培育與弘揚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雖然同為“顯學”代表，孔子出于對禮崩樂壞的憂慮與恐懼，終生致力恢復周禮，偏于理想主義，而墨子更關注的是“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大社會現實難題，致力興利除害，偏于實用主義。墨子教育思想無論從教育的目的與作用，還是從教育的對象與內容來說，都是與現實社會緊密相連的，從現實中來，到現實中去，為現實服務，無處不綻放著經世致用文化精神的光芒。“經世”的內涵是“經國濟世”，強調要有遠大理想抱負，志存高遠，胸懷天下；“致用”的內涵是“學用結合”，強調要理論聯系實際，腳踏實地，注重實效。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8認為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因此治學不能離開現實事物，反對脫離社會實際，強調為用而學，學必有用。高職教育只有浸潤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才能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底蘊，才能明確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種文化氛圍有利于高職教育回歸教育的人文本旨，避免陷入急功近利、虛無浮躁的發展誤區。因此高職教育的發展離不開高職文化的建設，高職文化的建設必須圍繞高職文化精神來進行，而“經世致用”正是高職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首先，高職教育的使命是培養面向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素質高技能人才，因此它必須緊貼社會發展的現實，專業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途徑都必須緊扣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實踐的需要，根據社會需要辦學，并服務社會，這就決定了高職教育的“經世”特征。其次，高職教育強調職業能力的培養，注重學生職業需要的能力，對于學習目的突出的是一個“用”字，即夠用、能用、會用、善用，這就決定了高職教育的“致用”特征。因此，培育與弘揚經世致用的文化精神，有利于高職教育明確肩負的歷史責任，凝造鮮明的文化特質，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全面理解高職教育的職業性，大力提升學生的職業素養墨子對弟子的品行教育與職業操守的養成十分注重，認為教育是要培養“兼士”、“賢士”，并且提出了“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三項標準，其中“厚乎德行”是首要標準。他說“萬事莫貴于義”，認為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所以，他教育人們“鼓而進于義”。《墨子•魯問》記載，墨子的弟子勝綽已經學有所成，被派遣到項子牛處做官，不想他不但不阻止反而竟然三次參與了侵犯魯國的行動，嚴重違反了墨家的“義”，是教育的不合格產品，故墨子派弟子去項子牛處辭退勝綽。這些充分說明了墨子對弟子的品行教育與職業操守養成的重視。2011年12月20日，《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狀況研究報告》在北京聯合大學，報告中顯示，在一項名為“現在工作崗位最需要能力及職業態度與素養”的調查中，只有8.5%的高職畢業生認為職業態度與素養是現在工作崗位最需要的能力，位列所提供的選項最后一位。[7]這個現象表面上這反映的是高職畢業生對職業態度與素養的重視程度不夠，實質上揭示的是高職院校對學生職業素養培育的重視程度不夠。當前高職院校存在著一種“重技能、輕素養”的傾向，對高職教育的職業性理解片面化，認為高職教育僅看重技能，只要畢業生掌握了技能，走上工作崗位后能直接使用所學的技能，培養目標即達成。教育部職成司高職高專處處長范唯認為，目前，高等職業學校的培養目標是高端技能型人才，其中的“高端”，要求不但地位高，而且收入應該高，并且一定要有文化知識的積淀，誠信的人格品質，積極的職業態度，正確的做事方法，這才能體現出育人的根本。職場成功的關鍵往往并不在于一個人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而在于他所具有的職業素養。因此，高職院校應全面理解高職教育的職業性，注重學生職業素養的培育。所謂職業素養，是指職業內在的規范和要求，是在職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綜合品質，包含“職業心念”、“職業知識技能”和“職業行為習慣”三大內容。“職業心念”是職業素養的核心，指良好的職業道德、正面積極的職業心態和正確的職業價值觀意識，是一個成功職業人必須具備的核心素養。“職業知識技能”是做好一個職業人應該具備的專業知識和能力。“職業行為習慣”是指與職業活動密切相關的，通過長期地學習——改變——形成過程而最終變成習慣的行為方式，良好的職業行為習慣能夠使學生更快地融入到企業中去。高職院校培育學生職業素養的方式應該是多渠道、立體化、滲入式的。首先，在課程設置方面，開設培養學生職業素養的相應課程，并納入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且不斷加強此類課程的課程建設工作；其次，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在傳授職業知識與技能的同時，有意識地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幫助學生樹立正面積極的職業心態和職業價值觀；再次，高職校園文化建設以提升學生職業素養為主旨，注重氛圍熏陶；最后，與企業行業合作，在學生頂崗實習過程中，促進學生養成良好的職業行為習慣。

積極探索“中高職三二分段”人才培養模式孔子出生于貴族，衣食無憂，而墨子則出身低賤，曾做過木工。雖然說“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是孔子提出來的，但在實踐“有教無類”教育思想上，墨子則比孔子更勝一籌，墨子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是向等級制度發起的更強挑戰。墨家子弟大多是農民和手工業者，這是因為墨子收學生不看其出身門第，不查其所居職業，不分等級貴賤，“上說王公大臣，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相對與孔子來說，其教育對象更貼近于社會底層。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同志在為第二期高等職業學校領導干部專題研修班所做的主題報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準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這一體系，要求中職教育與高職教育實現銜接，中職畢業后進入高職院校學習成為趨勢，中職畢業生成為了高職院校生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生源特點與質量方面，中職畢業生與普通高中畢業生存在著較大差異，因為延續普招生的教學手段與方法，許多教師感覺中職生不好教，于是在教學過程中容易忽視中職生。加上多數高職院校招收中職生的歷史不算太長，于是在中職生源人才培養工作上，很多高職院校并不是很重視，針對中職生源特點的教學改革力度明顯不夠。高職教育要實踐“有教無類”的思想，必須摒棄對中職生源的偏見，重視中職生源的人才培養工作，大力推進適合中職生源特點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目前，這項工作的突破口就是要積極探索“中高職三二分段”人才培養模式。“中高職三二分段”人才培養模式的關鍵在于中高職的銜接，諸如中職畢業和高職招生的銜接，專業設置與課程體系的銜接，教學過程與考核體系的銜接等等。為此我們可以做以下努力：第一，進一步完善高職院校面向中職學生的自主招生工作，特別是要針對中職學生的知識層次與專業能力，改革自主招生考試的內容與形式；第二，積極與中職院校協調，以全局觀念統籌構建課程體系；第三，針對中職學生特點，改革教學方法與考核體系；第四，嘗試面向中職校各專業畢業生，開展由高職院校主辦、中職學校協辦的高職預科教育。“能工巧匠”是“雙師型”教師的核心定位在教育行為中，教師的素質與能力是影響學生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古語有云“名師出高徒”，墨子既是一位淵博的知識分子，又是一位著名的能工巧匠。墨子的手工很巧，據說他用木頭削成的車軸，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體；用木料拼成的木鳥，能在天上飛一天；還比巧手公輸盤更早地發明了云梯等等。正因為自己是能工巧匠，墨子才能將他在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的知識經驗傳授給弟子，使得墨家弟子不僅能言善辯，更是能干善做。“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是提高高職院校核心競爭力、推動高職教育發展的根本保證。“雙師型”教師既能當教師，又能當師傅；既有學歷證書，又有技能證書；既是學科帶頭人，又是技術帶頭人。“雙師型”教師同時具備著“高校教師”和“能工巧匠”兩種角色定位，在這兩種角色定位中，高職教育鮮明的職業性決定了“能工巧匠”角色定位尤為重要，只有高素質的“能工巧匠”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應用型技能人才，因此，“能工巧匠”才是“雙師型”教師的核心角色定位，高職院校“雙師型”師資隊伍建設，關鍵就是要塑造“能工巧匠”型專業教師隊伍。塑造“能工巧匠”型專業教師隊伍，我們應該注意：第一，教師選拔要轉變觀念，從重學歷、職稱到重職業經歷、職業資格、職業技能，優先錄用有一定企業工作經歷，在行業中有較高聲譽、有豐富實踐經驗和特殊技能的人員，聘任聘用專業人才和能工巧匠作為兼職教師走進高職課堂；第二，將專業教師職業技能考核納入教師績效考核體系，并與薪酬掛鉤；第三，專業教師培訓工作以提升教師職業技能為中心，與行業企業合作，校企聯動共同培養，努力把專業教師都打造成“能工巧匠”；第四，改革高職院校教師職稱評聘體系，融入專業教師職業技能因素，因為職稱評聘體系對師資隊伍建設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所以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

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在中國消費經濟思想史上獨具一格。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以節用論為核心。他提出打破等級界限的普遍的消費標準；主張以發展生產保證消費；警告統治者要全面實行節用以保證多數人的長遠消費；闡明應加強消費品的積累而應時之急。因此，墨子提出“三患論”，揭露戰爭頻仍的戰國年間，人民沒有起碼消費保證。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反映了戰亂時代廣大人民企盼衣食無虧、安居樂業的強烈愿望，帶有小生產者的理想色彩。墨子提出的節用論，在今天仍有啟發意義與借鑒價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自上而下地實行節儉，反對鋪張浪費。

一、提出打破等級界限的消費標準

在消費問題上，墨子主張打破等級界限，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消費需求。為此，他提出一個普遍的消費標準：

1．飲食。“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1）。只要能夠充饑補氣，強壯手腳，耳聰目明就行了，不講究五味調和、氣味芳香，不招致遠國珍貴奇怪的食物。

2．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2）“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3）。衣服，冬天用來御寒，夏天用來御暑。凡是縫制衣服的原則，冬天增加溫暖，夏天增加涼爽；身體合適，肌膚舒服就夠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動愚民。

3．房屋。“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4），“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5）。房屋，冬天用來抵御風寒，夏天用來防暑熱和風雨，有盜賊侵略能夠增加防守的堅固，室內清潔衛生，可以進持祭祀，壁墻足以使男女分別生活，就可以了。

摘要：國家之間不論大小、貧富、強弱，在國際關系中都應遵守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等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墨予的兼愛、非攻、交相利、以及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國與國關系處理準則，與上述國際法原則有明顯暗合之處。墨予的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來說仍下失其現實意義。

關鍵詞：法律思想國際法和平共處平等互利

墨子法律思想的產生與其他先秦渚子百家思想一樣，是適應了當時時代的社會需要。無論是道家、儒家，還是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其根本的治學目的都是為了治理國家，從而以某種方式提出治理國家的理論和方法。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易大傳日；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墨子所提出的處理國家關系準則的國際法思想，也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

一般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國際法的產生與存在時期。這一時期，周王室的名存實亡而諸侯國經濟與軍事實力不斷強大。因此，各諸侯國越來越獨立，分封制下的附屬關系也就失去了意義，而諸侯國之間的關系發展起來。彼此之間交往的需要，使得處理相互關系的一些規則、慣例也就應運而生。第一個將這些處理國家關系的規則、慣例同近代國家規則進行比較，并向世界宣布的是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n)。1881年，他訪問歐洲時提出了一篇名為。古代中國國際法遺跡(Trace$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丁韙良指出，。中國政治家們曾經指出該時期他們的國家與近代歐洲的政治分野有類似之處。在他們的記載中，他們找到了與我們近代國際法的詞語相等同的慣例、字句和概念。-[z3當然，對于丁韙良的古代中國國際法的這些規則和慣例，它們顯然還不能算是近代意義上的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陳顧遠先生指出這時期只有。際”而無。國。但是，這些原則、規則和制度與近代國際法有類似之處，它們所構成的總體可以說成初步的國際法，也可以說是國際法的遺跡。，墨子關于國家關系的處理準則，可以說是這個初步國際法的一個組成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各大渚侯國之間兼并與爭霸戰爭頻繁，社會動蕩。

這些攻伐掠奪戰爭，貽誤農時，破壞農業生產，使百姓饑寒凍餒而亡：殘殺無辜、掠民為奴，使國家失去了勞動力：老百姓不能從事本業，被迫參與征伐，由此導致死亡不可勝數。所以，這種兼并爭霸戰爭，對交戰雙方的百姓來說是巨大災難。墨子作為“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階級的思想代表，其思想當然要反映這一階層的迫切渴望：穩定和平的生存境。因此，墨子從。今天下無大小之國，皆天之邑也這一基認識出發，提出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準則：相愛、平等、互利。

摘要：墨子受孔子思想影響，其文學觀念中有與孔子文學觀念相近的內涵。然而，由于其所處階級立場不同，核心價值觀念有別，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認識以及對理想社會秩序的憧憬很不一樣，因而對文學的本質和功能的認識也就有頗大的差異。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學概念，卻抽掉了這一概念的核心內容——禮樂制度和禮樂文化，將文學變成“出言談”的手段或工具，大大壓縮了孔子文學觀念的內涵，但同時增加個人言論創造作為文學的新內容，又使文學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墨子的文學觀念不強調情感和審美，也與孔子的文學觀念區別開來。

關鍵詞：墨子；孔子；文學觀念

Abstract:UndertheinfluenceofConfucius''''sliteraryview,MoZitookasimilarviewofliteraturetotheformer.Nevertheless,thetwomastersdifferedgreatlyintheirunderstandingofnatureandfunctionofliteraturebecausetheirdifferencesinstandpoint,keyideology,understandingofsocialrealityandexpectationofanidealsocialorder.AlthoughMoZireservedtheconceptofliteratureintroducedbyConfucius,heremovedthesystemandcultureofceremonyandmusic,thekeycontentoftheconcept.BygreatlyreducingtheconnotationofConfucius''''sviewofliterature,heturnedliteratureintoameansandinstrumentto“expressingthemind”andaddedproductionofpersonalspeechaspartofliterature,greatlyextendingthedomainofdevelopmentofliterature.

KeyWords:MoZi;Confucius;viewofliterature

墨子是繼孔子而起的又一偉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戰國之際的魯國[注:墨子籍貫尚有宋人說、魯陽說等，這里用孫詒讓說。]，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據《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張兼愛、非攻、節葬、節用、非樂、非命、尚賢、尚同、天志、明鬼，創立了墨家學說。和孔子一樣，墨子招生授徒，游說諸侯，希望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有眾多追隨者。所謂“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2］《呂氏春秋·尊師》。而他的學說的影響，貫串了整個戰國時期。“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2］《呂氏春秋·當染》。以致戰國中期的孟子憤憤而言：“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戰國末年，墨學與儒學仍然是世之顯學。作為顯學的儒學和墨學，對“軸心時代”中國傳統思想體系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影響到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生自然也受到儒學和墨學的濡染。

韓非曾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韓非子·顯學》孔丘和墨翟也被現代學者視為“在中國思想史起點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觀念，不能不首先探討孔子和墨子的文學觀念，即探討他們對于“文學是什么”和“文學做什么”的基本認識。關于孔子的文學觀念，筆者已進行過初步探討[注:見拙作《論孔子的文學觀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學發微》（《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詩論之比較——兼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之命名》（《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及《從〈民之父母〉看孔子詩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國文學觀念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關于墨子的文學觀念，尚無人深入研究。本文嘗試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墨子德育方法

(一)擇務法

擇務法出自“擇務而從事”。(《墨子•魯問》)墨子對擇務法的運用體現在擇“時”之務和擇“事”之務，根據時代背景和社會現狀開展德育。據《魯問》記載，墨子告訴弟子在各國從事宣傳和教育，如果國家混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窮，“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邪辟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墨子•魯問》)墨子德育講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從時代背景、社會背景出發，從受教育者的實際情況出發，選擇最重要的、最適合的、最有針對性的事情開展德育，由此可見一斑。

(二)強說法

強說法出自“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強說”即積極主動地教。墨子的德育態度積極主動，以教人為己任，認為有道者有主動承擔推行其道的責任和義務，主張“言則誨”。(《墨子•貴義》)他以“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為“大惡”，以“有道者勤以教人”為“至善”。(《墨子•尚賢下》)他認為“強說”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墨子•魯問》)即鼓動大家達到仁義的要求使我的仁義更加發揚光大。墨子倡導有道德者要勸導和教育別人，才能天下有序。即“有道者勸以教人，亂者得治。”(《墨子•尚賢下》)同時，墨子認為德育是一個互動過程，除了“教”的重要性，也強調“學”的重要性。“唱而不和，是不學。智少而不學，功必寡。”(《墨子•經說下》)學生如果缺乏學的積極性，教育的功效也必然寡少。

(三)自省法

摘要：國家之間不論大小、貧富、強弱，在國際關系中都應遵守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等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墨予的兼愛、非攻、交相利、以及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國與國關系處理準則，與上述國際法原則有明顯暗合之處。墨予的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來說仍下失其現實意義。

關鍵詞：法律思想國際法和平共處平等互利

墨子法律思想的產生與其他先秦渚子百家思想一樣，是適應了當時時代的社會需要。無論是道家、儒家，還是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其根本的治學目的都是為了治理國家，從而以某種方式提出治理國家的理論和方法。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易大傳日；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墨子所提出的處理國家關系準則的國際法思想，也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

一般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國際法的產生與存在時期。這一時期，周王室的名存實亡而諸侯國經濟與軍事實力不斷強大。因此，各諸侯國越來越獨立，分封制下的附屬關系也就失去了意義，而諸侯國之間的關系發展起來。彼此之間交往的需要，使得處理相互關系的一些規則、慣例也就應運而生。第一個將這些處理國家關系的規則、慣例同近代國家規則進行比較，并向世界宣布的是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n)。1881年，他訪問歐洲時提出了一篇名為。古代中國國際法遺跡(Trace$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丁韙良指出，。中國政治家們曾經指出該時期他們的國家與近代歐洲的政治分野有類似之處。在他們的記載中，他們找到了與我們近代國際法的詞語相等同的慣例、字句和概念。當然，對于丁韙良的古代中國國際法的這些規則和慣例，它們顯然還不能算是近代意義上的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陳顧遠先生指出這時期只有。際”而無。國。但是，這些原則、規則和制度與近代國際法有類似之處，它們所構成的總體可以說成初步的國際法，也可以說是國際法的遺跡。，墨子關于國家關系的處理準則，可以說是這個初步國際法的一個組成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各大渚侯國之間兼并與爭霸戰爭頻繁，社會動蕩。這些攻伐掠奪戰爭，貽誤農時，破壞農業生產，使百姓饑寒凍餒而亡：殘殺無辜、掠民為奴，使國家失去了勞動力：老百姓不能從事本業，被迫參與征伐，由此導致死亡不可勝數。所以，這種兼并爭霸戰爭，對交戰雙方的百姓來說是巨大災難。墨子作為“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階級的思想代表，其思想當然要反映這一階層的迫切渴望：穩定和平的生存境。因此，墨子從。今天下無大小之國，皆天之邑也這一基認識出發，提出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準則：相愛、平等、互利。

一、基于兼相愛而產生的國與國應和平共處、睦鄰好的思想。

墨家與儒家并稱為天下顯學，墨子與孔子都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教育家。《呂氏春秋•當染》中說:“此二子者，為爵位以顯人，無祿位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山東大學教授、當代墨學大師張知寒先生指出:“墨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別是他的教育思想，更為當前所急需，亟待我們去認真地加以弘揚。”［1］本文對墨子的教育思想作一些分析，以借鑒于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教育。

1墨子教育的目標是“為義”

教育目標是將被教育者培養成什么人的問題，它不僅規定著教育的全過程，還決定著受教育者的質量。“教育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要使學生變得聰明;一個是要使學生作有道德的人。如果我們使學生變得聰明而未使他們具有道德，那么，我們就為社會創造了危害。”［2］墨子認為“萬事莫貴于義”(《墨子•貴義》)。“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墨子•天志上》)。墨子認為教育的目標就是“為義”。有義，天下則治、則生、則富;無義，則亂、則死、則貧。“為義”，則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國泰民安的理想社會。墨子把有義之士稱為“兼士”，兼士又稱之為“賢良之士”。墨子為了建構兼士理想的人格，從而達到救世治世的目的，認為兼士是“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墨子•尚賢上》)之人。兼士為了理想要為別人排憂解難，經受別人所不愿經受的困苦，犧牲自己，關照他人的奉獻精神，“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經說上》。這樣“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墨子•尚賢上》)。為了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墨子廣收門徒，為天下各國培養“兼士”，傳播“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從而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墨子對學生內在品質的要求，終使他的弟子具有奮發向上、以身殉義、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為他人利益而奮斗的任俠精神;終使他的弟子成為德才兼備、言行一致、義利并重、述作并重、損己利人、積極進取、艱苦奮斗的兼士，具有赴刃蹈火、死不旋踵的無私奉獻精神。當代大學生是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其思想政治素質如何，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途。根據2007年12月面向中山大學在校學生的調查說明，大學生理想信念的主流是明確的、積極的和向上的，其具體表現是:大多數學生認同并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大多數學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相當多學生主動申請并積極創造條件，要求加入黨組織;大多數學生熱愛祖國，追求高尚的人格目標，確立愿意為社會作奉獻的事業理想，等等［3］74。雖然大多數學生的理想信念是積極的、正確的，但在有些大學生中，價值取向與理想信念也呈現出偏向性特征。表現出“物本信仰”傾向、“器本信仰”傾向和“神本信仰”傾向的特征。墨子“為義”和建構兼士的理想人格的教育思想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發。教育就是“為義”，今天我們的“義”就是要堅定大學生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列寧曾說過:“在任何學校里，最重要的是課程的思想政治方向。”

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教育不單要對學生灌輸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進行人生觀、價值觀的理想教育，而且要讓學生感悟、體驗、踐行，內化為良好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品質，使學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得到訓練，最終使學生的人格和心靈達到完善，達成思想政治素質教育的目標。

2教學的態度在于強學強教

教育是繼承和傳播人類知識的必要手段，而教學是有教與學兩方面的辯證統一，二者相互依存，是缺一不可的統一體。墨子認為，既然學是為義，教也是為義，那么作為學生，就必須強學;作為教師，就必須強教。“強學強教”成了墨子對教、學兩個方面所提的最基本要求。所謂強教，墨子主張教師以“強說人”的教育態度，積極從事教學。反對公孟子的“譬若鐘然，叩則鳴，不叩則不鳴”的態度，主張“雖不叩必鳴者也。”(《墨子•公孟》)。教師施教應叩則鳴，不叩亦鳴;問即答，不問也講。就是說，對于來求學的人要去教，對于不來學的人也應該主動去教。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有患難．他人不知道而我已能知道。則我對他講了必然就有利于國家，所以不扣也必鳴。在墨子看來，“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墨子•公孟》)。由強教的基本思想出發，墨子主張“遍從人而說之”，“強說之”，“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莊子對墨子的強教精神給予了“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莊子•天下》)的評價。強學方面，墨子認為“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修身》)十分強調強學的重要性。墨子認為對于勸人學習，也“必強為之”。關于勸人“強學”的例子，《公孟》篇有一段記載:有游于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另外，強學注重意志的鍛煉，提出“志不強者智不達”。墨子要求學生要有吃苦耐勞勇于犧牲的精神，擁有堅強的意志，“禽滑厘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役，不敢問欲”(《墨子•備梯》)，這是墨子強學的一個典型范例。教育即“為義”，“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墨子•公孟》)。大學生正處于理想信念成型期，思想活躍，自尊意識突出，成才愿望強烈。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發展，潮水般涌入的各種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念沖擊著大學生的思想，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侵蝕著大學生的心靈。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教育，教師要如墨子所說的“遍從人而說之”，“強說之”，“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做到“叩則鳴，不叩亦鳴”，大力強化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重要思想的灌輸，用共產主義理想統一思想認識，引導學生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

摘要：國家之間不論大小、貧富、強弱，在國際關系中都應遵守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等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墨予的兼愛、非攻、交相利、以及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國與國關系處理準則，與上述國際法原則有明顯暗合之處。墨予的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來說仍下失其現實意義。

關鍵詞：法律思想國際法和平共處平等互利

墨子法律思想的產生與其他先秦渚子百家思想一樣，是適應了當時時代的社會需要。無論是道家、儒家，還是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其根本的治學目的都是為了治理國家，從而以某種方式提出治理國家的理論和方法。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易大傳日；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墨子所提出的處理國家關系準則的國際法思想，也是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

一般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國際法的產生與存在時期。這一時期，周王室的名存實亡而諸侯國經濟與軍事實力不斷強大。因此，各諸侯國越來越獨立，分封制下的附屬關系也就失去了意義，而諸侯國之間的關系發展起來。彼此之間交往的需要，使得處理相互關系的一些規則、慣例也就應運而生。第一個將這些處理國家關系的規則、慣例同近代國家規則進行比較，并向世界宣布的是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n)。1881年，他訪問歐洲時提出了一篇名為。古代中國國際法遺跡(Trace$ofInternationalLawinAncientChina)的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丁韙良指出，。中國政治家們曾經指出該時期他們的國家與近代歐洲的政治分野有類似之處。在他們的記載中，他們找到了與我們近代國際法的詞語相等同的慣例、字句和概念。當然，對于丁韙良的古代中國國際法的這些規則和慣例，它們顯然還不能算是近代意義上的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陳顧遠先生指出這時期只有。際”而無。國。但是，這些原則、規則和制度與近代國際法有類似之處，它們所構成的總體可以說成初步的國際法，也可以說是國際法的遺跡。，墨子關于國家關系的處理準則，可以說是這個初步國際法的一個組成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各大渚侯國之間兼并與爭霸戰爭頻繁，社會動蕩。

這些攻伐掠奪戰爭，貽誤農時，破壞農業生產，使百姓饑寒凍餒而亡：殘殺無辜、掠民為奴，使國家失去了勞動力：老百姓不能從事本業，被迫參與征伐，由此導致死亡不可勝數。所以，這種兼并爭霸戰爭，對交戰雙方的百姓來說是巨大災難。墨子作為“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階級的思想代表，其思想當然要反映這一階層的迫切渴望：穩定和平的生存境。因此，墨子從。今天下無大小之國，皆天之邑也這一基認識出發，提出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準則：相愛、平等、互利。

本文作者：雷克嘯易琴工作單位：北京離退休干部局

“以名舉實”的認識論和“天有意志”的鬼神觀

墨子確認客觀存在的真實性，主張“以名舉實”。他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2]346“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2]349這就是說，客觀世界是實實在在的，由這種客觀世界的實在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才構成“名”，（概念、觀念），“名”是由“實”而獲取的。墨子認為，人類的知識是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得到的，進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梁啟超著《墨子學案》，有云：《經》“知，材也。”（《經說》），“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維的神經系統）《經》“慮，求也。”（《經說》），“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維）。《經》“知，接也。”（《經說》），“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見。”（即指客觀的反映）《經》“忽，明也。”（《經說》），“忽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認識事物）認識事物的4個要素：感官、思維、感覺、推理，作為不可或缺的過程有機地聯系起來了。墨子以重實為條件來認識客觀世界。他主張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親自動手實踐。他強調“以察知耳目之實”為“察知有與無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從“以實舉名”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論呢？他不過是將自己的意志說成“天”的意志。他說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說：“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認鬼神，墨子則堅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爺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規矩。“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2]217“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實際，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當作信條，這是怎么統一于他的學說中的呢？原來墨子認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天下豈亂哉？”[2]251他是為了借宗教鬼神當作推行他政治主張之萬能的工具。故他說：“當若鬼神之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來，這樣去擴大宗教的作用，將宗教的作用現實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眾的服依。墨子為實現其政治改革運動，組織了一個宗教團體。一方面宣傳教義以擴大其政治影響，另一方面借籍其教義去訓練信徒，“以自苦為極”的精神去履行教義。《淮南子•泰族訓》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1]1204在當時，墨家學派人數眾多，多具社會活動能力。《墨子•公輸篇》說：“臣之弟子禽滑離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4]155由此可見，墨家學派的勢力及其社會活動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當時社會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堅定性、紀律性、實踐性及其以“自苦為極”的犧牲精神，爾后都存于中國農民乃至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構成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兼相愛”、“交相利”和“尚賢”、“尚同”的政治學說

墨子主張兼愛、非政、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樂、天命、節用、節葬等，同儒學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學術思想的論爭。在當時幾乎有壓倒儒家的優勢。墨子代表農民階級的利益，對孔子主張的封建等級制度給予否定，明確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政治學說。墨子主張“愛無差等”，“兼以易別”。故他說：“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暑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2]125墨子認為封建等級制度的“別”乃萬惡之源，要“兼以易別”，只有“兼愛”，方能使天下大利。故說：“兼以易別„„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2]137墨子主張“兼相愛”與“交相利”是結合在一起的。他重視人與人之間在現實生活中的利益關系。他提出，人與人之間只有在“交相利”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無差等”的相愛，平等兼愛的社會才能實現。故說：“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2]122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的平等社會是不難實現的，他反對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主張人人都要參加生產勞動，人人都應有平等的享受勞動成果的權利；他反對貴族的奢侈，也反對儒家提倡的厚葬，提倡社會生活的節儉。墨子在他所處的時代，看到大變革中農民的痛苦，除苛金賦稅勞役之外，還有各國之間的戰爭，因此他提出了“非攻”的政治主張。“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2]401墨子抨擊當時各國之戰爭不僅給物質生產資料以巨大的破壞，而且摧殘社會勞動力，是全社會的最大危害。在《墨子•非攻上》中，他的弟子宋研曾以“非攻”之說去游說，而罷秦楚之兵。為著實現他的“非攻”理論，墨子和他的弟子還動手制造了不少軍事器械，這種軍事器械對防止戰爭起了很好的作用。墨子為了止楚攻宋，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盤，通過論辯和攻防的模擬對演，戰勝了公輸盤，說服了楚王，化解了楚攻宋的一場戰爭。有史料記載：墨子“用咫尺元木”做成了擋車輪子的車橫木，能載重三十石行走遠路。他為了阻止楚國攻打宋國，制造了守城器械，在楚王面前，同公輸般表演了一場防止用云梯攻城的戰斗，一連擊退了公輸盤先后使用9種辦法的進攻，迫使楚王放棄了攻宋的念頭。墨子的政治學說，除了“兼愛”、“非攻”之外，還主要表現在“尚賢”和“尚同”的主張之中。所謂“尚賢”，就是要崇尚賢才。墨子認為“尚賢”乃“為政之本”。“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2]49墨子一面反對封建宗法世襲制，一面主張由賢能來掌握政權。墨子認為封建宗法世襲制使“民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2]66墨子主張：“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饑而得食，寒而得衣，勞而得息，亂而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于天。雖天亦不別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2]66-67墨子進一步主張：“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2]52“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服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2]52由是可見，墨子之賢能政治學說，乃一種打破身分界限限制，包括“農與工肆之人”的民主平等政治學說，在他看來，“天子為天下之仁人”，當由萬民選舉而立。墨子主張，理想中的“賢人”、“仁人”、“天子”并非脫離生產勞動的“治人者”，而是要和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參加生產勞動。《莊子•天下》中有言曰：“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5]863在墨子《尚賢》、《尚同》的政治學說中有其閃光的智慧。第一，“天子”與“萬民”皆是平等的，政治上平等相處。只要你是“仁人”、“圣人”，不問你是農民還是工匠，都有可以被選為“天子”的平等機會；第二，“天子”不是世襲的，不是等級制的產物，而應由“萬民”來公選。第三，凡是有才能的人，天子皆有舉的義務。他說：“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以利天，中可以利鬼，下可以利人。”[2]77墨子在《魯問》中陳述了他關于政治學說的十大主張：“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謠辟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2]459其十大政治主張的核心是兼愛。墨子的政治學說在兩千多年前的社會大變革中，反映了農民階級的利益訴求，適應了時代潮流之需要。在其政治學說體系中提出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兼相愛、交相利”，提出了“非攻”，提出了“尚賢”、“尚同”等思想，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這些思想直到21世紀仍有啟迪作用。環顧當今的世界，看看中國今日之現實，要構建“和諧世界”與“和諧中華”，難道不可以從墨子的政治學說中吸取有益的政治智慧嗎？

墨子在科技教育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