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范文10篇

前言

南北朝時期外交使節的行進路線，隨著時局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遷都洛陽，其后分裂為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鄴城與長安，隋都亦在長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時與后梁政權則定都于江陵。使節主要是往返于兩國都城，因此，隨著南北朝政局的變化，都城遷移，使節的路線也出現了數次的變動。大致而言，北魏與劉宋、南齊時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線，北魏與蕭梁的通使是“洛陽—建康”，東魏、北齊與梁、陳的通使為“鄴城—建康”，北齊與北周是“鄴城—長安”，西魏、北周與陳則是“長安—建康”，隋與陳也是“長安—建康”往返的路線。此外，梁元帝時期、后梁政權與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長安”，梁元帝與北齊的通使則是“江陵—鄴城”。不過，梁元帝時期、后梁政權與北朝政權之間，以及北齊與北周之間的通使，由于未見有使節行跡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論的相關史料亦不多見，在此暫時擱置，不加臆論。

關于南、北朝使節往來的路線，目前尚未見有專文討論，惟逯耀東的《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系》（注：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年，第341-392頁。）、前田正名的《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憑等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與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五）》（注：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五）河東河北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廣泛論述了北魏與南朝的外交關系，其中一節談到“邊荒”與使節的往來：“南北的戰場大多擺在淮泗之間，這個地區也正是南北使節往來交聘的主要道路，他們大多渡淮泗后，經鄴，然后經山陽、彭城、廣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論是從平城、洛陽、鄴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們必渡的津口?！保ㄗⅲ哄忠珫|：《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第369頁。）逯文注意到南北使節來往的路線，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經之地后，主要篇幅便著重在南北邊界——“甌脫（即邊荒地帶）”的論述，使節路線遂模糊于廣大的邊界中。且其所謂的“渡淮泗后，經鄴，然后經山陽、彭城、廣陵的大道北上”，城鎮的位序顛倒錯亂，從南到北應該是廣陵—山陽—（渡淮，轉泗水）—彭城—鄴。再者，從鄴到建康與從洛陽到建康的路線雖然都會經過淮、泗，但這兩條路線并不盡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與嚴耕望均注意到《水經注·滱水》中宋、齊使節經倒馬關進入平城的記載，此外，前田正名進一步推論南北使節走的是太行山東麓路線，嚴耕望則注意到了南北使節利用濟州碻磝津越渡黃河的情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單一路線，未能將當時南北交使的路線做較為完整的呈現，本文即企圖在這點上略盡綿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關史料的記載相當零碎，常為使節事跡敘述中偶爾出現的地名，某些地名則只見于詩歌的詩題中，內容相當簡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難。我們首先得將不同時期的資料區分開來，例如北魏平城時期與洛陽時期的路線即不相同；再則，對于較隱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墳墓，我們也得將墓地的所在查找出來。目前“鄴—建康”的路線因直接證據較多，大抵上是由點逐一連成線，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捌匠恰S河岸”、“洛陽—建康”與“長安—建康”三線，因直接證據只有一兩條，本文僅能根據大致的方向，佐以當時人官私往返的資料，將整條路線擬構出來。

基于論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將南北朝的使節路線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黃河岸；二、建康到黃河岸；三、建康到洛陽；四、建康到長安。其中，一、二兩條路線以黃河為斷，乃是因為從建康到平城或鄴城的南半段路線是一樣的，為免重復，將它們分成兩段論述，條理上會比較清楚。在此四段路線考察完畢后，再于結論中將南北朝使節路線簡明地鉤勒出來。

一平城至黃河岸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造成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其中不少進入十堰山區。北方移民的遷入，有力地促進了十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十堰；移民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各封建軍閥割據一方，混戰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將兵鋒指向了割據荊州的劉表和依附于劉表的劉備，從此拉開了魏、蜀、吳三國爭奪荊州的序幕。十堰境內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國爭奪荊州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一度成為三方爭奪的焦點。

一、魏晉戰亂與十堰流民播遷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劉備率部奪據漢中，隨即劉備命其宜都太守孟達率部曲4000人從秭歸北攻房陵，遣其養子劉封自漢中東下配合孟達部隊夾攻上庸，攻占兩城后孟達、劉封屯兵上庸。七月，關羽率眾從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沒有得到孟達、劉封的支援而敗亡。次年七月，孟達因懼怕劉備問罪遂率眾降魏，被委任為新城太守（今房縣、竹山縣）。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達欲起兵叛魏復歸蜀國，結果失敗，魏將孟達斬首，并遷新城孟達余眾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湯縣一帶）。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為防止蜀經這里進攻魏，于是調集重兵常年駐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軍屯為主，其規模和數量都非常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十堰的農業生產，并帶動了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工具及技術的進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廢魏元帝曹奐自立為帝（晉武帝），定都洛陽，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公元279年晉滅吳，重新統一了中國。西晉王朝是在門閥士族的支持下通過政變而取得政權的，因此建國后晉武帝對門閥士族采取了籠絡和放縱的政策。在西晉政權的保護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貪暴恣肆，胡作非為。晉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晉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馬衷更是昏庸無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賄公行”［1］。同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終于爆發了長達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造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民眾遷徙浪潮的開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續到南北朝時期。從遷徙的方向來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遷徙。十堰由于地處水陸交通要道，沔（漢）水自十堰穿境而過，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過武關通關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漢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為一條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個重要聚集地。根據前人有關研究成果［2］317，兩晉至劉宋初，北方流民南遷至今十堰地區者，大致有以下幾次：

內容提要】文散階的進化在南朝停滯不前，在北朝卻迅速推進。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將士普授文散官從而使之進化為位階，南朝的"文清武濁"觀念卻阻礙了類似現象的普遍化。魏晉南北朝有兩種"品位分等"，一種是以門第、中正品和"清濁"構成的"門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產物；另一種則是由軍階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績制色彩。北朝文散階的進化得益于軍階的"拉動"，這就為唐代文武散階制向官僚政治的回歸，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南北朝官階

一、南朝散官"階官化"的遲緩

官階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級規劃體現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漢代祿秩等級是從屬于職位的，官員若無職位則無等級可言，這屬于重效率的“職位分等”類型。[1]魏晉南北朝時官階制卻開始向另一種“品位分等”類型過渡了，最終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階之制。散階又稱"本品"，減小了因職位變動而造成的地位變動，從而賦予了官員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權益的穩定性。

魏晉以降士族政治、門閥特權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設職”更多地基于“優惠考慮”而非“效率考慮”，職事官之外委積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號、散職，一人擁有多種頭銜屢見不鮮。由此而導致的職、官、名號的分離，應該說是官階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個基本原因。不過僅以士族政治來解釋中古散階制的發達，那仍然是不愜人意的，因為在此就要面對這一事實：南朝政權本來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職；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廣度和速度。

與此期階官化進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諸大夫和東省散官。"階官"已是脫離職位的位階了，它們并無員限、可以隨機加授和遷黜；“散官”則是冗散無事之官，仍有員限，未能擺脫“職位”性質。文散官階官化的驟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這時候四方云擾、戰火連綿，朝廷為籠絡之計而向將士們廣授散職，毫無吝惜之意。爾朱氏掌權之時，"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2]。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濫授，而且還是與將軍號成雙成對兒地"雙授"的，即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由此，這些散官迅速虛銜化了，成了普遍擁有、且不斷升遷的"階"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請，宣武初為中散大夫；后為太中大夫，孝莊末為光祿大夫；節閔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3]他一為東省散官，六為大夫，這些官號都非實職，僅僅標志著他的階級變動。又如趙剛："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4]金紫以及銀青光祿大夫，在時人眼中已明明是"階"，而不僅僅是"職"了。進至北周，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諸大夫以及由東西省散官變化而來的34種散官，演化為一個首尾完備的位階序列。這個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階制的重要環節。[5]

內容提要：北朝曾向將士普授文散官從而使之進化為位階，南朝的"文清武濁"觀念卻阻礙了類似現象的普遍化。魏晉南北朝有兩種"品位分等"，一種是以門第、中正品和"清濁"構成的"門品秩序"，另一種則是由軍階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績制色彩。北朝文散階的進化得益于軍階的"拉動"，這就為唐代文武散階制向官僚政治的回歸，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官階；南北朝

一、南朝散官"階官化"的遲緩

官階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級規劃體現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漢代祿秩等級是從屬于職位的，官員若無職位則無等級可言，這屬于重效率的“職位分等”類型。[1]魏晉南北朝時官階制卻開始向另一種“品位分等”類型過渡了，最終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階之制。散階又稱"本品"，減小了因職位變動而造成的地位變動，從而賦予了官員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權益的穩定性。

魏晉以降士族政治、門閥特權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設職”更多地基于“優惠考慮”而非“效率考慮”，職事官之外委積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號、散職，一人擁有多種頭銜屢見不鮮。由此而導致的職、官、名號的分離，應該說是官階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個基本原因。不過僅以士族政治來解釋中古散階制的發達，那仍然是不愜人意的，因為在此就要面對這一事實：南朝政權本來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職；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廣度和速度。

與此期階官化進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諸大夫和東省散官。"階官"已是脫離職位的位階了，它們并無員限、可以隨機加授和遷黜；“散官”則是冗散無事之官，仍有員限，未能擺脫“職位”性質。文散官階官化的驟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這時候四方云擾、戰火連綿，朝廷為籠絡之計而向將士們廣授散職，毫無吝惜之意。爾朱氏掌權之時，"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2]。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濫授，而且還是與將軍號成雙成對兒地"雙授"的，即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由此，這些散官迅速虛銜化了，成了普遍擁有、且不斷升遷的"階"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請，宣武初為中散大夫；后為太中大夫，孝莊末為光祿大夫；節閔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3]他一為東省散官，六為大夫，這些官號都非實職，僅僅標志著他的階級變動。又如趙剛："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4]金紫以及銀青光祿大夫，在時人眼中已明明是"階"，而?喚黿鍪?quot;職"了。進至北周，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諸大夫以及由東西省散官變化而來的34種散官，演化為一個首尾完備的位階序列。這個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階制的重要環節。[5]

【內容提要】文散階的進化在南朝停滯不前，在北朝卻迅速推進。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將士普授文散官從而使之進化為位階，南朝的"文清武濁"觀念卻阻礙了類似現象的普遍化。魏晉南北朝有兩種"品位分等"，一種是以門第、中正品和"清濁"構成的"門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產物；另一種則是由軍階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績制色彩。北朝文散階的進化得益于軍階的"拉動"，這就為唐代文武散階制向官僚政治的回歸，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南北朝官階

一、南朝散官"階官化"的遲緩

官階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級規劃體現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漢代祿秩等級是從屬于職位的，官員若無職位則無等級可言，這屬于重效率的“職位分等”類型。[1]魏晉南北朝時官階制卻開始向另一種“品位分等”類型過渡了，最終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階之制。散階又稱"本品"，減小了因職位變動而造成的地位變動，從而賦予了官員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權益的穩定性。

魏晉以降士族政治、門閥特權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設職”更多地基于“優惠考慮”而非“效率考慮”，職事官之外委積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號、散職，一人擁有多種頭銜屢見不鮮。由此而導致的職、官、名號的分離，應該說是官階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個基本原因。不過僅以士族政治來解釋中古散階制的發達，那仍然是不愜人意的，因為在此就要面對這一事實：南朝政權本來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職；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廣度和速度。

與此期階官化進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諸大夫和東省散官。"階官"已是脫離職位的位階了，它們并無員限、可以隨機加授和遷黜；“散官”則是冗散無事之官，仍有員限，未能擺脫“職位”性質。文散官階官化的驟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這時候四方云擾、戰火連綿，朝廷為籠絡之計而向將士們廣授散職，毫無吝惜之意。爾朱氏掌權之時，"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2]。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濫授，而且還是與將軍號成雙成對兒地"雙授"的，即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由此，這些散官迅速虛銜化了，成了普遍擁有、且不斷升遷的"階"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請，宣武初為中散大夫；后為太中大夫，孝莊末為光祿大夫；節閔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3]他一為東省散官，六為大夫，這些官號都非實職，僅僅標志著他的階級變動。又如趙剛："累遷鎮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歷大行臺郎中、征東將軍，加金紫階。"[4]金紫以及銀青光祿大夫，在時人眼中已明明是"階"，而不僅僅是"職"了。進至北周，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諸大夫以及由東西省散官變化而來的34種散官，演化為一個首尾完備的位階序列。這個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階制的重要環節。[5]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統一的歷史時期，同時也是民族關系十分活躍和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民族之間交往的增多，民族關系的變動成為影響這個時期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不論是魏晉時期的政權更迭，五胡十六國的驟興驟亡，還是隋唐時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統一的政治格局，都與民族關系的現實狀況密切相關?？梢哉f，從魏晉時期起，少數民族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就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起著愈來愈重大的歷史作用。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們的民族史觀必然反映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如魏晉時期華夷之辨的聲浪日高，唐代“中華與夷狄同”的開闊認識，在中國民族史觀發展史上都具有極特殊的意義。這些變化近年來引起史學界的重視，民族史、斷代史研究領域都有各種成果問世。在史學史領域，由于民族史學研究起步較晚，這方面探討尚有待進一步展開。而從史學史角度著眼，剖析魏晉到隋唐時期民族史觀的演變歷程，揭示其內容與特征，分析其歷史地位，無疑屬于民族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此作一探討，以就教于學界前輩。

一魏晉——隋唐民族史觀的歷史形式

所謂民族史觀，這里指人們對歷史上各民族歷史地位、相互關系及相關問題的認識與看法，屬于民族觀的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現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為歷史的與史學的兩種。前者指客觀歷史中民族關系在人們認識上的反映，后者則指上述反映在史書編撰中的具體表述，就民族史觀的歷史形式來講，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歷史形勢的變化而演進，表現為相應的歷史形式，并有著不同的特點與內涵。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國家。存在決定意識，反映這種客觀存在的民族史觀自然也就發生、發展起來。對于民族問題，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論述。作為影響最為深遠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對“夷狄”這一概念的運用，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⑴這里的“蠻貊”，“州里”并舉，顯系一種地理名詞；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論斷，則是談不同民族之間客觀存在的差別了。由此可見，孔子對“夷狄”的態度，非但很少有歧視的傾向，甚而有些贊許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對邊地民族的寬容態度。這是與先秦時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確，各民族之間差異亦不明顯的歷史事實所決定的。隨著中原與邊疆地區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拉大，民族矛盾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對少數民族的態度開始轉變，對“圣人之旨”的解釋亦隨著不同時代的要求而改變。民族之間相互的歧視與敵對逐漸成為民族史觀的重要方面。這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史觀中，得到了更為突出的體現。

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系，隋唐之際的史家李大師有一個很好的概括：“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⑵。這一概括雖在講史書，但同時也生動反映了當時南、北方民族之間相互對立的歷史事實。今天看來，這種對立不僅存在于南北兩大統治集團之間，還存在于北方各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它在民族史觀上的具體表現，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兩點：

第一，在統一問題上。大一統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這一觀念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割據政權都以“統一天下”為最高政治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在理論上，統治者都聲稱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據勢力則是“僭偽”。由于這些政權大多帶有較為明顯的民族色彩，故而它們對正閏問題的爭論，往往與對民族關系的看法交織在一起，這一點成為當時民族史觀的主要特色。如《魏書》所載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紹宗長篇討伐蕭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數民族政權在爭奪正朔當中，對傳統觀念新的解釋與運用；而苻堅“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認識，更表明隨著民族關系的變動，正閏問題已超出華夏族內部的爭論范圍，成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這一思想領域的對立，一方面是民族斗爭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則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觀念與價值取向都逐漸地趨向一個中心，即對中原統治權的向往與爭奪。

【摘要】商業交通的發達和宗教傳播的興盛，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邊疆域外地理知識得到較大的發展。在東亞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記敘日本列島地理的文獻——《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倭傳》問世；在南部邊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記載南海地區的地理書完成，南海的地理情況首次見于記載，《梁書·諸夷列傳·海南諸國傳》已比較系統地概述了南海中國家的史地情況，記載扶南國和師子國的地理篇章先后問世；在西域與中亞方面，以法顯為代表的僧侶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過程中，考察和記錄這一地區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爾高原的地理情況。此外，北魏時已出現明確的西域地理分區的概念。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域外地理/邊疆地理

【正文】

中國古代邊疆域外地理知識，萌發于先秦，奠基于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長期處于割劇局面而中斷，相反的卻由于通商貿易的發達和佛教傳播的興盛，使某些地區中外交往至為活躍，從而促進了這些地區邊疆域外地理知識的發展。這一時期，在域外地理范圍的認識與西漢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對于這一區域的地理認識在某些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地理狀況首次見于記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情況也首次有了較詳細地記錄。

一、東亞地理知識的進步

中國本土東面的疆域，《史記》和《漢書》都只有《朝鮮列傳》。至晉陳壽（公元233—297年）編《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首次設置《倭傳》，即日本列傳。雖然，日本在中國正史中記載始自《漢書·地理志·燕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钡牵度龂尽の褐尽|夷傳·倭傳》卻是中國正史中第一篇記敘日本列島地理的文獻。文中云：

古人在詩歌創作中往往喜歡援引前人的事跡或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詞句來證明事理、表達情思,這就是所謂的運用典故,簡稱用典。用典是中國傳統詩歌的基本表現手法之一,它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從《文心雕龍•才略》:“自卿淵以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后,頗引書以助文”中,我們可以看出用典有著悠久的歷史;從《歲寒堂詩話》卷上“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里,我們又可以看到詩歌中用典有多么大的來頭。而唐宋以來,在文人書卷氣日濃、倡揚“讀書破萬卷”(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點鐵成金”(黃庭堅《答洪駒父書》)的社會氛圍下,用典之風更是盛行于詩詞創作之中。當我們回顧典故的源流變化時,會發現南北朝時期在用典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這是一個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也是中國詩史上詩運轉關的重要時期。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說:“詩至于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蹦媳背娙顺缟新暽?追求藝術形式的完善與華美,尤其是對詩歌語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覺的追求,聲律、對偶、用典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是他們主要的努力方向。與此相適應,詩歌用典藝術在這一時期也發展到了一個變革的關口,而顏延之、庾信等人擔當了引領變革的時代使命,他們繼往開來,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往的用典方式,開創了一種符合詩歌特點的新的用典方法,促成了近體詩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講,南北朝時期正是用典發展史上的繼往開來的變革時期。我們可以借助一個圖表來表現一下用典發展史上的這次變革:“事類”就是南北朝之前的用典形態,南朝梁•劉勰在他的文論巨著《文心雕龍》中這樣總結:“事類者,蓋文章以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這個“事類”還只限于用事、引言,達到“援古以證今”的目的。這可以說是廣義上的“用典”,至于狹義上的用典,也就是成熟形態的用典,必須經文人把故事融進詩文,經過創造、濃縮凝成含典詞語,以為代言。從“事類”到“典故”的這個重要變革,正是由南北朝時期的代表詩人顏延之、庾信等人來完成的。

一、南北朝之前詩歌用典的特點

“引事”。南北朝之前的詩人引用歷史故事,一般都把何人何事交代清楚,對原事的表述也相對較為完整。如東漢酈炎《詩二首》:“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鐘祿?！鼻宄馗攀隽恕妒酚洝分兴涊d的陳平與韓信發跡的故事。又如曹操《度關山》:“不及唐堯,采椽不斫?！眲t講的是《韓非子•五蠹》中所記唐堯的事跡?！耙浴薄Ｄ媳背暗脑娙艘们叭顺裳?往往是直接采用或只是稍加改動。如王粲《公宴詩》:“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出自《詩經•大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再如嵇康《述志詩》之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出自《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若是不便直接采用原文,則稍加改動后使用,并交代出處的篇名或作者。如曹植《種葛篇》:“竊慕棠棣篇,好樂如瑟琴?！薄对娊洝分杏小短拈Α菲?。從上面引用的各例我們可以看出南北朝之前一般的用典方法和特點:一般都忠實于典故原文,不隨意加以改變。這實質上是移用散文的用典方法。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用典方法與用典的密度是緊密相關的。南北朝之前詩人所用典故在詩歌中占的篇幅比較大,一個典故用兩句或更多的句子來敘述是常見的現象,用典的密度和數量不高。

二、南北朝時期詩歌用典的重大變革

顏延之作為劉宋詩壇的代表人物,與鮑照、謝靈運并稱為“元嘉三大家”,歷來在中國詩歌史上以用典繁多著稱。鐘嶸《詩品》在其評論的自漢至齊梁的122位詩人中,第一個給顏延之冠以“喜用古事”的評語。宋人張戒《歲寒堂詩話》也指出:“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祿”。這些都標明了顏延之在用典史上的地位。而其后融合南北詩風,作為集南北朝文學之集大成者和唐詩先驅的庾信,用典也歷來為人所稱許,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說他“學擅多聞,思心委折;使事則古今奔赴,述感則方比抽新”;沈德潛《古詩源》卷十四也稱他“選句能新,使事無跡”,二人均指出了庾信多用典、善用典的特點。其他以用典見稱、參與了用典變革運動的詩人還有鮑照、謝朓等人。顏、庾等代表詩人多用典、善用典,大力提倡在詩歌中用典,促成了詩歌用典藝術領域的變革運動,這次變革呈現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用提煉的方式,將原典濃縮成章。如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中“周御窮轍跡”一句,將《左氏傳》中“右尹子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跡焉’”的原典濃縮在了一句中,特別是以一個“窮”字,把周行天下的霸氣淋漓盡致地概括了出來。又如顏延之《秋胡詩》“三陟窮晨暮”中的“三陟”,僅用二個字就概括了《詩經•周南•卷耳》中“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崗,我馬玄黃”,“陟彼砠矣,我馬瘏矣”三段詩意,用來表現秋胡旅途的艱辛,更顯得意味深長。其遣詞造句,真可謂用心良苦矣。顏延之所用的典故雖也有對傳統手法的承襲,但更多的是經過加工提煉熔鑄成新,從原典中攝取的成分很少,表現出高度的濃縮性,故僅從字面上看,往往看不出有用典的痕跡。這些現象在南北朝之前的詩中是很難看到的。

【摘要題】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動植物資源雖不及先秦秦漢豐富，但較之今日，還是遠遠勝出；黃河、淮河、海河、長江的流路與河性，頗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變遷則尤為巨大，海岸線也與現今多有不同。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災害，頻繁而且嚴重，并與人類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

。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氣候/動植物資源/河流/湖泊/海岸線/自然災害

【正文】

1944年，李長傅先生在《淮域形勢與》一文中指出：“離地無人，離人無史，人類活動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歷史。我們固然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說一切歷史，都受地理環境的支配，但要是徹底明了人類歷史的因果，不能不對于人類與其活動的空間在歷史上的相互關系有深切的認識?！盵1]

就魏晉南北朝史而言，當然也不例外。無論自然地理還是人文地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狀況與現今的狀況都存在種種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現今的地理狀況闡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又魏晉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狀況與人文地理狀況，本身就是魏晉南北朝史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狹義”的歷史研究的必要前提與基礎。

［摘要］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總體特征，并側重于其表現及其成因兩個方面加以探討。北朝散文與南朝散文相比，有著自己鮮明的總體特征。概括說來，有兩個方面：第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第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這兩大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的。

［關鍵詞］北朝散文；質樸剛??；實用性

關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學史家對之雖有概括，但他們的觀點基本上都脫胎于唐代魏征的說法，而且對形成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現缺乏探討。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總體特征，并側重于其表現及其成因兩個方面加以討論。北朝散文與南朝散文相比，有著自己鮮明的總體特征。概括說來，有兩個方面：第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第二，以政治功利為中心的實用性。

一、質樸剛健的藝術風格

關于北朝散文的文風，最早加以明確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較南北朝文學最繁榮時期的南北文風差異曰：“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并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彩郁于云霞，逸響振于金石?！槐舜撕蒙?，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保?］魏征指出了這一時期北朝文學具有“詞義貞剛，重乎氣質”的特征，也就是質樸剛健的風格特色，這也適用于整個北朝散文。

今天的許多研究者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如郭預衡在《中國散文史》中得出結論說：“從散文來看，北朝尚質，亦甚明顯，貞剛之氣，時有可觀?！保?］譚家健在《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中對比南北散文風格之異時說：“北朝文章以散體為主，求實、尚質，風格剛健清新；與南朝文章崇駢、尚文，風格柔和綺靡有明顯區別。”［3］王鐘陵先生比較南北朝文學的優長說：“文學藝術的發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情況：一個落后的民族的許多創作，往往并非一個遠為先進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畫描寫、聲律對偶等方面的精致，無疑是藝術上的進步，北朝文學在這方面遠不及南朝，但它質樸渾厚的氣韻又遠超于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保?］無疑，王先生實際上肯定了北朝質樸渾厚的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