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本范文10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漢末亂世——崔寔農本思想產生的特殊背景；土地問題—崔寔農本思想的實質所在；農業生產—崔寔農本思想的核心內容；“以農為本”——崔寔農本思想的精神內核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東漢末期興起了社會批判思潮，崔寔的農本思想是其中之一、中國古代的農業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土地問題、實行發展經濟和寬商政策，官僚地主兼營商業、均田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中國古代農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即農業生產問題、崔寔是個例外，他對農業本身進行了很深的研究、各個節氣中都制定了詳細的農業生產規劃、崔寔的農本思想表現出的不僅體現在他對土地和農業生產等問題的關注上等，具體請詳見。

東漢末期興起了社會批判思潮，崔寔的農本思想是其中之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中國思想史上意義重大。本文將從四個方面對其進行論述。

一、漢末亂世——崔寔農本思想產生的特殊背景

崔寔，字子真，名臺，字元始，幽州涿郡安平人（今河北涿州，高碑店交界）。大約生于東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左右。歷經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桓帝、至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病卒。崔寔是東漢末期著名思想家、著論家、農業經濟學家、東漢社會批判思潮代表人物。崔寔成年走向社會的時候，順帝、桓帝之時，東漢王朝已進入了末世。崔寔在其著作《政論》中對當時的形式做了分析。他指出：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余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颩敝，人庶巧偽，百姓器然，咸復思中興救矣。

二、土地問題—崔寔農本思想的實質所在

中國古代的農業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土地問題，農民的生命維系在土地之上。到了漢武帝時期，地主勢力很強大了，漢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地主進行打擊，將兼并土地勢頭壓了下去。但到了昭宣之后，實行發展經濟和寬商政策，官僚地主兼營商業，商人投靠官僚地主，便出現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第二次土地兼并潮。到了光武中興時期，劉秀認識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對癥下藥。采取度田，即清丈土地，但最后不了了之，劉秀不愿意蹈王莽失敗的覆轍，這樣便出現了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這樣，到崔寔生活的順桓時期，大量土地就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后漢書》中記載了外戚兼并土地的情況，外戚將首都地區的大量土地據為己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從耕地被開發成狩獵場、林苑，造成了許多農民沒有土地，即使有些農民有土地，但因數量太少，也很難維持生活。針對如此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崔寔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在《政論》中這樣寫到：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不足企慕。從表面看，崔寔是想恢復上古時期的井田制，通過這種改革來解決農村土地兼并問題和農民生活的溫飽問題。但實質不是。崔寔在《政論》中提到的"井田之制"是名義上的井田制，實質是國家按照人口來重劃土地，是人地相適的均田制，并非按貴族等級劃分的井田制。土地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均田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后代的北魏、北齊、北周、隋唐也都實行過均田，但跟崔寔提出的均田并不一樣，后代的均田均在因戰亂而荒蕪的土地實行，對地主原占有的土地并不進行重新分配。崔寔提出設想把地主的一部分土地進行分配，實現一定程度的均富。這個想法很好，反映了崔寔關心農民、重農愛農的農本思想。

摘要：中國古代的農本思想和對農業的激勵政策，到戰國時期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既有戰略高度的認識，又有非常務實的政策措施，并由此實現了富國強兵的戰略目標，實踐的效果非常顯著。其中商鞅的農本思想和對農業的激勵政策，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戰國李悝提出的“盡地利之教”的農本思想，使之更為制度化和政策化了，表現出強烈的時代進取精神，值得分析借鑒。

關鍵詞：戰國商鞅農本思想激勵政策

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的改革是最為徹底的。它不僅使秦國實現了由弱變強的重大歷史轉折，而且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政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變法后，不僅使秦國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而且為中國第一次封建大一統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中他的農本思想與對農業的激勵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衛鞅、公孫鞅，商鞅乃因其后來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繼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順應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特別是以法治為依托，通過各種激勵杠桿的運用，實施以強化農戰為主導的發展戰略，成效卓著，影響深遠。成為我國先秦時期，以法治國，強化農戰，富國強兵，大見成效的典型，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以農為本的戰略思想

在中國先秦法家的經濟思想中，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認識農業的基礎地位與作用，商鞅的思想觀點是最為明確和突出的，也是最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國之所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君書•農戰》。“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商君書•去強》。“壹務則國富”，“田荒則國貧。”這里，商鞅把農業看作是國家和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農業發達，國家興旺，農業貧弱，國家衰亡。由于中國古代的產業結構比較簡單，農業是最基本的戰略產業和基礎產業，作為政治家的商鞅把發展戰略集中在農業上，是符合當時形勢發展需要的。戰國時期，社會處于激烈動蕩的兼并戰爭年代，在這種背景下，發達的農業和強大的軍隊，是治國平天下的首要條件。由此，商鞅認為，重農治軍，富國強兵、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發展戰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圍繞強化農戰進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為后盾，通過采用財稅杠桿和各種專一于農戰的措施，強化了農業，發展了農業，壯大了軍隊，使國家財政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因為發達的農業，增加了國家的財政積累，為軍隊提供了充裕的軍費。而軍隊征戰的勝利，又增加了國家的戰爭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財稅杠桿，有效地強化了農業和軍隊。

一，后稅費時代三農研究的由來

不久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再次強調：“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總理指出：“要下決心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中國農民承擔了兩千年的“皇糧國稅”終于走完了歷史，中國農村迎來了“后稅費時代”。過去的三農問題，主要是農民的負擔過重及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隨著后稅費時代的到來，三農問題研究要“與時俱進”，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后稅費時代三農研究的一些基本思路。

二，“社會幸福”導向是后稅費時代三農研究的基本方向

中央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后稅費時代的三農研究應以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其研究指向應為“社會幸福、權利平等”，必然要求從法律、制度、社會、組織、生產力層面全面推動鄉村社會建設，使之成為中國和諧社會的基石，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要支撐。

三，如何有效使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土地地租、勞動力三大資源是后稅費時代三農研究的關鍵課題

1，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以工補農”資源將會越來越大，如何保障這些資源公平分配與高效使用，提升公用品供給能力和服務質量，幸福人民，是三農研究面臨的最緊迫的課題；

一、“三農”問題的主要戰略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三農”問題。改革開放把土地經營權還給了農民，使相當一部分人口紅利從土地的捆綁上釋放出來，農民的自主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大部分農民進城參與工業化建設，推進了城鎮化進程。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村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城鄉不均衡問題也越來越明顯，“三農”問題孕育而生。為了解決“三農”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系列的戰略措施，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經驗。1、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隨著工業發展，城鎮化進程加快，國民經濟逐漸由農業轉變為非農業，跨入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新階段。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適時的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確定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目標，[3]這一目標的提出主要是為了改善農村的居住環境，規劃農村的發展，加強農村的生產生活基本設備設施建設，推進農村科技推廣和進步，完備農村的醫療體系、法制建設等。隨著2005年中央《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2006年中央《關于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以工業促進農業，以城鎮帶動鄉村發展的體制機制初步逐漸建立了起來，農村的村風、村貌得到了大幅度改善。2、城鄉統籌。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鎮經濟越來越繁榮，農村經濟越來越貧瘠，城鄉發展差距越拉越大。為了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黨中央極力推出了新型城鎮化，為城鄉統籌明確了方向。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核心，促進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公平均衡，各要素自由流動；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就業政策，改革戶籍制度，引導農村人口有序的流入城鎮，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均等化、收入分配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從解決農民問題著手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機制，極大的推進了城鄉一體化建設。3、農業現代化。為了深化農村改革，為了推行更好更多更廣的惠農政策，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闡釋“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的農業現代化內涵。[4]2010年又提出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總的來說，就是要用現代工業、科學技術及高效的管理方式武裝農業，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為此需要實現農業生產手段現代化、基礎設施現代化、生態環境現代化、勞動者現代化等等。據此，農業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提高，生產率、資源利用率，農業現代化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新臺階，農業問題得到了大力改善和提升。4、鄉村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想中國強盛、美麗、富裕必須讓農業強盛，農村美麗，農民富有，并堅持應堅定不移的深化、加快農村改革。黨的首次創造性的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農業、農村、農民作為一個整體解決“三農”問題。鄉村振興戰略是對過去四十年“三農”問題戰略思想的總結、繼承和發展，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深化改革提供了總體部署，指明了方向。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更是對鄉村振興戰略從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原則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而精細的部署，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性

過去，“三農”問題提出來的一系列戰略措施，要么以農村發展為重點，要么以農民富裕為核心，要么以農業現代化為抓手。新農村建設戰略解決的是農村問題，城鄉統籌戰略解決的是農民問題，農業現代化戰略解決的是農業問題，雖然每個戰略體系都相應的包含有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解決，但并不是讓“三農”問題同時協調推進、全面發展的。而鄉村振興戰略以農業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為著力點，協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均衡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1、全面性。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一個整體性問題，偏廢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稱得上鄉村振興。農民是農業和農村的勞動者、建設者，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體；農業是農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實現方式，是農村發展的動力；農村是農民聚集生活的空間，也是農業發展的根據地。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在農業上穩步提升生產能力，供給體系完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深化；農民收入拓寬，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推進，農村居住環境明顯改善，建成美麗宜居的鄉村。鄉村振興戰略致力于農業農村農民全面發展，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讓農業全面升級，讓農村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真正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鄉村振興戰略使得農業農村農民更好的統籌起來，沒有農業的發展，就沒有農民的富裕，沒有美麗鄉村的建設，農業農村農民三者是相輔相成，協調推進的，只有實現農業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才能真正到本世紀中葉，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2、協同性。鄉村振興戰略不是單一的發展農村經濟。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有機整體，統籌謀劃才能協調推進，只有協同推進才能更好的提升農業、建設農村、發展農民。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供給質量，以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提高效率來促進增長方式的轉變，切實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建設，提升組織力，引導農民實行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切實推進農村政治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農民，立足鄉村文明，保護優秀傳統民風，摒棄惡俗之風，抵制封建迷信活動，切實推進農村文化建設；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體系建設，加快推進農村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切實推進農村社會建設；加強農村突出環境問題綜合治理，實施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進行正確的開發和保護，切實推進農村生態建設。同時，黨的建設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環節，扎實推進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使基層黨組織處于領導核心地位，督促保障農民權益。只有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協同推進，才能從整體上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6]3、融合性。十六大以后，中央一直重視統籌城鄉發展，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不斷提出政策策略。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7]堅持進行城鄉融合發展。鄉村振興不只是封閉的發展農村，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是開放性的發展，既有農村資源的向外流動，也有城市資源的向內流入。城市建設借鑒農村的生態環境之美，鄉村建設也要吸收城市建設的優點，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只有城鄉發展充分吸收對方長處，才能夠促使城鄉要素有序自由流動，進行平等交換；促使城鄉產業一體化建設；促使城鄉形態差異化互利性共存；促使城鄉要素融合、產業融合，形成工農互相促進，城鄉相互補缺，共同繁榮富裕的新局面，通過城鄉融合實現鄉村和城市的互利共贏。堅決不能讓城市建設的像歐洲，農村建設的像非洲的現象惡化。城鄉全面融合是實現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黨中央重新構建新型城鄉關系的著力點。促進城鄉全面充分融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之一，是整體上打破體制機制障礙，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抓手。4、長遠性。“三農”問題是一個歷史性問題，更是當下和今后需要一直關注的持久性問題。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的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在新時代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制定了“兩個一百年”的兩個階段的奮斗目標，根據提出的戰略部署，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相應的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三個階段的目標部署。提出到2020年，鄉村振興戰略要取得重要進展，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到2035年，鄉村振興戰略取得決定性進展，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建成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8]鄉村振興戰略從縱向上為“三農”問題的發展解決做了詳細深入的安排，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和指導。

三、鄉村振興戰略整體性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強起來、富起來的時刻。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廣大農村表現的尤為突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目標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著力點，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性、全面性就顯得格外重要，決不能讓“三農”問題的某一要素、某一階段的發展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絆腳石，要系統、協同、關聯、可持續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到一個都不能少。鄉村振興戰略的整體性沿著縱向和橫向兩個“坐標”同時推進，其縱橫方向的同時推進不僅為農業農村農民的充分發展提供了遵循，也為城鄉的平衡發展提供了指導，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1、鄉村振興橫向發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是不分地域的小康，是全國人民一個都不能少的小康。多次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足以說明沒有農村、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就沒有全面的小康。城市和農村的發展都需充分、均衡。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經之路，鄉村振興戰略的橫向發展表現在農業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表現在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和黨的建設的統籌推進；表現在城鄉的充分融合；提出的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9]這20個字是相輔相成，橫向發展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產業興旺促使農村產業更好的進入經濟市場，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只有產業興旺了，農村資源才能夠更好的得到利用，農民收入才能夠增加，生活才會更加富裕，從而實現全面小康社會路上的一個都不能少。生活富裕了，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公共基礎設施完善了，醫療有了保障，對居住環境也有了要求，進而促進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態宜居，增進全面小康的文化建設、生態建設和社會建設。總之，只有切實推進鄉村全面、協同的橫向發展，才能讓“三農”問題不會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絆腳石，才能實現全域的小康、全民的小康、全國的小康。2、鄉村振興縱向發展——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兩個百年奮斗目標首次提出是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上，中共十八大再次對兩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行了重申。把握歷史發展新方位，順應時展新特點，抓住主要矛盾新變化，面對社會發展新機遇，報告對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做出了新的戰略安排，明確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分兩步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目標。根據報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時間階段安排，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對鄉村振興戰略做了三階段的部署，從2020年到2035年再到2050年，每個階段都設定了具體而詳細的目標。鄉村振興是一個攻堅戰、持久戰，不是一蹴而就，速效速成的。所以，需要制定每個階段更加明確的目標，為可持續發展指引方向、合理規劃、提供指導。鄉村振興戰略縱向發展表現為代際間或者是不同時期的可持續發展，每個發展階段都是緊密傳承的發展，是相互照應的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部署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發展，也不僅是我們這一時期的發展，它是管長遠，管持久的。鄉村振興戰略的階段目標任務是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階段安排的一部分，鄉村振興的縱向發展為順利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好每一步。

[關鍵詞]：“三農”問題；就地轉移；異地轉移

“三農”問題就是對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總稱。具體的講，就是農業的增長與發展；農民現實的收入及其增長、未來的生活、職業等變化及由此帶來的問題；農村發展，包括農村經濟及社會的發展。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者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相連而難以分隔的。其中，農民從事生產活動，創造價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環境條件，建設新型的農村；農民將所得收入用于增加農業投入，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可見，在這三者關系中，農民是具有主動性的一方，而農業是農民獲取收入的源泉和進行勞動創造收入的對象之一，農村則是在農民通過勞動創造收入后進行改造、改變的對象。因此，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近年來，隨著農副產品價格的普遍下降，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困境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剩，農民就業不足。據李子奈（2002年）對農業就業結構偏離度的測算，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中大約有1.4億人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我國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的進一步下降，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需要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增加。龐大的農業人口與有限的農業資源的尖銳矛盾，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

1.農業人口過多至使農業低效率。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認為，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比較多，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其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農民的報酬極低。按照他的邏輯，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將始終處于停滯狀態。

2.農業人口過多導致農民貧困。農業人口過多從兩方面直接影響農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農業收入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導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農業資源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造成農民就業不足。農民收入水平低，又會通過兩個途徑形成農民貧困的惡性循環：收入水平低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農民謀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擴大再生產投資不足收入水平低。

近年來，中央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頗具力度的政策措施，支持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呈現出了幾個可喜的變化特點：

第一個特點：當前農業、農村發展遇到的宏觀環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黃金時期”。1978年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遇到兩次“黃金時期”，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業、農村通過內部制度創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另一次就是最近幾年，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通過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創新，去推進農業、農村發展的。同以往比較，最近這幾年各級政府格外關注和重視“三農”，是向“三農”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時期。比如，一是2004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高達2626億元，比上年增長了22.5%。二是由于降低和取消農業稅，去年農民受益305億元，今年又將獲益210多億元。三是2004年6月中央決定徹底放開糧食收購市場，農民可以將手中的糧食按市場價格，賣給收購企業或加工企業；同時，中央還將對糧食流通領域的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四是中央還對農民實行間接補貼，對稻谷、小麥、大豆等良種進行補貼，對農民購買農機具進行補貼，對農產品加工業進行貼息補助，支持農民調整農業結構。五是全國絕大部分的省市區都對農村信用社進行了改革，為了支持信用社改革，央行拿出近1700億元的票據和專項再貸款資金，用于置換信用社的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以幫助農民解決貸款難的問題。

第二個特點：糧食產量出現了恢復性增長，糧食供求關系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糧食安全問題逐漸緩解。從目前來看，全年糧食產量有可能突破9380億斤，加上大豆、稻谷、小麥進口500億斤，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在糧食出現恢復性增長以后，仍有三個問題需要注意：一是到底我國自己要生產多少糧食才不會出現糧食安全問題？二是我國一方面要保證食品安全，一方面要進行城市化，同時還要考慮生態環境建設，對此我國能有多少土地資源用于城市化、工業化和生態環境建設？三是我國食品安全的關鍵是糧食產量還是耕地和資源？筆者認為，從近期看我國糧食安全無憂，但從長期看應注意耕地和水資源短缺問題。

第三個特點：鄉鎮企業快速增長，農民就業開始逐漸恢復。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鄉鎮企業與勞動就業實現了同步增長，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明顯增加。

第四個特點：農民收入打破了1996年以來增幅連續下降的格局，出現了8年以來少有的增幅。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況下，農民消費開始活躍，農村市場也由冷趨暖。

影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四個因素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深入調研，反復論證，科學構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框架；遵循規律，多措并舉，有序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強化管理，改進服務，全面提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水平幾個方面進行闡述。其中，主要內容包括：在制度設計過程中，我市始終堅持與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原則，以農民個人有能力繳、財政有能力貼、預期待遇能基本保障養老生活需求、有利于與其他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轉換銜接為目標。農保基金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經辦機構全部改為財政全額撥款單位，不再提取管理服務費。各地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及農保經辦機構在推進新農保過程中邊摸索邊總結，遵循農村工作規律，開辟出了一條符合我市農村實際的新農保發展之路。我市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及農保經辦機構，不斷創新管理手段、提升服務水平，努力把新農保打造成一流的社會工程，讓政府放心，讓人民滿意。具體材料請詳見：

截至7月末，我市新農保參保總人數突破百萬大關，達107.19萬人，參保覆蓋率達到94.32%，所有涉農縣（市）、區全面實現“基本全覆蓋”目標，新農保基金累計達33.13億元，農保基金累計金額和參保人數都達到全省總數的30%左右。我市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主要做法是：

一、深入調研，反復論證，科學構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框架

在制度設計過程中，我市始終堅持與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原則，以農民個人有能力繳、財政有能力貼、預期待遇能基本保障養老生活需求、有利于與其他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轉換銜接為目標，深入開展調研，科學借鑒外地新農保制度建設的經驗反復進行論證，至2008年8月，我市及所屬各縣（市）及涉農區全部出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或試行辦法，即合理界定了覆蓋范圍和對象，明確以農村純農人員（即從事第一產業）為制度保障主體；以“統賬結合”為主要保險模式；統一繳費基數和比例下限，明確個人年繳費標準不低于當地上年度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的10%；建立了財政補貼機制，明確地方財政對農民參保予以補貼，比例不低于當地公布的參保人員年最低繳費標準的20%，對特殊困難群體的補貼應當適當提高；規定了養老金計發原則，明確養老保險待遇應當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進行相應調整；農保基金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經辦機構全部改為財政全額撥款單位，不再提取管理服務費。

二、遵循規律，多措并舉，有序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

各地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及農保經辦機構在推進新農保過程中邊摸索邊總結，遵循農村工作規律，開辟出了一條符合我市農村實際的新農保發展之路。一是強化行政推進力度。在實施過程中，堅持做到“四點”，即將新農保工作列入為民辦實事重點項目，對制度建設和實施的目標作出規劃；將參保覆蓋率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必成指標和社會保障工作的重要指標層層考核；及時召開動員會、適時召開推進會，抓好工作總結和部署；實行領導負責制，縣（市）、區政府分管領導全面抓，勞動保障等職能部門負責人具體抓。二是廣泛宣傳發動。我市各地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堅持以宣傳為抓手,開展宣傳月、宣傳周活動，營造濃烈的輿論氛圍,引導農民自覺參保。內容上重點宣傳新制度的優點、亮點以及為農民帶來的實惠，讓農民充分認識到新農保是政府為民辦的實事、好事；形式上靈活多樣，譬如在新聞媒體上做專題、在鄉鎮設咨詢臺、在鬧市路口懸掛宣傳標語、發放宣傳品和宣傳卡等等，基層干部和農保機構人員走村入戶，把政策傳遞到鄉村的每一個角落，為新農保制度的推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是實行目標管理。堅持目標管理制度，每年年初及時制定年度工作量化目標，層層分解落實，做到鎮鎮有指標，人人有任務，年中有督促，年終有考評。

關鍵詞：生態問題；"三農"問題；解決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社會的重要問題，在近幾年來成為了黨和政府關注的熱點問題，也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今年，更是成為整個社會的重大問題，三農問題的解決，成為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關鍵。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和農民大國，最重大的社會問題都是農民問題。中國的每一次社會進步，都是農民問題得到某些解決的結果。直到今天，我國的農民問題已經擴展到農業、農村、農民等三大相互連接的問題，其嚴重程度已經直接威脅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了。因此，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成為社會的熱點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決策部門有他們的許多措施和政策，學者們有各個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對策建議，這些有的為理論決策做出了貢獻，有的產生了很大的實際成效，但是，沒有從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低級處方。筆者欲換個說法，跳出"三農"的本身，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生態問題引起的，其解決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態方法。力求從生態的角度對"三農"問題進行新的思考，以求"三農"問題有一個戰略性的解決。

一、農民問題是一個嚴重的人口生態問題

"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說到底就是"一農"問題，即農民的問題。因為解決農業和農村問題最終都是為了解決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關鍵和出發點。我國的農民問題有許多，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應該是農民人口太多，打破了農村生態系統中非生物環境、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之間的平衡，由此引發了很多的問題：

首先，農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緊張、農村耕地資源人均擁有嚴重不足。我國農業人口現在還有八億多，但是人均耕地僅一畝多點，而世界上有的國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國農民的幾十倍，這樣大的差距卻要同樣養活這么多人，誰都知道問題將是怎樣的嚴重了，而這個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是生態問題的典型表現，這是生態系統里的非生物環境與消費者和生產者失衡的問題（生態系統的生產者是指綠色植物和某些細菌，它們是人類食物的最初來源）人口作為消費者的數量太多，非生物環境與生產者相對太少，因此，造成"三農"中農民和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使"三農"問題自身比例失調，因而引發"三農"問題。

其次，農民人口太多造成農民在農村就業壓力加大。農民在農村有的就只有幾分責任田和幾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時間都閑著，有力沒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維持一般的溫飽生活甚至不能維持溫飽，造成農民的勞動力巨大的浪費，還引出很多社會問題，如賭博、盜竊、酗酒等等。

“農”字出問題，與農有關的都成了問題，進而帶出個“三農”問題。三個問題捆在一起，成了一個讓人們感到極其頭疼的問題，一個許多人都想解決但始終未能解決的問題。三農問題是個歷史問題，更是一個現實問題。中國幾千年都是以農為本的國家；新中國一再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后，農村改革是先鋒，農業成就最輝煌，農民是功臣，國家似乎比什么時候都重視三農問題。為什么如此重農，而三農問題卻越發嚴重？

面對幾千年封建社會遺留下的、新中國幾十年積累的和我們前進發展中遇到的復雜而紛亂的三農問題，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做出具體部署。這是黨在新時期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一個突破性的政策調整。中央為什么提出城鄉統籌思想，怎樣用城鄉統籌思想解決三農問題，筆者擬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質和內涵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黨中央站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提出來的，是根據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提出來的。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質就是把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為整體統一規劃，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存在的問題及相互關系綜合起來研究，統籌加以解決。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包含著豐富的思想內容。從解決三農問題的角度來看，三農問題是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的整體問題，是與工業、城市及其他社會階層相對應的問題。建國以后，我國基本上采取城鄉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為中心，實行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業后農業，先城市后農村，先市民后農民；在制度設計上，構筑了二元結構，嚴重存在“重城輕鄉”傾向。理論上我們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應放在各項工作首位。實際上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做報告、發文件放在首位；出政策、定措施放在末位。按照城鄉統籌思想，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跳出“以農言農”的傳統，把“三農”問題放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大背景之中，從戰略目標上總體把握，統籌安排。首先應調整政策，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農”傾斜：增加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增加對農村的公共服務，把施惠重點放在農村，把農民受惠作為中心。其次，應調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實現城鄉資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場互動、產業互補；實現城鄉工業一體化、城鄉市場一體化，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與此同時，大力推進農村經濟社會制度創新，逐步建立有利于廢除城鄉二元結構的現代農村制度，切實轉變城市傾斜，給農民真正的國民待遇，建立城鄉互動、體現公平、良性循環、共同發展的一體化體制。

對我國的“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要是兩個：一是基本國情矛盾即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體制矛盾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理解“三農問題”，不能脫離對這兩個矛盾的認識。同樣，一切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也只能在深刻認識這兩個矛盾的基礎上提出，只有或多或少地消解這兩個矛盾的政策才會有些效果。

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現在，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能。耕地是農民的“生存資料”，是農民活命的基礎，不是西方經濟學里體現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生產要素”，可以不斷流向收益率高的行業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高于效率原則。80年代初期農村以均平地權為實質的改革推行以來，一些地方為了效率目標，強調規模經營，結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來，實際通過轉讓集中的耕地面積，不到總面積的1％。規模經營的前提，是農民在非農產業上有就業機會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農民離開耕地也能夠生存，就算我國順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現在的規模，人均耕地能夠擴大一倍，也才達到3畝多一點，還是談不上農業的規模經營。但農村勞力就要流出近2億人。但實際上，耕地總面積不增加還可能減少。在未來幾十年里，即便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0％，仍會有8億多農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緩解。因此在耕地問題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顧效率。只有在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時候，才有條件嘗試那些以效率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經營制度。當然，我國各地的情況不一樣，沿海一些地區由于工商業的發展，許多農民已脫離了農業，部分耕地有條件集中經營。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過轉包集中到農業開發企業手中；在廣東農村，在人地矛盾的壓力下發展“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這就在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間取得了一個平衡點。但在中國地區差異很大的情況下，沒有一刀切的好辦法。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但正是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結構，將農民封鎖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閉的環境中，農村人口持續增加，耕地無限細分，農業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態破壞，農民貧困。80年代中期以來，這個封鎖圈曾經一度被打破，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將近2億農民帶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發展，使我國城鎮人口比例在2000年達到36.09％。但是，對農民來說，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也存在一個愈來愈重的陰影，這就是城市工商業資本和技術增密排斥勞動的問題。在農村，是勞動替代資本投入，在城市，則是資本代替勞動投入。對城市而言，這是產業升級、競爭強化的表現；對農村而言，則是農民逐漸被排斥出城市就業市場。這次對農民的封鎖，是由于國際資本及其技術標準所演化出來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農民受教育不足。小生產被大生產取代，區域市場被大市場壓縮，小城鎮經濟功能被大都市經濟功能替代，資本密集結構擠垮勞動密集結構。

“十五”計劃的第一條大計，是要加快城鎮化步伐，并且已經列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列為農村經濟的重大結構調整。建國50年，農業產值從85％降到17％，正在趨向15％。第二、三產業的產值上升到85％。但農業人口從1949年的85％降到現在的70％，只減了15％。過去85％的產值對85％的人口，這是基本吻合的。2030年中國人口高峰期大約是16億左右的人口，我們按比過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來匡算，到2030年達到50％的城鎮化率，8億多人口變為城市人口，農村還有8億多，人地關系緊張、土地承受人口過多的問題仍不能解決。而且每當我們加快城市化，都會造成土地大量減少。因此農村可能還是這樣一個小農經濟。

對“三農”問題，我們這樣強調，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農村的問題和農業的問題。21世紀是農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就業問題。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在這個正式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30％，因為還有半勞動力，這么算下來，農村的勞動力就有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余勞動力。這怎么不是就業問題呢?以前我們主要靠鄉鎮企業，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就算鄉鎮企業還有1.2億的就業，農業有1.5億的就業，一共才2.7億。所以說21世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但農民的問題將主要表現為就業的問題。

一般講農業經濟科學，都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于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即土地、勞動力、資金的配置起調節作用。當某種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時候，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發揮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如土地要素的邊際效益遞減了，那么會有勞動力來替代它。假如勞動力的投入邊際效益遞減了，那么會有資金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叫做“優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優化資源配置”。這是所有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當然農業經濟科學也是這樣認識的。但就我國農村經濟來說，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任何其他要素都是價格昂貴的，因為勞動力可以不算錢。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中國農村的勞動力被替代出去而到那里去。拿土地要素來說，我們的土地不可能增加，還在減少。每年非農占地幾百萬畝，再加上沙化、鹽堿化的自然減損，比那個幾百萬畝還要多。人口增加，二元結構又不能打破，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都產生不了，因為勞動力生產率是下降的，勞動力投入產出是負值，那就產生不出利潤來。假如認定資金按一般的規律它至少要分享社會平均利潤，那么，如果農業生產產生不了社會平均利潤，資金就進不來。這三個要素怎么在現在這樣一個農業經濟科學理論框架之內來考慮它的市場配置?更何況我們相當多的資金并不僅僅只是要求一個社會平均利潤，它大量進入資本市場是要拿超額利潤的。在這樣一種不規范的投資條件之下，怎么可能讓農業增加投資?再加上如果投資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應地去優化配置，那么會導致什么呢?只會導致成本上升。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農業硬成本上漲10％。在這種情況下，怎么進行農產品貿易呢?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照搬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我們的農村經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