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范文10篇

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圍繞農村改革、發展、穩定大局，認真研究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從組織設置、隊伍建設、活動載體、工作制度、領導方式等方面探索新路，取得了初步成效，表現在：鞏固和提高了農村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鄉、村黨組織和鄉鎮企業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明顯增強，各種社會矛盾及時得到處理，黨群、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市、縣委黨建責任制得到進一步落實，一級抓一級的機制基本形成，涌現了一批黨建工作先進縣、“六好”鄉鎮黨委和“五好”村黨支部；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和黨員隊伍素質普遍提高，帶領群眾奔小康、建設現代化新農村的能力明顯增強。**年，全省實現農業增加值****億元；鄉鎮企業實現增加值****億元；農民人均收入****元，均比上年有較大增長。收人超5億元的鄉鎮***個，超億元的村***個，涌現了一批有影響的文明村鎮、衛生村鎮和具有現代化氣息的中心村鎮。

一、深化認識。增強改革創新的自覺性

我們致力于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改革創新，主要是基于三個方面的認識。

1．改革創新是農村基層組織適應農村經濟發展進程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新形勢的迫切需要。黨的十五大以來，我省農村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農村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首先是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步伐進一步加快。面對農產品結構性、階段性過剩，我們通過面向市場，實行新•輪土地承包，努力推進新的農業科技革命，大力發展優質高效農業和外向型農業，加速農業集約化、產業化、現代化進程。其次是鄉鎮企業改制改革力度加大。到去年末，我省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面達到****萬家企業中，集體獨資和控股的6．1萬家，其它的分別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個體私營企業，形成了產權多元化、投資主體多元化、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第三是外向型經濟迅猛發展。僅**年，就新批外商投資企業****家，全省累計實際利用外流****億多元。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形勢，迫切要求基層黨組織建設必須與之相適應，必須在組織設置、制度體系、活動載體等方面作大的調整，否則就不能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2．改革創新是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適應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解決農村社會矛盾的必然要求。伴隨著我省“城市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戰略的實施，農村全面實行鄉鎮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在農村社會民主氣氛日益活躍的同時，社會矛盾也日趨復雜。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抬頭，邪教組織出現，個別地方宗族勢力操縱民豐選舉，影響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這就要求農村基層組織在領導成員產生、工作思路、工作方法、運作機制等方面做出相應的改革和調整，通過充分發揮黨組織作用，有效地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

3．改革創新是不斷提高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整體水平的內在要求。過去我省創造了不少成功經驗，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有的逐漸不適應了，如不及時改革創新，固守老經驗、老辦法，就會使基層組織建設落后于形勢。只有在繼承傳統經驗的基礎上大膽改革，不斷出新招，創特色，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才能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這也是落實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使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要求。

[摘要]農村改革30周年之際，本文基于新福利經濟學檢驗改革效率的標準，對其間發生的三大改革進行了反思，就未來農村改革的主線——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提出了相關的幾點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改革帕累托標準城鄉統籌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新福利經濟學理論，反思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微觀經濟主體培育、推進農業市場化改革、農村稅費改革三件大事，從而提出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政策建議。

一、新福利經濟學檢驗改革效率的標準

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改革往往都會在使大多數人受益的同時，使另一部分人受損，因而不是帕累托改革。為使這種改革得以進行，美國經濟學家卡爾多和希克斯提出了所謂的“假想補償原理”：如果受益者的所得在補償受損者的所失后，還有剩余，那么就可以認定社會福利得到增長，經濟改革便是正當的。希克斯進一步指出：這種補償并不需要受益者支付。因為每一次經濟變革只會引起實際收入分配微小的變化。微小的損失無需及時補償，經過“足夠長的時間”以后，補償可以自然而然地進行。因此，在長時間的一系列改革中，人們的受益與受害往往會相互抵消，所以補償不必每次都進行。

對于受損者利益怎樣補償呢？西托夫斯基提出“雙重標準”，即一方面要對利益受損者給予足夠的補償，誘使其接受改革；另一方面，還要通過逆檢驗，即利益受損者“賄賂”受益者的支出遠大于改革帶給他的損失。（李特爾還增加了“實際收入的分配，要比現在好，至少不比現在壞”，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改革的很多局限，正是在對“改革對象”的補償，以及由誰來補償上，出了問題。

一、關于當前農村改革發展形勢的基本判斷

全會《決定》系統回顧了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全面總結了農村改革發展取得的“五大成就”、對全局的“四大貢獻”和積累的“五條經驗”，冷靜剖析了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四個問題”，明確作出了我國總體上“三個進入”的基本判斷。

（一）農村改革發展的“五大成就”。一是農村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適合我國國情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二是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顯著提高，依靠自己力量穩定解決了13億人口吃飯問題。三是農村經濟全面繁榮，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四是農村社會事業加速發展，顯著提高了廣大農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五是農村黨的建設不斷加強，有效夯實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

（二）農村改革發展對全局的“四大貢獻”。一是為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行了創造性探索。二是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三是為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四是為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積累了寶貴經驗。

（三）農村改革發展積累的“五條經驗”。一是堅持把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這是我們黨指導“三農”工作一以貫之的戰略思想。二是堅持農業基礎地位，這是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安全的重要保證。三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是激發農民積極性、搞活農村經濟的動力源泉。四是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這是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的基本方向。五是堅持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這是農村工作必須始終遵循的基本準則。

（四）農村改革發展面臨的“四個問題”。一是農村經濟體制尚不完善，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要求緊迫。二是農業發展方式依然粗放，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求平衡壓力增大。三是農村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水平較低，改變農村落后面貌任務艱巨。四是農村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變化，加強農村民主法制建設、基層組織建設、社會管理任務繁重。全會《決定》鮮明地指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這充分表明了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艱巨性和繁重性，再次警示我們務必保持清醒頭腦，切實增強憂患意識，毫不松懈地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我們必須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努力開創農村改革發展新局面。

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

正視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從實踐和群眾反映看，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急”。對任務的長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工作上操之過急，缺乏長期奮斗的思想準備。二是“偏”。對目標的全面性、完整性認識不夠，把新農村建設片面理解為“新村建設”，偏重于新村規劃和村莊整治，對發展生產、農民增收、深化改革等任務重視不夠。三是“冒”。脫離當地實際，超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盲目攀比發達地區，把標準定得過高。四是“同”。不突出鄉村特色、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不區分輕重緩急，一種模式，一個步調。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引導廣大農村黨員干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刻認識建設新農村的重大意義和科學內涵，自覺地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重大決策和部署上來。

抓住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一是抓好農業生產，切實讓農民得實惠。重點抓好生產發展，在促進農民增收上多下功夫。為此，應繼續推進結構調整，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不斷加大基礎設施投入，促進農業科技進步，加快建設現代農業。二是突破資金投入瓶頸制約。健全農業投入保障制度，調整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信貸投放結構，保證各級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增長幅度高于經常性收入增長幅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加大對農村的金融支持力度，拓寬融資渠道，綜合運用財稅杠桿和貨幣政策工具，定向實行稅收減免和費用補貼，引導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村。三是加強制度建設，為新農村建設提供體制保障。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在充分尊重農民土地承包權和生產經營自主權的基礎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深化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體制和縣鄉財政體制、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適應取消農業稅的新形勢，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四是真正把決策權交給農民，充分調動農民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新農村建設的資金投向和物資運用都應讓農民知情，接受農民監督。五是搞好分類指導，突出特色、注重實效。進一步細分地域類型、工作措施，提高指導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

正確理解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內涵和總體要求。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內涵，就是以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和商品率為途徑，以現代科技和裝備為支撐，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的綜合作用下，建成農工貿緊密銜接、產加銷融為一體的多元化產業形態和多功能產業體系。基于現階段農業農村發展的實際，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應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促進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民持續增收；在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推動農業經營方式創新，不斷滿足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新要求；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村經濟發展的質量；穩定完善強農惠農政策，著力構建農業支持保護體系；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努力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擴大農業對外開放，提高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保障國內產業和供給安全；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積極探索建設現代農業的多元模式。

30年來，我國農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農村改革始終貫穿著一條紅線，就是經濟上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政治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保障農民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農村政策體系已逐步形成

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從1982年起，中央連續關于農村工作的5個1號文件，奠定了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確立了農戶的農村微觀經濟主體地位，闡明了農村經濟要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初步形成了農產品市場體系和要素市場體系。20年后的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重申“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核心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

進入21世紀，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此后，中央明確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同志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作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在200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同志再次強調：“我國現在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幾年來，中央在農村工作中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重大措施，農村綜合改革逐步深化。從2004年起，中央又連續5個1號文件，出臺一系列重要方針政策。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這些政策措施，為我國農村發展和新農村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理論依據，是農業和農村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根源和體制保障。

新時期農村政策體系的基點是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指出要“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這一論斷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理論創新，構成了新時期農村政策體系的基點。

1.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把農民從計劃經濟體制下解放出來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農村實行的是“一大二公”的制度，一切生產經營活動均有國家安排，即統購統銷，而勞動成果則平均分配。這種經營模式致使農村生產力多年在低水平上徘徊，農業落后、農村貧窮、農民困苦成了多年難以改變的現實。

20世紀70年代中期，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幾位農民在不甘貧窮的勇氣下自發地組織起來包產到戶，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拉開了序幕。1979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了加快農業發展的25條政策措施，第一次正式宣布包產到戶可以作為一種例外的體制形式存在。1982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制，奠定了農村改革的基本方向。1983年下發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部署了廢除“政社合一”的體制，并把家庭承包制稱為“我國農民偉大的創造”確立為今后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至此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在全國農村全面推開。1983年底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達到99.5%。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徹底打破了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經營模式，確立了農戶家庭經營的主體地位，從計劃經濟的藩籬中解放出來的農民以前所未有的極大熱情投入到農業生產當中，土地收益得到了空前提高，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在很短的時間內從2.5億人下降到1.3億人，創造了人類消除貧困歷史的奇跡。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提出承包到戶的家庭承包期可以延長到15年。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取消了30年來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鼓勵農民按市場需求調整農業結構，從此農民開始真正邁進市場經濟的大門。十年間廣大農民活躍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改變生產和生存環境中也不斷改變著自己。2003年3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了農民長期的土地使用權，農民的信心和熱情再次得到了極大增強。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國家財政再向農村傾斜，“多予、少取、放活”的發展方針使農村經濟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更加活躍，特別是2006年1月1日開始，徹底廢除了延續2600年的傳統農業稅，廣大農民作為解放了的生產力，他們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農村經濟發展的大潮中。30年來農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3.24%，農民儲蓄存款2007年末達到2000億元。剩余財富的逐年增加徹底改變了廣大農民的生存狀態。

2.現代農機的廣泛應用，把農民從傳統、低效的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

農業科技的迅猛發展使農機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愈來愈多。為了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國家加大了對農民購買農機的補助，2004年1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使現代農機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在政府的主導下得到了廣泛普及。2007年中央財政拿了12個億作為農機購置補貼，從2004~2008年五年間中央財政共安排農機購置補貼資金69.7億元，巨額補貼使傳統農業的耕作模式得到了改造和更新，農業生產成本的降低，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2008年12月29日農業部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業農村工作會議，國務院決定2009年農機購置補貼資金增加100億元，農業部、財政部印發了《2009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實施方案》，補貼機具種類由2008年的9大類18小類50個品目擴大到2009年12大類38小類的128個品目。農機補貼政策的落實將使2009年農業機械化發展目標：耕、種、收機械化水平達到47%。機械化的推廣應用使50%的農民從低效能的傳統農業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3.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把廣大農民從農村解放出來

今天在中國，加入世貿、與國際接軌等口號越來越響，似乎大有代替興旺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口號。從一種角度看，這好象表明中國的改革已經踏上了一個更新更高的階段，以往那種主要關注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眼光再也跟不上形勢了。但也有一些比較坦率的學者專家認為，其實，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瓶頸階段，近年來現實中面臨的許多亟待解決的難題，實際上始終無法有效解決。于是，談深化改革的場合反而越來越少了。如果反思二十多年的改革歷史，具體分析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現狀，就會發現，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深思：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主要任務，難道只剩下加入世貿和與國際接軌了嗎？加入了世貿、與國際接上軌，中國的改革難道就大功告成了？毫無疑問，加入世貿至關重要，但如果單打一地強調其重要性，就難免落入有意無意的"見木不見林"。

除了加入世貿這樣的努力之外，中國當前就沒有更關鍵、更緊迫的改革任務了嗎？事實上，如果冷靜地觀察，當前中國除了需要加入世貿之外，還有一項更艱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務，那就是如何通過進一步的農村改革，改變農村目前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局。中國的改革本來是從農村開始的，但二十年之后，農民的境況卻陷入了一種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困難之中，由此影響到全國的經濟沉入低增長和連年蕭條。可惜的是，在目前國內的主流話語中，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卻似乎已被忘卻了。好象經過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農村的體制已經基本理順，再也不值得重新關注了。即便有一些相關的討論，也往往是針對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對農村困局的整體評估。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農業產業化是新時期農村改革發展的根本取向。黨的十六大充分肯定了農業產業化的地位和作用，強調要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業綜合效益。我們一定要深入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深化對農業產業化的認識，積極探索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新路子。

深化對農業產業化的認識

農業產業化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動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的重要動力。農業產業化經營把農村和城市的生產要素有機組合起來，把第一、二、三產業有效銜接起來，有利于打破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相互分割的格局以及農村務農、城市務工的傳統分工體系，通過市場對各種資源重新配置，形成城鄉經濟有機融合的經濟格局。當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薄弱環節是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關鍵環節也是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隨著農業產業化進程的加快，圍繞農產品的加工和流通，必然會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促進第二、三產業發展，提高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是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有效形式。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有著根本的區別：傳統農業是以經驗為基礎，以自給自足為主，以手工勞動為主要生產方式，效率低下，靠天吃飯，無生態保護甚至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農業；而現代農業是以科學為基礎，以市場交換為主，以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社會化大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效率較高，保護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目前，我國農業總體上還沒有脫離傳統農業。十六大把建設現代農業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提了出來，我們必須采取有力措施，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在轉變過程中，農業產業化是有效的形式和主要的途徑，它把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方式、規模化的生產和市場經營有效地結合起來，可以使傳統農業產生質的飛躍。

農業產業化是組織農民走向市場，增強農產品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農業產業化建立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同時又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生產經營的要求，可以有效地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產品的規模經營、品質提高、加工增值以及品牌打造，增強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外農產品對國內市場的沖擊將越來越大，我國農業只有盡快實現產業化經營，才能經受住沖擊，在市場競爭中搶占先機，贏得主動。

農業產業化是提高農業比較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農業是弱質產業，比較效益低，并要承擔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的雙重風險。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較大幅度地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包括規模經營的效益、加工增值的效益、科技應用和創新的效益。農業產業化經營給廣大農民找到了一條有效的增收渠道，農民可以分享產業化經營的利益，也可以從農產品加工和商貿流通中獲取務工收入。實踐證明，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帶活了一方經濟，富裕了一方百姓。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經濟"已經逐漸消退，而政府轉嫁社會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城市居民、特別是內地中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開始萎縮，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沒有以往那么旺盛了。這直接造成了農產品價格連年走低。而另一方面，農民的種植成本卻面臨著壟斷型工商企業的價格哄抬，種子、化肥、電、農藥等的成本越來越高。結果，出現了種得越多、虧得越重的現象。而且，今后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再抬升的空間。最近農業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于發達國家。這樣，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后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國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堅持強調今后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與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延緩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這個問題并不是新問題，早就列在申請世貿要解決問題的清單上，中國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關心這個問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農業問題的擔憂。即使中國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盡量減少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

一、農業的重要性及改革現狀

（一）農業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農業在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這些都形象地說明了每個人都必須消耗糧食來維持自己的生命。然而從目前來看，糧食也只能從農業耕種而收獲。千百年來，農民躬耕于田地，為世界的億萬人口的生存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同時，農產品不僅僅只作為糧食來維持生命，還可以為工業提供生產資料，農村、農民還是輸出勞動力與工業品消費的巨大市場，著名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經這樣評論農業：“可以恰當地說，城市的全部財富和生活資料都是從鄉村獲得的。”

可是僅僅有農民、農業還不足以滿足世界的發展、還不足以滿足人類的多方面的綜合需求。于是重工業、輕工業、服務業也就相繼產生并且迅猛發展。由于分工的不同、工種的不同、價值的差異、效益的區別，人們的經濟收入自然也產生了一定的差距，城鄉之間生活水平相應地也具有了一定的差距。

隨著工業的發展，隨著服務業的興旺，隨著知識、信息產業、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這種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也隨之越來越大，同時，這差距相應地也反映出農業的局限性、農村的落后、農民的貧窮。

（二）農村改革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