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經濟論文范文10篇

1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原因

1.1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不高，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落后在國家實施免除農村中小學學生學雜費之前，有很多農村學生因交不起學雜費而失學、輟學，導致部分農民科學文化水平不高，接受科技能力不強，勞動素質低下，直接影響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還有不少農民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落后，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小農經濟思想嚴重，有不少陳規陋習和不良的生活習性，比如：賭博、酗酒、不講衛生、參加封建迷信活動等。

1.2農村基礎設施薄弱,生產生活條件差，發展受制約。雖然近幾年國家花了不少資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但由于農村幅員遼闊，歷史欠帳太多，國家投資相對有限，農村的基礎設施總的來說還比較薄弱，目前還有相當一部份農村的農業生產生活條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比如沒有排灌設施、防洪設施、水土保護設施、田間道路設施等，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自然氣候條件，抗御干旱、洪澇、冰雹、大風等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比較脆弱；部份山區農村，至今還存在著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人畜飲水困難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制約著農村的發展。

1.3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由于各種原因，農村的農業生產方式還不算先進，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率不高，農業機械化、自動化普及程度較低，不少地方的農民至今仍然依靠傳統的耕作方式進行農業生產，使用的農業生產工具仍然以傳統的鋤頭、鐮刀、犁、耙、籮筐為主，較少使用農業機械化。還有部分農民至今沒有掌握已經推廣多年的常規農業生產技術，比如水稻稻瘟病的防治技術，水稻規范化栽培技術等。農村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造成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程度不高，農民增長受限制。

1.4農村產業結構需要調整。由于受傳統產業結構慣性思維的影響等。現階段農村的產業結構仍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三產業所占比例較小。第一產業以農業種植業為主，林業、漁業等產業所占比例較小。農業又以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所占比例較小。如果不對農村經濟結構作出必要的調整，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業資源的全面、合理開發將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1.5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緩慢。農村農民由于受小農經濟思想影響等因素，對市場經濟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缺乏市場觀念、競爭觀念、價值觀念，在生產安排上，一般都是以傳統的方式進行生產，較少考慮市場的需求以及市場的變化，進入市場流通領域的農產品無論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相對有限，且市場競爭力不強。另外，市場體系不健全，發育滯后，不能適應農產品流通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農村鄉鎮只有零星、分散的初級農貿市場，農副產品流通仍然以提籃小賣、小推、小販式的分散營銷為主。市場經濟發展緩慢，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又一個因素。

河北省林業從1990年開始利用世界銀行貸款造林，截止目前，已建、在建和擬建的項目已有四期。總投資計劃約6億圓人民幣，其中世行貸款4100萬美圓，造林任務16萬公頃，涉及我省9市的70個縣（市、區）。到2000年底，已累計完成造林面積13萬公頃，提取世行貸款2300萬美圓。世行貸款造林項目歷經10年，盡管每一期項目的具體目標有所不同，貸款的條件和轉貸渠道也有所變化，但總體來講，項目建設不僅加快了河北省速生豐產用材林工程的建設進程，儲備了大量用材林資源，而且對改善生態環境、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民脫貧致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借鑒世界銀行管理辦法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造林管理經驗，對于我國加入WTO后在造林管理上與國際接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項目建設的成效

（—）增加了森林資源。按照項目的既定目標，一、二期項目主要是發展速生豐產用材林，三、四期項目除發展部分速生豐產用材林外，發展部分經濟林，以幫助農民在短期內實現脫貧致富。10間完成的13萬公頃造林面積中，速生豐產用材林12萬公頃，名、特、優、新干鮮果經濟林1萬公頃。根據幼林摸底調查結果，一、二類林面積達到90%以上。世行貸款造林項目的實施，為我省實現造林面積和林木蓄積雙增長做出了積極貢獻。首先，增加了項目區的林木資源，使世行貸款造林成為我省速生豐產用材林建設的主體工程；第二，使項目區的森林覆蓋率平均提高了1.9個百分點，其中一期項目平均提高1.2個百分點，二期項目平均提高2.2個百分點，三期項目平均提高8.5個百分點；第三，上述完成的12萬公頃速生豐產用材林，按每年每畝平均生長一個立方米計算，可持續生產1600萬立方米的木材，將有效地緩解我省木材短缺等諸多問題。同時完成的1萬公頃干鮮果品經濟林，進入盛果期后每年可生產15萬噸的干鮮果品。

（二）促進了農業發展。世行貸款造林項目區主要分布在我省中南部平原以及太行山和燕山貧困山區的70個縣（市），項目的造林地重點利用的是各河流兩岸多年滾動形成的沙荒地以及進一步延伸的次耕地。我省的永定河、沙河、滹沱河、漳河的兩岸和故道，一直是我省平原農區遭受風沙危害最為嚴重的3大沙區之一。針對這一問題，世行貸款造林項目開發改造沙荒、沙灘地6萬多公頃，新打機井8000眼，修渠256公里，整修道路1020公里，使沙荒地變成了林茂糧豐的穩產田，并涌現出永清、安次、定洲、新樂、大名、臨漳等一大批治沙造林先進典型。世行造林項目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發展。第一，栽植的樹木防風固沙改善了生態環境。據河北農業大學在本項目中持續8年的關于楊糧間作的林木生長效應、農田小氣候效應、農作物產量效應和楊糧間作的生理生態學基礎等方面的科學研究，楊糧間作使農田小氣候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毛白楊幼林（3*2*18）可以使農田平均氣溫下降0.4-0.7度，平均相對濕度提高4.5—12.2個百分點，平均風速降低44.5%—76.5%。第二，小氣候的改善提高了糧食單產。在上述條件下，間作物畝產可比對照提高1.65%-31.8%。第三，項目建設增加了耕地面積。在山區，世行項目堅持以項目村為單位，按流域進行綜合治理，凡在5度以上的坡地，都采取反坡梯田、水平階（圍山轉）或魚鱗坑整地、品字型栽植等措施營造防護林、用材林、經濟林。此舉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時，每畝一般還可開發出3—5成的可耕地；在平原區，則通過開發沙荒增加了耕地面積。大名縣在境內3條古河道形成的5條大沙帶范圍內（沙荒和流動沙地占60%以上）營造間作式速生豐產用材林8.85萬畝，通過開發改造沙荒增加農業種植面積6萬畝，林地間作小麥增加產量1000萬公斤、花生1200萬公斤。

（三）提高了農民收入。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農民在高產穩產田上種植農作物，兩茬純收入每畝也不足400元，而世行項目的實施，大大提高了農民收入。首先是營造林木的直接收入。世行貸款造林一、二期項目，重點分布在中南部平原農區，其土地資源主要是沙荒地和次耕地。實行林糧間作后，由于農民的耕作對林木起到了以耕代撫的作用以及林木的邊行優勢效應，使毛白楊的平均單株材積生長量比相似條件下的毛白楊純林提高30%—137%。保守一點，按每畝每年生長一個立方米計算，每畝每年僅林木一項就可增加收入400元；其次是間作的農作物增加的收入。沙荒地開發后僅種植花生一項，每畝可收獲200多公斤，折合人民幣400余元，同時，次耕地改造后，農作物產量至少可增長1倍。截至目前，定洲市共完成項目造林5.55萬畝，僅間作物一項平均年增加小麥、花生作物產量500萬公斤，增加收入700多萬元。永清縣、安次區在沙荒次耕地發展的10萬畝速生豐產用材林，同樣取得了顯著的效益。第三是發展經濟林增加的收入。三期項目重點分布在山區縣的貧困鄉村，自1999年實施以來，在以項目村為單位按流域進行全面治理的同時，重點發展名、特、優、新及有市場前景的熱雜果經濟林，目前已涌現出臨城的圍場、贊皇的花木、涿鹿的趙莊、豐寧的兩間房、承德的東窩鋪等項目示范村。以東窩鋪村為例，全村總面積1.48萬畝，其中山場面積1.42萬畝。全村轄12個村民小組，243戶，825口人，分別散居在東西兩條溝，交通不便，人均收入不足500元。實施世行項目后，共整地造林6000余畝，栽植各種果樹9.65萬株，并完成退耕還果600多畝，老果園改造120畝，果樹高接換頭1.4萬株。人均栽植優良新品種果樹120株，3—5年進入結果期后，僅此一項就會遠遠超過其人均收入3000元的目標。

世行項目建設的成功經驗，有力地說明了世行項目造林在改善生態環境，優化產業結構，以及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方面的重要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講，一些項目村的林業發展模式，亦是縣域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

一、新型農村經濟概述

我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必然是非比尋常的。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對于我國有著6.7億農村人口的特殊國情，要想在這種情況下既保證城鎮化的正常推進，又要在城鎮化背景下發展農村經濟，還要保持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必然要尋求一種特殊的經濟發展方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我國人民逐漸摸索出一種適應社會發展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也是新型農村經濟提出的主要背景。為了實現城鄉一體化，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人們創造性地提出了新型農村的發展方針。它完全不同于以前農村以農業為主的發展形式，而是對農村發展形式進行了完全的創新，從而使農村經濟更具活力與競爭力[1]。在新型農村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困擾農民多年的“三農”問題能得到更好的解決，也有利于推動農村現代化，推動農村經濟持續、健康、穩步發展。

二、城鎮化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1、推動了農村經濟的深刻變革

快速發展的城鎮化改變了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結構，為二元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充足的條件。長期以來，我國深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導致農村經濟一直得不到較好的改善，農村經濟長期遠遠落后于城市，致使社會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但是，城鎮化的發展大大改變了這一落后局面，有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是我國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強大推動力，對縮小差距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實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改變了農村以土地為主的單一的生產方式，在傳統農村轉化為新型農村的道路上做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深刻變革。

2、為新型農村經濟發展方針的提出創造了必要條件

1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1.1農村與農業產業結構的矛盾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產業結構依然存在一定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程度不高，農業產業結構與農村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造成這種矛盾的主要原因是：首先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思想觀念上相對保守，創新意識不高，導致他們致富的途徑少，思想不夠開放，不夠大膽。而在資金這個問題上，也有一定程度上希望政府扶持的心態，有等、靠心理。另外，現在的農民在種植結構上還不夠豐富，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單一，高效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不大，優質高端產品比重不高，導致農民經濟收入增長幅度不大。

1.2龍頭企業沒有完全發揮應有的帶動作用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農業產業結構與農村的矛盾，農業產業化水平不高是影響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也是一些龍頭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多數的龍頭企業產品也很單一，深加工水平也不高，市場競爭能力也不是很強，企業與農戶之間的關系也不夠密切，沒有起到良好的帶動作用。如果龍頭能夠很好的帶動農民朋友致富，會對于農村經濟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1.3農業服務體系不夠健全，農資物品漲價農業服務體系不夠健全也是影響到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農村經濟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科技、信息、標準化生產技術以及農產品檢測技術等多方面的支持，如果農業服務體系不夠完善就會導致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對于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沖擊，影響農村經濟的健康穩步發展。因此農業服務體系的不健全也是影響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另外農資產品價格近年來也一直在增長，增長幅度也比較高，一旦農民朋友使用的農資漲價過快，幅度過高，就給農民朋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負擔，導致農民朋友在前期投入上就高于往年，因此這一點也影響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延緩了農民致富進程。

2發展農村經濟的對策

2.1抓各項惠農政策的貫徹落實在惠農政策上不能含糊，一定要嚴格把關，堅持落實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相關政策，同時也要高度重視糧食生產，做好各項惠農政策和直補的發放工作，要認真研究和全面推廣糧經套作，穩定糧食生產。農業技術部門要嚴格抓好備春耕工作，做好技術指導，到田間地頭去抓生產，為農民朋友提供優質服務，給他們吃上定心丸。在保證技術指導的同時也要加大資金的投入，強化責任管理，深入加大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工作，確保農民朋友滿意，保證春耕工作有效開展。

一、當前影響農業現代化發展和農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

雖然近年來在國家政策的驅動、市場價格的拉動和各級工作的推動下，農業現代化有了長足發展，農民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長，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遏制，城鄉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11:1擴大到2010年的2.37:1。近年來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越來越大，而農業自身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越來越小。綜合分析，制約農業內部增收的因素，總體表現為量小、面散、優勢不突出，具體表現為“一小、二弱、三低”。“一小”即土地流轉規模小。一家一戶分散經營，農村土地資源人均占有率和勞動生產率低，影響農民務農收入的提高。“二弱”即農業競爭能力弱和農村生產要素弱。一是農業競爭能力弱。連片的農產品優勢產區少，規模小，農業品牌知名度低，缺乏競爭優勢。二是農村生產要素弱。當前，農村正處于快速發展期，特別需要人才、資金、資源等要素的支撐，但農村各類生產要素相對弱化。農村勞動力高文化、青壯年、男勞力多數外出務工，農業從業者低素質化、老齡化和兼業化嚴重。據抽樣調查，在家務農的農民高中及以上學歷的僅占15.4%，50歲以上的占74.7%，80%以上是婦女。據國內有關經濟學家分析，農民學歷教育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長3.6％—5.5％。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農民的錢主要用在子女上學、看病、蓋房、結婚等方面，很多農民因此無力發展生產。全市農民人均不足0.6畝土地，人均占有土地資源少，靠土地增收的難度加大。“三低”即農業生產效益低、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和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低。一是農業生產效益低。由于國家直補政策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同時，受資金、技術、知識和信息等因素制約，農業結構調整緩慢，特色農業不突出，一個農民一年種糧收益不及外出打工的1/20，農業增產與農民不增收的矛盾突出。農資價格不斷上漲，農民生產成本年均攀升10%以上，基本抵消了惠農補貼帶來的實惠。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糧食面積增加的余地有限，單產提高的潛力有限，農民僅靠土地效益提高增收的空間有限。二是農業產業化水平低。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經濟組織與農民的利益鏈接機制不完善，農民分享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很少，限制了農民收入的更快增長。三是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低。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也是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關鍵因素。農民對科技服務的需求呈現多樣化、個性化趨勢。但農村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缺機構、缺編制、缺人員、缺經費，處于“網破、線斷、人散”狀態，農業服務“一公里瓶頸”沒有突破。基層農技人員大多專業不對口，知識老化，阻礙了農業技術成果的轉化、農業科技的普及和推廣，導致農業經濟效益和農業增收潛力發揮不出來。農業信息資源服務水平較低，農民面對充滿風險的市場只能憑經驗、憑感覺做出相關的決定，投資存在隨意性和盲目性。

二、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幾點建議

在新的歷史階段，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促進農民增收是一個綜合性的課題，是一項系統工程，靠單一的措施已經不能保障農民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只有系統地規劃并形成長效機制，才能使促進農民增收真正落到實處。

（一）大力發展都市農業，發展農業內涵促增收

一是抓好重點園區項目建設。堅持以項目建設為總抓手，集中抓好一批重點都市農業園區建設。對重點工程實行項目化管理，進行重點扶持，定期調度督查，通過典型示范作用，帶動面上工作開展。二是突出中心城區核心。三是制定相關配套管理辦法。盡快制定都市農業園區建設用地、土地流轉、獎補政策、目標考核等相關管理辦法，加快組建都市農業發展政策性擔保公司，促進各項扶持政策落到實處。

1通過政府行政手段進行經濟管理

1.1管理方法及管理理念。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政府部門需要對市場經濟進行一定的調控，從而使得本地區市場經濟發展的更好、更快。所謂行政手段調控，是指政府部門在對本地區經濟走勢有著清晰的認識的前提下，通過推出更多的涉農政策，使本地區農業經濟更加快速、規范的發展。政府通過引進適合本地區的產業或企業，帶動發展當地的龍頭企業。對優勢加工企業予以大力的發展，使優勢產業帶得以建立并促使產業鏈條的延伸和拓展。進而帶動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村經濟體系，就是要在國家經濟總體戰略方針的指引下，政府管理部門根據本地區的經濟條件和市場經濟環境，確定經濟發展目標，從而對本地區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進行完整的規劃。行政調控作為一種最常用、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一直都被各級政府廣泛應用，行政體系就有針對性、靈活性，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規劃人員可以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來選擇不同的執行力度，避免了“一刀切”的情況。一直以來，行政管理都是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管理的有力武器，它為我國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促進管理工作向規范化、法制化方向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2管理特點。行政管理手段是眾多經濟管理手段中最有效的一種管理方法。行政管理的管理力度比自由調控的管理方式管理力度更大，便于政府部門進行宏觀調控。政府部門通過引進大型企業或新型產業來調動本地區經濟的全面發展，這是自由調控模式所無法做到的。而且，政府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經濟調控的管理手段的效率和靈活度也要高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可以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進行建立，讓龍頭型經濟得到更好的推動使之發展壯大，農民組織化程度得到提高，要讓市場、農戶、企業之間的聯系得以強化，使農村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得以更好的提高，而不必通過執行嚴格的法律調控，最大程度避免了對市場經濟的負面干預。

2通過法律手段進行經濟管理

2.1管理方法及管理理念。通過制定法律進行經濟調控，指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來對經濟發展的方向進行調整，也指政府部門通過建設仲裁體系來保障農民合法收入。通過法律手段來進行經濟管理是眾多管理手段中最嚴格的管理手段，利用法律手段進行經濟調控一般是在市場自由調控和行政管理均無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時來使用。而一般來說，法律調控手段還是作為維護農村市場經濟的秩序的管理手段，農村經濟管理過程中，政府人員要充分發揮法治的作用。

2.2管理特點。在農村經濟管理中，法律管理是以解決經濟糾紛、保障農民的合法收入為主要目的，少數地區也通過法律手段來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調控，但法律調控經濟不僅靈活性差、而且效率低下。通過法律手段進行調控可以讓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更好的落實與貫徹，也可以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占有以及使用等合法權利，因此，制定適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也是極為重要的。為此，相關部門需要逐步的完善本地區經濟法律法規，制定土地承包經營過程中所產生的糾紛的調節、仲裁體系，加快農村地區法律包仲裁隊伍的建設，不斷的推進仲裁工作制度化以及規范化。法律法規管理方法具有強制性，是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措施。政府部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使農民的收入得以增加、使農村經濟的發展得到增強，為農村地區提供良好的經濟管理發展環境。不同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特點，政府部門在進行本地區的經濟調控的同時，一定要對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現狀有著清晰的認識，在學習其它地區經濟管理的措施的時候，要考慮到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來對管理措施進行一定的調整，絕不可以不考慮實際情況就全盤照抄，適得其反所介紹了三種經濟管理措施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在進行經濟管理的過程中，這三種管理方法要協同使用、相互補充。

1我國農村產生剩余勞動力的基本原因

①隨著機械化、先進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大量應用，使許多原本只能由人工完成的工作都被機械替代了，例如翻地、播種、除草和撒農藥等。農民的勞動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原先需要多人完成的任務，現在只需要少數人利用機械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完成，進而出現了勞動力剩余的現象。②城市化建設的發展、人口的不斷增長、居住面積的增加和農業用地面積越來越少，這都使農村勞動力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農業生產的基本需要，進而造成了勞動力剩余。③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較強，農村只有在農忙時（比如種植、收割時）需要部分勞動力，而其他時間基本不需要勞動力的參與。④由于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和不合理城鄉經濟結構，導致農村產業結構過于單一，限制了農業勞動力向城市和工礦企業的轉移，農民只能務農，剩余勞動力無法自由地向非農產業轉移，從而產生了剩余。

2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勞動力市場信息化的程度不高，沒有正規的求職務工信息渠道，大部分勞動力找工作仍靠親友介紹。在我國，很多地區都是從幾個人先轉移，然后帶動整個村的勞動力轉移，這種自發、無序的流動狀態無法滿足供求銜接，而且不利于管理。③由于我國的勞動合同、保險制度和一些相關法規還不健全，使勞動力在城市務工時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同時，因工致傷、致殘的醫療保障中也存在有許多問題。④轉移需要一定的成本，農村勞動力在農村都有自己的住房，轉移到城市后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們只能在工地或簡易住房里生活，或到市場購買、租賃住房，導致農村的房子被閑置，而在城里又沒有住房的矛盾不斷加劇。

3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包括以下四方面：①對農民自身的影響。勞動力的轉移為農民增加了一定的經濟收入，給城市建設增添了新的力量，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有些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通過不斷學習技術、知識，提高了自身的綜合素質，經過多年的打拼，他們逐步完成了知識和資本的積累，有的定居城市，有的回到家鄉創業，他們對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②對農業方面的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就業，降低了農業生產的總成本，同時，勞動力的轉移也促進了農業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比如，常年穩定外出的務工人員或經商者將自己的土地轉讓給本村的農民，這加快了土地規模經營的進程，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促進了農業的產業結構和市場農業的發展，有利于今后土地的規模化經營。③對農村的影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因受到城市環境的影響，他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豐富了思想、提高了素質，再次回到農村后，他們將這些先進的思想和良好的生活習慣帶到農村，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狀態和習慣，提高了生活質量，使農民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技術，并應用在農業生產上，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④對社會的影響。勞動力的轉移加大了對農業監管的難度，農村大部分年輕的、有文化的、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都轉移并留在了城市，導致新的農業科技無法在農村推廣，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向科技化的發展。

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視域下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支持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角度看，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依然緩慢，農業基礎設施落后、農村社會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農業為工業和城市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農產品和資金，同時輸出勞動力資本，并且在土地資源的利用方式上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是在國家重視第二產業發展的戰略下，農村和農村經濟始終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要想改變現有狀況，要想在有效的資源配置中發揮經濟基礎性作用，金融是首要之選。而從現實情況來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火已經燎燃,但后勁不足,資金支持嚴重匱乏并且農村金融服務滯后，農業及農村經濟發展遭遇瓶頸。

（一）農村資金嚴重外流

目前，農村金融資本在總體資金匱乏的基礎上，還有大量的資金流向城市。主要表現在國有銀行及商業銀行存多貸少，并且貸款利率過高，致使農村企業和個人無力貸款。

（二）農村金融發展相對落后，大量的貸款需求得不到滿足

當前對農村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有農村信用社、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郵儲銀行等，但能向農村提供資金促進農民增收的金融機構卻非常有限。作為支農主力軍的農村信用社，自身產權不明晰，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信貸資金利率較高，導致支農功能得不到完全發揮。以中國農業銀行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來決定信貸投向，由于農業是基礎產業，資金回收期較長，風險高且收益低，因此，商業銀行信貸重心向城市傾斜，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開發的貸款比重逐年下降。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并不面向微型涉農企業和農民個人貸款。以上農村金融現狀，造成農村資金供給不足。

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概述

1．農村基礎設施性質

（1）公共性與社會性。公共性是指基礎設施的非競爭性，為公眾共同享有，任何人都無權阻止他人使用基礎設施；社會性是指基礎設施面向整個社會幾乎所有的部門，而非單獨向個體提供服務。（2）長期性。相對于短期經濟增長而言，基礎設施投資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更加明顯。根據索羅經濟增長模型可知，長期經濟的增長取決于技術進步、儲蓄率的提高與人口增長率，而對于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取決于儲蓄率的提高。因此，從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的期限而言，基礎設施投資具有長期性。（3）間接性。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的增長具有間接性，基礎設施投資并不像原材料那樣一次性投入進去直接生產出產品，而是在每一批次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一次次折舊進去。

2．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作用

正如林毅夫在其發展論壇中所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將使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長期受益，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可以擴大全國的市場規模，不斷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空間，提升經濟發展水平［4］。（1）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對于農村經濟的增長起著明顯的推動作用，根據乘數理論，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乘數效應，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可以帶動經濟的數倍增加。（2）農村基礎實施投資的增加促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增加會使國內總需求增加，國內需求的增加促使產出水平增加，從而使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會進一步刺激消費，提高投資水平，使經濟得到新一輪的增長。（3）農村基礎設施有利于改善農村環境，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其核心是強調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就是農村生產和生活環境的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可以使農村生產環境得以優化，基礎設施條件的加強增加了農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給安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環境的改善不僅可以體現出農村生產發展支撐力的提高，還能體現出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二、我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一、研究背景與數據來源

一是影響政治穩定，削弱公民對政治系統的信任與服從，對國家政治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3］二是影響政治參與，經濟利益分化會擴大人們之間、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的利益差距，容易引發心理失衡和弱勢群體的相對剝離感，誘發參與危機;［2］三是影響民眾尤其是農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論而言，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應是農民政治心理變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與此有關的現實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紀90年代，有些觀點如“過度的經濟利益分化會影響農民政治心理”［3］，雖已基本達成共識，且到今天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解釋力，但這些觀點都是質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對比性分析，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和契機。隨著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劇，農村各利益群體政治心理的變化加快、異質性增強、多元化趨勢明顯，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及政治價值觀出現了較大的差異。［4］因此，要調適農民的政治心理、改造農民的政治行為，必須從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合理引導和規范農村的利益分化，減輕農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仇富”和“仇官”心態。為了深入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是否會對農民政治心理產生以及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進行了以問卷與訪談為主的實證調查。本次調查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11年3—7月分別在貴州省遵義縣與雷山縣、江蘇省張家港市三個地方的村莊所作的“村民社會資本、政治信任與鄉村治理績效”的正式調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蘇張家港市，貴州省貴陽市、遵義縣、息烽縣等地所做的補充調查。之所以選擇江蘇省的發達村莊和貴州省的欠發達村莊進行調查，是因為這兩個地區及其村莊分別是中國最發達的東部地區和最不發達的西部地區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巨大差距與其說是經濟差距，倒不如說是人文環境、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差距。為了使調查樣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強烈對比，調查時選取了這兩個省份。為此，正式調查時先對村委會成員進行了深入的訪談。在綜合村里的人口結構、政治面貌、貧富分化、學歷水平以及家庭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層隨機抽取了樣本家庭。為了避免同質性，從所抽中的每戶家庭中抽取一個成年人，他們構成了正式調查對象的最終樣本。正式調查時，三村各發放問卷110份。其中，遵義LL村最終回收有效問卷92份，江蘇YS村回收有效問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問卷43份①，合計235份。補充調查回收有效問卷73份，其中，江蘇YS村45份，貴州LL村28份。正式調查和補充調查的樣本量合計308份，其中，貴州省163份，江蘇省145份，調查樣本的背景變量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調查樣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漢族遠遠高于少數民族，學歷以初中及其以上為主，政治面貌以群眾為主，年齡以18～40歲的為主。上述數據表明，調查抽取的樣本是時下農村社會建設中的中堅力量。

二、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現實圖景:基于江蘇和貴州的對比分析

在同質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國家權力體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個體，人們的行為大都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集體行動成了個體行動的代名詞。因此，那時的個體大多數時候是國家權力體系的附庸，還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主體差異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義日益明顯與經濟主體日益分化的當下，主體的差異性也隨之產生。利益主體的差異性預示著當代社會中各階層的利益分化比較明顯。在當代中國，這種利益分化發生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層次如城鄉、地區、行業等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職工和階層之間。［5］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幾年農村的經濟利益分化問題越來越突出，但相關的定量研究卻屈指可數，主要可從農村階層分化的研究中窺知一二。對于農村階層分化的標準，學界的觀點主要有三種:一是以職業的差別作為衡量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陸學藝指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民已經分化為八個職業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階層。”［6］這些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為分層的主要標準，將不同收入的農民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三是以社會資源的擁有情況來分層。這種類型的劃分以毛丹和任強為代表，他們認為，在中國農村，社會資源分層比職業分層更有包容性和適用性，這里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人脈資源，但經濟資源是主要的資源。據此，他們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以下四類:上層(精英階層)、中上層(人階層)、中下層(普通村民)以及下層(弱勢群體)。［7］從上述分層依據不難看出，職業分層與收入分層有很大的關聯，職業分層甚至是以收入分層為基礎的，資源分層又以經濟資源為主。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劃分農民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還是收入水平和財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農民階層分化的重要指標，主要以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為衡量標準。財富存量是反映農民財產積累情況的指標，財富存量包括動產、不動產及貨幣儲蓄。由于農村市場發育不成熟，農民的財富積累情況應主要以現金存款、住房情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來衡量。這其中，最易于測量的是農民經濟收入狀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因此，本文以這兩個指標作為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據。首先看農民的收入狀況。由于農民的收入難以直接測量和統計，為了讓農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實數據，我們將農民的收入分為“農作物種植收入、養殖收入、打工收入、經商收入、政府補貼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項收入之和與家庭戶籍人數的比值。調查顯示，貴州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為5061元，江蘇農民的為20988.9元，初步統計，江蘇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貴州農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為分檔依據，分別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為農民人均年收入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據發現，江蘇和貴州農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較明顯，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卻大相徑庭。其中，貴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的2.8、3.1和3.8倍。與之相反，江蘇“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則呈倒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減少，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農民的5.9、6.2、124.5倍。可見，無論是江蘇農民，還是貴州農民，農村農民的經濟利益分化均是比較明顯的。至于江蘇和貴州農民利益分化呈現不同特點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觀念、歷史傳統、收入來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當然，家庭勞動力的多少也是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這一點，訪談時多位農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調查時貴州GP鄉某工作人員提到:“形成農村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的多少、家庭勞動力的有無和強弱。一個家庭有四至五個勞動力，另一個家庭無勞動力或勞動力弱智，勞動力無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維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給的低保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而四五個勞動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開生活開支，一個家庭每月的存款可達萬元，兩到三年這個家庭就變化大了，兩層房屋有了，車子有了，衣著各種高檔的東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這就是形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收入來源和家庭勞動力多少確實有密切的關系，勞動力越多的家庭收入來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為主，勞動力越少的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以傳統種養殖為主。這一點，我們的問卷調查可以證實。如表3所示。江蘇農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蘇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經商收入，二者合計占95．2%。而貴州農民的收入來源卻是收入較低的傳統種養殖收入，占45．4%，是江蘇農民的9.5倍;貴州以經商為主的農民比例僅有11．8%。再看農民的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本文調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費品，就賦值為1，如果沒有就賦值為0，家庭耐用品的擁有程度就等于這16種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擁有程度越高。為此，應以0.25為分檔依據，家庭耐用消費品分為低擁有、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四種類型。調查顯示，貴州農民以低擁有為主，比例高達65.4%，是江蘇農民的19.2倍，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的農民比例依次遞減，其中高擁有的農民比例為0。與之相反，江蘇農民的上述比例則逐次遞增，高擁有的農民比例達46.6%，接近一半。仔細分析發現，貴州農民擁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費品分別是電話、電視和洗衣機，分別占92.5%、83.5%和64.7%，而擁有健身器材、空調、汽車、攝像機、照相機等奢侈耐用消費品的比例幾乎為0。江蘇農民電話、電視、洗衣機和電冰箱的擁有率幾乎為100%，電腦、熱水器和空調的擁有率均在80%以上，擁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為14.9%，對貴州農民零擁有的汽車、照相機和攝像機，江蘇農民擁有的比例則分別為36.8%、52.9%和19.5%。數據和調查均表明:第一，江蘇和貴州農村內部存在明顯的經濟利益分化。在村莊內部，農業勞動者階層往往處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們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人數眾多;農民工階層處于金字塔的中間，他們是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以長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現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為主;村務管理者階層和自主經營者階層處于金字塔的塔尖，他們是農村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是農民中的權力擁有者和財富集中者，他們人數雖少，卻壟斷著農村大部分政治、經濟、文化和人脈資源，這些資源的差異是農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蘇和貴州農民在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程度上也存在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間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進一步補充。

三、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近年來，人們對農民政治心理變遷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當代社會，農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閉、單維走向獨立、自主、開放和多維，農民的政治態度由冷漠、情緒化走向理性，農民的政治意識由村民意識、臣民意識走向公民意識，農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競爭、權利、法治、效能等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盡管如此，農民的迷信和政治懷舊心理，政治參與的功利心理、盲從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賴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權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為如此，農民政治心理制約著我國現代民主政治生活，對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在參政主體、參政形式、參政時間、參政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等方面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表明農民政治心理的變遷對民主政治進程的作用不可小視，發展基層民主政治必須將農民培育為具有責任意識的現代公民。囿于指標的限制，下面擬從三個方面分析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