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起源范文10篇

1996年3月3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袁家榮教授撰寫的《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一文，全面介紹了湖南道縣玉蟾巖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出土文物情況。1998年9月20日該報又發表了張鎮洪教授等三人撰寫的《英德牛欄洞史老墩遺址發掘有重要收獲》一文，全面介紹了廣東英德牛欄洞、史老墩兩處古文化遺址出土文物情況。1999年12月，《英德史前考古報告》與《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同時出版發行，詳細介紹了牛欄洞、史老兩處遺址研究結果，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研究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學者們更高度重視。因為，玉蟾巖與牛欄洞距離較近，時代大體相同，稻作農業活動卻又相異，原因何在？本文僅就上述文獻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初步探討一下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幾個方面，以求方家指正。

一.玉蟾巖與牛欄洞、史老墩的時空位置

玉蟾巖遺址的存在時間，參照其附近文化性質相同的三角巖遺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計其年代當在12000年前。據實際碳14測定三個數據：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樹輪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間。牛欄洞遺址的存在時間，第一期為距今約12000-11000年；第二期為距今約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為距今約10000-9000年；后段為距今約9000-8000年(2)。由此可知，玉蟾巖基本上與牛欄洞同時而偏早，因為前者時間跨度僅2000年左右，后者時間跨度則有4000年之多。玉蟾巖在牛欄洞的前半段時間內。而牛欄洞的重要文化遺物出土于后半段時間內。因此，可以認為玉蟾巖文化早于牛欄洞文化。玉蟾巖遺址的空間位置在北緯25°30′，東經110°30′。位于南嶺山脈的北坡邊緣地帶。牛欄洞遺址的空間位置則在北緯24°20′34″，東經113°27′10″，位于南嶺山脈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巖的海拔約高出一倍。二者相差緯度1°9′66″，經度1°2′9″。從英德沿連江而上溯，穿過九嶷山區，由江華、江永進入道縣，南轉寧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一帶湘南地區。如果從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過騎田嶺區，由宜章、桂陽、郴州、桂東、汝城一帶湘南地區，再西往道縣，也是比較方便的。兩地直線距離約200公里左右，曲線距離也不超過400公里。按遠古人類的步行速度，幾天工夫即可到達。相互之間的遷徙與往來，并不是難事。

二.遺址堆積層對比分析

玉蟾巖遺址堆積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擾亂外，地層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質比較單純。地層變化復雜，縱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燒灰土與白色灰土相間的層序。橫向平面上通常呈間斷小塊的交錯土層堆積。自然堆積層次近40層。發掘了解到，遺址原始地貌西高東低，大石密布，人們最初進時，在參差的石縫間鋪墊碎石，擴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長期生活中，不斷地局部鋪墊灰白色、灰黃色石灰狀堆積。這種鋪墊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清理的生活遺跡主要為燒灰堆。這時無明顯的灶坑，只有地面燒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徑約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動物燒骨。較大的灰堆厚度可達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礫碎塊，可能作壓火保留火種之用。這種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因遺址西高東低，堆積物也表現為西高東低的狀況。西部堆積物混雜，顏色斑駁，文化遺物、燒火遺跡及白灰土鋪墊均集中于西部，說明西部是人們主要活動區。東部地層多呈顏色單純的斜平地層，富含碎骨，伴有較多的小螺，表現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積，局部積水。說明東部不是人們主要生活區，僅個別層面具有短時活動的跡象。

玉蟾巖洞穴較現代地面高約5米，洞口部分呈一寬敞的洞廳，寬約12～15米，進深6～8米。遺址堆積物主要分布在洞廳內。洞口朝向東南，洞廳陽光充足，可同時容納30人左右共同棲息。洞廳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氣流通而寒涼。洞前地勢平坦開闊，適宜人類生息繁衍。而其附近均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據道縣文物管理所所長告訴筆者，類似玉蟾巖的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全新世早期遺址還有上百個未發掘，它并不是孤立現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附近的三角巖遺存就是一證。

一、農業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這片莽莽大地是塊肥沃的田園。這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千萬年的故鄉。眾所周知，早在四五十萬年前，在北京周口店一帶就已經發現了猿人，叫“中國猿人”或“北京人”或“中國猿人北京種”。從古猿人到廣東曲江縣的“馬壩人”（介乎于猿與智人間的過渡人類），再到內蒙古的黃河套地帶的“河套人”（智人）及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真人），他們已經懂得制造和使用石器。他們用制造的石刀石錘，來與野獸像鹿、豹、熊、虎、土狼、野豬等搏斗，獵取食物。為了避免風雨等自然現象和野獸的侵害，群居于洞穴。古史稱“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整個舊石器時代的經濟是簡單的狩獵采集經濟，其特點是：（1）通過流動來保證資源供應；（2）通過分裂來緩解人口資源的壓力；（3）領土占有意識較弱；（4）強化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時代，先人們在石器的制造、捕獵能力等方面的技術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隨著獵物的不斷減少，人口的不斷增加，獵肉儲存困難以及季節變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能靠野生植物沖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久而久之，先人們就漸漸的嘗試保護、種植可食植物，來彌補肉食之不足。然而開啟了農作物種植之先河，這是一個比狩獵更艱辛、更漫長的過程。因此，中石器時代的“廣譜革命”是因生態環境和資源變化的影響，食物資源的絕滅、消失和遷徙迫使人類探尋新的生存資源。廣譜經濟的特點是：

（1）通過強化采集來保證食物供應；（2）增加勞力投入；（3）強化領土意識；（4）減少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人類借鑒動物覓食的習性和規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過嚴密組織、強化勞力投入、利用各種技術來開拓、利用和儲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時代是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轉變時期，是農業的發軔。究其原因，正如美國考古學家博賽洛普《農業發展的條件》（1965年出版）和美國考古學家科恩《史前期的糧食危機》（1977年出版）的論點：農業起源是對資源短缺和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

二、農業起源的發展階段。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經過人工篩選后成為栽培植物，該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變化不大。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成為先人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進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農業的興起。

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最早從理論高度闡釋農業起源的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分辨出8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它們是：中國（136種植物）、印度（117種植物）、近東（83種植物）、委內瑞拉高地（49種植物）、安第斯山（46種植物）和蘇丹—阿比西亞（38種植物）。中國的農業起源，一是以種植黍和粟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二是以種植稻谷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考古工作者通過碳十三與氮十五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選法等，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研究結果證實，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過對內蒙赤峰西遼河上游地區興隆溝遺址的研究，目前學術界認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鋪地黍或野糜子，這四種植物都是現今常見的田間野草。興隆溝遺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總之，農業起源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影響是使人口大規模的集聚，利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改造自然，促進社會結構向高層次演進。

參考文獻

一、西方農業起源研究主要范例的變化

農業起源作為人類學、民族學、生物學及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課題，已有150多年的歷史，并且在20世紀，成為了考古學研究的最主要的課題之一。該問題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時期的人文科學、考古學的研究范例的影響，分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60年代存在幾次大的轉變：20世紀初之前的文化進行理論影響下，主要研究農業在進化的文化階段上所處的位置及其對人類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影響；20世紀初到60年代主要在環境模式下研究農業起源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文化生態學等理論指導下不僅研究農業起源的過程，并且著重討論起源的動力機制問題。在每種范例之下，不同的學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說。

1．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

19世紀是進化論流行的時期，并且在人類的歷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獵者這種觀點已被廣泛地接受，因此這一時期主要討論的不是從食物采集到食物生產的轉變機制是什么、在何種情況下這種適應性轉變受到影響等問題，而是動、植物馴化哪一種最早出現、它們在進行的文化階段上所處的位置及各自的影響問題。⑴當時的許多學者認為動物馴養和游牧業先于植物栽培。摩爾根即在其《古代社會》中指出，東半球的畜牧業早于農耕業，農業種植更多地是源于馴養動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狩獵、放牧、農業三階段說是不可信的，它們指出有許多原始人群從事農業但不養家畜，因此許多學者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我們可以說農業的狀態不一定是從放牧中來、是放牧的一種延續，前者比后者表現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這一時期還有一種重要的觀點是認為放牧業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類型，游牧者與農耕者共存。

農業如何起源的具體問題，雖則較少有人關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兩人對農業生產的前提條件進行了開創性的總結：合適的氣候、土壤與植物物種，合適的居住模式，經濟上的需求等。這些條件幾乎涵蓋了以后農業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個多世紀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為基礎，對各個方面進行了細化和不同側重，因此這兩個人的所做的工作，是農業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農業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們的局限也是很明顯的：一是沒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幫助；二是僅注意到了人類對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紀初到60年代

一、農業起源是一種漫長的演化過程。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這片莽莽大地是塊肥沃的田園。這里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是中華民族千萬年的故鄉。眾所周知，早在四五十萬年前，在北京周口店一帶就已經發現了猿人，叫“中國猿人”或“北京人”或“中國猿人北京種”。從古猿人到廣東曲江縣的“馬壩人”（介乎于猿與智人間的過渡人類），再到內蒙古的黃河套地帶的“河套人”（智人）及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真人），他們已經懂得制造和使用石器。他們用制造的石刀石錘，來與野獸像鹿、豹、熊、虎、土狼、野豬等搏斗，獵取食物。為了避免風雨等自然現象和野獸的侵害，群居于洞穴。古史稱“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洪荒時代。整個舊石器時代的經濟是簡單的狩獵采集經濟，其特點是：（1）通過流動來保證資源供應；（2）通過分裂來緩解人口資源的壓力；（3）領土占有意識較弱；（4）強化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時代，先人們在石器的制造、捕獵能力等方面的技術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隨著獵物的不斷減少，人口的不斷增加，獵肉儲存困難以及季節變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只能靠野生植物沖饑，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久而久之，先人們就漸漸的嘗試保護、種植可食植物，來彌補肉食之不足。然而開啟了農作物種植之先河，這是一個比狩獵更艱辛、更漫長的過程。因此，中石器時代的“廣譜革命”是因生態環境和資源變化的影響，食物資源的絕滅、消失和遷徙迫使人類探尋新的生存資源。廣譜經濟的特點是：

（1）通過強化采集來保證食物供應；（2）增加勞力投入；（3）強化領土意識；（4）減少群體之間的食物分享。人類借鑒動物覓食的習性和規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過嚴密組織、強化勞力投入、利用各種技術來開拓、利用和儲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時代是利用經濟向農業生產經濟轉變時期，是農業的發軔。究其原因，正如美國考古學家博賽洛普《農業發展的條件》（1965年出版）和美國考古學家科恩《史前期的糧食危機》（1977年出版）的論點：農業起源是對資源短缺和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

二、農業起源的發展階段。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經過人工篩選后成為栽培植物，該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變化不大。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已經達到一定的規模，成為先人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進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農

業的興起。

三、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農業起源中心區之一。最早從理論高度闡釋農業起源的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分辨出8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它們是：中國（136種植物）、印度（117種植物）、近東（83種植物）、委內瑞拉高地（49種植物）、安第斯山（46種植物）和蘇丹—阿比西亞（38種植物）。中國的農業起源，一是以種植黍和粟兩種小米為代表的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二是以種植稻谷為代表的南方稻作農業起源。考古工作者通過碳十三與氮十五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選法等，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和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研究結果證實，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過對內蒙赤峰西遼河上游地區興隆溝遺址的研究，目前學術界認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鋪地黍或野糜子，這四種植物都是現今常見的田間野草。興隆溝遺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

總之，農業起源對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影響是使人口大規模的集聚，利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來改造自然，促進社會結構向高層次演進。

[摘要]學術界對農業發生原因的討論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但對晚期智人階段季節性饑荒在農業發生中的作用并未給予足夠重視。古氣候研究表明，在距今5～1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全球氣候比較寒冷，距今3萬年前的氣溫比現在低10℃左右，后來氣溫才逐漸回升。在寒冷氣候的影響下，晚期智人在冬季更難獲得食品，因此發生了季節性饑荒，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以人為食的悲劇，季節性饑荒迫使古人類馴化栽培植物和馴養動物以補給冬季食物的短缺。當初馴化的植物和馴養的動物可能多種多樣，經過不斷的比較和選擇，原始人類最終將種植畜養的重點確定在少數幾種動植物上，逐漸使之脫離野生狀態成為栽培植物和家養動物，如籽粒豐碩易于保存的植物和性情溫順的草食性動物，隨之他們也脫離了采集漁獵生活，進入了農業社會。這一變化過程是在晚期智人階段完成的，因此研究農業起源的時間起點不應局限于新石器時代，需要進一步上推，以舊石器時代晚期為宜。

[關鍵詞]晚期智人；季節性饑荒；農業起源

Studyon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undertheConditionofSeasonalFamine

Abstract：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havebeendiscussedforalongtime,butwedidn’tfocusourattentionontheroleofseasonalfamineintheprocessofagriculturaloriginduringHomosapiensstage.Theclimaticconditionofwholeworldwascolderthanthatinpresent,thereforeitbecomesmoredifficultytogetfoodandseasonalfamineoccurredyearbyyear.Thepressureofseasonalfaminecompelledhumantodomesticateanimalsandgrowthplantssothatprovidingfoodagainstcontinualhungry,especiallyinwinterseason.TheorigintimeofagricultureshouldbebackwardedtothelatePalaeolithicperiod,10000to50000yearsago.

KeyWords:Homosapiens；Seasonalfamine；AgriculturalOrigin

季節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貝克(J.R.Baker)研究鳥和動物的季節性飼養模式時提出的，[1]后來被用于遠古人類生活研究中。考古學、人類學方面的研究者開始利用季節性食物短缺術語描述史前時期人類生境惡化后的社會生活狀態，[1]災荒史研究者也將其納入研究視野去審視農業發生前的食物短缺問題，“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匱乏時許多原始的采集漁獵者就要遭受饑餓的沉重打擊。”[2]但是，人們對季節性食物短缺的時代變化、區域差別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還很不充分，特別是季節性饑荒的發生演變與遠古時期農業起源的關系迄今尚無論證研究，這是遠古社會生活史和農業起源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探討并解決的基本問題。遠古社會季節性食物短缺主要發生在氣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類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并走上了農耕生活的道路，季節性饑荒是農業發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節莫爾的農業烏托邦

莫爾（1478—1535）是十六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思想家。作為資產階級活動家的莫爾卻以其闡發的社會主義思想而名垂史冊，這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情。

托馬斯·莫爾屬于英國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一員，他于1478年2月7日誕生在倫敦一個富人家庭，父親約翰·莫爾曾擔任過英國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國法律的專家。莫爾兒童時代就學于倫敦的圣安托尼學校，掌握了當時學者們的國際語言——拉丁語。十三歲時，老莫爾將其托付給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當時英國著名的開明政治家，對科學、藝術和文學很有修養，使莫爾得以擴大知識面。1492年，莫爾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古典文學。牛津大學是當時英國研究人文主義的中心，許多人文主義者均產生于此。莫爾在人文主義思想熏陶下，成為一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與此同時，莫爾也受到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的思想影響，他把柏拉圖關于建立奴隸主貴族財產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勞動人民的平等要求，從中吸取了改造社會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爾的父親卻希望他去當法官，反對莫爾愛好古典東西。1494年，根據父親的意見，莫爾從牛津大學退學，轉入新法學院，攻讀法律。畢業后，莫爾進入了倫敦的律師界當律師。莫爾為人正直，處處為受害的訟者著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倫敦法律界享有頭等律師的名聲，嶄露頭角。1504年，年僅二十六歲的莫爾被選為國會議員。不久莫爾因在國會中反對英王亨利七世為公主婚禮向國會索取巨額補助款項，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脫離政治活動。他回到律師界，進一步研究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

1510年，莫爾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為倫敦市副執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爾才能出眾，辦事公正，博得了倫敦市民、商人的擁戴。1515和1516年，在英國商人的一再敦請下，英王先后委派莫爾出使尼德蘭和加來，調解英國同當地之間的商業糾紛。莫爾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經過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寫作了名著《烏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時的盧文城出版。《烏托邦》一書的問世，轟動了整個英國社會以至歐洲各國，不久陸續被譯成歐洲許多種文字。

莫爾的博學和政績，特別是《烏托邦》一書的出版，使他獲得很高的聲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爾為王室請愿裁判長。以后，莫爾擔任過副財務大臣、下議院議長，并獲得爵士稱號。1529年莫爾被任命為大法官（類似首相的職務）。莫爾雖然已經成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沒有改變在《烏托邦》中所表達的政治觀點。莫爾反對亨利八世為了擴大王權、掠奪教會財產所推行的英國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辭去大法官的職務，以示對抗。1534年，莫爾堅決拒絕宣誓承認英王在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倫敦塔。英王還利用總檢察官做假證人，檢舉莫爾說過“國會無權宣布亨利八世為教會最高首腦”的話。法庭根據這個誣告，判決莫爾死刑。1535年7月6日，莫爾在倫敦塔監獄被處死，終年五十七歲。

（一）農業的起源

1.農業起源理論

農業的起源是農業考古學的重點研究課題，西方的學術界對農業起源問題異常重視，早在18世紀就開始接觸這個問題，19世紀就有一些學者從人類學史的角度進行探索。到了20世紀，由于考古學的發展，特別是在近東發現了許多早期農耕遺址，從而使農業起源問題引起更多學者的重視，紛紛提出各種假說，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農業起源問題上，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的貢獻很突出。他首先將農業的產生作為區分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的標準，而不是傳統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為主要標志，并將農業的誕生稱之為新石器革命，認為其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與近代的產業革命相比而毫不遜色。從而使考古界對農業起源問題更加重視，在考古發掘中更加主動自覺地搜集有關農業起源的信息，并對起源的原因進行各種探索。

西方有關農業起源問題主要有下列幾種假說：

(1)綠洲說

1996年3月3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袁家榮教授撰寫的《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一文，全面介紹了湖南道縣玉蟾巖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出土文物情況。1998年9月20日該報又發表了張鎮洪教授等三人撰寫的《英德牛欄洞史老墩遺址發掘有重要收獲》一文，全面介紹了廣東英德牛欄洞、史老墩兩處古文化遺址出土文物情況。1999年12月，《英德史前考古報告》與《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同時出版發行，詳細介紹了牛欄洞、史老兩處遺址研究結果，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研究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學者們更高度重視。因為，玉蟾巖與牛欄洞距離較近，時代大體相同，稻作農業活動卻又相異，原因何在？本文僅就上述文獻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初步探討一下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幾個方面，以求方家指正。

一.玉蟾巖與牛欄洞、史老墩的時空位置

玉蟾巖遺址的存在時間，參照其附近文化性質相同的三角巖遺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計其年代當在12000年前。據實際碳14測定三個數據：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樹輪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間。牛欄洞遺址的存在時間，第一期為距今約12000-11000年；第二期為距今約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為距今約10000-9000年；后段為距今約9000-8000年(2)。由此可知，玉蟾巖基本上與牛欄洞同時而偏早，因為前者時間跨度僅2000年左右，后者時間跨度則有4000年之多。玉蟾巖在牛欄洞的前半段時間內。而牛欄洞的重要文化遺物出土于后半段時間內。因此，可以認為玉蟾巖文化早于牛欄洞文化。玉蟾巖遺址的空間位置在北緯25°30′，東經110°30′。位于南嶺山脈的北坡邊緣地帶。牛欄洞遺址的空間位置則在北緯24°20′34″，東經113°27′10″，位于南嶺山脈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巖的海拔約高出一倍。二者相差緯度1°9′66″，經度1°2′9″。從英德沿連江而上溯，穿過九嶷山區，由江華、江永進入道縣，南轉寧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一帶湘南地區。如果從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過騎田嶺區，由宜章、桂陽、郴州、桂東、汝城一帶湘南地區，再西往道縣，也是比較方便的。兩地直線距離約200公里左右，曲線距離也不超過400公里。按遠古人類的步行速度，幾天工夫即可到達。相互之間的遷徙與往來，并不是難事。

二.遺址堆積層對比分析

玉蟾巖遺址堆積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擾亂外，地層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質比較單純。地層變化復雜，縱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燒灰土與白色灰土相間的層序。橫向平面上通常呈間斷小塊的交錯土層堆積。自然堆積層次近40層。發掘了解到，遺址原始地貌西高東低，大石密布，人們最初進時，在參差的石縫間鋪墊碎石，擴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長期生活中，不斷地局部鋪墊灰白色、灰黃色石灰狀堆積。這種鋪墊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清理的生活遺跡主要為燒灰堆。這時無明顯的灶坑，只有地面燒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徑約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動物燒骨。較大的灰堆厚度可達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礫碎塊，可能作壓火保留火種之用。這種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因遺址西高東低，堆積物也表現為西高東低的狀況。西部堆積物混雜，顏色斑駁，文化遺物、燒火遺跡及白灰土鋪墊均集中于西部，說明西部是人們主要活動區。東部地層多呈顏色單純的斜平地層，富含碎骨，伴有較多的小螺，表現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積，局部積水。說明東部不是人們主要生活區，僅個別層面具有短時活動的跡象。

玉蟾巖洞穴較現代地面高約5米，洞口部分呈一寬敞的洞廳，寬約12～15米，進深6～8米。遺址堆積物主要分布在洞廳內。洞口朝向東南，洞廳陽光充足，可同時容納30人左右共同棲息。洞廳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氣流通而寒涼。洞前地勢平坦開闊，適宜人類生息繁衍。而其附近均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據道縣文物管理所所長告訴筆者，類似玉蟾巖的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全新世早期遺址還有上百個未發掘，它并不是孤立現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附近的三角巖遺存就是一證。

[摘要]學術界對農業發生原因的討論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但對晚期智人階段季節性饑荒在農業發生中的作用并未給予足夠重視。古氣候研究表明，在距今5～1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全球氣候比較寒冷，距今3萬年前的氣溫比現在低10℃左右，后來氣溫才逐漸回升。在寒冷氣候的影響下，晚期智人在冬季更難獲得食品，因此發生了季節性饑荒，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以人為食的悲劇，季節性饑荒迫使古人類馴化栽培植物和馴養動物以補給冬季食物的短缺。當初馴化的植物和馴養的動物可能多種多樣，經過不斷的比較和選擇，原始人類最終將種植畜養的重點確定在少數幾種動植物上，逐漸使之脫離野生狀態成為栽培植物和家養動物，如籽粒豐碩易于保存的植物和性情溫順的草食性動物，隨之他們也脫離了采集漁獵生活，進入了農業社會。這一變化過程是在晚期智人階段完成的，因此研究農業起源的時間起點不應局限于新石器時代，需要進一步上推，以舊石器時代晚期為宜。

[關鍵詞]晚期智人；季節性饑荒；農業起源

Studyon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undertheConditionofSeasonalFamine

Abstract：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havebeendiscussedforalongtime,butwedidn’tfocusourattentionontheroleofseasonalfamineintheprocessofagriculturaloriginduringHomosapiensstage.Theclimaticconditionofwholeworldwascolderthanthatinpresent,thereforeitbecomesmoredifficultytogetfoodandseasonalfamineoccurredyearbyyear.Thepressureofseasonalfaminecompelledhumantodomesticateanimalsandgrowthplantssothatprovidingfoodagainstcontinualhungry,especiallyinwinterseason.TheorigintimeofagricultureshouldbebackwardedtothelatePalaeolithicperiod,10000to50000yearsago.

KeyWords:Homosapiens；Seasonalfamine；AgriculturalOrigin

季節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貝克(J.R.Baker)研究鳥和動物的季節性飼養模式時提出的，[1]后來被用于遠古人類生活研究中。考古學、人類學方面的研究者開始利用季節性食物短缺術語描述史前時期人類生境惡化后的社會生活狀態，[1]災荒史研究者也將其納入研究視野去審視農業發生前的食物短缺問題，“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匱乏時許多原始的采集漁獵者就要遭受饑餓的沉重打擊。”[2]但是，人們對季節性食物短缺的時代變化、區域差別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還很不充分，特別是季節性饑荒的發生演變與遠古時期農業起源的關系迄今尚無論證研究，這是遠古社會生活史和農業起源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探討并解決的基本問題。遠古社會季節性食物短缺主要發生在氣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類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并走上了農耕生活的道路，季節性饑荒是農業發生的主要原因。

一、中西方原始農業：不同的地理環境和農業文明類型

如果把歷史的視野指向遙遠的古代的話，就會發現，中國和歐洲的農業文明的一個顯著的區別是，中國的農業是一種原生型農業文明，即是一種在本地土生土長的農業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時又是農業繁榮地；歐洲的農業文明則是一種外來型、傳播型農業文明，它的農業文明是由西亞地區傳播而來的（注：徐旺生：《農耕的起源和傳播對中西早期文明發展的比較研究》，《農業考古》1997年1期。）。這兩種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應的自然條件，決定了中國和西方農業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歐洲的農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現與西亞的農耕的擴展有著密切聯系，這一點已為考古發現所證實。西亞農業向北傳播中，由于歐洲既適合于畜牧又適合農耕，因此農業傳播出現了先傳播馴養畜牧技術后傳播種植技術的前后兩次傳播過程（注：徐旺生：《農耕的起源和傳播對中西早期文明發展的比較研究》，《農業考古》1997年1期。）。

歐洲文明的基礎產業——農業的特征是在發展馴養和畜牧的基礎上逐漸發展種植業，并且種植業首先是由滿足牲畜飼料而發展起來的，由于主營畜牧業的習慣，因此農耕的擴展并非一下子就從西亞迅速傳遍全歐洲，而是緩慢傳播。根據研究者的測算，歐洲早期農耕推進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擴展的平均速率為25公里，農耕向歐洲腹地傳播持續了大約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黃其煦譯：《歐洲早期農耕擴展速率的測量》，《農業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在農業沒有傳播到歐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歐洲人從事的是畜牧業，后來才開始接受種植。恩格斯根據雅利安人亦即印歐人，先是從事畜牧，后來又在畜牧的基礎上引進了種植業的歷史，得出了農業的產生是為了給牲畜提供飼料的結論，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頁）。

顯然恩格斯的這一結論不是農業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適合于早期的歐洲，而不適合于亞洲。在亞洲，種植不是為了滿足牲畜的飼料需要而產生的，而是為了給人類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國人則過著定居農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