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經濟范文10篇

不斷刷新的成績單已經明確無誤地表明歐盟經濟在2006年從長期疲軟走進了上升周期的轉折點，也使長期環繞在其周身的各種唱衰言論失語遁形。然而，由于許多正常和非正常因素的干擾，歐盟經濟試圖保持今日的亢奮狀態似乎還應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告別“歐洲病夫”

對于過去5年的經濟生態，相信任何一個歐洲人都不想去回憶：低增長率、高失業率和大國赤字嚴重超標等等。日益壯大中的歐盟板塊顯得是那么地無力與蒼白。不過，負重的歐盟經濟肌體并沒有被困難所擊倒，在歷經了艱辛的掙扎之后，終于迎來了大病初愈的時節。

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報告顯示，2006年，整個歐盟地區的經濟增長達到了2.8%，高于2005年的1.7%，歐元區的經濟增長也達到2.6%，高于上年的1.4%。這不僅是歐盟和歐元區6年以來的最高年度增長，也是它7年來追近美國、日本年增長率的首次記錄。今非昔比，如此樂觀的結果當然讓被美日等國嘲笑為“歐洲病夫”的歐洲國家好不解氣。

其實讓歐洲人高興的并不只是GDP。資料表明，整個2006年，歐盟地區的通貨膨脹并沒有出現明顯的變化，核心通脹指數一直在歐洲央行規定的2%的目標之下；經濟敏感指數在過去的一年中上升了0.6個百分點；全年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3.0%。

歐盟國家嚴重的失業問題是被歐洲老百姓和國際輿論廣泛詬病的話題。幸運的是，借助經濟上行的力量，失業人口快增的趨勢如今已經得到了明顯的鉗制或者開始好轉。歐洲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止到2006年年底，歐元區的失業率下降到了7.7%，整個歐盟地區的失業率下降到了7.8%，如果分別與各自18個月前的10%和9%相比，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2007年至2008年間，歐盟將產生600萬個就業崗位，增長步伐幾乎相當于之前3年間的兩倍。

一、歐盟安全戰略的特征

在目前的國際關系語境中，“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國家戰略。由于歐盟并非國家，“歐盟的安全戰略”似乎并不存在。

不過，本文認為，無論是民族國家或者作為超國家與政府間合作混合體的歐盟，兩者制定戰略的目的、采用的手段以及相關戰略出臺的流程基本一樣，討論歐盟的安全戰略是可行的。

歐盟安全戰略同樣也存在狹義和廣義兩種不同的界定。狹義上的歐盟安全戰略指的是歐盟2003年出臺的《歐盟安全戰略》（“ASecureEuropeinabetterworld：EuropeanSecurityStrategy”，簡稱ESS），這也是迄今為止歐盟發表的唯一的安全戰略。廣義上的歐盟安全戰略指的是歐盟所有為了保障歐盟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另外還包括體現在各種措施和手段背后的安全指導思想。歐盟安全戰略體現在歐盟出臺的各種政策法規中，也體現在歐盟的共同立場、聯合聲明、聯合行動中。換言之，歐盟的安全戰略不僅僅包括各種具體的文本政策，它同樣體現在歐盟處理對外關系的各種法律、法規，甚至包括各種外交工具的實施規則和創立的目的等各個方面。

二、歐盟經濟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

歐盟作為超國家和政府間組織的混合體，在對外經濟領域兩種不同性質的安全行為主體都參與了歐盟經濟議題的安全化進程。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歐盟有數個機構成為歐盟經濟安全戰略的安全行為主體，但是由于歐盟本身并沒有自有的經濟體系，因此，作為一個組織機構的歐盟不具備經濟安全議題。換言之，歐盟經濟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實際上只是對眾多成員國經濟安全的威脅，體現的是成員國對經濟安全的認知，歐盟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本質上是眾多成員國眾多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的交集。哥本哈根學派指出，外部供給暢通與否是國家經濟安全主要的存在性威脅，盡管歐盟成員國在經濟結構和自然資源方面存在諸多的差異，但是它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關注能源的供給，能源安全（主要是生化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氣等）成為當前歐盟最主要的存在性威脅。

一、歐盟安全戰略的特征

在目前的國際關系語境中，“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國家戰略。由于歐盟并非國家，“歐盟的安全戰略”似乎并不存在。

不過，本文認為，無論是民族國家或者作為超國家與政府間合作混合體的歐盟，兩者制定戰略的目的、采用的手段以及相關戰略出臺的流程基本一樣，討論歐盟的安全戰略是可行的。

歐盟安全戰略同樣也存在狹義和廣義兩種不同的界定。狹義上的歐盟安全戰略指的是歐盟2003年出臺的《歐盟安全戰略》（“ASecureEuropeinabetterworld：EuropeanSecurityStrategy”，簡稱ESS），這也是迄今為止歐盟發表的唯一的安全戰略。廣義上的歐盟安全戰略指的是歐盟所有為了保障歐盟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另外還包括體現在各種措施和手段背后的安全指導思想。歐盟安全戰略體現在歐盟出臺的各種政策法規中，也體現在歐盟的共同立場、聯合聲明、聯合行動中。換言之，歐盟的安全戰略不僅僅包括各種具體的文本政策，它同樣體現在歐盟處理對外關系的各種法律、法規，甚至包括各種外交工具的實施規則和創立的目的等各個方面。

二、歐盟經濟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

歐盟作為超國家和政府間組織的混合體，在對外經濟領域兩種不同性質的安全行為主體都參與了歐盟經濟議題的安全化進程。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歐盟有數個機構成為歐盟經濟安全戰略的安全行為主體，但是由于歐盟本身并沒有自有的經濟體系，因此，作為一個組織機構的歐盟不具備經濟安全議題。換言之，歐盟經濟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實際上只是對眾多成員國經濟安全的威脅，體現的是成員國對經濟安全的認知，歐盟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本質上是眾多成員國眾多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的交集。哥本哈根學派指出，外部供給暢通與否是國家經濟安全主要的存在性威脅，盡管歐盟成員國在經濟結構和自然資源方面存在諸多的差異，但是它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關注能源的供給，能源安全（主要是生化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氣等）成為當前歐盟最主要的存在性威脅。

近期，在次貸危機、全球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以及歐元匯率上升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歐盟經濟減速的壓力明顯增加。尤其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受三大需求走弱、房價下跌、物價上升的沖擊，以及部分國家金融脆弱性等因素影響，歐盟經濟將會明顯回落。今明兩年歐盟經濟將面臨低速增長的考驗。

經濟表現波動不止

近年來，歐盟處于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自主增長能力明顯增強。2007年歐盟27個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8%，其中歐元區15國的增長率為2.6%，分別比2002～2006年的年均增長率高出0.8個百分點和1.0個百分點。

因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歐盟和歐元區經濟活力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下降。去年第四季度歐盟環比經濟增長率為0.5%，比第三季度下降0.3個百分點。但今年一季度又有所回升。據歐盟統計局估算，一季度歐盟經濟增長率比上季度增長0.7%，比去年第四季度的環比增速高出0.2個百分點。可見，去年四季度以來，歐盟經濟表現波動不定。

過去兩年來，受新成員國陸續加入等因素的影響，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也有所擴大，即便是在歐元區內部，各國間的增長差異也在拉大。西班牙、愛爾蘭、芬蘭、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經濟增長率超過歐元區的平均水平，法國和德國經濟增長處于歐元區的平均水平，意大利的增速明顯偏低。

今年3月，歐盟經濟增長明顯差于前兩個月。其中工業產出、商品零售額以及對外貿易逆差等均比2月份有所減緩，表明在整個歐盟內部工業生產、居民消費、凈出口等都較2月份呈現疲軟狀態。受投資品和耐用消費品降幅較大等的影響，3月份歐盟經季節調整后的工業產出比2月份下降0.1%，而2月份歐盟工業產出比上月上升0.4%。3月份經工作天數和季節調整后的歐盟商品零售額增長率比2月份下降0.7%和0.4%。歐盟統計局7月23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歐盟的經常項目逆差為265億歐元，大大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73億歐元。

一、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歐盟經濟模式的討論可以上追至19世紀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當時，德國由于產業革命進行較晚，工業基礎薄弱，敵不過英國工業品的強力競爭。而經濟學論壇上占主導地位的思潮是以英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為主要內容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貿易觀點，德國學者李斯特從德國工業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實際情況出發，指出了英國古典學派自由貿易觀點具有世界主義的根本缺陷以及不重視各個特定國家的發展階段和各自特殊利益的傾向，從而必然以世界范圍的經濟學來代替國家主義的經濟學，為了給本國指明發展民族工業和取得權力的道路，李斯特用德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同英國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相對抗，用德國的實際來同英國的理論相對抗。

由此初步形成了實行保護主張的德國經濟發展模式和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經濟模式。

二戰結束后，受馬歇爾計劃的推動，歐盟經濟進入了平穩增長、社會和諧的30年“黃金時期”（“trenteglorieuses”,1945年至1975年）。一般來說，政界和學界通過回顧歐盟經濟成功發展歷程，總結出了兩種經濟模式，即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模式”和英國、愛爾蘭為代表的“盎格魯模式”。[1]“大陸模式”在主張市場競爭的同時，強調有序競爭和社會責任，主張高稅收高福利。“盎格魯模式”則主張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強調市場競爭，反對市場壟斷，不主張國家過多干預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或者說，兩種經濟模式回歸到經濟學的主題之一，即公平與效率（equityandefficiency）孰為先的問題。“大陸模式”更多地關注社會公平，而“盎格魯模式”則更多地看重市場效率。

意大利學者TitoBoeri、比利時學者AndréSapir、英國金融時報經濟評論員MartinWolf等西方學者對“大陸模式”又進行了具體細分，即“大陸模式”包括“日耳曼模式”（Nordic）、“萊茵河流域模式”（Rhineland）和“地中海模式”（Mediterranean）[1][2][3]。如果加上上述的“盎格魯模式”，歐盟經濟則可以劃分為四種模式，即“日耳曼模式”、“萊茵河流域模式”、“地中海模式”和“盎格魯模式”。

二、研究思路與方法

自1975年中歐建立外交關系以來，歐盟對華政策的演變總體上對發展中歐經貿關系是越來越有利的。1978年中國和歐共體簽署了第一個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同時成立了中歐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并于1985年5月在原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中歐貿易和經濟合作協定》，雙方同意在工業、農業、科技、能源、交通運輸、環保、發展援助等領域開展合作，對合作生產、合資經營、合作開發、技術轉讓、金融合作、技術援助、人員培訓與交流等各種合作提供便利和促進。歐盟隨后所有的對華經貿政策都是在1985年文件的基礎上發展和深化的，雖然在這個過程中也經歷了一些曲折。

1989年之后的幾年，歐共體單方面中斷與中國的高層往來、軍事合作、政府貸款和合作項目，使得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和阻礙，但自1992年起，由于中歐政治關系大體恢復，中歐經貿關系也開始了新一輪的發展。1995年7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中歐關系長期政策》，強調要同中國全面發展政治、經濟和貿易關系，明確表示歐盟與中國應建立長期合作關系以保證自實現雙方共同的目標。這是歐盟有史以來制定的第一個對華關系長期發展戰略，它不僅是對1985年協定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歐盟對華戰略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對中歐經貿關系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1996年11月，歐盟委員會又公布了《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將歐盟對華長期政策進一步具體化，再次強調歐盟對華政策的全面性、獨立性和長期性，表示要進一步促進雙方在經貿、科技、發展援助等領域內的交流與合作。1998年3月25日，歐盟委員會公布了《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文件，要求把中歐雙邊政治經濟關系提高到歐美、歐日的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國盡早加入世貿組織等，并于2000年9月發表了關于執行1998年文件的報告。

為了使歐盟更加卓有成效地執行1998年確定的對華政策和追求歐盟與中國關系長遠目標的實現，歐盟委員會在2000年報告的基礎上又于2001年5月提交了《歐盟對華戰略：1998年文件執行情況和促進歐盟政策更為有效的未來步驟》文件，制訂了具體務實的中短期目標：在國際社會中與中國進一步接觸，其中關于政治和全球性問題的對話格外重要；支持中國在法治和尊重人權的基礎上轉變為開放的社會，這是歐盟與中國關系的核心；使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這對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具有重大意義，也是全面深化歐盟與中國的關系的關鍵；更好地利用歐洲現有資源支持與中國的交往；正確利用現代技術，擴大歐盟在中國的影響力。2002年3月，歐盟發表《國家戰略報告：中國》，繼續強調1998年和2001年歐盟對華文件所確定的對華政策目標，并進一步明確了對華合作的三個重點領域。第一，通過機構強化與能力建設、人力資源開發與構建穩健的商業法規框架以及促進私人部門的知識訣竅與技術的轉移來確保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進程的可持續性；第二，通過提供知識和專業技能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協助中國謀求環境保護、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更好的平衡；第三，鼓勵良好治理，促進法治、民主與經濟、社會、政治與公民權利的履行以及強化構成市民社會網絡的結構與進程。

一、利益訴求

與任何國家的對外經貿政策一樣，歐盟對華經貿政策的變遷也反映了歐盟對發展中歐經貿關系的利益訴求以及這種利益訴求的動態變化，此外，歐盟1995年后的對華經貿政策中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歐盟試圖促進中國與歐盟的制度趨同，這在發展政策中體現得極為明顯；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歐盟對華總體政策越來越積極，而指導經貿實踐的具體政策措施則越來越苛刻。

（1）出于歐盟經濟利益需求

[內容提要]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聯盟（EMU）推動下，歐元已取代歐元區的各國貨幣，這對于歐盟經濟和世界經濟都構成巨大的影響。本文側重研究EMU對歐盟經濟的影響，對這種影響的分析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展開，其中宏觀性經濟影響主要以相關的爭論為主線，微觀性經濟影響主要考察對企業的影響效應。

[關鍵詞]EMU歐盟經濟影響

AnAnalysisonEconomicEffectsofEMUtoEU

(DepartmentofFinance,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TianjinAcademyofSocialScience,Tianjin300191)

Abstract:DuringtheincorporationofEurope,EuropeanEconomicandMonetaryUnionhasanimportanteffectonitsmembers.Inthispaper,weanalysistheeconomiceffectsofEMUtoEuropeUnion.Theresearchoutspreadsfromthemicroeconomicleverandmacroeconomiclever.

Keywords：EMUEUEconomicEffects

一、歐盟區域經濟合作的成功經驗

1.完善的機構設置，為跨界治理提供制度基礎

當今世界組織間網絡合作的成功典范莫過于歐盟的區域合作。在縱向上，歐盟區域合作的組織體系形成了超國家、國家、跨境區域、地方等多個等級層次，實現了各個層次的權利平衡和利益表達機制的暢通。就橫向看，歐盟的區域協調組織名目繁多，在整個區域合作政策的制定、執行和反饋過程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日益彰顯出公共部門、私營機構與第三部門的“合力”作用。在這些組織群體中，區域協會、銀行、利益團體、政策聯盟、政黨、公共輿論等形成幾股重要的力量。這一系列區域合作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一套穩固的制度基礎。

歐盟是一個“特殊政體”，一種遠遠超過國際組織，但又不符合聯合國國家思想的政治體制。這一“特殊體制”顯示了歐盟在協調跨界行政主體方面的能力，其能力是由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目標和工具以及執行政策目標和運用政策工具的組織形式所構成。歐盟共有5個主要機構，歐洲理事會、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其他重要機構還有歐盟審計院、歐洲中央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區域委員會、歐洲警察局和歐洲軍備局等。

2.堅實的法律基礎，保證了合作組織與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政策是行為主體制定的，而且還需要由行為主體來運用，行為主體制定和運用政策工具還要有相應的合法性。因此，組織機構及法律框架構成了歐盟經驗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是歐盟的法律基礎，它規定了歐盟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以及政策行為主體的組織架構。根據這個法律，歐共體的行為主體形成了主要由歐洲委員會、部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及區域委員會等組成的組織架構。歐盟的區域合作取得的重要進展，與其合作的法治文化和健全的法制規則是分不開的。無論是在起初的《歐共體共同體條約》還是在后來的《歐盟條約》中，區域合作法制化的思想一以貫之。歐盟及成員國各級政府非常重視對法律法規的制定，且文本內容非常詳細，操作性很強。據歐盟官員介紹，在廣泛征求意見基礎上形成的規劃和法律法規文本，能夠充分反映企業、居民和政府的意愿，并能使企業、居民和政府有章可循，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歐盟各項政策實施的每一方面和每一步都遵循嚴格的定義、規范和量化標準，以保證政策實施的科學性、高效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由定義、規范和標準構成的機制指導援助決策可以避免長官意志，避免地方與決策機構間的糾紛，以及避免由此造成的決策拖延，同時也有可以鏟除腐敗的根源。

[摘要]信息技術發展推動美國經濟呈現出“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的現象被成為新經濟。按照新經濟對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的貢獻度量，歐盟的新經濟比美國落后5年，對其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為此，歐盟已經從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教兩個方面入手，先后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勞動力市場改革計劃等，大力發展新經濟，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或超過美國的水平。

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2000年3月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開的歐盟首腦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共同制定了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復興的“里斯本戰略”，主要內容就是在未來10年內，即到2010年把歐盟建成“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世界上最有競爭力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大背景下，歐盟經濟十分不景氣，主要表現就是經濟陷入“。滯脹”的困境，同時伴生一系列的社會矛盾。“里斯本戰略”的提出，旨在增強歐盟經濟的活力與競爭力，提升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縮小與美國經濟的差距。然而這一戰略的實現卻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阻礙。

目前，歐盟地區是世界上社會保障體系最為完善的地區，社會保障模式屬于典型的“普救式”，內容豐富，種類齊全，水平普遍較高，社會成員的生老病死、失業、退休、入學、住房等均有相應的社會保障，而且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可以普遍享有，有些成員國更是有高福利國家的美稱。這種社會保障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促進了歐洲的經濟發展，保持了社會穩定，保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平。雖然戰后歐洲許多國家都有過工人罷工，有時斗爭還相當激烈，但總的看來，福利國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勞資矛盾及階級矛盾，使歐盟各國保持了長期的社會穩定。因此，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成為歐洲發展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歐洲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然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這樣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卻成為制約歐盟經濟快速發展的絆腳石。

第一，高福利、高稅收導致公共開支巨額增長，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歐盟國家的稅收普遍較高，各類社會組織交納的稅收是社會保障金的主要來源，社會成員個人收入的30％左右也要用于交納各種保險金和稅款，像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個人所得稅的平均稅率更是在43％—61％之間。如此高額的稅率形成了兩個負面作用：一是高稅收成為外資進入、流通的壁壘，阻礙了資本的流動和進入；二是造成歐盟各國自己的企業和資本紛紛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即使是公民個人也為了逃避高額稅收而將個人的資金轉向其他低稅的國家，導致歐盟各國乃至整個經濟體的資本流失。同時，社會福利等公共支出的過度膨脹，超出了國家經濟的負擔能力，損耗了國民經濟的“元氣”，一方面降低了儲蓄率、投資率；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費、財政赤字，形成滯脹并存的局面。

第二，項目繁多的社會保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利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發展的能力大大削弱。歐盟一些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大多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0％以上，在某些方面已經達到了可承受的極限，而且隨著各國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保障支出仍呈不斷攀升的趨勢。目前法國社會保障的總支出已經達到了1萬億法郎。過多的財政支出，一些國家出現了政府投資行為大幅減少，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經濟低增長的必然后果；這又反過來影響社會公眾個人的利益，使政府稅收銳減，陷入投資少、增長慢、稅源少、稅收減、支出大的經濟發展“怪圈”。以英國為例，龐大的社會保障開支同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爭奪有限的資金，國民收入中本可以用于發展經濟的那部分資金，正以社會福利的形式被消費掉，影響了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削弱了擴大再生產的基礎。

第三，高額的失業救濟金導致許多勞動者寧可賦閑在家也不愿意從事低工資低收入的工作，“自愿性失業”成為歐盟許多國家和政府解決不了的一大社會問題。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就是較高的失業救濟金使失業者仍能依賴政府津貼度日，客觀上助長了不少人的惰性。據最新統計，目前英國不工作而靠政府津貼為生的單親父母大約有100萬，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靠政府“長期病號”津貼為生者達175萬人，法國有180萬人靠失業救濟金生存，所以歐盟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是“養懶漢”的制度。人們參加工作的所得在納稅后，同不參加工作而從社會保障制度中獲取的各種形式的津貼之間的差距不大，嚴重影響了人們參加工作的積極性，同時造成大批專業人才的外流。

第四，福利費用的增長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使勞動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以德國為例，企業主除了支付工人名義工資外，還必須支付工人的保險費等工資外的附加費用，每支付1馬克工資差不多就要多付86芬尼的工資附加費。德國的勞動力成本、價格幾乎是世界最高的。勞動力價格昂貴不但使勞動力的轉業、流動相當困難，同時，勞動力成本在產品消耗成本中所占比重上升，導致產品價格的上漲，削弱了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