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效應范文10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區域金融各地區總體運行平穩，金融改革不斷深入，區域金融發展更趨協調，金融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分別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2.2萬億元、12.7萬億元、12.6萬億元和5.4萬億元。與此同時，我國的區域金融發展水平也不斷提高，各地區存款平穩增長，貸款保持較快增長，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區域之間仍然存在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因而，在貫徹落實“總量平穩、結構優化”的要求基礎上，提高區域金融服務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能力，以實現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這種背景形勢，本文收集了中國1997～2013年衡量東、中、西、東北四大經濟區域31個省市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評價指標值。并基于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基礎，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通過對固定效應模型參數的估計，具體分析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由此，提出強化區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進區域金融、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文獻綜述

1.國外的文獻綜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國外學者對相關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因而理論體系相對比較成熟。熊彼特（1912）從銀行和信用的角度說明金融在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認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于企業家的創新，而企業家的創新離不開銀行信用的創造，并且指出運行良好的銀行通過鑒別那些能成功地開發新產品和新生產方法的企業家，為其提供信貸從而刺激技術的進步，間接促進經濟的增長。帕特里克（1966）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提出兩種模式，即“需求跟隨型”和“供給引導型”，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供給引導型”模式較為普遍，而到了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呈現出“需求跟隨型”模式。麥金農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認為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應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內生凸性增長模型（AK模型）研究穩定狀態下金融發展主要通過影響社會的儲蓄率、資本的配置效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比例等途徑實現對經濟增長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選取金融中介規模、銀行信貸規模以及私營企業獲取的信貸規模三個指標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并對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進行控制，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從國外研究的文獻可以看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而經濟增長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金融的發展。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為我國國內學者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支撐。

2.國內的文獻綜述。國內學者對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從區域金融支持區域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發展的非均衡性這兩個角度對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問題進行研究。關于區域金融支持區域經濟增長的研究方面，張企元（2006）通過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三大區域金融（貸款）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并且中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最大。同時，在分析金融調控（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控）對區域差距影響的基礎上，得出縮小區域金融發展差距有賴于結構性的金融調控。胥嘉國（2006）基于隨機效應模型分析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和影響，結果表明，區域金融發展無論是在量的增長上還是在質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同時工具變量法（IV）估計結果進一步說明，金融發展在質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擴張更有助于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楊圣奎（2010）選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我國1990～2008年間區域金融支持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區域金融發展對地區經濟的支持存在較大差異，并進一步證實在金融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存在通過金融發展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趙本福等人（2013）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1998～2010年30個省市的區域經濟增長與金融支持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從長期看，我國金融支持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穩定的均衡關系，金融支持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而從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同方向的影響。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研究方面，趙偉、馬瑞永（2006）運用泰爾指數測度方法對我國1978～2001年間中國區域金融增長差異進行了分析,并對總體差異進行了分解。結果表明，1978～1991年區域金融增長差異迅速上升，之后呈現下降的趨勢，整體表現出類似于經濟發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說”的特征，并指出我國區域金融增長差異主要來源于區域間金融增長差異。李敬、冉光和、孫曉鐸（2008）運用基尼系數、Theil指數和對數離差均值對我國1978～2004年金融發展的省際差異、東中西金融發展差異和城鄉發展差異進行了全面的度量，并運用R/S方法對區域金融發展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區域金融發展的差異主要源于城鄉發展的差異，區域間金融發展差異一直位于高位狀態，并且從未來的變動趨勢來看，區域間金融發展差異在未來總體上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田菁（2011）從部門和整體這兩個角度考察了中國區域金融發展的現狀，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發展雖然穩定但整體市場化程度不高，區域金融差異顯著表現在金融發展的總量上，因而有針對性地提出關于區域金融發展的政策建議。通過以上文獻梳理表明：我國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存在密切的關系，區域金融的發展支持區域經濟的增長。但由于各區域金融發展存在非均衡性，導致區域金融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不同。本文嘗試從區域金融規模、區域金融效率、區域金融結構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國區域金融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支持效應。

摘要：本文探討了參與次區域經濟合作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所組成的動力機制。

關鍵詞：次區域經濟合作邊界效應邊界動力機制

次區域經濟合作是不同國家兩側、地理相鄰的一部分地區間跨國界和跨國境的經濟合作，在地理范圍上主要涉及國家邊界兩側較小范圍。所以，與普遍意義的經濟合作相比，這種方式受國家邊界效應的影響強烈。邊界效應對經濟合作的影響是一種動力機制，邊境區相互合作的經濟行為體構成了弱化邊界屏蔽效應增強中介效應的動力機制，對合作動力機制的分析為我們深入研究次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途徑。

一、邊界效應的雙重性

邊界是兩個經濟地域系統的分界線,是國家對外經濟貿易政策的集中體現,國家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以及邊界兩側基礎設施的不配套、海關規制的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加之信息傳輸的障礙,使其限制了跨邊界生產要素、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它也是國家間經濟交往的接觸面,由邊界所帶來的經濟合作的機會,使邊界兩側區域經濟交往具有天然優勢。對此我們將邊界效應概括為“屏蔽效應”和“中介效應”。

1.屏蔽效應。在著名經濟學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變量是屏蔽效應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單獨解釋46%的屏蔽效應。其中,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交易的頻率是屏蔽效應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認為,環境的不確定性來自于經濟行為體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說,經濟行為體收集與決策有關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選擇是不可能的,而這主要是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善性。從邊界屏蔽效應來看,跨邊界信息的傳遞往往比一國內要困難的多,它阻礙了邊界一側經濟行為體對另一側信息的獲得,比如,市場信息、合作方的資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對稱性。此外,經濟交往中主體的數量越多,不確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嚴重,交易的障礙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邊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應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國家邊界往往是不同語言、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的分隔線。

摘要：本文探討了參與次區域經濟合作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所組成的動力機制。

關鍵詞：次區域經濟合作邊界效應邊界動力機制

次區域經濟合作是不同國家兩側、地理相鄰的一部分地區間跨國界和跨國境的經濟合作，在地理范圍上主要涉及國家邊界兩側較小范圍。所以，與普遍意義的經濟合作相比，這種方式受國家邊界效應的影響強烈。邊界效應對經濟合作的影響是一種動力機制，邊境區相互合作的經濟行為體構成了弱化邊界屏蔽效應增強中介效應的動力機制，對合作動力機制的分析為我們深入研究次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途徑。

一、邊界效應的雙重性

邊界是兩個經濟地域系統的分界線,是國家對外經濟貿易政策的集中體現,國家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以及邊界兩側基礎設施的不配套、海關規制的不同、語言、文化的差異,加之信息傳輸的障礙,使其限制了跨邊界生產要素、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它也是國家間經濟交往的接觸面,由邊界所帶來的經濟合作的機會,使邊界兩側區域經濟交往具有天然優勢。對此我們將邊界效應概括為“屏蔽效應”和“中介效應”。

1.屏蔽效應。在著名經濟學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變量是屏蔽效應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單獨解釋46%的屏蔽效應。其中,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交易的頻率是屏蔽效應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認為,環境的不確定性來自于經濟行為體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說,經濟行為體收集與決策有關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選擇是不可能的,而這主要是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善性。從邊界屏蔽效應來看,跨邊界信息的傳遞往往比一國內要困難的多,它阻礙了邊界一側經濟行為體對另一側信息的獲得,比如,市場信息、合作方的資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對稱性。此外,經濟交往中主體的數量越多,不確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嚴重,交易的障礙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邊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應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國家邊界往往是不同語言、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的分隔線。

一、文獻綜述

貨幣政策區域效應主要研究貨幣政策效應的空間非對稱性，即貨幣政策沖擊在異質性國家或地區的傳導及對真實經濟活動的影響，屬于最優貨幣區理論(TheoryofOptimalCur－rencyArea)的研究范疇。最早研究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學者是Scott(1955)，雖其研究的本意不在此，但他的研究引申出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貨幣政策區域效應。蒙代爾(1961)首次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這一理論為本世紀初歐洲貨幣聯盟的成立提供了理論支持。此后，以“最優貨幣區”理論為框架來研究貨幣政策區域效應成為主要研究方法。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歐元區和美國。如Taylor、Dornbusch等探討了單一貨幣政策在歐盟各成員國內執行效果上的差異，Gerald和DeFina則對美國48個州的數據進行分析，表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產生區域效應。

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駱玉鼎等從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出發，根據“最優貨幣區”標準，認定當前的中國不是優貨幣區，因此，貨幣政策應適當區域化。還有一些學者，或從區域間經濟差異性出發，如耿同勁采用經濟計量學方法，如宋旺和鐘正生等，證明了統一的貨幣政策效果確實存在區域性差異，貨幣政策有實行區域化的必要。而孫天琦則認為貨幣政策不可輕言區域化，但是部分內容可以探索差別化。

二、理論框架和變量選擇

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差異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地區差別密切相關。貨幣經濟學理論認為產生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三大渠道分別是利率、信貸和匯率。由于目前我國利率非完全市場化，匯率改革時間不長。因此，本文僅研究信貸渠道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影響。信貸渠道可以分為資產負債表渠道和銀行貸款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傳導過程可表述為：貨幣政策工具(貨幣供給量)↑(↓)→利率↓(↑)→企業凈現金流和資產價格↑(↓)→企業凈價值↑(↓)→銀行貸款數量↑(↓)→投資↑(↓)→產出↑(↓)。銀行貸款渠道的傳導過程可表述為：貨幣政策工具(貨幣供給量)↑(↓)→(金融機構的可貸款數量↑（↓)→信貸規模↑(↓)→投資↑(↓)→產出↑(↓)。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資產負債表渠道的關鍵在于貨幣政策的變動影響了市場利率，從而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因此，該渠道起作用類似于利率渠道，基于與前文同樣的理由，本文將不予探討。

根據銀行貸款渠道的傳導路線，本文選取的變量是：狹義貨幣供應量M1、信貸規模L、固定資產投資I和產出Y(即國內生產總值GDP)。鑒于數據的可得性，選取1990－2006年各省市相應變量的年度數據，原始數據均來自《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一、引言

貨幣政策區域效應差異是指不同地區面對統一的貨幣政策沖擊時，在反應程度和時滯上的差異。統一貨幣政策在執行效果上產生地區性差別，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地區差別密不可分。理論認為產生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三大渠道分別是利率渠道、信貸渠道和匯率渠道。在利率的敏感性方面，Luigi等人指出不同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對產出的比例不同，比例越高的國家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就越高。在銀行信貸渠道理論的實證研究方面，Kashyap和Stein發現，銀行體系主要由小銀行組成的國家。其貨幣政策執行的銀行信貸傳導效果更強于主要由大銀行組成的國家。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于則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對各地區企業信貸可得性的不同影響導致了各地區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存在較大的差異：宋旺和鐘正生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貸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導致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主要原因。

二、模型建立和數據說明

本文依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6月的《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對大陸31個省份劃分為8個區域。變量的選擇如下：

選取金融機構年末貸款余額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這主要是考慮到目前我國的信貸渠道仍然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途徑。

選取人均真實GDP作為區域產出指標。原因在于真實GDP是測度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指標。

所謂利率投資效應是指利率變動對投資作用的效應,或者說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應程度。無論是脈沖響應中投資變量對利率沖擊的響應和累積響應,還是方差分解中利率對投資變量的貢獻率,都可以得出我國利率投資效應在東、中、西、東北部存在較為顯著的區域差異這一結論。根據利率投資效應作用機理,該效應在現實經濟社會中的表現有三個因素必須考慮,一是產業構成因素,也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在整個產業中的比例情況,不同產業對資金需求有著很大差別,其對利率的敏感性也不相同;二是企業性質因素,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對于融資成本的反應是有差別的;三是金融格局因素,不同的金融格局決定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它具體包括銀行結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結構。

一、產業組成結構

我國產業組成結構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從我國各區域三次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在該區域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看,第一產業在西部地區占比最高,中部其次,東北部第三,東部地區最低;第二產業占比情況剛好相反,從高到低依次是東部、東北部、中部、西部;其中中部和西部第二產業在該區域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低于50%。

從產業組成結構的另一方面主導產業狀況來看,我國東西部情況也存在明顯的不同。主導產業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或者工業化不同發展階段中出現的影響全局的、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能通過其前后相關聯與旁側關聯帶動整個經濟增長的產業部門。一般把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超過5%的產業視為主導產業。我國東部地區的主導工業狀況與西部有著明顯的不同。西部的主導產業類型偏向于基礎性的產業,特別是能源、冶金和化工產業,其特征是對資源的高度依賴。東部的主導工業類型則更為豐富,偏向于各類裝備制造業,對資源的依賴程度比較小。

在分析區域產業組成結構差異是否是利率投資效應區域差異產生原因之一時,必須先明確不同的產業其利率投資效應的表現情況是否不同,對這一問題,可通過建立VAR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研究利率投資效應在三次產業間是否存在差異。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金融機構短期農業貸款余額”作為第一產業投資情況的考察變量,以“金融機構短期工業貸款余額”與“金融機構短期建筑業貸款余額”的加總來考察第二產業的投資情況,以“金融機構短期商業貸款余額”代表第三產業的投資情況。選取1983-2007年相關數據為樣本。為剔除價格影響,將這三組數據除以1983年為基期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得到實際貸款額的時間序列變量,記為第一產業RL01,第二產業RL02,第三產業RL03。為避免波動,將這些數據進行對數調整,將對數變換后的時間序列變量記為第一產業LNRL01,第二產業LNRL02,第三產業LNRL03。選取與前文相同的“實際貸款利率”作為利率變量,記為RR,形成利率的時間序列變量。

本文將每個省級區域看成是一個DMU,借助DEAP2.1軟件包,運用Malmquist生產力指數模型,求得各省級區域1998)2010年期間的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和各構成部分的變化情況(表1),并將Malmquist全要素生產力指數(TFP)分解為科技進步指數(TP)與技術效率變化指數(TE),其中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又可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PTE)和規模效率指數(SC)即,TFP=TP@TE,TE=PTE@SC。從表1可見,在研究期內全國經濟增長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僅在1998)1999年、2000)2001年、2009)2010年3個時間段大于1,其余大多數時間段小于1且波動較大,年均增長-2.94%,其變化是科技進步指數與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共同作用的結果。全國經濟增長的技術效率變化指數12年來一直在原有的基礎上徘徊,年均下降0.60%,而技術進步指數卻年均下降2.26%。這說明技術進步指數對全國經濟增長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貢獻較大,而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對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貢獻不明顯。與此同時,科技進步的增長率為負值并不是指科技退步,而是指科技進步的增長速度變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科技發展的現狀。即雖然我國的整體科技實力獲得顯著增強,科技進步為經濟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不排除科技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過度依賴外來技術與資金所導致的/自主知識產權瓶頸0等問題,整體上仍需進一步挖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本文將技術效率變化指數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圖1)。由圖1可見,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在純技術效率指數與規模效率指數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近似于/W0波浪型的變化趨勢。純技術效率指數與規模效率指數分別在2001)2002年、2005)2006年、2006)2007年3個時間段達到較低水平,兩者相互耦合使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在這3個時間段分別達到了波谷底端;而在2003)2004年、2004)2005年、2007)2008年3個時間段,由于純技術效率指數與規模效率指數都處于相對峰值水平,因此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在這些階段也處于高位。研究期內,純技術效率指數的均值為0.9969,規模效率指數的均值也為0.9969,兩者在保留四位有效小數的情況下達到了一致。這說明全國經濟增長的純技術效率指數與規模效率指數都存在改進的空間,未來經濟發展應更加注重改進生產技術,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提高科技資源利用效率,從而達到技術最優化的目的。通過Malmquist生產力指數模型可得到31個省級區域經濟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測算結果(表2)。該指數大于1,表示樣本研究期間經濟發展效率水平提高;該指數小于1,表示經濟發展效率水平下降;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大于1,表示研究期間技術效率提升,反之表示下降;技術變動指標大于1,表示樣本期間技術進步,反之表示技術進步惡化;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都是從投入產出層面講的生產技術效率和生產規模效率。通過表2可見,研究期內31個省級區域經濟增長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均值為0.9699,表明在整個考察期間,各省級區域的經濟增長效率有所下降。將其進行分解,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的均值分別為0.9934與0.9763,這說明技術進步的變動是帶動省級區域的經濟增長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31個省級區域中只有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海南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大于1,其中增長最快的是上海市(1.0892),這主要是由于這些省區的技術進步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海南雖然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但是其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而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分別是我國環渤海經濟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個經濟增長引擎的核心與龍頭區域,是典型的高投入、高產出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猛,技術市場相對成熟,科技成果市場化速度較快,技術轉化與科技發展的各方面環境與體制機制日臻成熟,科技資源的高投入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從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與規模效率變化指數來看,研究期內各省級區域的均值分別為0.9968與0.9967,都比較接近1。在規模效率變化指數方面,除河北、上海、江蘇、湖北、湖南、寧夏、浙江、四川這8個省級區域大于1外,內蒙古、廣東、海南這3個省級區域等于1,其余地方的規模效率變化指數均小于1。這說明大部分省級區域科技資源配置對經濟增長還沒有形成一定規模效應,因此未來應逐步加大科技資源的投入力度。在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方面,各省級區域的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與規模效率變化指數相類似,除天津、上海、江蘇、重慶、青海、新疆6個省級區域大于1,河北、內蒙古、山東、河南、廣東、海南、西藏7個省級區域等于1之外,其余地方的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均小于1。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值不高,相對效率較穩定,/追趕效應0不明顯,說明現有的科技資源配置管理模式客觀上不能與省級區域經濟增長效率的提高相適應。

本文利用Malmquist生產力指數通過全國31個省級區域1998)2010年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科技資源要素投入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¹同產業結構調整一樣,技術進步也可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研究期內,全國經濟增長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變化是技術進步指數與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共同作用的結果。技術進步指數對全國經濟增長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貢獻較大,而技術效率變化指數對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貢獻不明顯,并且它在純技術效率指數與規模效率指數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近似于W波浪型的變化趨勢。º在不同的省級區域,科技資源要素的投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同,大部分省市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處于下降階段,技術進步的變動是帶動省級區域的經濟增長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各省級區域的純技術效率變化指數與規模效率變化指數歷年均值都小于1,這說明無論是從純技術效率變化角度還是從規模效率變化角度來看,都有必要改進現有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從而使區域經濟的發展真正能夠做到創新驅動、轉型發展。

本文作者：陳曉麗李恒范斐工作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1智慧旅游簡介

“智慧旅游”是在“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智慧地球”是為了實現主體間互動的高效性，推動全世界的智能化發展，以便為人類社會帶來更理想的發展契機;“智慧城市”是通過多網融合，物、人間的互聯、互通、互感，實現數據的高效組合，提高城市創新發展水平。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設是推動“智慧地球”發展的基礎，而“智慧旅游”則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所謂“智慧旅游”，指的是在旅游體驗、行業發展及管理等方面，充分運用信息技術，包括信息處理、物聯網、云計算、智能化數據挖掘等技術，深入發掘和優化整合旅游資源的新型旅游形態。智慧旅游的核心即借助云計算技術，基于云架構，將龐大的旅游資源信息加以整合，采用云服務方式為管理人員、游客、涉旅企業、開發商等提供便捷、高效的旅游服務功能。就“智慧旅游”系統而言，其包括“一心”、“兩端”、“三網”，其中“一心”指的是云計算的中心，即旅游信息數據庫;“兩端”指的是旅游信息服務端、客戶使用端;“三網”指的是互聯網、物聯網、移動通訊網。

2智慧旅游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

2．1智慧旅游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依據

國內外研究與實踐結果顯示，發展智慧旅游，對于旅游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經濟拉動均具有顯著的影響，其理論與實踐依據如下。

2．1．1智慧旅游為區域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

一、我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重要性及其實證

(1)狹義信貸渠道。此渠道強調的是銀行在信貸市場上舉足輕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來說明：在標準的IS-LM模型中，IS曲線表示商品市場均衡，廠商投資是通過債券市場融資完成的。而在現實經濟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等問題，債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銀行貸款，有些企業是銀行貸款的依賴者，所以廠商的投資需求不但和債券利率負相關，也受到銀行的信貸資金的約束，這樣標準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線就變成了CC(商品和信貸)曲線。當緊縮的貨幣政策實施時，銀行體系的準備金便會減少，這不但使貨幣數量減少，LM曲線上移，而且使銀行信貸量減少，進而使得廠商投資需求減少。也就是說，此時CC曲線也要下移，從而使經濟活動會比標準模型有更大幅度的放緩。關于信貸渠道的重要性，最有力的說明是Bernanke(1983)對大蕭條有影響力的研究。他認為僅用貨幣因素來解釋大蕭條的深度和持久性是“數量不充分”的，而金融體系的崩潰(1930年到1933年期間半數的美國銀行倒閉，金融市場出現全球性的暴跌)才是至關重要的原因。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通過研究發現，當銀行貸款下降時，商業票據的發行增加，這表明緊縮性貨幣政策確實能夠減少貸款的供給，從而證明了銀行貸款渠道的存在。已有文獻也證明，在其他國家和其他時期信貸供給比貨幣供給與經濟行為之間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BernankeandJames，1991；Schreft，1990)。(2)廣義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資產負債表渠道，主要由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們認為同樣是由于在信貸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為了減少道德風險，銀行發放貸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業有一定的“凈值”——企業擁有的流動性資產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資產的加總。此“凈值”的多少與外部融資支付的溢價成反比，凈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為外部融資所付出的溢價，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資的需求量，從而影響企業的消費和投資。此渠道也被稱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導向而引致的利率變化效應被宏觀放大。其傳導機制如下：中央銀行實施緊縮性政策→貨幣供給減少→利率上揚→企業凈現金流入減少，同時可用于抵押的資本品價值縮水→企業的“凈值”減少→企業獲得銀行信貸的自身條件惡化→外部融資成本加大→其投資性支出下降。

在西方發達經濟國家，信貸渠道只是眾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一種，利率渠道、財富渠道和匯率渠道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對于我國經濟而言，由于當前經濟規模和外向度較小，財富渠道和匯率渠道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即使利率渠道這個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最重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在我國作用也不明顯①，銀行信貸渠道則是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渠道。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直接融資不發達，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資本主要來自于銀行，國內信貸占GDP的比重遠遠超過歐美國家，銀行信貸量的變化對我國企業的活動有著很大的影響。周英章、謝振聲(2002)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銀行信貸渠道是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渠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03)也認為貸款增長比貨幣增長更能解釋經濟波動。在此基礎上，本文利用面板數據模型，通過對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1986年～2003年度的GDP和信貸量數據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信貸量對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影響程度。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GDP表示第i個地區第n年的GDP數據；LOAN表示第i個地區第n年的信貸量數據，i=1，2，3；n=1，2，……，18。1986年～2003年各省名義GDP數值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1986年～1998年金融機構貸款數據來源于《新中國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98年～2003年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年鑒》。由于兩者統計口徑不一致，本文按照1998年度兩個數據口徑的差異程度，把1998年～2003年的貸款數據進行了調整。物價指數采用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的GDP平減指數，并把它換算成以1986年為定基的物價指數。這樣就得到各省的實際GDP數值和金融機構實際貸款量。按照官方分類，2003年前，東部地區包括廣東、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河北、福建、天津、遼寧、海南11個省市；中部包括河南、湖北、山西、湖南、安徽、江西、黑龍江和吉林8個省；西部有四川、陜西、云南、重慶、廣西、新疆、內蒙古、甘肅、貴州、寧夏、青海、西藏12個省市；合計相應省份數據得到各地區數據。

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后，模型的擬合效果很好，回歸方程高度顯著，各系數值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系數值也比較大，東部地區為10.14，中部地區1.11，西部地區僅為0.82。所以可以肯定地說，貸款對不同地區GDP影響的差異比較大，其中東部最為明顯，西部最不明顯。

二、1998年～2006年我國貨幣信貸的特點

摘要：增長極的發展能夠帶來擴散效應。擴散效應的發生主要通過區域內產業關聯的帶動和經濟環境改善的推動。“哈大齊工業走廊”的建設在短期內產生的擴散效應并不明顯，長期內將會帶來較強的擴散效應。大力發展外圍地區農牧產品加工工業，加快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開拓渠道促進人才流動，建立有效的融資體系可以促進“哈大齊工業走廊”產生的擴散效應。

關鍵詞：擴散效應；增長極；哈大齊工業走廊

增長極理論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各地區紛紛制定了經濟發展規劃，力圖打造區域增長極來帶動經濟發展。學術界對極化效應的著述較為豐富，對擴散效應的研究則較少。雖然打造區域增長極能夠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會帶來地區間發展差距擴大的問題，從而對區域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一、擴散效應的發生機制

（一）增長極概述

根據法國經濟學家佩魯的理論，由主導產業中的創新企業在某些大城市進行聚集而形成的產業之間密切協作關系是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這些企業通常是位于城市中心，具有生產、貿易、金融、信息、運輸、服務和決策等多種功能，就像一個“磁極”，能夠對周圍地區的生產要素產生吸引作用，同時也能將自己的生產要素擴散到周圍地區，從而既促進自身的經濟增長，又推動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佩魯將這樣的“磁極”成為增長極。增長極包含了兩方面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工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的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分別指增長極對周圍區域生產要素的吸引作用和擴散作用。前者容易造成核心地區與周圍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后者使得增長極的發展能夠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2]。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是同時并存的復合過程。在經濟開始起飛的初級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當經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擴散效應占主導。關于生產要素，筆者認為，不應僅包括資本、勞動力和科學技術，還應包括信息、制度和文化習俗等更廣義的范圍，它們共同作為擴散效應的載體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