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遷移范文10篇

80年代以來，從不同學科研究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現。作為經濟和社會雙重轉型條件下的重大現實問題，中國近年來的快速城市化以及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的遷移和流動，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由此也決定了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和發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

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但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經過早期以數量型為主的迅速發展后，現在是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進行回顧與總結的時候了。本文將對1978至1998年中國(大陸)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專題研究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的資料進行回顧和總結，資料來源主要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口學》專題②，根據標題中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另外也補充了一些《人口學》專題中沒有收錄的論文，由于遷移研究、特別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眾多學科，以及檢索手段的不完備，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歡迎指正。

一、關于人口遷移研究的簡要回顧

從7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人口科學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由宏觀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決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人口再生產方面，有關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很少見，只有一些介紹國外人口遷移狀況和政策的資料零星散布于各類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口遷移特別是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遷移調配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從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動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關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改革的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顯化及其轉移問題開始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并逐步向相關問題和學科擴展，形成跨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強化了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對人口流動問題的關注，從80年代中期起，我國東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繼開展了流動人口調查。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調查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為遷移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料支持。進入90年代以來，政策研究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繼續對80年代后期開始對社會形成強烈沖擊的“民工潮”展開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特色。

仇為之(1981)發表的“對建國以來人口遷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檢索到首篇對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從1981到1983年，檢索到的遷移和流動研究論文僅有5項。從1984年開始，遷移和流動研究開始迅速發展：1984年檢索到11篇論文，1985年為22篇，1988年成為遷移和流動研究的一個高潮，有41篇論文。1995年形成一個新高潮，論文達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個階段：1981至1987年為起步階段，這一階段遷移和流動方面的資料極其缺乏，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論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規模的調查，但這一階段為后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專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編的《中國人口遷移》較系統地總結了建國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遷移活動，包括邊疆地區的開發型移民、水庫移民、自流人口問題等。胡煥庸等(1984)編著的《中國人口地理》和孫敬之(1987)主編的《中國人口》叢書，都有專門章節討論人口遷移，為之后的人口遷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資料基礎。李德濱(1987)的《黑龍江移民概要》總結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發或組織遷入黑龍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價值。1988到1995年為人口遷移研究大發展階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現，初步確定人口遷移和流動研究的框架地位。這一階段的大發展，??搜Э品⒄溝淖隕硪?笸猓?褂屑阜矯嫻撓欣?蛩兀閡環矯?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加強，要求學術界對此問題開展專門研究；另一方面資料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主要如《中國人口》叢書，戶籍遷移統計資料的整理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鎮遷移調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動人口調查”，以及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都為遷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礎(莊亞兒1995)。綜合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的研究如李夢白等(1991)對大城市流動人口狀況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和分析；楊云彥(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抽樣數據對人口遷移狀況作了較詳實的分析；彭勛等(1992)從理論上探討了人口遷移的學科體系。1996年以來是人口遷移研究開始走向深入的階段，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的擴張已經明顯緩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創新、國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從研究內容上看，其覆蓋的內容廣泛。其中，主要可分為三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為對遷移進行綜合性研究的論文，約占總數的37%，包括全國或地區性人口遷移的狀況、過程、流向及其結構特征，遷移的一般理論與方法等內容；第二部分為對人口流動、暫住人口、“民工潮”等課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這?徊糠質?孔疃啵?頰甲蓯??7%，其中相當部分是對流動人口管理、包括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提出的設想和建議等；第三部分為專題研究，包括環境移民、開發移民、水庫移民、婚姻遷移、跨國遷移和流動等，這一部分約占16%。

80年代以來，從不同學科研究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①的成果迅速涌現。作為經濟和社會雙重轉型條件下的重大現實問題，中國近年來的快速城市化以及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的遷移和流動，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等多方面正在并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由此也決定了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口和發展研究方面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

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但在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經過早期以數量型為主的迅速發展后，現在是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進行回顧與總結的時候了。本文將對1978至1998年中國(大陸)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專題研究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問題的資料進行回顧和總結，資料來源主要依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人口學》專題②，根據標題中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另外也補充了一些《人口學》專題中沒有收錄的論文，由于遷移研究、特別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眾多學科，以及檢索手段的不完備，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歡迎指正。

一、關于人口遷移研究的簡要回顧

從7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人口科學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由宏觀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決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人口再生產方面，有關人口遷移和流動的研究很少見，只有一些介紹國外人口遷移狀況和政策的資料零星散布于各類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口遷移特別是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遷移調配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從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動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關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村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改革的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顯化及其轉移問題開始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并逐步向相關問題和學科擴展，形成跨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動人口的劇增強化了政府部門和科研機構對人口流動問題的關注，從80年代中期起，我國東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繼開展了流動人口調查。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調查了中國人口遷移的狀況，為遷移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資料支持。進入90年代以來，政策研究部門和學術研究機構繼續對80年代后期開始對社會形成強烈沖擊的“民工潮”展開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帶有濃厚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特色。

仇為之(1981)發表的“對建國以來人口遷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檢索到首篇對當代中國人口遷移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從1981到1983年，檢索到的遷移和流動研究論文僅有5項。從1984年開始，遷移和流動研究開始迅速發展：1984年檢索到11篇論文，1985年為22篇，1988年成為遷移和流動研究的一個高潮，有41篇論文。1995年形成一個新高潮，論文達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個階段：1981至1987年為起步階段，這一階段遷移和流動方面的資料極其缺乏，研究理論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論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規模的調查，但這一階段為后期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專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編的《中國人口遷移》較系統地總結了建國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遷移活動，包括邊疆地區的開發型移民、水庫移民、自流人口問題等。胡煥庸等(1984)編著的《中國人口地理》和孫敬之(1987)主編的《中國人口》叢書，都有專門章節討論人口遷移，為之后的人口遷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資料基礎。李德濱(1987)的《黑龍江移民概要》總結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發或組織遷入黑龍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價值。1988到1995年為人口遷移研究大發展階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現，初步確定人口遷移和流動研究的框架地位。這一階段的大發展，除了學科發展的自身要求外，還有幾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加強，要求學術界對此問題開展專門研究；另一方面資料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主要如《中國人口》叢書，戶籍遷移統計資料的整理和，中國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鎮遷移調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動人口調查”，以及1987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都為遷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礎(莊亞兒1995)。綜合利用相關資料進行的研究如李夢白等(1991)對大城市流動人口狀況進行了較全面的總結和分析；楊云彥(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抽樣數據對人口遷移狀況作了較詳實的分析；彭勛等(1992)從理論上探討了人口遷移的學科體系。1996年以來是人口遷移研究開始走向深入的階段，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的擴張已經明顯緩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創新、國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學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從研究內容上看，其覆蓋的內容廣泛。其中，主要可分為三大組成部分：第一部分為對遷移進行綜合性研究的論文，約占總數的37%，包括全國或地區性人口遷移的狀況、過程、流向及其結構特征，遷移的一般理論與方法等內容；第二部分為對人口流動、暫住人口、“民工潮”等課題進行研究的成果，這一部分數量最多，約占總數的47%，其中相當部分是對流動人口管理、包括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提出的設想和建議等；第三部分為專題研究，包括環境移民、開發移民、水庫移民、婚姻遷移、跨國遷移和流動等，這一部分約占16%。

［提要］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以江西省為例，對中國歷史時期內四次大規模人口遷移：永嘉、安史、靖康三次戰亂導致的人口南遷和明清時期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進行研究，分析其與江西儒學、宗教、商業、方言等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及傳播之間的聯系，得出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的影響規律。

［關鍵詞］人口遷移；文化發展；文化傳播；江西文化；歷史人口南遷

人口遷移始終伴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出現，其出現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受自然災害、戰爭動亂、人地矛盾等因素的影響，百姓為謀求更好的生存環境而自發地向相對宜居的地區遷移；二是統治者為實現各地區的均衡發展，穩固政權而強制或引導人口向密度低的地區遷移。人口的遷移與區域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人口的定居使地區文化產生，而人口的流動又將文化帶入其他地區，形成兩地文化的交流與沖突、碰撞與融合。在古代信息傳遞不便的時期，較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文化傳播的影響尤為明顯。江西歷史上發生了四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人口數量從初期的少量，經過多次人口的遷入后逐漸增多至飽和，再向外遷出，最后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伴隨著歷次人口遷移，江西地區文化發展經歷了啟蒙與興起、高速發展、達到鼎盛和向外輸出四個階段，由此印證古代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

一、江西史上人口遷移與文化發展概況

江西處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先秦時期屬吳、楚兩國交界處，有“吳頭楚尾”之稱，因其遠離政治中心，人口較為稀少。自秦漢時期始，江西地區有少量外部人口遷入，但人口密度仍遠低于中原。西晉永嘉之亂后，北方大量人口南遷，江西北部作為遷入地之一，人口有了較大增長。唐中后期，江西人口數量在全國已居中等水平，此后的安史之亂和北宋靖康之恥導致的兩次大規模北人南遷使得江西人口數躍居全國前列。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地矛盾日益凸顯。南宋時，江西人口開始向江淮、兩湖地區遷移，而南宋末年的元軍南侵又促使了江西人口向廣東、福建遷移。自明朝初期至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移民活動中，江西上千萬人口向西遷移，進入湖廣、四川等地。先秦至明初，江西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其主要增長原因為三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導致北方移民遷入江西。而三次人口的輸入對江西文化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永嘉之亂前，江西人口數量少，且多為百越之民，時常發生的“山越暴動”表明當時的江西還處于相當落后的階段，與中原高度發達的文化相距甚遠。東晉政權的建立以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大大改善了江西文化發展水平，儒家思想的普及，佛、道宗教的發揚使得江西地區與中原文化接軌，江西進入發展的起步階段，由曾經的“尚為邊郡”“制羈縻蠻越”之地轉變為“南開六道，通途五嶺，北導長江，亦一都會也”。安史之亂至五代十國期間的人口南遷則將江西文化從兩晉隋唐的興起階段推進至高速發展階段，書院的產生對江西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到了北宋末年，靖康之恥導致的人口南遷將江西的文化發展推向了頂峰，眾多江西籍文人名士的涌現一直延續至明清。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甚至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宋末元初，江西人口達到頂點，元軍的南下促使人口向外輸出，廣東客家民系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形成。而明初的“江西填湖廣”移民運動中，江西人口大量外流，江西文化也隨著眾多的人口向外傳播。

二、人口流入帶來江西文化的興起

一、人口遷移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

1、區域經濟發展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人口遷移受到多重因素影響，但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在其中無疑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發達區域對人口吸引力以及落后區域對人口的推出力共同作用，導致了人口的遷移。大規模的中西部人口流向東部，進一步促進了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而在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的影響下，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反過來又進一步吸引了大量中西部人口。在東部地區繼續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勞動力不足。

2、人口遷移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人口遷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但是，人口遷移究竟能否促進遷出地與遷入地共同發展，目前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有觀點認為人口往發達地區遷移，為發達地區提供了充足、廉價的勞動力，為其城鎮化節約了成本，而在遷出地，由于人口的流出，可能會產生負面影響。但是，這種負面影響遠小于對東部遷入地區的正面影響。因此，總體來看是有益的。也有觀點認為人口遷移會對遷入地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大量的人口遷入使地區人口劇增，城市住房、交通、環境、能源等方面帶來巨大的壓力，還會導致人口分布失衡以及計劃生育管理難度的上升。從對遷出地的影響看，人口遷移不利于農業發展，并且加快了農村老齡化速度。

二、人口遷移存在的問題

1、人口與經濟分布不均。我國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部地區，但經濟發達省份大都位于東部。人口分布和經濟發展的不協調導致東部地區在出現“用工難”的情況的同時中部地區失業率卻持續攀升。近年來，“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中西部需要大量的高層次人才，然而大量勞動力的流出導致中部地區人力資本流失嚴重，難以實現快速發展。

2、就業結構不合理。在第一產業，盡管就業人數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比重逐年減少，但絕對量卻在增加。而且第一產業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大部分流向了一些技術門檻低的產業。大量的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對國民經濟沒有產生足夠的貢獻，這說明我國目前農業技術水平較低、農業生產率不高。

[摘要]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勞動力遷移會加快地區人均產出收斂的速度,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地區差距與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存的現象。本文根據我國歷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總結了人口遷移的基本特點,分析了人口遷移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口流動人力資本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地區之間人口流動性日益增強,大批外來務工人員被城市部門所雇用,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政府限制人口流動政策的適當放寬,全國范圍內的人口流動規模迅速擴大。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勞動力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的遷移會加快人均產出收斂的速度。但是伴隨著勞動力流動規模的擴大,我國的地區經濟差距卻并沒有因之而縮小,反而出現了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存的現象。本文謹從我國異質性人口流動現狀出發來分析人口遷移對我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我國人口遷移的基本特征

流動方向為向東部地區集中。從省際人口的地區流動來看,1990-1995年遷入東部地區的人口占全國各省區人口流動總量的65.09%,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的總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東部地區流動的趨勢進一步加強,期間遷入東部地區的人口占總量的76.24%,較1990-1995年增加了10多個百分點。

遷移人口年齡結構偏輕。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我國的流動人口中,遷移年齡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遷出率最高的是20-24歲之間的人口,遷出率達到了10.21%,其次是25-29歲的人口,遷出率為6.71%,15-19歲的人口遷出率為5.98%,位列第三,呈現出年輕人口省際外遷的空間格局。

「內容提要」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等有關資料，分析了改革以來中國大規模人口遷移的空間分布特征、決定因素，及其與市場化改革之間的關系。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得中國大規模人口遷移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具有區別一般遷移理論的獨特之處。伴隨經濟增長的市場化改革程度和市場發育的不平衡性，是決定人口遷移基本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清除阻礙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各種制度性障礙，將起到引導和規范人口遷移、促進持續經濟增長的雙重作用。

「關鍵詞」人口遷移/戶籍制度/市場化改革

改革以來中國發生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是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圍繞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形成的。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推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不可能依靠市場來引導資源配置，因而必須通過計劃分配的機制把各種資源按照產業發展的優先序進行配置。由此，以資本和勞動力為代表的資源或生產要素，既無必要，也不允許根據市場價格信號自由流動，因此，隨著20世紀50年代這種發展戰略格局的確定，一系列相關制度安排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按照地域、產業、所有制等分類人為地“畫地為牢”，計劃之外的生產要素流動成為不合法的現象。其中把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隔開的戶籍制度，以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阻礙了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在這種制度下，不存在勞動力市場，農村居民沒有政府的許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動，勞動和人事部門通過計劃來控制勞動力跨部門流動。

1978年底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農戶成為其邊際勞動努力的剩余索取者，從而解決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則而長期解決不了的激勵問題（meng，2000）。與此同時，政府開始對價格進行改革，誘導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后，非農產業活動更高的報酬吸引勞動力轉移（cook，1999），從而推動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原來主要集中在農業的勞動力開始向農村非農產業、小城鎮甚至大中城市流動。

由于各種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政策引導，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勞動力轉移以從農業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為主，主要是在鄉鎮企業中就業，即所謂的“離土不離鄉”。但隨著鄉鎮企業遇到來自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私人企業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必須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因而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地區轉移的壓力。與此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國有部門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擴大了對勞動力需求，并成為消除制約勞動力流動體制障礙的一支重要力量。

隨著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渠道日益狹窄，1983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從事農產品的長途販運和自銷，第一次給予農民異地經營以合法性。1984年進一步放松對勞動力流動的控制，甚至鼓勵勞動力到臨近小城鎮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則開了先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到20世紀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采取一系列措施，適當放寬對遷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著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許多各種規模的城市很早就實行了所謂的“藍印戶口”制度，把絕對的戶籍控制變為選擇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對若干種人群開了進入城市的綠燈，如子女可以隨父母任何一方進行戶籍登記，長期兩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調動到一起并得以戶籍轉換，老人可以隨子女而獲得城市戶口，等等。雖然執行時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層次上為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了制度環境。80年代后期開始逐步進行的城市經濟改革，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糧食定量供給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醫療制度及就業制度的改革，降低了農民向城市流動并居住下來和尋找工作的成本。

內容摘要：為降低人口生育率，加快禁止和限制開發區超載人口向重點和優化開發區遷移并穩定就業和常住，要重視經濟激勵引導生育行為；改革戶籍制度，提升待遷人口人力資本，提高遷移的可能性和能動性；改革土地制度，提高農民資產流動性和可變現性，引導遷移人口新獲財富向重點和優化開發區而不是往原籍配置；改革政府績效考核體制，支持政策要和人口遷出（入）掛鉤；改革政府決策體制，使遷移人口參與遷入地決策；完善地方政府稅種結構，使之有穩定籌資渠道為增量人口提供公共服務。

關鍵詞：人口遷移，主體功能，區城市化

一、促進形成主體功能區對人口政策的要求

（一）總體要求

第一，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改善宏觀要素配置效率、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措施。人口政策要適應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促進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和優化配置。

第二，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本質上要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各類功能區通過合適的產業和經濟活動選擇，有效地協調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和滿足所承載人口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壓力。

「內容提要」文章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等有關資料，分析了改革以來中國大規模人口遷移的空間分布特征、決定因素，及其與市場化改革之間的關系。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得中國大規模人口遷移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具有區別一般遷移理論的獨特之處。伴隨經濟增長的市場化改革程度和市場發育的不平衡性，是決定人口遷移基本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清除阻礙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各種制度性障礙，將起到引導和規范人口遷移、促進持續經濟增長的雙重作用。

「關鍵詞」人口遷移/戶籍制度/市場化改革

改革以來中國發生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是制度變遷和經濟轉型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圍繞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形成的。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推行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不可能依靠市場來引導資源配置，因而必須通過計劃分配的機制把各種資源按照產業發展的優先序進行配置。由此，以資本和勞動力為代表的資源或生產要素，既無必要，也不允許根據市場價格信號自由流動，因此，隨著20世紀50年代這種發展戰略格局的確定，一系列相關制度安排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按照地域、產業、所有制等分類人為地“畫地為牢”，計劃之外的生產要素流動成為不合法的現象。其中把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隔開的戶籍制度，以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城市偏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阻礙了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在這種制度下，不存在勞動力市場，農村居民沒有政府的許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動，勞動和人事部門通過計劃來控制勞動力跨部門流動。

1978年底開始的農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農戶成為其邊際勞動努力的剩余索取者，從而解決了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則而長期解決不了的激勵問題（meng，2000）。與此同時，政府開始對價格進行改革，誘導農民提高農業生產率。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后，非農產業活動更高的報酬吸引勞動力轉移（cook，1999），從而推動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原來主要集中在農業的勞動力開始向農村非農產業、小城鎮甚至大中城市流動。

由于各種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的政策引導，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勞動力轉移以從農業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為主，主要是在鄉鎮企業中就業，即所謂的“離土不離鄉”。但隨著鄉鎮企業遇到來自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私人企業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必須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因而鄉鎮企業資本增加的速度逐漸加快，吸納勞動力的速度相應減緩。農村勞動力面臨著越來越強烈的跨地區轉移的壓力。與此同時，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國有部門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擴大了對勞動力需求，并成為消除制約勞動力流動體制障礙的一支重要力量。

隨著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渠道日益狹窄，1983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從事農產品的長途販運和自銷，第一次給予農民異地經營以合法性。1984年進一步放松對勞動力流動的控制，甚至鼓勵勞動力到臨近小城鎮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則開了先例，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到20世紀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采取一系列措施，適當放寬對遷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著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許多各種規模的城市很早就實行了所謂的“藍印戶口”制度，把絕對的戶籍控制變為選擇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對若干種人群開了進入城市的綠燈，如子女可以隨父母任何一方進行戶籍登記，長期兩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調動到一起并得以戶籍轉換，老人可以隨子女而獲得城市戶口，等等。雖然執行時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層次上為戶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了制度環境。80年代后期開始逐步進行的城市經濟改革，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糧食定量供給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醫療制度及就業制度的改革，降低了農民向城市流動并居住下來和尋找工作的成本。

[摘要]農村人口流動一直是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本文簡要回顧了20世紀學術界對1949年以前中國歷代農村人口流動所做的探索，并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一管之見。

[關鍵詞]20世紀；中國農村；人口流動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

[摘要]農村人口流動一直是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本文簡要回顧了20世紀學術界對1949年以前中國歷代農村人口流動所做的探索，并對未來的研究提出一管之見。

[關鍵詞]20世紀；中國農村；人口流動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