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學意蘊范文10篇

哲學思想有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實現了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學的高度統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具體化為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學體系；二是把人的問題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別是非常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也就是說，的方法學有著鮮明的人學導向，而的人學思想也從其方法學當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則。

一、方法學的中介功能，體現了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極度關注

人學，就一般意義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學。人學研究的對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發展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人學理論的內容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存在的圖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發展演化規律的圖景。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的人，是實踐的能動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就是人的活動過程，也就是人的能動的實踐的動態過程。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決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他總企圖超越其生存的受動性與偶然性，要求在創造性活動中改造與否定客觀世界的現存狀況，使世界不斷朝符合人的目的與理想圖景的方向發展，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因此，人學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關注，必須提升到實踐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以往哲學把人抽象化的理論弊端，開拓出一條走出人的“抽象王國”，進入人的“現實王國”的現實道路。

國外有學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種哲學‘實踐’，是一種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認識論。”[1]這種說法指明了對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聯系革命的一生，我們可以說，這種對實踐的重視是源于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深切關懷。這與馬克思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并力圖在“解釋世界”的理論和“改變世界”的實踐之間探索一個中介。這個探求的過程是內在地包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發展過程當中的，其理論成果就是的方法學體系。方法學的全部著眼點在于如何解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于如何發揮其聯結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功能，從而達到“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實踐論》中科學地探討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論認識到革命實踐的兩次飛躍的原理，并且強調了第二次飛躍比第一次飛躍意義更加重大。但是人們往往認為理論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導實踐，因而忽略了對聯結兩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確指出：“不管理論可能是多么完美，看來顯然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然需要有一種從這一個聯系到另一個的中間項。”[4]則更形象地強調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5]在這里，把方法問題同實踐的效果直接聯系起來。如果說，主張把革命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那么，這種理論也只有轉化為科學的方法才能成為真正的武器。可以說，在方法學的這種中介功能，內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藍圖，它以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為目的指向，體現了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終極關懷。

二、方法學的核心原則，強調了人的思維方式的轉換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

“人學熱”的出現，同當前人類在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困境、挑戰有關，即旨在分析和解決當代人類實踐發展提出的與人有關的重大現實問題，并為之提供一種理論工具和方法論，這是當代人學興起的實踐根據。在這種實踐根據的背后，隱含著更深刻的理論動因，即旨在反映人類思維發展的歷史規律，由側重指向認識人之外的世界自覺轉向認識人本身，以形成關于人本身的完備認識，這是人學得以出現的思維發展史的根據。[6]也就是說，人學在關注其自身同客觀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的同時，還須對其自身的思維規律和思維方法進行反思、追問，旨在研究如何經由思維方式的革新盡快實現人的現代化，最終在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互動關系中，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方法學強調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的原則，內在地體現了人學的這一本質要求。

哲學思想有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實現了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學的高度統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具體化為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學體系；二是把人的問題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別是非常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也就是說，的方法學有著鮮明的人學導向，而的人學思想也從其方法學當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則。一、方法學的中介功能，體現了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極度關注人學，就一般意義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學。人學研究的對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發展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人學理論的內容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存在的圖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發展演化規律的圖景。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的人，是實踐的能動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就是人的活動過程，也就是人的能動的實踐的動態過程。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決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他總企圖超越其生存的受動性與偶然性，要求在創造性活動中改造與否定客觀世界的現存狀況，使世界不斷朝符合人的目的與理想圖景的方向發展，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因此，人學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關注，必須提升到實踐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以往哲學把人抽象化的理論弊端，開拓出一條走出人的“抽象王國”，進入人的“現實王國”的現實道路。國外有學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種哲學‘實踐’，是一種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認識論。”[1]這種說法指明了對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聯系革命的一生，我們可以說，這種對實踐的重視是源于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深切關懷。這與馬克思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并力圖在“解釋世界”的理論和“改變世界”的實踐之間探索一個中介。這個探求的過程是內在地包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發展過程當中的，其理論成果就是的方法學體系。方法學的全部著眼點在于如何解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于如何發揮其聯結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功能，從而達到“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實踐論》中科學地探討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論認識到革命實踐的兩次飛躍的原理，并且強調了第二次飛躍比第一次飛躍意義更加重大。但是人們往往認為理論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導實踐，因而忽略了對聯結兩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確指出：“不管理論可能是多么完美，看來顯然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然需要有一種從這一個聯系到另一個的中間項。”[4]則更形象地強調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5]在這里，把方法問題同實踐的效果直接聯系起來。如果說，主張把革命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那么，這種理論也只有轉化為科學的方法才能成為真正的武器。可以說，在方法學的這種中介功能，內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藍圖，它以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為目的指向，體現了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終極關懷。二、方法學的核心原則，強調了人的思維方式的轉換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人學熱”的出現，同當前人類在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困境、挑戰有關，即旨在分析和解決當代人類實踐發展提出的與人有關的重大現實問題，并為之提供一種理論工具和方法論，這是當代人學興起的實踐根據。在這種實踐根據的背后，隱含著更深刻的理論動因，即旨在反映人類思維發展的歷史規律，由側重指向認識人之外的世界自覺轉向認識人本身，以形成關于人本身的完備認識，這是人學得以出現的思維發展史的根據。[6]也就是說，人學在關注其自身同客觀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的同時，還須對其自身的思維規律和思維方法進行反思、追問，旨在研究如何經由思維方式的革新盡快實現人的現代化，最終在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互動關系中，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方法學強調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的原則，內在地體現了人學的這一本質要求。早在1917年，就認為，要改造社會，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變換全國之思想”。雖然他此時的世界觀還是唯心主義的。但作為一個人學觀點，這句話不無道理，表明了青年對人的思想進步的極度重視。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中，又指出，所謂方法，無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著對兩者的辯證關系進行了理論上的闡釋，認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結合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這說明了對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視，表達了他對方法學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統率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體思維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學思想方法是導致思維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畢生致力于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中尋求提煉解決具體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既是為了長期革命實踐的需要，也是為了從根本上探求一條革新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的新途徑。的這種探求，是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推動下自覺地進行的，體現時代進步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實上，自從“鴉片戰爭”打破中國的大門以后，急劇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現代化的問題提到了中國人民面前。而人的現代化不僅是社會現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實質內容，同時，人的現代化尤其是思維方式的現代化，又是促進社會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的變革才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國近代人學興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和其它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一道，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當作改造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劑良方，才使中國人從舊的思維框架下徹底解放出來，為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現代化進而為整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可以說，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顯示出強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正如所說的那樣：“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7]“為人民群眾所掌握”，主要的就是內化為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對此，說得很明白。他說，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又說，“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8]方法學，正是基于這種正確認識，始終鮮明地貫徹了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的原則，將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革新作為社會進步的首要前提。歷史雄辯地說明，只有思維方式、思想方法進步的民族，才能自覺投身于社會改造的洪流，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正是方法學把思想方法作為核心的根據所在。三、方法學的操作規則，深化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體地位有一句名言：“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9]這句話不僅僅表述了一個具體的理論觀點，而且深刻揭示了他整個哲學的人學導向。但視野中的人，并非超越了特定歷史條件、社會關系和階級地位的一般的人。作為歷史創造主體的人民群眾在他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人民群眾問題的論述，是人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和人學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從方法學的群眾路線操作規則中，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們的黨與群眾路線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強調的一切決議和方法都必須經群眾路線予以貫徹執行。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劉少奇、等都對群眾路線作過重要論述，比如，在1929年12月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中就明確指出：“黨對軍事工作部分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群眾路線去執行。”[10]延安時期，在1943年為中央寫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對群眾路線的科學內涵作了明確的規定和闡述，為全黨更加自覺地執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礎。這些理論觀點作為指導原則貫徹到方法學當中，使得群眾路線不僅成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與領導方法，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工作方法、領導方法的操作規則。僅從人學層面而言，群眾路線的操作規則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意義。其一，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把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原理通俗化為一句名言：“群眾是真正的英雄”。[11]首先，人民群眾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說：“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12]這里說的“社會財富”，既包括物質財富，也包括精神財富。其次，人民群眾是實現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13]他還說，“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14]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我們黨群眾路線的理論基石，也是方法學以此作為操作規則的直接依據。其二，一切科學的方法，都是從人民群眾當中總結、提煉出來的。認為，“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15]因此，特別強調廣大黨員和干部要以滿腔的熱忱，虛心向群眾學習。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更是要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和經驗，這是我們黨克服困難取得成績的力量源泉。對此，曾多次告誡我們的黨員和干部，他說：“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必須通過從群眾中來的方法，……這件事很重要，請同志們注意到這點。”[16]其三，一切科學方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唯一宗旨。我們的工作方法、決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眾的意志和要求、切實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才能順利地在群眾中貫徹執行。因此，強調，“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和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17]其四，一切科學的方法，只有經過群眾路線進行操作，才能發揮最好的效果。正如指出的那樣：“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8]這是群眾路線操作規則的精辟描述，這一操作規則是一動態過程：首先是啟發群眾覺悟，即“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斗爭”。[19]但是，“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20]其次是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方法開展工作。對此作了深刻闡述：“只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21]再次是根據實際執行的效果和群眾反饋的信息來進一步完善我們的工作方法。總之，這個操作過程是一個內容不斷深化的循環過程，其中每一環都體現了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的確認和深化。四、方法學的科學體系，內含了人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方法學是由一系列方法原則和各種具體方法建構成的完整體系。但總的說來可以分成兩個大的部分：思想認識方法和工作實踐方法。這些方法內含了人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為人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方法學基礎。其一，階級分析的方法。在思想認識方法當中，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其中就包涵了人學研究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22]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怎么樣的，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因此，從物質生產和一定的社會關系出發，是歷史唯物主義觀察、研究和解決人的問題的基本方法原則，而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則是了解階級社會中人的問題的鑰匙。的人學思想，堅持了“分析階級關系的正確立場。”[23]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中，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指出在階級社會里，只存在階級的人、階級的人性、階級的愛、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根本不存在超階級的抽象的人、人性、愛、民主、自由和平等。總之，善于分析人們的階級關系、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的態度，以分清敵友，團結真正的朋友，打擊真正的敵人。這些分析，又為我們黨制定相應的路線、政策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論根據。其二，個體和類相統一的方法。在的方法學體系里，一般和個別相結合是基本的方法原則，把這個原則具體地應用到人學研究當中，就是個體和類相結合的方法。不僅主張“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24]因而要對一切個人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研究，而且承認人類共性的存在。把通過社會實踐自覺能動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是人類共性當中最本質的內容，他在1938年《論持久戰》中說道，“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25]此外，還從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倫理關系及審美關系等不同角度，論述了人類不同層次的共性。其三，科學原則和價值原則相結合的方法。科學原則通過方法學的實事求是總體原則集中地體現出來。對人的研究，同樣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在論述必須善于識別干部時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26]這不僅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而且也是分析研究一切人的主要方法，這就是唯物辯證的實事求是的方法，體現了客觀、公正、科學的原則。認為，分析、評價一個人，不但要堅持科學原則，還要堅持價值原則，即要看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貢獻。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27]顯然，人的價值具有兩層含義：首先是社會對人的滿足，但是“世界不會滿足人，人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世界”。所以，認為，人之所以具有價值，在于人的社會性、實踐性，在于人不僅能夠獲得對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而且能夠依據這種認識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方法學，作為人們進行創造性實踐活動的工具和手段，是人的自覺能動性的集中體現，也是對人的價值根據的充分肯定。特別強調的是人的價值的第二層含義，即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總理說過，所提出的原則總是照顧大多數，為著大多數人的利益。方法學，正是以“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的。強調，一切科學的方法，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表明了對人生價值尺度的根本看法。收稿日期：2000—01—15【參考文獻】[1]［法］米歇爾·盧瓦.實踐論（法文版前言）［M］.哲學思想概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2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著作選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4]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商務印書館，1990.164.[5][10]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88.[6]韓慶祥，郭立新.當代中國人學研究興起的深層動因［J］.文史哲，1998，（4）.[7][11][22][23]選集（第4卷）［M］，1991.1515，1512，1322，1131.[8][11][20][21][24][27]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9，790，933，899，898，870.[12][14][15][22]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27，370～371，452，413.[13][25][26]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477，527.[19]：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6.[23]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972.406.

摘要：馬克思勞動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居于基礎性地位，對于理解和把握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而具有強烈的人學意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勞動觀的核心內容，在推進新時代人民的勞動解放中促進人的發展：堅持勞動創造歷史的唯物主義觀點，將人民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堅持勞動創造幸福的價值觀，將勞動作為創造人民福祉的根本途徑；堅持勞動推動人民發展的科學觀點，將勞動作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馬克思勞動觀；人學；；新時代馬克思勞動觀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對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創建具有基礎性意義。馬克思勞動觀關注“現實的人”的生存境遇和發展狀況，將人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高價值追求，其所具有的人學意蘊使馬克思勞動觀在新時代依然具有理論發展的生命力，指導著新時代人民的勞動解放的全面發展。

一、人民主體觀：勞動創造歷史

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關于“人類勞動”的探討是古今中外思想家的重要課題。馬克思首次科學地建構了勞動觀體系，復歸了人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由此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剖析是從認識人的本質開始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深入地探討了人的本質，提出勞動是構成人的本質的核心內容。“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活動是有意識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1］96生產活動是人超越生物屬性而成為現實的人的根本標志，賦予了人的本質的首要規定。“首先是勞動，然后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腦就逐漸地過渡到人腦。”［2］992隨著勞動的發展，人腦和感覺器官的成熟使人形成了意識需要，進而促使人的抽象思維能力不斷提升，構成了完整意義上的人的本質。因此，馬克思說：“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勞動創造了人本身。”［3］550“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4］196人的生產實踐構成了社會發展史和人類歷史。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4］531可見，勞動作為生產性活動，為人的生命存續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奠定了人類歷史活動的物質前提。但是，人的需要是一個豐富的體系。“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需要層次的提升使物質生產資料得以改進，由此激發的創造性實踐確證和鞏固著人的勞動本質。而勞動所兼具的生產意義和社會屬性，使勞動上升為人的普遍義務。由此，馬克思將共建共享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定，并從這個意義上強調，“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3］311，進而言之，“要想得到與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5］289。馬克思不僅闡述了勞動創造歷史的基本規律，而且為實現和保障工人階級的社會主體地位提供了基本方案。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為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必要的物質準備，從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并不斷深化對基本分配制度的認識，從制度層面保障和鞏固人民群眾的社會主體地位，使人民真正當家做主。在新時代，從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時空角度認識勞動的獨特性作用，提出勞動是創造歷史的輝煌和現實的成就的根本途徑，人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依靠。人民創造了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句經典論述深刻地闡明了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根本途徑。唯有與勞動相結合，自然資源才能轉化為社會財富。勞動是人與自然相結合的中介，“居間調節的就是勞動，只有它能夠讓自然符合人類的意義”［6］228。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就是通過人類的勞動生成的，其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僅僅是工人謀生的手段，以至于工人通過勞動僅能獲得其最低生存需要。因此，勞動所賦予工人的物質基礎不僅不能使工人獲得體面生活，更無法實現和滿足工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因此，在批判和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的基礎上，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社會將是“圍繞著勞動這個太陽旋轉”［7］627的“勞動共和國”［8］159。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勞動由人的生存手段上升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8］435。在新時代，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尚不能使勞動擺脫維持人的生存的工具手段色彩，但作為向共產主義社會逐步過渡的必經階段，必須看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廣大勞動者創造了更好的勞動環境。明確提出“黨和國家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要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排除阻礙勞動者參與發展、分享發展成果的障礙，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9］364。可見，新時代致力于為人民創造歷史的生產實踐提供更為充分的社會環境和制度支撐，使人通過勞動獲得更多自我實現的發展空間，為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

二、人民福祉觀：勞動創造幸福

哲學思想有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實現了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學的高度統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具體化為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學體系；二是把人的問題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別是非常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也就是說，的方法學有著鮮明的人學導向，而的人學思想也從其方法學當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則。

一、方法學的中介功能，體現了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極度關注

人學，就一般意義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學。人學研究的對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發展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人學理論的內容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存在的圖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發展演化規律的圖景。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的人，是實踐的能動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就是人的活動過程，也就是人的能動的實踐的動態過程。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決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他總企圖超越其生存的受動性與偶然性，要求在創造性活動中改造與否定客觀世界的現存狀況，使世界不斷朝符合人的目的與理想圖景的方向發展，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因此，人學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關注，必須提升到實踐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以往哲學把人抽象化的理論弊端，開拓出一條走出人的“抽象王國”，進入人的“現實王國”的現實道路。

國外有學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種哲學‘實踐’，是一種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認識論。”[1]這種說法指明了對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聯系革命的一生，我們可以說，這種對實踐的重視是源于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深切關懷。這與馬克思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并力圖在“解釋世界”的理論和“改變世界”的實踐之間探索一個中介。這個探求的過程是內在地包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發展過程當中的，其理論成果就是的方法學體系。方法學的全部著眼點在于如何解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于如何發揮其聯結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功能，從而達到“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實踐論》中科學地探討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論認識到革命實踐的兩次飛躍的原理，并且強調了第二次飛躍比第一次飛躍意義更加重大。但是人們往往認為理論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導實踐，因而忽略了對聯結兩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確指出：“不管理論可能是多么完美，看來顯然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然需要有一種從這一個聯系到另一個的中間項。”[4]則更形象地強調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5]在這里，把方法問題同實踐的效果直接聯系起來。如果說，主張把革命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那么，這種理論也只有轉化為科學的方法才能成為真正的武器。可以說，在方法學的這種中介功能，內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藍圖，它以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為目的指向，體現了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終極關懷。

二、方法學的核心原則，強調了人的思維方式的轉換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

“人學熱”的出現，同當前人類在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困境、挑戰有關，即旨在分析和解決當代人類實踐發展提出的與人有關的重大現實問題，并為之提供一種理論工具和方法論，這是當代人學興起的實踐根據。在這種實踐根據的背后，隱含著更深刻的理論動因，即旨在反映人類思維發展的歷史規律，由側重指向認識人之外的世界自覺轉向認識人本身，以形成關于人本身的完備認識，這是人學得以出現的思維發展史的根據。[6]也就是說，人學在關注其自身同客觀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的同時，還須對其自身的思維規律和思維方法進行反思、追問，旨在研究如何經由思維方式的革新盡快實現人的現代化，最終在物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的互動關系中，充分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方法學強調以思想方法為核心的原則，內在地體現了人學的這一本質要求。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074（2000）02—0026—04

哲學思想有兩個突出的特征：一是實現了世界觀、認識論和方法學的高度統一，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具體化為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學體系；二是把人的問題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別是非常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礎上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學說。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兩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也就是說，的方法學有著鮮明的人學導向，而的人學思想也從其方法學當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則。

一、方法學的中介功能，體現了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極度關注

人學，就一般意義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學。人學研究的對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發展的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人學理論的內容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存在的圖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體的人發展演化規律的圖景。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的人，是實踐的能動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發展就是人的活動過程，也就是人的能動的實踐的動態過程。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決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內在的尺度，他總企圖超越其生存的受動性與偶然性，要求在創造性活動中改造與否定客觀世界的現存狀況，使世界不斷朝符合人的目的與理想圖景的方向發展，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因此，人學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關注，必須提升到實踐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以往哲學把人抽象化的理論弊端，開拓出一條走出人的“抽象王國”，進入人的“現實王國”的現實道路。

國外有學者曾指出：“的全部著作是一種哲學‘實踐’，是一種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認識論。”[1]這種說法指明了對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聯系革命的一生，我們可以說，這種對實踐的重視是源于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深切關懷。這與馬克思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繼承和發展了這個思想，并力圖在“解釋世界”的理論和“改變世界”的實踐之間探索一個中介。這個探求的過程是內在地包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發展過程當中的，其理論成果就是的方法學體系。方法學的全部著眼點在于如何解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于如何發揮其聯結理論與實踐的中介功能，從而達到“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在《實踐論》中科學地探討了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論認識到革命實踐的兩次飛躍的原理，并且強調了第二次飛躍比第一次飛躍意義更加重大。但是人們往往認為理論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導實踐，因而忽略了對聯結兩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確指出：“不管理論可能是多么完美，看來顯然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然需要有一種從這一個聯系到另一個的中間項。”[4]則更形象地強調說：“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5]在這里，把方法問題同實踐的效果直接聯系起來。如果說，主張把革命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那么，這種理論也只有轉化為科學的方法才能成為真正的武器。可以說，在方法學的這種中介功能，內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藍圖，它以改造世界的創造性實踐為目的指向，體現了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終極關懷。

[摘要]南國農是我國電化教育界較早且持續關注“人”的老一輩專家，文章從飽含人學意蘊的電化教育觀、關注入的全面發展、科學處理人與技術的關系三個方面對其入學思想進行梳理和解讀，南先生電化教育入學思想對我國教育技術當前及未來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我們應該從認識、實踐和方法上予以更多關注。

[關鍵詞]南國農；電化教育人學思想；人的全面發展；人與技術的關系

一引言

何謂入學?韓慶祥認為人學是“系統研究人的本質、存在和歷史發展規律的理論”，黃楠森在其主編的《入學辭典》將人學解釋為“關于作為整體的人及其本質的科學”，陳志尚認為“入學是從整體上研究人之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質、人的活動和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生價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則的學問。”盡管對于入學的表述有所不同，但都揭示出其研究人之基本問題的本質。對待入學，我們“應站在作為一種世界觀，作為一種體察、體認世界的視角的立場上去理解”。何謂教育人學?扈中平等認為“教育入學是在入學世界觀的信念指導下，整體地把握與透視教育”，“教育入學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以入學世界觀為基點，對教育現象進行深刻而生動的描繪，使真實的人、大寫的人凸顯于教育中，并使這種教育入學世界觀深入教育者的內心，成為他們的內隱的教育觀念。”王嘯認為，教育入學“是一個重大的文化和思想革命——入學——的產物，同時還是教育自身發展的邏輯所致”，“是教育得以成立、得以存在的根本條件和合法依據。”電化教育入學是教育入學的下位概念，對電化教育入學界定時，除去考慮其在邏輯上繼承教育入學的方法和品性外，還必須關注其獨特的生境，以及該學科的性質與宗旨。基于此，我們認為電化教育入學是以入學世界觀為指導，整體把握電化教育的學問，其在技術特質彌漫的生境中凸顯出入的因素，關注入的全面發展。辨證處理人與技術的關系。電化教育入學為電化教育擺脫“技術至上”、“重物輕人”的物化傾向提供哲學方法，為電化教育保持教育性指明回歸路徑。

作為電化教育界老一輩的專家，南國農先生幾乎親歷了我國電化教育發展的各個階段，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化教育的諸多發展。南先生常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其豐厚的電化教育學術思想是我國電化教育的思想瑰寶，“研究南先生的學術思想是我國電化教育學科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南先生八十大壽及九十大壽之際，不少學者對南先生的人生軌跡、人格魅力和學術思想都做了精辟的總結和梳理，這些研究對傳承先生的電化教育思想、對促進電化教育學科的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作為教育技術領域的無名小輩，在系統研讀南先生論著及諸學者對南先生思想的多視角解讀后，斗膽從一個新的視角——入學——且僅從該視角去重新品讀先生的思想。南先生的電化教育入學思想散述于其等身的著作中，對先生入學思想采擷和整理的過程實質上是學習和提升的過程，而此過程也讓筆者愈發感受到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自己的無知與淺薄，故文中對先生入學思想論述不當之處，懇請廣大同仁不吝賜教。

二南國農電化教育人學思想

[摘要]傳統工藝美術中的吉祥圖案，以其多樣的形式、豐富的內容、深邃的含義而富有極其耐人尋味的文化意蘊。本文擬從遠古先民的自然信仰，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以及富有濃郁特色的民俗等方面全面詮釋傳統吉祥圖案所透射出的美學價值。

關鍵詞：吉祥圖案，文化，意蘊，信仰，思想，民俗

“吉”，與兇相對。《易系辭上》：“吉，無不利”。《逸周書武順》：“禮義順祥曰吉”。后來，吉祥專指吉兆、歌頌之意。中國傳統裝飾吉祥圖案其實是古代先民希冀生活美滿幸福，專門為營造吉祥而創造的裝飾藝術造型設計。歷代遺存至今的大量造型藝術，決大多數都是中國祈吉納祥文化思想的物化形象。蘊藏在中華各民族的博大而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成為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得以傳承的源泉。傳統裝飾吉祥圖案的形成不是一個偶然藝術現象，是中華民間、民族藝術和民俗文化千百年來沉淀的結果，是廣大勞動人民集體的智慧與創造。

幾千年來，中國工藝美術中傳統吉祥圖案具有如此鮮活的生命力，與它和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文化淵源，情感表達方式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原始社會的巫術禮儀、自然崇拜使得最早的吉祥觀念得以產生。據史書記載，早在堯舜之世的上古先民就已經崇拜天文，視山河為神靈并重視吉兇之兆。商周之時巫術盛行，預卜兇吉，趨利避害，是人們普遍的理想信念。以此信念為基礎，漢代出現的道教教義與儒學經學譏諱思想相互影響，并與封建統治階級的意志取得大融合，形成了封建社會上層的希求富貴，皇權永固，企慕長生不老，羽化登仙等祥瑞意念。在漢代的裝飾圖案中，就有吉祥漢字的出現。隋唐之際，在與外來紋樣的融合中，創造出了諸如寶相花，唐草紋和陵陽公祥等富有吉祥意義的民族新紋樣。宋元時期，吉祥紋樣不斷受到來自道教，佛教以及民間的影響，題材也日益豐富多彩，表現手法多樣。到了明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活躍，封建上層意識與市民意識相互滲透、融合，傳統的祥瑞思想轉變為吉祥如意福壽富貴等世俗化的吉祥觀念。清代裝飾吉祥圖案集歷代之大成，達到了“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把裝飾吉祥圖案發展到了極致，并被廣泛應用于印染、織繡、服飾、工藝品、建筑彩畫及民間藝術等各方面。其形式多樣，名目繁多，是中華民族在持續不斷達數千年的造物活動中，融合中國歷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創作設計才華，不斷融合中國的道教、玄儒、政治倫理和民情風俗，成為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裝飾藝術造型設計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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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的意蘊

一、時代意蘊與國家發展創新的內涵審思

意蘊，顧名思義，意義蘊含之謂也。它是事物內容和含義的蘊蓄、蘊藏和蘊藉。時代意蘊是時代所賦予事物的內涵蘊蓄和特征呈現，或者說通過事物所展現的時代風貌和氣韻。陸機在《文賦》中寫道：“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時代“山川”的輝煌與嫵媚，依賴于其“蘊玉”“懷珠”的內在質地和包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不能置身于時代之外，他們都是與時代伴生的，并且在推動和創造這個時代。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的“黃金期”和世界前所未有大變局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就是一個創新的時代，亦可以說，是創新賦予了這個時代“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展的潮流中發展”（博鰲亞洲論壇演講）的時代意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就，無不演繹和昭示著這一根本的時代意蘊。歸結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審視。（一）經濟發展是時代意蘊的“硬核”。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大國地位日益彰顯，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舉足輕重。當下，我國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有目共睹。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已連續14年居世界首位。在航天、高鐵、射電望遠鏡、超算、載人潛水艇、衛星定位、5G技術、量子通訊技術諸多領域從跟跑到并跑、到領跑，已實現全面趕超，贏得世界喝彩。靠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奮斗精神和拼搏歷程站立起來的巨人，靠著自主創新底蘊支撐成長起來的中華民族，發展勢頭不可阻遏，我們的崛起腳步堅實有力，我們的創新噴發方興未艾。這就是創新的“硬實力”賦予我們的國運，這就是創新的能量形塑的時代意蘊。（二）改革開放是時代意蘊的“真髓”。改革開放的本質內涵是創新。改革是向內的革故除弊、釋放活力的創新，開放是眼睛向外、吸收引進的創新。前進與發展、改革與開放，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崛起的真諦、根本的經驗。恢弘四十載，中華民族砥礪奮進譜寫了創新發展的壯麗史詩。華彩向百年，龍的傳人還將不忘初心力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最近由英國知名智庫列格坦研究所對167個國家的安全保障、個人自由、治理、社會資本、投資環境、企業條件、經濟質量、市場準入與基礎設施、生活條件、健康、教育、自然環境等12個方面進行測評所的全球繁榮指數顯示，中國的全球繁榮指數從2018年的第82位，躍升至2019年的第57位，一年提升了25位，其迅變和躍升的態勢令人驚嘆。此外，2020年4月8日《環球時報》刊文報道，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報告，2019年中國的專利申請數超過美國，達5.89萬件（美國5.78萬件），成為專利申請最大來源國，位列世界第一，日本、德國、韓國分別位列第三、四、五位。這說明世界創新格局正在被改寫。而1999年中國申請專利數僅為276件，二十年增加了213倍。這是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發展紅利和創新成就。改革開放永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的不變宗旨，是新時代及邁向未來必須遵循的永恒堅守和主題，是時代意蘊的“真髓”。（三）創新超越是時代意蘊的“高標”。創新超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追從的目標。創新超越，創新是手段，超越是目標，它們是目標和手段的統一，是時代意蘊的“高標”。創新與超越，超越是向著一個更高超的東西的升華和提升，從A向B的超越，一定意味著A是向著B的提升并升華到一個更高遠博大的境界中。但創新更具基礎性地位，它是超越的前提和依據。《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指出：“創新強則國運昌，創新弱則國運殆。”在黨的報告中，“創新”這個關鍵詞共出現了59次，足見黨和國家對創新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中國的排名連續四年上升，再創新高（2016年第25位，2017年第22位，2018年第17位，2019年第14位），說明中國正成為全球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二、職業教育呼應創新時代意蘊的價值追問

創新是人類最高本性的弘揚，是人的高水平的綜合素質的體現。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歷史前進的杠桿，社會進步的核能，優秀文明的根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職業教育的存在價值和命運與時代意蘊息息相關，與國家創新緊密相連。在這樣一個創新的時代，職業教育作為時代長河的浪花要追隨時代奔流、綻放，并映現時代的面影。因為它的價值存在于新時代國家創新意蘊的追求之中，它要呼應、跟進、擁抱國家創新，讓浪花融入長河，讓創新成為常態，為國家創新助力，為時代意蘊添彩。職業教育的時代意蘊及其價值體現在與國家發展緊密對接和對于自身的不斷發展完善的追求和建構之中。（一）國家“強起來”階段的時代召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我們國家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三級跳。“強起來”的中國已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氣象、新的樣態、新的發展，需要教育的心臟和著時代的脈搏強勁律動，需要創新的、高質量的職業教育跟進，需要職業教育培養更優秀的技術技能人才支撐。換言之，需要職業教育與祖國的發展進步相匹配、相適應，這是經濟發展、強國使命對職業教育的召喚和期盼，也是職業教育義不容辭的時代擔當。（二）經濟轉型升級需要職業教育跟進對標。時代意蘊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歷經三十五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目前已進入中高速發展期。我國的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跨上了2019年10000美元的臺階。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國新辦會上強調，這一臺階的跨越說明了“我們綜合國力進一步增強，社會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中國為人類進步的貢獻進一步加大”。但緊接著，就需要破解可能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魔咒”，需要經濟轉型升級，需要創新突破。其根本的對策在于職業教育與經濟發展對標，提供適應轉型升級需要的人力資本的鋪墊：人才資源的支撐。正如馬建富教授指出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共同的路徑就是發展教育，尤其是重視通過職業教育和培訓，培養各級各類應用型人才，促進國民人力資本的積累，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動能”［1］。在于同步拉抬職業教育的層級、提升人才培養的質量。所以才有本科高職的應運而生，才有提質量、創“雙高”、爭一流的發展高標成為職業教育的新追從、新訴求。反之，任何削弱和架空職業教育的行為，都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后坐力”，都是對經濟轉型升級的釜底抽薪。（三）職業教育自身發展演進邏輯使然。從職業教育自身的發展邏輯來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從2002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到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05〕35號），為“大力發展”階段。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教育部等六部委編制印發《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為“加快發展”階段。至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產教融合若干意見》，2019年2月，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則為“深化發展”階段。這其中演變發展的發展取向、階段訴求和目標定位十分鮮明，推進遞升的邏輯脈絡也十分明晰（見下表）。可見，當下的發展已推進到了“深化發展—出質量—做強職教”的新階段。這既是職業教育自身發展的邏輯使然，也與國家發展“強起來”時段的大邏輯吻合。（四）解決職業教育深層問題的應對之道。《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指出：“我國職業教育還存在著體系建設不夠完善、職業技能實訓基地建設有待加強、制度標準不夠健全、企業參與辦學動力不足、有利于職業技能人才成長的配套政策尚待完善、辦學和人才培育質量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到了必須下大力氣抓好的時候。”我國的職業教育自進入21世紀高速擴容和迅猛發展以來，歷經二十年的蓄勢積能，已經到了提質紓困、治理深層問題的發展階段。如果我們仍然不能有效地解決上述問題，依然停留在平庸的辦學層面裹足不前、久拖無為、毫無突破，就會成為國家發展戰略教育鏈、產業鏈、人才鏈、創新鏈的一個弱環，一塊“短板”，所以是到了該“啃硬骨頭，接燙手山芋”，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有所作為的時候了。而治理和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創新突破這個根本入手。

三、職業教育學生創新能力培養的適切路徑

職業教育是和經濟發展緊密對接的教育，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如果職業教育培養的生產力、造就的勞動者缺乏創新能力，勢必會拖經濟發展的“后腿”，形成整體創新能力的“短板”。所以實施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職業教育義不容辭，必須有勇于創新、善于創新的時代擔當。《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就明確提出，“高等職業教育重點培養產業轉型升級和企業技術創新需要的發展型、復合型、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直接將“創新型”鎖定為人才培養目標。職業教育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怎樣切入才最為適切、效果最好呢？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提升學生的思維品質。思維是人在表象、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的認識活動的過程。［2］人是有思維、有理性、有智慧、有文化的高級動物，思維能力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以笛卡爾認為：“人是會思想的存在。”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3］思維是人內隱的思想機制，是形而上之思，具有指揮人外在的形而下之行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創新從本質上說都是思維的創新。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首先要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提升其思維品質。1.要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九詮說：“高階思維，是指發生在較高認知水平層次上的心智活動和認知能力。”［4］高階思維是與情境相結合的整體性思維。職業教育不僅要培養學生的操作技能，還要培養學生的心智技能。因為只有心智技能才能更完美指揮人的動手操作并成全人的技術技能創新。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必須依靠具體情境或任務實施。因為一方面，“脫離了情境教學和情境學習，習得的知識必然是惰性的”［5］，它往往是靠教師滿堂灌和學生死記硬背獲得的知識，必然是低階思維的。另一方面，學生能力的培養是需要思維支架和情境卷入的，把這些都拿掉，就是對職業教育的釜底抽薪，遑論學生的能力和思維品質的培養。2.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創新思維是一種普適性的高端思維，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絕對離不開它的助力。如設備的升級改造，產品的更新換代，人的技能的提升跟進，都是技術技能人才分內的事，都離不開創新思維的支撐。地質鉆探大國工匠朱恒銀，以定向鉆探技術徹底顛覆傳統，取芯時間由30多個小時縮短為45分鐘，讓鉆頭行走的速度和深度矗立為行業的高度，這就是技術創新突破的典型案例。這一技術創新在全國50多個礦區推廣應用后，產生的經濟效益高達數千億，填補了7項國內空白。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要培養學生打破常規的突破思維。教師除了結合專業挖掘一些案例，還要做有心人，注意收集積累一些典型案例，并有機地融入到教學過程中去，必能取得一定教學效果。（二）培養學生的實踐智慧。亞里士多德認為，實踐智慧是和生活經驗相關的。實踐智慧是關于具體的特殊事物的知識，它是對具體事務和特殊情境的直接判斷。［6］實踐智慧是指主體在特定的職業實踐中表現出的迅速、靈活、正確實踐的思維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7］思維解決人的認知識見能力，解決問題體現人對事物的施為能力。二者合成人的實踐智慧，本質上亦是人的創新能力的體現。對學生實踐智慧的培養可以采用感知、分析、抉擇、行動、審核“5A”培養方法和模式。感知（Awareness）即感受和知會學生實踐智慧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情境、沖突或矛盾等。如汽車的發動機漏油的檢修、發動機異響的檢修、發動機顫動的檢修。分析（Analysis）即讓學生根據先在的知識經驗或教師講述的理論，對感知到的問題現象進行排查、思考、分析和判斷。抉擇（Alternatives）即根據分析認定對問題或故障的原因根由作出選擇決斷。行動（Actions）即根據對問題的分析和決斷，進入到對故障維修的解決問題程序。審核（Auditability）即對行動結果的檢審核驗。這一“5A”流程既有認知的思考分析判斷，又有實際動手解決問題的施為能力培養，是完全符合實踐智慧培養的內涵規定的。培養學生（當然也包括老師）的實踐智慧，還可以從職業院校專利獲取數量這一外顯指標入手。據統計，2019年高職院校申請專利合計11836項，校均專利8項。其中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以247項專利名列第一，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和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專利申請數在200—230之間；19所高職院校專利申請數在100—199項之間，217所高職院校專利申請數在11—99項之間，436所高職院校專利申請數在1—10之間，748所高職院校專利申請數為0。［8］顯然，職業院校如果能抓住這一載體，尋求專利申請的突破，必能在培養師生的實踐智慧和創新能力上有所作為，結出碩果。（三）打造學生的核心能力。人的所有能力中，創新能力應該是最上位的能力，其他能力都是為之服務或保證其實現的能力。人的創新能力是基于核心能力之上的一種建構。核心能力是人立世生存的關鍵能力。德國教育界將這一能力界定為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專業能力是指具備從事職業活動所需要的專門技能和專業知識；方法能力是指人掌握的選擇、駕馭和使用方法的能力；社會能力是指人學會共處、學會做人、學會生存（包括學會求知）的能力。職業教育課程知識的選擇應該在著力打造學生的這些關鍵能力上發力用功，尤其是專業（職業核心）能力是學生“造飯碗”的看家本領，它是學生的謀職就業之本、安身立命之基、才略智能之長、個性發展之根，是職業教育學生能力結構的靈魂與核心價值。職業教育課程知識的選擇必須把能力放在首位，以專業能力帶動和促進方法能力、社會能力的學習長進，以方法能力、社會能力服務和支撐專業能力的提升和精進，為學生賦能、奠基，從而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一、對“以人為本”內涵的理解

1.對“人”的理解。以人為本中的“人”，絕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機械的人，而是現實的、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即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生活和活動著的人。

2.對“本”的理解。以人為本中的“本”，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本原”，而是在價值論意義上使用的。

3.對“以人為本”的理解。以人為本即以人民為本，實現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時又不局限于人民范疇，在具體條件下應適當兼顧一定范圍內類或個體的利益。其核心是以人民為本，其本質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本，同時對其他人也要講人道主義原則，尊重一切人作為人的權利。其基本要求就是高度重視人的價值、尊嚴、主體地位、利益和需求。因此，正確理解以人為本，就不能把它僅僅看作以簡單的個人為本，看作以抽象的人為本，看作以社會中的強者或有貢獻者為本，也不能簡單的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否則都會背離以人為本的真諦。

二、“以人為本”的馬克思主義人學底蘊溯源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偉大的思想傳統,我們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靈魂而迷失方向,就會歸于失敗。”科學發展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新發展成果，其實質和核心就是以現實的人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它所具有的人學意蘊是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

一、對“以人為本”內涵的理解

1.對“人”的理解。以人為本中的“人”，絕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機械的人，而是現實的、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即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生活和活動著的人。

2.對“本”的理解。以人為本中的“本”，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本原”，而是在價值論意義上使用的。

3.對“以人為本”的理解。以人為本即以人民為本，實現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同時又不局限于人民范疇，在具體條件下應適當兼顧一定范圍內類或個體的利益。其核心是以人民為本，其本質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本，同時對其他人也要講人道主義原則，尊重一切人作為人的權利。其基本要求就是高度重視人的價值、尊嚴、主體地位、利益和需求。因此，正確理解以人為本，就不能把它僅僅看作以簡單的個人為本，看作以抽象的人為本，看作以社會中的強者或有貢獻者為本，也不能簡單的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否則都會背離以人為本的真諦。

二、“以人為本”的馬克思主義人學底蘊溯源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偉大的思想傳統,我們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靈魂而迷失方向,就會歸于失敗。”科學發展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新發展成果，其實質和核心就是以現實的人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它所具有的人學意蘊是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