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交往范文10篇

[內容提要]人的發展與社會交往有密切的關系，交往的方式和水平體現了人的發展的程度。而社會交往是一個歷史范疇，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社會交往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水平。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社會交往具有不同的特點，也對人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為了人類的共同發展，消除群體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個人發展的畸形狀況，人們必須采取措施，提高社會交往的水平。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社會交往人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會存在物，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過程中提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除了生命本質外，還有社會本質。人的發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發展，具體而言，包括人的各種潛能獲得不斷展現，人的本質力量得到不斷完善，人的勞動能力得到不斷發揮，人的社會關系不斷趨向和諧完美，人的個性不斷彰顯等。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具有辯證統一性，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為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而呈現不同的階段。當前，人類已步入經濟全球化時代，新的時代使社會生產、社會交往等都具有不同特點，也對人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

一

人的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關系，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生存和發展著，“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而一切社會關系不外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是人在交往中所形成的所有關系的概括。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交往”(Verkehr)有較全面的概括。就一般意義而言，交往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或人群共同體之間互相溝通、相互作用、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方式和過程，是人們之間實現了的社會互動。

馬克思把交往與生產緊密地聯系起來。在揭示人的發展與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的關系時，馬克思指出：“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這種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因此，一個人若能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多種領域和世界范圍的交往，就會同無數其他個人甚至同整個世界進行普遍的交往，使個人擺脫地域的和民族的狹隘性，在社會交往中形成豐富而全面的社會關系，實現自身的發展。

首先，沉溺于虛擬交往可以導致人際關系的疏遠。虛擬交往的吸引力主要來自于人的虛擬本能，虛擬就等于承認現實中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東西的意義和真實性。面對網絡上不停涌現的新社區、新網友，人并不甘于長久地局限于固定的網絡空間中，于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網友越來越多，可交情卻越來越淺。這種沉溺與匆忙共存的交往所導致的最終結果是現實人際關系的弱化。人們在現實社會中的地位、身份和角色對交往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就變得微乎其微。不僅“在網絡上沒有人知道你是條狗”，并且對自己進行一定的偽裝已經成了虛擬交往主體的必備技能。在虛擬社區中陌生人之間的接觸，各種謊言、欺騙和不負責任的消息幾乎成了虛擬交往中的一種常態。過度沉溺于虛擬世界會脫離于現實生活，執著于虛擬交往的人也許因某一方面的共同興趣形成網絡族，卻與近在咫尺的親友之間產生了鴻溝，造成了現實人際關系的冷漠和心靈的隔閡。其次，虛擬交往容易造成人們道德失范。人類社會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由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和道德標準組成的主體行為規范。在現實的交往行為中人們都要遵從誠實、守信、真誠等潛在規則并遵循相應的交往禮儀和道德規范，否則不僅會受到社會道德的譴責，更難以在現實交往中獲得成功。但在網絡交往中，不同的民族宗教國家地區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頻繁而清晰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各種層次的或腐朽落后的道德意識、或先進的道德規范并存于網上，為人們的選擇提供了各種可能，但卻給人們的思想帶來了很大的沖擊。網絡犯罪是網絡道德失范的極端表現，它具有高智能性、極大的隱蔽性和極強的社會危害性，同時，由于規范網絡行為的網絡法規還很不完善，一個日常生活中循規蹈矩的人在虛擬交往中是否有必要繼續遵守現實社會中的道德原則，就沒有了監督和約束，人們在思想上更不會加以重視。第三，虛擬交往有可能破壞人們思想的穩定性。網絡互動與交往的虛擬性，逐步改變了人們的交往和工作方式，增大了人們思想的波動性。在接受信息方面，人們面對互聯網上良莠不齊的信息，許多人來不及理性思考或判斷，就已經轉化為自己的東西。同時，人們的思想長期浸漬在雜亂的信息當中，人們的興趣點和注意力會被信息的新奇特所吸引，如果這些信息是不道德或不科學的，那勢必侵蝕人們的思想和意識。這些因素都影響了人們思想的穩定性，甚至使人們的政治意識、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淡化。

交往全球化對人們思想的影響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提高了人們的文化品位，西方文化中的競爭意識、創新意識、民族觀念、科學觀念以及解放思想、尊重個性等觀念突破了東方傳統文化的框架，而東方傳統文化在西方世界散發出的魅力，則體現為深層次的文化認同。在交往全球化的浪潮中，人們形成了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追求人類共同道德價值、促進人類平等和諧共同發展的全球意識。但是全球化進程中的政治、文化的不確定性或不穩定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經濟全球化在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對話與融合的同時，也加劇了世界政治單極化與多極化的沖突，引起了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首先，交往全球化使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系復雜化。全球化促進了個人與整個世界的互動關系。個體已經開始跨越群體的中介，直接地和整個世界的人們發生著聯系。特別在網絡世界中，個體的能力、個體的主體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張揚，個體對群體的影響力增強、局部事件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力增強。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復雜關系中也包含著不利于人類發展的問題，個體的行為使群體遭受的危害加大，并且難以預知。而且，在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中，個人發展的不確定性、偶然性增強了，人們的命運似乎“很不穩定”，似乎有瞬息萬變之感，也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其次，西方意識形態的擴張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形成沖擊。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社會憑借其在社會物質層面、國際制度層面和思想文化層面的強勢地位，在推進資本擴張的同時，也加強了文化的擴張和意識形態的滲透。隨著全球化交往的深入，一些西方的社會制度、文化理念、價值標準、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在不知不覺中侵入我們的大腦，正在無聲地消解和融化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改變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西方自由化浪潮正蔓延全球，其中最具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更是無孔不入。它通過“非意識形態化”的偽裝，推行政治全球化，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其主要形式就是鼓勵人們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煽動人們追求現實當中的絕對自由和反政府、無政府的情緒，引發人們發泄對社會政治、民主和法制的不滿，進而反對現實的政治制度。這些都對人們的思想觀念造成了一定的混亂。第三，全球化交往引發人際交往的不真實感和不安全感。經濟全球化時代也是信息化時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將人們帶進了一個全新的數字化世界，其負面結果則是人生活在一個廣闊無邊“全球社會”中，人們只是借助于抽象的數字、符號建立起各種社會聯系，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與這個現實世界的真實聯系，導致人的抽象化。而且，信息的變動性，人際交往的間接性也將使人們體驗到新事物的強烈易逝性和瞬間性，從而進一步衍生為對人和社會的不真實感和不安全感，歷史感隨之淡漠或消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疏離化，情感逐步淡漠。

交往功利化對人們思想的影響思想與物質利益緊密相關，思想的變動反應了物質利益關系的變動，物質關系的變動也決定了思想的內容。縱觀當今社會變遷，公平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對于人類的社會交往影響頗深，但公平競爭背后的原動力乃是理性的功利主義原則。我們在肯定市場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功利原則對人們社會生活領域的影響。由于財富分配趨同到貧富懸殊的程度使人們物質交往基礎大為不同。這就導致人們在擴大交往和聯系范圍的同時，造成了利己性的物化社會關系的擴散，這種利己的物化關系是支配人、控制人和統治人的強大力量。造成這種關系的最大影響就是普遍的價值沖突，這種沖突激蕩著人們的思想，導致價值判斷和選擇的迷茫以及價值行為的沖突。首先，人們對精神價值的追求被烙上物質的印記。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人們加大了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似乎為了商品而生活。來自發達國家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盛行，它鼓勵人們為自己的欲望而生活，為了掙錢而拼搏。“我思故我在”變成了“我消費故我在”，生活的意義被遮蔽，奢侈與虛榮之心占據了人們的整個心靈。人性的豐富內涵、思想精髓以及精神價值消融在對物質的片面追求之中，遺忘了人自我的道德修養和精神超越，完全將人性的整體性“片面物質化”，把人實體化、簡單化、功利化。人們在忙于滿足物欲之時，強烈的孤獨感、虛無感、荒謬感也悄然而至，造成信仰危機。其次，人們的利益觀隨著物質交往的加深而異化。“‘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1］(P81)一方面，單純的交往功利化凸顯。一些人的利益觀受資產階級思想觀念的影響，形成了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的利益觀，甚至抱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落后觀念處世;一些人唯物質利益是從，見錢辦事、見錢眼開，成為拜金主義的奴隸;一些人公飽私囊、損公肥私、貪污腐化，道德滑坡嚴重。另一方面，利益觀念的評判標準也日趨多樣。在對待公與私的問題上，一味強調大公無私是不現實的，因為不同的人，其思想觀念是有層次差別的，精神激勵在一定時期、一定人的身上是有效的。但長期來看，單純強調以犧牲個人利益維護公共利益的評判標準有失偏頗。第三，市場功利原則滲透到教育領域。市場導向和功利主義思維滲透到教育領域，打破了大學校園的“象牙塔”地位。市場原則不僅被運用到校際、校內之間的科研、經費、人才、師資、資源等的競爭上，而且被廣泛當作價值原則貫穿到學科設置、專業方向和人才培養上。形式主義、浮躁之風、學術腐敗日益盛行，師生關系出現異化，精神激勵日益失效，物質激勵覺得理所當然。一定程度上，教育顯得很“沉不住氣”，越來越追求“短平快”的效益模式。育人為本、德育為先，育人表面上很重視，實際上卻往往淪為例行公事。

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交往的變革中存在的問題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偏狹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之辯由來已久，目前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滿足社會需要、促進社會發展的“社會本位”思想政治教育，另一種是促進個人自身完善、提升個人生存價值的“個人本位”思想政治教育。“社會本位”論強調社會的需要、規范，主張教育應促使個人的社會化。任何社會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延續和繁榮，都需要對社會成員的行為及發展做出一定的規范，使他們對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產生根本上的認同。但它過分強調了“社會化”的成分，將個人的個性化與社會化隔離開來，主張社會化不是個性化統一的社會化，而是非個性化的社會化。強調個人對社會的依賴，忽視了社會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個人。而“個人本位”論則強調個人的需要、興趣，主張教育應促使人的個性化。社會的進步與繁榮，有賴于每個社會成員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它主要強調個人的思想品德素質的發展，就是要使人獲得和強化人內在的思想品德，使人適應社會發展以及人的自我提高和全面發展的需求。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人不斷獲得思想品質自我超越和創新的能力，反對社會對個人的束縛，強調個人自由權利的至高無上。然而它卻將人視為脫離了社會實踐的、抽象化的人，忽視了社會對人發展的條件性。這兩種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論，都有各自合理的一面，但在個人與社會、人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上，都弱化了人的交往性。人和社會的關系中，人是具有能動性的，人通過自身的受動與能動的有機結合，增進人與人的交往、人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交往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雙向互動搭建了“橋梁”。人既需要社會化，也需要個性化，既必須社會化，也必然個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要設定為以普遍交往為基礎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相處和培養人成為思想品德自我發展的主體，使人能夠適應與超越社會環境，真正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

(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缺失隨著交往方式的日趨多樣、交往范圍的全球化不斷進展，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以及差異性日益增強。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與其他國家民眾的交往更加頻繁，網絡的逐漸普及使人們的交往無國界之分，個人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和主體意識不斷增強，這些交往新特征給我們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較、學習和借鑒帶來更多機遇，但也帶來很多問題，如個人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價值取向扭曲等，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對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提出了新的挑戰，以政治理論教育為主的傳統教育已經不能很好地滿足現實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發展的需求。一方面，教育內容不能滿足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交往的需要。在社會發展中，如果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出現，符合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交往規律和心理預期，那么針對這個要求的教育內容就要及時創造出來，但是教育內容的形成與創造具有滯后性，遠不能滿足教育者的需求。同時，目前關于交往過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相對生硬，學理性較強，不夠通俗易懂，受教育者依靠現有的知識基礎和認知能力很難理解和消化這些教育內容。相反有些內容又過于簡單，或者內容千篇一律無效重復，也滿足不了受教育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由于自身的知識經驗儲備、理論水平、思維方式、認識能力等自身素質的差異，還不能完全認同與適應思想政治教育關于社會交往的相關理論與內容。同時，受教育者因為教育者采取的教育內容存在錯誤，或者教育內容與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質認知存在偏差，也會導致教育的失敗。

滋生公務員消極腐敗的原因分析

現代中國是從封閉落后的農業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資源比較貧乏，而且少數有權勢的人成為社會資源的分配者．這些資源分配者按個人偏好分配社會財富，因此就有人想方設法同這些人建立和發展“關系”，利用各種“關系”來獲取可利用的資源．社會交換的資源包括金錢、實物、信息、地位、服務等．一個社會資源分配者在分配自己控制的資源時，總是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來進行分配，他會根據人情的原則來解釋和考慮三方面因素付出的代價，分別是與對方的感情關系，得到回報的可能性，在同一社會關系網中他人的社會評價．如果需求者與分配者的關系越親密，那么其獲得幫助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社會各項機制不健全，人們只有通過人情關系來獲取社會資源，這樣，在中國社會中協調各種關系以獲得社會資源就成為生存發展的重要手段［4］．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以個體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環境中，聚族而居的血緣家族成為最普遍的組織形式．為了有效整合社會秩序，儒學思想設計出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關系，強調人際關系的作用．因此，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5］．在以血緣為紐帶、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形態中，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的人，如父母、兄弟、姊妹等，并將始終在相互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開社會．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在中國的差序格局社會里，社會結構是按親屬關系的遠近擴展的親屬關系網，社會關系是家庭關系的泛化，人們是攀關系、講交情，人與人交往的行為準則就是“劃圈子”［6］．最核心圈是即親又熟可以達到高度的信任，最外圍是熟與不熟的圈子．父子間有骨肉情，兄弟姐妹間有手足情，親戚間有血緣之情，朋友間有義氣之情，還有陌生人之間的面子之情［7］．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尚人倫、重感情的價值取向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反映了中國社會心理的深層結構．而且這種傳統文化的弊端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因而出現裙帶關系、門戶關系、尊卑關系，進一步發展成為走后門、任人唯親、官商勾結、拉幫結派、權錢交易、貪污腐敗等不正之風．長此以往，“關系”的非正常運作將大多數人排除在私人利益范圍之外，對社會的良性運作產生的阻礙作用極大，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建立，不利于合法秩序的正常運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但是，并非每個人都能合理地看待人與物的關系．在市場機制下，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人們極易產生對物的狹隘的占有心理，滿足于物的占有和享受，當人們不能合理地看待金錢的作用，甚至過份夸大金錢的作用時，拜金主義就產生了．在物欲橫流的當代社會中，一些公務員本著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生活信條，本能地走向追求私欲享樂的人生［8］．從而使其人生觀與價值觀發生嚴重的扭曲，是非顛倒、善惡不分、道德淪喪，以至于使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以及享樂主義大行其道、泛濫成災，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我國現有的公務員監督機構雖多，但在實際監督活動中，由于隸屬關系、平行關系、利益關系等多種沒有厘清的關系，往往存在著無權監督、無法監督、無力監督、不愿監督的情況，乃至“空監”的現象時有發生．其次，我國目前對公務員的監控側重于事后監督，即在違法亂紀的現象發生后，才調查取證、依法懲處，也只能起到“事發查處”的作用，而事前防范、事中督察的功能被弱化．再次，缺乏雙向監督．我國公務員的監控注重上級領導者對下級的監控，而下級對上級的監督以及群眾監督卻難以落到實處．公務員的維權觀念淡薄．最后，缺乏透明度．由于長期以來受“官本位”等觀念的影響，由此造成了中國傳統行政監控基本上是“封閉”活動的特點，對公務員的監督缺乏公開性．

加強我國公務員文明交往的管理制度建設

公務員要加強自律自警，切實加強政治品行的錘煉，必須從思想深處解決好“為什么交往”的問題，時刻以“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以色交者，色衰則盡”警示自己．一是自重當慎于小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二是自省當善于反思．“見賢思齊焉，見不賢內自省也”；三是自警當慎于用權．權力是把“雙刃劍”，如果權為私所用，則禍國殃民、貽害無窮．行政能力的提升其核心就是公務員素質的提升．要加強對國家公務員政治素質和業務水平的提高，必須堅持思想政治教育和業務培訓相結合的原則，將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務員法》中明確出來，以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覺悟水平．要借鑒國外公務員培訓制度中有益的方面，如開展特色課程體系建設、豐富培訓方式、加強“閉環管理”等．還要將公務員培訓的內容同日常工作緊密聯系起來，以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一是建立健全完備的監督法律法規，加強行政司法監督和審計監督，真正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做到“實報必查、查實必究、失職追責”要創新監督方式，如約談制度、巡查員制度、財產登記制度、離任審訊制度等；二是公開權力干預下的關系．公務員必須向單位組織公開自己的人事關系，除了法律規定保密的以外，凡涉及到重大的人事和經濟問題，行政干部的批條、簽字等要公開，而且紀檢部門必須核實；三是發揮各派的參政議政、監督作用，從而制約權力的運作和監督；最后，充分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設立舉報制度、開通廉政專線和反腐網站等．新聞媒體要實事求是地進行報道，對于癡迷搞關系、搞圈子和官商勾結的腐敗分子予以曝光．要建立公務員考核責任制以明確規定公務員考核的各個環節，在加強公務員政績考核同時，要加強公務員的“生活圈”和“交往圈”的考核，保證考核程序和考核結果客觀和公正；要按照公務員職位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方式的不同，制定出有區別的考核標準；最后，制定出嚴格執行的標準，以減少考核的自由裁量權．讓群眾參與考核考評是公務員接受群眾監督的有效形式．群眾評價機制要具有科學性、客觀性和針對性．要制訂明確具體的群眾考核考評程序和指標體系，堅持定性考核與定量考核相結合的原則，防止“一刀切”；群眾評價機制一定要公開透明，對監督評議的有關規定、內容、程序、過程、結果要采取適當形式在一定范圍公開，既落實群眾的知情權，又主動接受群眾評判，提高考核評價的質量．對于那些勇于揭露腐敗的公務員應獎勵，而對于那些癡迷權力“尋租”、擅長幫助別人參加各種腐敗活動的公務員必須給予嚴厲懲處．這也就要求在建立懲處制度時，應該建立一套詳細的廉政反腐規定．如新加坡的公務員懲戒規則和防治腐敗法等中規定把接受禮物、索賄受賄、不明來源收入一律視同貪污行為，這對我國公務員隊伍的建設非常具有借鑒意義．

公務員作為行政主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執掌著由社會公眾賦予的公共權力，而權力不能濫用，要在陽光下運行．這就要求公務員必須依法行政，按法規程序辦事，要建立公開透明、健康文明的公共關系，對于癡迷搞關系以謀私利的腐敗分子和庸俗干部應清理出公務員隊伍，鏟除社會上盛行的“搞關系”之類的“潛規則”．

本文作者：武子奇員智凱工作單位：西北工業大學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重返GATT：旅游業發展的難得機遇；重返GATT旅游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關于對策措施的思考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國的旅游業，從發展伊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與國際接軌、我國旅游業服務和產品的價格長期偏低，處于競爭的有利地位、中國旅游市場將更大程度地開放，國內競爭將進一步成為國際競爭、我國旅游業、旅游企業的素質、體制、機制面臨迅速提高、改善的考驗、我國旅游業人才短缺的狀況能否很快改變是影響長遠的大事、將發展旅游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大力扶持，培植其迅速成為一個導向產業、旅游企業應走集團化經營道路，提高行業組織程度、將主動、積極地發展國內旅游作為形成旅游新格局的突破點、擴大利用外資，探索利用內資新形式等，具體請詳見。

我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一個可能給中國旅游業帶來巨大影響和深刻變化的時刻正悄然臨近。

一、重返GATT：旅游業發展的難得機遇

我國的旅游業，從發展伊始就在很大程度上與國際接軌，在資源和產品上，東方的文化，悠久的歷史，廣麥的國土，名山大川，豐富物產，以及多年來開發建設的豐富的旅游產品，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在能力上，多年來我國已建成初具規模的、日益完善的、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近能滿足吃、住、行、娛、購、游要求的飯店、餐飲、交通等旅游設施，以及遍及全國、進入國際的旅游經營體系；在價格上,我國旅游業服務和產品的價格長期偏低，處于競爭的有利地位。因此，重返GATT，不僅對旅游業沒有很多不利影響，反而可以利用“復關”后我國與國際社會交往增加的機會迅速地得到發展。

隨著“復關”后生活用品價格（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大幅度下跌，人們的旅游度假開支將會增大，將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旅游、休閑、度假這一類高層次的消費方式。

旅游業是非貿易創匯的行業，它又屬于當地出口旅游資源、出口服務的行業，隨著重返GATT和我國開放的擴大，它的創匯呈迅速增長勢頭。旅游，是絕大多數外國人了解、接觸和認識中國的第一渠道、第一櫥窗。作為旅游提供服務的內容--食、住、行、游、娛、購、往往不僅為旅游者而且也為投資者提供，因此它又構成現實的投資環境的一部分。辦好旅游，建設好我國的投資環境，應當是旅游業義不容辭的責任。

數據與觀點

為準確把握當前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精神文化生活狀況，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在山東省范圍內取樣，進行了集中調研，以下是調查結果與分析。

理想目標:民眾的理想目標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趨具體、現實

在調查中，當被問到短期的理想目標是什么這個問題時，18.1％的人選擇了“身體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實現自我價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掙更多的錢，占13.7％；選擇“提高名譽和地位”的僅為2.8％，而選擇“為社會多做點有意義的事”不到10％。

對于調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調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老實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奮斗、實現人生價值”(28.2％)、“過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選擇“犧牲個人利益，奉獻社會”的僅為2.3％，是所有全部選項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體、工人群體、國企管理者、新興階層選擇“努力奮斗、實現人生價值”的比例較大，知識分子群體、農民群體、城市貧困群體則更崇尚“老實工作、清白做人”。從中可以看出，人們更傾向于選擇誠實、健康、務實的生活方式。

價值取向:民眾的價值取向較為健康，對我國的一些傳統價值觀仍有認同在對待奉獻與索取的關系問題上，選擇“多奉獻，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獻”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選擇了“付出多少收獲多少”。當被問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如何取舍時，61.9％的被調查者選擇“二者兼顧”，31.1％的被調查者選擇“會犧牲個人利益，自覺維護集體利益”，6.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先考慮個人利益，再考慮集體利益”，只有0.8％的人選擇完全不顧集體利益。這一結果表明，超過半數的被調查者認為二者的合理兼顧才是合理的取舍態度。調查顯示，71.1％的人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下提倡艱苦奮斗是很有必要的”，認為意義不大或已經過時的人分別為15.9％、5.5％。這說明雖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狀況也寬余了許多，但是對艱苦奮斗的傳統還是比較認同的。

數據與觀點

為準確把握當前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精神文化生活狀況，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在山東省范圍內取樣，進行了集中調研，以下是調查結果與分析。

理想目標:民眾的理想目標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趨具體、現實

在調查中，當被問到短期的理想目標是什么這個問題時，18.1％的人選擇了“身體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實現自我價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掙更多的錢，占13.7％；選擇“提高名譽和地位”的僅為2.8％，而選擇“為社會多做點有意義的事”不到10％。

對于調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調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老實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奮斗、實現人生價值”(28.2％)、“過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選擇“犧牲個人利益，奉獻社會”的僅為2.3％，是所有全部選項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體、工人群體、國企管理者、新興階層選擇“努力奮斗、實現人生價值”的比例較大，知識分子群體、農民群體、城市貧困群體則更崇尚“老實工作、清白做人”。從中可以看出，人們更傾向于選擇誠實、健康、務實的生活方式。

價值取向:民眾的價值取向較為健康，對我國的一些傳統價值觀仍有認同在對待奉獻與索取的關系問題上，選擇“多奉獻，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獻”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選擇了“付出多少收獲多少”。當被問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如何取舍時，61.9％的被調查者選擇“二者兼顧”，31.1％的被調查者選擇“會犧牲個人利益，自覺維護集體利益”，6.2％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先考慮個人利益，再考慮集體利益”，只有0.8％的人選擇完全不顧集體利益。這一結果表明，超過半數的被調查者認為二者的合理兼顧才是合理的取舍態度。調查顯示，71.1％的人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下提倡艱苦奮斗是很有必要的”，認為意義不大或已經過時的人分別為15.9％、5.5％。這說明雖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狀況也寬余了許多，但是對艱苦奮斗的傳統還是比較認同的。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目標。交往的不斷擴大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深刻揭示馬克思交往理論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對于深刻認識“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之于科學交往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無疑具有雙重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理論淵源：交往歷史演化與人的全面發展歷史過程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指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其作為揚棄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更高級的社會，既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也是“以每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首先，人的本質即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離不開社會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每個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關系越豐富，人就越能發展自我、展現自我，從而在更寬闊的交往合作中，不斷釋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發展。第二，人的本質力量即人的素質的不斷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質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需要以體力和智力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發展。而人的發展首先以人的勞動能力的發展為標志。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通過勞動，人們不但可以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而且在勞動過程中的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也讓人的能力發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強。第三，人的個體需要的全面滿足和發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標和實現自我的本質力量和超級動力。人的所有實踐活動都離不開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豐富和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第四，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個性的個人”逐步代替“偶然的個人”。“有個性的個人”就是社會交往與個人相適應，個人對社會有自主性。馬克思所講的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主要是強調人的平等發展、自由發展和創造性發展，使人的個性發展不再受到社會的壓制。

“交往”是貫穿于馬克思社會哲學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的重要范疇。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反復提到“同別人的實際交往”，又從人對自然的依賴問題上提到“人與自然交往”，把人與自然的交往視為人生存的基本條件。但這部著作沒有對交往范疇作出具體界定。在1845年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用大量筆墨研究了交往問題，多處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關系、普遍交往等范疇，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交往與生產、分工的相互關系，以及交往在人類社會歷史演進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個人之間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術語。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頻繁使用了交往范疇。可見，交往范疇的內涵非常廣泛，將其概括起來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活動過程。這種活動本質上講是一種社會交往實踐活動。從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精神、人員等等交往；從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產中的、分配中的、消費中的交往；從范圍上看，包括一切個人、民族、國家等處在社會中的相互間的交往。

對交往與人的發展問題的特別關注是馬克思交往理論的重要特征。馬克思交往理論的內容是多樣的，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對于馬克思交往理論內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質體現，交往關系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會關系中，交往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內容。“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關系中，自然地會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人們通過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會關系，而這些社會關系又會不斷促進或抑制人的自身發展，成為人們交往的動力因素。“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人為了實現利益，彼此之間要發生多角度、多層次的交往，并形成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現實生活中的人通過社會關系網，去實現物質、精神、文化、信息等資源的交換和互動。所以從馬克思交往理論關于交往與人的發展內容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于人這樣一個主體在社會交往過程中至高無上的主體作用，也突出了馬克思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提醒。

正是從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論視角出發，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人類交往的三大歷史形態，并通過分析交往的歷史演化展示了人的發展的一般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態。”這是以人的依賴關系或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系為基礎的交往。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種人與自然界的狹隘關系約束著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表現在個體與社會關系的發展尚處稚嫩狀態，個體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的，比如原始狀態中發展出來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這一交往形態中，維系交往關系的紐帶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級制。這種交往“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規定性”。馬克思把第二種交往形態概括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在這種交往形態中，人的交往是依賴于物質的。物質的生產和使用是人們生存和生活的基礎。所以為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勞動和生產在這一階段成為人們社會交往發展的助推器。對資本來說，唯一有直接意義的使用價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這種使用價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勞動力。所以資本家通過工人的辛苦勞動獲得大量的物質滿足需要，而工人卻一無所有。這就是資產階級血的剝削階段，一定意義上也推動了人類交往。第三種交往形態是自覺聯合起來的個人之間的自由交換，這是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理想的交往形式。馬克思把它概括為“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很顯然，它與第一階段有相似之處，但它不是簡單的對第一種交往形式的復歸，它以物質和精神條件的高度發展為前提。在這種交往形態中，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勞動本身也擺脫了謀生的手段，產生了人對物質的高度滿足和對精神的高度需求，從而使人的交往實踐活動表現出人類活動的完整性，表現出人全面發展的豐富性，成為自主活動、自由全面發展的主體。這一階段的交往活動不再具有約束性，而真正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活動，實現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目標。交往的不斷擴大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深刻揭示馬克思交往理論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目標之間的內在聯系，對于深刻認識“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之于科學交往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無疑具有雙重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理論淵源：交往歷史演化與人的全面發展歷史過程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指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其作為揚棄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更高級的社會，既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也是“以每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首先，人的本質即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離不開社會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每個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關系越豐富，人就越能發展自我、展現自我，從而在更寬闊的交往合作中，不斷釋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發展。第二，人的本質力量即人的素質的不斷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質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需要以體力和智力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發展。而人的發展首先以人的勞動能力的發展為標志。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通過勞動，人們不但可以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而且在勞動過程中的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也讓人的能力發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強。第三，人的個體需要的全面滿足和發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標和實現自我的本質力量和超級動力。人的所有實踐活動都離不開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豐富和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第四，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個性的個人”逐步代替“偶然的個人”。“有個性的個人”就是社會交往與個人相適應，個人對社會有自主性。馬克思所講的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主要是強調人的平等發展、自由發展和創造性發展，使人的個性發展不再受到社會的壓制。

“交往”是貫穿于馬克思社會哲學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的重要范疇。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反復提到“同別人的實際交往”，又從人對自然的依賴問題上提到“人與自然交往”，把人與自然的交往視為人生存的基本條件。但這部著作沒有對交往范疇作出具體界定。在1845年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用大量筆墨研究了交往問題，多處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關系、普遍交往等范疇，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交往與生產、分工的相互關系，以及交往在人類社會歷史演進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個人之間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術語。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頻繁使用了交往范疇。可見，交往范疇的內涵非常廣泛，將其概括起來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活動過程。這種活動本質上講是一種社會交往實踐活動。從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精神、人員等等交往；從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產中的、分配中的、消費中的交往；從范圍上看，包括一切個人、民族、國家等處在社會中的相互間的交往。

對交往與人的發展問題的特別關注是馬克思交往理論的重要特征。馬克思交往理論的內容是多樣的，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對于馬克思交往理論內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質體現，交往關系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會關系中，交往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內容。“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關系中，自然地會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人們通過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會關系，而這些社會關系又會不斷促進或抑制人的自身發展，成為人們交往的動力因素。“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人為了實現利益，彼此之間要發生多角度、多層次的交往，并形成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現實生活中的人通過社會關系網，去實現物質、精神、文化、信息等資源的交換和互動。所以從馬克思交往理論關于交往與人的發展內容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于人這樣一個主體在社會交往過程中至高無上的主體作用，也突出了馬克思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提醒。

正是從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論視角出發，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人類交往的三大歷史形態，并通過分析交往的歷史演化展示了人的發展的一般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態。”這是以人的依賴關系或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系為基礎的交往。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種人與自然界的狹隘關系約束著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表現在個體與社會關系的發展尚處稚嫩狀態，個體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的，比如原始狀態中發展出來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這一交往形態中，維系交往關系的紐帶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級制。這種交往“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規定性”。馬克思把第二種交往形態概括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在這種交往形態中，人的交往是依賴于物質的。物質的生產和使用是人們生存和生活的基礎。所以為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勞動和生產在這一階段成為人們社會交往發展的助推器。對資本來說，唯一有直接意義的使用價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這種使用價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勞動力。所以資本家通過工人的辛苦勞動獲得大量的物質滿足需要，而工人卻一無所有。這就是資產階級血的剝削階段，一定意義上也推動了人類交往。第三種交往形態是自覺聯合起來的個人之間的自由交換，這是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理想的交往形式。馬克思把它概括為“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很顯然，它與第一階段有相似之處，但它不是簡單的對第一種交往形式的復歸，它以物質和精神條件的高度發展為前提。在這種交往形態中，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勞動本身也擺脫了謀生的手段，產生了人對物質的高度滿足和對精神的高度需求，從而使人的交往實踐活動表現出人類活動的完整性，表現出人全面發展的豐富性，成為自主活動、自由全面發展的主體。這一階段的交往活動不再具有約束性，而真正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活動，實現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摘要】從馬克思社會交往理論出發，讓貧困群眾暖心、讓扶貧干部舒心、讓黨中央放心，幫助全體困難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精準扶貧戰略的全部意義所在。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堅定走群眾路線的意識是做好精準扶貧工作的基礎和保障。

【關鍵詞】精準扶貧;精神扶貧;馬克思社會交往理論

甘肅省當前精準扶貧工作進入到了關鍵轉變階段。所謂關鍵轉變階段就是指精準扶貧在完成了靜態調查摸底、精準識別、精準幫扶基礎上，正在向動態化掌握貧困形勢和發展趨勢的轉變；在完成了基本大數據庫建設基礎上，向調整指數、統一口徑、精確衡量貧困面貌基礎上轉變；在基本形成了“1+17”幫扶體系基礎上，向繼續擴展優化幫扶體系上轉變；在認識到單純的物質幫扶不能解決貧困戶全部問題基礎上，向推動貧困群眾思想觀念更新的精神幫扶階段轉變；在較好完成輸血式扶貧任務基礎上，正在向開拓造血式扶貧道路的轉變。物質扶貧幫一時，精神扶貧幫一世。為了推動貧困群眾思想觀念更新，幫助貧困群眾由輸血式發展轉向造血式發展，精神扶貧就成為首要任務。借鑒馬克思社會交往理論，從“三心二意”的角度認識精準扶貧將有利于推動精神扶貧工作順利開展。

一、對群眾暖心、干部舒心、黨中央放心的再認識

1.讓貧困群眾暖心意。即精準扶貧不但要幫助貧困群眾走出物質生活困境，更要走出精神生活困境，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富裕。當前，甘肅省推動的“1+17”指標衡量法符合地區實際，在現實工作中發揮了積極的指導意義，從物質層面而言，給貧困群眾和地區的暖心作用相當明顯。廣大貧困群眾和貧困地區的面貌改觀頗大，貧困地區和群眾在交通出行、醫療教育保障、民生就業服務等多方面享受到了國家政策紅利，切實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溫暖，看到了精準扶貧戰略帶給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積極帶動作用，廣大人民群眾對這項戰略也給予了積極認可與衷心擁護。然而，物質層面的扶貧成效能否持續，那些思想觀念原因導致的貧困戶能否脫貧，則必須通過解決他們的思想意識和精神世界來維系，否則就會導致部分群眾重新陷入貧困或者無法走出貧困。因此，扶貧干部和一切社會力量需要通過交心的手段，在貧困群眾的“暖心”問題上做文章。通過“暖心”，讓那些遭遇不測的貧困戶放下心理負擔，勇敢面對天災人禍等已經發生的困難，重新樹立起生活的勇氣；讓那些有著重男輕女偏見的貧困戶改變思想認識，切實明白認可男女都是傳后人，生個女兒也是寶的現代家庭觀，從一心愛家、愛妻子（丈夫）、愛女兒做起，走向生活正軌；讓那些限于條件而無法成家的單身困難戶們樹立信心，走出心理陰影，勇敢接受生活挑戰；讓那些習慣了等、靠、要思維的所謂“懶人”發揮主觀能動性，挖掘內生力，變“要我富”為“我要富”，積極參與到精準扶貧工作中，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共贏。換言之，讓貧困群眾“暖心”，不僅僅是讓貧困群眾感動，單純的感動沒有意義，更是讓他們樹立起生活的信心，激發他們熱愛生活，創造生活的熱情。只有這樣，才能為幸福生活的可持續提供保證。2.讓扶貧干部舒心意。即通過精準扶貧讓廣大扶貧干部有成就感和獲得感，這種成就感既是因為解決了現實的貧困問題，更是因為通過與人民群眾和全社會的交往，實現了扶貧干部和貧困群眾雙方各自的自我認同、自我發展和自我解放。甘肅精準扶貧成績離不開各級各類扶貧干部的巨大犧牲。“5+2”、“白+黑”是工作常態，相關任務完成的非常漂亮，成績單相當出色，然而為什么一部分干部并沒有多少成就感或幸福感，甚至有些干部出現了怠惰感。簡單而言，就是我們的干部工作很努力卻不舒心，貧困群眾也有意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從廣大干部與貧困群眾交往的困難談起。在部分扶貧干部看來，與貧困群眾日常交往的困難表現為群眾不理解扶貧工作性質，不配合扶貧舉措，對扶貧干部和國家政策理解不夠，安排的任務無法完成或不想完成，從而使得扶貧工作展開速度緩慢，在上級考核與現實訴求的雙重壓力下，自己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和負擔。久而久之，群眾和干部之間互不信任，互有看法，形成了人際交往的惡性循環，即使能夠完成相關任務，但工作的挫敗感遠遠大于成就感，最終導致工作受損。鑒于上述原因，我們需要借鑒馬克思的社會交往思想重新認識干群交往中的阻滯問題，以成就各級各類扶貧干部在工作中獲得舒心愉悅感。首先，各級各類扶貧干部應該坦然接受部分貧困戶在思想意識、文化觀念等方面的貧困現實。在馬克思看來，“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后代的肉體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代決定的，后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一代的相互關系。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單個人的歷史絕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1](P515)也就是說，現實社會中的個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個人，而是直接或間接地與歷史上或同時代人進行交往的個人，個人彼此間的交往是個人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交往程度的高低則取決于“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單個人是無法脫離他之前的歷史而只能被之前的歷史所決定。由此看來，我們就應該理解部分貧困群眾在精神、思想、意識等方面存在懶、散、慢、等、靠、要，缺乏主觀能動性等問題的原因了。因為這些問題有著復雜的成因，社會大環境的落后閉塞，整體受教育水平的差距，部分地區傳統落后觀念的影響與桎梏，等等，造成這部分群眾在生產交往實踐和精神交往實踐中表現落后。各級各類扶貧干部因此需要以平和心對待，作為客觀現實，不可輕視，不能蔑視，不可放棄，不能拋棄，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這樣才能樹立信心，在關鍵時刻迎難而上。其次，各級各類扶貧干部應該學習和培育正確的交往觀，以物質交往促進精神交往，以精神交往反哺物質交往。人類的社會實踐首先是物質生產實踐，“物質交往，首先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交往，這是任何其它交往的基礎。”[2](P79)在物質生產生活中，“生活的生產—無論是自己生活的生產（通過勞動）或他人的生活的生產（通過生育）—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1](P33)這種社會關系體現為物質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精神生產，以及由精神生產所帶來的社會交往的擴大與衍生。就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1](P29)這就給精準扶貧工作一個啟發，如何利用物質生產實踐的交往擴大實現對貧困戶特別是精神貧困戶的“精神生產”，讓他們在物質生產實踐中生產出積極向上、不畏困難、符合時展要求的精神產品，從而反哺具體的物質生產。因此，面對當前部分群眾存在的精神貧困，唯一的有效的辦法還是需要從解決他們的物質貧困入手，繼續加大外部扶貧力度，只有外部動力達到一定的度，才能幫助他們生產出相應的更高階段的精神產品來，進而觸發精神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最后，各級各類扶貧干部和廣大貧困群眾應該利用信息時代便利，響應時代號召，通過社會交往實踐觸發扶貧干部和精神貧困群眾的主體意識，為做好扶貧工作和縮短脫貧時間提供前提。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是保證我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步驟，黨和政府有信心讓全體中國人民一道邁進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隨著我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信息化應用能力和素養不斷進步，交往突破狹隘的地域，走向全球化、世界化和普遍化，我們越來越成為一個共同體，“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2](P119)，在此種情況下，交往變得普遍化，“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2](P86)這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的實現。等而視之，對于精準扶貧工作而言，扶貧干部需要通過交往看到自己以及自己所處時代與共同體的進步。馬克思認為，“人借助于兩種東西作為鏡子來認識自己，一是‘生產’，‘我們的生產同樣是反映我們本質的鏡子。’二是‘交往’，‘人起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當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羅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對彼得說來，這整個保羅以他保羅的肉體成為人這個物種的表現形式。’”[3]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人只有通過社會交往實踐中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扶貧干部與貧困戶之間通過精神和物質的交往彼此創造，實現對主體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創造，從而提高“本質力量”和“種屬能力”，進而彼此獲得成就感和愉悅感。3.讓黨中央放心意即通過全體黨員干部的努力，通過貧困群眾的自我創造，以人的發展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實現黨和國家的既定戰略目標。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要素所構成，人在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人在生產實踐中所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應該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必要途徑之一。馬克思指出：“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于各個個人并與他們分離的東西，它是與各個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獨立的，而這些力量從自己方面來說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能成為真正的力量。”[4](P73)加之現代社會分工的發展與細化，“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生產力。”[4](P39)而且，“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質，并以大工業為基礎的時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競爭的時候，保存已創造出來的生產力才有了保障。”[4](P61)由此可見，交往使得個人力量實現了飛躍，在成為現實生產力的同時，對生產力的傳播和擴大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由物質層面擴展到精神層面的幫扶，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生產力，有利于社會共同體的形成，有利于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這就是讓黨中央放心的理由。

二、貫徹落實“兩個意識”是精準扶貧成功的必要條件

摘要：交往竟是人的需要，也是現代社會對人的要求，從教育者的立場來看，家長希望孩子能與他交往，并希望孩子要較強的交往能力，不愿看到孩子沒有伴兒，也不愿意孩子孤獨，教師更希望每個幼兒都能夠與伙伴友好相處，互相關系，互相幫助，團結合作。因此，在幼兒園教育中教師應加強對幼兒交往能力的培養，使幼兒成為順應時展的人。豐富幼兒交往的內容，幼兒的特點是從眾心理很強，并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可以針對幼兒生活中的需求及社會的熱門話題，與幼兒一起討論問題，豐富其交往的內容。

關鍵字：幼兒；社會；教育

當今社會幼兒，獨剩子女占絕大部分。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確實有許多有得教育的條件，但我們不難看到，由于大人們的寵溺，寵愛孩子所帶來的負面疚，這些獨生子女性成了“唯我獨尊”、“唯我獨享”，凡事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在與他人交往中，往往產生“人人為我”的心理要求，這種傾向和要求社會所需要的“平等合作”，等原則形成沖突，他們在以后的社交中將受到挫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往能力培養從小抓起，今天的獨生子女恰恰缺乏與人交往、合作的機會，他們身上或多或少有著不合群、自私等表現，而幼兒階段的教育比傳播知識，訓練技能更重要、更根本的任務，就是培養幼兒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活潑開朗的性格和良好的社會品德，增強社會性，提高幼兒社會適應和交往能力。因此，我們應加強對幼兒交往能力的培養，使幼兒成為順應時展的人。

從這里可以使我們孩子以后的學習、生活、工作，不利于社會發展對新型交際人才的要求，交往能力低下的孩子，是很難在今后的社交場合縱橫捭闔的。作為對教育起著重要影響的三個方面：家庭、社會、學校應從小就注意對幼兒進行交往能力的培養。當幼兒從家庭走向幼兒園便開始過上了集體生活。這便具備了培養幼兒良好的人際關系交往能力的條件。幼兒交往能力是幼兒心理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兒童以后，能否使用復雜社會環境的重要手段，幼兒交往能力需要家長，從小耐心地給予引導。那怎么樣培養幼兒良好的人際交往能力呢？

一、培養孩子積極主動的交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