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活范文10篇

社會生活禮儀是指人們在日常公共生活與相互交往中約定俗成并普遍遵循的基本行為規范。社會生活禮儀涉及個人及人際交往中儀表儀容、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具體規則和慣用形式。作為公共生活中的“通用語言”，社會生活禮儀注重小節，以小見大。從稱謂到握手，從出行到購物，從著裝到用餐，從使用電話到網絡交流，都能反映公民的文明素養，體現社會的文明程度。創造文明和諧的社會生活，需要我們“知禮”、“明禮”、“習禮”進而“達禮”，既展現自我的修養，又體現對別人的尊重。所以我們每個公民都應自覺學習社會生活禮儀知識，提高社會生活禮儀水準。學習、踐行社會生活禮儀應體現這樣的基本要求：

1.相互尊重、真誠相待。既要通過良好的禮儀修養，展現自尊自信；也要常懷敬人之心，給他人充分禮遇，不傷他人尊嚴，不侮辱他人人格。要誠實守信，表里如一，以真誠為紐帶，促進人與人之間信息傳遞、情感交流、思想溝通。

2.寬容大度、嚴于律己。要心胸豁達，寬以待人，多為他人著想，多做助人之事，容人之短，諒人之過。要按照禮儀規范待人處世，注意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把握分寸、尊重差異。要以平等態度對待交往對象，一視同仁，大方得體，把握好度。要了解不同的國情、民族、文化背景，尊重對方的風俗、習慣、禁忌。

4.身體力行、注重養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要在實踐中體驗和養成禮儀規范，從日常做起，從點滴做起，日積月累，形成習慣。

以上四點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應遵循的基本禮儀要求，但具體到不同的社會交往場合、內容、行為，又有特定的禮儀要求，詳細內容請參考本網站的相關文章。

【關鍵詞】/文藝源泉論/社會生活/生命體驗

【正文】

一

文藝源泉論是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是文藝思想的主導和核心；那么，強調社會生活作為文藝源泉的惟一性則是這一體系的基礎和前提。

單從哲學本體論講，的文藝源泉論并無多少新鮮之處。從亞里士多德到車爾尼雪夫斯基，西方文藝理論史上一切唯物主義美學家、文藝理論家都堅持文藝模仿或再現現實。自馬列文論產生之后，文藝反映生活的能動性又受到重視。作為辯證的唯物主義者，并不否認文藝家的主體作用，他有關文藝高于生活的六個“更”字便突出了這種主體能動作用。不過，文藝源泉論的邏輯重點還是在于強調客觀物質世界、現實社會生活的第一性、本源性，而這幾乎是所有唯物主義者的共識。那么，的文藝源泉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與地位究竟何在呢？筆者以為，在于他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具體內涵。將工人、農民和普通士兵這些最基層的人民大眾的現實革命斗爭、社會實踐活動作為文藝創作的主要對象并從理論上予以旗幟鮮明的倡導，這是前所未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的文藝源泉論與其文藝功能論是密不可分的。

在的文藝觀念里，工農兵群眾既是文藝家師法的對象，又是教育的對象。其實，也是相信精英文化及其對群眾的指導作用的。心目中的精英，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共產黨；精英文化，便是無產階級文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一般精英文化論者不同，認為“精英”不能脫離群眾。近些年來，不少學者認為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估計過低，這主要是因新中國建立前后他曾發起一次又一次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然而，本人即是知識分子出身，他雖未把知識分子等同于精英，但他似乎也是把知識分子當作“準精英”的。“準精英”要變為真正的“精英”，必由之路便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同時深入工農兵群眾，了解工農兵群眾，將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灌輸到沒有文化的人民群眾中去。要當群眾的“先生”，先當群眾的“學生”。當群眾的“學生”，實即了解群眾，了解其思想方式、行為方式，學習其樸實的生活作風，在這一過程中改造知識分子自己的思想，去除非馬克思主義的成分，最終還是為了當好教育群眾的“先生”。從工農兵中培養新的知識分子，也是擴充文藝精英隊伍之一法。但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收效并不太理想，要教育民眾還得主要依靠由學校培養出來的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化或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而這些知識分子一直不太令他滿意。為此，新中國建立后他一方面試圖改革學校教育，培養新型知識分子，一方面繼續號召包括作家、藝術家在內的一切知識分子深入工農兵，強調工農兵群眾的革命斗爭和日常生活實踐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惟一源泉。要求文藝家深入到工農兵中去，是文化建設的一種策略：他希望作家、藝術家通過這種“深入生活”，真正具體、細致地了解勞動群眾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乃至語言習慣，創作出能真正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而又體現出無產階級新文化精神的作品來教育群眾，從而更好地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論文關鍵詞]社會生活組織化；中國改革；市場回歸；社會的生產

[論文摘要]政府、市場和社會是社會生活組織化的三種選擇，中國改革道路反映了三種組織化機制的變動軌跡。中國改革發端干全能政府的控制邏輯，在經歷了政府有限化、市場回歸和社會的生產后，逐漸形成了政府、市場和社會互動的公共治理模式。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合作共治成為未來社會生活組織化的基本邏輯。

一、引言

發端于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崛起之路。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中國奇跡”。中國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國內外學者的目光，他們針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實踐進行了大量研究，探討是否存在一個不同于其他國家發展道路的特殊的“中國模式”。許多學者把目光聚集在中國改革的路徑與方式上。在改革的路徑方面，“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路徑各有支持者，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一個自上而下，再從上而下的過程，并非通常人們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曾峻，2005：224)在改革的方式上，雖有不同觀點，但政府主導的漸進式改革幾乎成為一種共識。

如果說對中國改革路徑與方式的研究多來自經濟學者的努力，那么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則主要關注權力運行邏輯的變化或公共治理模式變遷以及社會結構轉型。“國家與社會”框架成為這些研究的一個主導性分析范式，國家與社會的分離以及由此帶來的獨立社會領域的出現是分析的起點。至于國家和社會的具體互動關系與社會的解放程度，則因學者而異。除了國家與社會這一分析框架外，基于市場經濟的道路選擇，政府與市場也逐步成為一種分析話語，進入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者的共同視野。近些年來，由于公民社會的興起與發展，引發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遷，“治理”正在取代“統治”作為分析公共權力運行的話語。因此，有學者開始認識到不同于政府與市場的社會空間的存在，認為“新三元結構”應代替原來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中國的改革是政府、市場與社會“新三元結構”的重構。(包國憲，潘旭，2007)

中國改革帶來了社會生活變遷，這種變遷既反映在社會生活方式上，更表現為社會生活內在邏輯的轉變。社會生活不同于個人生活，在于社會生活是組織化的。因為這種組織化而使社會成員共同生活，走出“叢林法則”處于共生狀態。中國三十年的改革，早已改變了計劃體制下“政治控制一切”的社會運行機制。個體逐步從集體中得以解放，變為具有主體性的個人。然而，整個社會并沒有因此變得無序，社會成員重新以一種不同于傳統的方式組織起來。換言之，在改革過程中，中國社會生活組織化邏輯發生了變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國家與社會關系成為分析中國改革以來權力運行邏輯轉變的主導性范式。政府與市場盡管主要是圍繞經濟生活展開的，但經濟生活往往與社會生活融合在一起，社會關系“嵌入”在經濟體系之中。(卡爾·波蘭尼，2007:50)因而市場仍不失為一種社會生活的組織方式，市場交換把人與人聯系起來構成“局部秩序”。亞當·斯密所言的“無形之手”不僅配置經濟資源，同時也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協調社會生活。

摘要：隨著我國素質教育理念的不斷推行，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重視學生的科學文化知識，還要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提升綜合素質。綜合實踐課程是一種新型的課程形式，它能夠為學生通向社會搭建橋梁，能夠加強學生與社會活動的聯系，讓學生獲得直接經驗，促進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更好地適應社會。基于此，從小學教師的角度出發，分析探究小學綜合實踐課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關鍵詞：小學教學；綜合實踐課；社會生活

教育的本質是教書育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要教給學生新的知識，還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學習能力，能夠走出教室，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學以致用。綜合實踐課程是根據國家要求開設的新課程，其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夠更多地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獲得經驗和教訓，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更好地與社會生活接軌。

一、從家庭生活入手，進行基礎實踐活動

由于小學生年齡較小、性格活潑好動，其生活半徑主要是家庭生活和校園生活。校園生活更關注科學文化知識的教學，而家庭生活更重視生活技能的培養。除校園生活外，家庭生活也是培養學生能力、增加生活經驗、聯系社會的有效平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小學生會不自覺地模仿父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所以，要從家庭生活入手，由父母引導學生，進行基礎的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比如，在教學“媽媽的微笑”時，教師可以將學校課堂和家庭生活進行結合，引導學生回憶媽媽每天在家里要做什么，回憶媽媽的樣子以及特點，回憶與媽媽開心的經歷，然后將這些經歷記錄下來，并舉辦演講比賽，和同學們一起分享媽媽辛苦的故事。在課程結束之后，布置作業，放學回家之后要幫助媽媽，分擔家務，讓學生懂得要感恩父母、孝順父母。

二、走進校園生活，獲得實踐經驗

在圖書館看到雅克曼的《經濟法》這本書的時候，驚呼于書的薄度。小小的一本冊子，是法國大學出版社1941年編纂的《我知道什么？》叢書系列之一。《我知道什么？》這系列叢書是一套普及型百科知識叢書，選題及內容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比如退休制度、社會生物學、群體動物學、物種起源等等。雅克曼的《經濟法》也隸屬其中。看到經濟法列入當時法國的百科知識叢書，心情是高興驕傲的。要知道，作為“萬法之母”之民法也沒有此待遇。

雅克曼的《經濟法》引著龐大規范，作為普及基礎法律知識的叢書之一，介紹了歐美各國的經濟法，甚至也引進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概況（雖然論述十分簡潔，只是一筆帶過），并嘗試為經濟法下定義。正如雅克曼在《經濟法》第二章中所談到“經濟問題先于法律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律應該為經濟只是其中一個方面的現實生活服務。”，“尤其是競爭法。國家的任務是反對串通一氣，反對限制性的做法，反對壟斷行為，以便維持競爭價格制度。因此，有效地競爭不僅不會與‘自由放任’同時存在，反而要求政府保持警惕，避免其自行破壞：務必使企業保持競爭，不要因相互爭斗而毀滅，從而造成壟斷地位。自相矛盾的是，既要相互爭斗，又要禁止最終獲勝。”i經濟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浮現出來，它既承認公、私法劃分的理念，又不囿于公、私法的分界；它既著眼宏觀、也不忽視微觀；以法的各種調整手段對經濟關系進行調節，在現代國家和市場之間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經濟法的產生和發揮作用系有經濟基礎的

法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使必要對法學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經濟法的產生及作用的發揮，也是遵循這一規律的。

（一）雅克曼關于經濟法起源的論述

“現代經濟法產生于后工業時代的法律文明，順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現實需要，體現了對民商法文明局限的揚棄和對傳統法律制度和理性的充分吸收與繼承。”是的，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濟法的產生，僅僅只有百年時間。雅克曼在談及經濟法起源時就指出：“從18世紀起，法國重農學派尼古拉·博多(NicolasBaudeau,1730-1792年)在其名為《經濟哲學初步入門，或文明狀態分析》的著作（1771年）中，就使用了‘經濟法規’這一概念。”在博多看來，經濟法規屬于自然法，正如雅克曼所說：“雖然現在已不再采用這種看法，但博多卻領會了任何經濟和活動都受‘經濟憲法’制約的這個首要真理（后又為德國的學說所深化）”。

民歌也稱“民俗歌謠”。古人云：“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民歌同詩歌一樣是人們對于生活最真摯情感的表達。民歌是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一種藝術形式，它表達人們的樸實感情，成為最受人們喜愛的音樂藝術之一，人們以口頭的形式將它代代相傳，并且不斷加工和完善。民歌來源于民間，是勞動人民在生活和生產勞動中自己創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它是人們集體智慧的凝結，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人們思想感情的宣泄和表達，也是人們思想水平和藝術細胞的充分展現。同時，民歌記錄著人們生活的點點滴滴、記錄著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記錄著人們對美的藝術追求。民歌真正要表達的是一個民族的風土民情，是一個民族的風格氣派，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魂魄。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會有那種最為美妙、動情、傳神的音樂存在和流傳。

一、民歌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展現

（一）民歌來源于勞動生活

勞動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正是因為勞動才創造了人類、創造了世界、創造了文明。民歌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在勞動中創造出來的人類音樂文化的結晶。在勞動過程中唱歌可以排解勞動的壓力，為了讓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使力氣同時發出，協調勞動者的步伐，人們常常會發出一些呼叫的聲音，這些聲音有節奏、有音調并且被勞動人民廣泛傳唱。勞動號子就是在人們的勞動生活中產生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川江號子》是長江流域獨特的民間藝術形式，在世界江河流域音樂體系中，散發著耀眼的光芒。巴渝境內，山巒重疊，江河縱橫，貨物流通，客運往來，都需木船載客運貨，江上船行，船行船停，闖灘斗水，該快該慢，眾船工都聽從艄翁發號指揮。“一聲號子我一身汗，一聲號子我一身膽。”川江號子的歷史和人們的勞動史是分不開的。此外，作為民歌的《茅山號子》具有很高的藝術品位，是興化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勞動號子之一。“打起號子不費難，牛角扳弓兩頭彎；二十四個車拐隨軸轉，十二只腳板跟車翻。”《茅山號子》雄渾厚濁，野性十足，傳唱間描繪的是這樣一幅畫面：藍天白云，秧苗青青，臨水的田畔，一架結實的水車之上，一群男女勞力正卷起褲腿，挽著衣袖，輕松愉快地趴在杠上踏車車水。戽板帶起的嘩嘩水聲伴著他們嘹亮的號音，響遍空曠的田野，隨著每一個勞動動作，配以生動傳神的號子，賦予勞作理想的光芒，勞動者的自豪感躍然而出。

（二）民歌來源于人們的感情生活

當人高興的時候，不禁就會哼起自己喜歡的歌曲、小調。當人情緒低落的時候，也會用唱歌的方式排解內心的壓抑，宣泄自己的情感。人的喜怒哀樂都可以用唱的形式來表達。唱出對于愛情的甜美、對于家人的思念、對于社會的不滿等等。在表達感情的民歌中，表達浪漫、純樸的愛情民歌居多。例如：陜北地區民歌《三十里鋪》、《蘭花花》、《這么好的妹妹見不上面》、《滿天星星一顆明》、《走西口》；西南地區的民歌，《康定情歌》、《阿詩瑪》等等，這些歌曲都是對美好愛情的傳唱，是對人們那浪漫美妙愛情的表達。總之，民歌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社會生活為民歌傳唱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準備，民歌又無時無刻不在反映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民歌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再現，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展現。

作為教育工作者，無人不知，做人以德為本，要成才，須先成人。加強學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教育方式卻是靜態的，一成不變的：面對老師對學生德育太過注重課本上既定的道德規范的抽象知識，仍舊局限在課堂上對學生開展教育。漠視了學生個體的生活環境，漠視了他們內心當中潛藏的愿望、熱情等現實生命所指的方向，缺乏生活的情景性和生動性，從而導致了當前學校德育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們認為要想改變這種現狀，除了規范約束之外，更離不開心育啟導與生活有機結合，學生德育講求的是實效性。只有引領著孩子感受、觀察、分析生活，才不至于在面對現實生活的種種現象時束手無策，他們才能真正認清善惡，才能有選擇地接受和摒棄。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過于說教式的教育對其作用不是很大的，他們更多的是需要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實踐、養成，以最終達到內省的目的。

一、社會實踐活動是培養學生德育的深厚沃土

學生在教育中發展，即在教育中生活。新課程倡導要讓學生學習鮮活的知識，引導學生意識到知識從生活中來，又為生活服務。事實上，德育更大的舞臺在課外、在生活中。因為那是學生道德情感盡情抒發的空間，是學生道德思考噴發的大海，也是學生自覺實踐道德意志的肥沃土壤。我們可以在做好課程教學的同時，通過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把學生引向社會，引入生活。根據課程教學內容和實際情況體驗生活，每隔一段時間安排相關的德育實踐活動，并使這些實踐活動課程化、規范化。例如，安全責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點馬虎。針對交通安全教育的課程內容，我們習慣于說教式的教育，要求師生提高安全意識，時刻注意安全，在課堂上教會學生認識各種交通標志，了解過馬路的方法。但這些終歸是“紙上談兵”，遠遠不夠的。因為馬路上的情況瞬息萬變，錯綜復雜，不親身經歷是得不到真感受的。我們何不專門為學生組織安排一次德育實踐活動：帶領學生走出校園，親自找一找書本上的交通標志都出現在哪些地方，在街頭觀察交警如何指揮交通；親身體驗遇到具體情況該怎樣安全過馬路。

二、社會生活中的正能量是培養學生德育的催化劑

讓德育回歸生活，并不是要在德育中向學生詮釋生活，而是重在通過學生重溫生活事件，在生活畫卷的引領之下，認識和理解生活，形成正確的態度，積累鮮活的案例。因此，德育還需要及時捕捉現實生活中鮮活而有價值的資源。例如，借助學生身邊的弱勢群體———殘疾人的正能量。我們不妨開展“尋訪身邊的殘疾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帶領孩子與殘疾人零距離接觸；再如，針對學生中的留守兒童，可以開展留守兒童親情電話活動。讓所有的學生了解他們身邊弱勢群體生活的困難，感悟他們意志的堅強，由此獲得的情感體驗才是最真切的，最不能磨滅的。學生會在這樣的實踐活動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能內化為學生的實際行為。學生會全方位的吸收有用的東西，同時幫助他們學會尊重，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社會；幫助他們學會合作，在合作中體驗快樂，分享快樂；幫助他們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個性心理品質；幫助他們學會生存，在各種情況下善待生命，提高生命的質量；幫助他們學會愛，愛自己，愛他人。

三、社會生活中的“負資源”是培養學生德育的警鳴鐘

《日新月異的社會生活》說課稿

尊敬的領導和老師：

上午好！我說課的題目是《日新月異的社會生活》，內容選自于岳麓版中國歷史八年級上冊第二十三課.我將從以下五個方面來談我的設計構想.

一、說教材

本課講述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在衣、食、住、行、用、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變化和進步。因此，本課具有很高的現實意義，并為下一課《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變化調查》起到鋪墊作用。

根據教材的內容，我確定了如下三維教學目標：

摘要：《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2011版）指出：教師應該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因此，教師要善于引導學生，把現代信息技術融入到小學數學教學中，積極發動學生參與教學活動，充分激發培養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從而實現“人人學有價值的數學；人人都能獲得必需的數學”，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關鍵詞：生活；數學；信息技術

數學來源于生活，并應用于生活。數學同生活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當前，隨著我國新課改的不斷推進，新課改對數學這門學科教學活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師要把信息技術和數學教學進行合理的整合，將數學教學同學生的生活有機結合起來，加深學生對數學的認知，提高學生知識的應用能力。這是信息時代的要求，也是創新教育的要求。

一、再現生活畫面，利用信息技術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興趣作為一種能夠吸引人們產生進一步探索欲望的情感，在數學學習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為了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可以把信息技術與數學緊密結合起來。例如，在教學三年級上冊“千克和克”時，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模擬一個場景：一個蘋果、一個雞蛋各有多少克，大約幾個蘋果重1千克、幾個雞蛋重1千克，讓學生初步感知千克和克的概念。本來千克和克對小學三年級學生來說就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再加上生活中家長習慣用斤這個單位來計量質量，所以只有讓學生自己通過多媒體展示把抽象的知識體會出來，才能真正去理解千克與克。在設計課后作業時，教師可以讓學生估計一下一袋薯片重多少、一袋果凍重多少、一袋大米重多少……學生在完成這些任務時，并沒有把它當作是一次作業，更沒有負擔，所以學生都樂于去完成這樣類似的生活化作業。信息技術在課堂教學中的合理運用，使得學生學得有趣、學得輕松、學得主動、學得深刻，由此激發了學生學習知識的欲望。讓學生在快樂的、有積極意義的問題解決過程中獲得新知，真正做到寓教于樂。

二、聯系生活題目，利用信息技術發揮學生主觀能動

內容提要：道德行為的確立，離不開正式非正式行為規則的激勵與約束，占主導地位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系體制是相應道德觀念產生維系的基礎。我們應該從體制規則而不應該從人的道德素質與道德觀念出發看待社會道德現象。落后的道德觀念與道德行為的鏟除，不能依靠觀念批判，而要依靠改變人們生活方式與社會行為規則的現實努力。

關鍵詞：行為規則生活方式社會關系體制

一

在“略論道德市場經濟”一文中，韓德強先生認為，亞當-斯密的人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動機，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會自動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是不道德的市場經濟的觀念根源；是斯密以來西方社會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重要原因，也是促成我社會日益嚴峻的道德問題的緣由。正所謂：“道德和市場力量強弱對比的轉折點就在于對斯密邏輯的不同評價上。當斯密邏輯遭到批判時，道德力量就開始占上峰……反之，當斯密邏輯成為主流時，市場力量就開始會占上峰”[1]，“有了斯密教條的武裝，道德節節敗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儉的新教倫理讓位于貪欲無度；在中國，信義如山、童叟無欺的儒家倫理讓位于厚黑之道。”[2]

這一認識基于一種樸素的觀念，即好的思想和道德觀念可以帶來好的行為，好的行為又會帶來好的官風、民風，而官風清廉民風純樸則是建設好的社會的基礎。古代儒家對人的成長要求體現了這一思想，即，一個人只有經歷了誠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塑造過程，才談得上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儒家學派看來，道德決定一個社會的“治、亂、興、衰”，是“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的根本。19世紀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更是這種道德決定論的典型代表，他們甚至把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理想社會的愿望都建立在道德改良上，企圖通過道德手段，通過“愛”的說教，通過勸導富人對窮人仁慈來實現自己的理想[3]。

當然，從道德觀念與道德素質出發看待人的行為表現并非全無道理，共產主義道德觀念就曾塑造過一大批為了他人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仁人志士；雷鋒思想及其道德觀念的普及，曾經使得社會上艱苦奮斗、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事跡蔚然成風。所以，當一段時間以來，官場上吃喝玩、泡酒吧盛行一時，參與者日眾的時候，官員的官德何在，黨性何在，肯定是人們需要追問的；當商場上，一些生意人從制造假冒商品發展到制售有毒有害的商品，從騙顧客騙朋友到騙家人，從騙吃騙喝到騙銀行的時候，國人的良心何在、信譽何在、道德何在，肯定是人們需要糾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