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條件范文10篇

內容提要：西歐走出中世紀的關鍵是市場發展。中國季風氣候使得東西方向產品差異小，沒有交換必要；西高東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為由西向東，南北方向有差異的產品不能通過水路運輸，陸路運費太高，商品交換不能實現。農民的合理選擇只能是調整產品結構以滿足需求，導致社會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狀態。缺乏市場刺激致使生產規模難以擴大，不能刺激勞動分工，無法降低發明創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創新，生產技術陷于停滯。經濟人在特定地理條件下的“理性選擇”，制約古代中國不可能走出傳統社會。

關鍵詞：產品雷同，交換無利，技術停滯，社會緩慢

傳統觀點認為，社會是一個逐漸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但是，在春秋戰國以后的兩千多年中，中國社會卻一直維持著小農經濟的古老狀態。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國更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埃及、印度、巴比倫等文明古國（所在的地域），也都沒有自發發展起來，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些情況促使人們考慮，社會形態演進的規律是否普遍適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術發展界限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生產力發展的原因在于生產技術的積累引起的生產工具的改進和提高。根據這一原理，文明古國之所以都維持著古老狀態，就可以歸結為他們生產技術的停滯。由于除西歐以外世界各地的生產技術普遍出現停滯，于是人們很自然地想到，這些社會的生產技術是否具有一個不可超越的發展界限呢？

現代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都是為了滿足需要，滿足需要必須付出代價，這就出現一個成本收益的比較問題。人們經常面臨一個成本收益的比較問題，也就是要進行“權衡取舍”。技術發明和創新活動當然也適用這一原理：只有那些預期收益高于預期成本的發明項目，才會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研制。如果一項發明創造對整個社會收益很高，但發明者的私人收益卻不敷成本，就不會有人破費私人財產去進行研制，人類發明計時鐘的過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原理。

現代社會里，律師在協助社會主體認識法律權利、正確行使法律權利和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權利，促進社會法律秩序的建構中，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當我們用法哲學的眼光來審視與律師職業相關的若干社會條件時，我們不難發現，無論過去或現在，社會條件不同，律師職業的外在樣式和內在機制表現便存在差異。因此，研究律師職業與不同社會條件的關系，揭示其內在規律，對于加強對我國社會結構類型的改造，促進我國律師職業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好地為我國社會服務，具有重要意義。為此，筆者試從與律師職業密切相關的若干概念范疇出發，對此進行探討。

一、律師職業與經濟體制的關系

社會經濟體制可以分為計劃型和市場型。計劃型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產品經濟。在產品經濟體制下，政治和經濟融為一體，經濟成為政治的附庸，生產者沒有獨立的經營權，生產者之間實際上不發生橫向主體關系，有的只是與上級和政府的縱向隸屬關系；生產者之間的經濟聯系不是由法律調整，而是由政府決定。政府則主要依據行政權力關系、行政命令、等級職位安排、紅頭文件來配置資源、協調關系，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計劃型經濟的社會，律師幾乎沒有作用。計劃性經濟政策使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甚小，投入與產出、生產與消費等問題都由行政命令予以調整，“企業基本上沒有經營決策權和利益分配權，……僅僅是生產者而不是經營者”，（注：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頁。）沒有真正意義上交換和流通，沒有沖突和糾紛，一切問題都是預先安排的，企業或生產者只有服從的義務。在這種背景下，以維護合法權利和爭取合法權利為角色特征的律師職業顯然是多余的了。雖然計劃型經濟中也有法律，但本質上是計劃政策的翻版。律師是為具有獨立法律人格的社會主體提供法律服務，幫助其了解法律權利、行使法律權利和救治法律權利的社會角色，律師開展服務需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主體具有法律服務的需求。在計劃型社會中，社會主體幾乎沒有法律服務的需求，因為，行政命令將它扼殺了。

與計劃型經濟社會相對立的，是市場型經濟社會。市場、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商品經濟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它以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前提，是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化的商品經濟或社會化商品經濟。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要求市場相應發展，不僅消費品相應發展，而且要求各種生產要素都能從市場選購，于是產生了要素市場，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場體系，從而社會再生產的全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都與市場密切聯系，市場機制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調節機制，調節著社會經濟的運行，這時的商品經濟就發展成為市場經濟。

市場型或商品型經濟社會孕育和促進了律師職業的產生和發展。律師職業最早產生于古羅馬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律師職業的發達等現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市場型或商品經濟與律師職業的內在聯系：

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1］恩格斯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正確的理論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都是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鄧小平同志關于回答和解決“什么是小康社會，怎樣建設小康社會”問題而形成的小康社會思想也不例外。要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科學體系及其基本精神，就必須認真考察、深入研究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形成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條件。

第一，從時代背景來看，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形成于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主題的歷史背景下。在中國產生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并非偶然的，這首先是時展的需要。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產生的時代，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時代主題的轉換。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首先從國際政治來看，國際緊張局勢趨向緩和其次，從國際經濟和科技發展來看，經濟和科技因素在各國對外關系和整個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明顯上升，國際競爭更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鑒于世界國際形勢發生了上述這些重大變化，鄧小平以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創新精神對當今時代主題作出了科學判斷。他明確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鄧小平充滿智慧地將中國的現代化的最低目標確定為小康目標,并根據實現小康目標來設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代化戰略步驟,并提出正確的方針政策,由此形成了系統的小康社會思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大背景下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應運而生的，它充分體現了時代的需要。

第二，從歷史根據來看，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是在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戰略,不斷總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與教訓的歷史前提下形成的。實現現代化是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夙愿，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戰略正確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成敗。我國在探索和制定現代化發展戰略過程中曾有過深刻的教訓。黨中央在1953年就提出了要實現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并在1956年寫進八大通過的黨章中。但后來由于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左”的錯誤，導致在具體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實踐中出現了急于求成的情況。如在20世紀50年代末，我國制定了“15年超英趕美”的戰略，在這種趕超戰略的影響下出現了“”運動。實踐證明，延緩了現代化進程。1964年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還提出了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在1975年第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重申了“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這說明我國在很長時期內對現代化實現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對現代化目標定的過高，對實現現代化要求過急過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鄧小平在總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經驗，并在認真吸取長期以來在實現現代化問題上的脫離國情、急于求成的教訓的基礎上，對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進行了慎重反思，并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思想，而“中國式現代化”，鄧小平借用“小康”這一概念來描述。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只是一個小康的國家”。［3］這是鄧小平首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即“小康之家”、“小康的狀態”、“小康的國家”的思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圍繞“小康”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進行了多方面的闡述，并逐步形成了小康社會思想。可見，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是與鄧小平認真總結我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踐過程中的歷史經驗教訓分不開的。

第三，從理論前提來看，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是在堅持馬列主義思想的前提下，靈活運用其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回答與解決中國現代化建設重大理論與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思想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的行動指南。三者作為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揭示了整個世界包括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科學地表述了馬克思主義者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提供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工具。因此，鄧小平指出：“我們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老祖宗不能丟啊！”［4］“老祖宗不能丟”，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基本原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比如鄧小平在闡述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政治保證方面，就首先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5］“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6］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實際上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去結合中國實際回答和解決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重要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理論成果，它完全體現了馬列主義思想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別是體現了實事求是這一馬列主義和思想的共同精髓的要求，沒有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將缺乏理論基礎。因此，馬列主義思想為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前提條件。

第四，從實踐依據來看，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逐步認識并得到形成的。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前提。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作為一種正確的理論成果，不僅是時代的產物和吸取歷史教訓的結果，也是來自于實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浪潮在中國大陸涌起。從農村到城市，從企業到機關，從學校到科研機構，改革在各個領域各條戰線全面展開并不斷深入。與此同時，我國把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由于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長期堅持這一基本國策，我國的對外開放逐步擴大，不斷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并逐漸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而隨著改革開放的穩步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新的時期。就在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這種嶄新的偉大實踐中，我國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克服這些困難需要充分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發揚開拓創新精神。而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成為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重要源泉，鄧小平始終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面，熱情地支持、鼓勵、保護和引導群眾的創造活動，并把人民群眾創造出來的新經驗、新舉措進行分析和總結，并上升為理論，從而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因此，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為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現實依據，離開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第五，從文化基礎來看，鄧小平小康社會思想是在活用中國傳統小康文化遺產，并結合新的時代要求，進行了偉大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而形成的。只要是熟悉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都會發現“小康”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說小康文化思想源遠流長，盛行千年而不衰。據已發現的史料記載，“小康”一詞，最早出自《詩經》。《詩?大雅?民勞》中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上是說老百姓非常勞累困苦，希望過上安逸的生活。“小康”作為一種社會模式，最早見于《禮記?禮運》。《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已。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在這里，小康被描述為財產私有，生活寬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講究禮儀的社會狀態。后來到南宋時，洪邁在《夷堅甲志?五朗君》中指出：“然久困于窮，冀以小康”。在這里的小康指一種經濟上比較寬裕的生活狀態。自從古代思想家們提出小康概念后，“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詞在中國古代民間得到廣泛的流傳，小康文化思想在中國民間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當然，古代的小康理想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無法變成現實。歷史發展到近代之后，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家康有為把大同、小康之說和孔子的“三世說”聯系在一起。

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經濟要繁榮、生活要提高,已成為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而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中國面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現狀,迅速地發展壯大自己,以民富國強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民族和人民一致的強烈要求和熱切企盼。發展的中國呼喚發展的理論。作為特色理論核心的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國情為前提,以實踐為基礎的產物。它已經和必將成為指引我國人民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跨世紀的行動綱領。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對時代主題轉換的敏銳把握

對時代主題的正確認識和敏銳把握,從來就是一個政黨正確地制定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主要依據。而時代主題是客觀的、發展的,這種客觀發展只有正確地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才能為人們所把握。在較長的一個時期里,我們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和把握出現了某些偏差,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們國內的一切工作實際上是圍繞著“要準備打仗”和立足于戰爭“早打”、“大打”來進行的。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決策上的失誤,不可避免地擠占了國內經濟建設的時間。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在思考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同時,開始了對時代主題的重新審視。到70年代中期,他在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科學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延緩世界大戰是可能的觀點。從80年代初開始,他在分析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現為和平問題(東西問題)、發展問題(南北問題)的新變化后,又提出了爭取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進而從中概括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精辟論斷。〔1〕據此,我們黨及時調整了自己的對內方針和對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國際風云的急劇變化,人們一度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再次陷入迷惑,鄧小平又一次有針對性地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3〕也就是說,雖然世界依舊很不安寧,但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二戰以后,由于出現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世界經濟出現了驚人的大發展。有人計算,單是戰后頭30年,世界工業總產值累計額就是人類歷史全部工業總產值累計額的兩倍左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頭二十多年生產的產品,就超過了過去二百多年產品的總和。從1950年到1980年,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4.7%。就目前我國的工業化水平看,不僅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勢。更令人擔憂的還不僅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當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經濟發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較高水平的工業、雄厚的資本、豐富的組織與經驗以及眾多的優秀人才,新技術革命成果將更容易被經濟發達國家所利用,使他們得以更快地發展,由此將使南北差距呈進一步擴大之勢。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地區)之間,工業化的進展速度也日益顯示出明顯的差距。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亞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國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為此,鄧小平指出:“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4〕“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5〕正是這種強烈的時代緊迫感和歷史責任感促使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以來,一再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化劍為犁”是我們所處時代的本質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強化了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經濟為主導的綜合國力競爭,使得各國日益重視本國的經濟改革、調整與發展,推動國際社會的軍事角逐和政治對抗讓位于經濟競爭。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進的交通、通訊手段,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體系與價值觀念將在頻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納、磨合與交融,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價值取向將日益被各國所認同,從而使和平與發展成為維系人類社會共同命運的紐帶。

(二)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回應

1840年鴉片戰爭,既是中國由獨立的封建主權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又是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被動地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折點。隨后中國的發展問題就被突出地提了出來,無數仁人志士圍繞著發展問題設計過諸種方案,但最終都沒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開始了發展社會主義的艱辛開拓,對來說,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比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更為陌生和更為艱巨的事業,因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觀察、親身體驗和研究而形成的,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性質、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的認識,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和成熟的戰略思考,而前者僅僅停留在從當時蘇聯傳播進來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如何去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確是一個在思想上無法也來不及仔細思考的問題,于是中國首先是照搬照抄蘇聯的經驗,其實蘇聯模式也并不是一個真正成功的模式。雖然在50年代中期,已經察覺到了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開始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在當時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尚不明晰和對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加之晚年背棄了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得關于社會主義的發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現偏差與失誤,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損失。幾乎與此同時,隨著二戰以后殖民帝國主義體系徹底崩潰,現代化成了亞、非、拉美大批獨立國家所追求的目標,發展的主題受到了極大關注,一大批關于現代化和發展問題的理論相繼形成。例如“現代化理論”學派,“依附論”學派和“世界體系論”學派等等。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可以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戰略指南或可以被某個國家完全接受和運用,特別是關于兼有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雙重身份的中國如何發展,更不可能在上述發展理論中查尋到現成的答案,這個空白留待了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填充。發展的中國呼喚發展的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發展的理論,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將實現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著眼點,同時將中國現代化納入到世界現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科學的闡述,構建了當代中國的發展理論。

(三)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對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深刻反思

摘要：揚州學派是清代學派之一，是乾嘉漢學的重要分支。因為起源于揚州，所以稱為揚州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劉臺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孫、王引之、朱彬、劉寶楠、劉文淇、薛傳鈞、汪喜孫、焦廷琥、劉恭冕、劉毓崧等。揚州學派作為一個具有地域特點的學術流派，是在揚州這塊有著豐厚的文化積淀的肥沃土壤中產生形成的。揚州學派的形成，有著各個方面的原因，不僅與揚州的地理位置、揚州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有關，而且與揚州悠久的歷史也是分不開的。

關鍵詞：揚州學派；清代；社會條件

揚州學派是活躍于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年間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這個學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為主要代表，這一學派在經史、子學、小學、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揚州學派形成的社會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條件

清朝建立之后，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銳意經營，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團結、國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關以來，統治者不斷頒布禁止結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強文化專制主義，對文人實行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這就使知識分子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放棄與現實聯系緊密的問題的探討，只能將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另一方面，清統治者又進行懷柔和籠絡，仍按明代舊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對漢典籍的整理，以從中吸取營養，從歷朝歷代的興衰中尋找統治經驗。清朝前期不斷調整政策，經過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對得到了緩和，在政局保持統一的基礎上，也實行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和措施，政權得到鞏固，經濟持續發展，日益繁榮。國家出現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時期，基本上實現了滿漢兩大民族融洽共處的統一局面，社會安定。因為政治的相對穩定，經濟、文化、學術等的發展才有一個良好契機和優越的條件。加上清政府大規模集中全國各地人才進行編書和修志等活動，清帝南巡倡導風雅，既穩定了封建統治基礎，又為學術的繁榮，揚州學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條件[1]。

二、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

公平分配是社會充滿活力的必要條件，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細致闡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思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平”二字被置于相當顯著的位置。如何才能實現社會公平分配的戰略構想？筆者認為：公平的收入分配應當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即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缺少任何一個條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

一、確保社會成員受教育和就業的權利是實現公平分配的起點公平

所謂起點公平就是指社會成員在從事某項社會活動時具備相同或相近的起點。在現代社會中，確保社會成員受教育和就業的權利是實現公平分配的起點和前提。

社會成員受教育程度對收入分配有著重要影響。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著就業機會、就業能力的不同，也意味著將來收入的不同。中外大量的事實都證明，受教育越多，掌握的知識越多，一般來說發展的機遇就越多，工資收入和生活質量也就越高。就我國目前情況看，雖然各級政府在實現教育公平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教育不公平還是十分明顯的，突出地表現在城鄉教育的差距上。教育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農村人口受教育機會少，受教育年限短，教育質量低。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3年，而農村人口還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由于農村教育落后，導致農民文化科技素質偏低，在農業生產中先進的科學技術利用率低，經營方式粗放，經濟效益低下。在黨的十七大的報告中，強調“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把優先發展教育提到了人才強國、民族振興的高度，把促進教育公平作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設想通過建立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對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教育實行特殊政策，建立對貧困學生資助體系以及改革教學內容和考試招生制度等等辦法，來解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標。近幾年，國家加大了教育的投入和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據財政部副部長王軍介紹，自2005年底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以來，全部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為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補貼住宿費。與此同時，國家助學體系不斷完善，每年用于助學的財政投入、助學貸款和學校安排助學經費達500億元。到去年，“兩免一補”政策已在全國農村全面推開，惠及全國近1.5億農村中小學生，新的資助體系解除了社會困難群體對子女接受教育的擔憂。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滿足社會成員公平的接受教育而采取的有力措施。

就業關系個人的收入狀況，關乎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讓每個勞動者擁有平等的就業權利，也是實現收入分配起點公平的必要條件。就業平等意味著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有平等的就業權利，這一權利不因個人性別、年齡、民族、地域、文化、經濟能力及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我國目前就業不平等主要表現在：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未必取決于真才實學，有些名義上是公開招聘，實際上存在暗箱操作；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種種制約，處于就業最不利地位的是農民，尤其是中西部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的農民。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就業是民生之本”的思想。而要實現這一思想，就必須改革現階段我國的就業準入、戶籍管理等制度，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平等競爭；改善就業和創業環境，為就業者和創業者提供諸如稅收優惠政策等必要的條件；建立對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以及解決零就業家庭幫扶制度。等等。一方面要通過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一方面要通過“以創業帶動就業”，鼓勵通過自主創業緩解我國就業壓力，讓每個勞動者擁有自己的就業崗位和合法收入，滿足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就業總量保持了持續穩步增長，就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各地就業再就業工作取得顯著成績，失業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國城鄉就業人員從2002年的73740萬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萬人，增加了2660萬人，年均增加665萬人。城鎮就業人員占全國的比重從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使鄉村就業人員占全國就業總量的比重從2002年的66.4%下降到2006年的62.9%。2002—2006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均保持在4.0%—4.3%的較低水平。

二、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是實現公平分配的過程公平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科學思想的概說；我國傳統科學思想的特點；我國傳統科學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產生、闡述和解釋科學假說和理論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礎、科學思想從內容上分析包括、科學思想是從探討宇宙的本原和秩序開始的、用具體物質形態來說明萬物的構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論和邏輯上的困難、樸素的辯正思想、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環論、元氣、陰陽論與五行理論的結合、元氣→陰陽→五行→萬物成為理論詮釋的固有范式、科學思想的發展會受到兩方面的社會條件的影響、一種玄秘虛無的境界、生產技藝得不到理論上的總結、提高和應用上的推廣和發展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科學思想是人們在具體的科學認識活動中產生的，既反映了當時社會認識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響著科學方法的形成和發展。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原因，我國古代產生了與西方迥異的科學思想方法，其中，元氣論和陰陽五行學說構成了傳統科學理論的最一般解釋框架。

關鍵詞科學思想元氣陰陽五行

1科學思想的概說

一般來說，科學思想是在具體的科學認識活動中，產生、闡述和解釋科學假說和理論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礎。一方面，它制約著科學認識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影響著科學方法的形成及其發展方向，對科學理論的構成起到了指導作用，影響到社會對科學價值的評價。另一方面，一定歷史時期的科學思想作為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也是歷史傳統與現實生活在科學活動中的反映。它要適應人類從自然事物、自然現象獲得認識和心理滿足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說，科學思想一般應和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潮相容。科學思想應該滿足科學實踐對理論的要求，科學思想應能夠反映科學實踐所顯示出來的認識傾向。

科學思想從內容上分析包括：①對自然的普遍形式，萬物存在的方式，事物與現象變化之間聯系認識的一般觀念。科學思想反映了對自然整體圖景和規律的綜合認識，表現了對自然事物認識的客觀性和實證性，從而成為宇宙觀和方法論的基礎。②對認識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徑及用什么方式來表達和確證這種認識的一般看法。③社會對科學技術、社會價值的一般看法。從科學認識活動的角度看，就是對科學對象、科學任務、科學工具、科學方法、科學與社會環境關系的基本看法。這些構成了科學活動中的指導思想，為科學認識的思維過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學活動沿著一種規范式的方向發展。

任何偉大理論的產生,都有其賴以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都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都是根據時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的權力觀也不例外。權力觀的產生,是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歷史條件為基礎的,是適應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場經濟及其催生的市民社會的逐步確立是權力觀形成的時代背景

自從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以來,我國經濟基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結構多元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經濟關系市場化、企業行為自主化(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宏觀調控間接化、經營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會化[1](P145),這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又促使市民社會逐步形成。

首先,社會事務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事無巨細均屬于政治問題,幾乎所有的組織和個人都在強大的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下。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大量組織和個人逐漸脫離了政治權力的束縛,使大量的以前屬于政治問題的事務和矛盾私人化。這樣,政治系統就可能超脫于繁瑣事務之外,而專注于關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政府順應全球化發展浪潮的結果。在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下,西方許多著名學者,如阿爾蒙德、卡爾•多伊奇、馬克斯•韋伯等的政治思想傳入中國,中外政治文化發生了激烈的沖撞與激蕩。在這種沖擊之下,人們對外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在社會生活中,個體也不斷打破外在規范的約束,而努力表現自己。這就是說,政治文化的發展表現出兩個方向:世俗化和個體化,而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會利益的分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促生了眾多的利益單元,使利益表達方式和結構多樣化。當然,多樣化的利益表達方式和結構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會失序的因素,為使社會發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將各種利益要求有條不紊地納入政治系統。然而,群眾意見的爆炸性增長和領導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傳統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運作方式低效化,這就為政治運作方式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2]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會的逐步確立,必然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參與意識、政治責任感不斷增強,民主法制觀念逐步提升。這必將在我國政治領域引發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必將深刻地影響我國公共權力建構的歷史取向。這為更加科學的權力觀的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站在時代的高度,敏銳地把握社會基礎的變化,并對之作出科學的分析,及時而正確地回應了市場經濟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會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他的權力觀(例如:政治權力的民主化、政治權力的法治化、政治權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構建都與這一時代背景有關。

廣譜哲學或稱廣譜辯證哲學，是由**學院**副教授所提出的一種新的哲學理論，她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充分吸收數理科學和系統科學的新成果、運用廣義量化模型所建立的一種哲學新體系。廣譜哲學形成的社會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廣譜哲學的主流意識形態。

經過幾年的探索中，從已發表的成果上看，廣譜哲學是一種很有特色、很有潛力、很有前途的哲學研究新方向。它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基本原理基礎上，適應當代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一種新型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廣譜哲學的主流意識形態。

1、馬克思主義是廣譜哲學的指導思想與靈魂

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其體系的完整性理論的徹底性和內容的深刻性而言，仍是幾千年來哲學發展的最高成就，它對現代科學的成果、科學的發現與社會的發展具有最大的協變性與適應性。因此，廣譜哲學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原理做為建構自己的指導思想與靈魂。

(1)廣譜哲學的新形式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基本原理下得到繼承、推廣和完善，運用“堅持和發展”的原則。

和諧社會是指人類社會的各個構成部分、要素之間的關系融洽、協調,無根本利害沖突而又共生共長、共同發展的一種積極向上的文明的社會狀態。具體說來,和諧社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作為社會公民的個人自身發展的和諧;人與人之間關系或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系統內部諸種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和社會要素之間關系的和諧;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和諧;本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關系的和諧,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和諧。

和諧社會的提出是人類文明觀的一種飛躍,表明了人類向更高層面上尋求和創建新文明,它是人類文明觀的重大進步,是建立新文明的出發點。社會和諧是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取得了重要進展。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和諧的認識不斷深化,明確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1],明確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作為一種戰略———和諧社會戰略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對新世紀新階段的國內國際形勢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從研究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深刻思考,是新時期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發現的規律性的認識,研究探索它對于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擬從時代背景、思想源泉、理論基礎、歷史依據和現實依據等方面對和諧社會戰略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作一點簡單的探討。

一、當今世界的新變化是和諧社會戰略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第一,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20世紀末隨著東歐劇變前蘇聯解體,二戰后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被徹底打破,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的時代潮流要求建立多極格局,世界由兩極格局正在走向多極格局,國際形勢總體上進一步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主題。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美國,它借助其強大的實力謀求霸權,構建單極世界的圖謀不會改變;世界上冷戰思維的繼續、南北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民族分裂和宗教糾紛等都會對多極化趨勢產生各種干擾和沖擊。世界走向多極化的進程不會一帆風順,將會經歷一個較長的曲折的發展歷程[2]。世界格局的這種新變化對我國在矛盾錯綜復雜的世界中應對復雜的國際局勢、正確處理國際關系,在國際事務中充分發揮我國的作用,積極推進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與合理的方向改進從而維護我國的獨立和主權,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經濟全球化趨勢放緩。二戰后,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以及現代交通工具的發展,加強了地區之間的聯系,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信息、軍事等方面面臨巨大壓力,總體上處于弱勢,如果沒有正確的對策就會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2]。近年來,美國、西歐面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經濟增長緩慢,一些國家的失業率甚至超過10%,美歐不從其內部找原因,反而認為全球化與對外經濟交往搶奪了本國工人的飯碗,降低了他們的生活水準[4],這樣一來,歐盟區域內保護主義興起,美國國內排外思想和孤立主義盛行。正是由于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市場保護主義的抬頭,使得著力推進全球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及多邊貿易體系遭遇嚴重挫折,多哈回合談判受阻,國際自由貿易受到嚴重威脅,相對發展落后國家的發展前景也將受到沖擊。據統計,目前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為54%,科技對經濟的貢獻率為39%;而美國、日本、芬蘭等20多個全球公認的創新型國家,其對外技術依存度低于30%,但科技經濟的貢獻則高于70%[4]。中國對外技術的高度依存以及發達國家經濟對科技的高依賴,使得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在技術轉讓上的摩擦更加突出。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對外經濟往來的持續擴大,因知識產權而產生的雙邊經貿摩擦必將加劇。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要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這迫切的要求我們有正確的應對策略。

第三,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這是世界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的新特征,也是人類文化進步的必然結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學習、交流和借鑒。但與此同時,一切錯誤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嚴重沖擊我國的思想文化陣地,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造成消極影響。他們采取各種手段,惡意放大我國民族傳統文化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極力曲解、丑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企圖逐漸消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改革開放以來,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一些早已絕跡的社會腐朽丑惡現象又死灰復燃。比如,、色情陪侍現象屢禁不止,陰陽風水、卜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吸食、賭博活動不斷蔓延等等。上述這些現象與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極其相悖,非常值得我們警覺。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條件下迎接挑戰,用正確的價值觀念引導社會成員使他們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對中共的執政能力、執政水平的嚴峻考驗,要求我們提出相應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