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范文10篇

最近在好幾個場合聽到這樣的質疑：生態文學家或者生態批評家不夠重視藝術性。我想簡略答復一下：生態文學的前提是生態的——對待自然、表現自然和表現人類時的思想觀念是生態的，而非人類中心主義或者環境主義的。沒有這個前提，再藝術、再有詩味的詩也不是生態詩；在有了這個前提之后，我們希望詩人更注重藝術性。但是，除了傳統的藝術性之外，我們特別希望生態作家能創造出生態文學獨具的藝術性。

生態批評之所以對文學性、內在研究說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說，而是很難說。嚴格意義上的生態批評所要研究的文學性是生態的文學性，而非人類中心主義文學傳統的文學性，否則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評了，如果生態批評大談特談結構、韻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傳統的批評都能做也都做過的研究，那還叫生態的批評嗎？同理，如果生態文學的藝術性是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文學或現代的環境文學都具有的藝術性，那么它在審美藝術方面還有“生態的”特色嗎？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論證生態文學所獨具的、與傳統的描寫自然環境和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截然不同的審美和藝術特征。如果對于生態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和藝術分析，與對非生態文學、對環境文學的同類分析基本一樣，那么這樣的美學藝術研究就失去了生態批評的特色。與其沒有特色，還不如不予突出強調。其實，不僅僅是生態批評，當代的許多批評流派，比如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批評等，都遇到過這個難題。這個難題堪稱世界性難題，我們期待著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能夠早日構建出獨具一格的生態的美學體系和藝術論體系，在那個時候，生態文學的內部研究或者說文學性研究才有了理論基礎。

在認識到美學和藝術角度的生態文學研究之困難性之后，有必要強調：即使生態批評僅僅是思想文化批評，即便生態批評僅僅是通過對文學與自然、人與自然關系的審視，來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為一種批評方法或者批評流派也完全能夠成立。從整體上看，文學批評當然不能僅僅是思想心態、文化社會視閾的批評，必須包括審美的藝術的批評；但就一個批評流派、一種批評方法來說，將批評的視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圍之內，不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須的。不應該以批評視閾的局限性為由苛求任何批評家、批評流派或者批評方法，而應當把評價的重點放在這類有限度的批評所達到的深度、高度和創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審美和藝術批評特色，不是判斷一種特定批評能否成立的必需標準；否則，精神分析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批評等許多對整個文學批評做出重要貢獻的批評流派都將被排斥在批評之外了。至于生態文學，我同意，在生態的前提之前，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更為首先的，是文學。

無論有多么明確、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寫出來的不是文學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歸屬；正如生態批評一定也要是批評，是具有嚴格學理規范的學術研究，如果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都算不上，那還何談生態批評。在生態美學、生態文學理論體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態文學創作可能只好暫且借鑒一般的人類中心主義文學的審美藝術性，但那沒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沒有什么好研究的，因為它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獨創性。同時還要特別提防：不少傳統的藝術表現或者藝術性，是與生態文學的核心訴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顯性的擬人和隱性的移情），自然客體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別是詩人運用意象、象征時，非常容易落入人類中心主義審美的窠臼，從而使得作品的生態性大為受傷，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態文學作品了。值得作家們高度警惕的是：贊美自然、抨擊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態的文學，人類中心主義的文學和環境文學也可以這樣寫，而且早就這樣寫了，從古希臘就有了。客觀地說，不少自命為生態作家的作者，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生態文學與傳統的自然文學、與環境文學的區別，對生態文學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確。在一些人看來，只要謳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壞自然的行徑，只要倡導環境保護，就是生態作品了。生態詩歌乃至整個生態文學要健康發展，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明確何為生態詩和生態詩何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稱為生態文學作家或者生態批評家的人，都能夠首先明確生態的與非生態的、生態的與環境的這兩者之間的不同——思想理論上的不同和審美藝術上的不同，那樣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實的。

生態作品最核心的、使之與其他描寫自然的作品相區別的獨特屬性——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以生態整體為終極價值標準，不是人與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論關系而是兩者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當作中心，把自然視為人類不可或缺的、必須愛護的環境條件，把自然物僅僅當作給人帶來審美愉悅的對象，當作表現人類自我力量的客觀對應物；那么，無論作者對自然傾注了多么強烈的感情，也無論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獨特地表現了自然的美，這樣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態作品。至于生態批評，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態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時盡可能對生態審美和生態的藝術變現做一些探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生態意識是一種在處理人與世界萬物關系時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認識觀念，它的核心內容包括生態系統觀、整體觀和聯系觀。具有生態意識的文學創作對揭示生態危機、呼吁生態保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恢復生態平衡的關鍵無疑是人與大自然關系的妥當處理。兒童是人類社會的未來和希望，也是解決生態問題的重要力量，如何利用兒童文學對他們的成長產生健康的引導，幫助兒童樹立現代生態倫理觀念，對兒童自身甚至一個民族、整個世界的未來發展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兒童性格的天真無邪、思維的單純直接，既充滿靈氣生氣又飽含詩意，這種天性決定他們與大自然以及動物、植物有著本能的親近，因此，兒童文學也就更加關注自然，將動物、植物與人的世界納入統一創作。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中包含生態意識的文本開始出現，作家的知青生活經驗讓他們把大自然的豐富多姿與動物世界的神秘靈動呈現給小讀者，如沈石溪、牧鈴的動物系列小說。隨著作家生態意識的進一步增強，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具有生態意識的兒童文學作家隊伍不斷壯大，兒童文學所體現的生態內容表現日漸豐富，除了對人與自然互動之間真善美的描寫，還塑造了破壞環境、侵害動植物的“惡人”形象，展示了家園毀滅、生命消逝的殘酷現實，飽含憤怒、憂傷基調的生態童話、生態散文也開始增多。兒童生態文學越來越成為生態文學大家族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一、敬畏生命，守護生命

在古今中外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人們最熟悉的動物小說總是告訴孩子：忠誠的狗、溫順的羊、殘忍的狼、狡猾的狐貍……動物的形象因人類的實際利益被角色化，甚至妖魔化，對尚處于懵懂之中的孩童來說，會造成在人生之初就對大自然中眾生萬物產生三六九等劃分的錯誤世界觀。榮獲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阿爾貝特？施韋澤博士首先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態思想。“敬畏”就是對神秘而廣大的世界心懷謙卑和尊重；“生命”則指世間一切的生靈，無論其進化程度，習性差別，因此，這一生態思想的具體內涵是善待一切生物。以“敬畏生命”的思想來對待身邊一草一木的人，“就會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1］321。當兒童文學作家具有“敬畏生命”的生態意識，小說中的自然世界就開始變得豐富起來。他們打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從此，野生動物不再只是負面的符號，它們恢復了自在和多彩的生命。沈石溪的《紅豺》（又名《豺狼情仇》）還原了豺和狼的真實生活和情感世界。在作者的筆下，豺狼不再是讓人類一提起就恨得牙癢的野獸，紅豺“就像天邊的火燒云，因而芳名就叫火燒云”［2］314，而黃毛小狼“身上的絨毛金黃發亮，就像一朵蒲公英”［2］314，它們有大自然天賜的美麗。作者的描寫不僅如實甚至帶有贊美，實際上是對大自然由衷的敬佩和熱愛。文中豺、狼、熊、烏雕、花狗等動物都是平等的生命，為了生存奔走，為了親人拼命，它們的生命價值不低于人！而火燒云的母愛更是讓人為之動容，它的舐犢之情和獻身精神，體現出動物生命的靈性與高貴。如果人類仍然一意孤行，不敬畏大自然及萬物的自身價值，僅視自己為世界的主人，人類的形象非但不能提高反而顯得更為可疑和霸道。“大自然創造出動物和植物的目的，很可能首先是為了這些動植物本身的幸福，而不可能是為了一個存在物的幸福而創造出所有其他動植物”。［3］332。兒童文學不應角色化、矮化動物，更不應該把動物僅看作一種工具，因其食用、藥用價值和滿足人類其他貪欲，動物的生存權和生命權就可以被無情地肆意踐踏。是告訴兒童世界為我所用，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顧他者幸福和存在，還是告訴他們每種生命都有自己的獨特價值，大自然讓彼此保持平衡保持尊重，答案是明顯的。這對地球和未來的影響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湘女的《懶猴悠悠》通過一只猴子的視角表現了人類的殘忍和自大，同時顯現了猴子的智慧和生命的頑強。“悠悠覺得人類也太沒道理了，怎么可以為了自己的需要就隨便殺害別的動物呢！當然，悠悠知道，人類一般是不會去想別的動物的恐懼和痛苦的。”［4］272人類有能力也有責任改變目前大自然中動植物所遭受的苦難，人類也有感受動植物痛苦和訴求的知覺，通過具有生態意識的兒童文學傳達敬畏生命，守護生命的生態思想，無論是生態保護的實際還是對兒童思想和心靈的影響、生態人格的塑造，都會產生有利作用。敬畏生命，守護生命在成人世界或許并不容易實現，但對于兒童來說卻是本能。他們互相關愛，互相依靠，甚至不需要語言，兒童和動物通過心靈和眼神就能讀懂彼此的心思。為了對方甚至愿犧牲自己的性命，冷凝《射雕少年》、沈石溪《獵狐》中的少年因為自己對“敵人”的不忍心，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獵人”而懊惱。但恰恰是他們對動物們的愛與關懷使他們比冷血的獵手更勇敢，成為大家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兒童與動物親密無間的關系令人感動落淚，心生暖意。如果每個人都能如書中的少年般心靈純凈，為了動物朋友的生存盡一份努力，我們的生命達到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境界就會不再遙遠。

二、自然之美，自然之殤

具有生態意識的兒童文學成為生態文學中的排頭兵和急先鋒，對當代文學的“自然維度”建構作出了積極回應。文學與自然的密切關系，兒童與自然的親近本性，使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必然對大自然的描寫和歌頌產生熱情。在兒童文學中，大自然的性格是被崇拜和贊美的，其粗獷、博大、剛勁的雄性的力量，讓人類像對待父親般景仰尊敬大自然；而她的質樸、包容、柔美，又像母親般值得人類親近保護。在生態文學家看來，感受自然之美就是人世間最幸福的狀態，“陳陣終于看清了這片邊境草原美麗的處女地，這可能是中國最后一片處女草原了，美得讓他幾乎窒息。眼前是方圓幾十里的碧綠大盆地，盆地的東方是重重疊疊，一層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興安嶺的余脈涌去。綠山青山、褐山鍺山、藍山紫山，推著青綠褐鍺藍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遠山泛去，與粉紅色的天際云海相匯”。“楊克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說道：我也有同感，這真是個世外草原，天鵝草原。在天鵝飛翔的藍天下牧羊，多浪漫啊，連伊甸園里可能都沒有白天鵝”。［5］345在姜戎的《小狼小狼》里，各種生靈自得其樂，沒有無奈和憂傷，草原的樣子就是天堂的倒影。無論是姜戎筆下一望無際的茫茫大草原，還是沈石溪筆下西雙版納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抑或是金曾豪描寫的水鄉江南，都有大自然獨到的、人力難為的美麗。自然生態的存在現狀與生態作家的美好愿望卻總是背道而馳。現實充斥著自然被征服、掠奪，喪失尊嚴和生命的悲劇，這些作品對于性格和心智接近自然原始的兒童不能不說是理種震撼和傷感，但這對于他們的健康生態觀和世界觀的培養卻能夠產生一生的影響。在黑鶴《最后的藏羚群》中，可里盡管不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但已經從媽媽和同伴們那種不顧一切的舍命奔逃中感受到，那是比饑餓的狼群更可怕的東西。欲望的膨脹導致人類對自然瘋狂地掠奪，藏羚羊的未來也許就是最后一群、最后一只直到滅絕。陸梅的《一只貓的獨白》，通過一只貓的視角聲討控訴人類無限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造成的生態紊亂，人類越來越多地占有地球公民共有的資源，享受著科學技術帶來的便利，其他生命的生存權利就受到越來越嚴重地剝奪。作者們向人類明日的希望———少年兒童揭示一個可怕的后果，如果人類仍然沿著這條看似平坦的道路一意孤行，不加節制地繼續征服和統治自然，等待他們的絕不是康莊大道，而是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三、回歸荒野，復歸和諧

一、引言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嚴峻．生態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潮流應運而生生態文學批評為研究文學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途徑。為喚醒人類的生態意識方向做出貢獻生態批評所研究的不僅儀是描寫自然變化或反映生態危機狀況的文本，所有文學作品，包括古典文學．只要涉及人類與自然萬物的關系變化，無論什么角度都可成為生態批評的研究對象。生態文學批評旨在通過文學研讀與批判．弘揚生態和諧觀，協調人與自然，自然與靈魂之間的關系。小說《白鯨》就是這樣一部作品。亞哈船長曾在出海中被大自鯨咬斷一條腿，于是捕鯨之旅成了亞哈的復仇之旅。在他眼中象征自然的大海不再是孕育我們的母親，而是必須征服、支配的對象。《白鯨》一方面圍繞捕殺鯨魚這條線，描繪出一幅人與自然之沖突、對矗的悲劇。另一萬【f【i借船員以實瑪利之口，傳遞人jr1然可以也應該和諧共生的思想。

二、人與自然的對立面

人與自然的對面表脫存人類斷略取自然資源，人類意圖征服自然，以滿足自己的求。《r{鯨》描繪r以亞哈船長為代表的捕鯨者瘋狂獵殺鯨魚，最終葬身大海的過程美國紅18I造紀便有r捕鯨業，捕鯨在一定程度l：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嗣時也成為人們聚斂財富的于段捕鯨的迅速發展是現代人欲望膨脹的結果人們照亮川的燈油，同正和王后JJfI篼時J『J的油．先生，太太和小姐f『J用以散發香氣的龍涎香等都來『J捕鯨業。“豪宅府邸，華園美院。它產生于魁魁克的標槍，如果沒有捕鯨業，這里與荒僻的拉布拉多海岸是沒有多大別的。這里所有的建筑和錢財都是從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撈來的，鄙是標槍從大海里戳來的。”[-]P134人類不是適度地捕鯨為生，而是過度地獵殺鯨魚滿足門已的貪欲捕鯨船載著人類掠奪自然的欲望，成為人類從Fi然f，掠取資源的野蠻llI具作者以同情之筆描述船上鯨魚被宰割的場面，痛斥人類嗜殺無度的【xl殘捕鯨船就像是一座流動工廠，生產問．一個“加T鯨脂”、“煉取鯨油”的L產流水線。人類如果以自身利益為主體，蔑視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同等生存權利，則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在第七章中，“我”在教堂前看到了墓地中許多紀念海上喪生水手的紀念碑和許多喪失丈夫，心情壓抑的寡婦。每年很多的捕鯨船被鯨魚撞翻，上千水手喪生在海上。亞哈船長的一條腿被白鯨咬斷，海上遇到的另一個船長的一條胳膊被鯨魚咬掉。大自然不僅從物質上養育了人類，而且在精神上指導著人類。一旦人類把自己放到了自然的對立面，人類自身就會產生精神危機。“連續不斷的四十年的捕鯨生活，四十年的艱辛，危險，狂風暴雨，四十年生活在無情的大海上，和可怕的大海做斗爭……這時與其說他是人，還不如說他是魔鬼!”E]D623亞哈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自然的受害者，一方面又希望征服自然，最后逐漸瘋狂，把自己變成了連自己都不認識的魔鬼鯨魚是美麗的、壯觀的，正如神奇瑰麗的大自然，然而人們的過度捕殺，不會帶來永久的財富．必然會帶來無窮的災難，白鯨作為自然界的代表與亞哈所代表的人類進行了殊死搏斗。小說中許多大鯨聚合起來，以共同抵抗人類的捕殺，于是無數的捕鯨者尸骨無存，命喪鯨腹。亞哈和他的船員最后也船毀人亡。

三、人與自然的統一面

人類與自然息息相關，緊密聯系。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歷久而恒新的主題。在人類社會初期，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極端低下，人與自然的關系處于一種人依附．順應自然基礎上的原始的平衡和諧狀態。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逐漸把自己從自然中解脫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并試圖征服自然，將自己凌駕于自然之上。麥爾維爾在《白鯨》中雖然沒有提出明確的生態和諧觀，卻敏感地嗅到了生態意識的重要性，敏銳地覺察到人類如要擺脫生存困境必須轉變思維方式。麥爾維爾借以實瑪利之口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深深思考，表達出自己對大海及海洋生物的贊美。小說開篇第一章以實瑪利大談他那種莫名的對海的渴望。當他對陸地心生厭倦而心情低落，精神面臨崩潰之時，他不由想起大海。海是“驅除肝火，調劑血液循環的方法”。以實瑪利作為幸存者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因為文章中他與自然的關系最為密切。他之所以出海是由于倦了陸地上的生活。在小說中以實瑪利運用大量文字對鯨魚的種類和結構做了說明，傳達了他對自然和鯨魚的熱愛之情。在第四十五章中以實瑪利采用一些人名來命名每一頭所見的大鯨．如湯姆、杰克等，這體現了生物之間的平等和尊重。鯨魚和大海都是自然的象征，以實瑪利對鯨魚的接受與和平共處都表明了他對自然和其他生物的理解、喜愛和寬容。他對白鯨的描述是：“白鯨……那乳白色的龐然大物，好美啊，美的驚心動魄，它被地平線燦爛的陽光一照，在早晨蔚藍的海面上宛如一塊活的乳白色水晶體，移動著，發出耀眼的光華!”。當以實瑪利所乘坐的小船被一頭負傷的大鯨拖人鯨群中央的一片水域后，他卻意外發現這里如室外桃源般寧靜、祥和。一些“幼鯨也許可能它們都還年輕．不懂世故，各方面都很天真，缺乏經驗的緣故”，竟向那些獵手們游來。這種純真對以實瑪利的內心產生了極大的震撼。也正是在航海過程中，隨著對白鯨傳奇經歷的不斷了解．以實瑪利逐漸形成一種對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倫理關懷。

一、“生態語言學”概念的起源與發展

《語言與邏輯詞典》將“生態語言學”定義為在人種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這些領域中對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1966年，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基礎上，在其有關哲學與生物學的著作中，首次提到了Ecology這個詞，并將生態學定義為：自然界中作為生存競爭條件的所有有機物之間，以及它們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所進行的研究。此后，各領域的科學家及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出發，對“生態學”進行了全新的研究與詮釋。1959年，英國劍橋大學學者特里姆在《語言與言語》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描述的與能動的語言學》一文，首次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了語言學發展的歷史與變化。197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的語言學家豪根將生態學與語言學聯系在一起，提出并使用了“語言生態”這一概念，為“生態語言學”的研究與發展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的學者們將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進一步應用于語言學研究，同時涌現了以“生態語言學”為主題的論著，逐漸確立了“生態語言學”這一學科理論框架。縱觀“生態語言學”的發展進程，所有研究者都將研究對象比喻成生態系統，從生態學的角度揭示語言學與生態學之間互變互動的過程，強調自然、社會、價值、人文等方面在語言學中的影響及作用，運用生態系統、生態平衡的原理與機制，研究各種語言教學現象，包括構成教學生態系統的要素之間的關系，揭示了語言教學發展的生態趨勢，對語言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將生態語言學引入高等教育，是社會可持續發展及生態文明建設對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它不僅批判了傳統教育觀念存在的弊端，而且為高等教育展現了廣闊的視野，為現代語言教學理念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教學思路。

二、高校英美文學教育中的非生態現狀

無論從文學還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講，英美文學教育所體現出來的都是一種語言教學與西方文化的深度融合。我們將英美文學教育看成是一個微觀的生態系統，其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教學主體、教學活動及教學環境，各個要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當某個或多個要素發生改變時，均會對生態系統的平衡造成嚴重影響。英美文學教育是高校語言學專業課程的一個重要內容，目前，我國高校英美文學教學過程中尚存在著一些非生態現象，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重視程度不夠，逐漸被邊緣化。當前，國內高校對英美文學課程體系的設置大致雷同，主要有英美文學選讀和英美文學史兩門課程，課程設置過于單一，教學內容更新緩慢，并且大多數高校將英美文學選讀作為選修課，對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學生也普遍認為對此類課程淺嘗輒止即可，不求甚解，對文學作品內涵的理解和把握不夠透徹。第二，教學觀念陳舊，教學模式單一。傳統英美文學教學目標的定位及內涵過于單一，大多是教師課堂講授、學生課后閱讀的模式；英美文學教學多數授課教師仍以傳統的填鴨式、滿堂灌式的教學方式為主，教學方法多為對文學作品枯燥的長篇大論的講述，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學生不能夠很好地參與到課堂教學中，注意力不集中，學習興趣不高，缺乏主觀能動性，學習效果不明顯；考核方式多以傳統的“一錘定音”的終結性閉卷考試為主，只注重對學習結果的考核，忽略了對學習過程的評價，考核成績不能夠真正反映出學生的學習狀態，考核的信度與效度較低。第三，教學環境有待改善，資源配置不合理。生態語言學認為，教學環境包括自然環境、教學資源和學習氛圍等。自然環境主要是指教學活動場地的設施裝飾、光線、噪音、舒適指數等。據統計，目前多數高校的英美文學教育均采用合班授課方式，學生人數過多，教學資源配置不合理，生均占有率下降，教學場地及空間有限，學生學習環境舒適程度大打折扣。

三、高校英美文學教育語言生態化體系的構建

生態文明建設呼喚高等教育的深刻變革，英美文學教育是我國宏觀生態教育系統中一個微小的生態體系，如同自然界中生態系統的存在方式一樣，高校英美文學教育生態系統同樣具有關聯性、整體性、動態性及平衡性等特征，積極創造并構建適合高校自身發展特點的英美文學教學體系，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使英美文學教學工作變得生機盎然，是我們教學工作者應該去關注及探討的熱點問題。在生態語言學視域下，我們對英美文學課程教學模式以及生態語言環境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力求探索提高英美文學教學質量及教學水平的有效途徑。

摘要：本文基于生態語言學的視角，對生態語言學與英美文學教學之間的潛在聯系進行剖析，并從教師立場建構英美文學教育中學生主體性培養的新思路，以期對提高英美文學的教學效果有所裨益。

關鍵詞：生態語言學；英美文學教育；學生主體性培養

現代教育學的研究成果表明，合理而完善的教學模式應具有兼容并蓄的特點，即做到平衡教師、學生、語言與語言學習環境等諸多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英美文學教學過程中，學生在教師的指引下對知識形成初步感知，進而形成學生對知識的自我探究能力，這是良好教學效果的前提所在。但英美文學教育難點在于作品中的意境很難得以完美傳遞，這就需要教師在教育過程中把握學生的主體性，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學會進行主動思考，主動地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而生態語言學觀點下的教學活動具有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將教學活動看作是一個統一的，能動的且可變的體系，教師與學生都被看作是發展中的人，其中教學效果的呈現則是這兩者之間有意識的相互影響。本文嘗試從生態語言學的視角來分析英美文學教學，并從教師的角度來探討學生主體性的培養，希望能真正發揮出英美文學教育的潛在作用，進一步推動英美文學在我國高校的教學質量。

一、生態語言學內涵概述

生態語言學是自然生態學與語言學相結合而成的一門交叉學科，其觀點的核心概念“語言生態”最早由美國學者霍根提出，他在《語言生態學》中指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語言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將語言環境與生態環境進行相應的隱喻類比，并從隱喻認知的角度來對生態語言學進行考察和研究。縱觀“生態語言學”的所有發展歷程，所有研究者都將研究對象比喻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從生態學的角度揭示語言學與生態學之間互動變化的動態過程，運用生態系統、生態平衡的機制原理，研究各種存在的語言現象。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生態語言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1）語言的多樣性。如生物的多樣性類似，語言也是由多種語言所構成的一個整體性體現，“就好比是自然生態中的有機體，各個個體都具備其獨特的生長機制及演化規律”。（2）語言的互動性。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和有效工具，也是實現彼此進行深度融合的關鍵，但這些都是建立在互動的基礎之上。（3）語言與其所處的特殊環境相互作用。任何一門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演化過程都受到所處特殊環境的相應影響，將兩者看作是一種微型的生態系統，繼而針對系統內部之間的彼此作用和協調機制進行相應的考察和研究。而生態語言學理論自身較注重語言的整體性，即語言系統是由不同時空語言交織建構的一個整體性存在，其內部之間相互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彼此的相互作用，最終構成相對平衡的語言生態系統。

二、生態語言學視角下的學生主體性培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生態批評于20世紀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從90年代至今發展迅速，在不少國家的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國是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等課題的研究的。1974年美國學者密克爾出版專著《生存的悲劇:文學的生態學研究》中提出“文學的生態學”(literaryecolo-gy)這一術語，主張批評應當探討文學對“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的揭示，要“細致并真誠地審視和發掘文學對人類行為和自然環境的影響”。1978年，魯克爾特在《衣阿華評論》當年冬季號上發表題為《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驗》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態批評”一詞，明確提倡“將文學與生態學結合起來”，強調批評家“必須具有生態學視野”生態批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學研究者的生態自覺，使曾被文學研究界忽視的“環境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生態批評的產生有著時代的必然。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環境危機有目共睹。文學應該直面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的現狀。生態文學家有著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把生態環境問題與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命運攸關的社會問題在文學中表現出來。

一、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生態文學

1．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與文學。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天人合一”講的就是天與人、人與物，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國古代豐富的生態思想形成的基礎。《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莊子追求精神自由，認為人與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國古代的文人志士無不從不同的側面表現了“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歐陽修在他的《畫眉鳥》一詩中，以物詠志，自然呈現出來的生機和活力，回歸自然過無拘無束的生活。韓愈在《山石》中則反映了一種把自然當作家園和歸宿的情結:“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現出了一種生態倫理，體現了中國古人善待自然、保護生物資源的樸素的生態智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棲身的家園，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類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學中人與自然的和諧音。在西方，產生了支配人類意識和行為達數千年之久的人類中心主義。在這種思想基礎之上，人類以征服自然為榮，以統治自然為樂，這種征服與統治使人與自然的關系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人類將為此承受長期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然而，西方也有著綿延數千年的生態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學主要是神話、詩歌等口頭文學，是由群體創作群體傳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態的天然特色，這類原始文學，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態文學。作為西方文學一個主要源頭的《圣經》，既包含了征服、統治自然的觀念，同時也有很多物種平等、生態平衡的生態思想。《創世紀》第13章記載，亞伯拉罕和羅德各自擁有大量的山羊和綿羊，而土地不能同時承受它們，因為他倆擁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們不能在一個地方一起生存。亞伯拉罕對羅德說:“讓我們分開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邊。”《圣經》告訴我們，亞伯拉罕已經有了生態平衡的意識。對人類中心主義提出質疑，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樣的生態思想蘊含在西方生態文學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揭示和藝術表現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不以人類的利益和行為準則為價值判斷的尺度，含有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梭羅是浪漫主義時代最偉大的生態作家，被評論界認為是“綠色圣徒”。梭羅在《緬因森林》里，批評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態度，呼吁人們詩意地對待自然。他說:“幾乎沒有過什么人來到森林里看松樹是怎么生活、生長、發芽的，怎樣將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滿足于看到松樹變成寬大的板，運到市場上，并認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羅看來，人的發展絕不是物質財富越來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實和豐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與自然越來越和諧的同時人與人之間也越來越和諧。

二、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系在文學作品中體現———反生態文學

生態批評不僅要研究所有生態文學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態意義的部分，而且還必須對己有的反生態的作家和作品進行生態思想角度的重新審讀和重新評價。這有利于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重新鑄就一種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人文精神。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柏拉圖的《泰阿泰德篇》記載了普羅塔戈拉的一句話:“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臘文學鼓勵人們以統治者的態度對待自然，是人類中心主義最深遠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人文主義作家。他的長篇小說《巨人傳》以贊賞的口吻描寫了巨人卡岡都亞不可抑制的強烈欲望。卡岡都亞是格朗古杰國王的兒子，他生下來就會說話，要喝17000多頭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說大肆夸張巨人們的生理需要，肆無忌憚地大談特談飲食男女之大欲，所有這些都象征著人類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渴求，以及對探索自然、開創未來的渴求。歷史地看，這部小說具有反抗禁欲主義和張揚人性的進步性;但如果從生態角度審視，則不難發現這部小說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這般瘋狂地、毫無限制地滿足無盡的欲望，那么，生態系統總崩潰早就到來了。在中國，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文學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也經歷了由和諧、疏遠到對立這樣一個過程。從莊子的“與造物者游”到陶淵明的田園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夢游”，文學反映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的、親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與之相應的敘事文學形式如話本、小說、戲曲、鼓詞開始興盛起來，文學藝術的主體遂由田園逐漸轉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紅樓夢》等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學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肯定是更加豐富了，但在無意間卻漸漸丟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詩詞中占據絕對意義的“自然”。20世紀中期以后，中國剛剛擺脫戰爭的災難，整個中國大地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然而，這時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偏差:他們把人類的進化程度與社會的發展程度等同于人與社會擺脫自然約束的程度。于是，整個社會在有意識地進行著改天換地的操作。這一時期的文學如《紅旗歌謠》突出地反映了這種人與自然不和諧的關系。

生態文學批評是文學研究和現代生態哲學思想的有機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工業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的回應。生態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化批評思潮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許多學者對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發起人同時也是主要倡導者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認為,所謂生態文學批評就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批評,這一定義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把生態文學批評界定為研究文學乃至整個文化與自然的關系的批評,揭示了這種批評的主要特征。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文學這種特殊的方式對人類文化進行重新審視,進而通過文化批評來探索人類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等方面怎樣影響人對自然的行為,怎樣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已經認識到,需要深入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生存方式。只有這樣,人類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人類研究文學除了要研究怎樣運用文學話語表達自然以外,還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考察那些能決定人類對待生態系統態度和行為的所有社會文化因素,并把這種考察研究與文學批評聯系起來。因此,生態文學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1]。

十多年來,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無論在學科化還是在體系化等方面均獲得了迅速的發展。1989年,美國西部文學研究會建議以“生態批評”來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寫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國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緊接著在第二年該研究學會又創刊《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六年后,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吸納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為該組織會員。美國生態批評的發起人之一謝里爾?格洛特費爾蒂認為,生態文學批評在體系構建和批評實踐方面將會按照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用文學再現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階段通過研究重現長期以來被眾多文學工作者忽視的實體自然創作,廣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態傾向的文學作品;第三階段將會致力于研究通過文學語言對人類世界的重新建構,批判西方傳統文化將人類與自然割裂開來并主張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對立思維。不難看出,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堅持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和諧統一的基本原則,揭示了人類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思維給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帶來的危機。“生態”一詞在美國生態文學批評那里體現了更為鮮明的實踐價值,蘊涵了更為深厚的人文精神。這種努力將會培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種生態文化批判思潮將會變成一場將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而對人類現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運動。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性成就的同時,由于片面地把自然當作征服的對象,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另一方面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開發利用不僅是寅吃卯糧甚至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環境公害事件”層出不窮。西方國家首先步入工業化進程,最早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繁榮,也最早品嘗到工業化帶來的苦果,美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更是首當其沖。這時人們開始對工業與科技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進行反思,已經認識到,如果人類不改變自我中心的立場,繼續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那么在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繁榮和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埋下了人類自我毀滅的禍種,由生態危機帶來的種種環境問題將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美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把生態問題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在文學研究中進行生態思考,嘗試一種融合生態視角的文學研究方法,而文學研究領域生態思考的發展結果是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誕生。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產生又有著一定的思想淵源,即當代西方環境倫理思想。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類價值高于自然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倡導人類與自然具有平等價值的非人類中心論思想。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思想,與此同時,它又借鑒了西方現代生態學涉入社會科學的理路,發展為獨樹一幟的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認為,自然界中每一個有生命的物體都有其內在價值,應當受到與人類同等的尊重;整個生物圈,包括人類、其他物種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類不應當把自然環境看成是僅供人類享用的資源,相反,應把它看成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價值中心。因此,人類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從人自身擴展到整個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發展到今天,已經深入到哲學層面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哲學思想。第一,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生態主義的自然觀與只關心人類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恰好相反,這種生態主義的自然觀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同時,它又與專注于環境退化的癥候,如污染、資源耗竭等等的環境保護主義不同,環境保護主義提出只要改善針對環境問題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就能夠解決環境問題,但是生態主義自然觀則認為,這種觀點已經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深層矛盾,必須以徹底轉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及其人與環境的關系為先決條件,因此在實踐上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綠色政治思想》一書中明確指出,生態主義首先是從根本上懷疑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個高增長、高消費乃至高科技的社會,而是期望一個以更多勞動、更少物品和為人類服務需要的“美好生活”為目標的后現代社會,這一點明顯有別于環境保護主義;其次,生態主義特別強調地球的有限性資源,在這個前提下來追問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上,生態主義所關心的是必須把人類活動限制在什么范圍內才不至于干擾乃至威脅自然界的生存和發展,而環境主義關心的只是人類對自然界活動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會威脅到人類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說這種環境倫理說認為,諸如物種、生態系統等非人類存在物具有和人類一樣的道德地位,因此,人類對它們負有與人同等的責任和義務。一般而言,環境倫理說旨在系統地闡釋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它假設人類對自然界的行為能夠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規范約束著。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著名的環境倫理學家、美國教授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發表了《存在著一種生態倫理嗎?》的學術論文,首次從環境哲學的角度提出了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環境倫理學》,該書認為,人必須從價值上擺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與大自然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倫理情誼關系,人類才會從內心深處尊重和熱愛大自然;也只有在這種尊重和熱愛的基礎上,威脅著人類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失調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倫理觀要求人類與自然建立一種良好的和諧關系,倡導人類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平衡,主張人類要在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而破壞大自然與浪費自然資源,就等于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殺。人類需要秉承一種生態危機意識,才能擔負起保護地球、保衛家園的神圣職責。因此,環境倫理觀將道德關心的對象擴展到整個生命界與自然界,構筑了以“尊重自然”為終極道德意念的倫理學體系。第三,美國生態文學批評也意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生態智慧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生態思想和生態文化研究者認識到,發掘和引入古代東方生態智慧,很可能為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找到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思路。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文化哲學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國哲學異于西方的最顯著的特征。以中國與西方比較,中國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合;而西方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分。中國哲學以人生觀察宇宙,使人與天合而為一。西方哲學,則道德哲學(精神哲學)與自然哲學,各有領域,分送發展,源遠而未益分。所以,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來看,天人合一論中所蘊含的人與自然不分彼此、融為一體的和諧共生思想與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對割裂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的二元論的解構,存在內在的契合,富有極大的生態智慧。事實上,生態文學批評的這一發展傾向,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走向世界學術論壇的契機。在生態批評的世界論壇上,許多人正期待著中國學者的參與,期待著來自古代東方生態智慧故鄉的學者為綠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啟示性的精神資源。

總之,通過對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的反思,需要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人與自然都是整個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組成部分。人與自然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諧共處、共同促進的關系。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必須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觀,從根本上形成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