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系統范文10篇

摘要：為解決生態系統管理過程中存在的重建設輕成效、重投入輕產出問題，在改善生態系統質量過程中需要引入績效管理理念，建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模式。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本質上是以提升政府生態系統管理效能為目標的約束條件，重點關注生態系統管理結果與目標的接近程度。我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發展過程是一個政府供給主導型的制度變遷過程，政府是我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變遷主體，生態系統管理的實踐困境是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創新的根本動因，制度供求不均衡催生了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變遷。為了降低生態系統管理成本，需要以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為根本出發點，推進管理體系由責任評估考核向流程績效管理深化，實現績效責任由行政責任向法律責任深化，增強制度與制度環境的適應性，構建完善的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流程，建立多元主體參與機制，降低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變遷成本。

關鍵詞：績效管理；生態系統；制度安排；制度變遷

我國生態環境脆弱區占國土面積比重達到60%以上，脆弱的生態系統極易受不當開發活動影響而產生負面生態效應。改革開放以來，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導致我國生態環境處于不同程度的失衡或危機狀態，給國家生態安全造成威脅。生態系統服務是生態安全的前提和保障，維護國家生態安全首先需要維持生態系統穩定與安全。生態系統具有公共物品屬性，政府管理部門是我國生態系統管理的主要實施者，為解決生態系統管理過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建設輕成效、重投入輕產出等粗放式管理問題，在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的過程中需要引入績效管理理念，建立績效導向的生態系統管理模式，這也是我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的核心和關鍵。鑒于政府創新過程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本文擬借助制度變遷理論，分析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變遷歷程、變遷動因、模式特征及發展方向，為我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提供支撐。

一、制度變遷理論分析框架

1.制度變遷的動因與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諾思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將制度作為解釋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制度變遷理論也應運而生。制度是一個內涵比較廣泛的概念，不同學者對其的理解差異較大，諾思提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范地理解為一些人為設計的、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也可稱之為制度安排①。制度是由個人或組織生產出來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資源的稀缺性，制度供給同樣是有限的、稀缺的，隨著制度環境變化或人們的理性程度提升，新的制度需求不斷產生，當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基本均衡時，制度是穩定的；當制度供給不能滿足制度需求時，就會催生制度變遷。可見，制度變遷就是新的制度安排替代舊的制度安排。制度變遷是制度不均衡的演化過程，之所以出現制度變遷，是由于現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凈收益小于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產生了新的潛在制度需求和潛在制度供給②。導致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因素包括制度選擇集合的變化、技術進步、制度服務需求的變化等，現行制度安排不再是最優制度，從而產生制度創新需求③。制度變遷根據動力不同可以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模式④。誘致性變遷是一種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的漸進式變遷模式。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化以及技術變遷產生新的制度需求，知識、法律、社會服務等領域的進步支撐新的制度供給。誘致性制度變遷不易解決搭便車問題，且變遷時間周期較長，不能及時滿足制度需求。由于行為主體在收益、費用之間存在分歧，只有部分制度不均衡可以通過誘致性創新消除，其余制度不均衡則繼續存在。當政府的預期收益高于強制推行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政府將采取強制行動來消除制度不均衡⑤。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有效性受政府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識形態、利益沖突和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等多元因素制約。強制性制度變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獲取制度創新利益的成本，短期內創造出較高的效益，但在長期強制運作的過程中，由于利益非均衡化而可能會削弱制度的有效性。制度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其內部構成具有一定的差異性，當誘致性制度變遷滿足不了制度需求時，由政府實施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則可以彌補制度供給不足，兩者是一種互補關系。制度變遷理論以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為基石。首先，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產權結構的創新。對產權的界定、調整和保護是有必要的，因為有效率的產權可以激勵人們去從事社會需要的活動，減少不確定性因素和搭便車行為的可能性，使個人收益率接近于社會收益率。其次，國家決定產權結構，并為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國家要不斷進行制度創新以適應其他資源要素的變化，協調產權結構與持續經濟增長的關系。第三，任何制度都是在某種意識形態下形成的，意識形態的改變會左右現有的制度安排，意識形態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成功的意識形態能夠形成共同利益，從而克服搭便車行為。2.生態系統績效管理與制度變遷。制度變遷理論從時間維度反映制度安排對不斷變化環境的適應，變遷方向有可能是正向，也有可能是負向⑥。因此，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剖析制度發展進程，有助于了解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可能存在的不足，梳理出制度安排未來變遷方向。生態系統及其所提供的生態服務具有公共物品屬性，政府是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工作的主要實施者，生態系統績效是政府相關責任主體的工作職責所達到的生態系統保護階段性結果及其過程中可評價的行為表現。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是績效管理理念在政府生態系統管理中的應用，是主管部門與對應責任主體之間就生態系統保護目標與如何實現目標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為提升責任主體工作績效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和實施的管理措施、機制及技術。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可以簡單概括為對政府生態系統管理行為的管理，關注的是政府生態系統管理結果與管理目標的接近程度。生態系統績效管理不僅關注生態系統質量本身，也關注資金投入、污染控制、基礎設施建設、生態修復等對生態系統質量變化趨勢的影響⑦。政府績效管理的順利實施和作用的充分發揮離不開法律法規的保障和政策的指導，作為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環節，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同樣離不開制度保障。因此，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是政府創新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重要舉措，我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其核心和關鍵是要推進建立生態環境績效評估與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績效導向的生態環境管理評價和考核模式。政府制度創新過程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不斷完善的過程同樣也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有關生態系統績效管理的討論，可以借助制度變遷理論加以分析。從靜態來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是一套制度體系，是在特定制度環境中設計出來用以提升政府生態系統管理效能的約束條件；從動態來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是一個在一定制度安排約束下落實生態系統保護主體責任、實現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過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變遷是制度環境、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綜合作用的結果(圖1)。制度環境為制度安排設置了基本邊界和范圍，是影響和約束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安排的基礎規則，通常包括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生態系統質量變化、生態系統管理制度、公眾生態環保訴求等，是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安排面臨的外部環境。根據“制度———行為———績效”的行徑，制度環境的變化會影響到生態系統績效管理行為，并決定了生態系統績效管理的價值取向。制度安排是具體的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是在制度環境的約束下形成的直接決定生態系統績效管理行為的具體的規則，并間接影響政府部門在生態系統管理過程中的行為選擇。制度結構是所有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安排的總和，是按照生態系統績效管理的價值取向要求形成的具有結構特征的制度體系。生態系統績效管理制度變遷既包括制度結構中各項制度安排的創新，也包括各項制度之間相互耦聯形成的制度結構的調整，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也是下一次制度變遷面臨的制度環境的組成部分。

二、我國生態系統績效管理的制度變遷分析

1引言

高強度的資源利用與持續增加的食物、纖維、能量、材料需求正在導致對地球表面有限自然資源的消耗強度日益增長。當前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利用強度是50年前的3.5倍，超過承載能力的20%[1]。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公布的結果顯示，全球60%生態系統已經退化，其中人類活動是主要誘因之一[2]，其影響遠遠超過了自然存儲量和自然界遺傳和進化的速度，對后代的需求帶來了嚴重威脅[3]。高強度的自然資源利用使得保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經濟增長的矛盾日益突出[1,2,4]。

然而，面對日益退化的生態系統，人類對其控制欲望仍在不斷增強，對其服務的需求和消耗持續上升。人類對生態系統服務需求和消耗的持續上升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開發性的利用，如城市化；二是半人工化的開發利用，如農田的改造和耕作制度的革新；三是對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耗費式利用，如對草地和森林生態系統的消耗。中國是目前世界上人均自然資產最為稀缺的國家之一，也是人均生態系統服務最為稀缺的國家。生態系統服務的合理利用和維護是我國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和發展矛盾核心之一。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影響下，自然資產的儲量、生態系統服務的供給能力都在急劇下降，與此相反，由于生態系統服務產品的無償或低價消耗，生態系統服務消耗總量卻在急劇攀升，所產生的環境效應在生態脆弱區表現尤為突出。例如，在蒙古高原地區過去的30年里，人類為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及其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新的需求，進行了一系列集約化土地利用及草地連續和高強度過牧[5,6]；蒙古族傳統的牧場使用方式和生產秩序的巨大變化、以及向半游牧和定居式的生活方式的轉變使其生態系統服務消耗結構趨向多元化和高水準[5,6]，致使草地開墾和過牧曾以空前的速度發展，對內蒙乃至整個華北、東北亞的氣候和生態安全產生了重要影響，突出表現為由于土地退化、土壤侵蝕和土地沙化引發的沙塵暴災害，以及過牧、土地開墾和撂荒導致的數倍、甚至百倍的土壤侵蝕[7]。

研究生態系統服務消耗、構建生態系統高效持續消耗模式，有助于把握生態資源合理利用方向，對保障我國生態安全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然而，目前對生態系統服務消耗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消耗驅動下的環境效應研究還遠遠不足。因此，生態系統服務消耗研究是資源生態領域的重要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本文將在分析人類社會對生態系統服務消耗研究的基礎上，探討生態系統服務消耗驅動下的環境效應及其表現方式。研究對生態恢復和人-地關系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將為我國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和生態補償機制構建提供科學基礎。

2生態系統服務直接與間接消耗

以家庭為核心的消費者行為一般與其經濟活動投入產出模式及其環境后果相關聯，對生態系統服務的消費一般也是以家庭為單元，而不是消費者個體。農戶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對其消耗模式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對生態系統服務的總體消耗不僅僅取決于農戶數量及其消費特點，還與自然、技術、經濟、行為習慣及時間和空間變化密切相關。圖1顯示農戶對生態系統服務消耗及其影響因素之間關系。由自然界生產的生態系統服務和產品被農戶直接或間接消費，這些生產和消費活動最終都要形成廢棄物。對生態系統服務的直接消耗主要是對供給服務和文化愉悅服務的消耗，這些生態系統服務是被人們為了滿足消耗性目的（如果其他用戶可以獲取的產品數量減少）或者非消耗性目的（其他用戶可以獲取的數量沒有減少）而直接使用的。在自然生態系統或人工生態系統中，對食品產品、對作薪材或者用于建筑的木材及醫藥產品的獲取，以及用于消費的動物狩獵都是消耗性使用的例子。對生態系統服務的非消耗性使用包括欣賞和文化愉悅（例如觀賞野生動植物和觀鳥、水上運動，以及不需要收獲產品的精神和社會效用）。

伴隨著教育民主化、科學化的發展，以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為目的的走班制應運而生，從傳統以班級為單位的管理到以課程為單位的管理，似乎并不能夠實現課堂管理從專制向民主的跨越。從課堂組織形式的視角來看課堂管理的問題，課堂管理既非重“管”不重“教”，也非重“教”不重“管”，而是要樹立“管理即教育”的理念。

一、基于共同體的課堂管理生態系統模型組成

（一）共同體及課堂管理生態系統。“共同體”是一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他認為共同體意味著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in由此可見，共同體是社會組織內成員間的一種聯結，一種合作，一種交互影響，彼此共享成果的有機群體。在共同體中，追求“共享觀念”“共同理解”，共同體中承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和共同體的精神意識，是一種歸屬和認同。課堂管理生態系統是指在課堂生態系統下所從事的管理活動，而課堂生態系統是相對于自然生態系統而言的。在課堂生態系統中，作為一種非生物環境的教室給課堂生態提供了一個特定的時空，但是其本身并沒有產生能量，而是作為有機體的教師和學生在教與學的活動中輸出了能量而形成了課堂生態。［21課堂生態系統在這里是一個中性詞，非生物意義的課堂由生物與其環境共同組成了系統的整體，因此，這一環境的生態組成有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自然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課堂管理生態系統是教師通過管理手段協調教學環境，學生乃至學生心理保證各因子正常運行以達到預定教學目標的過程。（二）共同體課堂管理生態系統模型特征。1．個體責任和集體分享相輔相成。在共同體的課堂管理生態系統中，個體會與集體融入在一起，個體責任的承擔和集體中的分享會相輔相成。學生有可能出于自己的興趣而產生學習動機，更有可能出于彼此間的相互尊重和共同的精神意識而考慮到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做出選擇并負起責任。此外，學生通過合作探尋來提出他們概括出來的真實問題，從而制定適合共同體的規章和行為規范，違反則按照規章進行相應的“管理”，這種管理不僅是治理，更是一種教育。學生在管理體悟中進行交流和分享，從而完善共同體規則的制定，在合作的氛圍中使學生個體責任和集體分享相輔相成。2．積極和諧的師生關系。在共同體下，集體意識使得教師與學生之間由共同的觀念和價值觀聯結在一起，在角色和義務上形成一個互惠的關系結構。在角色上，教師更多地充當教育者、管理者，學生更多地充當受教育者、被管理者。由于共同的價值觀念，教師的教學活動以及將“管”視為“教”的管理活動，激勵學生去思考自己在課堂上行為不妥之處，從而主動去改正，繼而保證了課堂紀律，以達到有效的教學目標。在義務上，教師承擔著教育學生的義務，教育不僅是傳授知識，更是教學生去做人。共同體下的課堂管理會讓教師在課堂中時刻記得自己應該履行的義務，這種義務也滲透在管理過程中。3．具有共同精神意識的發展愿景。共同精神意識可以理解為具有高度的集體意識，指教師和學生間達到了高度一致的觀念，而具有共同精神意識的愿景則是有了共同的前進方向。在共同體下，每一個體都會意識到自己是共同體中的一分子，自我的言行會影響到共同體系統中其他成員的成長及最終愿景的達成。從而在這種共同的觀念和愿景中去規范自己的行為。在基于共同體的課堂管理生態系統中，每個人都是管理者，都是學習者，都是教育者，相互學習，彼此影響，互相監督，最終達成共同體的目標發展愿景。

二、基于共同體的課堂管理生態系統構建策略

1．樹立“管理即教育”的理念。“管理即教育”強調管理過程也是一種教育過程。管理是一種影響，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彼此作用，相互影響，其影響方式則是通過計劃、組織、協調和控制等手段在管理過程中實現。正是在這種影響下，組織這一共同體得以生存和發展并實現各個階段的目標。教育是影響人身心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因此，教育同樣也強調影響，這種影響是置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一切“中介”的總和，教育的影響更為深刻。教育影響包括作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影響以及運用這種影響的方式和方法。需要明確的是，教育管理不同于教育教學活動，它是為教育教學服務的，它也不直接培養人（公民），而是為人的培養提供輔助性、支持性服務的活動。1312．創造和諧的課堂環境。班級是學生學習、生活、自我教育、相互激勵的場所，讓學生參與管理能夠提高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師生共同討論制定課堂規則的內容和處理方法，讓學生自覺思考需要這些規則的原因以及產生的不良行為后果，這樣由學生創造“規則”的課堂環境，不僅可以通過規則增加“管理”的約束力而且有利于課堂管理在和諧的課堂環境中實施。教師與學生的課堂管理行為的理念和態度，決定著他們對課堂環境的構建模式，反之，課堂管理一經形成，又對師生在課堂中的行為產生影響。［41因此，創造積極和諧的課堂環境，是有效課堂管理所采取的必要途徑，其目的是促進教師和學生的發展。3．構建新型的師生關系。課堂管理中要體現對學生的尊重。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渴望獲得尊重、肯定、信任和關懷。尊重他人對于人際關系的優化至關重要，由于師生關系是教育場域中最重要的人際關系，因此對學生的尊重有利于改善師生關系。以“尊重”為核心的課堂管理倡導教師應適時拋棄權威和“金口玉言”。首先，要尊重差異，學生個性因人而異，應采用不同管理方式。其次，通過表揚，肯定學生的某些閃光點，實現對學生有效激勵作用的“正強化”教育，在承認差異、尊重差異的基礎上使學生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將教師的主動管理變成學生的自我管理。4．營造和諧的生生關系。課堂管理中要注意對學生群體的影響。課堂管理的對象更多指向學生群體，由于年齡相近、志趣相投，并在一起學習生活而形成了所謂的“同齡群體”。這一群體成了學生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形成的重要影響源。在課堂管理中，教師應注意識別學生的行為，進行適當調控。適當的調控既指適時，又指適度。適時即應及時處理，否則可能會有更嚴重的行為發生，適度既不能過松也不能過于嚴格，可能滋生學生對教師行為的不滿。因此，無論是何時還是何種程度的管理，都要考慮對學生的處理可能對其他學生造成的影響。

作者:趙越 齊鳴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1林業生態系統概況

1.1林業生態系統的形成

林業生態系統是一個抗逆性和穩定性相對較強的自然生態系統。在自然環境的優勝劣汰中形成的穩定、和諧，生物與環境共同存在的生態系統。林業生態系統雖然存在著可恢復性，但生態系統的恢復需要很長一段的時間。

1.2林業生態系統的現狀

現階段，我國進行的綠化造林工作就是一個林業生態系統人工恢復與復原的過程。但認為只要是種上了樹就是建造了林業生態系統的想法是不完善的。林業生態系統的創建應當包含建造生物群落、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生物與自然相互依存的協調。林業生態系統雖有較強的抗逆性，但也不可忽視外界對林業生態系統的干擾。隨著人類活動地域的不斷擴大以及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林業作為重要的生產材料，也不可避免第遭到人為的破壞。

1.3林業生態系統工程

一、民間音樂生態系統的變異

民間音樂生態系統在現代科技的沖擊下產生了極大的變異，這種變異一方面表現為功能生態系統之功能的喪失，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生態系統之功能的變異。

（一）原生態生態系統功能的喪失。正如前文所述，民間音樂的原生態生態系統是基于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的，與人類所生存的自然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諸因素緊密相關的功能生態系統，其中，功能就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原生態的狀態下其功能極其多樣，因而，就存在極其多樣的子生態系統，形成了一個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群。但是，一旦其中的某些功能喪失，將會導致相應的子生態系統的消亡，從而導致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群的萎縮。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諸因素之間的格局形式，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中的許多事項不再需要依靠音樂就可以完成，因而導致民間音樂功能大量的喪失，如高速運載工具的出現，機器設備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指揮生產、協調勞動動作和鼓舞勞動熱情的勞動號子和勞動歌曲就喪失其功能；現代通信設備的運用，縮短了人們時間、空間和心理距離，以歌（樂）傳情、傳信、傳授生產生活知識的功能喪失；現代科學技術增強了人類認識自然、社會和人體自身的能力，破除了諸多的迷信，眾多用以主持儀式的音樂喪失其儀式功能，等等。隨著這些功能逐漸喪失，與之相應的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也就隨之消亡。接著，隨著這些子生態系統逐個消亡，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群也就漸次萎縮。

（二）原生態生態系統功能的變異。一方面，民間音樂原生態生態系統的功能在喪失，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在消亡；事實上，另一方面，民間音樂又企圖從別的地方尋找出路，生態系統又在轉化其功能，這就出現了功能的變異。顯然，變異產生的前提，是原生態功能的喪失，我們將變異前后生態系統各相關因素進行比較，就能找出其變異之所在。第一，原來豐富的企盼（動機），諸如希望順利完成勞動、風調雨順、找一個稱心如意的伴侶、家宅村坊平安、老人長壽、小孩順利入睡、獲得娛樂放松等，均已萎縮，有些已不復存在。如果要講有所企盼的話，那就是趨利的商業動機——希望掙錢，原來那五花八門的企盼都萎縮為這一個希望，它所表現出來的物質外殼是對民間音樂進行包裝。第二，原來的各種場所，如荒山曠野、牧場草地、田頭地角、路口水邊、祠堂廟宇、家堂香火、喜堂靈堂、街頭巷尾等，均不復存在，萎縮成一個方寸的空間——局限于舞臺之類的一個劃定的表演空間。第三，活動的參與者產生了分化。原來所有在場的人員均為參與者，其中有操作者，沒有表演者和觀眾的稱謂，而現在分化出表演者和觀眾，其涇渭分明，參與者萎縮成操作者（即表演者）。第四，原來豐富的活動項目和音樂程序，如儀式中的哭嫁賀郎、超度亡魂、驅災解難、祝壽等項目，大為簡化，并且從活生生的生活現實中剝離出來，成為一種表演，萎縮成一種殘缺的標本。第五，原來那眾多的目的也萎縮成一個“獲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各相關因素的變異之大，在這些變異后的因素作用下，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的功能必定產生變異，原來由眾多企盼所生成的、要達到與人類生產和生活緊密相關的眾多目的之眾多功能，萎縮成一個簡單的“獲利”功能。

（三）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的產生。由于上述民間音樂生態系統各相關因素和功能的變異，民間音樂生態系統必須產生變異，將變成為：包裝（商業動機）→表演空間→表演者和觀眾→表演和觀賞→獲利從整個過程及其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它們已經嚴重的脫離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生活等社會關系的實際情況，不再是原生態的生態系統了，在本質上它是一個追逐利潤的商業運作系統，那種原生態的功能性已經完全喪失，相反，其功利性是主要的。我們把它再進一步濃縮，就得到：包裝（商業動機）→表演→獲利這個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這一點，我們認為這一民間音樂的運作系統是一個以商業動機為驅動力的系統，因而，是一個以功利為主的生態系統，在此，我們將變異后的民間音樂生態系統稱作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在變生態功利生態系統中，原生態功能生態系統那些豐富的內容和形式業已消失，它缺乏子生態系統，因而沒有其生態系統群。

二、生態系統在旅游文化產業中的重建

摘要：隨著我國農業建設的不斷發展，人們也意識到了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性，建設完善的農業植保生態系統已經成為我國農業建設的工作重點。沼肥在農業植保生態系統中起到了連接環境與植物的橋梁作用，對農業植保生態系統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需要繼續在我國的農村大力進行推廣。

關鍵詞：沼肥；農業植保生態系統；影響；作用

沼肥是近年來發展迅速的一種肥料，沼肥中富含鉀、鈉、磷、氮、鈣、腐殖酸、有機質等多種農作物生長必需的營養元素[1]。沼肥適用于多種農作物，且對農作物產生的不利影響低于普通漚肥。另外，沼肥的制作工序簡單，還可以協調飼料、肥料與燃料之間的關系，有利于農業植保生態系統的建設與發展。但目前我國許多農村地區依然受到某些傳統農耕習慣與農耕風俗的影響，對沼肥還缺少足夠的認識，同時也沒有沼肥的相關制作經驗與使用經驗，這導致沼肥在我國農村地區的大面積使用還需要一定的時間。針對這一現象，本文探討了沼肥在實際農業植保生態系統中的相關作用，希望能為其他推廣沼肥使用的從業者提供一定的參考。

1沼肥對農業植保生態系統的影響

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農業建設走入生態系統協調發展的道路，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農業植保生態系統包括環境和植物，其中前者是植物群落形成的基礎，并為各種農作物的生長提供了養分，而后者以各類農作物為代表，通過科學的耕種方式對生態環境進行了優化，保證了農業植保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而在這個過程里，沼肥具有關鍵性的媒介作用。沼肥既是環境優化過程中的必備要素，也是保證農作物生長的重要肥料。沼肥在制作時會用到大量的植物秸稈、雜草落葉與人畜糞便，因此通過推廣沼肥能夠有效減少農民焚燒秸稈與糞便的排放，改善農村的生態環境，并降低農民種植農作物時購買化肥的成本。另外，通過制作與應用沼肥，能夠將不利于生態環境的因素轉變為有利于生態環境的鉀、鈉、磷、氮、鈣等微量元素[2]。所以，沼肥本身就是構建和諧生態環境的一部分，會對農業植保生態系統的形成與發展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2沼肥對農業植保生態系統的作用

1高原湖泊流域生態系統的特性

云南高原湖泊屬淡水湖，處于低緯度、高海拔亞熱帶地區，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基本特征見表1。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增長，高原湖區所承受的因經濟規模和土地利用擴張造成的生態壓力巨大，不斷出現水質惡化現象。九湖綜合治理從未間斷過，但效果堪憂，滇池前后治污20年，污染源仍未完全控制；異龍湖已逐漸干涸見底，杞麓湖、星云湖變為劣Ⅴ類水質。究其原因，除綜合管理問題外，與高原湖泊生態系統的特點也不無關系。

1.1高原湖泊生態系統自身的脆弱性

云南高原湖泊以構造斷陷湖為主，湖體狹長，南北向伸展。湖泊多處于水系分水嶺，流域面積小，具有封閉與半封閉的特點，加之受降雨季節性及人類活動雙重影響，生態系統表現出很強的脆弱性。以撫仙湖為例，湖體南北狹長，污染物多從南北端注入湖內，出水河流海口又位于東岸中部，該結構決定了撫仙湖具有特別高的污染物滯留率，易發生營養鹽累積而導致富營養化。撫仙湖流域面積（463km2）小，僅為湖泊面積的2倍，同時地處干旱缺水區，來水量少，作為典型的高原深水湖泊，水生植物分布面積不足湖面面積的0.1%，整個流域森林覆蓋率僅為27.2%。目前湖區水土流失較嚴重，水生態系統已逐漸衰退，一旦發生全湖污染事件，極難恢復。

1.2高原湖泊生態系統的易受脅迫性

高原湖泊生態系統是多級生態系統綜合體，具有高度的復雜性，若某個子系統遭受外力擾動破壞，會影響整個生態系統鏈的功能，甚至引起生態系統的失衡。湖區內的人類活動對湖泊造成直接影響，如沿湖周邊的采礦、旅游等開發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湖泊生態系統空間格局的完整性。較之湖濱區開發，湖泊流域生態系統中的社會發展模式、產業結構及基礎建設對湖泊保護與發展的約束更為重要，也間接反映了湖泊生態系統的易受外力脅迫的特性。九湖流域人口最為密集，是云南糧食的主產區，匯集云南70%以上的大中型企業，經濟增長方式、產業結構的不甚合理及管理不善，給湖泊流域帶來的污染風險會更大、影響更為深遠。

1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

在現實的商業世界中，嚴格的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學者在對商業生態系統進行分析時，對其有不同的表述。比較各種表述，其意思基本相同。綜合眾多學者的表述，筆者將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歸納為：基于自然生態系統思想建立起來的商業系統，是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基礎形成的經濟聯合體與其所處生態環境相互依賴、共同發展的有機整體，具有生態系統的特點。其中，經濟聯合體包括核心企業、消費者、市場中介、供應商、風險承擔者和政府部門以及競爭者等；企業所處的生態環境指包括自然資源、市場環境、政策環境、科技環境等。跟生態系統中的生物體一樣，商業生態系統中的聯合體成員間有競爭也有合作，成員間的競爭與合作構成了相互依存的價值鏈，每個成員僅是價值中鏈的一個結點，執行著某一個功能，不同的價值鏈之間相互交織形成了錯中復雜的價值網，物質、能量和信息等通過價值網在聯合體成員間流動和循環。

2柳州市汽車產業商業生態系統的構成

從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及特征可以看到，作為一個行業，汽車產業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商業生態系統,是由主體、社會環境及關系組成。柳州市汽車產業商業生態系統的結構如圖1所示。

主體是指在汽車產業中活躍的元素及其相關者。在柳州市汽車產業商業生態系統結構中，包括企業層、核心商業層、擴展商業層和完整商業層四個層次。其中，企業層、核心商業層、擴展商業層的成員構成了生態系統的主體。

商業生態系統除了三個層次的主體外，還包括主體生存的外部環境。環境是指對汽車產業主體活動起到支撐輔助作用的各種力量。整個汽車產業的商業生態系統的外部環境包括政治形勢、經濟環境、國內外汽車市場環境、技術創新狀況、自然環境與文化習俗等。

一、商務生態系統的概念

“商務生態系統”這一概念首先是由JamesF.Moore在他的著作《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中提出的[1]。這個概念的靈感來自于自然界的生態系統。生態環境學認為，生物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互為環境的關系，并且生物的多樣性和共生性是生物界生存和發展的普遍要求和規律。眾多的生物以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為其他生物提供共生的環境和條件，同存于一種共生體之中，共同進化和優化。JamesF.Moore指出商務生態系統正是模擬了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以上這些機制。眾多的商家、企業作為有生命的經濟實體，同時還作為經濟細胞，組成和推動著整個國民經濟乃至整個國際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功能協調、優勢互補、和諧增長的共生共榮的生態環境。

二、電子商務環境下的新商務生態系統

電子商務環境與傳統商務環境相比有顯著的區別。從傳統意義上說，企業必須在一個特定的行業內進行競爭。但電子商務環境下，一方面，原來處于各個封閉“湖泊”中的不同行業，由于Internet這條“電子運河”而溝通起來，競爭范圍改變了。另一方面，雖然目前有些企業采用了MRPⅡ、ERP、CRM、SCM系統等，但合作伙伴之間的電子化連接（Electroniclinkage）及企業與顧客之間的接口薄弱，難以實現信息實時的、同步的共享。通過先進的電子商務技術（如XML、OBI等）和網絡平臺，可以靈活地建立起各種組織間的、高效的電子化連接，如組織間的系統IOS（Inter-organizationalsystem）、企業網站、Extranet、電子化市場EM等，將伙伴企業各個業務環節孤島連接在一起，從而大大改善商務伙伴間的通訊方式，使組織間的信息和知識的交換量與交換速度大大提高，為形成新商務生態系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電子商務環境下，針對企業發展戰略的復雜性，新商務生態系統不僅是一種實施電子商務的戰略途徑，也是一種管理理念的創新[2]。在電子商務環境下，企業戰略的制定應考慮如何建立新的商務生態系統。與系統中的各成員共創新的集成化商務模式和技術標準，共享知識，協調與各成員的關系，并根據商務生態系統發展不同階段（開拓商務生態系統、商務生態系統的擴展、對商務生態系統的領導、自我更新）的特征和自己在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培養自身的核心能力，而不是急于攻擊其他企業的領導地位或驅逐弱者。商務生態系統的核心企業會給企業帶來更強的生命力[3]。

三、新商務生態系統的研究狀況及其與當前其他管理思想的區別

摘要：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體現了社會生態系統結構和演化的復雜性與可持續性。社會生態系統是一種復雜適應系統，其復雜性主要體現為：具有非線性層級結構、具有適應性演化機制和表現出共同進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則主要表現為自穩定性、自組織性和自適應性等特征。社會生態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維持自己的整體有序結構；能夠根據規則調整系統的內部結構，甚至改變規則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外界環境，從而使系統突現出新的結構和功能，表現出一種適應性的有序演化過程。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分析為綠色發展的理論建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研究進路。

關鍵詞：綠色發展;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性;復雜適應系統

一、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理念

可持續發展概念自1987年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提出以來，經由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的響應和推動，“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的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認可。[1]可持續發展日益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和實踐選擇，也成為各國政府力圖協調人類需求與資源供給，以實現社會、經濟、自然系統均衡、永續發展，從而達到全球范圍的公平和正義的重要發展戰略。綠色發展可以說是我國響應全球可持續發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發展理念和中國特色的實踐探索。綠色發展傳承并發展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東方智慧，是一種具有系統整體思想的綠色價值觀和生態文明理念。但在實踐中，綠色發展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惑和挑戰。例如，“放眼當今中國，既有經濟發展的亮眼成績，也有‘會呼吸的痛’帶來的焦慮、‘母親河的呼喊’引發的擔憂。……現實中，少數人還存在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割裂開來的片面認識，視之為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則難免會畸輕畸重、顧此失彼”。[2]馬克思曾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綠色發展作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理念，雖然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但這在理論上是不夠的。對綠色發展的理論把握需要在中國古代智慧的基礎上，運用現代復雜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困境、以及由社會、經濟、自然要素組成的社會生態系統的復雜性，這樣才能為綠色發展的實踐提供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

二、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追求與方法論新進路

“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概念和思想可以說是學界對現代以來人類發展困境進行理論反思的結果。人類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需求與渴望最大限度實現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世界范圍貧富差距的不斷增加，新一輪的全球化問題等迫使人們對主流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早在西歐發達國家產生的綠色運動以及綠黨，其影響力延續到現在。特別是，綠黨將生態學觀點融入其執政理念，充分吸收了當時剛剛興起的系統論中的整體論（holism）思想，將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視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發展整體，強調維護自然系統的完整性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綠色運動開啟了人類關注“可持續性”的一種社會運動，那么羅馬俱樂部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1972年的《增長的極限》則從學術研究的層面推動了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對“可持續性”的價值追求。[4]系統科學家梅多斯（D.H.Meadows）等人在《增長的極限》中，運用系統動力學構建了世界模型，并運用World3模型給出了12種模擬場景，描繪了在各種限制情況下，人口增長和自然資源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試圖為解決全球性的人類發展困境提出可選擇的方案，并極力呼吁通過技術、文化和制度上重大的、具有前瞻性和社會性的創新來避免人類生態足跡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否則世界系統將以上述場景模擬的各種原因發生崩潰，而出現增長的終結。[5]雖然這一研究結果和提出的主張被一些學者打上了悲觀主義的烙印，并遭到各種質疑，但是系統整體論和系統動力學的研究方法則為學者們分析人類可持續的發展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呈現出階段性和多元化特點。瑞典隆德大學國際工業環境經濟研究所的梅布拉圖（D.Mebratu）從歷史發展維度對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演變進行了梳理，并將其分為三個歷史時期：（1）前斯德哥爾摩時期，包括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前的時期（1972年）。這一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概念主要是來源于宗教信仰和傳統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經濟學和馬爾薩斯的“環境極限”理論等。（2）從斯德哥爾摩會議到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WCED）（1972-1987年）。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后，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逐漸受到人們重視，這其中就包括了我們熟悉的羅馬俱樂部所做出的努力，而可持續發展概念則是由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1987年正式提出。（3）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之后（1987-1997年）。在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后，最為重要的國際會議當屬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這次會議產生了一些主要的國際文件，如“里約宣言”、“21世紀議程”以及關于荒漠化、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公約。[6]2000年9月，147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其他領導人會聚在聯合國總部，通過了《聯合國千年宣言》，[7]并提出“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實現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并賦予婦女權利，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產婦保健，與抗艾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作斗爭，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力，制訂促進發展的全球伙伴關系”八項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8]成為近十五年全球國際合作的重要指導框架。在2015年9月25-27日，聯合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了《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未來15年可持續發展的17個具體目標，成為一個新的里程碑。一些學者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觀點和方法進行了概括。例如，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教授貝格（Bergh）和杰倫（Jeroen）認為當前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大致可分為以人類為中心的、保持自然和經濟資本的總存量為特征的均衡-新古典主義理論（Equilibrium-Neoclassical）；以保持自然系統的恢復力，促進遺傳/生物/生態系統多樣性等為特征的生態-進化理論（Ecological-Evolutionary）；基于材料的工業代謝-產品鏈政策以及綜合廢物處理、減少、再循環和產品開發等特征的物理-經濟理論（Physico-Economic）；維持物理和生物種群及生物多樣性，向污染影響最小的能源系統過渡的生物物理-能源理論（Biophysical-Energy）；控制人類對生態系統的直接和間接影響，維持人類系統的物質投入和產出之間平衡的系統-生態理論（Systems-Ecological）；通過操縱生態系統將人類利益與環境質量和功能結合起來的生態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保持有限的經濟和人口規模，在生態系統食物網和生物圈中占有適當的位置，始終考慮人類行動在空間和時間上的乘數效應的人類生態學（HumanEcology）等理論觀點。[9]英國赫爾大學商學院的埃斯皮諾薩（A.Espinosa）和獨立研究者沃克（J.Walker）認為上述這些理論觀點可謂主流的可持續發展理論觀點，其研究進路大致可分為“傳統方法”和“系統（或整體的）方法”。他們根據這些主流觀點是否充分考慮了系統整體因素，將其分為程度不同的五種等級，以判斷這些理論屬于傳統方法還是系統方法。[10]他們認為這些主流方法更多的是考慮社會對生態壓力和沖擊的應激反應和適應的能力，或者諸如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變量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是否能得到維持和改善。也有些管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理念正迫使全球經理人批判性地評估他們的商業實踐，以確保其不會為了短期的公司利潤而犧牲今世后代的福利。[11]然而，目前關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主流觀點都具有一些局限。例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勒樂（S.M.Lélé）認為，對貧窮和環境退化問題的不完整認識，以及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可持續性和參與概念的混淆。[12]而一些為了促進經濟指標的持續增長而采取的一系列貿易措施，并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因為這些發展模式大多建立在以人類為中心的、線性的、簡單性的世界模型基礎上，它假設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可以通過人類的完全理性得到控制和預測，并據此設計可持續發展方案和評價標準。然而，現實世界的混亂性、不確定性、非線性、動態性等特征是人類設計可持續發展戰略時無法回避的問題。正是社會生態系統的這種復雜性，使得目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面臨困惑和挑戰。復雜性科學的發展使人類認識到，復雜性問題的解決需要一種系統整體的理論視角，需要一種超越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復雜系統思維，因而更加關注復雜系統中要素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和演化的動力學過程。因此，以復雜性科學的視角分析社會生態系統及其可持續性成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