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性范文10篇

摘要：信貸投放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最重要的渠道，有效調控信貸投放也是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本文模型分析顯示，經濟增長、貸款投放和物價水平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經濟-物價-信貸系統偏離均衡水平后向常態回歸需要較長時間，說明了金融調控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據協整結果，推測出了不同情形下信貸投放的合理增速，認為在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環境下河南省貸款投放增長10%較為合適，并為實現這一目標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信貸投放;宏觀調控;河南省

我國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截至2017年6月末，我國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超過八成，信貸仍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最重要渠道，因而信貸調控也應成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但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保持合適的信貸增速并非易事。自艾倫•格林斯潘2006年結束美聯儲主席任期以來，各央行出現了在經濟低迷期間激進寬松、經濟繁榮時卻不收緊的傾向[1]。信貸力量有可能成為觸發或者加深經濟周期的因素。就我國而言，過去十年來，我國占全球信貸的比率已從5%大幅提高到25%，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信貸過度膨脹和貨幣過度深化的局面[2]。以河南省為例，2015年以來，信貸投放增速和GDP的增速差額保持在10%左右，信貸投放和GDP的比值持續走高，在特定條件下有可能轉化為通脹的重要推動因素。所以，研究信貸投放與經濟增長、物價穩定的關系，確定適合我國信貸投放總量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文獻綜述

秦宛順、郭世邦[3]指出，適度貸款增長率是指國民經濟在適度增長速度和可容忍的通貨膨脹下運行所需之貸款增長率。在既定的通貨膨脹率下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上限和下限就決定了適度貸款增長率的上限和下限，并運用1953-1989年的數據得出我國適度貸款增長率為9.71%-16.05%。曹協和[4]認為，相對于較快的經濟發展需求而言，海南省貸款總量的增長偏慢。而徐宏[5]以浙江省500戶工業監測企業為樣本，調查發現樣本企業銀行借款存量中的15％、增量中的46％超越了其正常合理的融資需求，與企業產銷增長趨勢不相匹配。對于經濟周期和信貸周期的關系，學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程棵[6]等指出，經濟增長周期的理論研究表明，每一次的經濟波動必然伴隨著一個信貸增長周期，經濟增長周期與信貸增長周期之間存在著某種相關性。Tornell&Westermann認為信貸繁榮多數會逐漸減速，但有時會強化金融系統脆弱性，引發貨幣和金融雙危機[7]。肖威[8]對中國近年通貨膨脹成因的分解研究表明，凡是明顯的、甚至是嚴重的通貨膨脹，都是由貨幣和信貸擴張導致的。張翼[9]等檢驗了信貸投放波動與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認為大幅波動的信貸投放不僅有悖于我國宏觀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也不利于物價穩定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并設計了平滑信貸投放波動逆周期調整模式。現有文獻探索了適度的信貸投放內涵，對信貸投放數量與經濟需求的適應性做出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信貸周期與經濟周期的聯系。總的看來，多數學者認為信貸周期影響著經濟周期的形成與發展。2007年以來，我國信貸投放和經濟發展都經歷了明顯的周期，本文以河南省為例，試圖用月度數據更細致地描摹信貸投放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數據來源及單位根檢驗

一、跨部門沖突動因

1、跨部門沖突的基礎。跨部門沖突是在正式組織中,某部門阻礙到其他部門需求之滿足及目標之達成,而引起的認知上、情感上及行為上的反應及表現。部門之間的沖突伴隨著企業的運行過程，其客觀必然性源于企業組織的性質及部門間的相互關系。當部門數量多，其職能人員思維方式等又迥然不同，特別是當企業處在復雜多變的環境時，企業各部門呈現出高度的結構復雜性與差異性，從而導致沖突。實際沖突理論(Sherif1950)認為沖突是沖突的雙方基于現實的物質資源方面發生的。企業中不同部門基于經濟資源及政治權利的爭奪而激發群體沖突，造成偏誤的知覺,如對己群正面評價、對他群負面評價。社會認同理論(HenriTajfelandJohnTuner1979)認為社會認同本身不需要有實際的利益沖突,就能產生跨群體的差別對待。Ashforth&Mael(1989)認為,組織成員對所屬部門的認同傾向較強,對整體組織的認同較弱。因此,組織結構中的部門劃分是跨部門沖突的一項重要來源[2]。各部門的獨特性導致部門差異：①當外部環境復雜及變化迅速時，為適應環境，企業內各部門努力加強自己的獨特性、專業性。②規模擴大，部門更加細化，專業性更強，增強了部門間多方面的差異化。③部門技術。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和專業技能，形成了各自在方式、方法、類型等多方面技術性質上的差別。④目標。企業為每個部門確定了目標，存在明顯差異。⑤組織結構形式。不同的組織結構決定了其部門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在資源、權力等方面的分配及相互影響。上述關聯因素的綜合轉化為多側面的部門關系，形成部門沖突的基礎，透視其屬性，可以分析出沖突產生的根源及條件。

2、沖突產生的根源。部門文化差異是部門沖突的根源。不同職能部門不同的專業性質使其形成獨特的價值觀、理念、行為準則、管理風格等，從而形成文化上的差異及經營目標的不同，導致相互的對立與沖突。企業作為一個系統整體，有著統一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同時，各部門會有自己的理念、行為準則，會站在不同的角度考慮問題，會遵循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行為方式處理問題，以適應其特殊的部門職能、工作環境與目標。如為IBM提供管理服務的美國諾爾公司，其所屬兩子公司分別具有行政管理和人力資源管理專長，兩子公司的文化具有明顯的差別。一種是非常自主的、以行為為導向的文化，鼓勵個人主動性、創新。其經營理念是有利潤才投資。另一種是結構性文化，不鼓勵個人主動性，其理念是沒有大量的投資不能開展業務。當兩大部門面對同一問題時，就有了不同的思考與判斷。例如，一部門的自我評價為：決策快速、員工工作努力、較強的成本意識、注重營銷；另一個部門對此的評價則成為：決策過于隨機、不關心員工、缺乏投資意識、忽視改進服務質量。

各部門在目標上也存在不一致。迫于市場的壓力，企業要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增加品種等，于是不可避免的各職能部門會確定自己的經營目標，同時在實現過程中會相互影響，由此產生各方面沖突。最具代表性的是銷售部門和制造部門。銷售部門：目標——提高顧客滿意度實現途徑：•多品種，滿足多樣化需要；不斷改進產品設計，開發新產品；及時調整產品品種；低成本、低價格，高質量，提高市場份額。制造部門：目標——提高生產效率。實現途徑：•減少產品種類，提高專業化水平；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改進、設計，以保持生產速度；盡量按原計劃生產，減少波動；或低成本、或高質量。

3、跨部門沖突產生的必要條件。企業本質是一個系統，部門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協作關系，存在著高度的依賴性。部門間的相互依賴是部門沖突的必要條件。各部門為完成目標彼此需要溝通、協商、交換，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及作用，互為依賴。表現為有限資源的分享，信息的交換，工作關聯性導致的合作。另一方面，企業的資源，無論是資金、設備還是人才都是有限的，為實現目標，各部門會花費時間和精力采取措施保護已有資源或爭奪新的資源，而且希望獨自享有有價值的信息與資源，在業務上各部門也具有不同的技術性、工作流程與計劃。而相互依賴的各方都對另一方具有某種權力。因此，當互依關系伴隨認知差異或者目標分歧出現，或者互依關系限制了各方的行為、欲望或產出，沖突很容易產生。

4、跨部門沖突產生的影響因素。盡管公司運營狀況取決于各部門的合作，企業績效評估與報酬系統體系主要還是基于部門而建立。源于兩方面，一是分別針對職能部門的業務性質，便于衡量。二是部門工作績效與對其的評估與報酬聯系較為緊密，激勵效果明顯。如果完全將公司目標的實現作為評估部門績效的標準，則拉大勞動與分配的距離，激勵作用減弱。這種評估與報酬系統的弊端是減少溝通，增加沖突。各部門為追求自己的目標與報酬會不顧他人甚至犧牲他人。如公司經營狀況好時，銷售部追求銷售額，生產部追求生產效率，對新產品的開發推廣缺乏熱情甚至抵制。當公司經營狀況不佳時，因為相互間的關聯性而互相指責，推卸責任。實際上部門業績都會不同程度地依賴他部門來獲得，如保持長期穩定的銷售額增長，還要靠設計部門不斷開發新產品。

[摘要]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如何確定適度保險管制程度、選擇適度管制模式，是我國保險管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雖然理論界對放松保險管制和加強保險監管已經形成共識，但對如何界定管制的適度規模始終未有定論。確定我國保險管制的適度性，不僅關系到保險管制改革目標的設定，也影響到保險管制改革政策選擇乃至保險市場的發展。

[關鍵詞]保險管制,管制政策,適度性,償付能力

確定我國保險管制的適度性，不僅關系到保險管制改革目標的設定，也影響到保險管制改革政策選擇乃至保險市場的發展。保險管制需要有一個適度的量的規模來保證保險市場發展和運行穩定，管制程度既不能過度，也不能不足。

一、適度的保險管制及其量化

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保險管制的著重點是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這種管制的目的是為了防范保險公司的道德風險。同時，它還通過取消險種費率的嚴格限制等措施以保持并促進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這是因為，“對保險而言，設計一套限制很嚴的管制系統使幾乎不可能清償能力不足事情發生是可能的，但保障對很多消費者會很昂貴或買不到。因此，目標應該在于建立適度的誘因，以求有效率與安全的營運，并且在于制定維持保險人倒閉數量在可接受的范圍。”十分明顯，適度保險管制就是在激發保險公司競爭活力的效率性與維持該行業的償付能力的穩定性之間尋求一種最優權衡。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對適度性進行精確的估算、判斷其所屬的層次，進而做出最優的權衡。因而對適度管制認識的根本在于量化。一個國家的保險管制程度控制在多大的量的基礎上為最佳，這是一個到目前為止沒有確定結論的問題。這是由于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不同，政府的作用都不一樣，因此保險管制模式也就不同。而且即使是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對保險管制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我們以往對保險管制程度的討論恰恰割裂了保險管制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從而忽視了保險業不同發展階段對保險管制規模的決定性作用。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保險管制程度都是隨著經濟發展動態變化的。

迄今為止，我國保險體系的安全和穩定一直是管制的核心，政府管制的所有努力都是圍繞著如何保證保險體系的健全這一中心任務實施的。但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在混業經營、產品創新和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下，原來的管制障礙在消除。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費率管制，它在創造穩定性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放松管制背景下，對費率的管制卻越來越成為保險公司追逐效率和競爭機會的障礙。這種低效的穩定帶來的卻是保險公司經營的失敗——真正的不穩定。由此可見，穩定性、效率性兩者之間既有統一性的一面，也有矛盾性的一面，有時還會形成彼此之間的替代關系。因此，對于管制者來說，重要的也是最困難的是把握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點，而這種平衡必須是在動態中的平衡，它要根據一個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目標和金融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為此，我們必須把保險管制適度性的考察集中在穩定性和效率性兩者在新的市場條件下的統一性方面。

摘要：在借鑒社會保障適度性的常規測度方法基礎上，綜合了經濟發展和人口老齡化兩個維度，構建了社會保障適度性的復合指數，并深入解析了其理論和幾何意義。進一步應用該復合指數綜合評價了2019年我國31個省市的社會保障適度狀況。結果表明：綜合來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比較適中的省市約占四成，大部分是經濟發展中游的地區；而包括京滬江浙廣東在內的這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其社會保障適度性卻較低，其背后原因可能為經濟超前于社會保障水平而呈現的低適應性；其余20%的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較高，主要是一些西部地區。因此，整體上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呈現區域性差異。

關鍵詞：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經濟發展；人口老齡化；復合指數

一、社會保障適度性的常規測度方法

僅憑借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這一個指標無法判斷其適度性，即現狀水平是過度或者不足無法判定，因此需要借助一些方法，接下來本文將介紹兩種常見的社會保障適度性測算方法。

（一）社會保障水平適應系數法

事實上，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受眾多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通常分為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其中，經濟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所謂社會保障水平適應系數，是指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二者之間適應程度大小的一種度量[11]。假設，社會保障水平由經濟因素單方面決定，同時社會保障的發展符合經濟學的分配理論，在此前提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適應性程度的測算公式如下：（1）顯然，社會保障水平適應系數（CS）是一個彈性系數，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的變化率（RSL）與經濟發展水平變化率（RGDP）的比值，代表社會保障支出變動對于經濟發展相對變動的敏感程度。具體而言，當GDP變動1%時，將會引起SL變動SC百分比。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適應性情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a.當CS≤0時，表示社會保障水平的發展與經濟發展是不適應的，兩者反向發展或是完全脫節的、不相關的。b.當0<CS≤1時，表示缺乏彈性，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水平同向變化，且社保水平增速不及經濟增速，兩者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只有CS=1時，兩者間才是最佳適應狀態。c.當CS>1時，說明社會保障水平增速超過經濟發展增速，表明社會保障發展過快，處于一種超度適應狀態。在研究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常用的方法有邊際分析和彈性分析。邊際分析測算的是兩變量關系的絕對變化率，相比之下，彈性分析考慮的是一個變量對于另一個變量的相對變動而做出的反應，能深刻地把握兩個變量影響的方向和程度，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能夠找出兩個變量間的定量關系，抓住主要矛盾，既簡單結論又深刻。同時，該方法跳脫出社會保障內容本身，從自身結構之外尋找制約因素，經濟發展則是影響社會保障支出最主要的內容。

中國人管犯錯誤叫過失，“過”之有余，“失”則不足，都不可取，應當恰到好處。在成功的人際交往中，十分講究適度。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不妨從幾個方面來看適度性：

(一)“謝謝”這兩個字，如果能夠被正確地運用，它就會變得很有魅力。只有當你真心有感謝的愿望時，再去說它，才會令人感到親切。否則，便成了應付人的“客套話”。要直截了當地道謝，不要含糊地小聲嘟噥。指明道姓地一一道謝，比籠統地致謝，顯得有誠意。

當你應邀拜訪親朋時，應注意：準時。姍姍來遲，是不尊重主人的表現；提前到達，對方還沒作好準備，也會很尷尬。

跟對方交談應注意得體。不應搶接別人的話頭或連續地追問，也不應獨占話題；如果對方比較拘謹，不妨隨便談些瑣碎的小事，以便打開僵局。如果覺得對方與自己在情趣上相差較遠，話題不可深入，適可而止。

(二)第一次“亮相”不能貿然前往。首次印象往往決定著交際的成敗‘出場前必須對交際場所的情景、活動內容和參加的人員有所了解，特別是對你交際對象的職業、愛好、家庭、氣質、性格等盡可能了解得詳細些，以此，相應地設計好自己的亮相。這點在交際中是不可忽視的。

(三)社交中作介紹時要有分寸。介紹時應先向對方打個招呼，如“請允許我介紹你們認識—下”，介紹名字時，吐字要清楚并作必要的說明。

公眾知情權是公民知悉、獲取信息的自由和權利，它為新聞界、出版界等輿論單位及時報道新聞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事實依據。新聞界為滿足社會公眾知情權和公正評論的要求，大量報道和評估公眾感興趣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觸及到個人隱私問題。隨著人格平等觀念不斷深入人心，對隱私權的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由于隱私權問題引發的新聞官司成為熱門話題。

為正確發揮新聞的輿論監督作用，筆者認為，在對新聞自由予以必要法律保護的同時，需對其作出適當的限制，以防止新聞自由權的濫用。有關他人隱私的報道，應限于不使當事人感到不安的限度，即把握好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兩種權利的“度”。

首先，要劃清普通公民與社會知名人士的界限。名人、公眾人物是社會關注的熱點，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一般與社會公共生活有關，并構成社會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一些隱私已成為公眾社會知情權所指向的對象，因此對名人隱私權的保護要進行必要的限制。名人、明星效應離不開新聞媒體的宣傳和披露，名人獲利于新聞媒體，也就應受制于新聞媒體，放棄一部分隱私權也是他們獲得成功所付出的必然代價。

其次，要區分一般公民與政治人物的界限。政府官員從一方面講是普通公民，應該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包括隱私權；從另一方面講，他們對公共事務負有特別的責任，自然就要求他們具有良好的品德、優秀的才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且其政治、經濟、社會活動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要受公眾和社會輿論的監督，故其隱私權應受到一定的限制。

最后，普通人在不同情況下具有不同的隱私范圍，要區別對待。某些本來純屬普通人私人事務的事情，在特定情況下也會與社會公共生活發生聯系而不能成為隱私。這主要指普通人違反了法律或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因卷入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等原因而成為“非自愿性公眾人物”，其隱私權受保護的范圍則較普通人正常情況下相對縮小。

摘要：中國證券市場產生、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決定了，政府在我國證券市場中的主導地位。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不是依靠市場自身的逐步演進，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強制性制度安排來推進的，這使得中國股市呈現出明顯的特征。所以我國證券市場政府監管的度的把握就顯得尤其重要。

關鍵詞：證券監管；市場失靈；政府監管；自律監管

證券市場如何監管，監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證券自律與政府監管的度，這涉及到證券市場本身的發展規律以及國家對經濟干預正當性的問題。證券監管的適度把握應考慮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政府的作用應該限制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

一、國外證券監管適度性探討

證券監管的演變應該是與證券市場的產生和發展相適應的一個動態過程，證券市場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格局決定了證券監管的邊界的變遷，也折射出其中特殊的政治、經濟和市場化進程下的證券監管限度的變化過程。筆者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國的證券監管體制進行簡單的比較，重點放在各國在適度監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對我們有所啟示。

(一)美國。美國一向自認為他們之所以有全世界最發達的證券市場，是因為他們有全世界最好的證券監管制度美國的證券立法從各州開始，第一部全面的證券法是由堪薩斯州在1911年頒布的。堪薩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那些不智的投資者免受證券推銷人的欺騙，這些推銷人把毫無價值的一夜之間消失的公司和金礦企業的股票賣給公眾，結果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財產都沒有，只剩下堪薩斯的藍天，由此各州的證券法都被簡稱為“藍天法”美國早期的證券監管就是以藍天法為基礎，確立了誠實、公平和反欺詐的原則。

【論文關鍵詞】經濟人市場失靈證券監管政府失靈適度性

【論文摘要】本文首先從亞當·斯密的“經濟假設導引出市場缺陷和“市場失靈”，進而對政府干預同樣存在缺陷進行經濟和法律分析，然后以監管的領域界定和強度把握為切入點，對監管的適度性進行分析論證，最后歸結出：只有把握好證券監管的適度性才是證券市場趨向理性和成熟的關鍵．

從證券市場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其高效聚資功能極大推進了各國市場經濟的向前發展，但是，市場的先天缺陷導致的“市場失靈”所帶來的惡果又迫使國民呼喚政府的干預，此時，政府對證券市場的監管就成為了必要。然而政府的不適度監管不僅沒有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反而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果如何在市場自由調節和政府監管之間找到—個最佳平衡點，這正是本文寫作的目的所在。

一、證券監管的理論依據

(一)亞當·斯密的“經濟假設

古典經濟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曾假設經濟活動中的人為“經濟人”，認為人都有利己性，并以追求私人最大經濟利益為唯一目的。同時，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還倡導“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活動的出發點是人的本性，每個人的活動都受“利己心”的支配，政府應當放手讓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讓人有充分的經濟自由，政府對此決不可限制和干預。他還進一步指出，“法律應該讓人民自己照應各自的利益。人民是當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政府的理想角色就是充當“守夜人”。斯密的理論集中于一點即是：市場自由競爭秩序下，不允許政府插手經濟。這也正是古典經濟法學派的核心理念。斯密的經濟放任理論對西方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歷史階段中，此理論以絕對優勢成為居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必要性；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內涵的把握；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思路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產業結構的單一化或極化特征日趨明顯，使澳門經濟的發展前景令人擔憂、適度多元化是增強澳門經濟抗風險能力的需要、適度多元化是保證澳門經濟安全的需要、適度多元化是澳門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適度多元化是澳門經濟良性循環發展的需要、適度多元化是一個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適度多元體現出對博彩業的發展要適度、適度多元體現出圍繞博彩業而衍生出來的產業結構應適度多元化、突破要素約束，尋求多元化發展之路、強化政府經濟功能，推進適度多元化發展、重視橫向多元化的發展，推動橫向新興產業的成長等，具體請詳見。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在各種有利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下，經濟出現繁榮發展的局面。然而，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建立在單一博彩旅游業快速發展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單一化或極化特征日趨明顯，使澳門經濟的發展前景令人擔憂。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支持澳門發展旅游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可以說為澳門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必要性

(一)適度多元化是增強澳門經濟抗風險能力的需要澳門的經濟結構呈現出“三二一”成熟的發達經濟的產業結構特征。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第二產業日漸萎縮，第一產業微不足道。澳門第三產業在整體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從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產業中博彩業居主導地位。2006年博彩業在第三產業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這一比重超過第二位的銀行保險類服務業的10.21％和12.84％；同時，旅游博彩業也成為澳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2008年第三季，澳門財政總收入為137.2億元，其中博彩稅總收入占80.3％，為110.2億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博彩對澳門當地生產總值貢獻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數據，澳門本地GDP達435.74億元，其中博彩毛收入262億元，約占GDP總量的60.13％。

與蓬勃發展的第三產業相比，澳門的第二產業相對萎縮。第二產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業的下降尤為明顯，由2006年的5.5％縮減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個百分點。

澳門的經濟結構顯示出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從理論上講應當是產業結構優化的表現。但由于澳門第三產業的發展過度依賴博彩業及相關行業，因此易受外部環境的影響，降低了澳門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從而為澳門經濟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埋下了不穩定因素。

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和實際部門的同志對投資規模的研究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對適度投資規模標準的研究中仍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必須從適度投資規模的理論標準、實際標準和數量標準3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適度投資規模的理論標準

眾所周知，投資增加促使經濟增長，同時又引起經濟關系的一系列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適度投資規模從理論上應服從于整體宏觀經濟目標。即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長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在經濟實踐中，這些客觀經濟目標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協調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矛盾的宏觀政策是采取適當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通過對需求的調整來達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

在我國長期的經濟實踐中，上述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在3個方面:(1)經濟增長的客觀需求與投資增加有限之間的矛盾;(2)現實資源未實現優化配置與經濟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3)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要解決.以上矛盾，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主要是通過擴大投資規模來達到協調的目的，這就不得不從理論上對適度投資規模的標準加以限定。勵以寧教授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對合理投資的理論描述可作為適度投資規模的理論標準。具體描述如下:“就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防止物價劇烈波動，提供較多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作用而言，投資之后，至少其中有一個方面的情況比過去好轉，而沒有一個方面的情況比過去惡化，那么這樣的投資就是合理投資”。

這一描述更多的是側重于某項投資目標的合理性。要把這個合理性作為適度投資規模的理論標準，還需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即用什么來衡量“至少有一個方面的情況比過去好轉，而沒有一個方面的情況比過去惡化”呢?這就涉及到適度投資規模的實際標準問題。

適度投資規模的實際標準